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如果要问哪个互联网会员最火，相信所有人都会和你说喜马拉雅，作为中国最大的长音频平台，最近的喜马拉雅的确是当红炸子鸡，联合会员成了喜马拉雅最红火的代名词，只是在大家说“喜马拉雅联合会员真香”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给喜马拉雅泼点冷水，为啥我们要说联合会员虽火，但喜马拉雅耳朵经济的生意却快有点糊了？ 一、出圈的喜马拉雅 “真香”，网友如是评价喜马拉雅的“买1得13”会员。818购物节“一声炮响”，给用户送来了“买1得13”会员的重磅优惠，安卓用户只需218元，就能打包获得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腾讯视频和屈臣氏等十余家平台和线下店的会员权益。会员“买1得13”，喜马拉雅以实打实的价格优惠点燃了消费热情。 官方数据显示，“买1得13”会员开售1小时，即卖出超过10万份，若以安卓端218元的总售价计算，喜马拉雅1小时就净赚超过2180万元。不过，会员销售盛况的背后，则是接连不断的消费者投诉。自8月15日起，大量用户就在贴吧、新浪黑猫投诉上，讲述着购买过程中的不愉快经历。 “我15号花268元开了买1得13的会员，17号还没到账，最开始联系客服说24小时内肯定到账……一天之后还没有到账，客服也没有反馈，在购买订单页面上却显示我还未付款”，一位匿名投诉者讲述了购买会员后的遭遇。和该消费者有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例如购买后其它会员权益无法使用、平台没有提前告知苹果端售价（268元）比安卓端高50元、下单购买后又被强制退款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喜马拉雅如此层出不穷的会员问题，让人不禁想问如此出圈的玩法背后到底有多少人是冲着喜马拉雅会员去的，就在前不久笔者自己就花了两百多元自己买了喜马拉雅的会员，不是联合会员，相信又会有多少人像笔者一样暗暗觉得自己之前买的会员实在是太吃亏了？ 而喜马拉雅的红火也要从耳朵经济的红火开始说起，在线音频作为图文、视频的重要补充，从2012年前后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长跑。一开始从移动电台领域切入，如今逐渐发展为移动电台、网络听书、音频直播及知识付费等为主的多元化业务模式，也因此，备受推崇的“耳朵经济”概念由此诞生。 以此同时，伴随着IOT的逐渐落地，车载、家庭智能音响的终端渗透率的逐渐提升，也为耳朵经济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另一层面，耳朵经济紧抓用户碎片化时间，以及学习焦虑催生的愈发强劲的付费意愿，耳朵经济玩家们也以差异化形式多维度挖掘经济价值。易观千帆数据显示，截止今年5月，喜马拉雅的MAU为9937万，全面领跑行业，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把喜马拉雅称之为“耳朵经济之王”，然而就是这个“耳朵经济之王”却快要把自己的故事给讲糊了。 二、为什么说耳朵经济快被讲糊了？ 耳朵经济的崛起其实从我们自己的逻辑来说实在是必然，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大家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时间不够的焦虑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个时候大家始终都希望自己在做事的事情能够不断充实自己，而声音就成为了最好的手段，上下班路上听听音频课程，上厕所的时候听听讲书，有没有用姑且不说，但是这都是缓解焦虑的有效手段，因此音频开始了疯狂地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网络音频行业市场规模为175.8亿元，用户规模达4.9亿，预计2020年中国网络音频行业市场规模达272.4亿元，同时，近6成互联网用户明确音频内容付费意愿，超过七成互联网用户有音频付费行为。这一切都是喜马拉雅成长的沃土，但是这一切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背后却是深深的隐忧： 首先，简单粗暴的烧钱抢用户不仅不持续而且还伤害老用户。从喜马拉雅218元的联合会员来说，这分明就是一件不赚钱的事情，这种超值套餐很多平台仅此任何一家的钱就差不多要这么多了，更何况13家平台，即便是平台之间相互合作可以通过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批量采购，但是从此次218元收费可获得将近2000元的会员收益来看，这次的营销喜马拉雅赔钱赚吆喝将是大概率事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联合会员就是喜马拉雅简单粗暴地用钱买会员，毕竟相比于腾讯视频、爱奇艺、网易云这些这些用户规模庞大且更热门的视频及音乐平台来说，喜马拉雅还是小众的很多，喜马拉雅会员年卡的正常售价是218元，这样的价格对于吸引新用户或许难度不小。一旦打包了联合会员，大家看中的还是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平台会员，或许用户会尝试用用喜马拉雅，但是这样的用户有多少粘性，实在不是一个好说的事情。还有就是喜马拉雅这样很容易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期，对于之前花了原价买会员的用户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而未来用户又会有多少愿意给你喜马拉雅的原价会员买单？要么你就这么烧钱烧下去，要么会员会不断观望，除非有类似活动，否则未来我干嘛还去花大价钱买这种非常不划算的原价会员？这必然会导致喜马拉雅会员体系的贬值，以及未来会员忠诚度的降低。 其次，喜马拉雅抢自家主播的饭碗体现的还是盈利的焦虑。作为一个平台，喜马拉雅的平台经济有两大驱动引擎，一个是大量的用户，另一个是在喜马拉雅上海量的创作者，如果说喜马拉雅烧钱抢用户为的是拉新，但是却无意中伤到了自己的老用户，还算无心之失的话，那么前不久喜马拉雅抢自家主播的饭碗就有些有意想钱想疯了，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喜马拉雅推出广告合作政策，主播在接广告后需要向平台备案，这也被主播认为是喜马拉雅与自家主播抢广告饭碗，引发诸多主播不满。随后，喜马拉雅则撤销了这条备受争议的“政策”，然而摆在喜马拉雅面前还是盈利的难题，2017年喜马拉雅41.26%的收入来自广告销售，50.1%的收入来自付费业务，智能硬件的收入占比仅为8.64%。2017年的毛利率为57%，净亏损1.08亿元，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喜马拉雅之后就没有公布过营收数据，不过相信从这些年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来看，喜马拉雅并没有太多真正能够赚钱盈利的妙招出来。 第三，版权和股权问题还是困扰着喜马拉雅。作为一个内容平台，喜马拉雅所面临的版权问题其实也同样不少，根据启信宝的数据显示，喜马拉雅所面临的版权诉讼多达667起，除了腾讯、爱奇艺、湖南广播电视台等平台公司，也有多位知名作家、IP持有方向喜马拉雅提起诉讼，版权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喜马拉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另一方面，在股权层面，2019年5月，喜马拉雅工商资料发生变更：戴志康、小米副总裁洪峰等在内的12名董事退出，包括涉及到一些”证大系“的纠葛纷争，当时喜马拉雅的说法是为了VIE架构为上市做准备，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喜马拉雅上市却始终遥遥无期，让人不禁为喜马拉雅捏了一把汗。 作为一个耳朵经济的资深粉丝，笔者自己连续购买了多年喜马拉雅的会员也是喜马拉雅众多频道的付费听众，然而喜马拉雅的很多做法让人不禁为其担忧，这样的喜马拉雅能否在各大巨头的围追堵截之中杀出一条路来？这次的出圈的联合会员到底是有效营销还是纯粹博眼球，这都让人疑惑不已，这样的喜马拉雅还能把耳朵经济的故事讲好吗？
