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京东集团发布了2020年一季度财报，营收、用户、毛利率等多项数据抢眼。2020年一季度本就是电商的淡季，今年又是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但京东做到了逆势而上，交上了一份远超市场预期且足以提振信心的财报。期间，京东更是投入巨大的扶持资源用于帮扶中小商家复工复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复苏。 应付账款周转天数缩短5.7天 持续向好的各项数据中，京东自由现金流似乎有点过于突出。财报显示，京东截止到一季度末的现金流为“-30亿元”， 对本次现金流转负，京东表示是为了尽快帮助中小商家缓解运营资金的压力，主动加快了对供应商的结款周期，还向供应商提前预付了大量的货款。 一季度财报显示，京东应付账款周转天数为51.7天，较去年同期缩短了5.7天，这个数字是过去三年以来最短。梳理历年财报可见，从2019年二季度至今的四个季度，京东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分别为59.4天、56.6天、54.5天以及51.7天，该数字正持续缩短，而本季度缩短时间尤为明显。 本季度，正是得益于京东主动缩短账期的举措，帮助了品牌商、中小商家释放了资金压力，以实现资金灵活流转。在“春节+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京东为不少中小商家注入了强心剂，解决了部分复工复产难、资金周转难等问题。 京东方面表示，疫情期间，为了与品牌商、中小商家等合作伙伴共同面对经营困难，尤其是短期现金流紧张等问题，京东在疫情期间不仅主动、大幅缩短了向供应商的结款周期，还向供应商提前预付了大量的预付货款。 实际上，除了缩短账期，京东还向品牌商家推出了多轮次重磅补贴政策。3月初，京东推出“春雨计划”，投入价值15亿元的资源，扶持受疫情影响的滞销品牌和商家，随后各项具体措施陆续紧密落地，帮助品牌商家快速复苏。 民生品类极速扩围 京东忙于为商家寻求破解方法时，也紧抓消费端，力求全品类的一应俱全。2020年一季度，京东净收入颇为抢眼，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日用百货商品销售的净收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日用百货商品原本是电商并不擅长的类目，如今在疫情这个特殊背景下，大量线下需求转到线上，京东这一品类也实现爆发式增长，其净收入达到525亿元人民币（约74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已实现五个季度的稳步上扬，还在疫情期间保持加速增长态势。该数据足以证明生活必需品增长已经成为京东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京东未来势必会在整个消费市场大有所为。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更愿意在京东购买日用百货商品，表明疫情期间的消费者对京东有着强依赖和高度信任。而京东也从未让“米袋子”“菜篮子”空着，当然这也是因京东物流的准时配送已在平日深得信任。 京东超市的当日送达以及次日达、7FRESH临时成立社团送货上门……在保证日常供给上，京东从未缺席。根据京东对外公布数据显示，仅在1月24日-2月2日疫情暴发初期，京东就为消费者提供了1.89万吨米面杂粮、1.5万吨生鲜产品、180万瓶消毒液。 承接两端压力共进退 疫情期间，在春节假期、生产延缓、交通运输受限等因素叠加影响下，生产端和消费端双双下滑，作为连接两端的京东，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副重担。过去的数月里，京东一端承接商家，通过扶持政策缓解商家的运营压力；另一端安抚消费者，用稳定的商品和及时的配送，保障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在今年2月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京东率先向疫情聚集区武汉输送了大量的医疗物资。统计数据显示，1月21日-3月31日，京东物流累计承运医疗应急物资超过7000万件，总重量超3万吨，将来自世界各地的1万多吨医疗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运送至湖北。 短期内京东与商家同进退，长期形成的良好口碑，两相效果叠加让消费者的天平快速倾向京东。本季度，京东新增了超过2500万活跃购买用户，创下公司淡季用户增长的新高。京东过去12个月的活跃购买用户数为3.874亿，较去年同期增长24.8%，不仅较上一季度的18.6%再次提速，同比增幅也高于过去三个季度。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表示：“一季度强劲的用户增长体现出消费者越来越依靠京东来满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需求，对京东提供的丰富优质产品选择和一流服务的承诺充满信心。” 疫情极大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更多的消费者体会到线上线下全渠道购物的便利、安全与快捷。数月乃至数年，商品一应俱全且配送及时的京东，陪伴着商家、消费者渡过难关。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欣 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于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 虽然“新冠”疫情在美国各地已经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破坏作用正在全国各地不断扩散。5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4月失业率为历史性的14.7%，为二战以来的最高点。5月14日，劳工部公布当周有接近3百万美国人申请失业保险。即使每周新增人数正在缓慢下降，疫情以来申请过失业保险的总人数超过3600万人。同时，“居家令”对零售业的冲击尤其严重。5月4日，拥有500家门店的服装销售公司J.Crew由债权人接手，申请破产重组；5月7日，总部位于达拉斯的奢侈品销售公司Neiman Marcus在休斯敦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5月16日，创始于1913年，拥有约850家门店的大型百货商店JC Penny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份额的流失之后，终于也在这场危机中申请破产保护。