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欣 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于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 虽然“新冠”疫情在美国各地已经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破坏作用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扩散。5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4月失业率为历史性的14.7%,为二战以来的最高点。5月14日,劳工部公布当周有接近3百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即使每周新增人数正在缓慢下降,疫情以来申请过失业保险的总人数超过3600万人。同时,“居家令”对零售业的冲击尤其严重。5月4日,拥有500家门店的服装销售公司J.Crew由债权人接手,申请破产重组;5月7日,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奢侈品销售公司Neiman Marcus在休斯敦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5月16日,创始于1913年,拥有约850家门店的大型百货商店JC Penny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份额的流失之后,终于也在这场危机中申请破产保护。在各种经济指标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两党却在后续救助方案上产生了争议。5月15日,即便在白宫和参议院的威胁下,民主党人还是以微弱优势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他们认为必要的第四阶段救助方案——《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 根据媒体公布的信息,为了防止短期的社会停滞发展成为长期的经济危机,这份民主党起草的救助方案将对社会各个阶层注入高达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每个成年美国公民和孩子将可以再一次获得1200美元;每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6000美元的补助。它还计划动用联邦资金补贴那些因为疫情而产生财政资金枯竭的地方政府。但是如此大范围的补贴方案在美国社会还是引起了一些选民的反感。从208对199的投票结果来看,不但只有一位即将退休的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跨党派投票赞成,而且民主党内部就有14位议员投票反对。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美国是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效果又怎么样呢? “新冠”疫情发生后,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迅速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市场干预措施。3月3日,在爆发初期,他们就突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50个基点。如此大幅度的降息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中,鲍威尔主席认为,疫情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影响。3月12日,他们又宣布会对金融系统注入1.5万亿美元资金。3月15日,美联储干脆一次性降息至0到0.25%,并且重新启动了量化宽松计划。根据当时的计划,美联储将从公开市场上购买2000亿美元房地产支持债券和5000亿美元国债。3月23日,他们前所未有的取消了国债购买上限。只要经济有陷入长期萧条的风险,他们便可以随时进入国债市场干预。这样就压低了收益率曲线,稳定住了房地产和国债市场。 在基准利率被降低至0之后,美联储并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向负利率区间推进,而是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操作。3月17日,他们宣布重新启动了一项名为“主要交易商信贷额度(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联储可以向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等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提供授信,让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3天后,他们扩大了资产购买范围,把市政债券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降低了融资成本。3月23日,他们在一项名为“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中增加了购买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这样他们为那些大型企业也拉低了借贷利率,对处于困境中的航空公司尤其关键。对于那些商业银行不愿意接纳的中小型企业,美联储甚至在4月6日宣布他们甚至可以绕过银行,对他们进行直接贷款。这一系列非常规措施使受到冲击严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类型的企业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不至于引发连锁倒闭潮和系统性危机。 在财政政策上,白宫和国会虽然在应对方案的内容上争执不断,但是总体行动还算及时。刺激措施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3月6日国会通过了83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主要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用于疫苗和测试盒研发工作。地方政府也获得了约3.5亿美元用于防疫工作。第二阶段中,3月14日国会通过了主要关注于防疫和隔离的《家庭优先和冠状病毒应对法》。为了让所有疑似感染者都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隐瞒病情,这个法案让大多数病人能够获得免费检测。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自我隔离两周的雇员,这个法案也特别提供了两周的带薪假补贴。第三阶段中,3月27日国会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有美国家庭不会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对于年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下的成年人,政府直接发放1200美元补贴。不超过2个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发放500美元。中小企业管理局还给企业主发放贷款,让他们可以继续为员工发放工资。只要8周后,他们仍然留住员工,老板的这部分贷款就会被政府免除。 这一场由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经济危机与上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次贷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的过度借贷造成的。当时美国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银行业过于庞大,资源错配非常严重。而本次危机更像一场天灾,经济结构中过热的成分非常有限,只是疫情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突然停滞。但是和上次相比,本次的货币政策可以操作的降息空间非常狭窄。在2008年危机前,当时的基准利率还有5.25%。本次危机前,基准利率只有1.75%。这导致美联储破例采用了很多数十年前才实施过的非常规操作,也让一些市场人士质疑他们是否遵守了1913年通过的《美联储法案》。 政府对社会的财政补贴政策虽然非常迅速,但是在美国引起了诸多争议。媒体发现,原本应该给每个人发放的现金补贴,要么没有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要么发放到已经去世人的账号中。还有一些已经离开美国的留学生拿到补贴。对于一部分收入较低的职业,由于失业补助过于丰厚,导致员工不再愿意回去上班。救助方案反而加剧了失业状况。哈佛大学通过中小企业管理局获得了860万美元的疫情救助款,但是他们因为是否应该被归属为中小企业引起了与特朗普总统的争议。 从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多地区的疫情已经渡过峰值,很多州也开始讨论复工计划。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可能还需要更长时期才能做出准确评估。但是从目前社会整体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复苏方案成功阻止了像2008年那种连锁倒闭潮的发生。社会安全网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基本到位。但是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也成为了第四阶段救助方案难产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马克·罗伊(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教授)、本·艾弗森(杨百翰大学财政学助理教授) 美国的两大零售巨头内曼·马库斯(Neiman Marcus)和J.C.