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要点 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将主要以输入型通胀为主。疫情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大大提振了民众的商品购买力。与此同时，疫情下海外国家未能完全复产复工，中国出口型产业竞争压力降低，因此更多受益。除此之外，受美联储大幅降息扩表的影响，美元流动性泛滥，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容忽视。 反观国内，在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期间，内需因素较难体现。地产方面，“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之后，地产企业融资受限，购入土地的积极性大大下降。明年二季度房企将缺乏新项目开工，地产投资存在下行风险。基建方面，导致今年基建持续不及预期的原因，明年上半年仍将部分存在，制约基建投资表现。 从传导路径上来看，美国对华输出通胀的主要途径有二：（1）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美出口修复，需求端推动通胀上行；（2）美联储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超量上涨，成本端推动通胀上行。与历史类比，本轮输入型通胀更类似于2002年、2009年。同时考虑到2009年通胀周期中，内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四万亿”刺激计划），我们更倾向于将本轮周期类比于2002年。 基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单因素模型”，在明年布伦特原油价格中枢在50美元/桶左右的中性预期下，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5%-2.8%左右，11月份PPI位于1.3%-1.9%。 风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变化，原油价格波动超预期。 报告正文 1、本轮通胀的宏观背景 近两个月，股市中周期品板块表现突出，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背后反映了市场对于中国工业品价格（PPI）已经进入上行通道的主流判断，关于明年工业品通胀的话题逐步升温。 1.1 外部因素 我们认为，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将主要以输入型通胀为主。正如我们在系列前序报告《明年美国通胀有多高？》中所提到的，疫情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例如今年3月份美国联邦政府出台的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给予每位美国居民1200美元现金补贴以及每周600美元失业补贴，大大提振了美国居民的商品购买力。 与此同时，疫情下海外国家未能完全复产复工，中国出口型产业竞争压力降低，因此更多受益。中国出口进入景气区间，9到11月中国出口增速分别同比增长9.9%、11.4%、21.1%，其中11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更是大幅增长46.09%。 除此之外，受美联储大幅降息扩表的影响，美元流动性泛滥，通胀的货币因素也不容忽视。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下跌约10%，美元快速贬值也推动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铜、铝等有色大宗商品价格甚至上涨超过2019年水平。 1.2 内部因素 反观国内，在本轮工业品通胀上行期间，内需因素较难体现。地产方面，“三道红线”政策出台之后，地产企业融资受限，购入土地的积极性大大下降。11月百城土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同比增速，于今年1月份后再度负增长。土地成交领先新开工大约半年左右，意味着明年二季度房企将缺乏新项目开工，地产投资下行风险明确。 基建方面，导致今年基建持续不及预期的原因，明年上半年仍将部分存在。由于疫情原因，今年专项债扩容较为仓促，部分地方申报项目存在合规性问题。三季度以来，中央加强了对地方债务与基建项目合规性审查，制约了基建投资的落地，导致资金淤积在央行与城投公司。部分基建项目合规性整改的问题，明年上半年仍将存在。除此之外，在今年政府杠杆大幅上行的背景下，基于防控债务风险的要求，明年地方债务新增量也难有突出表现。 2、近期美国CPI走势解读 今长期以来，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受美元主导，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国，所以毫无疑问，美国是对华输出通胀的最大源头。回顾过去20年，中美通胀周期的共振特征明显，期间主要经历过四轮共同的上行周期：2002.2-2004.10；2007.7-2008.8；2009.7-2010.5；2015.12-2017.2。 从时间上来看，除2002年至2004年通胀上行周期，受“非典”疫情影响中断、并被拉长外，其余三轮周期时长均在1年左右。 从传导路径上来看，美国对华输出通胀的主要途径有二：（1）美国经济复苏，中国对美出口修复，需求端推动通胀上行；（2）美联储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超量上涨，成本端推动通胀上行。 2.1 本轮通胀周期如何类比历史 在上述四轮通胀周期中，存在“出口修复”因素的历史周期有2002年、2009年、2016年3轮；存在“货币贬值”因素的历史周期有2002年、2007年、2009年3轮（以起始年份表示）。 因此单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看，本轮输入型通胀更类似于2002年、2009年。同时考虑到2009年通胀周期中，内部因素也不容忽视（“四万亿”刺激计划），我们更倾向于将本轮周期类比于2002年。 具体来看： （1）“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信心与金融市场受到一定冲击。因此2001年底，美联储进行了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的第二阶段降息，政策利率直接跌至1%以下。本次货币宽松极大刺激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由房地产市场带动，美国经济出现复苏。 受美国需求复苏，及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重推动，2002至2004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美联储的过度宽松引发了新一轮的美元贬值周期，2002年初至2004年底，美元指数贬值超过30%。 （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累积达一万亿美元的金融救援与经济刺激计划。同时美联储在降息至零后，于2008年四季度开启第一轮扩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翻番。 受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影响，2009年美国经济复苏，2010年中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一度攀升至40%。美元流动性泛滥也导致2009年年内美元指数贬值13%，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 当前，有市场观点认为本轮工业品通胀可类比与2016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进一步讨论。首先从外部因素来看，2016年受“特朗普减税”预期影响，美国投资复苏，中国对美出口回升。但当时美联储已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表现坚挺。综合来看，彼时外部因素对国内通胀的推动力度较小。 从内部因素来看，2016年中国工业品通胀，更多地是受到供给侧改革、及基建周期上行的推动，这些内部因素是本轮通胀所不具备的。 3、对PPI的量化预测 关于PPI的量化预测方法，我们在系列前文《见微知著，展望PPI走势》中介绍过，基于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单因素模型”，此处不再赘述。 此模型的优点在于，仅需要预测原油价格这一个指标，简化预测模型中的参数输入。虽然在历史回测上，拟合度不如综合螺纹钢、铜等多种工业品价格的模型，但在未来预测方面，可以有效规避预测误差累积，导致的“预测越多、错的越多”的问题。 在原油价格预测方面，我们沿用前文《明年美国通胀有多高？》中做出的三种情景假设。 中性预期下，明年年末WTI原油价格位于45-50美元/桶，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50美元/桶左右（布油每桶高出WTI原油2-3美元）。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5%-2.8%左右，11月份PPI位于1.3%-1.9%。 悲观预期下，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45美元/桶左右。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2%-2.5%左右，11月份PPI位于0.7%-1.3%。 乐观预期下，对应的布伦特原油全年价格中枢在55美元/桶左右。由此计算得到明年5月份，中国PPI高点位于2.8%-3.0%左右，11月份PPI位于1.9%-2.4%。 风险提示：全球新冠疫情变化，原油价格波动超预期。