在《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会有效吗？》一文中，我们指出，如果美国和全球经济与社会不出现大的变化使得通胀快速上升，那么美联储下一次加息时间，可能就不是之前估计的2023年，很可能要等到2025年，甚至10年之后。大家听了不要觉得不可思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第一次加息用了7年时间，而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超过了金融危机。 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这几个月时间，我们已经见证了无数不可思议的事情。例如，美联储花了94年时间资产负债表才达到1万亿美元，从2009年开始用了7年时间达到4.5万亿美元，又在最近一年从不到4万亿美元增加到7万亿美元。苹果公司上市后，用了38年达到1万亿美元市值，却在最近5个月翻倍超过2万亿美元。 参考历史，美国应对衰退可能要把利率降到-5%。如果不愿意采用负利率，继续保持目前的利率水平，就可能需要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继续上升，到10万亿美元甚至更高都不奇怪。在这个过程中，资产价格将在波动中继续上升。当然，这也会反过来刺激经济和社会矛盾继续升级。 如果说全球投资者高度关注美联储主席以及他身后的美国总统的一言一行，那么日本和亚太市场的投资者同样高度关注日本央行行长以及他身后的日本首相的一言一行。上周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周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因病辞职。 安倍2006年首度出任日本首相，任期仅一年就因病辞职，之后在2012年12月再次接任首相。2017年，安倍修改自民党党章，将总裁任期由“最长两届六年”改为“最长三届九年”，再次连任，到2019年11月20日任职达到2887天，成为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 8月24日上周一，安倍的首相任期到达3165天，不考虑上一次因病辞职，连续在任2799天，打破其外叔公曾经创下的连续在任记录。按计划，安倍可以担任首相职务直到明年9月。 出乎意料的是，四天后，上周五，安倍宣布因病辞职。而这一次和2007年辞职都是因为“溃疡性大肠炎”。同一天，曾经出演漫威电影《黑豹》的男主角因结肠癌去世。结肠是大肠的一部分，大肠炎如果持续，有机会有机会演变为大肠癌，而大肠癌是常见病症。在香港癌症病例数量排名第2位，在国内排名第3位。 2013年以来，美国股市上涨接近150%，而日本股市也上涨了超过120%。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股市从1990年高点不断波动下滑到2012年。日本股市能够完成这样大逆转，最大的功劳就来自于“安倍经济学”。过去三年，我们通过《凤凰卫视》的“财经正前方”节目，持续跟踪点评“安倍经济学”。简单来说，其核心就是“三支箭”： 第一支箭：积极大胆的金融政策—大规模量化宽松；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家财政支出；第三支箭：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通过放宽管制来促使并发展民间投资。安倍在2015年10月提出“安倍经济学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新的三支箭，分别是：诞生出新希望的强力经济；编织梦想的生育支援计划；与安心相伴的社会保障。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之前提出的三支箭。事实上，前两支箭，也就是积极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到现在第三支箭的亮点还不多。 1998年-2012年日本经历了长达15年的通缩。整体物价指数下降了4.1%。让日本经济走出通缩的阴影，实现2%的通胀是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的主要目标。安倍任命黑田东彦担任日本央行行长。通过购买国债等方式，积极向市场投放货币。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从2013年初不到200万亿日元上升到目前的665万亿日元，这超过了日本2019年的554万亿日元的GDP水平。以此指标衡量，日本央行量化宽松的力度远远超过了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现在日本央行已经成了日本政府最大的债主，截止到去年3季度，日本央行还通过购买ETF，持有大约8%的日本股票市值。 安倍经济学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改变了日元在金融危机后过度升值的情形，而日元贬值有利于推动日本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日本走出了通缩陷阱，2014年开始通胀指数大部分时间为正增长，同时股市回暖，累积涨幅接近美股，这使得日本家庭和企业的财富显著提高； 第二，日本政府公共债务对GDP比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高，在2013年之后虽然有所增长，但基本保持235%左右的水平。安倍上任之前，这一比例处于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受益于“安倍经济学”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而这一成绩还是在日本企业所得税从2012年的37%降低到略低于30%的水平上实现的，尤其不容易； 第三，综合来说，前两支箭射出之后，日本经济从2012年12月至2018年10月持续增长，长达71个月，是二战结束后第二长扩张期。同期日本的失业率持续下降，在疫情开始前已经降至2.2%，接近1990年的低点。受疫情影响，6月的失业率为2.8%，已经相对5月的2.9%有所改善。安倍成为任期最长的首相，无疑间接印证了“安倍经济学”前两支箭的成功。 而“安倍经济学”的争议之处在于即使到疫情开始前，日本的核心通胀指数依然没有达到2%的目标，而推动日元贬值的做法引来了外贸竞争对手的广泛批评。而为了缩小财政赤字，日本分别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从5%增至8%，2019年10月进一步上调到10%，这两次税改都使得紧随其后的季度GDP由正转负。 今年，疫情重创日本经济，第二季GDP按年收缩27.8%，创下1955年有纪录以来最大跌幅，也是日本经济连续第三个季度萎缩，东京奥运会也被推迟，都使得此前制定的2025年实现财政盈余的计划被彻底打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计，日本经济要到2024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安倍辞职的新闻公开后，投资者忧虑“安倍经济学”无以为继，拖累日经指数回撤2.65%，回稳收盘时仍下跌1.41%。这一消息也普遍影响了亚洲股市的表现，作为避险资产的日元，周五升值1.29%。 在安倍之前，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年换一次首相。以至于政坛出现一个玩笑：日本领导人的脸换太快，外国领导人恐怕记不起日本首相的名字。安倍之所以可以稳坐钓鱼台，为日本政坛带来稳定。原因之一是在野党势力太弱，无法对执政自民党造成管治威胁；之二则是安倍成功协调了自民党内派系，避免了内斗。安倍在政治稳定方面的才能特别体现在顺利运作天皇退位一事上。天皇选择主动退位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安倍的运作下，实现了皇权的顺利交接，这是安倍重要的政治遗产。外交方面，日本既强化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也开启了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的新阶段。 安倍退任后，官房长官菅义伟、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等人已透露有意竞逐自民党总裁，任期到明年9月。新首相能否具备安倍的能力，成为日本政坛能否持续稳定的焦点。 一些民调显示，河野太郎的支持度最高，主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日本民众对“外交安保”的关注度超过了对“疫情应对”和“经济政策”的关注度。河野与安倍在重要议题上一致，包括在与韩国的历史争议中采取坚定立场。如果他接任，会被外界视为自民党延续安倍政策的选择。 而作为官房长官的菅义伟是政府最高发言人，负责协调政策。若他接任，预计会延续安倍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领导一个“没有安倍晋三的安倍政府”。有意思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安倍可以控制住病情，恢复健康，仍然有可能在明年9月会再次接任日本首相。