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一职。9月14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自民党内投票中获胜，至少将担任首相至2021年。菅义伟已经表示将沿袭安倍经济学，但2021年日本将举行大选，首相职位或生变数。 “安倍经济学”得失参半，但在全球走向“日本化”的今天，分析其经验教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为影响日本乃至全球的重要政策思路，安倍经济学是否会在日本长期延续下去？ 安倍执政七年的成与败 2012年二度当选日本首相后，安倍推出以“三支箭”为代表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货币宽松，旨在推升通胀、贬值日元、提高贸易竞争力，鼓励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基建投资拉动总需求，以企业减税激发投资积极性，以上调消费税填补财政支出缺口；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旨在克服日本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包括劳动力不足、中小企业信贷短缺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等。 从1990年代初泡沫覆灭到安倍“二进宫”，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居民、企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下降和老龄化损害长期增长潜力。在此背景下，市场不乏批判观点，认为安倍经济学“无用”，是日本走向绝望和灾难的体现。 现在看来，安倍经济学的确发挥了效用。除2014年消费税上调引发短暂衰退外，日本经济维持稳定小幅增长；2008-2012年平均实际利率达到2.85%，2013-2017年降至0.43%，资金成本明显降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从2012年11月的97降至2014年的70；日本股市吸引大量资金流入，自安倍上任以来翻倍；企业利润显著提升；安倍力主的“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初具成效，提倡灵活就业使得女性就业人口在2012-2019年间共增加12.6%，远高于男性的3.1%。 安倍经济学之外，安倍在国际经贸领域建树颇丰。在任期内，安倍的对外政策向现实主义转变，成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代言人，不仅在美国退出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后牵头其余国家形成全面与进步泛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还与欧盟、美国分别谈判自贸协定，试图修复之前被破坏的对华、对韩关系，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但安倍的努力还不足以根治“日本病”。日本消费者支出依然较为低迷，2%的通胀目标未能实现，贸易竞争力也没有明显提升，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从2012年的4.3%下降至2019年的3.7%。 一方面，安倍经济学存在设计缺陷和力度不够的问题。安倍任期内为填补公共支出造成的财政缺口，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上调消费税，但每次均对本已脆弱的日本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陷入负增长。安倍意图通过企业减税间接实现雇员涨薪，但事与愿违，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上调消费税的冲击尤为严重。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固有问题也导致安倍政策的成效不及预期。例如日企偏好“离岸生产”，制造业在日本本土生产的占比较低，这使得日元贬值对日本国内的出口提振有限。而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十分严重，单凭解放国内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尽管能够提高劳动力供给，但对需求帮助不大。 安倍之后，谁来接棒？ 接替安倍的人选将通过9月14日自民党内部投票选出，就当选可能性而言，菅义伟在宣布参选后获得自民党五大派系支持，已经成为最大热门。菅义伟与安倍共事多年，在内阁中相当于副首相，被视为最为稳妥的人选，至少能够胜任安倍辞职后的过渡首相一职。 菅义伟能否像安倍一样长期稳坐首相职位，仍有一定不确定性。安倍辞职前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任内最低水平。在安倍两次担任首相的间隔期（2007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本更换过五届首相，疫情反复、经济疲软、自民党内派系林立，“短命首相”再次出现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此次未能占得上风的竞争者仍有机会在2021年之后角逐首相。安倍在自民党内的最大对手石破茂在民调中以34%的支持率领先，深受地方民众欢迎，但因在自民党党内缺乏足够支持，不可能在此次没有民众参与的党内投票中胜出。前外相、“岸田派”领袖岸田文雄深耕党内多年，拥有自己的党派阵营，能够有效应对官僚制度、避免争议，多年被安倍视为接替自己的人选，只是近年来在政治方面并未做足功夫，地位有所动摇。一旦日后菅义伟地位动摇，两人必然将会加入对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职位的争夺。 从经济政策上看，安倍经济学大概率将延续较长时间。菅义伟是安倍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已经表示希望日本央行继续超宽松货币政策应对疫情冲击，并考虑在年底前制定后续的经济刺激计划。岸田文雄亦表示，安倍经济学下实施的财政、货币刺激难以取消。只有石破茂的政策主张与安倍差异较大，他反对超级货币宽松和上调消费税，力主拿出实际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对移民放宽永居条件，但其本人也赞同短时间内维持安倍的经济政策。 对外政策方面，各候选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修宪。修宪问题指是否修订日本二战后实行的和平宪法，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前往海外参与联合国维和及反恐行动，是安倍任期内力主推行的政治议程，但日本国内对此争议较大，中国、韩国则坚决反对修宪。在此议题上，拟全盘继承安倍路线的菅义伟表示将向修宪等课题“发起挑战”，岸田文雄态度谨慎，石破茂则坚决反对。如果日本推进修宪，那么东亚局势很可能生变，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或再度拖延。 当然，修宪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华强硬；事实上，安倍在任期内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只要日本仍然追求多边主义，它就没有寻求对抗中国的动机。预计无论谁继任首相，日本下一届政府大体上都将维持对华温和立场。除修宪外，中日关系的主要变数一是中美紧张升级，导致日本无法继续维持中间立场；二是日本在经贸上有意绕开中国，转而与东盟、印度、澳新等经济体发展经贸联系。 重视后安倍时代的结构性改革 从大萧条到“失落的二十年”，紧缩历史上给日本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惨痛教训。在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降档失速、经济弊病难以克服的背景下，以安倍经济学为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避免日本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也正因此，安倍的政策遗产有望在日本长存。 更进一步说，日本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启示意义。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多国陷入大萧条以来甚至有史以来的最深衰退。安倍政府当初在高政府杠杆、低经济增速的压力下大胆启用刺激，市场最初预期的政府债务危机也并未出现，这给予了各国政府使用货币宽松与财政、抗击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勇气。而疫后全球进一步走向“日本化”，中长期增长趋势下行，低增速、低通胀、老龄化不仅困扰日本，也在侵袭欧盟乃至美国，安倍经济学的成功和不足都值得借鉴和总结。 当下日本货币和财政均面临制约。3月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央行宣布加大量化宽松，目前每年最高可购买12万亿日元ETF、20万亿日元商票、20万亿企业债以及无限量的国债。笔者统计，今年截至8月底，日本央行购买政府债54.37万亿日元，商票2.68万亿（13.4%）、企业债1.79万亿（9.0%）、ETF5.74万亿（47.8%）；共持有政府债535.7万亿、商票4.9万亿、企业债5.7万亿，ETF资产34.0万亿，相当于日本GDP的99%。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约一半日本政府债和80%以上的ETF资产，考虑到继续量化宽松的边际效果减弱以及流动性陷阱已经出现，实际操作中购买资产的幅度可能比较有限。事实上，疫前日本央行已在“节省弹药”，购债规模仅相当于其指引（每年80万亿日元）的四分之一。 财政方面，疫中和疫后私人部门需求恢复较慢，接下来较长时间政府财政支出仍将是托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消费税已对家庭储蓄产生巨大挤压，日本政府或需考虑让手握大量现金的大企业承担更多税负，例如调整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和对企业海外现金征税。 因此，后安倍时代安倍经济学的实施也将不同于以往，重中之重将是已被呼吁多年的结构性改革。日本能否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发挥“第三支箭”的效用，最为重要。目前看来，结构性改革恰是安倍任期内的最大短板。 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考虑到提高生育率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日本或需加大引进移民，以公民权吸引外国人进入日本，扩大劳动力资源和税基；“终身雇佣制”的遗毒需要破除，从终身雇佣和灵活就业的二元制向同工同酬转变；企业和政府需要增加IT和数字化投资，以提高运营效率；收入分配也亟需“二次改革”，将更多红利向居民而非大企业倾斜。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一个铁腕、有魄力的首相推进，难度不低。 本文原发于FT中文网
中央提出“双循环”大战略，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外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中美产业链和技术链局部“脱钩”风险上升；内部，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面临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 我们认为，“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经济学家应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智识，不负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今年的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以及近三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展现了巨大的体制优势，以及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事在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成就百年未有之功业。 一、大力推进“新基建”以应对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我们在今年2月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以5G为例，未来5G将以万亿美元级的投资拉动十万亿美元级的下游经济价值，中美两国将决战新一代信息技术。中国移动通讯行业经历了1G空白、2G落后、3G追随、4G同步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终于在5G时代走在了前沿，在标准制定、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拥有了话语权。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三大特点，将促进物联网、车联网、VR、AR等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基建”是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有力抓手。