我省加强新经济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河北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通知，对加强河北省新经济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作出规定。通知提出，新经济新业态的核心是技术和产业模式的创新，对这些创新成果必须进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展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及时查处侵权案件，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群体侵权行为，加重处罚。健全与司法部门衔接机制，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 严格执行行政执法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等规定，统一执法尺度，保证知识产权执法始终处于有效监督之下，确保知识产权执法的规范性、公开性和协调性，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 加强跨地区跨部门协作。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加强京津冀、京沪冀等十二省（市）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推进跨省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案件线索移送、调查执行协助、联合执法保护、结果互认互享，提升执法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加强与出版、海关、公安、法院等部门的执法协作，适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织密保护网络，延伸打击链条，提升执法效果。 促进多元化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积极推动司法、行政、仲裁、调解多途径处理知识产权纠纷，为新经济新业态提供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方案。推进建立诉调对接机制，探索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调解之间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联动、有机衔接的工作模式，高效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建立知识产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在确保12315投诉举报热线快速处理投诉举报的同时，不断拓宽投诉举报渠道，探索开辟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便捷权利人维权。加大主动检查的力度，及时发现违法线索，快速进行处置。 加强驰名商标保护。建立新经济新业态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通道，根据企业需求做好指导和协调等工作，精准帮助企业通过异议、争议、案件等途径申报驰名商标，并指导做好相关驰名商标案件后续查处和保护工作。及时落实驰名商标奖励政策，激励新经济新业态企业重商标、创品牌，打造河北省商标品牌竞争优势。 引导新经济新业态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组织引导新经济新业态企业根据行业特点及发展趋势成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建立互助机制，共享相关信息，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和效益。 做好新经济新业态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加强对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企业的维权援助，精准对接维权援助服务需求，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近期，市场激辩人民币汇率升值新周期。上次危机，中国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但因汇率缺乏弹性，刺激了无风险套利资本流入。 预计，如果这次后疫情时代再遇升值压力，中国将会坚持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加以应对。然而，任何汇率选择都各有利弊。从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两国均在浮动汇率安排下，于本币升值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当引以为鉴。 1980年代前半期反通胀背景下的美元泡沫 1970年代发生了两件划时代的国际经济金融大事：一件是，“双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先后与黄金和其他货币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行的无体系时代；另一件是，1973年和1978年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油价飙升，沉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经济，引起了西方经济全面衰退。 1974至1982年，美国经济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并存的典型滞胀（见图1）。经济滞胀令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失灵，美联储陷入两难境地：如果要刺激增长、增加就业，需要降低利率，但这会刺激通胀；如果要抑制通胀，需要提高利率，但这会抑制增长和就业。 图1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中银证券 美联储第六任主席保罗•沃尔克（任期为1979至1987年），以反通胀一战成名。而在他之前，美国经济滞胀期间还经历了两任美联储主席。一位是第四任主席阿瑟•伯恩斯（任期为1970至1978年），他被认为是“当代最政治化的”一位联储会主席，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另一位是第五任主席威廉•米勒（任期为1978至1979年），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主席，曾被人戏称为“圈外人”，被称之为战后美国“最无能的”美联储主席。他的不成功主要表现为更多关心细枝末节，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决策则很少有大手笔。 这两任美联储主席均采取了低利率政策来刺激美国经济，但造成了两位数的通胀（见图2）。1976年，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以“现在就赶走通胀”为竞选口号，赢得大选。沃尔克于1979年8月出任美联储主席，他意识到，在通胀面前妥协退让多年之后，是时候采取行动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令人信服的信息了。 