在各种经济指标急剧下滑的情况下，两党却在后续救助方案上产生了争议。5月15日，即便在白宫和参议院的威胁下，民主党人还是以微弱优势强行在众议院通过了他们认为必要的第四阶段救助方案——《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 根据媒体公布的信息，为了防止短期的社会停滞发展成为长期的经济危机，这份民主党起草的救助方案将对社会各个阶层注入高达3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每个成年美国公民和孩子将可以再一次获得1200美元；每个家庭最多可以获得6000美元的补助。它还计划动用联邦资金补贴那些因为疫情而产生财政资金枯竭的地方政府。但是如此大范围的补贴方案在美国社会还是引起了一些选民的反感。从208对199的投票结果来看，不但只有一位即将退休的纽约州共和党议员跨党派投票赞成，而且民主党内部就有14位议员投票反对。这让人不禁产生疑问，美国是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的？应对效果又怎么样呢？ “新冠”疫情发生后，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迅速启动了力度空前的市场干预措施。3月3日，在爆发初期，他们就突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50个基点。如此大幅度的降息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中，鲍威尔主席认为，疫情已经对经济造成了实质性影响。3月12日，他们又宣布会对金融系统注入1.5万亿美元资金。3月15日，美联储干脆一次性降息至0到0.25%，并且重新启动了量化宽松计划。根据当时的计划，美联储将从公开市场上购买2000亿美元房地产支持债券和5000亿美元国债。3月23日，他们前所未有的取消了国债购买上限。只要经济有陷入长期萧条的风险，他们便可以随时进入国债市场干预。这样就压低了收益率曲线，稳定住了房地产和国债市场。 在基准利率被降低至0之后，美联储并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向负利率区间推进，而是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操作。3月17日，他们宣布重新启动了一项名为“主要交易商信贷额度（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联储可以向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高盛等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提供授信，让他们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3天后，他们扩大了资产购买范围，把市政债券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为那些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降低了融资成本。3月23日，他们在一项名为“二级市场企业信贷融资（Secondary Market Corporate Credit Facility）”的计划中增加了购买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这样他们为那些大型企业也拉低了借贷利率，对处于困境中的航空公司尤其关键。对于那些商业银行不愿意接纳的中小型企业，美联储甚至在4月6日宣布他们甚至可以绕过银行，对他们进行直接贷款。这一系列非常规措施使受到冲击严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类型的企业仍然可以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不至于引发连锁倒闭潮和系统性危机。 在财政政策上，白宫和国会虽然在应对方案的内容上争执不断，但是总体行动还算及时。刺激措施到目前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3月6日国会通过了83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主要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用于疫苗和测试盒研发工作。地方政府也获得了约3.5亿美元用于防疫工作。第二阶段中，3月14日国会通过了主要关注于防疫和隔离的《家庭优先和冠状病毒应对法》。为了让所有疑似感染者都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隐瞒病情，这个法案让大多数病人能够获得免费检测。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自我隔离两周的雇员，这个法案也特别提供了两周的带薪假补贴。第三阶段中，3月27日国会通过了《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有美国家庭不会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而陷入困境。对于年收入在7万5千美元以下的成年人，政府直接发放1200美元补贴。不超过2个儿童的家庭，每个儿童发放500美元。中小企业管理局还给企业主发放贷款，让他们可以继续为员工发放工资。只要8周后，他们仍然留住员工，老板的这部分贷款就会被政府免除。 这一场由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经济危机与上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次贷危机是由于银行不负责任的过度借贷造成的。当时美国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银行业过于庞大，资源错配非常严重。而本次危机更像一场天灾，经济结构中过热的成分非常有限，只是疫情造成了经济活动的突然停滞。但是和上次相比，本次的货币政策可以操作的降息空间非常狭窄。在2008年危机前，当时的基准利率还有5.25%。本次危机前，基准利率只有1.75%。这导致美联储破例采用了很多数十年前才实施过的非常规操作，也让一些市场人士质疑他们是否遵守了1913年通过的《美联储法案》。 政府对社会的财政补贴政策虽然非常迅速，但是在美国引起了诸多争议。