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问题事实上透照出了解决的路径。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摘要：妨碍国“内大循环”形成的两大直接障碍：1、农村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人为抑制，无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资产性收入，且工资性收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且社会保障极不完善。所得本就不多，还需为养老医疗做大量储蓄；2、城镇居民方面，诚如樊纲的六个钱包所论，高房价对消费形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找到了破解当下复杂严峻形势的切入口。然而，国内大循环的源动力何在，又如何驱动？ 人们常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称之为短期经济活动的源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3.2%。其中，投资的贡献为5.01%，净出口的贡献为0.53%，而消费的贡献是负的，为-2.35%。还要提及，今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为-3.1%，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8%。当然这固然有疫情冲击的因素存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这块短板一直没有完全补上——亦不容我们忽视。长期以来，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 我国的消费这一源动力不足，主因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又在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过低有关，而可支配收入过低又与如下两点相关： 1、首先看农村居民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的“国人”，中国的农民，显然处于“野人”状态——即无论是政治权益还是经济权益，均被人为抑制。导致资产性收入为零，工资性收入（农民工）又明显低于城市居民。此外，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在所得有限的情况下，还得为父辈、自己做养老储蓄。这就使得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进一步压缩。 2、至于城市居民，则罪在房地产政策。高房价下，一套房动不动就得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首付，其后更是几千上万之月供。用樊钢的话说，若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需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这也将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性收入下降，也意味着，为了一套房，六个家庭的消费就完全成为了纯刚性需求型消费。此外，高房价还会对创业形成挤出，更会对既有产业也有挤出效应——地租过高，导致企业成本高企。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的今天，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高企的房价会让更多企业外迁，这不仅会危机产业链的稳定，更会导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进而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内消费。 要想解决这一困境，其实方法也端地简单： 1、以城乡平权为目的，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在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将农民彻底解放了； 2、在城市方面，将居民的消费力从房价里解放了； 我想只要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定会迅速扩大，进而促成国内大循环。
前段时间中国股票市场活跃，与之相伴的是基金销售火爆，部分基金甚至在半日之内便可以募集上百亿资金。例如“鹏华匠心精选混合基金”募集资金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证券市场近10年来首日申购额度最大的混合基金。由于基金设定的募集上限为300亿元，可以推测该基金最终的配售比例或不足30%。 基金火爆行情可以解读为：一方面，中国居民投资者在经历了数次深刻的市场教育之后，越来越认识到专业投资机构的力量，也乐意将资产交给专业的机构来打理；另一方面，居民投资者认为部分产品因为基金经理的口碑好、历史业绩优异，更值得追捧。 本文首先通过比较中美两国居民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类基金产品时的行为异同，讨论中国基金投资者有些什么行为特征；随后探讨这些特征如何影响其决策，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金火爆背后的原因。 2020年，金融学国际顶级期刊《金融期刊》（JournalofFinance）上发表了一篇针对美国居民样本进行研究的文章。在参与问卷调查的1000多位受访者中，大约59%的受访者通过共同基金或者主动基金方式配置了股票类资产，其中男性受访者配置比例更高。同时，随着年龄加大，越来越多的受访者配置了股票类资产。其中，学历越高的受访者通过基金配置或者直接参与购买股票的比例越高。退休是影响美国居民资产配置策略的一大重要时间节点，年龄越大的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比例越高。此外，大部分美国居民的投资目标是战胜长期通胀。 在类似的时间范围，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也于2018年发布了《基金个人投资者投资情况调查问卷（2018年度）分析报告》，通过对于40573份问卷的调查，将中国的基金投资者进行了画像：中国的基金投资者大约78.4%处于45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的基金投资者占比大约为60%，基金投资者男女比例大致相当。从投资类型来看，股票型基金是中国基金投资者的首选基金品种。中国的基金投资者对于基金的预期收益期望值比较高，大约42%的投资者希望基金的预期收益在10-30%之间。有趣的是，9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金融素养（远）高于或等于周边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中美居民基金投资者部分特征相似 1．