之后，美联储大幅提高贴现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放款，以及对外承诺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坚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1980年代初期，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长期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见图2）。直到1982年底，通胀降到个位数，短期利率降至峰值时的一半，当时尽管失业率仍有10%，但经济复苏迹象已经初显。 图2 美国经济滞胀时期联邦基金利率走势（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高利率的结果是，美联储在逐渐驯服高通胀的同时，也造成境内外利差扩大（见图3），吸引了外资流入。这逆转了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指数持续下行的走势，到1985年2月底最高涨到164.72。这波升值周期中，美元指数最多较前期（1978年10月30日）低点翻了一番（见图4）。 图3：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及美日2年期国债收益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联储；日本财务省；WIND；中银证券 图4：美元指数走势（单位：1973年3月=100） 资料来源：WIND；中银证券 强美元被认为恶化了美国贸易和财政赤字，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长。1983至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与GDP之比平均为2.1%，较1979至1982年均值高出了1.4个百分点；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与GDP之比平均为5.3%，高出2.6个百分点（见图5）。1981至1984年，美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3.1%，较同期日本年均增速低0.7个百分点。 图5：美国财政赤字率和贸易赤字率（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财政部；WIND；中银证券 于是，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对外经济失衡。这成为1985年9月，西方五国签署广场协议、协调干预美元贬值的重要背景。这也是浮动汇率合法化后，主要国家首次再度就汇率政策进行国际协调。此轮美元指数下跌，最低跌至1992年9月1日78.22（其间因为1990年海湾战争引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下跌了52%（见图4）。 1980年代后半期日元升值期的日本资产泡沫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买下美国”。同时，日本制造充斥全球，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为此，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西德）、法国和英国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到年底快速升值到200日元附近，1986年底进一步升至160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20日元。1985年初至1986年底两年时间，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57%，日元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6%和20%（见图6）。 图6：日元有效汇率指数及日元兑美元汇率（单位：2010年=100；日元/美元）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WIND；中银证券 日元双边及多边汇率短期内快速升值，沉重打击了日本实体经济。1986年，日本外贸出口以日元计价，较上年减少了16%，只是因为进口同比下降31%，外贸进出口顺差不降反增，与GDP之比达到4.0%，较上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不过，进口额减少既有日元升值节约了进口成本的原因，也有日本经济减速造成的进口需求下降，属于衰退型的贸易顺差扩大。198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由上年5.2%骤降至3.3%（见图7）。 图7：日本经济增长及外贸进出口表现（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日本内阁府；WIND；中银证券 为应对日元升值的冲击，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计划》，强调经济发展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特别是通过降息，一方面支持扩大内需，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降低日元资产吸引力，抑制日元汇率过快升值。 从1986年3月10日至1987年2月23日，日本央行连续四次降息，将贴现利率从4.5%降至2.5%（见图8）。1987年，日本经济增速反弹至4.7%，次年进一步升至6.8%，但此后重新下行，到1991年降至3.4%（见图7）。 图8：日本于美国官方贴现利率（单位：%）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美联储；WIND；中银证券 低利率、宽流动性推高了日本国内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当日本央行意识到货币超发的压力不在通货膨胀而在于资产泡沫，转而于1989年5月31日至1990年8月30日连续四次加息，将贴现利率重新升回到6.0%（见图8），这导致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先后破灭，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长期经济停滞（见图7、图9和图10）。 同时，当时日本在人均GDP步入高收入阶段后，正从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强刺激”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延缓了日美贸易再平衡进程。故资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继续施压日元汇率升值，1995年兑美元一度升至80比1（见图6）。 图9：日本通胀及股票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图10：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指数（单位：2010年3月末=10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WIND；中银证券 打铁还需自身硬：经济金融体系健康 正如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看，汇率灵活并非包治百病，汇率超调是浮动汇率的痼疾。并且，汇率超调很难指望依靠市场自发调整，而往往由于顺周期的羊群效应，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汇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器”作用意味着，好的经济体有可能要承受更多的资本流入和本币升值压力。在此过程中，汇率逐渐形成高估，一些经济金融的脆弱性如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货币错配等也会逐步积聚，这埋下了未来资本流向逆转的隐患。所以，才有“资本流动冲击不仅惩罚失败者，也惩罚成功者”之说。 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充分享受汇率灵活性带来的好处。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好的办法是，研究采取一揽子措施，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韧性，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虽不能消除所有风险，却有助于防患未然。 本文原发于原子智库-腾讯新闻