媒体发现，原本应该给每个人发放的现金补贴，要么没有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要么发放到已经去世人的账号中。还有一些已经离开美国的留学生拿到补贴。对于一部分收入较低的职业，由于失业补助过于丰厚，导致员工不再愿意回去上班。救助方案反而加剧了失业状况。哈佛大学通过中小企业管理局获得了860万美元的疫情救助款，但是他们因为是否应该被归属为中小企业引起了与特朗普总统的争议。 从美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很多地区的疫情已经渡过峰值，很多州也开始讨论复工计划。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可能还需要更长时期才能做出准确评估。但是从目前社会整体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复苏方案成功阻止了像2008年那种连锁倒闭潮的发生。社会安全网对于弱势群体的救助基本到位。但是在疫情对美国的冲击下，政府补贴政策必须在执行速度和准确性的平衡中更加偏向速度。期间出现的各种疏漏和争议加强了社会对于政府资源分配效率的不信任，也成为了第四阶段救助方案难产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介绍：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特殊之年的中国如何动用非常之举，科学合理地利用政策工具，令中国经济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疫情和世界经济濒于萧条中稳住基本盘，令世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本身以及政策等多元不确定性的叠加，因此不宜过度强调GDP增速的数字目标，建议在底线思维的基础上，强化“六保”，在分阶段达到底线目标的基础上设定较为弹性的增长区间。在保就业、保经济主体等目标分解下，建议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设定在“3.5%-5%”区间。 对中小微企业启动疫情补贴等超常规扶持政策 减税降费对于缓解疫情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冲击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而以再贷款以及普惠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政策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必须明确的是，很多小微企业很难通过传统的金融工具和税收体系来获得当前的各种救助，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必须在目前政策的基础上启动疫情补贴政策等超常规扶持政策，以维持这些经济主体的生存和基本运转，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 世界经济已经步入萧条期，世界经济的先行参数、全球金融参数、主要经济体的一季度增速以及未来失业的规模都宣告了世界经济在全球疫情蔓延中陷入萧条。因此，疫情蔓延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社会的停摆将对中国外部环境产生极度的冲击：一是世界总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需求和订单大幅度下降；二是各国生产停摆直接导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出现断裂，从而导致中国外贸的供给侧冲击；三是中美贸易冲突在疫情中恶化，围堵中国、孤立中国、围剿中国的国际舆论和各种脱钩行动将导致市场预期低迷和信心不振的局面；四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和汇率的动荡，将通过资金流动和汇率调整对中国外贸和金融市场带来明显的扰动。 加大内需扩展对冲外需下滑，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力度 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外部局面的政策有：1）加大内需扩展的幅度，有效对冲外需下滑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2）进一步强化出口的多元化，开辟新的出口市场，特别是在疫情救助和无接触经济贸易方面的出口；3）加大稳外贸的力度，通过内部采购，使部分外贸企业向内部市场转变；4）加大“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力度，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疫情很可能加剧中美贸易脱钩和逆全球化的速度，各国也必将在经济安全意识强化的作用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关键物质和技术的再布局，从而导致世界价值链缩短、多元化和脱钩化。但必须明确的是疫情只是一个加速剂，而不会从根本上导致全面脱钩和全球化的终结，全球化的收益以及资本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本轮逆全球化依然是阶段性调整，经济主权和国家新安全体系将部分回归，但不会从根本上替代全球化的基本体系。 新产业十分重要，特别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产业，这是我们高质量发展和新旧动能转化的关键，但在当前疫情超级冲击下的生死攸关的关口，新基建和新经济将面临“小马难拉大车”、“远水难解近渴”等问题，因此需要一揽子刺激计划，需要新旧产业、新旧基建同步扶持和发力。 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全国各类市场壁垒 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面升级十分关键，一方面要通过各种要素市场改革使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各类壁垒能够打破；二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全面缓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带来的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深层次问题；三是进一步推行结构性改革，将我们面临的很多趋势性下滑因素有一个系统全面调整。