如果安倍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么菅义伟接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从周一日本股市的回暖表现来看，市场预期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任何改变“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都言之过早，而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政策也会迎来其他国家央行的效仿跟进。由于日本的贫富差距在发达经济体并不严重，经济增速缓慢主要还是受到老龄化的影响。与美国社会内部矛盾越来越严重不同，未来日本经济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我们估计新的日本首相在控制疫情之后，需要择时推进“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也即是实现产业结构改革、提升生育率、加强社会安全保障网建设、进一步鼓励女性和外国移民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实际上，“第三支箭”和中国最近讨论的“内循环战略”异曲同工，其难度与机会都非常近似。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严重对立，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外交压力。但在打压华为、TikTok等中国企业方面，日本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的要求。安倍和他的内阁成员基本都在努力维护中日关系，避免两国关系遭到巨大伤害。当然，最近日本国内也有要求对中国强硬的声音。客观来看，这些观点与美国相比要低调一些，目前还在可控的范围，并没有上升到两国之间的对立交锋。此外，中日两国首脑互访一年一度，日本新首相必然要延续这种良好的互动，加上中日之间还有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些都构成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石。
最近，“经济内循环”在各大媒体和政府政策中被频频提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中美关系负面消息和疫情冲击的影响，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等愈演愈烈，“内循环”这一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同时，它的出现也意味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会更加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将不断加大。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笔者认为，如何在疫情需求不足等背景下打通经济“内循环”障碍，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既是一个关键点，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在国内疫情趋稳，经济运行态势基本恢复的情况下，“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国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 如在金融行业，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转型叠加疫情冲击，后疫情时代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经济内循环下居民财富将会大量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 在汽车领域，我国汽车市场销量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并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到今年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2.7亿辆。内循环经济下，将对国产汽车品牌带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会有更大的政策支持，加上区域平衡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提升会带动中西部汽车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未来，在5G、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结合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发展趋势，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将迎来新一波发展红利。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则有望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必然会给因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重新带来活力并迎来新的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基于此，360开展百城巡讲活动，以广州，深圳，上海，杭州，四地为主，在这方面也反映了四地在经济复苏中的独特价值和区位优势。 实际上，从这四个城市，我们也能看到如何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的思路。 上海在消费能力上领跑全国，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3497.2亿元，比第二名北京高出1227亿，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新零售之都。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正转向电商直播之都，今年2月以来，广州入驻淘宝直播的批发市场商户同比增长4倍，开播场次居全国第一，同时广州也已成为全国直播商家最多的城市。深圳作为科技之城，在5G、新基建等方面引领全国，具备发展内循环经济的产业和技术支撑。而杭州被誉为“全球移动支付之城”，正大力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具备推动经济活动快速流动与循环的产业基础。 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 首先，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实现企业相互间的良性互动，真正拉动我国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其次，要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如360智慧商业推出‘原产地计划’和‘中小企业加速计划’，为中小企业多维赋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并造福民生。