彭尼(J.C. Penney)近期未能为其债务支付利息。预计其中一家甚至两家会很快申请破产,而这也预示着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引发的美国企业倒闭潮即将到来。当前大多数美国家庭都缺乏现金储备来支付未来三个月的各项费用,许多家庭和个人也或将宣布破产。 不久之后,美国可能就要面对数百万消费者失信,数千计小企业倒闭以及多家大型上市公司破产的三连击,同时许多行业也会整体破产。 按照历史经验,美国的破产申请数量一般会在失业率激增的几个月后到达顶峰。而今美国的失业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过去六周内有超过3000万人递交了失业救济申请。如果历史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演的话,那美国法院系统就将面临其成立以来数量最大的破产案件。 破产程序在正常情况下运作良好且足够快捷,特别是在重组大型上市公司方面。但如果系统不堪重负从而导致企业被困在诉讼程序中,它就无法很好地运作,经济也将因此蒙受损失。 如果破产案件像2008~2010年度金融危机之后那样激增,那么根据处理每宗案件所需的时间计算,每位美国破产法官必须每周工作近50个小时才能跟上案件量增长的步伐。实际上当前经济的收缩状况要比2008年金融崩溃时更为剧烈,表明破产案的增长率很可能达到2010年的两倍。即使这3000万新失业者中只有区区0.9%的人申请破产,破产案件的数量也将超过2010年的峰值。我们无法指望破产法官能每周工作100个小时,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并通过司法分流手段去略过一些申请。 政府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所给予的支持可以让某些人或者企业免于当即破产,但是许多企业仍将难以履行对债权人,雇员和供应商的义务。然后它们仍会像内曼·马库斯,J.C.彭尼以及许多石油企业一样无力偿还债务。尽管政府也在2008年10月的危机中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但当时的破产案件量也出现了激增。 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破产并不等于着被判了死刑,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可靠基础业务的上市公司而言。对于这些还能赚钱的企业来说,破产可不意味着关闭和清算。只要有了合适的资源,破产法官就可以非常高效地将这类公司改组为具备生存和竞争能力的企业。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都经历过破产重组并再度实现健康运行。此外破产允许小企业主(比如倒闭餐馆老板)摆脱原有债务重头再来。可见维持一个高效的破产制度程序对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而人满为患的破产法院则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破产者需要走一系列特殊程序来偿还关键供应商(有时甚至是雇员)的欠款。如果法院迟迟不做出裁定,这些付款将被延迟,从而导致整个供应链陷入混乱。 此外,某些破产决定必须当即下达以便企业可以获取并保留足够的现金以撑到下次支付薪金的时候。本文其中一位作者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当破产法庭变得拥挤时案件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裁定,导致太多的小企业遭到清算,债权人所能追回的欠款也就更少。 更糟糕的是,从现在起到几个月后一直处于破产边缘的企业将承担过多债务以致无法有效运营。那些债务缠身的企业经常会拒绝或是无力涉足一些前景良好的商业项目,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就业和投资。这类负债累累的企业一般都可以通过破产来迅速重组。但是如果法院必须在从今往后六个月间超负荷工作,那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 而令事情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65%的破产法官年龄大于60岁。出于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健康原因他们必须远程工作,因此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召集可以让债务人和债权人相互商量妥协的“庭内会商”。 但即便前景略显黯淡,如果历史依然按照原来的走向同时破产申请数量在衰退开始的几个月后达到顶峰,那么就还是存在一个行动窗口的。如果这次破产的高峰期来得更快,那就真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挥霍了。 为此美国国会应当将现有的破产法官和助理人数增加一倍。尤其是立法者应设立新的临时法官职位,重新安排其他联邦法官的工作内容,并把那些不那么繁忙法院的破产法官调派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上述这些都是一些低成本高回报的措施。尽管司法提名的党派意味越来越浓,可能令一些国会议员有所犹豫,但破产法官是由联邦上诉法院而非总统任命的,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党派关系也不应成为破产法院扩大审判能力的绊脚石。 正如我们从前希望能提前数月增加医疗保健系统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一样,审判能力也需要当即得到增强。解决破产案件堆积威胁的最佳方法是尽早结束公共卫生危机和快速的经济复苏,但我们目前无法指望这一点。而眼下我们还拥有充足的前置时间来维护与缺失的病毒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同样重要的商业环境,也不应重蹈前者的覆辙。 【本文为新浪财经意见领袖的独家稿件,转载请标明来源】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5月18日,华为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另外,华为轮值董事长的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5月18日,华为第十七届全球分析师大会在深圳开幕。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另外,华为轮值董事长的主题演讲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另外,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18日在朋友圈对美国封杀华为升级一事评论,他表示所谓网络安全仅仅是个借口。(中国和华为)威胁到其科技霸权地位,才是关键。 华为致员工信:坚定信心共渡难关 5月18日,华为心声社区发文《致员工的一封信》。 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定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华为的先进性,扼制公司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最基本的公正原则,不仅会给芯片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将破坏全球产业合作的信任基础。 这个规则的出台并不出人意料。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是长期和持续性的,我们也将长期在逆境下求生存、谋发展。 公司目前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影响。值此困难时刻,更需要全体员工坚定信心,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持续奋斗,与公司共渡难关。 我们坚信得道多助,合作共赢。只要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一定会赢得全球客户、伙伴和消费者的信任与支持。 英雄自古多磨难。崎岖坎坷,永不言弃!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全球一体化协作体系不会逆转 以“共创共赢,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为主题的HAS 2020 全球分析师大会开幕,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以“跨过时艰,向未来”为题,发表演讲。 就在三天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两条针对华为的制裁新公告。计划修订出口管理相关规则,来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国外设计、生产半导体的能力,比如华为海思用美国技术设计的半导体产品要受管制,再比如在美国境外为华为生产芯片的晶圆厂商,只要使用了美国设备,就需要申请许可证。 郭平说道,美国的禁令下,“我们手忙脚乱,一直在和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大家都能理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沟通中。美国给我们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但好消息是我们还活着,并且研发、库存都大幅增加。” 他还表示:“美国商务部的新令,我们不可避免受到巨大的影响,但是有了这一年的磨练,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信心会尽快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不理解,为什美国持续打压华为,这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郭平还表示:“尽管遭受打压,华为公司也绝不会走向封闭、走向孤立主义,我们仍然会坚持全球化。