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第一，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 第二，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度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第三，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第四，新方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予以配套制度支撑，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 第五，新内涵，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二、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反对“小城镇派”的计划经济思维错误观点。 由于规模效应、交易成本、学习效应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所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向城市集聚。服务业发展比工业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线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即城市群都市圈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的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的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看，近年向粤浙集聚的人口主要在大都市圈，而回流中西部的人口也主要是向大城市集聚。 过去几十年，中国区域国土规划长期存在两派之争：“小城镇派”和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市群派”。“小城镇派”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小城镇派”的初衷是为了避免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但实践中严重脱离实际，与人口流动趋势、发达国家城市化国际经验、市场化配置资源等相违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人口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引导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从而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在土地方面，“小城镇派”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用地而增加中小城市用地，控制东部建设用地而增加中西部建设用地。人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控不住，土地在指标管理下控住了，结果导致严重的人地分离、土地错配，不仅增加了西部资源环境压力、限制了东部和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一二线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的深层次根源。 鉴于上述问题，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土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的新格局。 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是促进“双循环”的重要动力。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 第一，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产业和人口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高度集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球普遍趋势，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 第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未来应加快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大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 第三，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推进跨省换地过程中，也必须注重耕地占补的数量和质量双平衡。 三、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 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2030年将降至不到1100万。全球老龄化不断加深，中国老龄化速度更是前所未有。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2033年左右将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2050年老龄化率将达30%。 对中国而言，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轮婴儿潮，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是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主力，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巨大市场，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抚养比见底，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速换挡，经济金融结构面临大转型。 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双循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 第一，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莫不是人口高峰。 第二，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第三，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导语】当资产负债表问题导致私人部门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仍保持盈余时，刺激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让政府充当“最后借款人”，实施财政刺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只会增加放贷机构数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都无法带来经济复苏。 —Richard Koo（NOMURA）野村证券经济学家 【本文核心观点】 1、历次危机表明，在极端恐慌引发的“流动性黑洞”时刻，只有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才能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但是，宽松刺激政策的后遗症不可小觑，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不是长久之计，提振经济仍需依靠实体经济、企业家投资和居民储蓄等实际变量，否则会陷入“债务绑架经济+市场绑架央行”的高度不稳定路径。前者将实体经济置于危险的债务泡沫和高杠杆之上，损耗的是贫富差距、发展质量和社会稳定等结构变量，后者则让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资产泡沫对央行的流动性依赖越来越高，导致货币政策逐渐丧失治理通胀和失业的传统功能。 2、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倾向非常普遍，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不仅仅是因为投资和需求不足，深层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危机和逐步扩大的贫富差距。美国的股市行情呈现出了“奇葩”一面，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资产配置行为高度扭曲，互联网公司的股价泡沫打破历史记录，这意味着经典的估值模型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而实体经济、生产企业和私人投资则变得低迷，巨大的失业率和消费内需不足侵蚀了经济复苏的根基。金融泡沫持续飙升+实体经济长期停滞，这样巨大的背离成为本世纪经济学最大的困惑和担忧：树真的能长到天上，水能一直向高处流？ 3、对央行来说，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困境是，目标越来越多，目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政策框架越来越失去规则性。现代央行越来越像是一个“超人”，四处抢险救火：除了传统的治理通胀和失业问题外，还要关注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问题、金融泡沫的风险，甚至承担起财政救助的重任——疫情期间，对个人和小微企业的补贴和免息贷款的发放。除此之外，可能还要辅助性的关注非经济金融领域内的矛盾和摩擦，比如国家间的贸易战，这事关汇率升贬；地缘政治冲突，这事关市场恐慌；大流行病的冲击，这事关社会稳定。总之如以前我们所言：现代全球复杂的局势，已经将央行塑造为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维坦”，它在极力维护经济金融世界稳定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不稳定。这取决于它能否促使政策恢复正常化，从而继续让市场发挥出决定性作用。 4、从当前央行的处境来看，货币政策要想回归正常化面临重重困境。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在货币政策层面，而在全球经济能否重启真实增长——货币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应该相反。因此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回到发展，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为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供“软着陆”的空间。但是如果仍然在货币和债务驱动的框架内，这就是一个“蛋生鸡鸡生蛋”的循环论证：没有宽松的货币哪来增长。因此，要想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就必须跳出央行和货币政策的框架，将结构性的目标从货币政策框架内剥离出来。对中国来说，也就是将原本交给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任务，比如支持小微和民企，交给改革深化领导小组。因为社会和民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制度贫困的问题。 正文逻辑： 1、全球经济陷入到“日本化”的泥潭 2、债务经济负重前行和货币政策的“歧路” 3、货币政策无法破解经济的长期增长难题 4、后新冠期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开启 5、结语与展望 正文 货币政策的目标变得日趋复杂，承载了较大的压力，并且在不断的突破经典货币理论框架，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争议尚存，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却更加紧迫。全球经济进入到下行的周期并非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受到的突然冲击，疫情只是进一步放大了潜在的经济增长困境以及过去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风险。从时间轴来看，全球经济遭遇的挑战自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充分体现出来，当时的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均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释放流动性解决了眼前的困难，然而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超发和另类的“债务型经济”成为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的增长不取决于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短期的甚至超乎寻常的经济刺激方案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对于未来的复苏或许并没有产生更大的作用。值得警惕的是，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货币政策脱离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大量的资金无法到达生产企业和私人部门，反而提高了股市的“疯狂”，这种严重的背离现象反映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副作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曾在前新冠时期有过热议，缩表和去杠杆是最明显的标志，新冠疫情的发生则改变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轨迹，且超出了原有的货币政策框架。