中国的疫情控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我们并没有迎来统计局3月份预期的1.5万亿元报复性消费，相反，我们或即将迎来严重的滞胀！ 一、大滞胀到来？ 什么是滞胀？这个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遇到，甚至在专业的经济学领域也不常出现。它的全称是停滞性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很容易理解，它表现为社会需求不足、大家不敢消费，进而导致产出下降、投资下滑，这就是经济停滞。比如疫情期间全国经济都停摆了，这就是最极端的经济停滞。用我们老百姓最常听到的话说就是“今年钱不好赚了”。通货膨胀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印钱印的太多了、钱变毛了。 通常情况下，当经济可能出现停滞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经济停滞就会得到缓解。比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来袭，我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经济停滞的危机就解除了，可是因为政府发的钱太多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08年以来楼价上涨了多少？那就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之一。 房价涨至少说明中央的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中国的经济总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大大提高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情况是比2008年要更困难、更严重的大滞胀时代，这个时候政府印钱也不一定管用，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我们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高度相似，疫情只不过加速了滞胀的到来。给大家解读两组数据，来印证虎哥的观点——大滞胀时代已经到来了！ 第一是通货膨胀的数据。统计局4月份公布的中国CPI同比仅上涨3.3%，可是我们的直观感受是疫情过后不仅海底捞、西贝这样的餐饮巨头涨价了，很多小餐馆也都悄然上调了价格。5月份开始LV、香奈儿这样的巨头也都开始涨价，就连持续不景气的汽车零部件也开始涨价了，本轮涨价明显不是供不应求导致的，而是上游成本上涨导致的。 第二是经济停滞的现状。据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疫情期间46%的员工工资缩水，35%的员工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物流行业基层员工收入下降了50%。 所以虎哥的结论是：今天中国面临的现状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如出一辙，最终的解决方式也不会有太大差别。 二、以史为鉴，看美国当初的情况 美国当初陷入滞胀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美元的信任危机导致通胀，第二是科技创新停滞导致经济增长困难。 美元的信任危机是怎么导致通货膨胀的？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规定，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各个国家的货币同美元挂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1945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年均GDP增长3.87%，年均通货膨胀率仅2.33%。随着六七十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财政赤字持续上升，国际收支恶化，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于是大家持续用美元换回黄金。终于美国撑不住了，宣布不再按照35美元的价格兑换黄金，允许金价自由浮动。可是这个政策依旧无法阻挡各国抢购黄金的热情，于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直接宣布停止兑换黄金。美元的信誉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世界各国储备的美元被疯狂地抛售，美元回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可是1970年到1983年之间，美国 GDP平均增长是2.9%，可是通货膨胀率竟然高达10.46%。80年代，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让美元和石油紧密挂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美国才解决了国内的通胀问题。 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走向国际化，不存在强制结汇，所以目前没有人民币回流导致的输入性通胀，但是我们自己印钱的速度比美国当初有过之而无不及。1970年到1983年滞胀期间美国的M2从6千亿美金增长到2万亿美金，增长了350%；而中国 2008年到2019年M2从47万亿增长到198万亿，增长了420%，打着为应对疫情而即将加速推出的“新基建”，投资可能高达50万亿，4万亿只占2008年GDP的12.5%，而50万亿的新基建相当于2019年GDP的50%，这些投资在未来几年都会落地，货币供应必然是激增。4月份的金融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M2同比上升到11.1%，创3年来的新高。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的上涨、交易量的回升，各行各业的全面涨价，这已经说明中国的通胀要比过去更猛烈。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科技创新是如何停滞的？70年代美国的科技创新是相对的停滞，因为欧洲、日本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已经从战争中完全恢复了，并且在很多领域超过了美国。比如日本在汽车领域奋起直追，70年代逐步占领美国市场，1979年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同时期美国的大企业热衷于搞跨界并购，追求财务指标，在核心竞争力上已经逐渐落于下风。 80年代以后，美国把信息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年均投资增长率高达20%，重点支持软件、通讯、广播、信息、流通等行业的发展。1992年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计划，1993年提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继而又提出了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张， 这些战略有力地推动了美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诞生了像微软、苹果、高通、英特尔、谷歌、Facebook等一批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从而使美国重新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源动力。这个时候美国才真正走出了滞胀，历时13年。 今天的中国，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后发的优势，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要与全世界一流的企业在研发方面进行PK。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突破才能取得领先地位，但是研发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需要持续地投入，尤其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投入，短期内一定不会有什么回报。 美国通过带领人类进入信息时代走出滞胀。但是下一个科技突破口在哪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中央政府选择重点发展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高铁和新能源这7大领域，能否领先世界带来真正的突破，没人知道。这就是未来我们面临的基本经济状况，短时间内中国很难有高增长，经济停滞的同时，政府还不得不用刺激手段来维持增长，滞胀就这么悄无声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能专心搞研发，不搞那50万亿的新基建，不发那么多货币？