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都觉得理财的“风向有变”:货币基金收益下行,债基出现较大波动,信托也屡见暴雷。市场利率的下行以及金融监管政策的密集推出导致传统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的变化给近期的居民理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主要经济体均下调了国内的央行基准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脚步悄悄来临。名义零利率和负利率,通常都是在经济形势很不乐观的时候采取的极端货币政策,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经济形势不好,收入自然受影响,存到银行的存款利息还是负数(扣除银行收取的管理费之后),收入相当于自动地减少了。 市场基准利率调低同时影响到债券类产品的投资收益。据2019年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对逾3400名最富有投资者调查显示,由于负利率使得几乎所有债券类资产价格呈现非理性上涨,收益率下降,逾60%受访者决定减少债券购买。国内基准利率下行对于居民一直以来青睐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影响也是明显的。比如说,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一批货币基金类产品的收益率一路走低,其中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已经下滑到1.55%左右。 另一方面,近几年密集的金融监管政策不仅对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逐渐从根本上改变居民的投资理财的理念和行为。资管新规执行之前,银行理财和信托固收都是保本的,因为金融机构承担了所有的前端投资风险,这是为什么居民理财中大量配置这些产品的原因。 资管新规之后,银行理财产品要求以净值形式体现收益,部分低风险产品甚至由于近期的利率波动产生了阶段性净值下降的现象。比如说,截至6月3日,招商银行代销产品“代销季季开1号”产品近1月年化收益率为-4.42%,其单位净值也跌破成本价至0.9997元。而6月13日,四川信托爆出产品无法兑付,资金窟窿高达200亿的新闻,更加直观的冲击了人们对于信托刚兑的认知。 这些变化使得传统以取得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作为投资目的广大投资者感到不适,甚至有投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阶段性净值下降的现象进行了投诉。但这应该是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后的常态,投资者越早接受,越早调整自己的投资行为越好。资管新规要求银行理财从固定收益型转变为净值收益型,其本质是把风险交还给投资者,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理财收益增加;相反,若市场行情不好,则收益减少甚至出现亏损。 总体而言,传统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的变化伴随着市场利率的下行和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要求居民投资者放弃“路径依赖”,重新思考自己熟悉的资产配置的理念和定位,接受新的挑战。以下为居民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挑战,做好自己的投资理财提供几点思路。 居民传统的理财观念需要改变 新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最好的投资者教育。传统以来,中国的居民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较低。根据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美国嘉信理财(高金-嘉信)2019年发布的“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研究报告中显示,即便是拥有正式财务规划的中产新富人群的可投资资产配比中,持有银行存款和现金的比例是58%,加上可能存在刚兑的2%固收类债券, 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占到60%。但伴随利率下行和刚兑打破的发展趋势,投资者的意识和风险偏好应该会迎来实质性的改变。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压低利率,进一步鼓励市场配置高风险资产。因为高收益、低风险的银行和信托固收产品的刚兑逐步打破,曾经部分扭曲的理财产品终将逐步不复存在,对于居民投资者来说,是时候考虑未来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将配置于净值型、风险类的资产。 当然,相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低收入人群的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对资产价格的敏感性较弱,他们很难接受通过风险资产配置来提高收入。但是,现实是利率下行的长期存在,低利率货币环境的结果可能对具备风险偏好的人群更加有利。所以,居民投资者如果不能很好调整理财观念,沉迷于怀念历史的高银行存款利率和刚兑的固收信托产品,他们将不得不接受进一步扩大了“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居民投资者需要考虑资产配置 居民理财应该具备多元化配置的意识,重新思考未来的配置方向和策略。 首先,我们需要从理念上认可在低利率的时代资产比存款更重要。随着利率继续下调,资产的价格会升高。按照传统的低风险产品配置理念,低风险固定收益产品利率越来越低,但直接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物价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可能升高,居民的的实际收入下降。 居民理财的产品配置应该更多元化。对于未来的资产配置方向的考虑有几点: 第一,除了现金类资产,居民也应当对另一类重点配置的资产——房地产加以关注。房地产也许短期内很难回调,但通过房产价格上涨获取资产收益的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在一些人口基数大、具备刚需的地方,房子也是一种重要资产,它的价格也会随着利率下行而升高,但是像过往十年那样,房地产投资的高增长性也不复存在。配置这类资产的居民应该接受除了房价上涨,同时依靠房产租金收入产生的持续现金流作为收益的一部分,这也是房产在未来的一部分价值。 第二,如果考虑配置固定收益类资产,可适度延长固收产品的投资期限。