四是构建新的激励相容、权责对称的新激励体系。 本文原发于大公网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在经历去年的结构性调整之后，腾讯的发展一直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加上今年初爆发的疫情使“宅经济”快速兴起，线上业务需求增加，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迎风生长”，腾讯也没有让人失望。 5月13日，腾讯发布了2020年第一季的财报，内容显示，腾讯一季度的总营收为1080.65亿元，同比增长26%，成功延续上一季度破千亿的“神话”。随后，腾讯市值也一路攀升，并再次站上4万亿的台阶。 2020：游戏业务“逆风翻盘” 2018年对腾讯来说，可谓是游戏业务最“逆风”的一年。 一方面，国家推行网络游戏版号审批制度的改革，导致包括在线游戏、手游和单机游戏的发行都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腾讯代理的《绝地求生》未能过审对其来说是“血亏”。 据《2018中国游戏报告》，受大环境影响，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的市场销售增速创十年以来最低水平。从平均15%跌落至5.3%。 另一方面，众多游戏大厂发力，游戏市场竞争加剧。《明日之后》《第五人格》《逆水寒》等精品不断压缩腾讯的市场份额，导致包括《英雄联盟》《地下城勇士》在内的腾讯游戏玩家流失，业绩曾出现破天荒的下滑。当时《刺激战场》还处于迟迟无法变现的阶段。 经历了2018年业绩“跳水”，腾讯在2019年对游戏业务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刺激战场》转型《和平精英》，拥有了合理的变现模式，《王者荣耀》进军海外市场也“捷报连连”。 另一方面，国家对电竞的认可度提高，加快了国内游戏市场的发展，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在内的众多游戏逐渐“回暖”。 去年四季度的增速分别为-1%、8%、11%、25%，但是面对游戏市场激烈的竞争，腾讯游戏的优势并不明显。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却帮助腾讯打开了局面。 2020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腾讯网络游戏业务为372.98亿元，同比增长了31%，相当于每天收入4亿元，占腾讯一季度总营收的34.5%。发展的势头已经回到两年前的慢状态。 游戏业务的增长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国内手游市场在疫情的笼罩下呈现“爆发式”增长，根据Questmobile的数据，包括和平精英、王者荣耀在内的手机游戏的日活较以往平均增长30%。 另一方面，腾讯游戏在海外市场也广受好评，在去年全球最受欢迎的十款游戏中，腾讯占了五款，根据财报显示，海外游戏业务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经翻了一番，在腾讯游戏板块中占比23%。 游戏板块作为腾讯的核心业务，可以视为腾讯发展的“晴雨表”，去年的回暖为今年的“逆风翻盘”打下了基础，一季度增值服务收入稳定增长的功劳一半应该属于游戏业务，疫情的催化下，腾讯游戏业务的潜力已经得到充分释放，也证明了腾讯在全球游戏市场的依然拥有强大竞争力。 多点开花 腾讯一季度的漂亮成绩单除了得益于游戏业务强劲的增长势头，还离不开一直以来多元化的战略布局。 其一，在数字内容方面，腾讯视频持续发力，视频付费会员数在一季度同比增长26%，达到1.12亿。另外，QQ音乐通过大量购买音乐版权，使付费音乐库的内容更加丰富，付费会员数同比增长50%。网络文学平台和短视频业务在大环境利好的情况下，用户规模也有明显的增长。 数字内容不仅是腾讯构建内容生态壁垒的重要一环，还是增值服务业务收入的重要来源，腾讯的作品版权收购和原创生产已经形成稳定健康的数字生态，具有巨大的衍生价值。 其二，腾讯对广告业务进行优化，一方面腾讯推出的“腾讯看点”信息流版块的广告业务效果良好，另一方面朋友圈开放的第四条广告位也为腾讯广告收入提供了新动力，能够满足疫情期间游戏、在线教育等行业在腾讯平台投放广告的需求。 腾讯通过扩充广告投放渠道，为线上广告业务收入提供了新的空间，也缓解了线下广告“冷冻”的尴尬，强劲的网络广告营收能力是腾讯总营收增长的有力保障之一，并且，以社交软件为平台的腾讯在广告业务上具有强大的吸金能力，有利于利润的提升。 其三，在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方面，腾讯加大了在支付创新方面的投入，通过相关产品对在线办公、在线教育等线上行业进行渗透，已经能够为营收创造出可观的市场价值。在疫情期间，腾讯通过为企业提供线上解决方案，使其云服务和软件得到加速普及。 自从腾讯组织架构调整以来，B端已经成为腾讯业绩增长的新引擎，完善互联网产业布局的同时，B端业务发力能够帮助腾讯在互联网赛道上更加具有竞争力。 摘掉“滤镜”下的不完美 借着疫情风口，腾讯的业绩一路走高，让腾讯赚得“盆满钵满”，马化腾也因此坐稳了中国首富的位置。但是，腾讯的业绩在环比之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方面，虽然在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2%，但是从环比上看却下降了11%。 腾讯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疫情期间受到居家令的限制，线下门店迟迟无法开门，导致线下消费停滞和提现活动减少。另外，一季度属于云服务的淡季，企业云业务项目的交付也因此推迟。 这说明金融服务在疫情的“滤镜”下，虽然收入有所增长，但是依然是承压的状态，另外云服务收入周期性的缩减也间接性成为拖累腾讯业绩的障碍。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腾讯在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收入方面的实际表现并不能让人放心。 其二，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显示，腾讯的网络广告业务收入为177.1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但是环比之下却下降了12%。 