从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年初到3月初，一直称赞中国的抗疫努力，而当欧美疫情加速扩散显现之后，其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甚至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无理地要求中国赔偿，以追究中国“防疫不力”的责任。然而，5月8日，中美双方牵头人通话，这是半年来首次，中美关系又有所缓和。内容主要聚焦在两方面：第一，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第二，努力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地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在看似矛盾的态度之下，实质上是美国权衡现实经济状况的考量结果，我们认为短期双方发生实质性冲突的概率较小，更多会呈现在言语冲突以及威胁，在美国疫情缓解之前，没必要担心中美关系失控。1）当新冠疫情最开始在中国爆发时，美国以旁观者的视角进行评价和审视，因此会赞赏中国的态度和专业度，然而当美国确诊人数逐渐增多时候，暴露出欧美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确实失职，为了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矛头转向中国；2）美国大选已经逐步开启，候选人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对华的遏制将成为重要的选择，从历史来看，总统大选前半年，中美关系往往处于冰点，不过当前中美两国经济均受到疫情的严重拖累，财政状况均不乐观，如果采取过激的手段，无疑对双方疲弱的经济雪上加霜；3）美国一季度经济数据下行超出预期，失业率大幅攀升，二季度将迎来更严重的衰退，在此环境下，美国不敢贸然实质性地加大贸易摩擦，尤其是，经济以及美股是特朗普的重要政绩，其更多会以打嘴仗的形成进行。以上是对中美关系近期状况的简要分析，为了让大家更加全面理性的看待中美关系，我们将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1）以史为鉴，美国为何要发起贸易战？ 2）我们要对中美关系抱有什么期待？3）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以史为鉴，美国为何要发起贸易战？从历史来看，与目前中美关系相似度最高的阶段，大概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日关系。当时美国经历了经济下行、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当美国在二战后最艰难的阶段挣扎时，其亲手扶持起来的小弟（日本）飞速发展，到了八十年代初，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各个行业不断崛起，汽车、半导体、家电等大量出口美国，美国贸易逆差拉大，工人不满情绪提升，对日本敌意逐渐加深。于是，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严厉制裁，进行贸易战，大幅提高关税，但日本在军事和政治上严重依赖美国，于是，只能不断地妥协退让。最关键的节点，1985年，日、英、法、西德、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助力美元大幅贬值，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但这使得日元不断升值，吸引了大量国际热钱，外贸竞争力下行，股市楼市大幅上涨，形成了巨大而脆弱的泡沫。最终，日本为了抑制过热的经济，开始自杀式地大幅收紧流动性，最终国际资本出逃，楼市股市崩盘，日本经济也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难以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对标当前中美关系目前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世界的生产力也逐渐进入瓶颈期，全球基本上进入了存量市场，中国成为少数的经济发展增速较快的国家，而美国企图通过阻止和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而分得更大比例的蛋糕。而首要的对象就是中国，中国是比日本更强劲的经济体，拥有14亿人口，4亿多的中产阶级，受教育人口逐渐增加，工程师红利逐渐凸显，是产业链最全的经济体，这次疫情可以作证，我国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几乎全球的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等。另外，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逐渐从低端制造业往中高端制造业过渡，而高端制造业以及创新科技是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而中国5G的崛起让美国害怕，担忧中国挑战其全球第一的霸主地位，这触碰了美国最根本的赖以生存的根基。相比日本，我国有更强的政治以及军事的独立性，有更强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以更加接纳的心态进行自身的不断完善。因此，我国的姿态也不会像日本那么不断退让。我们要对中美关系抱有什么期待？在我国的高端科技逐步加速发展，尤其是5G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极的背景下，美国感受到极大威胁，千方百计地针对华为开展一系列的制约，而一个国家针对一个公司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国政府迫切采取加大贸易争端、逆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元回流等措施，以实现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诉求。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战会长期化，持久战，中美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美国有制造业回流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诉求，竞争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创新科技领域；合作在于，目前全球产业链分工明确，中国产业链优势明显，美国需要中国低成本的产品以及中国庞大的需求市场。从短期来看，站在客观的角度，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将进入衰退，下行压力加大，中美必须加强合作，迫于这些限制，短期中美关系不会恶化，更多是特朗普为了争取选票，通过打嘴炮的形式转移矛盾，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美国可能会继续有加大贸易战的诉求。中美关系将如何影响资本市场？从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整体呈现“升级—试探—再升级—再试探—双方达成阶段性协议”的逻辑演变，贸易战只会阶段性缓和，但不会结束。不管是18年还是19年，我们会发现，中美关系在A股市场中仅扮演着事件冲击的角色，对短期的风险偏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拉长1-2年来看，中美关系仅仅影响了市场的节奏，对市场的趋势影响较小。从目前来看，在美国疫情好转之前，中美关系实质性破裂的概率较小，对市场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一旦美国经济有所好转，贸易摩擦可能会重新加大。对目前A股市场，我们认为，3月份底部夯实，很难跌破当时的位置，下行空间有限。目前市场政策、流动性没有问题，短期不会转向，盈利逐渐恢复，市场焦点在于经济回升的力度是否符合预期。近期市场反弹幅度较快，沪指接近2900点，但成交量一直没有起来，风格仍然以科技成长为主导。近期需要关注两点：1）两会在月底召开，市场期待超预期的政策落地，对全年经济目标十分关注，这块是否符合预期对市场走势影响会比较大。2）海外疫情仍在扩散，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仍然保持在2.5-3万之间的高位水平，失业率呈现较高水平，然而美股反弹力度十分巨大，纳斯达克指数基本上收复失地，短期来看，美股可能存在一定的回调风险，主要是消化基本面，但幅度会控制在10%以内，投资者可以有所警惕，美股回调也可能会对A股产生一定影响。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全球再循环中的经济和市场逻辑可概括为五句话：疫情进入下半场，国内还是老味道，全球已入再循环，市场存在预期差，周期资产有机会。 全球再通胀和中国资产价值重估是全球再循环中的两大趋势。 预计美国和中国国债收益率都会走高，我国信用风险收敛；A股走牛，且风格倾向于低估值周期板块；美元继续走弱，人民币对美元温和升值；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但黄金的表现不会太好。 在2020年11月24日，笔者发表了文章《全球再循环》，透过“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之格局分析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全球经济。基于这一全球再循环的逻辑，可以乐观看待2021年的全球经济。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全球各主要资产类别的价格走势。不过在进入对各类资产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用五句话来概括再循环中的经济市场逻辑。 1． 经济市场的五句话逻辑 第一句、疫情进入下半场。从持续走高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来看，新冠疫情目前仍在全球快速蔓延。以美国为例，当前其日度新增确诊数已经超过20万，差不多是今年4月份第一波高点的7倍有余。但另一方面，目前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率大大低于之前。还是以美国为例，当前其新冠新增死亡数仍大致与4月的高点持平，而不像新增确诊病例数那样大幅高于4月水平。此外，已经有新冠疫苗在临床实验中表现出了不错效果。所以，虽然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大大高于半年之前，疫情对经济活动和市场情绪的冲击却已经大为下降。尽管终场哨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但疫情应该算是进入了“下半场”。（图表 1） 第二句、国内还是老味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国内政策和经济走势一如过去十年的常规，走出又一轮了“经济下行——政策刺激——经济回暖——政策退出”的循环。疫情爆发伊始，我国就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长期社会融资的增幅升至十多年来新高）。受政策带动，国内投资引擎（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明显走强，带动国内经济增速快速反弹。因此，尽管我国GDP增速在今年1季度下滑到-6.8%，但在今年4季度预计就能回升到6%附近。不过，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减轻，政策信号已经开始变化，令市场预期明年宏观政策会更多考虑债务、房价等风险，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政策刺激力度。相应地，预计2021年长期社融增幅应该不及今年。（图表 2） 第三句、全球已入再循环。在国内依靠刺激政策实现内需复苏的同时，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了与过去十年很不一样的态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现。