这种路径依赖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解决市场流动性、缓解企业财务问题以及支持家庭恢复生活，但是这种效果正在被复杂的经济形势所削弱，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逐步演变为一种债务型经济。 我们应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中得到的启发有三点：一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边界，边际效用递减的机制发挥作用，防止货币超发转而实施货币政策直达工具，以及结构性的精准导向符合中国经济的现状；二是全球经济“日本化”并非结果，而是一种现象，最终需要依靠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减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应植根于改革的进程之中；三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需要厘清，财政政策的积极意义是建立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之上的，财政预算制度、财税改革等比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更加切合实际。如何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何时回归变得扑朔迷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越来越狭窄，取得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付出的代价则越来越大，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症结。 一、全球经济陷入到“日本化”的泥潭 反思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是许多经济学家专注的课题，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日裔美籍经济学家辜朝明，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日本政府经济顾问，也是最早参与日本五年经济计划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尽管日本最终成功地维持了GDP，但政府却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时间，因为它在经济一开始复苏就一再采取赤字削减政策，尽管私营部门仍在努力修复其资产负债表。由此导致的间歇性经济疲软带来了“日本化”一词的诞生。近二十年的日本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经历了从价格型目标（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到数量型目标（基础货币规模）再到价格型（长短期目标利率水平）的变迁。 日本经济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其所经历的包括货币政策崩溃、房地产泡沫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等问题几乎都能在现当代国家和地区有所体现。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他指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因为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日本化”的特征表现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日本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持续发酵，将央行的职能进一步放大，超出了传统中央银行的功能，回归正常化不再是日本央行的决策，而是多方博弈的“道场”。 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济体开始步入到一个“日本化”的发展阶段，欧洲和美国都有体现。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均陷入到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的陷阱，依靠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遭遇到了巨大的困局，后新冠时期的经济复苏变得愈发困难，解决的办法如果仍然是货币政策的依赖，那么实体经济的停滞将成为“常态化”。当前，欧元区的、日本以及美国等运用了非常广泛的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却只能推高资产价格，却无法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需求不足和投资预期下降造成的信心挫败已经表明，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十分黯淡。 《复盘》这本书的案例和数据资料是非常庞杂的，不仅需要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知识，还需要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有着比较清晰的理解。作者的每个章节中会特别谈到日本的大量经济政策，包括90年代的财政刺激政策、货币政策等，这些政策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结果，对此，作者进行了辩证分析。一方面是肯定了日本在90年代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较强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对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进行了批评，包括扭曲操作的一些负面效果。 货币宽松的政策初衷往往非常美好，现实却表现出残酷的一面。我们应该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维持流动性和信用体系，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相反，货币的宽信用和宽松模式将股市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上市公司的经营现状与股价呈现出严重的背离，助长了资本市场的投机。新冠疫情的发生见证了货币政策的“无底线”，货币政策与政府债务管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成为了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前提。各国央行均在新冠疫情期间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施，如何退出充满了争议性。然而，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在降低，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新冠病毒疫情扩散和全球贸易的“逆流”，货币政策的可持续性受到了严重挑战。 辜朝明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实质上政府干预市场的价格，扭曲的操作只提供了有限的经济增长，包括三个层面的负面效应：一是通过平稳收益曲线挤压了银行收益；二是使十年期国债交易变得更难看清；三是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和扭曲操作转移了对财政政策的注意力。从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来看，可以发现作者的预见性非常有现实参考价值。《复盘》这本书中对于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持有比较乐观的预期，作者认为财政支出阻止了经济崩溃，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经济的自我纠正机制发挥了作用。 这位经济学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和全球化的宿命》等，这些书关注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些实证案例，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前瞻性的判断。《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延续了作者前两部专著的一些分析方法，在经过多年的观察和印证过程中，作者对于西方经济的现状有了更具预见性的分析，并且成为少数几位预见到西方发展困境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经济学家的严谨研究在本书的诸多章节和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与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盲目乐观不同，作者的谨慎评估具有现实批判性。 辜朝明长期跟踪研究资产负债表理论和实证案例，对于过去十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在《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中第一章即将资产负债表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厘清了资产负债表的一些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结合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政策应对的经典案例，对于我们辩证地认识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具有启发性。第二章开始，作者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弊病和风险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作者认为没有资金需求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财政政策应发挥重要作用，并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效配合，“缩表”的决策选择更加关键。 从第三章开始，这本书的讨论针对美国、日本、欧元区和中国进行了实证案例研究，从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现状、挑战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为日本首相经济与银行问题咨询顾问的辜朝明对于日本的财政、货币和经济政策通晓，因此作者在这本书中的主线是日本近三十年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从经验和案例上理解本书的核心观点有很大的帮助。事实上，我们在讨论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时已经开始有了更多的批判性思维，不再是过去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保有天然的好感，而是谨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避免再一次的金融与经济危机。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随意扩大央行货币政策的功能和作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从传统的中央银行职能来看，保持市场的流动性和维持信用，并且提供更加便捷、低成本的信贷资金等，“最后贷款人”是央行的基本功能。但是，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间，美联储充当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全球最后贷款人”，通过互换机制为其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发达经济体的优势不言而喻。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遭遇到了更多的阻力，包括汇率贬值的负效应、外资的流出等。央行被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如交易商），购买债券、提供外汇流动性等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扩容，突破合理范围的干预措施最终会损害央行的声誉，并加剧央行的信用风险。 二、债务经济负重前行和货币政策的“歧路” 当前的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债务型经济”的循环，并且持续扩张。