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只要投资回报有吸引力，投资者合法权益有保障，相信外资会不请自来。即便政府横加干预，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资本逐利的本质也会想方设法突破管制的藩篱。 最近，一条美国政府阻止联邦养老金投资中国的消息在国内霸屏。 此事的原委是，5月11日，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和劳工部长斯卡利亚通过行政指令和书信向联邦退休节俭投资理事会（FRTIB）施压，要求该机构所管理的一个联邦养老金停止转换投资跟踪指数的计划。5月13日，理事会宣布，将无限期推迟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投资计划，在追踪明晟指数方面推迟400亿美元国际资金的划拨。 联邦退休节俭投资理事会管理规模近6000亿美元的“节俭储蓄计划”（Thrift Savings Plan， TSP），是美国最大的401（k）类计划。为提高投资回报率，2017年11月，理事会决定将其投资跟踪的指数从明晟（MSCI）欧洲、大洋洲和远东指数转变为明晟所有国家（除美国外）可投资市场指数。如果采用这一指数，预计将有约45亿美元资金买入在全球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其中可能流向中国股市的资金约为20亿美元。 阻止TSP投资中国的闹剧去年就上演过一次。当时，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等人坚决反对该计划，但联邦退休节俭投资理事会在去年11月重新考虑后仍然维持了这一决定。按计划，投资跟踪指数将从今年6月开始转换，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 这次是旧事重提。5月11日，库德洛和奥布莱恩在信中指责理事会追踪包含中国股票的指数基金“是有风险且不合理的”。信中称“投资中国公司将面临信息披露不足等风险”，还将所谓“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理方式”视为该理事会不应投资中国公司的理由之一。信中写道，上述两个因素增加了“中国公司将受到制裁或抵制”的风险。 当晚，斯卡利亚致信理事会主席肯尼迪称，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要求该机构“停止与养老金投资相关的所有步骤”。他还在信中写道：“鉴于联邦政府按比例向TSP缴存费用，允许参保人投资中国的决定将导致联邦政府资助与美国军事利益完全背道而驰的活动。” 美国政府阻止TSP投资中国，会让中国损失一个潜在投资者。这当然不是好消息。但如前所述，TSP投资计划对中国的潜在直接影响只有20亿美元，间接影响也就40多亿美元，无伤大雅。由于TSP还未正式启动投资计划，故其延迟投资不会导致中国境内资产短期被集中抛售。考虑到疫情应对中，美国大水漫灌，全球美元泛滥，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热钱流入后，这部分潜在损失更是不值一提。 对于美国来讲，TSP本身在后疫情时代，身处宽流动性、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追求高回报的压力加大。而正如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去年在其名为《中国的投资机会大到不容忽视》的报告中所言：“如果投资剔除中国，错过的将是这一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潜力。”同时，此举意味着干预市场投资决策的有形之手伸得更长，这将有损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并将逐渐侵蚀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政府此举叠加其他一系列过激言行，令稍有缓和的全球经贸局势再度陷入紧张。在全球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政客们还有此“闲情逸致”，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小池塘。境外各种小动作难以阻挡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中国将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通过循序渐进的开放，支持和便利包括美资在内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增加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红利。而对中国来讲，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不只是增加外资流入量这点蝇头小利，更重要的是促进国内企业改善公司治理，投资者培养价值投资理念，构建更加完善的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 事实上，自2014年底启动股票通试点业务以来，从累计买入成交净额看，陆股通（北上资金）减港股通（南下资金），为累计净流出约千亿元人民币。但这并没有降低股票通业务对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积极性，更没有动摇中国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日前，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文，将于6月6日起正式取消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简化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手续，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或者“长牛”还要靠自身努力。一方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继续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按照新《证券法》要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监管。 只要投资回报有吸引力，投资者合法权益有保障，相信外资会不请自来。即便政府横加干预，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资本逐利的本质也会想方设法突破管制的藩篱。去年一度被热炒的“中概股”摘牌论之所以陷入沉寂，是因为美方深知，即便“中概股”被限制在美挂牌，也可以去其他市场上市。当年，正是“冷战”的铁幕，催生了今天依然生机勃勃的欧洲货币市场。最终，倒逼美国取消了包括Q条例、利息平衡税等在内的各种金融外汇管制。殷鉴不远。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财联社18日讯，对美国于5月15日针对华为实施新一轮技术限制一事，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于18日在华为深圳总部举行的“华为2020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做出回应称，华为面临美国“实体清单”影响，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华为努力保持客户供应，获得了绝大多数客户的理解。 郭平表示，华为不理解美国为何要持续加大“实体清单”对华为的限制，“好在我们有预案”，华为有信心尽快找到解决办法。 其指出，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产业发展极其重要，美国搞了太多独立标准，导致美国无线运营商目前无人是华为对手。 华为”呼吁产业界共同努力，确保全球分工体系的供应链安全。郭平称“华为对ICT产业仍充满信心。” 郭平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我们也会更加关怀和培育其他的供应商，共同成长、共同创新，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2001年“911恐怖袭击”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有人说21世纪是从次贷危机开始的。 今天，很多人说21世纪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 恐慌与混乱中，需要更清醒的思考。 恐怖袭击、次贷危机、新冠危机，每个历史分水岭式的事件背后，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矛盾运动到一定时候，不可能在现有框架里稳定有序地解决，无解了，就只能以脱轨的方式，破坏性地宣泄。 