全球化、多元化的战略也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我们去年对美国采购了187亿美金,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 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分析师,媒体朋友,在线接入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2020华为分析师大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华为公司的关注和支持!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年我们的经历,以及我们对未来的看法。过去一年在大量技术不可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法律法规,履行我们与客户、与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且努力地向前发展。 从去年的5月16号算起,华为进入美国实体清单已经满一年了,今天回首最开始是我们手忙脚乱,和客户、伙伴进行了大量的澄清和沟通,努力地保持供应,应该说我们获得了大部分客户伙伴的理解。当然这个过程还在进行。 上个月,我的同事也发布了2019年的年报,应该说公司整体实现销售收入达到8588亿元人民币,同时大家也看到为了应对实体清单的影响,我们研发投入有了巨幅增加。同时,我们的存货也大规模增加,给我们的经营和风险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然好消息是,我们现在还活着。 过去一年的主题词是“补洞”,“补洞”成了我们的主旋律。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在ICT的业务连续性上投入了超过15000多人/年,重新开发了6000万行代码,重新设计了1800多块单板,采购还排查了16000多个编码,所有这些投入得以让我们在实体清单下活了下来。我们的业务得以不中断,供应不中断,伙伴合作不中断,客户服务不中断。在这里我代表华为公司,真诚地感谢我们的客户、伙伴,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华为的人。 大家知道两天前美国商务部又针对华为修改了法律,修改了产品规则,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年的磨炼,也让我们皮糙肉厚,我们有相信能够尽快找到解决方案。其实我们也一直不能理解,美国政府持续打压华为这一家公司,到底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华为从创建到今天一直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家庭和组织受益于数字技术,一起推动世界的进步。 过去三十年,华为把数字技术带出了象牙塔,加速了数字技术的全球普及,为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1500多张网络,为6亿消费者提供了智能终端设备,我们服务全球超过了30多亿人口。 华为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多样、繁荣的产业生态圈,我们以做大产业、商业共赢和利益分享为原则,和我们的客户、伙伴共同为产业和社会创造新的价值。以开发者为例,我们通过远程实验室、技术培训、创新基金等等,让300多万开发者持续受益。我们在行业组织、产业协作、商业联盟等等方面,我们持续贡献,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繁荣。 多年来,华为也一直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组织的活动,为标准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连接领域,华为坚决维护全球的统一标准,在云和计算领域我们支持进一步地开放,呼吁国际组织有更强的包容性。我们持续为产业做贡献,为标准做提案,开源操作系统,开源数据库等等。截至目前,华为已经拥有超过85000多件授权专利,但是我们不会收取过多的费用,更不会将专利武器化。 华为发展到今天,我们有责任以科技创新来做大产业空间。比如说裸眼3D,如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将会给人们带来革命性体验的提升。会被应用在生活、娱乐以及医疗、教育等等领域。与此同时裸眼3D也开创出数千亿新的产业空间,带动整个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些方向进行重点的投入,我们与高校、科研机构紧密合作,进行中长期的探索。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共同为解决产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以及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做出增量的贡献。 过去一年,产业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标准和产业割裂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的撕裂也会对整个产业、整个社会带来严重的冲击。 标准的统一对产业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多年,对比一下美国和欧洲,从无线通信2G时代开始,美国的主流供应商、美国的主流运营商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原本领先的美国设备商要满足不同运营商不同的需求,这点导致了他们的衰落。到今天,美国无线设备商里面没有华为的对手,为什么? 而欧洲从2G时代就统一了全欧的标准GSM,并且把它推向了全世界。从GSM、UMTS到LTE,使得欧洲的几大运营商跨洲、全球化运营方面遥遥领先,你能举出的全球运营商的名字都是欧洲的,也使得欧洲的设备供应商保持了竞争力。这个对比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示,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产业的发展极其重要。 这一年发生在华为身上的事,也让很多的企业甚至是国家意识到单一供应体系的风险。截止到去年底,美国实体清单上有1000多家公司,其中新增的很多很多是科技公司,这让国家和企业在选择ICT供应商时有了一些额外的担忧。我记得去年我和一位国家领袖交流时,他跟我说,我会建设两套来源不同的云,只要这两个国家不同时做坏事,我就安全了。我想有这样想法的客户恐怕不是少数,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和华为一样采取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策略,来保障业务的连续。 我们也注意到了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正遭受严重的破坏,我们看到法国总统在公开采访时表达了对欧洲本地数据处理的担忧,全球化合作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美国连续地打击其他国家科技领先的公司,长期来看,也必将削弱他国使用美国技术的信心,加剧全球产业的冲突,到头来,我相信也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 尽管遭受打压,华为公司也绝不会走向封闭、走向孤立主义,我们仍然会坚持全球化。过去7年,华为采购金额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7%,华为和我们的供应商一起快速成长。我们全球化、多元化的战略也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我们去年对美国采购了187亿美金,如果美国政府允许,我们仍然会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当然我们也会更加关怀和培育其他的供应商共同成长、共同创新,构建更有竞争力的供应链。 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体化的协作体系,我相信这个体系不会逆转,也不可逆转。站在智能世界的路口,ICT产业的机会远远大于竞争,华为呼吁产业界共同努力,不断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市场的公平性,确保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分工协作的供应链。 我们相信未来三十年人类社会必将进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新世界(行情600628,诊股),而ICT基础设施是智能社会的基石,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融合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必将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助力全面提升消费体验,建设智慧城市,驱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 根据预测,到2025年数字经济的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金。我们华为对ICT产业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面向未来,华为将继续对连接、计算、终端三个领域持续投入,供应链、标准和人才等领域的开放合作、包容发展,和我们的客户、伙伴、标准组织共同推动整个产业的,共同探索未来。 在接下来的两天以及后续的时间,我们还会跟往常一样就产业洞察、技术趋势、全球协作等等方面,和我们的分析师、媒体朋友们进行深入地探讨。 我们公司任总常说,华为就像这架千疮百孔的飞机,过去一年“补洞”是我们的主旋律,也让我们皮糙肉厚了。在广大客户和伙伴们的支持下,我们有信心让这架飞机持续地飞,向前飞,永不言弃,谢谢大家! 华为发声: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 华为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发布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 以下为华为声明全文: 华为强烈反对美国商务部仅针对华为的直接产品规则修改。