从国际金融研究协会（IIF）最新的数据统计来看，截止2019年底，全球公共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债务总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22%，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增加了87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在经历了短暂的“缩表”后即开启了扩张的周期，特别是近几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黯淡，遭遇到中美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的多重打击，资产价格呈现出非常态的起伏。应对债务危机的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暂缓了经济疲软的态势，但是这种模式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本书中，作者提到了GDP和通货膨胀受到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刺激，而不是货币基础，这也就解释了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必然带来经济复苏的迹象，反而推高了股价和通胀指标。日本自90年代便经历着严重的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的问题，土地和股票价格的暴跌造成了财富的破坏，资产泡沫破裂后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财政刺激计划最终挽救了日本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预期并给予消费信心。作者对于外界的批评进行了有力回击，他认为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推动了经济安全前景，避免毁灭性的生活水平下降。 我们面对新冠病毒疫情这样全球性的“大流行病”的冲击时，单一的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一种效用极限，即使美联储采取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需要穿过层层迷雾，并且在疫情的防控失败与较为漫长的疫苗研发过程中变得脆弱。从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较4月份报告下调1.9个百分点。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超出预期，经济复苏更加困难。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已到了临界点，那么能否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衔接，达到二者互相促进的循环意义？财政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并非最佳组合，而是在应对危机时，中央银行的功能更加突出，配合财政政策，竭力恢复市场信心。 目前，各个国家均在财政与货币政策上进行发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很有必要，一方面是提振投资与市场信心，稳定经济增长预期，给予更多的家庭、企业等资金支持，减缓经济衰退导致的收入下滑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投入大量的资金完善疫情防控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和医疗事业。辜朝明在《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中分析了日本应对经济衰退的案例，他认为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尽早并充分地采取财政刺激可以让最终的赤字最小化。如果财政刺激成功稳定经济，私人收入将会稳定，私营部门可以用部分收入来偿还债务，从而使资产负债表完成修复。 受新冠疫情影响，欧盟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11.8%，欧盟GDP环比下滑11.4%。这是自1995年欧盟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经济降幅。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二季度欧元区和欧盟GDP分别下降14.7%和13.9%，也是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和欧盟GDP分别环比下滑3.7%和3.3%，同比下降3.2%和2.7%。未来。如何摆脱增速持续放缓的颓势，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欧盟面临的最大难题。我们知道，负利率政策能够激活一定的投资需求，缓解资金紧张的问题，但是长期的负利率并非正常化的货币政策，不仅将侵蚀未来增长的潜能，而且重创金融部门的能动性。 《大衰退年代》这本书中提到，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在日本大衰退期间完全依赖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起，日本私营企业专注于偿债，使得政府部门成为唯一的借贷方。政府借贷的增加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相应上升，加强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辜朝明得出结论，财政政策是日本货币供应量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财政政策的长期主义和货币政策的短期主义配合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复苏，解决了当下的困难，但是财政政策的基础在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消费需求和投资积极性。如果宏观经济的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则会陷入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通胀的周期。 正如《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这本书所指出的，许多国家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作者的观点是首先解决资产负债表问题，然后再向结构性问题转移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可以认为，在面临当前经济增长困难的现实环境下，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确保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前提，保就业和保民生是当务之急。通过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稳杠杆”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解决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是顶层设计的政策方向。 三、货币政策无法破解经济的长期增长难题 美联储为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采取了直接购买公司债的举措，这些资金却流入了资本市场，为支撑股市的“泡沫”必然会激化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从近期的争论可见一斑，美欧股市大幅下挫后不断走强，与美欧当前面临的严峻疫情形势和复工复产的现实并不相符，这种严重的背离反映了美欧发达经济体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美国大量企业的盈利状况并不好，股市涨势存在不合理，短期的V型复苏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盲目的乐观会让美国经济遭遇新的挑战。应当注意的是，美国的高债务水平、严重的失业率以及过度的金融化等问题仍较为复杂，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和国内种族歧视等都会对未来的经济复苏构成巨大的威胁。 欧洲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边是疫情的严峻形势，叠加债务危机的阴影，特别是美欧贸易战的风险正在累积，一边是欧盟内部巨大的分歧，英国“脱欧”和统一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施变得困难重重。欧洲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复苏始终比较困难，相继出现了希腊债务危机、意大利与西班牙等国的“内乱”等，对欧元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者认为，欧元区需要理解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并通过有力的财政政策修复资产负债表，鼓励处于衰退的国家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对本国和国外政府债券使用不同的风险权重，减少政府债券市场的顺周期性和不稳定性资本流动。 日本央行从2013年初开始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并于2016年初推出负利率政策。低利率和负利率政策的副作用显然不适用于正处于中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一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韧劲，二季度成为极少数恢复性增长的经济体，二是结构性改革和“双循环”体系将推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经济需要稳定的利率水平支撑。作者也在本书中对日本央行有批评，日本央行试图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来提高通胀率的做法非常危险，经济最终复苏时会掉入量化宽松的陷阱。与作者预期相同的是，新冠病毒疫情造成了日本经济史无前例的“衰退”，抹掉了“安倍经济学”的所有增长，“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是其著名的“三支箭”，生产率低下和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并未得到解决，经济增速也未能明显提速。 美欧等国的经济本身具有“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弊端，债务周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正在动摇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这与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化、诱发企业杠杆加剧等密切相关。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面临的压力也不小，一方面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低迷的困扰，国内市场内需不强，通货紧缩的难题始终无法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成本巨大，而且周期较长，短期内无法实现日元资产的增值效应。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无疑是“釜底抽薪”，如果脱离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退出宽松政策的难度更大，最终各国央行面临的是严重的道德风险。 辜朝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疫情大流行最适当的经济政策是政府向私人部门提供充足的“生存资金”，而央行则帮助为由此产生的赤字提供货币融资。一旦疫情结束，央行则可以使货币政策正常化，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则可以重建储蓄，并通过必要的金融监管以遏制通胀风险。但是，从美国以及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情况来看，疫情的冲击波在持续扩散，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预期高涨，货币政策的“日本化”到底能够走多久是一个未知数。现实的情况是，欧洲正在进入到日本的这种发展逻辑，疫情的爆发则激活了通胀上升的通道，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掩盖了经济衰退的预期，市场的剧烈波动显示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长期低迷或许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常态。 “日本化”的经济形态成为了普遍现象，辜朝明肯定了经济刺激政策的积极意义，也预示着单纯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完成其他政策目标的，财政、税收和产业政策等需要配合，最终的效果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内因—投资信心、消费需求和就业率。数据显示，二季度日本资本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1.3%，创2010年一季度以来最大跌幅；二季度制造业业务支出同比减少9.7%，一季度为下滑5.3%。国内生产总值初值显示，日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年率下降27.8%，创下历史纪录。