投资者的学历背景 从中美两国在相似时间段的调研数据来看，高学历是两国股票基金投资者的共同代名词，本科以上学历的投资者在两国基金投资者之中的占比都在60%左右。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由于股票的风险较现金、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更高，需要更多知识储备和系统理解才能完成投资行为，这样的结果便是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高学历者配置股票的比例大于低学历者；其二，高学历者一般收入也比中低学历者要高，更容易有生活积蓄用于股票市场投资。 2．基金选择的标准 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2018年的调研报告，中国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时候，基金公司的历史业绩是他们最看中的选择标准，大概60%的投资者认为这是首要标准。调研报告还发现，样本之中有接近1/3的投资者会在大盘上涨或者基金表现抢眼的时候购买基金。此外，宣传和信任关系推荐也是获得基金信息的主要方式。 这些特征和美国的居民投资者类似。美国基民将身边信任关系的产品推荐和该基金产品的过往业绩作为他们选择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们相信主动基金的基金经理有更优秀的选股能力，而过往的业绩就是优秀选股能力的证据。 很遗憾，与基民的期待刚好相反，金融研究普遍发现，一支基金的历史业绩很难成为预测其未来业绩的指标。比如说，学术研究将所有基金按照历史5年业绩高低进行分组后，发现各组基金的未来5年业绩基本趋同。在更短的时间段，每一年被排在前十名的基金基本上在第二年很难在前十中找到其身影；一个基金能够连续两年都被列入前十名的概率微乎其微。 不仅仅是基金投资，中国居民在大部分的金融产品投资决策中也都特别依赖产品的过往业绩。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与美国嘉信理财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中提到这样的一个发现：“当投资达到预期收益的时候，约67%的受访者会选择增加该资产的持有比例”。这和根据基金历史业绩选择基金的逻辑是类似的。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居民在做投资决策中可能受到“代表性偏差”心理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对那些明显的、直观的、好理解的、抓人眼球的数据或者信息（如产品的历史业绩）特别关注，但对一些具体的、实在的、有科学性的信息往往置若罔闻。 对于大部分的居民投资者而言，因为理财经验和技巧的不足，在选择基金的问题上除了身边信任关系的推荐和产品过往业绩之外，确实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法进行判断。但是，居民投资者也应该明白，基金的历史业绩并非唯一的选择标准，投资者应该试图通过自己学习或专业人士的支持去了解基金经理的策略和风控手段，也就是基金是如何盈利的，它采用的策略是否和当前市场的环境相兼容，以及如何管理投资中的风险等问题。 部分基金投资者特征差异明显 1．投资者平均年龄 在某些领域，中美居民投资者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首先，中美基民的年龄有一定的差异。在美国约60%以上的股票投资者（这里指直接购买股票或者通过基金参与股票投资）年龄大于40岁，而在中国60%的股民平均年龄小于40岁（数据源于《证券时报》2019年3月的一项调研），甚至有75%的中国基金投资者年龄不足45岁。年龄的反差可以理解为中国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可能拥有较少的资本市场投资经历。结合中国市场“牛短熊长”的现实情况以及目前远超美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换手率情况来看，相对年轻、缺乏经验但又交易频繁的国内投资者很容易因为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而产生亏损。 此外，根据生命周期理论，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更多需要生活支出的场合，与40岁以上的投资人相比，可能会面对更多的资金支出压力。该群体如果大量持有股票仓位，会容易受到生活压力而抛售股票，从而无法通过长期持有股票获得投资回报。 2．投资者的财务目标 《金融期刊》的研究发现，美国居民配置股票类资产的主要财务规划是长期战胜通货膨胀。但是从中国的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问卷来看，中国的基民主要财务规划还是捕捉资产价格上涨的超额收益。与这样的目标相印证的是，中国的基金投资者购买基金（主要是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呈现严重的追涨杀跌情况。根据某支主题基金的平台交易数据分析，该基金复权净值最高点出现单日最高申购，而该基金单日复权跌幅最大日则出现了单日最大赎回的现象。 因为财务目标的差异，中国基民平均持仓时间也远低于美国基民的持仓时间。持仓时间短、交易频繁的现象同时发生，导致基金投资者的收益远低于基金自然净值涨幅。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的调研报告，一半的中国基金投资者持有单支基金时间不足一年，大约75%的基金投资者持有单支基金不足3年（该数据并未区分货币基金与股票基金）。由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追涨杀跌的投资者收益远远低于长期持有资产的投资者。出于捕捉超额收益的目的入场的投资者最终回报更低，甚至亏损。 提升个人金融素养，收获更好投资回报 对比中国美国居民购买股票类基金的行为来看，随着中国资本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投资者在部分领域的画像与美国投资者类似，同时也有着相似的资产配置逻辑。中国的投资者开始逐渐成熟，转向专业机构，基金的热销便是一方面的佐证。 但是中美两国基金投资者在特征上还有一定的差异存在，主要体现在由于中国投资者平均年轻更低，缺乏市场风浪的洗礼，对于投资等财务规划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等原因，导致交易行为对市场产生噪音，加剧市场的波动，最终使自身承担投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根据目前中国年轻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特点，进一步持续深化投资者教育，提升投资者的金融素养，使投资者减少投资噪音，从而长期推动股票市场稳定，帮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二季度宏观杠杆率升7.1个百分点，未来走势取决于经济增长 宏观杠杆率在二季度继续攀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近日发布《宏观杠杆率季度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杠杆率增幅为21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66.4%。 