在前面一系列文章中，我们集中讨论了需求端促消费（详见《提高收入才能促消费，这笔钱该由谁出？》、《消费有多重要，牛市就有多必要》），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 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 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 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 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 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 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 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 “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 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 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 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 成本，居高不下 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 “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 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 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 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 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 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 多管齐下降成本 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 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 （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 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 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 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 （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 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 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 （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 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 （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 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 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 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 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 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 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 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 参考资料： 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尽管有这些可能性，但相对于美国分裂的政治局面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经济关系，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的宏观政策执行力和在外部压力下的凝聚力，欧盟在设立复兴基金上展现出的团结以及推进财政一体化的成果。如果中国和欧盟达成双边投资协议，美元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加明显。 5月底至今，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升值超3500点，由当时约7.2的水平升值到目前约6.8的水平。特别是在昨天，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升值400多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同样强势，盘中升破6.78，创近16个月的新高。以换汇10万美元为例，今日与5月底相比就可省近3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结果既让人意外又不意外。诺亚研究在2019年底发表的2020年上半年投资策略展望时指出，美元大概率将进入到贬值周期。虽然美元在今年2-3月的市场危机中成为极少数升值的避险资产，但是4月开始，随着美联储和全球央行一致的流动性供应，美元就再次进入到贬值趋势。 诺亚研究在7月初发布的2020年下半年投资策略展望时，再一次强调除非资本市场再一次进入到危机模式，帮助美元发挥避险功能，否则的话，美元的贬值将是所有资产里面走势最为确定的。我们认为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大概率将回升到6.8，甚至不排除在中国经济复苏好于市场预期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回升到6.7。 实际上，5月底以来，市场上最为拥挤的交易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做多科技龙头股和做空美元。而意外之处，是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速度都比预想的要更快。 影响美元走势的六大因素 我们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六个主要原因，认为美元下跌的趋势将比科技股回调的可能性更加确定。 （1）疫情和应对失误对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利于美元的走势，而6月以来美国的疫情再次升温，推动美元下行。