事实证明，日本央行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在此次疫情当中未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局限性愈加明显。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倾向值得警惕，后新冠期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是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讨论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中央银行的功能，肯定货币政策的意义，而是将中央银行的目标进一步清晰，突破央行职能的现象和行为最终都会带来“外溢效应”。2008年金融危机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最终大量的资金淤积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资金空转、脱实向虚的问题承压，为后来经济的预期下降和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新冠疫情的发生打破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显著提升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成本，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提升日程。中国央行率先表明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目标，即重回中长期趋于中性的操作模式，坚持货币政策的灵活中性，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对于日本、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而言，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则变得更加曲折。 过去近十年，货币政策饱受诟病，一边是货币超发，给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却流入到了股市、楼市和其他投机领域，制造资产泡沫，在虚假的繁荣中抬升宏观经济杠杆率，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住户均落入“流动性陷阱”；另一边是货币政策的反复无常，极易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干扰，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而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并不能缓释债务型经济的风险。各国采取的刺激政策将债务水平大幅拉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截至7月，仅仅是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已经上升至全球GDP的128%，这个数字在1946年一度达到124%。财政预算逼近极限后，债务经济的失衡状态很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货币政策的脆弱性不言而喻。 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课题，从数年前启动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回归的共识，到后来美联储的缩表，最后到扩表，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则将货币政策“打回原形”。通过货币政策解决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以及财政问题成为了央行的多重角色与功能，在模糊的界限下，真正应该关注的实体经济发展、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等则变得边缘化，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造成了更大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抑制了内需的扩张，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因此，与其争论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不如从制度层面解决民众的关切，控制疫情的扩散，恢复生产和生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打破市场要素流通不畅的限制，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才能走出疫情的“阴霾”。 四、后疫情期中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开启 作为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出现的，作者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和判断有非常宏观的视角，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和实证分析。在本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迅速有力的财政刺激计划，公共工程支出快速上升，政府不断发出的订单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抵消了国内资产负债表问题和出口放缓的不利影响，提振了国内信心。恢复性增长的措施逐步精细化，要素市场机制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和《民法典》的颁布都具有深远意义，在不平衡的发展中解决国内自身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更具有现实意义。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政策上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包括前期推行的定向降准和再贷款政策，通过针对性的货币宽松政策给予疫情防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更大的支持力度，两次针对中小银行的定向降准以及引导LPR利率的下行，促进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在今年“两会”期间确立了适当提升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的计划，并提前下达了地方政府专项债计划，并结合减税降负的措施一并解决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债务问题，引导商业银行让利实体经济，以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保持稳定的运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强有力的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没有紧跟欧美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规模降息的操作，并且在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等进行了精准设计，包括定向降准、LPR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直达工具，保持结构性的宽松和逆周期调节机制，为后期货币政策正常化预留了空间。人民银行二季度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首次提及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三大功能：一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机制；二是建立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的“报销”机制，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的资金，采取部分或全部报销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三是发挥利率引导作用，通过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引导作用，加强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有效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央行行长易纲在《经济研究》发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他特别提到，正是基于对通过债务过快扩张推动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判断，决策者强调，不搞强刺激，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央行货币政策保持了独立性，并且在全球央行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氛围下，央行坚持“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实施定向降准、LPR机制和人民银行再贷款等重要举措，为支持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同时及时预防了财政货币化的倾向。 辜朝明剖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和未来的一些挑战，包括产能过剩和收入不平等，房地产价格泡沫和老龄化危机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增大。同时，在中国的腐败问题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等不确定性因素必须加以解决，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共医疗、教育、港口和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上等进行必要投资，促进增长率的提升。从目前中国提出的一系列顶层设计战略和改革措施来看，对内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改革以及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等提升日程，对外开放步伐显著加快，这将有助于营造更加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破解“日本化”难题需要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谓是题中之义。 五、结语与展望 长期来看，全球经济的“日本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过去的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均开始出现经济增长低迷、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且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在新冠病毒疫情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发生或许只是货币、财政政策副作用的一部分，民粹主义和民主制度的“无序”才是制度层面的危机根源。一个奇特的景象在于，越是危机的时刻，资本的力量越发雄厚，如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种价值的背离显然不符合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初衷。货币政策的非常态反映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困境。 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根除决策的短视问题、坚定改革的决心，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以改革释放增长动力。我们应该清晰地了解，西方民主制度和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缺陷，包括制造的贫富差距过大、高度依赖债务和赤字以及过度金融化等，造成“脱实向虚”和制造业空心化，只能通过转嫁矛盾和资本输出解决问题，贻害全球。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价值观导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存发展以及家庭、社会的切身利益紧密关联。纵观当前的“剧变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的是货币政策的批判与反思，坚守货币政策的价值观，应看到货币政策本身的边界和效用，而不是无限扩张。 身处危机时代，任何的一项决策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需要很多年的观察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因此，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一系列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以及负利率政策等，这些不同的工具箱揭示了当前经济增长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的政策都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央行被赋予了过多的角色，也不可避免承担着声誉、信用和道德风险，如何平衡央行的职能是保持其独立性的重要方面。在讨论货币政策正常化回归的同时，不妨重新界定中央银行的职能、定位和目标，既要认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应看到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可以预见，短期内全球经济V型复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赤字货币化的浪潮终究会被淹没在债务型经济的洪流之中，稳定的增长、技术创新、制度性改革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是中国经济保持独一无二的增长趋势的重要驱动。当然，“双循环”体系的转变会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处于不确定性增加的周期，国内的结构性改革进入到“深水区”，这需要加大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激发要素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活力，创设更加公平、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为“双循环”积累更多有利条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要义在于“把钱花在刀刃上”，回到实体经济，而且“不能把钱变毛了”，维持合理的流动性和币值稳定。