分季度来看，今年二季度杠杆率攀升7.1个百分点，相比一季度攀升的13.9个百分点，增幅速度已趋缓。报告认为，二季度杠杆率增幅趋缓主因在于经济增长率由负转正，因为债务增速相对一季度实际上还略有提高。 仅就二季度而言，债务或信贷扩张速度并未减弱，甚至有所增强。实体经济总债务、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在二季度末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2.4%、11.1%和12.8%，均分别高于一季度的11.1%、10.1%和11.5%的同比增速。因此报告预计，如果下半年经济增长继续恢复，则宏观杠杆率增幅趋缓可期，甚至可能出现季度性的杠杆率回落。 房地产贷款需求增长是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因 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增长13.9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的攀升贡献了七成，政府杠杆率贡献了16%，居民杠杆率仅贡献了14%。在二季度宏观杠杆率7.1个百分点的增幅中，企业、 政府与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攀升分别贡献了46%、25%和28%。 今年上半年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了3.9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55.8%上升到59.7%。一、二季度分别上升了1.9和2.0个百分点，二季度增幅有所扩大。在企业和政府杠杆率增幅回落的情况下，居民杠杆率的增幅扩大，对总体杠杆率的拉升作用增强。，而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房地产贷款需求增长。从居民各类贷款来看，前两个季度居民短期消费性贷款呈现出低于10%的同比负增长，而其他两类贷款——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则都维持在比较高的同比增长水平，二季度两者的同比增速都超过了15%。 报告认为，短期消费性贷款负增长与居民消费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在GDP中与居民消费相关性较强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者在二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2%和-18.0%，远低于二季度整体GDP的增速。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为-11.4%，仍处于负增长区间。从历年数据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短期债务余额的增长速度较为保持一致。居民消费虽弱势复苏，但仍处于负增长区间，不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因。 而另一方面，上半年居民住房贷款增长较快，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动力。在一季度中，虽然房地产成交低迷，但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同比上升21.1%；二季度的房地产成交活跃，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也是同比上升了20.7%。 相对于一季度，二季度居民部门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边际贡献在上升。报告认为，这一杠杆率的内部结构调整是合理的。 但报告也指出，政策当局所要求的信贷增长要明显高于往年，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活动疲弱对信贷的吸纳能力较为有限，从而导致信贷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加剧。这会从总体上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大幅攀升，局部也会带来资金套利和资产价格较快攀升的风险。 要对未来不良贷款做到未雨绸缪 针对上述现状，报告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从长期稳杠杆的角度，努力恢复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报告认为，如果下半年经济增长继续恢复，则宏观杠杆率增幅趋缓可期，甚至可能出现季度性的杠杆率回落。所以说，未来宏观杠杆率的走势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而非债务扩张。从长期稳杠杆的角度，努力恢复经济增长是第一要务。 第二，警惕信贷与实体经济活动错配带来的问题和风险。面对百年不遇的疫情冲击，政策要求信贷增长要明显高于往年，以体现对于纾困与恢复经济的大力支持。不过，因为疫情冲击，很多信贷需求用于纾困，而不是用于商业活动的扩张，这就使得“明显高于往年的信贷增长”与“明显低于往年的实体经济活动”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匹配或者说错配。这个问题在今年二季度表现较为突出。因此仍需要坚持总量政策适度，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 第三，面对坏账率的较快上升，银行部门要做到未雨绸缪。报告认为，今年金融业增加值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既有会计核算制度的原因，也与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下降相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3.2%，相比2019年一季度末192.2%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 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认为，要对未来不良贷款做到未雨绸缪，需从两个方面做好准备： 首先，预先计提拨备，减少银行分红。在银行账面利润随着存贷款规模快速上升而上升的同时，进行更大幅度的计提拨备。 