利率下行的长期趋势的考虑下,通过长期限锁定收益,降低利率下行风险。 第三,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明显符合国家战略趋势。近几年密集的金融监管政策的推出带着明确的目标,就是“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推进经济转型”。明白国家战略目标,也就明白近期金融市场的监管的重点。一方面针对结构性存款、信托的从严政策加码。比如说,银保监会窗口指导股份制商业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同时要求各家信托公司压缩主动管理类融资信托规模。但另一方面针对股票市场的红利不断释放。比如说,支持中概股回归的相关政策不断推出;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规则发布,深交所将开始受理创业板在审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申请;最近两天,上交所发布公告修订上证综合指数的编制方案。这些政策的变化都彰显了国家层面对于股票市场的认可,在通过股票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帮助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此同时,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也会在实现大目标的过程中受益,获得高于市场水平的收益。 “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美股的高歌猛进,一部分的原因来自很多投资机构,在负利率、固定收益类资产荒日益严峻的环境下的孤注一掷,我们不确定会持续多久。但即便是个人投资者,居民也应该适度调高风险偏好,增加权益类产品的配置。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家庭在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相比发达市场来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固定收益率下降已成长期趋势,势必会导致居民的配置部分从银行理财等转移至股票等权益性资产。最起码,在出现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债券收益越来越低的时候,拥有较好现金流的蓝筹公司,通过稳定的持股分红,发放股息,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长期投资者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类似于固定收益的现金流产品的投资。 总的来说,在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资产将成为居民投资者未来理财的重点方向,我们要摒弃过去的过度配置现金和银行存款的传统;迎接刚性兑付打破的大趋势,学会面对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类产品的净值化;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趋势,适度提高风险偏好,增加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我们只有学会适应市场环境的转变才能够在未来顺势而为,占据主动的优势。
相关阅读: 周天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与工业生产过剩的梗阻与失衡 导语: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今天发表之二。 中国经济目前和未来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国民经济房地产化,对制造业产生了严重的挤出,并且房地产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动和支撑能力也趋于越来越弱,并且其发生风险的概率也可能会越来越大。从经济流程和循环看,土地、房屋与一般商品三市场之间,在其征用出让、开发建造、加工制造等生产和市场交易环节,中国在体制和经济运行上有着特定的流程和传导。 1. 土地征收和出让环节上,地方政府分流了大部分农民应当得到的收入,并且对住宅等商品房土地饥饿供应致使房屋价格快速上涨。 从世界许多国家土地交易收入看,政府一般征收交易额20%到40%不等的税收,其余留给土地所有者。中国的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和城郊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者。改革开放以来到2019年,城市县城、水利交通、工厂矿山等建设,国有从农村和城郊集体征用转移了2亿亩左右的土地,如果1亩地价格就是100万元,现在就是200万亿元的资产。其中出让的土地规模为7110万亩,地方政府累积收取了出让金503468亿元,即使征收40%的税收,农民集体也应当得到302081亿元。但是,征地补偿农民得到的部分,不到出让金总额的5%。在地方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市场上,土地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17%,全国平均每亩土地出让价从1998年的6.6万元上涨到2019年的193万元。 2. 土地价格上涨传导持续推动住宅价格上涨,房价收入比远高于一般工薪阶层能够接受的6。 联合国人居组织认为,若居民家庭财务不发生破产风险,对工薪阶层居民,其房价收入比一般3到6为宜。2000到2019年,商品住宅价格年复合上涨率8.2%,从每平方米1948元上涨到9282元;由于由房地产商建造销售住宅,集中度目前已经为90%以上,对其几乎没有其他住宅建设和供应渠道与其竞争,为了平衡房价上涨消化不掉的土地价格,商品住宅楼高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4层左右, 2019年房地产商新建商品住宅提高到了36层,否则没有其10%的净利润,使得每年加高1.6层多。20年来,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平均9.26,高于合理房价收入比3.26;农村居民为28.52,高于房价收入比22.52。即使商品住宅价格按照高出城镇居民房价收入6计算,2000到2019年,过高的房价部分,转移了291688亿元居民收入。 3. 如果没有土地和房地产对居民消费能力的挤出,就不会存在目前的工业产能过剩。 由于在土地征用交易体制扭曲较多地分流了农民的收入,在房屋市场上高房价部分较多地转移了城乡居民的收入,2000到2019年按其不同的收入消费率计算,传导到一般商品市场上,累积挤出了476366亿元的消费能力。