悲观主义者说，人类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有旧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的制度和神一样的技术。 乐观主义说，再大的危机也大不过人类觉醒的力量。就像1346年开始爆发的“黑死病”，那是中世纪最黑暗的一页，却也是中世纪落下帷幕的开始。 在那场横行欧洲大陆的鼠疫中，2500万人丧失，是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灾难无法控制，“瘟疫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的信条就动摇了，教会不再万能，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以人为中心、追求凡人幸福的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建立城市卫生准则，以及为弥补手工业者数量下降而探索机器的应用，从旧的苦难中，新时代渐渐走出。 危机不是不可战胜的。 回看历史，人们发现，危机中最悲剧的一幕不是鼠疫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人类之间的摧残。 由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无法找出“黑死病”真正的病因，同时一些地方的居民发现当地的犹太人没有被传染，因此犹太人被视为“异类”和制造瘟疫的根源。 在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的确也抓住了一个往井里“投毒”的犹太药剂师，他叫阿济迈，他最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犹太领导人的指使，用蜘蛛、青蛙、蜥蜴和人肉等制成毒药，让犹太人往河里和井里投，目的是毒死所有欧洲人。 阿济迈是怎么招供的呢？他被严刑拷打，被烙铁烫腋下、脚底甚至是生殖器，被铁钳将一片片指甲拉下，被绞索将身体的各个部位反向撕扯。 于是他招了，于是到处审讯，到处招供，到处杀害，连军队也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德国的美因茨，1.2万犹太人被烧死，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1.6万犹太人被杀。 犹太人极少感染黑死病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比欧洲人更讲究个人卫生。他们每周的安息日都会沐浴，而当时很多欧洲人一辈子都没洗过几次澡。 这是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历史。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人类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气候、生态、健康可持续的存在方式，以及全球流动的挑战（14世纪的瘟疫以每天5公里的速度花了3年传遍欧洲，2003年的SARS病毒从香港传入加拿大只用了24小时），那么灾难就有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开端。 而这需要团结，合作。 新冠疫情中的国际合作一直存在，有政府层面的，也有民间层面的，人道主义之光始终照耀。G20宣布将把全球最贫困国家偿还债务的时间延期一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动员合作伙伴筹资约1140亿美元，以帮助非洲应对疫情的流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灾难救济信托基金，帮助受影响的贫困国，并考虑减免其部分债务。 危机面前，大国合作尤其重要。 当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通电话，愿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雷曼兄弟破产令美国金融市场陷入危境时，中方也与美方携手化解。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说，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作为美国伙伴和利益攸关方的中国很负责，表现很出色。 人类是从一次次危机中走过来的，共同的危机往往能起到强化团结的作用。斯大林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说：“在战争时期保持团结并不困难，因为共同的目标是打败共同的敌人，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有责任看到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在战争中的关系一样强大。” 但团结并不容易。 “二战”结束不久，冷战就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的国家利益宁愿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因内部不和而分裂了，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今天，如果世界各国都把病毒当作共同的敌人，协同作战，病毒将会早日消失。否则，它会找到更长的生存空间。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启黄金时代，地球是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成为天下大势。30年过去，此时此刻，即使对全球化的明天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危机和“911”、次贷危机的一个不同是，后两者爆发时，主要大国间很团结。而新冠危机中，大国间的分歧、矛盾、对立一直延续，甚至升级。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政府不间断的、有时是歇斯底里的、丧失常识和共情的攻击。 特朗普关于中国的最新说法是：“我们可以中断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如果与中国断绝所有关系，美国将节省5000亿美元。” 中国习惯了特朗普的疯言疯语，网友一句“中国很忙”的回应反映了大部分人的心态。不过，这真是这个星球上最吊诡的事情之一——头号大国的头号领导人，靠着整个国家积存了200多年的实力和信用，信口开河，好像也不会得到什么教训，因此更加助长了他的自以为是。 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诸多国际组织，几乎没有哪个没有被特朗普攻击过。近年他多次指责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说“世贸组织太可怕了，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得到了很多美国得不到的好处”，“让中国逃脱了不公平的国家补贴”。 美国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新法官的任命，任其停摆，无法对各国之间的重大贸易争端进行裁决。 在新形势下，世贸组织和全球贸易规则确实要变革，“入世”后强劲崛起的中国也愿意参与变革，就政府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调整。但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态度是视若不在，或令其什么都做不了。 5月13日，任职7年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第二个任期的时间缩短了一年。他说：“WTO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必不可少。这是使我们远离丛林法则盛行的世界的原因，至少在贸易方面如此。现在是时候振作起来，着手寻找值得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和多边贸易体系的领导者了。” 其实，特朗普的每一次傲慢与伤害，暗中都标注着代价。只是何时还、如何还、谁来还的问题。国家形象变成个人赌注，随便透支，在更深的意义上还让人思考，在民粹主义和“制造假想敌”流行的今天，四年一次的投票还是不是可靠的纠错机制？选票和纠错之间能不能划等号？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不是针对特朗普，而是希望探讨，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学人》最新一期的封面是《再见全球化》），中国企业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去应对。 