其次，进一步给予财政上的补助，包括用专项债资金充实地方法人银行的资本金，也包括用财政与金融相协同的方式给予中小企业相应的支持。 金融的优势在于市场机制，而采用财政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补贴有利于降低结构性金融政策所产生的市场套利和坏账上升等问题。财政与金融二者协调配合，将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中国有没有4亿套空置房值得商榷，因为没有任何官方数据证实，但一线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在20%以上，二三线城市超过30%以上，而个别的小县城商品房空置率超过50%，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再把小产权房和农村闲置的房子统计进来，这一定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显然，中国的商品房已经过剩了。 此外，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已经趋于饱和。2020年4月份央行发布了一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负债状况报告，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为96%，有一套住房的占比为58.4%，两套住房的比例是31%，三套及其以上的比例是10.5%。 这说明，多家居民家庭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甚至拥有了好几套房，房地产市场已趋于饱和。也就是说，哪怕开发商不再建造商品房，仅凭库存房产，也够我国城镇居民居住。 现在很多民众感到奇怪，既然国内各城市空置房这么多，商品房刚趋于饱和，房价为何还不下跌呢？让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在国内众多理财渠道中，没有一个投资品能像房地产那样只涨不跌，稳赚不赔的。有人炒股真正赚钱的人是很少的，而买线上的理财产品也纷纷爆雷。唯有房地产这20多年来，一直呈现向上涨的趋势中。所以，国人只要攒够首付款的钱，就要去买房，这样资产就能保值增值。所以，投资性购房需求推高了房价。 第二，各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如果房价下跌，地价也会下跌，而地价下跌，就会影响土地财政收入，土地财政收入减少，那地方政府就会发生财政赤字，不仅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会受到影响，而且在基建投资方面也会无钱可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往往通过危棚改造、人才引进等政策，来制造商品房需求，从而达到迟滞商品房下跌的目的。 第三，受到疫情的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央行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M2总规模增加了10万亿。连续降准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流动性，而过多的流动资金没地方去，只能投向个人住房贷款领域。 此外，央行今年开始引导市场利率下行，这样房贷利率也同步下调，就激发了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反弹。投资性需求入市，迟滞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进程。 第四，房价已经快速上涨二十多年了，即使房地产要开始出现调整，也有一个迟滞性。尽管现在国内经济处于复苏阶段，各行各业都不景气。但是很多人都没改变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因为2009年、2011年、2014年，房价都曾经出现过调整，但房价在下跌之后，又开始了新反弹，现在一些人都在豪赌，这次疫情过后，房价还会展开反弹。 所以，市场长期做多房地产的预期没有改变，还没有炒房者大量退出房地产市场的迹象。 实际上，靠货币宽松、人才引进、棚改货币化，鼓励投资购房等，只能人为阻止房价下跌，延迟房价下跌的进程，最终国内的房价还是要与当地居收入挂钩，而不是房价与投资购房需求来决定。 目前，国内房价上涨的空间越来越小，下跌的空间却越来越大，是泡沫总会破裂的。所以，对于刚需来讲，再过一二年，国内房价一定会有较大调整，届时再出手买房，可能价格要比现在便宜更多。
腾讯理财通近日发布的《后疫情时代国人财富管理报告》显示，投资理财成为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方式，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公募基金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向，权益型基金则是居民配置成长型资产的首选。 报告得出了三大主要结论。一是受疫情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个体经营者”受到的冲击最为显著；二是绝大部分的居民对未来一至两年的收入增长持乐观态度；三是疫情降低了居民的风险偏好，过半数受访者认为今年投资组合收益率会下降。 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并不悲观，节流与开源并举 尽管受疫情影响，不少居民的收入出现缩水，但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并不悲观。报告数据显示，对未来一至两年收入增长保持乐观和中性态度的受访者超过八成。其中，超四成受访者明确表达了乐观或较为乐观的态度。 在经济未完全恢复的背景下，不少居民计划削减支出，以“节流”应对收入下降压力。报告显示，29.5%的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后将会适当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不过，52.9%的受访者认为消费支出有一定刚性，很难削减，收入方面的“开源”更为重要。 而在计划增收的各种途径中，41.3%受访者考虑通过“投资理财”进行增收，显示出财产性收入已成为居民收入的重要补充。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居民对收入增长保持乐观预期，符合经济基本面逐步向好的表现。”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表示，疫情导致居民消费心理发生较大改变，居民储蓄意愿有所增强，对消费或带来一定冲击。 居民风险偏好降低，投资理财倾向稳健 疫情降低了人们的投资风险偏好。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表示疫情过后将在投资理财中更趋于保守，增加稳健型资产的配置比例。 疫情发生以后，各国央行充分释放流动性，引发资金价格的持续下降，低利率环境下资产收益率下行。我国居民对投资理财收益预期也在降低。