自2019年5月16日被美国政府无端纳入实体清单以来,在大量产业技术要素不可持续获得的情况下,华为公司始终致力于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履行与客户、供应商的契约义务,艰难地生存并努力向前发展。 然而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扼制华为的发展,无视诸多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担忧,无底线地扩大并修改直接产品规则,修改后的规则蛮横而具有产业破坏力。在此规则下,全球170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为产品和服务的30多亿人口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美国政府为了打压别国的先进企业,罔顾华为全球客户和消费者的权益,这与其一直鼓吹的保护网络安全的说辞是自相矛盾的。 本次规则修改影响的不仅仅是华为一家企业,更会给全球相关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长期来看,芯片等产业全球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破坏,产业内的冲突和损失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打压他国企业,必将削弱他国企业对使用美国技术元素的信心,最后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 华为正在对此事件进行全面评估,预计我们的业务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解决方案,也希望客户和供应商与华为一起尽力消除此歧视性规则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下为分析师及媒体提问环节实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此向郭平董事长提问,到今天华为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刚好满了一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华为是如何保持发展的?面向未来的话,挑战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呢? 郭平:过去一年对华为来说是很艰难和挑战的一年,我记得去年的5月16号上到美国实体清单的时候,是一片手忙脚乱。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华为员工进行沟通,澄清和理解。 在技术获得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刚才在数据里面,你们能看到我们大概增加了30%的研发投入,其中很多是用于所谓的“飞机补洞”。包括重新设计超过6000万行的代码,包括开发了1000多块新的单板,包括对新的供应物料进行选择,应该说是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代价。 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绝大部分客户、合作伙伴以及华为员工的信任和认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面对长期的、规则不确定的制裁,我相信我们能够努力地寻找到解决方案。谢谢! 经济学人:关于现在科技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会出现两个科技的半球,一个是由美国为主导的和得到美国认可的半球,另一个半球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不依赖美国科技的半球。对于我所说的第二个半球,华为是否能够从这个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增长?以及华为要做些什么,以及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足够的增长? 郭平:谢谢你的提问!我刚才在演讲里面提到,在连接领域我们有过经验教训,追求统一的标准是大家的共识。我想我们以前都有过这样的体会、体验,去不同的国家、不同洲际旅行的时候需要换不同的手机。从2G、3G的多制式好不容易统一到5G的新制式,我认为这个趋势仍然是在的,而且国际组织在这中间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刚才也提到,在2G时代多制式的美国运营商使得美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最终是在竞争中不再具有领先地位,并且最后衰落了,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有华为的竞争对手,我觉得美国是有过这样的教训。欧洲通过推广GSM,并且把这个制式全球化,欧洲的运营商和欧洲的制造商是获取了很大利益的。 过去的经验表明,制造商、运营商、最终的消费者都能够在统一标准的实现里面获得利益,不管未来会由于种种原因遭受到什么挫折,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趋势。相应的国际组织,应该还会积极地推进统一的标准。华为也会积极地参与、支持和秉承开放、公平、无歧视的基本原则,以持续地开放和合作的方式推动全球统一标准的实现。谢谢! 分析师:请问两位汪总,华为在欧洲的发展计划,尤其是在生态系统的建设方面,包括ICT的生态以及HMS的生态? 汪涛:感谢您的提问,华为公司长期耕耘于欧洲市场,我们通过与客户的紧密合作,联合创新,共同来解决客户问题,帮助欧洲的运营商和政企客户来构建开放、领先、可信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计算基础设施。 同时,我们和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来致力于促进欧洲的数字经济发展,在ICT技术领域我们将持续在5G、AI、计算、广通信等各个领域与合作伙伴持续共同创新,聚焦于问题的解决来帮助欧洲电信运营商、政企客户构建世界领先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计算基础设施。 在ICT相关生态方面,我们将通过持续地创新,为客户来提供开放的计算平台、普惠的AI,来赋能欧洲的智能世界的构建。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一起,来共同发展一个更领先的、更普惠的计算生态。 汪严旻:我来介绍一下在欧洲的HMS生态的发展情况,我们知道从2019年5月16号不被允许使用谷歌生态,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去发展华为的HMS生态。但是华为的HMS生态,其实我们在过去一年当中加大了投入,尤其是在面向生态的开发者服务平台方面,包括多种技术方面加大了投入。 我们在去年的5月16日之后加大了HMS生态的投入,目前截至上个季度在HMS生态上有将近超过140万的开发者,与2019年初相比增长了150%,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我们在欧洲与欧洲本土的合作伙伴展开了全方位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在地图领域与欧洲的TomTom、HERE,在搜索领域与法国的Qwant,在新闻领域与News UK欧洲的本土企业展开的全方位的合作。 我们认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首先必须更多的满足本地化的消费者需求,同时也要优先地推荐本地化的应用和平台服务,这是我们生态重要的战略,同时我们的生态也更多的面向欧洲本地的开发者。 法新社: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对于华为在全球业务的打压,可能在短期内并不会结束。所以您怎么看待,在当前全球都正在面临着新冠疫情的健康危机的时候,美国继续对华为进行如此的打压? 郭平:谢谢你的提问!华为经历了整个中国疫情的过程,同时我们也在与全世界华为的客户一起去解决新冠疫情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从这次新冠疫情的应对里面,我们总结出来ICT基础设施能扮演一个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为和我们的伙伴在中国的抗疫过程中总结了九种抗疫的解决方案,大家知道中国特别是武汉的住宅面积,大城市的住宅面积普遍是非常拥挤的,要让大家在这里面待满80多天是一项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中国跟政府和有关的行业伙伴一起合作的方案,在消费者生活和工作方面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在欧洲、非洲、亚洲的华为网络和服务的地方,也积极地合作。 我举个例子,中国封城以后政府是让这些内容提供商提供三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英国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是要求NETFlix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为什么中国能够撑住?其他的区域应该说需要降低一些服务,说到底就是ICT的基础设施完善对大家抗疫,包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办公扮演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一方面。 华为一直是ICT领域积极的贡献者,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不停地打击我们?坦率地说,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我最近也在阅读美国高官的一些演讲和讲话,我可以总结出一点。美国认为技术领先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公司的技术领先,可能都会损害美国的霸权。