广告收入作为腾讯重要的收入来源，从去年腾讯视频停播NBA赛事至今，腾讯在媒体广告业务上一直属于“血亏”状态，本来一季度就属于广告投放的淡季，然而疫情的影响更是让腾讯媒体广告业务雪上加霜，客户广告预算缩减、综艺节目延期拍摄都一定程度拉低了腾讯对于广告收入的预期。 虽然通过增加社交平台广告投放端口能缓解一部分的广告收入压力，但是腾讯对于在社交软件投放广告一直都十分克制，广告投放的重心依然在媒体广告，但是在疫情的阴霾消散之前，腾讯的广告业务可能依然是“头重脚轻”，媒体广告的发展依然面临挑战。 短期：游戏仍将是腾讯股市晴雨表 腾讯总体的发展在疫情的推动下已经走上“快车道”，但是去掉“滤镜”的腾讯并不十分完美，多元化战略在业绩上依然存在短板，因此，在短期之内，可能还要依靠表现“亮眼”的游戏业务来填补。 但是疫情为游戏市场带来的红利终将会过去，和平精英的“老兵”和王者荣耀的“大神”会放下游戏回到学习和工作中，腾讯缺少特殊环境的帮助，预计Q2的游戏业务可能会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为了减小疫情之后业绩的回落幅度，腾讯已经在游戏业务提前布局，在手游方面，预计暑假上线的手游版《地下城与勇士》已经有超过3500万人预约，并且《英雄联盟》手游版也有望在今年发布。在端游方面，今年的《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将如期在国内举办，能为游戏吸引了大量新玩家。 新游戏的发布和云游戏的兴起都将成为腾讯游戏业务的新增长点，“疫情”滤镜之外的腾讯游戏依然拥有强大的吸金能力，可以预见，后面的三个季度，腾讯游戏的业绩增长依然后劲十足。 另外，云游戏市场的兴起也为腾讯游戏业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伴随而来的还有更加激烈的竞争，包括网易、三七互娱在内的众多互联网大厂正在加码，今后与腾讯在“云游戏”市场免不了一场正面交锋。 由此，短期来看，游戏业务在腾讯整体营收中仍然会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也将继续成为腾讯市值的晴雨表。 刘旷L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刘哲 新冠疫情已经造成了一季度中国GDP近3万亿元的巨大损失，由于二季度国内需求复苏缓慢、海外需求继续大幅萎缩，上半年中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考虑到服务业在GDP占比高达53%，以及消费拉动经济增长60%的实际情况，且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落后于制造业、需求面的恢复明显落后于供给面，以及实践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微服务业企业、个体工商户由“阶段性停业”转为“止损式关闭”的情况渐增，稳增长、保就业的各项救助和经济复苏政策一定要赶在企业采取“止损式减员”和“止损式关闭”之前尽快出台，重点应该放到扶持服务业和刺激消费两个方面。 一、经济复苏计划可否等到掌握市场主体大批消失的证据之后再出台？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前些年都有一定的积累、“家底厚”，因此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不必急于出手救助。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观察到企业大批破产倒闭的证据，考虑到疫情受控后各行业早晚都将逐步恢复，“经济韧性很强 ”，因此可以到年中看看情况再说。 上述思维方式同武汉最初面对疫情的决策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们来看一下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的公告：12月31日公告“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1月3日公告“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1月5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月11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有组织行为学专家分析指出，尽管公告措辞悄然从“现象”变成了“证据”，从“明显”变成了“明确”，体现了决策者在小心求证、谨慎决策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决策思维模式上早日变为“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就不会有“万人宴”、高调新年庆祝会等活动，也许造成的损失会小一些。 事实上“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和“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面对的完全是同一种事实情况，只是背后的决策思维模式不同而已——如果决策者听到汇报说“未发现人传人的证据”，很自然得出一种决策结果；反之，如果面对同样的事实，决策者听到说“未排除人传人的可能”，则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决策。如今面临着是否要尽快出手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家智囊们和相关决策支持部门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未发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大批退出的证据”呢？还是“未排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批退出的可能”？ 显然，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老底”就不会关闭的专家和决策者，肯定完全不了解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下进退两难的决策心态。就算这些企业前些年都赚过钱，都“老底厚”，现在亏损几个月也未必就会破产而倒闭，但是在连续亏钱的情况下，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就不会普遍止损吗？