在预估今年投资理财收益率方面，83.9%受访者预计收益率在4%以下，预计收益率能超过4%的仅有16.1%。 “伴随着此次疫情的全球性爆发，各国央行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利率中枢持续下行，比如货币基金收益率已下行突破2%。未来低利率将成为新常态，给居民家庭的财富规划带来了新的挑战。”野村东方国际证券产品投资部主管李丹表示。 报告显示，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公募基金是目前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向，分别有48.8%、37.3%、28.0%的受访者配置了上述三类资产。 针对疫情后国人资产配置情况，伍超明表示，近期A股市场做多热情高涨，沪指创下近两年新高，源于国内疫情防控与经济修复均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经济基本面韧性十足。此外，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断下降，居民存款搬家入市意愿强烈，居民资产拥抱大权益时代已经来临。 腾讯金融科技智库首席投资专家刘明军表示，公募基金始终是居民配置权益型资产的最好方式。今年权益型公募基金的表现亮眼，上半年股票基金和偏股混合基金的平均收益率都在20%左右，长期看，权益类公募基金较高的潜在收益，反而是抵御类似此次疫情风险的最好武器。
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一 收入感受指数 本季收入感受指数为46.1%，比上季上升4.5个百分点。其中，13.8%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比上季上升3.2个百分点，64.5%的居民认为收入“基本不变”，比上季上升2.6个百分点，21.7%的居民认为收入“减少”，比上季下降5.8个百分点。收入信心指数为47.9%，比上季上升2.0个百分点。 二 就业感受指数 本季就业感受指数为37.5%，比上季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10.7%的居民认为“形势较好，就业容易”，46.9%的居民认为“一般”，42.4%的居民认为“形势严峻，就业难”或“看不准”。就业预期指数为50.1%，比上季上升2.8个百分点。 三 物价和房价预期 对下季度，物价预期指数为58.3%，比上季下降4.9个百分点。其中，25.3%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上升”，52.5%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0.7%的居民预期“下降”，11.6%的居民“看不准”。 对下季房价，22.8%的居民预期“上涨”，51.2%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3.2%的居民预期“下降”，12.8%的居民“看不准”。 四 消费、储蓄和投资意愿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4%，比上季上升1.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2.9%，比上季下降0.1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23.8%，比上季下降1.2个百分点。居民偏爱的前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理财产品”、“基金信托产品”和“股票”，选择这三种投资方式的居民占比分别为48.4%、21.5%和16.1%。 被问及未来3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为：教育(29.8%)、医疗保健 (28.3%)、旅游（19.7%）、购房(19.7%)、大额商品(18.8%)、社交文化和娱乐(16.7%)、保险(15.5%)。 编制说明：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起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制度。每季在全国50个（大、中、小）调查城市、400个银行网点各随机抽取50名储户，全国共20000名储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储户对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储蓄及负债情况、消费情况、储户基本情况等四个方面。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中的指数采用扩散指数法进行计算，即计算各选项占比，并分别赋予各选项不同的权重（赋予“好/增长”选项权重为1，赋予“一般/不变”选项权重为0.5，赋予“差/下降”选项权重为0），将各选项的占比乘以相应的权重，再相加计算出最终的指数。所有指数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指数在50%以上，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向好或扩张状态；低于50%，反映该项指标处于变差或收缩状态。 主要指数计算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1.物价预期指数：反映居民对下季物价判断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下季物价“上升”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2.收入感受指数：反映居民对当期收入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分别计算认为本季收入“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3.收入信心指数：反映居民对未来收入信心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难以预计”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下季收入“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4.就业感受指数：反映居民对当前就业情况感受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认为本季就业“增加”与“基本不变”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5.就业预期指数：反映居民对未来就业预期的扩散指数。该指数的计算方法是，先扣除选择“看不准”的居民数，然后分别计算预计下季就业“好”与“一般”的居民占比，再分别赋予权重1和0.5后求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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