曾任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志乐教授，对全球产业链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主要讲规律的阶段。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型为全球公司，按照成本、规模、效率等要素特点把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此时遵循的是“生意的规律”，就是看哪里有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与成本优势、竞争机制与效率优势、投入产出与效益优势，等等。 这一阶段最经典的例子，是奥巴马在硅谷访问时问乔布斯，“苹果一年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几乎都在海外生产，难道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国国内吗？” 乔布斯回答，iPhone4就要上线了，要做一个重大修改，中国是半夜12点，富士康的厂长发出指令，1.2万工人立即起床，8小时后产能已经规模化，美国8个星期也做不到！ 其实中国制造的特征不仅是工人效率高，还有整个供应链网络强大。 第二个阶段是讲规则的阶段，是最近10年全球型公司强化合规竞争的阶段。这时讲的是“生意的生意”，要求企业遵守外部法规及监管规定，并兑现自身关于合规的承诺。 这一阶段的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腐败被重罚；2017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就尾气排放造假的“排放门”事件向司法部门认罪，累计被罚超过240亿美元；2019年Facebook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达成和解，认罚50亿美元，以结束因为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收集87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所引发的隐私调查。前两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调查案件也属此类。 第三个阶段是讲信任的阶段，也就是更加关注地缘政治利益，更加关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自主发展，更加关注价值观因素的阶段。这是“和谁做生意”的阶段，而且已经有很多明显迹象。 一方面，为了保障地缘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一些国家正在考虑降低供应链对单一国家过高的依存度，并对愿意回流、在岸生产给予补贴；多国出台法令和政策，防范本国的科技公司、研发机构、战略性资产、关键基础设施等被外国资本收购，原来不需要审的项目现在要审，原来大的投资才审，现在小的投资也要审。 特朗普甚至表示，美国未来将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逐步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另一方面，以合规、经济制度、价值观等为口号，以美国为代表，对中国企业进行各种抑制和打压。 其措施包括：将大量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在未经特别批准的情况下购买重要的美国技术；直接干预或叫停中国公司对一些美国科技创新企业（如涉及到数据信息的企业）的投资，有的已投资的也被勒令退出；对在美从事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疗等科研工作的华人学者严加设防和调查；酝酿撤销2007年对中国电信在美开展业务的许可；美国证监会提醒投资中概股的风险，管理联邦雇员养老金基金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宣布推迟对中国股市的投资，等等。 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开始被迫考虑B计划，也就是到香港二次上市，甚至退市转往内地重新上市。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经有点疑神疑鬼。 今年3月6日，昆仑万维发布公告，宣布拟将公司所持有的Grindr （全球最大同性恋社交网络）98.59%股权以约42.15亿元（约6.085亿美元）的对价，转让给美国的San Vicente Acquisition LLC。昆仑万维此举纯属无奈。 2019年5月，昆仑万维、Grindr与美国财政部、司法部代表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协议》，对Grindr的数据访问进行了限制，理由是Grindr的用户中有美国政府、军方以及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如果中国情报部门获得这些人的性取向以及感染艾滋病毒等敏感个人信息，可能要挟这些人士提供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该协议要求昆仑万维要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向一个或多个主体出售其持有的Grindr股权。公告显示，昆仑万维预计本次交易将产生投资收益约31.64亿元。 美国对中国公司打压最严重的无疑是华为。美国对华为最新的制裁措施是：华为/海思使用任何美国的软件工具进行设计，都需获得美国许可；任何根据华为/海思设计生产的芯片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许可。美国还一直试图限制台积电为华为高端芯片代工，在压力之下，台积电最近宣布将赴美投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 怎样看待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客观地说，一个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对供应链进行调整，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降低产业链过长、过细、过于对外依赖所带来的不稳定和脆弱，这是正常的选择。 美国不少智库提出美国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战略，加强那些“关键到不能倒”的技术行业，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对先进制造的关键构件给予税收激励，为国内的生产规模扩大提供资金，增加法规监管的力度，等等，也是美国在反思“经济金融化，制造外包化”之后的必然调整。 这种调整从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如发布《高性能计算国家战略》和《确保美国半导体领导地位和创新报告》），在特朗普时代进一步加强（如国会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和《保证美国5G未来安全》报告），尽管加强国家干预有违自由经济原则，但也完全可以理解。 其次，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有时候讲的并不是规则和信任，而是政治，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无依据地抹黑中国企业，以此耸动视听，为打压创造条件。 例如，这几年美国媒体包括素负盛名的《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发表了多篇主题先行、缺乏依据的报道，试图证明中国企业在偷窃美国技术，并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是2018年《彭博商业周刊》关于中国军方情报部门打入美国服务器制造商SuperMicro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将米粒大小的“间谍芯片”植入其生产的服务器主板，由于这些服务器被卖给近30家美国最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政府部门，中国情报部门就可以通过芯片窃取高度机密和敏感的信息。 这篇报道引用的17个信源全是匿名，当事公司SuperMicro矢口否认产品曾遭入侵，苹果和亚马逊更是在报道发表当天即公开声明，他们进行过多次严格内部审核，完全没有发现报道中提到的被侵入的硬件，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国安局甚至白宫发言人也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恶劣影响已经不胫而走。 