不能！因为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地位，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因为疫情导致了经济停摆，全球央行都在拼命地放水。美国不但推出了2万亿救助的计划，而且还宣布无上限购买国债；日本推出相当于GDP20%的10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用于购买债券、股票；欧洲央行先行购买了5000亿欧元的债券，欧洲各国财长又加码了54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而且随时准备继续加大刺激力度。所以，50万亿的新基建在当下是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全球滞胀的诡异之处！你没得选。 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会陷入1929年的大萧条，虎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不会进入大萧条！因为大萧条产生的背景有两个，第一个是全球货币都实行金本位，无法超发货币制造通胀；第二个是美国作为当时全球最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率先提高贸易壁垒，欧洲各国同步增加关税，关税税率高达60%。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旷日持久的大萧条。 今天，全球都是信用货币，各国央行都在开足马力印钞票，世界不会因为金本位而有通缩的压力。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关税壁垒大幅地消除。全球范围内除了美国对中国正在打贸易战，主动提高贸易壁垒。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税，除农产品外已经全面消除，美国日本、美国欧洲、日欧之间除了农产品之外几乎都是零关税。 三、应对滞胀，虎哥观点 没有大萧条并不意味着滞胀很容易度过，有道是世间万苦人最苦，作为老百姓作为投资人的我们该怎么办？虎哥观点如下： 第一、最惨的是资产只存在银行的人，最大受益人是那些负债累累的人。 第二、滞胀期间实物资产表现好于金融资产。历史数据显示，1973年到1983年美国滞胀期间，黄金在1971年和美元脱钩时是42.53美元一盎司，1980年达到最高的850美元一盎司，80年代后，美国经济回暖，金价才开始回落。再看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这个期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和M2增速基本上一致，这是具备抗通胀的能力；但再看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在这十年滞胀期间的涨幅仅为2.3%。 第三、中国的A股和同期的美股不会一样。因为我们的历史阶段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坚定地看好A股，但不看好没有哲学体系的散户投资人，能在这个复杂的市场中能稳定地获得回报。 第四、今天对中国大多数投资人而言：最好的实物资产肯定不是黄金，不是房子，是人口净流入城市稀缺地段的房子。要提醒的是：这只是起到抗通胀作用，不会有超预期的回报，这适合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 第五、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个篮子不是在不同的投资机构配置，也不是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而是不同的币种，有条件还是要配置一部分海外资产。 第六、不要再碰任何债权类的产品。经济下行周期债务违约率必然会上升。当然，中国传统的投资人已经习惯接受这种所谓有抵押物、有担保物的金融产品，那除非这个融资主体的确实力超雄，但是这样的项目回报率一般都是在6%以内。 第七、股权投资虽然难，周期长，风险高，但10年后我们再看，必然是最正确的，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目前就在中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率先控制了疫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在2020年必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市场需求是科研最强大的推动力，随着中国国内的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单一市场，未来一定会诞生更多的科技企业。 第八、中国的市场机会多，但极其复杂。因为我们的底色是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经济，部分国有经济，不要用简单的西方理论来认识中国，做投资一定要长期做功课，一定要问十个为什么？要么把自己逼成专业人士，要么找到可靠的投资机构，什么样的机构是可靠的？永远记住虎哥总结的这三个最基本要素：首先经历过一次完整的周期，其次拿自己的钱All in过，最后是经历过绝望的时刻。 第九、对个人来说，提高技能，提升职场竞争力是第一任务。美国滞胀期间失业率曾高达到10.8%，仅次于在大萧条期间。 这就是虎哥的一些思考，希望我们的投资人、中产阶层能够在滞胀之下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守护好自己的阶层和位置，不要成为滞胀时代的牺牲品。贫富差距加大是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旦跌落，你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除非你有像虎哥一样命硬的朋友。
我没去过美国。过往工作期间，访问过十多个欠发达经济体，有机会上上下下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实况。一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继承了前殖民地时期的诸多遗产，却沦落到人民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的地步。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以蔽之。幸福的国家总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持续大规模内乱消灭存量财富；国家政权掌握在政治强人手中，自绝于国际社会；攫取、而非包容性经济制度窒息增量财富创造；无视产权，动辄大规模调整所有权关系；人民缺乏教化，劳动创造财富的愿望淡漠；发展战略选择出现重大偏差，错失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等等，国家失败的原因不一而足。 相关访问的目的是开展政策交流，提供政策咨询。基于中国经验，我总是认为，戒除以上不幸因素之后，任何国家，在一定发展水平上、一段时期内，实现某种幅度的经济增长并非不可企及，甚至谈不上是如何了不起的成就。外部输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结合国内经有效微观激励约束机制调动起来的人力资源，国民经济总能沿着生产函数、增长方程指定的路径逐步发展起来。期间，增长的周期性波动、阶段性瓶颈当然会有，但那是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学关注的重点。 一 参与国际循环能实现追赶，但难以跨越 国际贸易理论对于开放的经济福利含义有明确阐述。要素禀赋差异、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等，都构成开放的理由，都确定无疑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过程的通常结果是双赢。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各方“赢的量”孰多孰少，是非对称的；不同产业链分工地位国家，对后来者实现追赶的主观感受及接受度，也有很大不同。 （一）国际循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别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稀缺性，经济更多体现出短缺特征。