很不幸,华为又是在ICT发展最快的ICT领域内有了领先。我也注意到了法国总统也发表了很多演讲,要加强建设欧盟的基础建设和数字主权。谢谢! 通信世界:这次分析师大会演讲的排序里面,发现华为云的几位领导排得比较靠前。今年华为也对云业务的架构做了调整,提升到了BG级的层面上。请问郭总,华为对于华为云的战略规划是怎样的? 汪涛:首先感谢这个提问,我来代替郭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未来的十年是这个世界进行数字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的黄金十年。为了使能数字化转型或智能化转型,华为云现在在中间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华为云一直致力于赋能应用、使能数据来作为构建智能世界的“黑土地”。 大家也知道华为公司是一个领先的ICT解决方案和智能终端供应商,在我们使能智能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间,主要依赖于智能终端+连接+计算与云,共同组建一个解决方案。华为云作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计算和使能平台,将能够使得华为云、华为ICT解决方案和行业广大开发者、政企客户共同来打造一个能解决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 华为公司将在三个方面来打造有差异化的,应该说能够给客户创造更大价值的华为云解决方案。首先,华为公司将把我们耕耘了30年的ICT技术和云进行充分融合和结合,共同来拉动端、边、管、云,构建一个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第二,华为公司将把自身的数字化的经验和经历,基于云来形成解决方案,更好地服务于政企客户。 第三,华为公司将坚持共创、共赢、开放的理念,和我们的广大合作伙伴一起来打造一个开放的云、一个领先的云。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华为公司和我们的云咨询合作伙伴来共同发展,一共有超过1万家的云合作伙伴与我们一起来打造领先的解决方案。 同时华为公司积极向开源社区做出贡献,比如说在云原生的计算基金会CNCF中,华为公司在去年推出了首个智能边缘的项目,我们叫做KubeEdge,也推出来首个容器批量计算项目Volcano,加速了云原生技术向产业的渗透,促进产业的创新。 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创新,华为云将给我们的客户做出更大的贡献,使能整个智能世界的构建。谢谢! 彭博社:请问郭总,我们知道去年尽管一年时间里面华为一直在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但是华为的业绩还是不错的。请问今年华为营收情况现在有什么样的预期?CBG方面的业务,我们知道高端手机芯片未来可能会有问题,请问台上的嘉宾,未来华为整个今年的手机出货量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郭平:去年美国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华为的业务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去年其实并没有实现业务计划,跟BP相比大概差120亿美金。你们看到每个季度的增长,去年一二三四每个季度的增长也在不断的下滑,应该说也能看出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华为获取的每一个合同应该说也都跟以往相比有更多的困难。非常感谢还有那么多的客户对华为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今年,应该说两天前新的直接产品规则以后,很多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评估过程中。对于后续具体业务的发展,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楚的判断。华为作为一个ICT的设备和终端公司,我们能够到产品的设计、集成电路的设计,但是整个超出之外的很多能力我们并不具备,所以我们其实是努力地在寻找怎么能够存活。求生存,是华为现在的主题词。谢谢你们对华为的关心和支持!
在日前世界贸易组织(WTO)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自己将在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第二届4年任期。对于在世贸组织工作了23年之久的阿泽维多来说,早早交权腾位其实有着太多的无奈,因为面对着一个功能日益式微的WTO,阿泽维多既找不到任何职业成就感,更难以在多方掣肘中交出让成员国满意的成绩单,没法干与太难干的焦虑驱动下只能选择撂挑子不干。 从成立之初的111个成员国,到目前164个经济体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效实现了扩容,而且沉淀出了制定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三大核心职能。 然而,在对外释放出规则引导、谈判诱导以及调停开导等系列能量的同时,WTO也强烈感到三大核心职能所遭遇的羁绊日渐加重,相应的赋能空间被不断压缩,边缘化与废置化的危机也在步步逼近。这里除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规则上的空白和缺失折射出WTO创新步履沉重滞后的镜像外,多哈回合谈判的流产夭折以及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停摆瘫痪更是世贸组织承受功能抑制与撕裂之痛的直观表达。 多哈回合谈判实质上早已寿终正寝,只是形式上缺少一份WTO的官方声明而已。被视为WTO“皇冠明珠”的DSB在角色定位上是“全球贸易最高法院”,按照规定,DSB常设法官7人,并且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然而,从两年前开始,7名法官先后有6人因任期届满或者年满退休而离职,按照程序本应及时遴选和增补,但因美国以DSB存在“越权裁决”和“审理超期”等问题为由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干扰新法官遴选程序,导致DSB至去年年底只剩下一名法官。许多的增量贸易纠纷与新增投诉案例都不能在DSB那里得到合规审理,世贸组织仲裁机构陷入自成立以来的彻底停摆。 特别需要强调是,WTO的三项核心职能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后两项构成了对第一项职能的有力保证,也就是说,多边谈判过程中如果成员国根本无视规则而是按照想当然自描自画,或者说有了摩擦与纠纷又得不到公正判决且最终各自任性而为,即便是世贸组织能够制定出非常严密与周全的贸易规则,但这些规则都只是一纸空文而根本无法落地,同时宏观意义上代表着世贸组织失去法定执行力与有效性。由此观之,目前WTO的功能已经不是局部萎缩,而是全方位塌陷,甚至用名存实忘来形容也不为过。 回过头去看,多哈回合谈判的无疾而终也许只是时间断面上的一个休止符,但由此引致的后遗症却在持续发酵,那就是WTO成员国纷纷另起炉灶,集体性跳出多边贸易体制而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据世贸组织统计,在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中,近10年来双边FTA在RTA构成中的占比高达90%。虽然双边FTA较多边贸易协定灵活性更强且操作简单方便,但却直接导致了世界贸易的碎片化,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 组织凝结力遭遇双边FTA分流的同时,WTO更是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过去10年除了美国抛出了多达1500余项贸易保护措施外,G20中的另外19个国家也累计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8000多项,其中仅2019年全球范围内就新增了1291个新贸易壁垒,而伴随着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会密集登场。受到影响,在过往10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金融危机前20年年均增速一半的基础上,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国际贸易将出现高达30%的降幅。 显然,无论是全球蔓延开来的双边FTA,还是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单边主义,抑或是各种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已经成为了世贸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而且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位移,贸易主体力量的重构,贸易形态的升级以及贸易方式的更替和改进等等,都需要世贸组织做出相应改变与突破时代局限,加速变革已经成为了所有成员国投射到WTO的基本共识。对此,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均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集体智慧无疑为世贸组织改革做好了基础性铺垫。 