一般先降薪或停产放几个月假，万不得已才会裁人，如果这样还看不到好转的希望、继续亏损，很快就会有大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时止损、主动退出市场。那些认为没有看到大量企业破产就不用出手的决策逻辑是脱离实际的，绝大部分市场主体退出都会发生在破产倒闭之前。 在相关讨论会上，部分专家和决策支持部门甚至认为即便真的看到疫情冲击下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也不应该“盲目出手”救助，因为在他们眼里，有些企业主动关闭退出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呢，就算一些个体工商户关闭了，也许过一段时间另一批个体工商户又起来了呢。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在很多决策支持部门和地方政府中存在的普遍认识，与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的精神是完全相悖的，也是不十分正确的。 事实上，无论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任何市场主体在经历过艰难的成长和发展之后，决定关闭都是企业家最痛苦的决策，一旦做出这样的艰难决定，关闭后短时间就不会再开始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论是土地、劳动、储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宏观上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只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要形成真实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任由疫情冲击下大量企业主体消失，不仅打击投资和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消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一旦市场主体大批量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遭受的将不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影响。 二、如何科学测算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所需的规模 面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除了纷纷大幅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之外，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政策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过的救助规模也在本国GDP的10%以上。上述各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救助和稳定计划，主要以稳定金融市场、稳定消费和救助企业为主，背后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以及稳金融、稳消费救助的经济逻辑，无论是救助规模还是救助方向，对我国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很多人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直接投入相当于本国GDP10%以上的资金，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能是负的？难道相当于GDP规模10%的救助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不是应该形成10%的经济增长吗？显然不是，就好像一个人突然生病，若不给他输液，他就会死去，但是输液的结果他也就是躺在床上而不活动——不活动哪里有GDP？ 疫情冲击下很多宾馆都无人入住，很多餐馆、酒吧都停止营业，政府如果不输入救助资金，这些企业主自己也会付房租、付利息、付工资，但是肯定亏损压力很大，一旦资金断裂或内心不想再承担更多亏损就会关闭；此时若政府提供了工资补贴、房租补贴或利率补贴后，或许这些企业主就感觉好一些，能坚持到疫情结束后、消费慢慢恢复后。因此很多救助资金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并不产生新消费和新增资本形成，只有新增最终消费或新增资本形成，才带来经济增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出台了最低相当于GDP规模10%的刺激计划而我国学者的建议一般认为经济刺激规模在5万亿（相当于中国GDP的5%）左右就够了——因为我们没有考虑疫情冲击下大规模补贴消费者，认为疫情冲击下消费者应该自己“吃老本”；也没有大规模补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为它们也可以“吃老本”。假设上述理念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那么疫情中这些实力已经大幅削弱的消费者主体和企业、个体工商户主体，疫后恢复原有消费水平和供给水平的力量就不能高估。 在这样的前提下，救助和经济刺激的规模一方面要从“六保”的底线思维出发，另一方面则要实事求是地评估损失，测算经济复苏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模。假定没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国一季度的GDP增速应该是6.1%，而疫情造成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则疫情造成一季度的静态经济损失就接近3万亿元。虽然二季度制造业和投资恢复较快，出口受医疗物资出口影响也好于预期，主要受服务业和消费恢复较慢的影响，中国经济能保持同比零增长或小幅正增长，二季度静态损失也接近1.5万亿元。是否有必要完全对冲上半年4.5万亿元的静态损失才能保住市场主体、保住就业稳定？或者经济相向运动的惯性和乘数效应，仅仅对冲上半年的静态损失根本不足以扭转经济向下的局面？