就2019年看,土地征用和出让市场上,地方政府分流了农村居民收入43510亿元,高房价部分转移了城乡买房居民收入42891亿元,按照各自收入消费率计算,当年挤出的居民消费能力为64851亿元。按照目前阶段消费品与投入品霍夫曼定律1﹕1比例衡量,包括消费支出1元有扩大到2的乘数,如果没有土地和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完全可以平衡2019年111000亿元的工业产能过剩。 4. 如果只住不炒,房屋已经过剩,土地出让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越来越弱。 一是居住功能的城镇住宅存量已经过剩。2019年城镇住宅存量3.65亿套,在建住宅0.63亿套,2019年新开工0.17亿套。如果住宅一套3人居住,可供10.95亿人居住;2020年即使一个楼盘也不建了,在建和2019年新开工的全部建成,将有4.45亿套城镇住宅,可供13.35亿人居住。 二是住宅拥有不均,如只住不炒,则资产投资性住宅已经占到住宅总量的52.33%。6亿城镇户籍居民中,13%的7800万无房人口租房住;66%城镇居民3.96亿人口住一套房,计1.32亿套;假定农村居民已经买了2500万套房(可住7500万人),则21%的1.26亿城镇居民拥有多套房,计2.08亿套,平均每户4.95套。 本部分小结:土地低补偿征收机制分流了太多的农村居民收入,地方行政垄断的土地市场使土地价格高速上涨;高地价传导到渠道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供应渠道中,使房价快速上涨,过多地转移了城镇等居民收入;传导到一般消费品市场上,由于挤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持续不足,造成制造业向外转移、利润微薄、产能过剩和增长下行。 传统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趋于逐步熄火,继续依赖的结果是不动产价格、房地产债务和货币等可能暴发风险。 财政土地出让行政垄断化,房屋建设单一渠道,造成房地产业与制造业间的极度失衡。不进行改革调整,抑制经济深度下行,根本就无解。 治本的思路和对策:彻底改革地方行政垄断的土地征收出让体制,改革房屋只有房地产商开发建设供应单一渠道。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从系统分析的视角看,是一个经济体各部位相互联系和耦合的变动过程。除了新冠疫情这样突发性的冲击之外,中国经济体深层次流动循环中的梗阻和失衡,是造成国民经济就业岗位不足、农民收入低下、消费需求不振、工业生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货币发行过多、金融风险升高、增长速度下行等诸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讨论解决之道,不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应当从系统结点、流动和循环的思维去认识问题,并提出对症化解、疏通循环、统筹协调的对策方案。 目前和未来国民经济面临的头号和最大问题是工业生产过剩的常态化。由于近年来制造业出口额在GDP中的比例日趋下降,实际意味着外部需求拉动和支撑国民经济就业、收入、消费和增长的流量和动力在逐步萎缩。我们过去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下投资建设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也在逐步地下降。 1. 工业产能过剩,但总体上居民消费不足 从2019年的情况看,实际工业产能过剩率在20%左右,规模为11.1万亿元。居民消费占GDP比例30.29%;这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居民消费占GDP50%—60%的水平,低了19.71%—29.71%。GDP中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说明GDP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动产建造、金融产业资本分配、公共管理活动等比例过高,而市场的消费能力不足。 2. 过剩的关键症结为近7.8亿农村户籍人口消费能力不足 2019年城镇户籍居民、外出务工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为6.2亿、2.3亿和5.5亿人,其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3.12万元、2.1万元和1.33万元,形成的消费规模城镇户籍居民为19.36万亿元,外出务工人口为5.04万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为7.3万亿元。也就是说,7.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总消费只有12.34万亿元。 3. 农村户籍居民工业品拥有和消费并没有满足和饱和 2019年从农村户籍居民耐用消费品看,每百户拥有率与城镇居民相比只有65%,农村家庭每百户汽车拥有率为22,与国际水平相比只有14%,刚刚进入汽车社会门槛。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大于1的不少,有的数值在2到3。从农村居民的住宅客厅、卧室、厨房和厕所等装修、装备和舒适等条件看,水平可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别是许多中西部农村,许多是露天旱厕、柴火灶台,水平还在农业社会时代。 4. 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则是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 2019年,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为43.42%,这比世界上一般的居民收入占55%—65%,低了11.68%—21.68%。城镇户籍居民、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其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66万元、3万元和1.6万元,其各类人口居民收入规模分别为28.89万亿元、7.2万亿元和8.8万亿元。7.8亿农村户籍居民总收入只有16万亿元,占GDP的比例只有16%。 小结:上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循环不平衡的内在形成机理是:“居民收入过低→消费能力不足→工业生产过剩→经济增长下行”,主要症结是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过低。 治本的思路和对策: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户籍居民收入水平。否则,工业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无解。