这一点，笔者在《全球再循环》一文中已做过充分论述：“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二者间‘互补式复苏’的格局——我国生产的复苏好于发达国家，而终端需求的复苏则不及发达国家……由于中国生产复苏得更快，美国需求复苏得更好，中国产品因而在疫情后加速向美国流动，令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和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同步激增。这样的局面像极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景。当时，中国的过剩产能与美国过剩需求结合，令中美两国经济都走向过热。可以想象，随着‘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大循环的重建，我国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一段时间经济的繁荣。” （图表 3） 第四句、市场存在预期差。这句话需要详细解释。 目前，市场仍倾向于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来看待2021年的中国经济，因而认为经济上行没有大趋势，只有小反弹。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内需（尤其是投资）取代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火车头。而投资的强度又高度敏感于国内宏观政策态度。这使得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等同于对国内宏观政策走向的预判。但宏观政策又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调整——经济增长减速时政策加油门；经济增长加速时政策收油门——从而形成 “经济下行——政策刺激——经济回暖——政策退出”的往复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经济的上行趋势有自我打败的倾向（经济上行将带来宏观政策的收紧），因而难以持续。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宏观政策刺激力度预计将会减小，市场自然会对2021年我国经济复苏前景持谨慎态度。 但随着全球再循环的启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不再完全适用于2021年——国内刺激政策退出的同时，中国经济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较为持续的复苏。中国经济并不总是为国内政策所主导的。2003年至2008年间，在强劲外需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期间虽有2004年和2007年两轮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力打压，仍未能改变国内经济走向“过热”的局面。我们并不认为2021年的中国经济能完全呈现出2008年前的“过热”局面，但坚定认为分析中国经济“政策”单因素框架应该为“政策—外需”双因素框架所取代。毕竟，我国出口增速在2020年11月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当月对美出口增速更是创出了10年新高（图表 4）。有外需的有力带动，国内刺激政策退出就不会像过去十年那样快速带来经济减速，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就会超过当前市场的想象。这是当前市场存在的一个巨大“预期差”。 第五句、周期资产有机会。在过去十年政策所主导的国内经济波动中，周期类资产（如周期股）投资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政策博弈”特征，难以给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回报。对投资者来说，周期类资产难以长期持有，只能在预期政策会放松时买入，但又得在预期政策会收紧时卖掉。随着政策调整频率的加快，周期类资产的投资窗口期越发缩短，投资难度越发加大，最终使得投资者对周期类资产的兴趣不断下降。经历了十年的政策博弈，市场对周期类资产的关注度已降到极低水平，相关资产的估值都已处于很低水平。以A股市场中的周期板块（包括金融、地产、采掘、钢铁、有色、建筑、交运）为例，这一板块的估值已经连续十年趋势性下降。最近几个月，这一板块的盈利增速正处在触底回升的过程中，但板块估值却只有小幅度上升，整体仍处很低水平。这反映了市场对这一板块的忽视（图表 5）。但恰恰在这种市场关注度很低的时候，前面第四句话所阐述的“预期差”将给周期类资产带来不小的投资机会。 2． 再循环中的两个趋势 在前面五句话所阐述的逻辑框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投资者关注。 第一、再循环中的全球经济将在2021年迎来“再通胀”。对全球经济而言，新冠疫情可被视为一个负向供给冲击。在生产端，因疫情停工而失去的工作时间很难补回来，一些国家产能也有永久性损失。但被疫情抑制的需求则很容易在疫情干扰下降后回补回来。毕竟，需求所受的时间约束远小于供给：一个习惯每周下一次馆子的人可能在疫情期间没法下馆子，但却可以很容易的在疫情之后天天下馆子，从而把品尝美味的机会都补回来。特别地，当全球宏观政策同步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时，需求反而可能强于疫情之前——发达经济体的零售规模均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之上。在供给遭受负向冲击，而需求因宽松政策刺激而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全球将在2021年见到通胀的回升。近几个月步入牛市的大宗商品市场已经释放了通胀来临的信号。（图表 6）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执行将推升美国通胀水平。2020年初，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需要在2020和2021两年累计增加对美进口2000亿美元（相比2017年的进口量）。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对美国的进口几乎没怎么增长，因而将进口增加的压力推后到了2021年。2020年前11月，我国每月平均从美国进口108亿美元的商品。而为了达成增加2000亿美元进口的目标，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我国每月平均需要从美国进口272亿美元的商品。此进口量是过去十年中国对美国月平均进口量的两倍。在美国国内需求已经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中国对美进口的大幅增加将会令美国国内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给美国国内通胀带来更强上行动能。（图表 7） 第二、在全球“去产能”的大背景中，中国产能的价值需要被重估。新冠疫情的爆发压低了全球产能利用率，使部分国家产能规模受损，并大幅降低了全球产能的扩张速度（全球制造业投资都大幅下滑）。可以说，全球经济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而经历了一次“去产能”。在此过程中，我国因为疫情控制得最好，经济复苏得最快，所以产能利用率很快就回到了正常水平，产能规模也未受影响。总的来说，我国受疫情影响的去产能程度非常轻微。当我们的竞争对手因疫情而被强行去产能的时候，我国的产能反而获得了更好的市场环境。考虑到全球总需求正在因刺激政策而快速回升，我国产能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在疫情之前，全球为产能过剩所困扰，我国的产能也因此被市场看空，估值被压得很低。在疫情带来全球去产能之后，我国产能的价值理应被重估，从而带来相关资产估值的上升。 3． 各类资产走势前景 接下来，我们将前面所阐述的逻辑应用到对各类资产走势的分析之中，推演各类资产价格的前景走势。 预计2021年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将会走高。如前所述，在全球再通胀的趋势中，叠加上中国对美进口对美国需求的拉动，美国的通胀在2021年应该会明显走高。尽管美联储2021年加息（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概率微乎其微——美联储目前说自己在2023年之前都不会加息——但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这样非常规宽松政策的阻力却应该会增加，从而给美国长债收益率带来上升动能。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极好的相关性。目前，美国PMI已经显著回升至疫情之前的水平，预示着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将走高。（图表 8） 预计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会进一步走高。从2020年4月至今，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2.5%的低点上升了差不多0.8个百分点。但这是建立在今年1季度国债收益率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大幅下跌的基础上的。拉长历史来看，10年期国债目前3.3%的收益率水平并不算高。考虑到我国经济在2021年会进一步复苏，10年期国债收益率预计会进一步上升。事实上，像挖掘机产量这样债券收益率的领先指标仍在释放收益率走高的信号。因此，在2021年我国债市大概率继续处在熊市之中，收益率难言见顶。（图表 9） 预计我国信用风险将在2021年收敛。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我国债券信用利差与社会融资总量增长之间有相当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社融加速增长往往会令信用利差收窄、信用风险下降（图表 10）。这背后的道理应该是明显的：社融加速增长会让经济增速走高，实体企业资金面改善，从而有利于信用风险的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加速增长。虽然2021年社融的增速预计会温和放缓，但肯定不会回到2018、2019两年那种全社会融资难的状况。再加上2021年经济增速应该会高于今年，因此2021年全社会信用风险应该会降低，从而给信用债投资带来机会。近期国内虽然有部分国企债券违约，但相信这种违约只是短期事件，不会改变信用风险收敛的长期趋势。毕竟，放任国企债券违约会导致国企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有远见的政府官员应该不会做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 预计A股市场在2021年将走牛。在全球再循环、再通胀、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中，风险资产的表现应该好于避险资产，股票的表现应该好于债券。