这是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经验来看，2009年的财政和金融扩张规模超过GDP的15%以上，如此规模的刺激力度才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一季度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非都与上述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系。 所以，结合疫情冲击造成的实际损失，参考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财政救助规模，并结合我国历史上2009年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本次救助和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安排5万亿元恐怕是不够的，应以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当前中国GDP总量的10%，不高于2009年的扩张力度，以确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有数据显示，今年1-2月全国有24.7万家企业倒闭。另有机构测算，虽然一季度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但如果考虑到因疫情冲击失去工作的几千万农民工，实际失业率毫无疑问是两位数，因此保就业的形势已经前所未有的严峻。如果此时再出现市场主体大批主动退出的情况，在保就业和基本民生的任务会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 三、如何合理安排救助和经济复苏计划的资金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为什么各国的经济救助计划无一例外地着眼于消费补贴和企业救助，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大搞新基建或老基建，而只有中国学者在新、老基建问题上争论不休？ 首要原因是来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惯性。欧美经济已经是消费主导，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很小。以美国经济为例，2019年美国GDP增长2.3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达到75%，如果计算上政府消费，消费拉动超过80%，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各国的救助和经济刺激措施瞄准居民消费和企业救助，无疑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那么中国呢？我们的增长结构还是2003年非典时期的投资拉动占69%吗？抑或是2008年资本形成总额在GDP占比53.3%吗？当然不是：在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为57.8%，而包括新老基建、房地产投资、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在内的所有新增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只有31.2%。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刻舟求剑地沿着老方法去扩展基建投资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 其次是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的原因。从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上看，我国在安排以项目为中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一直有比较系统完整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从财政部门到发改委，到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具体的投融资模式，对于投资项目的删选、申报、审批、融资等都有成熟可循的操纵模式和责任机构。相比而言，在给居民发消费券或消费品补贴，或给企业发工资补贴、利息补贴、房租补贴等，虽然在实践上操作难度并不大，但是与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观念相去甚远：很多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认为补贴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给中低收入者发消费券等措施会“让钱打水漂”，不如老基建、新基建能留下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项目。 然而，在与部分长期专注于地方基建项目的咨询公司联合调研中，我们发现前期地方专项债项目中，已经存在不少项目申报材料拼凑作假、通过倒算项目现金流夸大收入为项目注水、可行性研究论证走形式、资金到位后闲置或挪用等问题。以上情况的出现固然有管理方面的责任，但是根本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建设，有市场回报的项目越来越少，加之前期推行PPP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和彻底的梳理和挖掘，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专项债投资的项目的确存在较大困难。这种情况也从微观上反应了靠扩张投资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后期，需要政府主导的基础建设投资越来越少，即使地方政府再挖空心思研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考虑到传统基建的上述情况，新基建被额外重视。然而从实际可行规模测算，新基建可投资规模不过几千亿，不足以在如此巨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担当大任。