疫后经济,百业待兴。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内生动能,房地产的景气程度正从一季度的谷底快速回升。这显然与前期受到抑制的购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有关。经历如此自发性修复之后,房地产的回升是否还可以持续,尤其在“房住不炒”、“房地产不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大背景下。 图1:疫后地产反弹能否持续? 数据来源:Wind 谁在掣肘房地产? 疫情对居民短期收入造成负面冲击,叠加家庭债务水平已处历史高位,这些似乎都是掣肘房地产销售的悲观因素。不过与人们直观感受不同的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时期,房地产销售未必低迷。中美史实对此都有印证。 究其原因,居民购房行为往往取决于其长期收入的积累和对未来的预期,受短期收入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今年我国居民收入虽有放缓但更多是疫情短期冲击所致,对房地产销售未必会构成明显制约。 图2:居民收入下降抑制地产回升?数据来源:Wind 家庭债务水平高低与房地产短期景气程度也并非直接关联。例如,中国居民杠杆率趋势性抬升已有十多年,而商品房销售增速的中枢却相对平稳。特别地,居民杠杆率年内的短期变化往往较为缓慢,难以对商品房销售的剧烈变化起到主导作用。美国等国际经验也呈现类似特征。 图3:居民债务高企抑制地产回升? 数据来源:Wind 谁在支撑房地产? “因城施策”依然是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重要逻辑主线。从过去两年的实施效果来看,该政策似乎有效熨平了全国范围内商品房销售的大幅波动。在此政策基调下,今年山东,南京等地的人才落户政策边际放松,嘉兴、南宁等城市的公积金政策也有所放宽,这些客观上将对未来房地产销售的回升提供积极支撑。 图4:“因城施策”熨平地产波动数据来源:Wind注:图中有关政策包含人才、公积金、限贷、限购、限售政策等。 展望未来,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行对信贷及房贷市场利率的滞后传导还将持续。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也为房地产市场回暖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经历疫情后的一段自发性修复后,房地产销售仍有接力回升的空间,从而有助于宏观经济修复企稳。 图5:金融条件对地产回升形成支撑数据来源:Wind 基本结论 一是疫情对居民短期收入造成负面冲击,叠加家庭债务已处历史高位,这些似乎都是掣肘房地产回升的悲观因素。但与直观感受不同的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时期,房地产销售未必低迷。家庭债务高低与房地产短期景气程度也并非直接关联。古今中外的史实对此都有印证。 二是因城施策依然是我国房地产调控的重要逻辑主线。从过去两年的实施效果来看,该政策似乎有效熨平了全国范围内商品房销售的大幅波动。在此政策基调下,今年各地放松人才落户、放宽公积金政策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这些客观上将对未来房地产销售的回升提供支撑。 三是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行对信贷及房贷市场利率的滞后传导还将持续。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也为房地产市场回暖营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经历疫情后的一段自发性修复后,房地产销售仍有接力回升的空间,从而有助于宏观经济修复企稳。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题:民生“关键小事”就是政府“头等大事”——北京垃圾分类满月观察 新华社记者骆国骏、王君璐、关桂峰 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以垃圾分类这件民生“关键小事”撬动基层治理,一个月来桶站配置率、垃圾分类指导员覆盖率、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现的同时,仍存在部分社区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不及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题,需进一步完善解决。 “接诉即办”:瞄准群众关心、关切做好政策落地 “我们小区怎么还没动静?”“夏天到了,垃圾桶异味很大。”条例实施前后,石景山区八角街道通过12345派单、社区居委会反馈等渠道接到多起有关垃圾分类的居民意见建议。 “条例实施遇上疫情,推进确实有难度。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接诉即办’,根据居民诉求不断调整优化方案,打响垃圾分类持久战。”八角街道党工委书记高春玲说。 5月29日晚7时,记者在八角街道八角中里社区西片区看到,垃圾清运车载着4个垃圾桶,准时来到垃圾投放点。垃圾分类指导员手持垃圾分类钳,现场指导居民投放。 “5月20日开始,西片区撤除原有垃圾桶,试点垃圾不落地模式。”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李美红介绍,垃圾收运时间、点位设置等,都通过小区微信群、楼门长入户等方式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这是北京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接诉即办”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缩影。北京市专门成立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每日调度,加强检查,查找问题,补齐短板。 此外,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还与12345热线建立对接机制。5月1日至31日,12345热线共受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来电1.7万件。 “诉求主要集中在混装混运现象依然存在、垃圾桶设置不合理等具体问题。”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副主任冯颖义介绍,12345热线快速派单并加强督办。 效果显现: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 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 条例实施一个月来,桶站配置率、垃圾分类指导员覆盖率、家庭厨余日分出量不断提升,北京市垃圾分类效果逐步显现。 ——居民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 通州区中仓街道北人家园小区里,旧轮胎做成花盆、桌椅,“垃圾”变身新景观。“它们像是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居民李阳说。 为方便居民参与,北京市侧重服务端发力,不强制破袋、不强制撤桶、不强制定时定点,各街道社区广泛发动党员、楼门长、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加大宣传引导。 2万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人盯桶”;1400余名挂牌责任督学对16区所有中小学校垃圾分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导;热心居民脱下疫情防控红马甲,穿上垃圾分类志愿者绿马甲……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氛围正在形成。 ——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明显增加 厨余垃圾是垃圾分类的重点、难点。数据显示,5月1日至25日北京市居民家庭日均分出厨余垃圾622吨,比4月日均量增长118%。 “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居民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明显增加。”北京市城管委设施处副处长蔡华帅说。 ——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的立案处罚力度 “责令立即整改,并立案调查予以处罚。”北京城管执法人员近日在朝阳区霄云路35号院检查时,发现一起清运单位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倾倒在一起运输的违法行为。 据统计,5月份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检查生活垃圾分类主体责任单位6.45万家,发现存在问题单位9911家,立案查处违法行为2330起。 “下一步,继续紧盯混装混运、泄漏遗撒等突出问题,促进垃圾分类主体落实责任。”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全民参与:提高精准投放率 市场化力量来助力 记者走访发现,部分社区仍存在桶站配置不齐全、垃圾清运不及时、混投混装混运等问题。“精准投放率有待提高,这是下一步要重点做的工作。”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说。 市场化力量为垃圾分类助力,“爱分类”“绿猫”等再生资源公司除上门回收外,还将业务拓展到垃圾分类宣传指导等方面。 “通过公众号预约上门回收很方便,一公斤还给0.8元环保金奖励。”家住金隅嘉和园小区的张先生说。 “现在一天能接40多单,明显感觉大家的分类积极性提高了。”“爱分类”回收员李万海说。 5月份,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分出的厨余垃圾同比增长10%至15%。负责该小区垃圾分类的北京天龙天天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权介绍,通过定期公布每个桶站的厨余垃圾分出量,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看到成效,增强了分类信心。 “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同向发力,有利于再生资源回收产业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通过反哺机制降低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成本。”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王灏说。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吴啸浪
疫情下也要让小微企业“小草”变“小花” 多一点呵护 多一点关心 “目前举步维艰的小微企业,往往是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地方,要合理利用财政赤字、国债和社保基金结余资金,补贴小微企业。企业可以减薪,但不能减就业岗位。”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24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强调要保企业保岗位。 宁可减薪,也不能减岗,不能让居民失去就业岗位、丢掉工作,这是在就业问题上最低的要求了,也是应对疫情不能再降低的要求。如果能够做到不减薪不减岗,当然是最好的。但眼下的形势,确实非常严峻,要做到不减薪不减岗甚至增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按照“六保”的要求,又是必须做到的,是不能有任何含糊和松懈的,也是实现全面小康、全面脱贫、全面完成十三五规划各项任务必须达到的目标,必须迈出的坚实步伐。否则,工作就存在缺陷,工作的质量就会出现打折,工作的效果就会受到质疑。 要确保居民就业不受明显影响,确保已经有岗的居民不失去岗位,确保没有岗位的居民能够有岗,确保失去岗位的居民能够重新找到工作岗位,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和呵护好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只要小微企业不倒,居民就业就不会出现明显问题,就能基本做到不减薪、不减岗,即便减薪,也不会影响就业,不会出现大量减岗现象,也能得到广大居民认可和接受。 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 恰恰是这个十分重要的企业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野草生态”之中,没有得到最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更多情况下被边缘化。即便有明确指向的政策,真正能够落实到位的也不是很多。因此,面对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小微企业的生存能力明显不强,很难经受风雨的考验。多数企业面临生存风险,“活下去”的难度很大很大,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必须有政府的强力保护,必须有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 所以,疫情发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信贷资金、税收减免、社保费减免、财政补贴等,给予了小微企业很大的支持。