美国如此“讲政治”，媒体如此“讲政治”，则整体上对中国敌意的上升，以及一些中国企业遭遇无妄之灾，就是很自然的事。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试以被打压最猛烈的华为为例。 首先，华为通过以客户为本和创新奋斗，不断增强核心技术，并准备备胎和备份方案，同时依照国际惯例处理知识产权事务，积极通过交叉许可、商业合作等多种途径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其次，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在商业道德方面，华为提出，贸易合规、网络安全、数据与隐私保护、环境保护、反商业贿赂及反腐败等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企业能够在市场中生存和稳健发展的必要前提，“恪守商业道德、遵守国际公约和各国相关法律法规，是华为全球合规运营的基石”。 华为已在100多个业务相关国家完成对标当地与ICT产业相关的各项法律要求、行业协会要求，拟制了各国子公司法律合规手册；正在全球所有子公司明确合规责任，选拔、培训和任命合规官，并设立子公司监督型董事会，对各子公司的合规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通过与政府主管机构积极、开放的合作与交流，顺利通过了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审计；主动对重点合规领域引入外部顾问进行审视，以更加开放和透明的心态，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华为的合规理念与实践，持续增强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最后，在遭遇打压和诉讼时，华为通过法律途径应诉，并主动向海内外媒体打开大门，展示透明形象。 任正非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被问到：“美方有点非致华为于死地而不可的态势，您认为美国是敌还是友？”他回答：“如果我们不想死，就要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即使对方反对我们，我们也要向他学习，否则怎么能先进呢？科技公司不先进就一定死掉了。制裁华为只是美国少数人意见，他们不代表全美国人民，不代表美国的企业。我们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还是很认真的，不能有狭隘主义，还是要认真向美国学习，因为它最强大。” 在谈到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时，任正非说，美国公司也要生存下来，现在我们还是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只是如果美国政府提高标准，有一部分就不能买了，这些要替代。“菲律宾在疫情情况下停产了两天，我们都很紧张，担心供应部件（问题），要想办法帮助它，菲律宾关两天我们都接受不了，更不要说美国了。” 在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美国特朗普总统说的”时，任正非说：“人类要共同奋斗，共同为人类服务，这是我们办企业的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公司的选择。既然不想躲在自己家里，要到别人已雄霸几十上百年的世界市场上分食，并依靠实力最终取而代之，怎么可能轻而易举？怎能不备受打击？这就是命，而冲过去，就会天降大运。 从全球商业文明和消费者福祉的角度看，华为的了不起在于，它用知识的创新和更高的性能以及更好的服务，为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互通做出了贡献。为了这样的使命，华为面对美国依然保持了学习借鉴合作的态度。这是真正的自信。一拍两散很容易，用气斗狠也不难，难的是在更高的维度上，选择文明，选择长远，聚焦那些旨在提升核心价值和创新能力的事。 历史会证明，今天美国对中国公司的打压方式，即使是站在维护美国利益的角度，也不是明智之举。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挡不住的，这是由中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后发学习效应等等因素共同决定的。面对挡不住的力量，维护美国利益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标准、规则、知识产权、文化、资本等等，最大化地分享这种成长，而不是将其阻断。 《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援引的一家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的研究很有意思。到今年5月15日，美国将华为列入禁运名单刚好一年，华为智能手机有什么改变呢？在拆解了华为Mate30 5G手机后，发现中国产的零部件的使用率，按金额计算已经从25%左右上升到约42%，而在4G版中占比达到11.2%的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总体价值的1.5%。中国零部件企业真的要“感谢”美国的做法。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的新制裁后，有接近官方的中国媒体称，如果制裁成真，中国也会激活实体清单，制裁高通、思科、苹果，不买波音飞机。中国当然需要有反制美国的措施，但其实不必针尖对麦芒。中国买美国产品是公平交易，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干嘛不买？如果制裁高通，也不要忘了，中国的OPPO、vivo、小米已经走向世界，如果它们买不到高通的芯片，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会下降，市场会萎缩，间接导致它们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衰退。所以反制也要讲策略，要聪明地反制，不逞鲁莽之强。 中国最大的政治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要用更高远的、更符合全球消费者利益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很多摩擦与冲突。要相信功不唐捐，天道酬善。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发展中，各个国家对于外资、外企都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和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更高的文明要求，都反对机会主义，打击污染、洗钱、贿赂、项目舞弊、走私逃税、财务造假、侵犯隐私、剽窃知识产权、罔顾劳工权益等行为。这方面，一些中国企业或多或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被别人指责、打压，有时也不冤枉。 美国近年对在美国的很多华人专家另眼相看，反映了政治扩大化、意识形态极化等问题，但我们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有的专家长期在两边同时任职（有些是主要领导岗位的实职），同时拿工资，拿研究经费，且申报不全，防火墙缺失，这就难免给人抓到把柄，觉得这些专家是在利用美国的条件进行技术腾挪。 中国企业从大到强大，到令人尊敬的伟大，并获得全球认可，这还是漫漫长路。如果用文明的光，照亮前边的路，照亮自己的心，我们就会更谦卑，更合规，更平和，更开放，更自强。 最后总结一下最近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文明选择的思考： 1、全球化变局的核心是美国的变化。美国仍是超强的国家，但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越来越令世界不知所措，与其说是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不如说是美国的精神在退化。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最近说，在新冠疫情后，只要美元仍是轴心货币，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等以美元偿还美元债务，且用美元购买商品，美国仍能维持世界的主导权，但是迟早将发生美元债务的违约，美元作为轴心货币的价值将下降，这样一来美国的国力也将下降。“继美国之后掌握主导权的是中国。由于供应链和科技进步，围绕哪个国家掌握主导权，将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成为主角。