美元通常在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更好时走软，最典型的的例子就是2017年全球差不多所有可交易资产都因为经济回暖而上涨，但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却在这一年显著贬值。 （2）美联储实现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和规模都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我们和市场都提前预期到美联储会容忍核心通胀率超过2%一段时间才考虑加息，在8月28日美联储正式宣布的“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新框架下获得确认。因此，美联储下一次加息时间将不太可能是之前估计的2023年，很可能要等到2025年，甚至更晚。 而全球的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根子在于越来越严重，也极难解决的“贫富差距”，这导致了富人和利润丰厚的大企业的过度储蓄行为。理论上，名义利率应该降到负数才能够平衡储蓄与投资。美联储不愿意执行名义负利率，就只能够刺激通胀，以压低实际利率，降低过度储蓄行为。但无论是直接采取名义负利率，还是拖延加息，都会导致美元贬值。 （3）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今年都将创下战后的新纪录，而且未来几年将维持在高位，这对美元当然是很不利的。历史上，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占比变化与美元走势高度正相关。 （4）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明显高估，其中就包括了人民币。按照历史上美元牛短熊长的周期来看，美元走完此前9年的牛市后，现在的贬值才刚刚开始。在美联储宣布了“平均通胀目标”新政之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无一靠拢，也无一采取措施抑制本国货币的升值，美元的持续走软也就不意外了； （5）较少有人注意到的是，美国的债券，股票，美元等资产主要受到美国国内资金流向的影响，但国际资金的影响也不能低估。从2010年开始，国际资金的大体趋势是从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市场流出，同时流入到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抵押债券市场，支撑了美国房地产的复苏。但两相抵扣之后，这些年净流入美国的资金维持下降趋势，并且在最近一年，由正转负，变成了净流出850亿美元。 （6） 从近期市场的反应来看，资本市场明显认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要大于特朗普。而拜登的政策将更加重视财富的公平分配，主张加大财政赤字来应对经济放缓，这些都不利于美元。实际上，拜登和民主党的经济智囊认为只要没有高通胀，就可以采取“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解决这些年积累的财政赤字，只要最大可能实现就业，那么美元贬值完全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即使特朗普连任，他也愿意看到美元在中长期缓慢地贬值来促进美国出口和恢复经济增长。他忌讳的只是美元在短期内迅速贬值，使得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受到冲击。 截止到9月14日的民调，拜登的支持率依然领先特朗普7.1个百分点。即使在博彩市场，9月15日的数据显示，拜登的赢率要高出特朗普5.8个百分点。 股票市场上同样隐藏了美国大选可能结果的信息，在6月15日拜登获得民主党正式提名，如果把受益于他的施政纲领的股票做成一个投资组合，与受益于特朗普的施政纲领的投资组合进行对比。截止到9月11日，拜登的投资组合跑赢了特朗普的12.3个百分点，说明投资者更加相信拜登将成为新总统。 换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对中国公司，特别是科技公司的连番施压，理论上应该同时影响到美国科技股的表现。但科技股不跌反升，一种可能就是投资者认为特朗普无法连任，他的中国政策难以持续。 除了这6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包括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总统严重干扰，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曾经出现过，美元同样开启了贬值之旅。在过去50年里，美元曾经出现过三次贬值幅度接近或者超过30%的情况，而这一次美元面临的压力只是更多，而不是更少。 人民币处在升值周期的什么阶段？三大焦点，三种可能 对照上面六点，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人民币近期的走势受到中国经济表现优于市场预期，政策稳定而且有所收紧，人民币计价资产表现更好更稳定，资金持续流入等利好因素影响。我们之前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半年将回升到6.8的判断提前实现，目前来看，年底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到6.7的概率非常大。 最近，国内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围绕人民币汇率走势展开了一些争论。焦点之一是人民币过快升值可能不利于中国出口与经济复苏，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央行有必要进行适度干预。但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影响到出口表现。中国在疫情冲击下提前修复生产能力，相对于市场预期，各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进口不减反增。 焦点之二是人民币的升值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本管制的功劳。一些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在美国压力下放开资本管制，那么人民币将因为资本外流而明显贬值。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夸大了资本管制的影响。事实上，资本管制在16年后就持续存在，在今年并未格外收紧，对人民币在最近半年内的表现不构成主要的影响因素。 焦点之三是人民币在未来1-2年时间的走势将以单边升值，还是双向波动为主。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5月底进行讨论还比较有意思，现在再争论的意义并不大。从中国经济基本面来看，在未来1-2年时间即使人民币单边升值，也很难回到6.4左右的水平。我们认为，人民币已经进入到升值周期的中后段，未来双向波动的频率较大。 影响汇率的因素太多，短期走势几乎无法预测，人民币在过去几个月的表现已经大大好于预期。此时，也许我们更加需要思考的是，未来在什么情形下，美元会逆势走强？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美国经济超预期强力复苏并且能够持续一段时间。历史上，美元走强通常与美国经济表现优于其他国家有关，这也是过去十年美元牛市的基础。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在疫苗研发上取得突破，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但目前来看，市场更担心的是随着冬季来临，病毒再一次扩散； 第二是美国经济超预期地衰退，引发资本市场担忧，再次出现2-3月份“火线抛售”（fire sale）的情形，那么美元的避险功能将再一次发挥作用。