因此，2021年国内“股债跷跷板”应该更偏向股票。重估中国资产价值的趋势也有利于A股的走高。而观察A股本身的盈利和估值情况，也能找到乐观看法的支持。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A股上市公司盈利修复的前景相当明确（图表 11）。此外，当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不高。纵向来看，目前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市盈率处在过去20年的均值水平附近，并不算高。横向来看，A股的市盈率在全球各个主要股票市场中处在第二低的位置，仅略高于港股。2021年国内货币政策虽然会温和收紧。但这更多意味着驱动A股上扬的动力将会切换，从宽松流动性带来的估值溢价转向盈利预期，而并不至于让A股整体走熊。 预计2021年A股市场的风格应该在低估值周期股。前面五句话的最后一句是“周期资产有机会”。这句话落到A股市场中，意味着周期股在2021年有机会。而从A股本身的情况来分析，也有市场风格从“成长股”切换到“周期股”的必要。疫情之后，市场对成长股的追捧来自两个原因：第一，这些股票盈利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弱，因而在经济走低的时候盈利有稳健性；第二，这些成长股的盘子较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溢价对其估值的推升作用更明显。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两点原因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规避这些股票的原因。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弱的股票的盈利回升空间会比较小；而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流动性溢价也有走低的倾向。因此，接下来A股的市场风格应该更多转向低估值的周期股。这些长时间乏人问津的股票之估值已经与其他股票拉开很大差距，有估值修复的空间，再加上经济复苏对这些股票盈利的推升，这些股票未来的上涨值得期待。（图表 12） 预计2021年美元会继续走弱。在经济周期的时间维度上，美元是逆周期资产——美国经济向好，美元跌；美国经济走弱，美元涨（图表 13）。可以把美国想象成全球的风险投资者。经济向好、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时，资金就从美国流出到其他各国以获取更高投资回报率，因而让美元走弱；经济走弱、投资者追求本金安全性时，资金就回流美国，从而让美元走强。预计全球和美国经济在2021年都会明显复苏——这样环境倾向于让美元走弱。不过，从美元指数期货的持仓头寸来看，目前市场中看空美元的交易相当拥挤。这反而会让美元走弱得没那么顺畅——大家都看空美元，美元跌起来反而有阻力（参见笔者2020年8月2日发表的文章《逆向思维看美元和黄金》）。 预计人民币在2021年会对美元温和升值。2021年偏弱的美元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对美元会升值，这没什么好说的。除此而外，在全球再循环中，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会带来美元向中国的流动（中国商品换回美国美钞）。这些美钞流入中国后，有换成人民币的需求，从而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2008年之前的全球大循环中，人民币曾连续数年对美元升值。考虑以上两个因素，人民币在2021年预计会对美元继续升值。人民币升值也是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的表现之一。不过，人民币如果过快升值，也会侵蚀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因此，相信人民银行会采取措施，确保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较为温和。（图表 14） 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在2021年会继续上涨；但黄金的表现不会太好。全球再通胀的力量已经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表现了出来，CRB工业原材料指数已经开始明显上扬。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预计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还会继续走高。不过，预计黄金的涨幅会小于其他商品。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有避险属性的大宗商品。在经济向好的时候，黄金价格涨幅一般小于其他商品价格。考虑到在过去一年中，黄金已经超涨其他商品很多，其超额涨幅有很强的收缩动能，预计黄金在2021年的表现不会太好（图表 15）。有关这一点，笔者在2020年8月2日发表的文章《逆向思维看美元和黄金》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再展开。（完）
【展望2021中国经济】系列文章 近年来，随着中国零售市场的快速增长，围绕中国即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市场的讨论屡见报端。2018年是两国零售市场规模最接近的一次，当年中国零售市场达到38万亿，折换成美元计价的可比口径，相当于美国零售市场规模的95%。而同期中国社零增速高达9%，是美国零售增速的两倍还多，照此趋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指日可待。 然而，由于汇率波动与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近两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差距不降反升。具体来说，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人民币，但受中美贸易摩擦下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当年中国社零全年增长虽然达到8%，但换算成美元只增长2.4%，不及美国3.5%的增速，以美元计价的中美零售市场规模差距从2018年的2914亿美元增至3069亿美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黑天鹅事件影响，中美消费增速均受到显著冲击。截止前10个月，中国社零总额同比下降5.8%，同期美国零售为零增长，以美元计价的两国零售市场规模差距增至5772亿美元。当然，伴随着国内消费市场回暖，中国零售反弹明显，10月以来，单月中国零售规模增长已超过美国，但考虑到前三季度消费疲软，2020年中国零售市场规模仍不及美国。 那么，疫情影响之下，为何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的美国消费市场恢复更快？中美消费走势将会如何？展望2021，中国消费市场能否扭转局面，跃升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中美疫后消费差异化复苏的原因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美居民消费出现显著下滑。例如，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20.5%，创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在美国疫情大暴发的4月，美国零售增速下滑亦达到-19.5%。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方面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居民消费复苏路径存在差异。 具体来看，财政上，美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包括向居民发放一次性补助，额外增加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助，以及扩大税收抵扣范围，结果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月的1.4万亿美元大幅升至4月的1.6万亿美元。大规模转移支付保护了居民“损益表”，支持美国居民消费。 相对而言，中国积极财政则更多从企业端发力，如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提供专项贷款财政贴息、发放定向补助等。5月“两会”宣布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提高新增专项债额度，将预算赤字率提升至3.6%以上，新增资金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两新一重”和抗疫相关支出。在此背景下，复工复产先行，随着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反弹，工业生产迅速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而得益于企业经营活动修复，就业基本面稳定，收入预期好转，8月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转正，10月扩张至4.3%，已有明显提速迹象。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应对疫情冲击，美国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包括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150BP并以此带动长端利率下行，无限量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以释放基础货币等。在此背景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利率迅速下行，美国房市量价齐升，三季度新屋和成屋销售同比分别增长39.4%和13.3%，美国标准普尔/CS美国房价指数创下新高。利率大幅下行降低了住房和耐用品的信贷成本，9月美国耐用品消费同比增长14.8%，是美国零售提振的主要贡献，其中机动车辆及其零部件、家具和家用设备、娱乐商品和车辆等是主要支持，而美国石油相关商品、各类服务消费仍然低迷。 与之对比，疫后中国货币政策则以托底经济为主，为避免资金空转与抑制房地产泡沫，并没有大规模放松。2月以来，代表中短期的关键利率，如7天逆回购利率、1年期MLF利率均仅下降30BP，降幅有限。而随着疫情控制取得成效，5月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有边际收紧迹象，带动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与此同时，中国严格执行“房住不炒”政策，房贷利率下降有限、央行严控房地产企业杠杆，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从社零分项来看，10月家具、家电、装潢材料消费增速分别为1.7%、2.3%和4.2%，房地产相关消费整体低迷。 