不过，中国的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还需要较长时间。” 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中国理应自信，也要有定力，人民币要成为轴心货币需要强大的实力和国际信用、以及世界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作为后盾，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要聚精会神，不可自满和焦躁。 2、开放和合作仍应是中国面对全球化变局的主基调。这是中国发展之需，也是世界发展之需。我们仍应抱着开放的善意，尽一切努力保持和世界各国的接触与合作，特别是决不放弃和美国各界的接触与合作。共识是通过接触产生的。合作在互利中才能长久。 中国应该为建立新的、中立的国际合作秩序努力，为此和主要经济体之间需要有互相妥协的精神，否则世界将会无序，中国自身也将受害。国际社会有大量公共议题，只有通过集体参与才能更好解决，如环境、气候、安全、移民、人权等等，也包括公共卫生。这都是中国的用武之地，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裨益。 3、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化大有潜力可挖，应该深化改革和不断创新。以民企的“三公”待遇为例，最近很多企业家都在议论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去年1月1日到今年4月，国企与民企分别新发行公司债31406亿元与2368亿元，国企是民企的13倍，今年3月国企发行了402只合计3174亿元的疫情防控债，民企仅获发行73只合计388亿元。从公司债净增融资走势看，2019年至今的国企公司债合计净增规模为22353亿元，单月净增规模均为正增长，而同期民企的公司债合计净增-1660亿元，单月净增规模仅在去年4月、今年2月与3月为正增长，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国企发债的扩张与民企发债的持续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又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充斥着比较极端的扬中抑外情绪，这种情绪和对贫富分化的声讨相结合，让不少身份为外籍的民营企业家惴惴不安，担心有朝一日被“清算”。 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自有其向心力、凝聚力，我们希望企业家都拿中国护照，但应该平等对待那些换了身份的企业家，只要他们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我们也要相信，通过努力，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样的前提只能是切实保障人权，提升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还想特别提出的是，在出版、教育、传播等领域，对于国外先进知识、学术的输入，应该更加开放和积极。例如，中国有些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国际版权合作，已经具备了和国外出版社同步出版学术著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发扬光大，而不应被削弱。 4、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努力实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争成为中国软实力的正向输出者。不能把国家层面的必要斗争当成自己某些不当行为的挡箭牌，明明是不合规的问题，却要打上国家牌、民族牌，混在一起，这也影响了国家形象。 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类似，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最近又开始流行。但从深层次看，很多冲突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因素的冲突。正如导致近3000名平民死亡的911袭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一种文明和另一种文明的冲突。真正的文明是和而不同，而不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步，中国已有相当的基础，攀登人类新文明和命运共同体的制高点。我们有条件为全球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价值观不是“特例”，也是全球文明价值观的实现。 我们理应和全球文明有更加通约的连接。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人类还可能遭遇像新冠疫情这样的无常的袭击，希望中国一直是文明价值的守卫者、创造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始终坚定地站在文明的一边，以文明为坐标。 文明，也将让我们更加踏实和自豪。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今年以来，美联储通过两次降息，把目标利率降至零附近，同时实施无限量QE，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升至创纪录的6.7万亿美元；我国也采取了多次降息降准举措，4月份M2增速达到11.1%，达到209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放水”，自然引起人们对通胀的担忧，但迄今为止，全球主要经济体及中国均没有出现通胀抬升的势头，而且中国4月份的CPI已经从2月份的5.4%峰值降至3.3%，PPI则为-3.1%，呈现出通缩趋势。如何来解释全球货币“大放水”背景下经济仍然呈现通缩压力呢？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 作者:李迅雷 原标题:《水往“高”处流》 01 央行大放水：并未流入寻常百姓家 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符合自然规律。只要资金流入经济体，肯定会引起某些商品或资产价格的上涨。于是我们自然会想到费雪方程式，MV=PQ，其中 M为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平均数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Q 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实际应用中，经常用 M1 或者 M2 等广义货币代表 M，以名义GDP 代表 PQ。 但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M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会流入到资本市场，按照凯恩斯理论，货币需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交易需求、储蓄需求和投资需求。因此，我们不妨把费雪方程式做一个扩展： MV=P1Q1+P2Q2+…+F1Q1+F2Q2+… 其中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 也就是说，货币大放水对商品和金融产品的价格和数量都会带来影响，但现阶段之所以不会引发通胀，可能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疫情之下总需求大幅下降，通胀通常与GDP增速具有明显相关性，我国从90年代至今的四次幅度较大的通胀，都发生在经济过热、实际GDP大幅走高阶段。今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为-4.8%，我国为-6.8%，均出现了大幅度负增长。故CPI没有继续上升也属正常。 有人或许会问，美国前期通过的2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其中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可以获得1200美元的现金。如此大规模的钱发下去，为何没有导致通胀呢？这是因为这些现金补贴不足以弥补美国工薪阶层由于降薪或失业导致的收入减少总额，更何况还存在结构性问题，即4月份高达14.7%的失业率中，失业人群以低薪阶层为主，这些人才是消费主力。 二是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流动性陷阱”假说理论，当利率降低到无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以“闲资”的方式吸收，因而对总体需求、所得及物价均不产生任何影响。