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数据依然明显好于分析师的预期，资本市场的适度回调并不会导致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美元即使反弹也只是熊市中的技术性回调而已； 第三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或者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理想，这样即使美国经济中规中矩，美元的表现仍然会相对更好。例如近期英镑的走势就因为脱欧进程节外生枝和疫情重新升温而逆转，欧洲近期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理想，对美元汇率也从单边升值进入到双向波动。中国也可能在未来推动“内循环”转型上遇到阻碍，中美关系也可能进一步恶化。 尽管有这些可能性，但相对于美国分裂的政治局面和内部矛盾重重的经济关系，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的宏观政策执行力和在外部压力下的凝聚力，欧盟在设立复兴基金上展现出的团结以及推进财政一体化的成果。如果中国和欧盟达成双边投资协议，美元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加明显。
一个巴掌拍不响，促消费也要在供给侧发力。比如在经典经济学派看来，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斯巴德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消费低迷，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降价当然可以促消费，那企业为何不降价呢？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说起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前，经典经济学派一直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在萨伊、李嘉图、马歇尔等经济学大师看来，供需是平衡的，需求不足是不存在的。经济衰退时，大量的企业因为产品找不到销路而破产倒闭。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这些大师何以还坚信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呢？难道他们只懂纸上谈兵？凯恩斯正是从这个问题深入下去，写出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我们而言，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需求不足。供给为何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马歇尔做过清晰的解读：“个人的全部收入，是用来购买劳动力与商品的。有些人常常会把他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再存起来一部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认为被存下来的一部分收入，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购买劳动力与商品，其实质与他用掉的一部分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成本，其实都会转化为收入——工人的工资、政府的税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营收等，这些收入，或早或迟，最终都会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生产过程既制造了商品，也创造了对商品的购买力。在经典学派看来，虽然单个产品找不到销路的情况广泛存在，但就经济整体而言，供给与需求仍然是均衡的。显然，问题出在时间错配和空间错配上。今年的产品生产创造的收入，如果都储蓄起来等到后年再消费，那么企业明年就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到了后年，储蓄者也不敢消费了，供给和需求在低水平上重新达到均衡。同样，若商品制造的原材料来自进口，创造的是国外居民收入，一旦商品出口受阻，也会导致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建议是，在收入被储蓄起来的空挡，由政府扩大开支填补缺口，确保企业正常运转，撑到储蓄重新变成消费的时候。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精髓，依靠有形之手调节内需，熨平经济波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在凯恩斯主义的护航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期。成本，居高不下同一个问题，凯恩斯的诊断是内需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扩大内需；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穆雷·N·罗斯巴德不以为然，他指出：“人们喜欢用‘生产过剩’来解释萧条，无论是否为人接受，这种解释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企业只需要使他们的价格下跌到足够低，这样就可以卖出他们所有的产品了，所以，我们没有发现生产过剩，我们现在看到了产品的出售价格低于它们的生产成本。”在奥地利学派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商品价格下降不到位，之所以如此，是受限于前期过高的经营成本。成本居高不下，产品降价不到位，过剩库存无法出清，压制企业投资意愿，经济就步入紧缩周期。就我国情况看，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经营成本攀升。从上市公司数据看，2010年以来，全部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营业总成本/营业总收入从93.1%提升至95.6%；而中小板、创业板企业更为明显，创业板上市公司成本比从82.1%升至97.3%，侵蚀盈利能力、压制投资意愿。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16年的课题测算，2005年，中国工业总成本水平比美国高12.05%，2015年比美国高15.66%。整体上看，我国企业的用电成本、税费成本、融资成本、社保缴费、制度成本、物流成本等全面偏高。比如社保成本，中国企业社保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左右，高于国际水平1倍以上；企业综合税费负担超过40%，超出OECD国家13-16个百分点左右；再比如物流成本，据测算，2014年，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约为美国和日本的2倍、德国的1.9倍。所以，并非企业不降价，而是经营成本高企，导致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产品高度同质化，自然销量不佳。这个时候，消费者不买单，不能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降价留足空间，才能更深层次地刺激需求。2016年，国务院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分别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降本目标，力争“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为明显增强”。