分析发现,尽管各方就世贸组织改革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但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WT0成员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日常工作透明度以及推动贸易规则升级等核心主张上基本保持一致,有了这样的共同诉求,其他具体规则比如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最惠国待遇享受范围与程度、公平竞争标准、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及争端解决方式等都不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而且也容易求得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不得不强调的是,无论美国对双边自由贸易模式表现得如何顽固与强硬,世贸组织改革都不能在多边自由贸易上出现任何立场上的摇摆,因为只有捍卫了多边自由贸易,才能确保WTO中弱小国家获得可以站在一起的机会,从而在与大国博弈中取得相对充分的话语权,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单个经济体竞争力处于失衡状态的全球格局中,保护落后与发展中国家是世贸组织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同时还是经济强国所应当恪守的经济道德底线;对于世贸组织来说,动摇了多边贸易的根基,有关非歧视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等都将成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道德说教,整个组织也将彻底失去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而被丛林法则所完全主宰与支配。 因此,围绕着世贸组织变革可能出现的一个极端现象是,美国或许会通过实施退出WTO的行为来给改革制造压力,但这种态势不会持续很久。对于美国而言,徘徊在世贸组织之外,固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制定对他国贸易条件,但那同样意味着他国可以这样对待美国;没了世贸组织,美国可能在双边贸易中不得不投入更大成本来协调与其利益相关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鉴于此,不排除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在搞出一大堆单边措施或者双边冲突的麻烦后因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回到多边贸易体系中来。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图片来源:微摄 新华社华盛顿5月19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19日表示,美联储将保持联邦基金利率在接近零的超低水平,直至确信经济已经受住新冠疫情考验。同时,美联储将继续使用所有可用工具为经济提供支持。 当天,鲍威尔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一道出席了由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就新冠疫情在美暴发以来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展开讨论。鲍威尔表示,本次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美联储将继续使用各种工具来支持经济”。 针对美国经济重启,姆努钦认为,由于疫情导致大量失业,美国有必要尽快重启经济,否则美国经济将“面临遭受永久性损失的风险”。不过鲍威尔的态度较为谨慎,认为有效管控疫情是当务之急。 鲍威尔还说,自3月以来,美联储与财政部为市场和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未来,美联储准备推出一项为疫情暴发前财务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新计划。但他同时强调,美联储的行动只是公共部门应对新冠疫情的一部分,隐晦重申了需要更多财政政策支持的立场。 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15日通过一项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计划。不过,该计划在由美国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前景不妙。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明确表示无意接受这一援助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也曾表示,即便该计划获得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也将遭到白宫否决。
文丨明明债券研究团队 报告要点 近期美国芝商所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突破100,市场对于美联储实施负利率的预期逐渐升温。上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中指出,美联储对于负利率的看法没有改变,负利率并不是美联储正在考虑的事情。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市场形成负利率预期的原因,美联储对于负利率政策的抵触又是出于哪些方面因素的考虑呢?本文将从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的角度讨论美联储负利率的三大制约。 负利率预期的形成原因: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隐含的利率预期来看,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或将施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有所升温,多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从原因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产生负利率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同时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推出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表现出了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的担心。 如何看待负利率的政策效果:从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经验上来看,我们认为负利率政策或将压缩银行利差,抑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主观意愿,加之存款零下限的约束,使得负利率到信贷市场的传导并不顺畅。由于负利率政策往往与QE一同推出,两者实际效果难以区分,但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UMP)效果已逐渐钝化,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负利率刺激和QE的效力可能已经减弱。 美联储负利率政策的三大制约:对于美联储后续是否会采用负利率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制约。首先,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负利率的实施将使得货币市场收益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难度大幅增加,同时大量的现金类基金赎回或将再度引发美元流动性紧缺。其次,负利率或将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最后,本次危机的一项特殊性在于其并非经济自发性的,从美联储的思路来看,在当前背景下其更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使用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预计后续美联储或将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同时推动已启用工具如PMCCF和SMCCF等尽快落地。 债市综述:近期由于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担忧加剧,这也推升了对于美联储推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对此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三方面的制约。美联储表示暂未考虑负利率,而短期来看在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避险情绪下,美元指数或将维持强势,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节奏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国内债市,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正文 负利率预期的形成原因 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隐含的利率预期来看,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或将施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有所升温,多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3月份美联储先后两次紧急降息,连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100BP,美联储正式进入“零利率”阶段。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对于经济影响的不断加深,五月以来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调降基准利率的预期有所升温,市场预期美联储或将采取负利率政策。从美国芝商所(CME)公布的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最新报价来看,截至5月18日,多份2021年期货合约报价超过100,这也意味着这部分期货合约隐含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进入负区间。 