【内容摘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历史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担心看似是临时性的冲击，但实则可能产生永久性影响的事件，及其对于整个经济、各类行业和资产价格的影响。 一、国际变局预示市场化力量在全球的消退？ 当看不清前行的路时，借用历史“望远镜”能帮助厘清未来方向。人类演进过程中无时无刻都是和瘟疫等冲击作斗争：14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引发了对神学的怀疑，很大程度促成了文艺复兴；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期恰恰是社会主义思潮积极发展阶段。站在目前时点，中国取得骄人的抗疫成绩，我们开始对很多东西重新审视，包括对“灯塔国”的理解。 近年来美国对华发放的签证占比明显下降，表征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尽管如此，各类经济预测都明显低估了我国对外部门及出口的韧性（而高估了国内投资和消费）。贸易似乎总能通过某种市场化的方式“自发”维护其韧性：新冠疫情时，中国出口超预期是由于防疫物资和居家办公用品；贸易摩擦时，中国对美出口虽下降，但对东南亚等出口（或转出口）明显增加。未来两年中国还有望成为世界最大零售及商品进口市场。 从外商投资来看，美国对华投资在缩窄，但其它国家对华投资在上升，整体外商投资趋势难言逆转。过去全球化强调要素配置中的效率提升，但一味追求效率似带来产业链的脆弱性。近期有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分散化，或也是预料之中。不过，我们仍能感觉到市场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并不容易被政客的力量所左右。 外部环境是否会对我国产生重大影响，也取决于我们怎样应对它。我们固然警惕诸如美苏之间的“冷战”，但现状与过往非常不同，最重要的是中国主动拥抱全球化。目前我国贸易、金融和投资等与世界的融合还在加深，尽管有些领域的脱钩难免（例如科技、教育等）。如果中国沿着市场化和开放的方向走，这未必成为系统性风险。 二、疫情带来的是永久影响还是临时冲击？ 新冠疫情百年未见，但未必是史上最严重的。即便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西班牙流感后，很多大国的经济增长中枢又可回到疫情前。究其原因，影响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是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如果这三方面没有受到系统性影响，那就很难影响到经济增长及利率中枢。当然，疫情的短期冲击不可忽视。 近期美国等出现二次疫情，其经济并未产生相应的回落。我们不清楚疫苗何时出来，但世界经济对于疫情的敏感度正在下降。未来我国防疫物资的出口增速仍在高位但将边际递减，非防疫物资出口会有更积极的表现。 我国消费当前的回升主要并非居民收入上升的结果。失业率高企叠加消费倾向低迷，使得消费修复仍偏慢。这也是今年消费低于市场预期的原因，大家事前没有很好剥离疫情的复杂影响。消费内部的修复不均衡，疫情期间囤积的日用品等必选消费已明显减少，而可选消费的上升态势还未结束。 房地产等传统动能的当月同比增速已回到疫情前。叠加房价上升，近期开发商负债受限，使得加速销售回款变得迫切。鉴于利率的领先规律，商品房销售单月同比拐点可能在四季度。建安投资受到资金掣肘也会边际往下。前期土地成交活跃，未来半年土地投资有望维持高位。从当季同比看，房地产投资四季度或将下来；但累计同比看，房地产投资景气可持续到明年一季度后。 总的看来，疫情冲击的特殊性决定了本轮基建等传统总需求刺激的克制程度。三季度政策发力下宏观景气程度明显抬升。四季度外需向好但基建减弱，经济整体回升幅度料将趋缓。明年上半年GDP会由于基数原因将有跳跃式上升，尽管这未必意味着经济完全修复。 三、宏观政策是否回归常态及资产价格如何演绎？ 各国实践表明，即使经济未完全修复，但名义GDP出现拐点后，政策利率的拐点随即出现。如果三、四季度经济回升，那么银行间利率走势是清晰的。值得一提的是，从现在到年底，CPI会由于猪肉高基数等会持续下降，而PPI同比回升。过去两者出现“剪刀差“时，银行间利率往往震荡。此外，明年一季度靓丽的经济同比数据可能引致利率抬升。 利率拐点过后货币数量拐点也将出现。当出口由负转正，也意味着社融拐点的可能到来。如果三季度末、四季度初社融存量增速出现拐点，叠加PPI回升，那么金融市场风险偏好最强的时候就可能过去。映射到资产配置策略上，我们倾向于目前以防守的姿态迎接未来更好的进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尽管遭遇诸多非常态冲击，但这阻挡不了我国经济回归常态化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化的运行规律。
编者语： 人口的流动反映了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分化和此消彼长。从目前统计来看，中国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全部都是净流出；净流入比较多的地方主要还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的内部各城市的人口也存在明显的分化。近年来，全球科技进步明显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下降，中国也不例外。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人口及资本的集中度提高仍会持续。人力资源以市场为导向，追求投资回报率，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人力资源的力量，全球的人口流动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 人口流动的趋势 中国的人口流向的总体趋势，就过去一段时间而言，整体是由中西部地区往东南地区流动，我们称之为“孔雀东南飞”。因为那个年代高速公路、高铁较少，总体流向还是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方向流动。往长三角走的是318国道，往珠三角走的是321国道。 当时的321国道集聚了大量的农民工。十年前我写了篇文章《从国道到高铁：一场变迁一场梦》，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主要是靠本国农村地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转移。作为中国第一大省的广东，其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村。321国道，从成都出发，经过内江、泸州、贵阳、桂林、梧州、肇庆至广州，跨越四个省，长度为2220公里，是一条非常值得纪念的道路。因为它是从西部通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通向让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的珠江三角洲。四川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在重庆没有设直辖市之前），是外出农民工最多的省份；贵州因地少人多导致贫困；与321国道挨得比较近的是湘西，也属于非常贫困的地区；而即便是粤西，同样也比较贫困。外资在珠三角市场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这种人口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当时，每逢春节，大约有十几万摩托车大军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老家过年，成了春运交通线上一道特殊的风景。2017年时这条返乡之路还比较繁忙，其峰值可能是在2012年。之后中国新增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减少。321国道是中国持续很长时间的一条从西往东的中国人口流向之路。这条路这两年开始稀稀落落了，从2018年开始出现显著变化，主要是因为现在珠三角的农民工人数已经出现了净流出。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珠三角农民工净流出就达186万，2019年净流出超过100万。总体来讲，中国人口从农民工开始，已经开始逆向流动。农民工逆向流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整个广东，以及全国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低端制造业有些外迁去了东南亚；另一方面，有些低端制造业内迁，所以农民工反流现象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在大致经历了近40年的东移之后，开始陆续返回老家。 图1：2018/2019年农民工净增量 2019年，我们曾经根据不同地区的彩票销量和发电量增速变化这两个维度来寻找农民工的迁徙路径。福利彩票主要的购买者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希望能够改变命运。而发电量的增速可以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通过分析这两个维度，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如四川、云南和安徽这三个省份彩票的销售量相对增长较快，发电量的增速相对也较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农民工的流向发生了变化。 另外，从长三角的农民工数据可以发现，2018年长三角的农民工还是净流入，但2019年长三角的农民工也已出现净流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1岁，他们会选择回到离家相对近的那些城市继续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的人口净流入是150万，但如果减去农民工的流出部分，实际整个中高端人才的流入数量还是较多的。这也是一种新的格局。 图2：2017年后中国人口“东迁”规模持续走高 因此，中国的农民工开始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中国经济最热、体量最大的区域往外流，流向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现在称之为“孔雀西南飞”。另外一个变化是非农民工人口向南流动，现在整体人口的流向的格局是从北往南。2019年的数据有显著的变化，之前，珠三角的人口流入量超过长三角，因为按照省份来比较，历年来广东的人口净流入量是全国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浙江省。所谓的净流入其实是用常住人口的变化减去自然增长，比如广东常住人口数量从1.1亿变成1.2亿，自然生长有500万，实际净流入就是500万。 图3：2019年中国各省市人口净流入（出） 除了广东和浙江这两个省之外，其他省份的人口净变动非常小。比如，仅次于广东的第二大经济体的江苏省，2019年的人口净流入只有2万，说明经济的活跃度和人口的流动性跟广东相比差很多。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浙江的人口基数大约只有广东的一半多，但浙江2019年的人口净流入量却超过广东。因为从经济体量来说，浙江排名第四，广东排名第一，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是因为广东的农民工流出非常多。2018年广东农民工流出有185万，人口净增长84万，人口净增长是扣除农民工的净流出后的数据，因此实际净流入量其实接近270万。因此，广东或者说珠三角的“腾笼换鸟”非常明显，但对浙江来说，可能更多地是“筑巢引凤”。虽然浙江人口净流入量是第一，但是净流出量并不多。 人口流动反映的中国经济格局 研究人口流向的原因，实际上是想用这个指标来反映中国的经济格局。区域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之前有提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没有提到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的人口基本上是零增长。