多管齐下降成本受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有些成本容易降、可以降，有些成本不升即算成功，还有些支出要加大投入。从近几年结果看，融资成本降幅较为明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物流成本不断边际改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逐步控制增幅，研发支出、折旧费用仍要持续提升。（1）金融让利，降融资成本在诸多成本中，降融资成本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利润丰厚的金融机构，波及面小，各方容易达成共识。从A股上市公司数据看，2015年的融资成本负担最重，财务费用占到营业利润的34.5%，之后呈现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17年的20.3%，之后受经济增长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继续萎缩，财务费用占比开始回升，今年上半年为25.8%。今年，随着金融让利1.5万亿的政策落地，预计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会有明显改善，在这种背景下，融资性金融机构盈利增速仍会趋于下滑。（2）控住房价，控住租金2008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平均工业地价约为美国的25倍，而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对于很多小微企业、生活服务业来讲，租赁成本是重要的刚性支出。2012-2018年，一线城市优质零售物业空置率整体下滑，租赁成本整体上升。2019年以来，大量企业退出，零售物业空置率快速提升，租赁成本才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体仍处于较高水平。中长期来看，只有坚持房住不炒，控住房价，才能控住租金。（3）简政放权，降制度性成本还有一些成本属于制度性成本，如地方保护主义、多头监管、标准混乱、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不成熟的信用环境等。这类成本，阻碍了资源自由流动，降低了市场经济效率，主要通过“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行消除，核心要义是促进市场竞争、推动资源自由流动。（4）其他成本，缓缓图之其他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能源成本、人力成本等，涉及到收入分配、效率提升、能源与环境约束等问题，只能缓缓图之。诸如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等，从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不仅不能降低，还需要持续加大投入。转型增效，释放科技潜力降成本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再分配，这就决定了降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既然空间有限，降成本就不可能成为落后企业、落后产能的保护伞。宏观层面降成本只是一个缓冲垫，企业发展只能寄希望于转型升级，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趋于成熟，已经让市场看到了科技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从促消费、内循环的视角看，技术升级的目的，既要着力于补足“卡脖子”技术短板，就特定技术实现进口替代，又要持续降本增效，为降价留足空间。很多人不喜欢这种“内卷化”的技术升级，但内卷的目的是外卷，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通过技术升级持续降本增效，是中国制造保持全球竞争力的立足根本。此外，我们时刻要牢记，消费品的价值构成，除了成本，还有品牌。促消费，除了降成本，还要提升品牌价值。就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品牌升级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升级。参考资料：1、吴晓华等，《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020年，疫情的场景转换提升客户需求与模式创新的适配程度，催化出数字经济的加速进化与重心下沉。眼下企业中报出炉，其中蕴藏的种种细节验明了数字经济的路径探索与价值发现，值得揣摩。从内部看，疫情开启了中国企业数字化的全新升维空间，二季度数字经济营收快速反弹，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获得了共生共荣的土壤。从外部看，中美两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双头”格局强化，演变态势却各具特点。中国呈现出更快的“加速度”，而美国则展现了更稳的“基本盘”。从投资维度，升维竞争格局下，拘泥于存量博弈提“价”获利的企业或逐步失去先发优势，而志在拓展升维空间、增“量”为先的企业方是资本市场的“千里马”。展望未来，上述细节所蕴含的两大关键性趋势，已经昭示出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轨迹：第一，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全面改造已步入实质性阶段，而其二阶导为正，自我强化还将继续加速兑现。第二，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大国博弈，还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都需要适应于数字经济加速度所引致的量变与质变。 疫情场景转换拓宽数字经济升维空间，企业增长逻辑分化。以沪深300指数为代表的传统行业中，大盘蓝筹股业绩稳定，增速相对平稳，而小盘股因规模小而业绩弹性较大，具有更高的成长性。但在流量红利时代的数字经济中，网络效应与数据乘数效应使得头部企业占据市场高地，形成强者恒强的局面，大型企业的营收增长反而高于小型企业（如图1所示）。2020年，新冠疫情造就了一次数字经济的路径跳跃，场景转换下新的细分领域崭露头角，企业数字化打开了全新升维空间，为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均提供了充足的市场机会。如图1所示，一季度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A股数字经济投资池[1]的营收同比出现大幅萎缩，但疫情推动数字经济加速进化，致使其二季度反弹力度显著高于沪深300成分股。细分看，市值前10%的企业在一季度疫情冲击下表现更稳定，而预期中耐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企业也并未被击垮，二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速大幅回升，体现出较强恢复力。我们认为，当下流量红利见顶，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基本完成，而转向生产领域，过去流量取胜的跑马圈地式增长逻辑未必适用，中小企业同样有机会立足于专业深耕优势在细分垂直领域突围。 数字经济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疫情下中国“加速度”与美国“稳定性”凸显。静态看，中美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已形成“双头”格局。联合国总部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两国占区块链技术所有相关专利的75%，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市值的90%。