如今，日欧美均为负利率或零利率，美联储又无限量放水，但在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环境下，数量扩张型货币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复苏的效果十分有限。 事实上，当今我们面临的，一方面实体经济的现金流偏紧，地方政府、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压力大现金流短缺，另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资产荒”，但金融机构虽有钱但缺可以配置的资产，货币的脱实向虚趋势十分明显。 02 水往“高”处流，高处不胜“热” 我关注到今年以来的两大现象，一大现象是我国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新开户人数大幅上升，其中3月市场共新增投资者189.12万，较2月份的89.54万户环比暴增111.21%，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这应该是居民部门“脱实向虚”的一个例证。年初至今，国内创业板指数走势强劲，丝毫不受疫情影响；在餐饮业一片哀嚎声中，某些品牌白酒的股价却不断刷新历史高度。 再看一下美国股市，虽然3月份经历了大幅下挫，被称为进入了技术性熊市，而到了4月中旬，美国三大股指持续大幅反弹，涨幅均超过20%，居然进入技术性牛市。而且，纳斯达克指数还在逼近历史最高点，如此富有戏剧性的反弹，恐怕与美联储无限量QE政策有关，尽管美国的疫情远比中国严重。 第二大现象是豪宅购买和奢侈品消费热潮汹涌，今年前四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339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58亿元，同比名义下降16.2%，降幅不可谓不大。但是，豪宅的销售则是另一番景象：深圳楼盘招商太子湾，推出豪宅公寓，户型面积240-398㎡，总价2133万-5479万，首付1000万起步。然而，富豪们却像买白菜一样带着口罩排队抢房。 杭州最贵楼盘之一，仁恒滨江园的最低价1200万元，共有992组家庭报名购房，中签率仅6.2%；位于上海的碧云尊邸均价近12万元/平方米，总价最高8000万元，抢购者之多居然需要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 与豪宅热销相对应的，是国内奢侈品消费的也同样火爆，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我国4月份的CPI降至3.3%，预计下半年会出现负增长，但近期国内LV、香奈儿、Tiffany等奢侈品已经开始涨价。2019年，全球奢侈品市场增长约2.2万亿元，其中90%由中国市场拉动。中国凭借18.5%的世界人口，16%的世界GDP占比，拉动了全世界35%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的存量特征越来越明显，即便没有疫情，分化也已经成为大趋势，包括区域人口的分化、经济落差的扩大，包括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也包括了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其他非头部企业生存压力的增加。 此外，居民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性棘手问题，而且存在分化加剧趋势，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说，工薪阶层的薪酬增速比不上资本回报率，于是收入和财富的分化程度越来越大。 03 分化下的投资机会与经济问题 全球经济的衰退是大趋势，因为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是源于全球长期和平环境下社会结构的越来固化，阶层逆袭变得越来越困难，皮凯蒂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不过他认为有解药，如罗斯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将收入税最高税率提高到90%以上，而对大额遗产的税率则高达70%；联邦政府在很多行业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还鼓励工会的发展。 但是，现实中巨额资本背后的精英阶层通常更有话语权，桑德斯已经退出竞选，特朗普或拜登无论谁上去，都不可能在美国下一轮总统任期内去缩小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为了避免发生危机，美联储依然一如既往地释放QE，而QE恰恰是扩大收入差距的重要源泉。四月份美国失业人口达到2200多万，与此同时，在职人员的人均薪酬的增速却创了历史新高，说明低薪者的失业比例很高。 在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中，抑制收入差距过大，主要靠三大税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有了这三大税种尚且不能抑制贫富差距，更何况我们还没有。因此，我以为收入差距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很难缩小。故我从2017年开始，就看好高端消费品，提出权益资产投资上应该“抓大放小”、《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 当然，这只是在商言商的一种投资建议。但毕竟居民收入的持续分化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水往“高”处流是一种不正常现象，而税改的确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种有效工具，但最难决策的问题是如何去权衡当下和长期的利弊，而且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必须同步推进。什么时候水往低处流，什么时候“流动性分层”问题能够改善，这才是经济结构转好的标志。 当前的疫情实际上是在加速区域经济和产业的分化趋势，进一步拉开企业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能否借助此时财政支出规模大幅增加之际，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改善社会收入结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邵宇陈达飞 随着各项救市政策的实施，从3月下旬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修复期，外汇市场上美元短缺的状况也有所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是否类似于其对人体的影响一样——康复即免疫，是一种一次性冲击？我们认为，不免过于乐观！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在于，流动性冲击与实体经济的收缩是同步发生的。美国4月份的失业率达到了14.4%，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记录。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同群体存在较大差异，高中学历以下群体的失业率达到了21.2%，高中毕业学历为17.3%，大学肄业15%，本科学历失业率为8.4%。失业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几乎在每一次经济衰退期都是如此，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明显提升，这也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原因。 虽然在本次疫情发生之前，美国的银行体系相对健康，但数据显示，失业率与银行坏账率的波动有较高的同步性（图1），尤其是消费贷款，以及当中的信用卡贷款，对失业率更为铭感。疫情之后采取的防控措施中断了居民收入的来源，美国政府发放现金给居民，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购买必要的生活物资，另一方面也是补贴居民消费贷款。除此之外，企业破产数量也与失业率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银行资产端将承受显著压力。 图1：美国银行坏账率与失业率显著正相关 数据来源：BLS，FRB，CEIC，东方证券 从资本市场的表现来看，本次冲击之后，银行股的表现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非常类似，其股价下跌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能源类受疫情冲击最明显的行业。