上海、深圳、广州都有很明显的辐射效应，而北京则更多是一个虹吸效应，没有对周边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现象，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一般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肯定追求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这决定了个人的迁徙行为。 如果一个地方有大量的人口流入，说明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那么这也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的好坏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我在2016年时写了篇文章《温州人的“一带一路”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讲到了温州人的“一带一路”。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一带一路”，因为温州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而全国平均为1.4亩。所以在农业经济时代，温州人只有往外走才能够有发展机会，他们很早就流向了中西部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西北都属于8类地区，也就是工资最高的地区，需要服务业。服务业对于温州人来说，是赚钱的最初手段，而另一条路径是出国。因此，某个地方的人的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小，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目前这种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分化和此消彼长。所以我们看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繁华的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地方比较落后，有些地方出现人口净流出。从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已经开始逐年减少，到目前为止，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累计已经下降了2800多万。一方面存量经济此消彼长，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减少。这就意味着大部分地方会出现人口的净流出，少部分地方会出现人口的净流入。 目前统计来看，中国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的人口数量全部都是净流出。净流入比较多的地方主要还是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从过去的数据来看，山东省属于人口净流出最大省份，连续三年累计人口净流出量也排在全国第一。虽然山东是人口第二大省、GDP第三大省，但是从目前趋势来看，今后5年，浙江的GDP总量大概率会超过山东。但如果仔细区分，其实山东的一些核心城市，比如说济南、青岛、烟台，人口还是净流入，这说明这些城市经济亮点还存在。还有很多中西部省份人口净流出，只有省会城市有人口的净流入，其他地级市的人口都是净流出，比较典型代表是陕西和江西。 图4：山东省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万人） 图5：江西市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 图6：陕西省各地级市人口净迁入 中国在还没有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前，就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2025年后还会进入深度的人口老龄化。所以，我们必须用两个维度来看中国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而不是仅仅认为中国现在城市化率水平只有60%。这没有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流动性放缓的问题。我认可人口的大城市化，因为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机会，未来大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还会有。大城市主要是分布在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前十大城市，有8个是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湾区、长江经济带这3条线上。 图7：中国大城市，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净流出 长三角内部也出现了分化：2019年人口净流入中的90%流向了杭州、宁波和温州，绍兴等其他城市人口基本上没有流入，人口的流入集中度很高。广东省内部的分化也非常严重：人口大部分都是流向了粤港澳大湾区，主要还是深圳、广州和佛山，珠海、东莞和惠州也略有流入，但广东省大部分城市人口是净流出。这是一个分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时代，不可能什么地方都有发展机会。就未来而言，有发展机会的城市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了净减少，所以各地方的“抢人”政策基本会失败。从人口角度来讲，未来的经济肯定还会进一步下行。2017年，西安出台“抢人”政策，结果全国大量的人流向了西安。当前，各个地方“抢人”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效果不一定好。因为大家看的并不是简单的政策，而是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空间。 图8：2019年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增量（万人） 区域经济政策和全球经济格局 现在区域经济政策越来越多，所谓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遍布全国。我们有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但关键还是要看效果。比如，我国先后有4大经济特区，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目前，深圳无疑是最成功的，珠海、厦门相对较好，汕头相对较弱。人口净流出最典型的是喀什，其实在2010年喀什就已经是经济特区，当初的提出口号是“东有深圳，西有喀什”，目标是5年内喀什的人均GDP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喀什的人均GDP还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说明有很多东西理想和现实差距较远，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的逻辑是设立的特区、自贸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越多，成功率恐怕就越低。 从投资角度来讲，很多人看到政策出台，就想这个地方有投资机会，但一定要分析哪些地方的成功率会比较高，哪些地方成功率可能会比较低。这主要是看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劳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劳动力的背后反映出了资金的流向。很多政策总是带有美好愿望，实际结果使得资金流和人口流反着走。对于那些资金流和人口流反着走的区域，我觉得投资的意义恐怕不大，因为要素之间要相互协同。 从全球来看，1820年以后，受益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经济突飞猛进，全球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过去20年，中国乃至全球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科技进步在放缓，也就是现在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源。 为什么科技进步在放缓？深圳和广州更具有活力的原因跟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率约是15%，深圳的人口老龄化率大概只有4%，广州7%。这个角度说明，人口的年轻化有利于科技进步，因为专利申请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年轻人。从全球来看也同样如此，近年来科技进步明显放缓，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明显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总结 最后，表达一下我的几个观点。 第一，存量经济时代是分化的时代，是此消彼长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到了后期，正在进行的是大城市化进程，人口往大城市集中。从目前来看，大趋势是从北往南。从整体来讲，中国的热点还是在南部。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转移，中国的农民工将往西南方向流动，而产业升级，中高级的人才还是往东部流动，主要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区域。另一条线是长江经济带，如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集聚效应比较明显，中部地区主要是以武汉和长沙为主。我的预期是，未来10年粤港澳大湾区及长三角地区的GDP在全球的份额以及在中国的份额还会进一步上升，可能会达到全国GDP总额的50%。 第二，很多城市在过去10年、20年也在谋求发展并且成为一个中心，但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和投入后，仍然没有建设起来。现在再赋予其新的职能、新的功能，给予新的优惠政策，要发展依旧较为困难。这值得反思。首先，人口的流动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行政来重新配置资源难度非常大。只要回顾历史现实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失败案例，但是很遗憾，我们对于这些失败的案例总结回顾偏少。 第三，人口及资本的集中度提高仍会持续。随着各方面的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速下降，为了追求投资回报率，会努力让资源配置更加合理、交通运输距离进一步缩短等，所以集中度的提高是一种必然。要追求均衡发展很难，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同时，给越来越多的地方设立特殊区域、给予特殊优惠政策，是一种资源分散。整体而言，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设立的经济中心越多，成功率就越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 第四，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人力资源的力量。人力资源其实也是以市场为导向，需要追求投资回报率。全球的人口流动是全球化不可阻挡的趋势。郑和下西洋不少人认为是为了宣誓中国皇帝的权力，是一个行政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所以郑和六下西洋什么都没得到。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得到了一个全球版图，因为哥伦布是有利益需求的，要获得投资回报率，是一种市场行为。全球有这么多人希望移民，中国人在200年前就到了旧金山，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墨西哥人来美国，也是希望提高薪酬水平。全球化的趋势没法改变，这也是因为资本的力量。美国的精英阶层向全球扩张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而全球有很多亮点，因此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大家希望到移民去美国本质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为了使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更多的收入。这种力量引导着全球的资本流动，人口流动。因此，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在放缓，但并不会改变这样一种全球化进程。 全球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资本总是会流向最有希望的地方，使得该地的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其他的地方会冷落，这也是一种均衡。当某个地区由于资源少，人口外流后，剩余的少数人就获得相对多的资源或者福利。所以从区域看，可能区域经济不平衡；从人均资源、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角度来看，人口的流动导致各个区域之间的人均GDP、人均收入相对平衡。如果再加上转移支付的话，这种平衡就有可能做得更好。 本文为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北大汇丰金融前沿对话”的演讲整理稿，作者在文中探讨了人口的流动对中国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