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中国也仅次于美国。动态看，疫情下中美数字经济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美国一直以来走在数字经济的前沿，2018年半导体工业占据45%的全球市场份额，企业服务也早已是成熟的巨型市场，其中代表性企业Salesforce突破千亿美金市值，而中国则在尖端硬件技术及企业服务的发展相对滞后。然而在此次疫情打开的升维空间中，中国数字经济却展现出更快的“加速度”。通过比较中美数字经济企业2020年的中报表现，可发现中国营收同比增长率超过50%的企业占比显著高于美国，其中A股上市的达8%，在H股和美股上市则由于包含多个优质大型互联网企业，比例更是高达12%和14%。而美国数字经济企业仅有6%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0%（如图2所示）。而就压力测试而言，美国数字经济在疫情后的抗压表现值得肯定，营收同比出现负增长的企业比例为43%，而中国企业这一比例均高于50%。从整体复苏情况来看，如图3所示，在新基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助推下，中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营收已在二季度出现反弹，而美国增速仍在持续下滑，一方面是由于疫情控制不力，引致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持续走弱，另一方面也是受限于存量增长空间，而新空间挖掘不足。因此，美国对中国开展“网络清洁计划”，也可看作是面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攻势的必然应对。 升维竞争中，优质的数字经济标的不是以高行业集中度换取利润，而是志在拓展增量市场与空间。借助微观经济学模型可发现[2]，过去20年，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发力点在高效匹配，通过矫正市场失灵创造经济价值，同时降低生产者准入门槛推动经济增长。其轻型的要素投入撬动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因而获得资本市场的追捧。当伴随行业发展逐步趋于饱和，互联网企业高效匹配的边际收益已经日渐式微，行业则将在监管之下跳出存量的零和博弈，而头部企业占据流量高地从而提升利润率的举措无法达成最终均衡结果。此次疫情过后，传统行业的龙头企业在系统性出清中成为赢家，借助规模效应和并购整合，未来净利率或有更大提升空间。然而，数字经济开启升维空间，在区块链新技术破除数据垄断、行业监管不断完备的情境之下，互联网企业将难以提升利润挤占社会福利。如图4所示，市值前10%的A股数字经济企业，在疫情前后的毛利率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甚至还略有下降，从侧面验证了数字经济企业发展途径将不在“价”的提升，而在“量”的发掘。相比流量圈地后提升议价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将更注重开发与培育增量市场，及致力于提升供给端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构成数字与实体经济适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1] 构建方式详见工银国际研究报告《数字经济股票池及其特征表现》 [2] 分析方法详见工银国际研究报告《宏观平台型数字经济的估值逻辑》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9月14日，在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之后，现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取得377票，以绝对优势取胜，成为自民党第26任总裁，并将接替前首相安倍晋三，将于9月16日就任日本新首相。 安倍在8月28日宣布因病辞职后，我们在9月1日发表的文章《谁来射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就判断菅义伟最有可能接任新首相。 在当时，自民党前干事长和前防卫大臣石破茂、现任外交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岸田文雄、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以及菅义伟等表态有意参与首相竞争。民调显示，石破茂的支持率最高，而菅义伟的支持率最低。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判断菅义伟将成为新的首相，并将继续安倍经济学，领导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府？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虽然石破茂的支持率常常高于安倍晋三，但他在自民党内部的支持率则非常有限。而这又与“安倍经济学”在日本的毁誉参半有关。 从成功的一面来讲，安倍经济学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使得日本经济走出通缩与“失落的二十年”，推动日本经济实现71个月的扩张，为安倍成为有史以来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股市也逆转了之前22年的反复下跌，在过去近8年时间上涨超过130%，表现接近美股，明显好于欧洲和中国股市，使得日本家庭财富增加。而日元贬值推动出口以及企业减税，又使得企业的财富增加。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在过去8年没有明显增加，可以说是安倍经济学最令人意外之处。不仅有利地反驳了当初否定安倍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且为美国兴起的“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是从不好的一面来说，安倍经济学没有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日本核心通胀率依然低于2%。前两支箭对金融市场的利好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对于不参与股市投资的日本家庭来说，日元贬值对他们弊大于利。而日本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提高消费税，都导致了消费下滑，经济短暂衰退。虽然消费税改革由前政府制定，但安倍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加以调整，引发广泛批评。此外，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改革日本大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放松监管鼓励民间竞争和投资，同时鼓励生育率和加强社会保障，改革劳工薪酬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并且积极引进移民和技术，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的进展有限，收效甚微，自然迎来中小企业与普通百姓的不满。加上疫情带来的日本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严重经济衰退，使得安倍在辞职前的民调支持率降到了34%的最低水平。 石破茂在反对“安倍经济学“上的立场鲜明，在自民党内部属于少数派。他主要强调要缩小日本的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放弃消费税，同时积极地帮助地方中小企业，这使得他在民间的支持率一直很高（石破茂在外交军事政策方面也和安倍不咬弦）。