对外开放如同拔去水位不同之连通器的塞子，稀缺要素得以流入后，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落差，没有理由不被缩小；该过程将一直持续到“落差势能”和要素流动“摩擦力”之间，达到某种平衡。 对于先进国家而言，生产要素更多体现为冗余，经济更多体现出过剩特征。冗余和过剩的输出很难确定边界。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保持领先优势的意志，与微观层面企业逐利的动机必然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过去几十年间日本汽车企业在华投资的决策演进：先是刻意保持在华企业技术水平与本国的代差；而后在欧美竞争下，不得不将更先进的车型投入中国市场。 大量生产要素的输出，终究不利于母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调整，以及财富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最终，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到国内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地步。这是最近一轮全球化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 （二）国际权力结构不允许逾越 不仅如此，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对外输出生产要素的过程，也是国际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战后至今的全球化历程中，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国际剥削，始终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从早期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有增长无发展、越增长越贫困”，到后来的血汗工厂、转移价格，再到通过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巧取豪夺，直至特朗普集团发动贸易战、科技战以来的公然明抢，国际权力格局对国际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或者说决定，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种掠夺，可以理解为外围国家参与全球化经济循环的租金，也可以理解为中心国家维持其国际经济地位的手段。 如此一来，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就有了新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即：参与国际循环可能让你过得更好，但你很难跨越阶层，更不能反超原主导者的地位。对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较低发展水平上，通过国际循环，一个历史时期内，能够实现总量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落差，达成追赶（如，占美国经济总量的60%，人均万美元）。但关键位次的跨越，不是单纯开放所能实现的，必然受到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的制约。国际大循环作为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不足以支撑国家复兴，回到历史巅峰位置。 以上逻辑有部分事实支撑。过往四十多年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全球人均GDP存在向正态分布集中的趋势，其中，中国和印度人均GDP水平向全球均值的接近，最为引人注目。但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距离发达经济体水平依然保持相当大差距，人均GDP分布左右两侧的尾部特征也没有明显变化。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收入分配效应的多数研究都有类似结论。 二 国内大循环不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先生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当前提出的国内大循环概念，只是修辞上与之存在对应关系，完全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要从目前状态，退回到当年国际大循环理论所要改变的国内经济循环局面，新时代中国不可能退缩，回到被动“自力更生”轨道上。诛心地说，当前某些关于国内大循环，就是要降低对外依存度的解释或者暗示，如，能矿及零部件进口中断、制成品出口塌方等，要么是误解，要么是不怀好意。 （一）产业层面短期内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 产业层面看，国内相当多行业不具备在没有外部原料零部件供给、没有外部市场需求条件下生存的能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投入产出表行业分类，在我国149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的进口或出口依存度超过20%，某些行业的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100%。 以降低进出口依存度为切入点考虑国内大循环，只能是缘木求鱼，或者至少要在短期内付出极大代价。必须看到，我国外贸国别分散度正不断提升。当前外部摩擦或者说对抗，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而2019年，与美国贸易占我全部外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1.8%。近90%的外贸市场还在那儿，并且在不断发展。因此，提出国内大循环，绝不意味着中国贸易政策要有显著调整。中国仍应不放弃任何出口机会，不放弃任何进口可能，仅在少数领域迫不得已推进国产替代。 （二）总量层面没有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 从总量层面看，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9.95%的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11年以来，该比例一直稳定地低于3%，近年来，更是徘徊在1%不到的水平。可以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已经充分实现。贸易依存度方面，2006年我国贸易依存度达到71.4%的峰值，之后也逐步回落到目前不到40%的水平。 以上行业及总量层面对外依存度的变化趋势表明：中国没有在产业层面迅速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可能性；没有在总量层面进一步降低对外依存度的必要性；没有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做出非此即彼抉择的迫切性。 三 国内大循环的使命是谋求超越 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依靠国内要素增加供给、扩大内需，实现“哈罗德—多马式”经济规模扩张，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有意义，但显然不是国内大循环政策的目标。举个未必恰当的例证，房地产和白酒行业，大体都是完美的内需主导、国内循环，都有蓬勃的扩张冲动。有意义吗？ 我更愿意从主动、进取，而不是被动、消极的角度，理解国内大循环。该循环是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之所必须，是中国经济实现关键跨越之所必须，是国家复兴之所必须。其确立与否的标志，是中国能否在促进人类进步、改善人民福祉的创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大规模生产制造，并将其成果为人民所共享。 在漫长的中国自然经济发展史上，某些领域曾有过类似循环，典型如瓷器、茶叶、丝绸等。这些产业有独特技术，能够大规模生产制造，首先覆盖广大国内市场，继而相当规模参与国际贸易。