中国零售何时能够反超美国？ 展望后市，消费对两国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甚为关键。从美国来看，消费强劲态势能否持续还需要受到如下因素左右：一是美国疫情控制情况。10月以来，美国遭遇第三波疫情，日新增确诊平均达到春季第一波疫情高峰时的2.5倍。进入12月份后，美国仅仅5天就新增了超过100万确诊病例。疫情居高不下，或将压抑高线下接触、低附加值服务业的复苏，对线上化程度较高行业冲击较小；二是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递减。下半年来，美国个人收入中来自于政府失业保险的收入逐月回落，10月回落至255亿美元，是6月救助最高峰时期的五分之一。在疫情未得到明显控制下，财政力度也将直接影响未来消费。 相比之下，近来国内消费加速复苏，这得益于疫后企业生产与经济活动恢复、就业与收入预期稳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消费内驱动力增强，或为未来更加稳健的复苏蓄势。例如，三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反弹至6.9%，环比回升2.4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10月降至5.3%，已接近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消费信心指数中的消费意愿分项出现大幅反弹。 此外，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零售国的期待，或将在2021年实现。根据估算，2021年以美元衡量的中国零售规模如要追上美国，需要比美国多增6.8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增速看似艰巨，其实不难达到。一方面，受强韧性恢复和2020年低基数因素的影响，2021年以人民币计价的社零总额有望拉开美国3个百分点以上。另一方面，近期当前人民币保持强势，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为6.87，明年平均汇率有望维持在6.5乃至更高水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5.7%左右。综上，笔者预期，在消费回暖与汇率因素共同影响下，2021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有望正式超过美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 沈建光为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徐天辰为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汪导国为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员
资料图（图源：美联社）海外网12月8日电 美国阿拉巴马州一名前议员在感染新冠病毒后，于上周死亡，临终前曾发出警告说：“我们搞砸了。我们放松了警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7日报道，阿拉巴马州医学检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称，前共和党籍参议员拉里·迪克森（Larry Dixon）于4日去世，终年78岁。迪克森曾担任阿拉巴马州医学检查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迪克森的妻子盖内尔·迪克森说，她丈夫临终前发出了警告。“我们搞砸了。我们放松了警惕”，迪克森说，“请告诉大家要小心。这是真的，如果你被确诊了，立即寻求帮助。”迪克森的医生大卫·思拉舍（David Thrasher）表示，迪克森是在大约两周前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感染的，迪克森在确诊后接受了治疗，随着病情恶化，他还戴上了呼吸机。迪克森的妻子盖内尔也在上周被确诊，目前正在康复中。思拉舍说，迪克森的两个女儿今年也曾感染病毒，她们已经康复，没有再被感染。思拉舍表示，迪克森的最后愿望是阻止更多人感染。思拉舍说:“他希望人们小心，戴上口罩，不要在社交场合聚会。他说，‘让我们拯救一些生命吧。’”迪克森从1983年起代表参议院第25区，2010年退休。（海外网 李芳）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浏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www.haiwainet.cn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随着疫苗在美国的逐步普及和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叠加2020年低基数效应，2021年中美的消费增速有望迎来V形反弹。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道：“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从2020年1月22日至12月13日的300多天，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仅是沧海一粟，但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消费产生较大的冲击，结构上也有诸多新变化。 2020：总量萎缩，线上化明显 2020年疫情之前，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超过七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消费结构来看，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分别约占36%和62%，比例基本上是3：5。商品消费中，食品饮料、娱乐商品与车辆、汽车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4%、4.5%和4.0%；服务消费中，医疗、住房、金融保险、餐饮住宿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9%、16.6%、6.5%和6.4%；剩下的2%为非营利机构的最终消费。 2020年疫情期间，社交隔离不仅加剧美国消费整体下滑，而且对美国消费内部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二季度，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速下滑10.5个百分点，但在三季度增速达到40.7%。纵观前三季度，一方面，美国消费降幅最大的是娱乐、交通、食品住宿服务，今年前三季度的支出分别只有去年同期的69%、77%、78%。另一方面，部分商品在疫情期间的消费量大增，娱乐用品与车辆、食品饮料、家具家电，同比增幅分别达到17%、7%、5%。 受益于财政刺激计划引发的个人收入上升，再加上消费下降，美国家庭部门净盈余大幅增加。2020年二季度，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由2019年四季度的3.1%上升至13.5%，消费支出增速由4%下降至-10%，对应的家庭部门净盈上升至4.6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家庭净盈余增加推高了美国储蓄率，美国居民持有更多的安全金融资产。2020年二季度，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19年末的7.5%上升至26.7%，二季度美国家庭安全资产比例均有所上升，美国从去年末的47.6%上升至49.6%，风险资产比例则有所下降。 对于中国来说，中美两国消费基本上出现了相同的进程。今年1~10月整体社零总额为31.19万亿元，累计同比-5.9%，比1~9月份累计同比缩小1.3个百分点。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5万亿元，环比增张9.3%，同比增速为4.3%，在疫情后连续三个月维持正增长，且增速环比扩大1%。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每月均呈现稳步回升势头，原因有三，一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日趋正常化，消费抑制和物流受阻情况得到大幅改善；二是随着稳就业稳增长等相关政策落实到位，消费意愿已有所回升，消费潜力逐步释放出来；三是各地采取各种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包括消费券、假日促销等扩消费政策引导消费稳步增长。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零售已经走出疫情带来的深度冲击，后续随着居民消费信心的进一步修复，以及年底电商促销旺季的催化，消费数据进一步回暖可期。 从线上线下结构来看，线上消费和线下消费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线上消费黏性显著增强。由于今年疫情对消费领域造成较大冲击，居民非必需品、聚集性、流动性、接触式消费受到严重抑制，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1~10月份商品零售28.23万亿元，同比下降4.0%，餐饮收入2.95亿元，下降21%。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扩容，线上消费在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经济稳步回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部分线下消费转移至线上，线上消费黏性增加。数字文化娱乐服务受到追捧，视频、游戏等用户迅速增加，线上教育、办公等迅速兴起，网络授课、视频会议等成为居家生活新常态。同时，疫情影响下互联网在中老年人群中迅速普及，中老年人群的线上消费使用频率与深度均明显提升。2020年1~10月全国网上零售额9.13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1~9月提高1.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3%，高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4.3%。当前我国居民的线上消费习惯已普遍养成，线上购物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线上渠道消费规模增长和消费黏性持续增强。 从国外国内结构来看，疫情和政策红利释放推助国外消费和国内消费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国内消费受益于消费从国外回流。