纳斯达克其他行业指数，如综合、保险和工业等，均有显著反弹，唯独银行股反弹力度最弱。另外，在银行业，那些资产负债表不够健康、盈利能力较弱的银行的信用违约互换利差和融资成本显著提升，信用评级已被降至负面，且覆盖面还将进一步扩大（Aldasoro 等，2020） 基于此，我们认为，虽然美国已经在推行重新启动生产生活的政策，但疫情仍在扩散，必定影响复工复产。对于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复苏区间，以及复苏的持续性，我们仍持谨慎态度。 接下来的三篇文章（含本文），我们将分别以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日本1990年大泡沫和美国2008年次货危机为案例，来说明从流动性冲击到银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引发信用危机，再到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传导路径和表现。 繁荣 本文首先阐述大萧条，它与日本1990年大泡沫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技术革命驱动的资产价格泡沫，前者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代表性产业是电话、汽车、电视和收音机等（图2），后者是包含第四次科技革命在内的多次技术革命成果的叠加，除了汽车和家用电器，还有石油化工和电子设备。（邵宇，陈达飞，2020a） 图2：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代表性创新在美国的扩散 数据来源：纽约时报，东方证券 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收益率会有一定的差异，这影响着资本在不同形式之间进行切换。在科技革命的引入阶段，新旧“技术-经济范式”（佩雷斯，2007）更替，大量创新资本会涌向新领域，创新和新的产业集群也因此而诞生，他们也将造就一批伟大的企业和属于那个时代的“科技新贵”。资本市场是为未来定价的，产业的繁荣必然带来估值的提升，而金融资本天然具有投机属性，当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资本脱实向虚的结果就是资产价格的上涨、泡沫和崩溃，脱虚向实的结果就是产业的扩张、产能过剩和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在不断轮回的周期中，资本的分工会不断地进行着。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大爆炸，也必然体现在资产价格上。 1897年前后，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开始进入爆发期，钢铁、石油、电力和汽车等新兴产业开始形成。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以中心国的身份开始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1900年到1929年的30年间，美国GDP增长了2.7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增长率为3.4%。这要归功于创新产品的扩散，大量新产品的销量年增长率达到了10%至30%，例如，粗钢在1885年至190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2.5%，汽车在1910年至1925年间的增长率为22.4%，石油消费在1900年至1915年间的增长率为10.4%。此外，从1899年到1929年的30年间，电力消耗增加了31倍，无线电接收机产量增加了28倍。 泡沫 1925年之前，制造业生产指数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此之后，道琼斯指数的走势与工业生产指数开始背离，资本开始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图3）。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从1925年的21美元上升到1928年的46美元，3年间涨幅超过100%；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925年初的120点开始攀升，1929年9月初达到380，涨幅超过20%，而制造业却在大萧条开始之前就出现了疲软的迹象。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大萧条爆发，汽车产量都稳定在370万辆，粗钢产量稳定在490万吨（Hirooka，2006），即在大萧条之前，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代表性产业——铁、石油、电力、汽车的增速就已经出现了拐点。 图3：美国制造业和采矿业增加值指数（1919-1946） 数据来源：美联储，东方证券 财富积累和金融泡沫还体现在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始于1918年，当年新屋开工数量为11.8万套，到1925年，增长到了93.7万套，7年间涨了8倍（图4）。无论是当地产市场还是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价格上涨与债务杠杆的增长是同步的。同样是在1920年前后，美国1户至4户独栋住宅抵押贷款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 图4：大萧条前后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实际上，早在1925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就开始衰退，这无论是从房价上还是从新屋开工上都有体现，而银行抵押贷款的扩张直到股市崩盘之后才停止。银行之所以对房地产抵押贷款如此狂热，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因为工商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债券以及股票市场融资，这使得商业贷款份额从1922年的47%下降到1929年的33%（2019年已经降到了13%）。与此同时，住房抵押贷款从9%升到了18%，证券融资从13%升至20%。这说明，美国银行业受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从那时起，美国银行业的关联程度就非常高了。1932年《美国银行业现状》就指出：“各个国家的银行都相互联系着”，纽约的一家银行与3000多家银行有业务往来。所以，一旦杠杆和资产价格的正反馈得以扭转，银行的流动性就会出现问题。 崩溃 1929年9月3日，美国股市触顶，到10月中旬，因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再叠加悲观情绪的蔓延，股市已经从高位下跌约10%。即使如此，乐观情绪仍占主导，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10月15日声称，“股市似乎达到了永久性的高位。”4日后的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指数急剧下跌，创下了周六历史上的最大跌幅，经纪人因此而收到补缴保证金的通知。 杠杆化的交易方式，使得股票市场出现挤兑。与此同时，房价也在加速下跌，引发了全球性大崩溃（图5）。由于商业银行有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和证券投资，故资产侧严重受损，聚集性的负面冲击导致全市场出现流动性短缺的状况，高流动性资产与低流动性资产价格背离。低流动性资产，如住房和农场，由于集体抛售而出现价值折损，反之，高流动性资产则受到市场追捧而价格上扬，如短期国债和商业票据。如图5所示，不动产价格与短期国债价格的反向变化标志着市场遭遇了流动性冲击。资产侧拥有房地产和股票等相关资产的部门不得不调整其资产负债表加以应对，首当其冲的就是银行。 图5：大萧条时期的房价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资产损失会侵蚀资本金，银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就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质量，如增持现金和国债。从美联储成员银行来看（数量占比76%），商业贷款和证券贷款都出现了显著下降，而联邦和地方政府债券持有量则不断上升；此外，还需收缩资产负债表，抛售一部分资产来还债。如图6（左）所示，从1930年开始，银行信用就开始出现收缩，对私人部门贷款余额从1929年的500亿美元一直下降到1935年的240亿，信用收缩幅度达到了50%。