从原因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产生负利率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同时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推出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表现出了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的担心。从产生负利率预期的原因上来看,我们认为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表现急转直下对于负利率预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4月份美国零售销售同比大幅下滑21.2%,新冠疫情的影响使得居民外出消费减少,零售业遭到重创。就业数据同样表现不佳,4月美国非农就业大幅下滑2050万人,失业率大幅攀升至14.7%的纪录最高值。基本面情况表现不佳,经济不确定性大幅加深,市场期待美联储推出更多措施来对经济给予支持,而在美联储采取大规模宽松并启用众多政策工具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空间产生了担忧,因此形成了美联储或将推出负利率政策的预期。 如何看待负利率的政策效果 市场存在对于美联储负利率的预期,那么负利率是否真的能够有效刺激经济?从日本和欧洲的负利率经验上来看,我们认为负利率政策或将压缩银行利差,抑制银行下调贷款利率的主观意愿,加之存款零下限的约束,使得负利率到信贷市场的传导并不顺畅。在实施负利率政策的日本、欧元区等国,我们观测到负的政策利率容易传导到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但负利率对信贷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最终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存款竞争使零下限的约束广泛存在,央行对于银行准备金的罚息相当于变相缩窄银行的息差,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保持了一定的黏性,政策利率降至负值后,对银行信贷的边际刺激逐渐减弱。极端情况下,若银行上调贷款利率以对冲负利率政策的成本,则会加剧信贷紧缩,进一步抬升融资成本,与央行的目标背道而驰。以日本和欧元区为例,我们看到负利率对信贷的刺激作用已经明显减弱。 由于负利率政策往往与QE一同推出,两者实际效果难以区分,但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UMP)效果已逐渐钝化,收益呈现递减的趋势。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日欧央行相继打出QE和负利率的组合拳。央行通过直接购买金融资产向金融机构或市场注入流动性,如美联储的资产购买计划、扭曲操作,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等。由于QE选择购买的资产标的多为长期限、高风险的信贷资产及长期国债,以此拉动长端利率的下行,因而很难将负利率政策对于长端利率下行的溢出效应与QE政策相隔离。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负利率刺激和QE的效力可能已经减弱。欧元区的信贷增速在2017年初后再次步入长期的下行趋势,2016年日本将政策目标利率转为负值也未能阻止信贷增速再次趋于零的一路下行。负利率和QE的效果呈递减趋势,但尽管效果有限,欧央行和日本在经济疲软和政策工具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只能继续寄希望于UMP发挥作用,2019年9月12日欧央行宣布重启QE。 美联储负利率政策的三大制约 对于美联储后续是否会采用负利率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制约: 首先,从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负利率的实施将使得货币市场收益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难度大幅增加,同时大量的现金类基金赎回或将再度引发美元流动性紧缺。从美国货币市场的角度来看,当前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庞大,截至去年年底,货币市场基金金融资产总额已达到3.63万亿美元。而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进一步下调,采取负利率政策,货币市场收益将被进一步压缩,机构盈利的难度将会大幅增加。同时负利率或使得投资者将资金从现金类基金当中赎回,而大量的赎回需求或将再度引发美元的流动性紧缺。 其次,负利率或将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对于美联储实施负利率的第二项制约来自美元。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产品的主要计价货币,同时也是多国的主要外汇储备币种,其具有世界货币的重要地位。而负利率政策的推行将对现有的美元体系形成冲击,美元的强势地位主要缘于各国对于美元资产的信赖程度,而负利率将降低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同时加快部分国家美元去化的进程,这将对美元的国际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对美元形成不利影响。 最后,本次危机的一项特殊性在于其并非经济自发性的,从美联储的思路来看,在当前背景下其更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使用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从本次危机的特殊性来看,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大规模冲击并非来自于经济自发性的,而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隔离影响,而在这种背景之下,美联储对于经济救助的思路是在当前尽力为企业提供帮助维持其正常运转,同时想要确保在疫情度过以后经济能够快速回升。因此在采用“零利率+无限量QE之后”,从近期美联储推出的货币政策工具上我们也能看出其倾向于采用精准到位的投放工具,而非负利率来进行下一步宽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三的讲话过程中表示美联储对于负利率的看法没有改变,负利率并不是美联储正在考虑的事情。预计后续美联储或将推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同时推动已启用工具如PMCCF和SMCCF等尽快落地。 结论:近期由于美国经济数据急转直下,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担忧加剧,这也推升了对于美联储推行负利率政策的预期。对此我们认为当前美联储并不会考虑这一选项,在采取负利率的问题上,当前的美联储面临着来自货币市场、美元地位以及政策选择三方面的制约。美联储表示暂未考虑负利率,而短期来看在经济与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避险情绪下,美元指数或将维持强势,来自汇率方面的压力对于当前货币政策节奏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国内债市,我们认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回到2.4-2.6%区间。 资金面市场回顾 2020年5月18日,银存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大体上行,隔夜、7天、14天、21天和1个月分别变动5.74bps、-20.48bps、1.71bps、1.40bps和5.67bps至0.91%、1.29%、1.24%、1.28%和1.37%。国债到期收益率大体上行,1年、3年、5年、10年分别变动7.89bps、1.20bps、-6.23bps、-1.78bps至1.33%、1.62%、1.99%、2.70%。上证综指上涨0.24%至2875.42,深证成指下跌0.40%至10921.15,创业板指下跌0.44%至2114.86。 央行公告称,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2020年5月18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流动性动态监测】我们对市场流动性情况进行跟踪,观测2017年开年来至今流动性的“投与收”。增量方面,我们根据逆回购、SLF、MLF等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定存等规模计算总投放量;减量方面,我们根据2020年5月对比2016年12月M0累计增加14,718.3亿元,外汇占款累计下降7,346.2亿元、财政存款累计增加2,404.3亿元,粗略估计通过居民取现、外占下降和税收流失的流动性,并考虑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计算每日流动性减少总量。同时,我们对公开市场操作到期情况进行监控。 市场回顾及观点 可转债市场回顾 5月18日转债市场,平价指数收于86.75点,下跌0.12%,转债指数收于113.73点,下跌0.75%。252支上市可交易转债,除辉丰转债停牌外,30支上涨,221支下跌。其中,新莱转债(10.67%)、久吾转债(6.37%)和天康转债(4.80%)领涨,泰晶转债(-7.01%)、特发转债(-6.69%)和深南转债(-6.21%)领跌。250支可转债正股,除森特股份(行情603098,诊股)、川投能源(行情600674,诊股)、中国核电(行情601985,诊股)、中信银行(行情601998,诊股)、凯龙股份(行情002783,诊股)、中化岩土(行情002542,诊股)、江阴银行(行情002807,诊股)、凯发电气(行情300407,诊股)、海印股份(行情000861,诊股)、内蒙华电(行情600863,诊股)和凌钢股份(行情600231,诊股)横盘外,95支上涨,144支下跌。