这一过程中，即便有外部要素参与其中，如青花染料输入、海洋贸易、茶马互市、白银中介等，但并不妨碍人们将这些产业发展视为中国传统经济文明的标志，并不妨碍据此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所谓朝贡贸易体系。 工业革命以来，围绕创新技术领域形成内生经济动力机制有四个要件。一是科学思想的突破。我们民族没有出现过艾萨克·牛顿爵士、门捷列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神一样存在的人物。迄今为止，基础数学、物理、化学对我们来说，主要体现为应试技巧，而不是思维方式。所幸划时代的科学进步是低频偶发事件，科学思想是开源的。民族性的科学启蒙缺失，并不成为内循环动力起源的障碍。 二是技术路线的形成。技术引进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目标，而尽快关闭技术输出渠道，则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政策。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是，东方民族具有在器物层面上解决问题的天赋。当前的共识是，近年来中国在技术工程化领域有长足进步；产业化运用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显著小于研发储备。 三是大规模生产制造。科学思想的缺失，以及开创全新技术路线能力之不足，并不妨碍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制造环节建立起了不起的竞争优势。国内工业门类齐全、主要工业品产能巨大、主要区域产业高度集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期。 四是覆盖广阔国内外市场。超大规模市场以及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实现产品普及等，使得国内市场能够承担研发成本，支撑创新产业经济循环实现。未来需要做的是较大比例将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有支付能力、支付意愿的国内消费需求正常增长。 四 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关键 围绕创新领域打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的关键，是恢复建立包容性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来存在“内卷化”的强大惯性。当前，在经历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经济改革、外向型推进工业化、房地产带动城镇化这四轮浪潮席卷后，中国广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沉寂下来。庞大的政府财政性活动，以及人民围绕基本生存的物质循环，构成县域经济活动的几乎全部内容。背后原因，有民族性、文化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与近年来，市场主体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认知含混、认同弱化密不可分。 我们注意到，在产权领域，土地、国有资本等基本要素改革推进迟缓，国有经济部门占有大量资源，效率低下，私人部门的“恒心”依然难以建立在“恒产”基础之上。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领域，不断复杂的社会管理内容，不断强化的社会控制需要，推动各级政府管理边界持续扩张，消耗大量财富。2018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此前没有过的增速逐季快速下行局面。这种短期变化，不是人口、技术等中长期慢变量所致；从外贸数据看，也与外部摩擦无甚关联。我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往四十多年行之有效的微观激励机制不复正常运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面对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金融运行层面矛盾，根本性的、原理性的改革被搁置，更多试图采取行政化、指标化、理想化的政策举措加以解决。 疫情的短期重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的系统性趋弱问题。如果没有重大改革重新整合要素资源，再叠加外部环境恶化，“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恐在原有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明显再下台阶。 五 结语 对外依存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不是国内大循环是否居于主体地位的衡量标准。国内循环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能否主要基于国内要素供给，打通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化、到消费普及的闭环。 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融合，融合的前提是各个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个性化、值得彼此借鉴的内容。否则，土豆和土豆交往，能碰撞出什么美味？国际循环发展的是共性，国内循环发展是个性。共性发展的结果是均衡，是不同文明发展水平差距的缩小。如果你希望超越、引领，只能从发展个性的渠道去实现。 过往几十年，没有哪个经济体像中国这样把对外开放提到如此之高地位，没有哪个经济体将开放“倒逼”改革作为如此之重要方略。难道我们这个国家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失去了制度上自我修复、自我进化的能力？ 新的国际环境下，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追赶的空间在收窄。通过对内改革，主要依靠国内要素，在创新领域形成内生动力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在上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恢复建立符合人性的、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从此维度推演，国内大循环的提法站得住脚。
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投资的第二家新能源车企小鹏汽车近期登陆纽交所。 据招股书披露，截至2020年7月31日，小鹏汽车已向用户交付G3车型18741辆、P7车型1966辆。战略上，小鹏汽车专注于开发全栈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载智能操作系统以及核心车辆系统，包括动力总成、电气和电子架构，以及内部E/E体系结构。根据HIS Markit报告，小鹏汽车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XPILOT3.0有望在当今商用乘用车中提供最高水平的自动驾驶功能，旨在用技术和数据推动智能电动汽车转型，塑造未来移动出行体验。 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负责人艾渝表示：“小鹏汽车是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长期关注并布局智能领域的代表性企业。随着AIoT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升级完善，智能汽车将作为智能出行场景中的重要终端，提供远超当前智能手机的链接和服务。小鹏汽车作为国产智能电动汽车中的佼佼者，持续专注于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并取得业内公认的优异成绩。这无疑将极大地提升整个中国智能电动汽车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并在数据和解决方案两端进一步沉淀我们对于智能出行场景的理解和布局。” 