疫情导致中国出入境免税消费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再加上国务院发布离岛免税新政，国内消费受益于这部分消费回落国内，而离岛补购、线上直邮等线上渠道的创新也推动了海南离岛免税销售出现了大爆发，打开了消费回流的新渠道和新空间。 今年我国消费的一大亮点是汽车消费快速恢复。今年4月以来，我国汽车零售额快速回升，同比增速持续高于消费整体增速，并且这种状况还在延续，10月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速为12%，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仅为4.3%。在主要可选商品中，汽车消费恢复也是比较靠前的。1~10月汽车零售同比增速为-4.5%，仅次于通信器材的7.3%，建筑装潢、家用电器等均落后于汽车。汽车消费的快速恢复，也带动了汽车产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回暖。背后原因何在？其一是疫情，其二是政策宽松。疫情导致居民出行方式的改变可能对汽车销售有一定支撑。各地道路拥堵情况快速恢复，但地铁出行普遍恢复较慢。政策宽松对促进汽车消费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历史数据来看，M2增速领先汽车零售额增速3个月左右。而货币流向通常是不均匀的，往往最先流向加杠杆能力较强的高收入群体。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今年豪华车销量比乘用车销量增长更快。除了疫情和货币宽松之外，新能源车的崛起对汽车销售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2021：V形反弹，新消费可期 整体来看，随着疫苗在美国的逐步普及和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叠加2020年低基数效应，2021年中美的消费增速有望迎来V形反弹。 随着疫苗在美国大概率将于明年上半年开始接种，一方面，居民出行有望改善，推动“体验性消费”需求复苏；另一方面，企业开工有望加速，从而推动就业市场改善，也带动宏观层面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相当程度上抵消财政撤退对居民收入的拖累。美联储预计2021年末美国失业率将回落至5.5%，在此预计之上，我们认为美国消费或将在一季度出现企稳反弹趋势，在2020年名义消费下跌3.2%的低基数下，2021年消费增速或将反弹至8%左右。 低基数效应将导致2021年中国前两个季度消费V形反弹。2020年初一场疫情直接打断了全世界人民的正常生活，所有活动基本停滞，对餐饮、航空、旅游等服务业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达到了-6.8%，但随着国内强有力的控制，二季度经济迅速转正为3.2%，逐步恢复态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加强，增长为4.9%，据此判断，来年消费增长由于今年一二季度低基数效应，可能出现V形反弹。 终端需求后续或好转，但力度会相对有限。从终端消费品价格表现来看，美国的核心通胀从6月份以后就开始企稳反弹，而我国的核心通胀水平却不断向下。美国更多是直接给居民发钱，所以今年美国受到疫情影响很大，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却大幅飙升，消费能力没有受影响，短期储蓄率上升，而一旦疫情管控放开，终端需求和通胀会明显回升。而我国更多是通过投资推进宽松的模式，获得资金的更多是国企和抵押品较多的群体。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3.9%，与疫情之前9%的水平有较大差距。 国内大循环将引导居民资产从房地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指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指导下，我国将立足国内循环，深挖内需潜力，以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导向，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关键作用，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具备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供给端完善，基本可以提供满足生活的大部分商品，同时具备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端都为国内大循环形成提供支撑，同时随着房住不炒政策定位的坚定实施，居民财富将更多从房地产领域流向消费领域，庞大的内需将为国内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国产品牌将形成强力支撑。随着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和文化自信的增强，中国制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已日趋成熟，部分国货品牌受到消费者热捧。同时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商品进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我国企业将继续加快出口转内销步伐，国货消费将更加受到消费者重视，国产品牌地位将进一步提升，成为消费时尚。在此趋势下，我国生产企业借助电商平台等渠道，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优化国产品牌商品供给，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
全球在过去20、30年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表现在增长速度非常低，也没有什么通胀，利率也长期低迷，同时全球的债务规模非常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过去全世界经济学家对这些困难之间的紧密关联度认识其实是不够深刻的，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一些大企业的放松监管，最后发现效果非常不好。 今天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找到这些挑战和困难之间的深度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够走出去。我认为一些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些大家相对比较悲观的觉得很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反而认为疫情冲击下，会使得这些问题可能得到局部的一个缓和以及解决。 有一张漫画，漫画上有一艘巨轮，巨轮可能代表某个国家或者代表全球的整体经济，（巨轮）上写着GDP。在今年的航行过程中间，它遇到了一个深水炸弹，这个深水炸弹就是我们说的“新冠病毒”。 本来全球的GDP增速是很缓慢的，这个船开得很慢，但是遇到了疫情之后全球封锁，显然经济增速是非常糟糕的，明年可能会迎来一个大的反弹，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 在过去两年，我同样用一个船来代表全球很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遇到了一个低增长的问题，不过船上的人把问题归咎到海里的一条鲨鱼，鲨鱼身上写着“关税”。我们知道2018、2019年经济越走越慢，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发起了对很多国家的贸易战，不光是对中国，还有美国的盟友，像日本、欧洲，包括像加拿大、墨西哥。 但是我们今天要深刻地理解到全球的低增长并不仅仅来自于贸易摩擦，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低增长才是常态，绝大部分时间由于生产力低下，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资本稀缺，人类的历史是低增长的。高增长往往来自于人类历史上一个片断，比方说战争之后有一个经济的复苏过程，或者说像黑死病，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疫情过后会带来一个经济的增长。 我们知道疫情使得低增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低增长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总是讲跟人口有关，人口老龄化，需求不足，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不够，我们经常讲科学是生产力，过去这些年科技创新，围绕着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可能提高了生活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对需求端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 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更深层的原是发达经济体的私人储蓄远远大于他们的私人投资，也就是总需求是不足的。我们看一下日本、欧元区、美国，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在日本和欧元区发生得很早，美国相对晚一点，它大概在2010年左右出现了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 什么原因导致了储蓄大于投资？可能是老龄化，也可能是科技不足，也可能是投资的效率不高，也可能是产能过剩。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更加深层的一个原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 经济中间有钱的人占了1%，他的财富非常多，他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相对来讲都比较低，能花出去的钱很少，这样大部分钱被存在了银行里面。美国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变得开始比较严重。 在中国，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的消费不足，储蓄过高，其实中国的投资倾向这些年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储蓄大于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发达国家比中国更加严重。 