但是,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行、透支经营,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已经身体十分虚弱,甚至已经承受不起营养供给和输血,而必须慢慢补充、慢慢供应、慢慢恢复,否则,不仅吸引不了,还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如减免税政策,企业连生存都难,哪来税收,或者有多少税收。没有税收,又何来减免税呢?所以,政策的针对性也相当重要,并不是出台了政策,就一定对小微企业有用。 很显然,资金问题是小微企业的首要问题。不管如何,有资金供应,小微企业的生命就能延续,就有可能坚守到天明。否则,就会倒在黎明前。而资金,正是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最纠结的问题,两者始终没有形成共频。特别是金融机构,设置的融资门槛,让小微企业根本无法进入。所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十分精炼,但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仍然笔墨一点没减。报告指出,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同时要求,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可见,从中央来说,对小微企业是相当重视的,对小微企业融资是十分关注和关心的。关键就看,金融机构能否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今年的中央财政增加了1万亿的赤字,其中,扶助企业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扶助企业,就是扶助小微企业,通过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来达到保居民就业的目的,让“保居民就业”能够落地有根。只要今年在居民就业方面有保证了,中国经济挺难关就没有问题。即便需要面对更大的挑战、更多的困难,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能青山依旧、阳光更加温暖。 谭浩俊
近日来,社会各界对“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情况给予了极大关注。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内著名收入分配领域专家李实教授接受了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怎么理解“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1000元”? 李实:对于近期网上热议的情况,作为长期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的学者,我也很关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快速增长,但确实存在为数不少的低收入居民。 据有关数据推算,全国大约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相当于6亿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怎么理解这一情况,我想关键需要把握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有高有低。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是对6亿人这个群体总体而言的,这就意味着6亿人中有收入高于1000元的,也有低于1000元的,并不是这6亿人的月收入都低于1000元或都高于1000元。但不管怎样,这充分说明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较为明显,14亿人口中有为数不少的居民收入仍需要提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十分重要,任重而道远。 记者:根据您掌握的情况,这6亿人大体是什么构成? 李实:从构成情况看,这6亿人不仅包括在就业、有收入的人口,也包括无就业、无收入的人口,如老人、儿童、学生等被赡养人口。这就证明,这6亿人中会有一部分居民月收入要比1000元高一些甚至高出相当幅度,也会有一部分人月收入要比1000元低一些甚至低出相当幅度。在利用这一数据时,认清这一群体的人口构成对正确认识数据反映的现象十分重要。 记者:有人认为平均工资也不是这个数,这里的月收入就是月工资吗? 李实:这里有两层意思需要说明。第一层是工资是从业人员即劳动者的报酬,而收入是按家庭人口计算的居民收入,家庭人口一般多于从业人员,还包括无报酬的人口,所以家庭人均收入一般低于平均工资。而且这部分人群的平均月收入是低收入和偏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所有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要低一些,甚至比其中部分人员的最低工资还要低。第二层是收入包括但不等于工资收入,月收入、年收入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针对人口而言的,其中既包括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也包括家庭经营净收入如出售农产品净收入,家庭财产净收入如利息,家庭转移净收入如低保金等;既包括家庭现金收入,也包括家庭实物收入如农民的自产自用农产品折算收入,是家庭各渠道收入的总和。 这就说明,在观察居民收入时,需要把居民家庭各项收入都包括进来,不能仅仅理解为工资收入,才能对居民收入状况有更全面的把握。 记者:您对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还有什么建议? 李实:刚刚闭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这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我们相信,随着“六稳”、“六保”任务的落实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居民收入仍将会保持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仍将会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原文链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6/01/t20200601_3501070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