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成立于2016年，管理基金规模近250亿元。成立至今，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已完成70多个投资项目、捕获20家独角兽，并孵化出全球领先的智慧场景服务商“特斯联”。 2020年8月，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趁势升级，联合全球领先的智慧场景服务商特斯联共同设立光大控股智能新经济基金（简称光智基金），目标规模人民币100亿元。目前基金一期已获机构投资者认缴人民币70亿元，将分别以人民币、美元双币形式设立。光智基金将更加聚焦于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落地和商业应用解决方案，聚焦于由多种智慧场景解决方案组合而成的AI CITY（人工智能城市）的建设与布局。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可以说是全球各类资产价格走势的主导者，各国疫情演绎节奏的错位，也导致经济和资产的表现不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元指数。近几个月美元指数大幅下跌，人民币的汇率升值，其实也和全球疫情错位这种短期因素有着很大关系。而从近期的情况来看，美元或已见底，未来有反弹的风险，人民币汇率仍有压力。 摘要 1、什么决定了美元指数？美元指数是美元对一揽子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数，美元指数受欧元、日元、英镑影响都比较大。决定汇率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基本面的相对走势。从数据上来看，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之差与美元指数之间存在比较强的正相关性，美国和欧元区PMI之差与美元指数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还有很多角度能够理解美元指数的变化，比如利率平价等式，但其背后更多还是基本面在起作用。 2、美元指数为何大跌？回顾今年以来的美元走势，可谓一波三折。从3月初开始，全球爆发了类似于08年的流动性危机，美元指数迅速上涨。美联储迅速反应，全球流动性危机逐步缓解，美元指数也在3月下旬高位回落，之后转入震荡。从5月底以来，美元指数继续大幅走弱，这主要与美国国内矛盾激化有关。而从6月底以来的这一波美元下跌，主要原因是全球疫情的再度错位。6月中下旬以来，美国新冠疫情二次爆发，新增病例人数再度大幅上升，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防控较好。疫情在美、欧之间的错位，导致二者经济复苏前景明显背离，这是美元指数大跌的主要原因。 3、警惕美元反弹风险。近期欧美疫情又出现了反向错位，美国新增病例人数持续回落，但欧洲疫情又有了抬头的迹象。从高频数据来看，欧洲经济恢复也进入了瓶颈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演绎，欧洲货币相对美元是有贬值压力的，也会推动美元指数回升。近几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方面和中美疫情错位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和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有关。往前看，我国经济复苏斜率大概率逐步放缓，而美国疫情得到控制后，经济会逐渐复苏。如果美元指数趋于上升，再加上中美问题未来两月继续发酵，人民币汇率仍有贬值压力。 1 什么决定了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美元对一揽子货币汇率的加权平均数。这一揽子货币包括六种主要的国际货币，分别是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以及瑞士法郎，其中欧元权重最大，达到57.6%，日元次之为13.6%，然后是英镑11.9%。所以，美元指数受欧元、日元、英镑影响都比较大，美元指数与美元对欧元、日元、英镑汇率的走势高度相关。 那么美元指数的走势主要由什么决定呢？决定汇率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基本面的相对走势，当一国基本面相对另一国走强时，无论是该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还是国际市场对该国经济的信心程度，都会提升，从而使得该国汇率走强。 从数据上来看，衡量经济基本面最基本的变量是经济增速，所以，我们发现，美国和欧元区经济增速之差与美元指数之间存在比较强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相对于欧洲经济走强的时候，美元指数往往趋于升值。 再比如，美国和欧元区PMI之差，与美元指数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景气程度相较于欧元区提高的时候，美元指数也是趋于走强的，反之，则趋于走弱。 还有很多角度能够理解美元指数的变化，但其背后更多还是基本面在起作用。比如根据利率平价公式，当一国相对其他国家的利率走高时，往往会吸引国际资本流入，从而抬升该国汇率；当利差走低时，汇率会倾向于走弱。例如美元指数与美欧资金利差之间也有比较强的正相关性。 这是因为利率最终是由经济基本面内生决定的，当经济基本面走强时，利率往往也是趋于走高的；当经济基本面走弱时，利率会趋于下降。所以利率平价公式决定的汇率变化，背后反映的其实也是基本面决定汇率的逻辑。 2 美元指数为何大跌？ 回顾今年以来的美元走势，可谓一波三折。随着新冠疫情的发酵，2月下旬开始，美国股市开始从高位大跌，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的担忧，美元指数经历了一波大幅下挫。 随着各类资产价格的大跌，从3月初开始，全球爆发了类似于08年的流动性危机。无论高风险资产还是低风险资产，均被大量抛售，流动性陷入枯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交易结算货币，美元指数迅速上涨。 不过这一次，美联储迅速反应，向市场投放大量美元。尤其是无限量的QE政策推出后，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资产流动性的问题。全球流动性危机逐步缓解，美元指数也在3月下旬高位回落，之后转入震荡。 但是从5月底以来，美元指数继续大幅走弱，这主要与美国国内矛盾激化有关。5月25日由于美国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导致全美大游行，内部矛盾激化，这无异于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了美元的新一轮暴跌。 而从6月底以来的这一波美元下跌，主要原因是全球疫情的再度错位。6月中下旬以来，美国新冠疫情二次爆发，新增病例人数再度大幅上升。而同时期的欧洲各国防控较好，所以6月底以来，美元指数大跌了将近5%，欧元、英镑对美元升值幅度都在6%以上，美元大跌主要来自欧洲货币的升值。相比之下，6月以来日本疫情也出现了二次爆发，所以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只有1.2%。 疫情在美、欧之间的错位，导致二者经济复苏前景明显背离，这是美元指数大跌的主要原因。 3 警惕美元反弹风险 但近期欧美疫情又出现了反向错位，美元指数可能已经见底。美国新增病例人数持续回落，但欧洲疫情又有了抬头的迹象，尤其是法国单日新增病例已经逼近3月疫情高峰。 从高频数据来看，欧洲经济恢复也进入了瓶颈期。根据谷歌大数据统计，欧元区零售活动恢复度在6月初仅为60%左右，到8月初恢复至88%，而近两周基本维持在90%左右，欧元区公共交通恢复度近两周也停留在78%左右。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演绎，欧洲货币相对美元是有贬值压力的，也会推动美元指数回升。 近几个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方面和中美疫情错位有关系，我国短期经济持续向好，而美国经济恢复缓慢；另一方面也和美元指数大幅下跌有关。 往前看，我国经济复苏斜率大概率逐步放缓，而美国疫情得到控制后，经济会逐渐复苏。如果美元指数趋于上升，再加上中美问题未来两月继续发酵，人民币汇率仍有贬值压力。 风险提示：疫情发酵；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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