不过，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全球经济发展弥补了总需求，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时松时紧，也为宏观和市场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发达国家的利率不断走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利率跟低增长的问题一样，几千年可能都是低增长，有数据记录的，可能过去几百年是低增长。但是利率水平在过去700年不断地从高走低，资本越来越多，过去很稀缺，利率很高，现在资本非常充分，利率越来越低。 在这种私人储蓄大于私人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意识到它背后深层次的逻辑来自于贫富差距，富人有钱，花的不够；穷人没有钱，或者说一些小企业没有钱，这样的话它必须要去借贷，穷人也需要去借贷。 即使他们去借贷去增加需求，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家庭、企业总的需求依然是不够的。在总需求不够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来加杠杆，所以这些年，日本、欧洲、美国政府的赤字债务都不断地增加，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总需求越来越少，最后全球陷入到经济通缩的状况。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很多问题，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角度，会把很多心中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上图大家的直觉是相反的。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家庭，如果它的债务越来越高，他要再去借贷，面临的利率应该是更高的。但是这一点在整个国家层面却不成立，我们看到日本、新加坡、英国、中国、美国、欧元区这些国家整体的债务非常高，日本接近400%。但是这些国家的利率越来越低。 相反，很多欠发达国家或者是一些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它们整体的债务很低，但是利率却非常高。当然我们可以讲资金在发达国家更多，在发展中国家更少，所以有利率上的差别。 但是更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发达国家这么严重。在发达国家有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严重的过度储蓄的问题，有严重的利率被储蓄高于投资压低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间，国家需要不断地去提高公共负债来弥补私人部门的需求不足的问题。 理解这一点以后，在今年的疫情过后全球的贫富差距其实反而是打破了历史的规律，变得越来越扩大了。历史的规律是什么呢？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有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The GREAT LEVELER》（《大平衡器》），国内中信出版社把它翻译过来，叫《不平等社会》。 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在历史上面有四件事情可以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暴力，包括一战和二战这样历史的战争。第二，王朝的崩溃、帝国的更迭。第三，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第四，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大流行病、各种各样的疫情，比如像黑死病可能造成了欧洲一半人口的死亡。疫情过后劳动力就变得严重不足，接下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财富有所增加。历史上每次大流行病之后贫富差距都有所缩小。 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疫情使得这个历史规律被打破了，因为全球为了防止衰退，资本市场大跌以后担心需求不足，所以政府都非常积极地救市，采取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和财政宽松政策，目的就是让总需求保持一定的水平。 我们看到资本市场最开始是受益的，而且有些行业受益很大，主要体现在一些大企业、科技企业、龙头企业。所以，彭博的一个统计，全球富豪榜的财富在疫情之后快速超过了之前的新高，之前大概是2.6万亿美元，现在大概是2.8万亿美元，这还只是一少部分美国的富豪。 在中国同样有统计显示，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中国的亿万富翁整体的财富在疫情过后增加了41%。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我们之前讲的储蓄大于投资的现象会变得更加严重，未来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利率可能走得更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过度储蓄来自于经济中间的哪个部分。我们知道经济中的三个主体，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政府。左边这张图显示非常清晰，过去40年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但是美国存款机构里的储蓄却越来越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一方面储蓄越来越高，压低了利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利率越来越低，政府压低利率、降息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消费、刺激投资，但是大家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有一部分投资，有一部分消费，但总体来讲存的钱依然是越来越多。这张图很清晰地显示，这次疫情过后储蓄大大增加，而不是把它花出去、投资出去或者消费掉了。 对于过度储蓄的来源，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曾怪到中国，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过度储蓄的主要来源，认为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储蓄，而且把贸易上的顺差投到了美国的国债上，压低了美国的利率。 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全球层面，无论是哪个发达国家，政府和家庭个人的储蓄比重基本上是往下走的，都是慢慢地减少的，而唯一增加的主要是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这样一个发现在过去一两年里获得了一个欧洲学术界的大奖。 这个研究特别指出，在各个行业的龙头以及科技大企业，它们的盈利、收入远远大于它们的投资支出。我们都知道这些企业现金非常充分，即使它进行扩张、招聘，即使进行了一些收购、投资，相对于它们赚的钱来讲远远地少。 所以，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里面，当然它们也把一部分钱用来回购这只股票，但这样又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进一步使得储蓄越来越多，过度储蓄越来越严重，增长越来越低，因为总需求越来越弱。即使企业和家庭去借钱消费，也无法弥补有钱人或者是富有的企业减少的消费。 今天我们都知道科技企业现在在全球面临着一个重新审视的问题。过去由于全球低增长，各个国家都希望放松监管、鼓励创新，希望科技企业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能够带来整个实体经济的提高，能够带来就业率的上升。 可是纽约大学Thomas Phillipon教授等人最新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大企业虽然都如雷贯耳，觉得他们都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公司。但是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错觉。现在的大公司，无论是美国最大的20家公司还是每个行业最大的4家公司，它们招聘的人，它们进行的投资，它们销售的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远远小于过去历史上前20大公司或者是每个行业的前四大公司。如果拿掉Walmart，剩下大企业与实体的联系要远远弱于历史上前20名或者每个行业的前4大企业。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大公司有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波音，有很多历史上伟大的企业。今天的企业基本上是偏科技。另一个衡量指标是这些科技大企对整个实体经济其他企业的帮助到底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它的贡献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 研究发现无论怎么去衡量，现在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大企业，它们对实体经济，对其他企业的帮助越来越少。原因并不太明显，因为我们一方面感受到大企业带来生活中效率的提高，但是大企业的垄断性也越来越强了。 在赢家通吃的模式下，他们的成功也就代表着其他企业、其他同行的相对衰落。而且由于大企业的过度储蓄现象很明显，整个经济中间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它们的贡献是不足的。 更加要命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小，相对于过去历史上其他的大企业。原因还是我刚才讲的经济中间过度储蓄、贫富差距导致了总需求的不足。 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始慢慢地重新去看待这些科技企业，它们到底是在做贡献，还是说在赢家通吃？到底是在为其他的企业赋能，还是把其他企业的盈利赚到自己的口袋里来。 欧洲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是第二个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是第三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很可能在监管方面会比美国和欧洲走到更前面去。 当然我们也要区分，科技企业有软科技和硬科技。美国头部的这些大科技企业，在硬科技上面是很强的，这也是中美两国之间产生竞争关系以后，美国为何能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加以遏制。 