其中众兴菌业(行情002772,诊股)(10.04%)、久吾高科(行情300631,诊股)(10.02%)和新莱应材(行情300260,诊股)(10.01%)领涨,深南电路(行情002916,诊股)(-7.35%)、长信科技(行情300088,诊股)(-6.70%)和聚飞光电(行情300303,诊股)(-6.40%)领跌。 可转债市场周观点 近一周以来转债市场遭遇了较大的挑战,总体表现较差。一方面正股市场表现疲软,转债相关行业并不属于近期市场表现较好的板块,另一方面,转债溢价率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压缩,股性估值再次回归到20%阈值以内。 更值得一提的是,上周绝对价格较低的标的变现明显弱于高价标的,我们用绝对价格105/110/115元三档阈值来区分高价与低价个券(同时控制规模),均发现低价标的的表现更差。低价标的作为债性个券的代表,其短期承压可能与近期的无风险利率回升有关。但从本源来讲,如此明显的回撤与投资者情绪关联可能更大。除去市场利率,低价标的估值的支撑主要来自波动率的预期以及条款博弈,其中波动率占据主要位置。而近期转债市场炒作已经明显降温,同时风险资产上行压力明显,投资者情绪开始退坡,成为此次低价券调整的导火索。资金流出可能并非低价标的回撤的主因,转债市场4月惊喜过后获利了结应该主要存在于高价标的之中而非低价标的。 从策略上,我们一直以来并不推崇低价策略,单纯的博弈波动难以把握,也不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主要来源。长远看正股表现才是转债盈利的核心源头,把握好正股与转债的效率区别是转债市场超额收益的重点。特别的是多数低价标的溢价率水平同样高企,我们一直强调转债策略要看重效率,估值太高是效率不足的典型。总而言之低价券策略更适合短期博弈,而非长期价值。 从低价券的调整衍生到近期转债市场的策略,在惊喜与效率两大关键词的框架下,总体思路上我们建议投资者更关注市场的价值因子而非博弈策略。短期市场情绪偏弱,但是随着市场的回落,也拉开了诸多标的未来获利的空间,策略层面可以随着价格回落在价值标的中间更有可为。 总体结构上依旧从顺周期与逆周期的两大视角着手。顺周期板块正处于收获的时间段,逆周期板块则正是参与的机会窗口。顺周期中建议以优质消费白马为底仓,更关注硬科技相关的方向,逆周期思路下我们仍旧关注需求侧中估值较低的基建方向,潜在供给扰动的上游周期方向,以及疫情冲击较重的服务领域。 高弹性组合建议重点关注东财转2、裕同转债、聚飞转债、福特转债、乐普转债、博特转债、希望转债、顾家转债、中天转债、至纯转债。 稳健弹性组合建议关注顺丰转债、海大转债、天铁转债、新泉转债、博威转债、深南转债、高能转债、利德转债、仙鹤转债、索发转债。 风险因素 市场流动性大幅波动,宏观经济增速不如预期,无风险利率大幅波动,正股股价超预期波动。 股票市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天谌 美联储的一系列空前调整措施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2020年3月3日,美国新冠病例确诊不足100人,标普500股指比一年前上涨8%,美联储突然宣布紧急降息50基点,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并坚持表示美国经济保持“强劲”。12天后,美联储不等3天后正式例会召开,出乎市场意料地宣布再次降息100基点至零点,随后推出了包括“无上限”量化宽松在内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资产负债表在2个月内扩张2.5万亿美元,扩张速度为08年危机期间的2倍。 美联储本次政策调整的速度、范围和力度都是历史空前,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首先,美联储政策调整只是推高了美国股市债市,对于实体经济刺激效用有限。这在笔者的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已有论述。因此,美联储政策调整无法阻止美国经济继续滑坡,而实体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在5月18日表示,复苏时间可能要拉长至明年年底。全球经济也将陷入泥潭。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将会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大幅降低进口需求,从而抑制全球其他国家的消费品出口需求,抑制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抑制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来源。而新兴市场经济实力较弱,对外需依赖度较高,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将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历年来美联储政策的放松或者收紧往往会导致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美联储政策放松,通过降息压低短期利率或者通过QE压低长期利率,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会感受压力跟随降息。但因为考虑本国通胀等原因,其力度往往小于美联储,因而增大了两国利差。美联储的宽松政策降低了美元的借贷成本,美国资本会借美元投资到相对利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回报。 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通常会形成美元贬值压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一定时间内会升值,给美国资本带来更高收益,除非严重危机下美元能够作为避险货币保持坚挺。 另外,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强美国资本风险投资的底气,更敢于投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联储的宽松(紧缩)政策往往导致大批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 这些资金流动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不良影响。当资金涌入时,往往造成债台高筑,泡沫滋生,经济虚假繁荣。当资金流出时,往往造成流动性枯竭,债台崩溃,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危机。 1990年代中期,美联储的低息政策,造成资金大量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公司大举借取低息美元贷款;1997年,美联储升息导致资金流出,公司美元贷款难以续借,造成流动性困难,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联储研究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紧缩会增加依赖美国资金的国家爆发银行危机的风险。 再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美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陷入困境之时,大肆做空其货币和股市,引发货币和股票市场崩盘,美国资本空头获取暴利。随后,美联储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为由迅速降息,美国资本廉价借入美元,换取这些国家大幅贬值的货币,抄底他们的低价优质资产。例如韩国在国内“改革派”的推动下,答应开放国内市场换取美国把持的IMF的“援助”,使美国资本得以廉价收购包括三星在内的战略性企业。 历史在2008年再次重复,美联储同样通过空前宽松政策为美国资本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信心,在全球进行抄底。 一贯过于乐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宣布,本次危机程度历史罕见,将出现上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在本次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新兴经济体本身基本面更为脆弱,在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将遭遇更加猛烈的冲击: 首先,股市债市可能面临大幅下跌,幅度甚至大于美国。由下图可见,在2008年危机和本次危机中,新兴市场遭遇的打击都要甚于美国,股市波动幅度远大于美国市场。 新兴市场ETF(蓝色)和美国标普500指数(粉色)走势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 其次,本地货币或将大幅贬值。随着危机深化,资本将逃离新兴市场倾向于持有美元这一避险货币,造成新兴市场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第三,银行危机风险加剧。在严重危机打击下,那些银行体系资本薄弱,监管较为稀松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爆发银行危机。 IMF近来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包括低收入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如今是受到本次疫情影响和经济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 随着经济形势逐步恶化,美国向外转移矛盾的需求将更加迫切。美联储将持续大幅增加QE力度,所印出的大量美元将赋予美国资本充足资金。在雄厚的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元霸权下,试图无成本抄底新兴经济体的优质资产,这是新兴市场目前需要警惕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AICPA/CFA持证候选人,曾供职于毕马威资产管理部,纽约对冲基金宏观分析师。毕业于维克森林大学会计、历史系双学位,经济系辅修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