但这一次决定首相选举结果的方法主要由自民党内部国会议员投票，虽然也有地方代表，但是基层的意见无法充分体现，石破茂无法将民间高支持率转化为党内高支持率。 另外一位参选者岸田文雄一直受到安倍的欣赏，原因在于安倍在首相位置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外交外贸层面，2012年底就任首相后，安倍先后出访了80多个国家，外交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日本主导了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在美国退出之后，安倍政府又主动牵头其它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此外还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欧盟、美国分别就自贸协议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安倍政府在外交层面修补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这背后都有岸田文雄的功劳，只不过由于自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岸田作为其中一派，难以获得其他派系的支持。 而菅义伟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派系，唯独忠于安倍，这使得他在当前日本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面临巨大挑战的环境下，上任后将继承安倍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成为自民党各派系能够接受的人选。在明知无望获胜的情况下，石破茂和岸田文雄参与竞争，是为了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执政纲领，为日后争夺首相大位提前布局。结果在534张有效选票中，岸田文雄以89票领先于石破茂的68票。 正常情况下，菅义伟将接替安倍的任期到明年9月结束，然后举行新的大选。但菅义伟极有可能在数月后宣布提前进行大选，把目前的党内的高支持率转化成为长期执政的基础。安倍辞职后，他的民间支持率一下子增加到70%以上，使得菅义伟提前大选巩固胜果的赢率极高。 提前大选的做法在疫情冲击下已经有了韩国和新加坡的先例，现任领袖都成功连任。而菅义伟的执政时间如果可以从现在持续到2024年9月，那么他可以施展的空间就会更大，不仅能够继续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还有可能积极推动第三支箭。用目前流行的词汇，第三支箭非常类似于中国正在推动的“内循环”。 尽管选前的民调支持率不高，菅义伟的实力经常被低估，但实际上，菅义伟独特的成长经历和背景，使得他甚至有可能突破之前安倍施政时受到的限制。与安倍晋三和自民党的其他政界人士不同的是，菅义伟的父辈无人投身政界，他是从一张白纸打造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能够在日本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终登上首相王座，这一成就令人敬畏。 菅义伟出身于农村，在东京打工读完大学之后，成为横滨一名政界人士的秘书，开始经受真正的历练。他的老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担任通商产业大臣，积极参与了日本国有铁道的私有化工作。菅义伟的经济理念深受当时里根和撒切尔主张的放松监管，鼓励竞争的影响。如果说安倍是一个自民党内的保守派，那么菅义伟就属于自民党的自由市场派，他比安倍更有动力去推动“第三支箭”，改造日本经济被大企业主宰的局面。而菅义伟的理念也会获得辞职后，无官一身轻的安倍的支持。事实上，安倍之所以成为安倍，很大程度上恰恰在菅义伟的支持下实现的。 菅义伟相继在1987年和1996年成为横滨市议员和国会议员之后，大力支持邮政私有化。他在安倍在2006-2007年的首个短暂首相任职期间得到重用，担任总务大臣和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2007年被迫辞职后，安倍被大多数同僚抛弃，但菅义伟继续支持他，并发誓让安倍再次当上首相，是当之无愧的“造王者“。 安倍在2012年实现目标再次出任首相后，任命菅义伟这位忠诚干将出任内阁官房长官。虽然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很容易被民间所低估，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实权的职位，介于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和幕僚长之间，或者说类似于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和半个组织部长。作为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执行推动者，官房长官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副首相”。 菅义伟既善于与媒体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还可以提拨忠于自己而且有能力的下属，排斥自己不信任的官员。这也是为什么菅义伟可以迅速获得自民党不同派系支持的重要原因。媒体不断强调安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实菅义伟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官房长官（实际上，他在2016年7月就已经创下这一纪录）。 为什么安倍经济学毁誉参半，但菅义伟仍然要继续维持前两支箭，还要积极推动第三支箭？核心答案就是评价安倍经济学不能仅从日本国内来理解，放在全球大环境下来看，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的利远大于弊。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那就是特朗普经济学基本上是照搬了安倍经济学的主张。至于进展有限的第三支箭，其实也是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希望突破，但都同样遇到阻碍的领域。在全球矛盾加剧和疫情冲击下，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已明确加强“内循环”发展，并且突破之前的阻力，在近期进展明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菅义伟领导日本政府推进安倍的未竟之业，应该是自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即使石破茂也承认需要维持安倍经济学一段时间。 在全球环境下，虽然日本在5G上的发展较为落后，在全球仅排在第13位，落后于中国的第2位，日本的独角兽企业也仅有3家，远远少于中国，但是日本的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40%，比中国还高。我们不能低估日本经济的实力和潜力。也不要忘了日本在过去19年里产生了19位诺贝奖得主，虽然日本错过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机遇，但是在未来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日本反而可能在全球重获优势。大家不要小看巴菲特重金入股日本五大商社背后反映出的“安倍经济学”的成就，大家更不要低估菅义伟这位曾经的“造王者”成为新王者之后的改革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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