其中，抵押贷款从200亿降到了120亿，收缩40%。那些资产端大幅折损和资本金比率较低的银行只能破产。 大萧条期间，美国破产银行数量接近10000家，占大萧条爆发前的40%（图6，中图），最高峰时一年破产的银行数量接近4000家。从右图中还可以看到，定期存款在向活期存款转化，表明居民部门的流动性偏好也在提升。存款挤兑、银行破产和信用收缩是信用危机的典型特征，这加深了实体经济的萧条程度。 图6：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与信用危机 数据来源：NBER Macrohistory Database；Chacko et al．，2011；东方证券 “从华尔街到主街” 从金融泡沫破裂到实体经济衰退，被称为“从华尔街到主街”。银行信用的收缩导致实体经济可贷资金的减少，而且，很多情况下，信用收缩的主导原因在于银行收紧信贷条件，而非实体部门的融资需求。为了解公司信贷可得性，美国国家工业咨询委员会在1932年8-9月作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及为什么无法获得银行授信时，66%的案例表明银行提高了贷款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在泡沫破裂之后，之前加杠杆的部门一般都会经历一个痛苦地去杠杆过程，大萧条期间去杠杆的主要是家庭和企业部门。1933年罗斯福就职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加杠杆，居民和企业债务存量也进入到一个稳态，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 大萧条的底部为1932年3月。在此之前，美国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陷入长期萧条。建筑行业的主要表现为：抵押贷款信用的收缩、房屋总市值锐减、止赎数量的提升和新房开工数量的下降。物价方面，消费价格指数从1929年开始下降，1932年通胀率降至-10%，这是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状况，直到1933年才开始扭转。对GDP和失业的影响经常被看作是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冲击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最末端，也是从1929年开始，工业生产和实际GDP开始下降，失业率飙升，整体失业率一度达到了25%。名义GDP增速低于名义利率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债务杠杆率的提升，从1930年的130%提高到了1933年的220%（图7）。也就是说，虽然实体部门的债务存量在下降（主要是居民和企业），但由于GDP收缩的更快，而且还低于债务成本，这导致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反而上升。 图7：美国大萧条与债务积累 数据来源：达利欧，2019 关于大萧条是如何发生的，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前文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事实，不一致的仅在于如何解读这些现象，我们认为，从流动性冲击和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视角来理解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可以提供一个一致性的分析框架，在本章节中，我们将银行和银行信用置于传导链条的核心节点。那么，从政策的角度来看，防止流动性危机转变为信用危机的关键就在于防止出现资产端的抛售和负债端的挤兑，前者要求中央银行更加灵活地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后者可通过扩大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保险额度）来实现。 本文原发于澎湃新闻 (本文作者介绍：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文/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 艾堂明[微博] 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 大家好！新的一周又要开始了，上周表现的不怎么样，沪深股指虽然跌得不是很多，但全周都很沉闷，而且周五高开低走，说明资金对于下周行情仍然比较谨慎。 先回顾一下周末影响下周行情的因素，从外盘来看，表现还不错，欧美股市普涨，特别是美股低开高走，三大股指收红。 而美股低开则是受到利空消息影响，美国意图对华为“卡脖子”，即正在更改一项出口规则，意图打击华为的芯片供应链。 根据美国正在更改的出口规则，即使芯片本身不是美国开发设计，但只要外国公司使用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就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才能向华为或其附属公司提供芯片。华为继续获取某些芯片或使用某些美国软件或技术相关的半导体设计，也需获得美国的许可。这意味着美国试图切断华为在全球的芯片供应。 15日晚消息被披露后，中方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如美方最终实施上述计划，中方将予以强力反击，或涉高通、思科、苹果及波音等美企。 外交部、商务部先后表态，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本国企业的合法权利，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不合理打压”。 万恶的美帝又在想搞事情，而中方的态度也异常鲜明强硬，尽管美股低开高走，但高通却回天无力，收盘仍大跌5.13%，美帝再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所以芯片国产化之路会进一步加快，周末又恰好公布了另一个重要消息，5月15日晚，内地芯片制造龙头中芯国际发布公告，国家大基金二期与上海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同意分别向附属公司中芯南方注资15亿美元、7.5亿美元。按照当下汇率计算，注资分别折合人民币106亿元、53亿元。 因此从板块上说，周五成功崛起的国产芯片板块仍然看点满满，希望能乘胜追击，特别是以自强的态度向美帝宣告，多谢你的卡脖子，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崛起！ 另外中国股市的大管家易会满也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上重磅发声，表示推动放宽各类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比例和范围，尽快推动实现个人养老金投资公募基金政策落地，推动提高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权益投资活跃度。 所以从周末的消息面来看，喜忧掺半，危中有机，这正如同目前的股市，看着清淡疲弱，但也有可能是在蓄势待发。 而且下周将正式进入两会时间，周四就拉开了两会帷幕，这也是导致上周行情清淡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少资金在驻足观望，等待会议期间的消息面逐一落地。 从板块上讲，近期一直是消费与芯片轮番表演，但消费一直表现更强，芯片在周五才反攻成功。 芯片有周末消息面的助攻，下周仍然可以重点留意。而消费板块仍然具有防御型功能，在两国关系紧张及行情疲弱的大背景下，仍有望继续吸引资金进场。 所以从操作上而言，仍然可以采取“脚踩两只船”的策略，不管哪只船走，都有盈利机会。而消息面就是波浪，会影响船的摆动方向，大家也要多留意，特别是两国关系以及即将召开的两会。 期权期指仍是应对震荡的利器，可以涨时做多，跌时做空，双向操作，再加上T+0交易机制，盘中可以多次波段操作，及时落袋为安，避免股票T+1的尴尬。 想学习期权期指知识以及实战技巧，可以点击收看新浪理财大学的《老艾聊期权期指》视频课程，有全套方法讲解。(点击试看，99元特惠仍在进行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老艾股学堂(laoaigxt)，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微博：老艾观察) (本文作者介绍：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资深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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