美国的科技是非常强的，但美国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速越来越低，现在要加强监管。对中国现在来讲硬科技公司还不够硬，而且中国的很多大的头部企业并没有在追求硬科技上产生像美国同行这样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 当然，中国由于人口密度高，科技创新的形态更多，对贫富差距扩大有可能产生和美国不同的结果，最近北京大学沈艳教授的研究显示，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缩小了省内的不平等，但是扩大了省际的不平等。 更加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对实体的贡献，可能与美国的经验不同。我们需要扎实的研究来比较，为监管政策提供依据。 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说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未来的世界在疫情之后，这些挑战会变得更加严重还是有所缓和？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就是大分流，中国曾经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在乾隆以后，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历史上叫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另外一种情况，过去我们说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合流，这个趋势逆转了，大家走得很近。但是现在因为新冠疫情，未来是合流还是分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监管。过去20年由于低增长，全球政府都对金融企业、科技企业，对大企业，对创新非常包容，非常松的监管。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的监管。我刚才提到科技企业研究的问题就来自于《The Great Reversal》这本书的作者，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科技企业在美国制造了非常严重的垄断问题，导致了美国的低增长，导致了美国一系列贫富差距的问题。 其实，今天全球面临的很多挑战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字母D来代表。蓝色框里这一类是经济学家过去谈论比较多的。是赤字、债务、违约，我们都知道最近中国有一些国企面临连环违约的问题。 去杠杆，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词，过去中国去杠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在去杠杆。 人口问题，全世界老龄化、低生育率，这会导致之前积累的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人口少，增长会变少，违约可能性更大，债务更难以解决。 还有一个是通缩的问题，因为总需求不足，全世界贫富差距很大，导致经济潜在倾向于通缩。为了防止通缩，全世界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中国主要是宽松的财政政策、房地产刺激政策。在美国、日本，主要是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现在很多人担心一个问题，美元可能会面临着一个贬值周期，过去人民币也曾经有贬值压力，这些问题严重到最后可能发展成衰退，或者是严重的衰退、多年的衰退，我们就叫“萧条”。 这些问题经济学家都有很多探讨，但是对它背后深层的原因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认为是人口的问题，或者认为是科技不足的问题，创新不足的问题，觉得通过创新，通过发展科技可以解决。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想法是比较失败的。 科技企业发展越来越大，赢者通吃之后，使得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严重，使得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蓝色框里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贫富差距。 现在全球的贫富差距，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一战前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不公平的感觉非常强烈，穷人阶层形成了严重的失望的情绪，也可以用字母D来代表，叫Despair。恰恰是因为蓝领工人的失望、绝望的这种情绪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他们直接帮助了美国全球的民粹主义的崛起。 再看一下上图黄色框的D，这里就有像科技公司带来的这些破坏，Disruption这个词在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是一个褒义词，认为是创新，毁灭性的创新，但今天重新去理解它，很有可能它就是破坏，它带来了很多好的东西，带来了很高的效率，但是它带来的利和弊到底是不是对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度地去研究。 科技公司还有一个问题，它成为一个追求流量高的平台之后，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虚假信息泛滥的来源。这个时候很难去区分什么是真的信息，什么是假的信息，导致了人们思想上面的混乱。 还有就是在环境和气候上面的破坏。中美脱钩，中美之间争端的问题，以及逆全球化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大的问题是民主的悖论，我们看到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者针锋相对，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混乱。 最近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指出，西方国家现在价值观的混乱也达到了一战之前的高点。价值观混乱就会带来科技公司虚假信息的泛滥，就会带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到底怎么搞，美国和中国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在现在拜登的想法和中国的想法比较一样，特朗普的想法是不在乎环境变化，不在乎气候的变暖。 中美脱钩的问题，争端的问题，除了经济上面的变化，中国变得相对富有，美国相对落后、贫穷，其实跟价值观的混乱也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民主悖论就更加不用说了，在美国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些年经济上的变化，以及科技平台上信息的泛滥，导致他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乱。 将来全球到底是大分流还是大逆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这次疫情使得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极大地扩大，急速地扩大。贫富差距问题导致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很有可能使得经济的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难以解决，现在赤字和债务都大大增加，未来一些企业的违约可能会更加明显、更加严重，通缩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货币的贬值压力会变大，经济可能会衰退。 当然我们也希望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变化，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对科技企业严监管，施加一些征税。现在中国和美国、欧洲在这一点上相对来讲是有一点共识的。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这些措施，可以使得这些经济问题得到一定的缓和甚至逆转。但是如果不去理解这个深层的联接，采取原来的方法继续刺激、继续宽松、继续很松的监管，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我个人认为，疫情会使得黄色框里的这些问题在短期内有恶化迹象，比方说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疫情中会显得比较紧张。但等到疫情过后，大家会深层次地理解到，价值观混乱很可能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科技公司在信息泛滥上导致的一个结果。 这一次新冠疫情，会使得我们冷静下来去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生命的价值、自由的价值、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虽然有很多争端，但是它们可以在几个大的方向上往一致的路线去走，比方说缩小贫富差距，比方说加强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再比方说中美都同意环境的重要性、气候保护的重要性。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往同样方向去走，我反而认为中美之间的差距、未来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很大的缓和。所以，相对其他经济学家比较悲观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对乐观的。 最后，20个D的挑战最终也要靠一些D来解决，比方说发展Development，还有我们要去做一些设计，过去有些问题，我们放松了监管，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怎么去管，要设计（Design）一些东西。最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是Deep，我们将来一定要把科技和实体深层连接，那种简单追求流量、追求眼球的技术，会带来更多的破坏。 但是如果科技企业和实体企业深度地连接，深度地互相帮助、互相赋能，我认为未来可以解决像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