最近，境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如非特指，以下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创下年内新高，引发了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新周期的讨论。显然，现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尚未确立，鉴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新周期之说也言之尚早。 同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本文要讨论的是，即便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那样，在全球低利率、宽流动性环境下，中国有可能重现资本流入和汇率升值压力，这次的情况也与上次危机时期大相径庭。 人民币汇率已从低估转向均衡合理 上次人民币升值周期是2005年“7·21”汇改起至2013年底，中间仅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临时打断。 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中国强调信心比黄金重要，主动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波幅收窄至6.80~6.85比1，直至2010年6月19日重启汇改，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到2013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7·21”汇改前夕累计升值36%。其中，2008年8月底之前累计升值21%，2010年10月重启汇改之后再升值12%。2014年初，更是一度升至6比1附近。当时，市场盛传，人民币长期升值不可避免。 其实，“7·21”汇改以来的人民币单边升值周期，并非危机后主要央行放水、美元指数走弱那么简单，而是因为顺差形式的对外经济失衡。2005~2009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持续高于±4%的国际警戒标准，其中2007年最高达到9.9%。这显示人民币汇率低估较多。 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台《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引入了“汇率根本性失衡”概念和“大规模、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或盈余”等指标。这成为国际社会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的重要依据，也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人民币汇率“熊短牛长”的重要原因。 200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即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外汇短缺转为贸易过大、外储增长过快，提出要把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并强调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十七大进一步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通过“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自2010年起，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降至4%以下，2016年起进一步降至2%以内，显示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有鉴于此，IMF自2012年第四条款磋商起，评估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显著的低估。2016年起，IMF进一步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经济基本面。 去年8月5日人民币汇率破7，当日美方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8月9日，IMF还为中国仗义执言，坚称人民币汇率既没有高估也没有低估，鼓励增加人民币汇率机制灵活性。由此可见，IMF在国际汇率政策监督方面保持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秉承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至于有人将伴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再平衡的人民币升值解读为汇率高估，显然是对前期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读。 中国经济正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 上一次人民币升值周期的源头更早还可以追溯到1994年初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当年，就成功实现了汇率稳定、储备增加的目标。除了1998年~2001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初期，人民币汇率面临阶段性贬值压力外，其他年份人民币汇率基本是稳中趋升。到2013年底，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较1994年初累计升值43%，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实际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分别累计升值80%和55%。 2013年之前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除了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供大于求的市场逻辑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缘于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巨大差异。1994~2013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速高出全球6.4个百分点。“经济强、货币强”，这正是其间几次短期做空人民币势力无功而返的关键。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成功兑现了不贬值政策，更是逐渐确立了人民币新兴强势货币的国际地位，逐步积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动力。 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标志之一是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2014~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速高出全球3.5个百分点，较1994~2013年收敛了2.9个百分点。中美经济走势和货币政策分化，正是201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压的重要经济背景。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得益于本土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以及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中国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发展韧性十足。这为今年6月份以来的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了基本面支持。 但是，从短期来看，疫情影响下，中小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实现“六稳”“六保”任务依然艰巨；从中长期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过程中。 经济增速下行、资本产出比下降，意味着投资回报率降低，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表现。 中国将面临较长时期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 上次危机爆发后，在大国共治的氛围下，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对抗危机，迅速实现了全球金融企稳、世界经济反弹。这一次，却是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合作抗疫阻力重重，疫情大流行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的诸多变数，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同时，长期以来，中国以“你买我商品、我买你国债”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又称“外循环”）。但现在，这种“外循环”格局正面临贸易壁垒、断供风险、金融脱钩、经济制裁等堵点和痛点。 今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和措施准备。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前述“逆风逆水”，有的是消息面的，会导致市场负面情绪；有的是基本面的，会影响营商环境和贸易条件。而无论是心理还是实质冲击，都将会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在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水平的情况下，这些冲击通常容易被放大，加剧人民币汇率震荡。 主要结论 由于内外部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宜简单套用上次的逻辑来外推这次可能出现的汇率周期。至少较为确定的是，即便人民币升值，在汇率机制灵活性提高的情形下，升值有可能是大开大合而非小步快走。 正如经常项目收支趋于基本平衡后，容易出现顺逆差交替出现的情形，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以后，有涨有跌、双向波动也合常理。如果出现某种趋势性的变化，则不排除是汇率超调，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经常项目或货物贸易收支的变化。如果升值伴随着经常项目或货物贸易顺差迅速收窄甚至逆差，有可能会引起市场关于人民币汇率高估的猜测，进而触发人民币汇率的自发调整或者对有关部门逆周期调节的市场预期。 当然，在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种超调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也是浮动汇率的痼疾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美联储反通胀政策下，高利率、高美元滋生的美元泡沫就是前车之鉴，触发了广场协议联合干预美元贬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此，我们需要加以妥善引导。 此外，前述变化也非一成不变。如果改革开放制度红利进一步释放，经济内外循环机制更加畅通，科技创新发展动能更加增强，中外经济增速差异重新扩大，中国相对投资回报率上升，则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础将更为牢固。 本文首发于第一财经
(记者邵莉 左为)欧洲中央银行10日预测，2020年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8%，通货膨胀率为0.3%。 欧洲央行当天把今年欧元区经济萎缩幅度从先前预计的8.7%调整为8%，但明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则有所下调。欧洲央行预计，2021年欧元区实际GDP将增长5%，2022年将增长3.2%。此外，明后两年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分别为1%和1.3%。 同时，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当前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维持包括规模高达1.35万亿欧元的紧急购债计划在内的多项资产购买计划不变。 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表示，7月以来，尽管欧元区制造业继续改善，但服务业增长势头最近有所放缓，经济复苏动力仍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拉加德说，由于需求疲软、欧元升值等因素，欧元区短期通胀水平持续低迷；随着中期市场需求回升及宽松政策发挥作用，欧元区将面临通胀上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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