不仅如此，按照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的观点，新基建中很多数字基建项目公共属性不足，且不确定性高，应该由企业来投资而非政府主导。最后，不论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项目从申报到发行再到形成实物投资、进入经济循环，最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于扩大内需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刺激消费的效果更加立竿见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及时告别传统思维定势，把握新时期经济增长的结构特征，在不忽视新、老基建拉动作用的同时，尽快启动以企业救助和稳消费为重点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其中老基建规模占比高、政府主导，新基建弹性大、市场主导；在扩大消费方面，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加以引导，以尽快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对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应安排万亿以上新消费补贴，给5G手机、新能源汽车以相当于总价20%的消费补贴，可带动3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企业的救助力度。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一定比例的贷款利息，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房租补贴方面，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直接进行房租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还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困难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一定的员工工资补贴。以上补贴可以不超过之前年度一定时期缴纳的税款总额为限。 四、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来源应优先考虑财政赤字，应适当控制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规模，防止经济失衡 如前文所述，从融资结构来看，地方专项债发行过多、过快，在实践中已经遇到项目不足的问题。此外，地方专项债项目全部由政府主导，一般会带动2到3倍的银行信贷资金，这必将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融资，使原本已经失衡的融资天平更加倾斜。 有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只占约25%；在商业银行授信额度中，民企的银行授信额度仅约为国企的1/10；在发债方面，2019年以来，国企发债融资规模是民企的13倍多。2020年以来，已经决策安排的专项债发行额度已经达到2.29万亿元，若按照某些建议进一步扩张，全年有可能近4万亿元，将带动10万亿元以上的银行信贷配套资金，如此增量巨额资金流向国有部门，必将造成民营信贷额进一步减少，导致已经倾斜的融资天平更加严重失衡。在民营经济贡献80%以上的城镇就业的情况下，进一步严重倾斜的融资天平，必将造成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 从融资结构和资金投向相匹配的原则看，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都有还本付息的要求，更适合扩大投资。只有扩大一般财政赤字的资金，才能够用来补贴消费者、发放企业救助补贴等，更符合中国当前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结构特征。 总之，无论从融资结构平衡出发，还是从财政资金投向更符合增长结构特征触犯，都应该对2020年全年新增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控制，在优先次序上尽量多用财政赤字和特别国债，少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剩下的资金缺口，可通过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国有股权划转、国有基础设施发行REITS等方式来解决。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的经济救助和复苏计划中，财政扩张都必须有货币宽松政策相配合。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平均利率的一般原理，利息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今，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已经答大幅下降甚至为负，此时若继续特立独行、在全球全部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仍然不大幅下调存贷款利率，已经严重不符合经济规律。考虑到海外新冠病毒确认感染人数依然在攀升，5月底确诊病例将超过500万，预计9月份全球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经济复苏任重而道远，建议应该尽快大幅降低存贷款利率，并早日推出一定规模的、与增长结构相匹配的救助与经济复苏计划。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哲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疫情爆发以来，快速发展的行业除了生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产业，还有服务机器人。 虽然服务机器人已不是新奇事物，但疫情催生出的机器人应用新场景不断涌现，消毒机器人、测温机器人等无接触、高效率、抗感染的防疫机器人“新成员”应运而生，服务机器人市场再次站上舆论风口。 相对沉寂已久的服务机器人市场再次热闹起来，一改以往“伪智能”、“鸡肋”的恶评，“高效率”、“智能”等正面评价占压倒性优势，疫情俨然成为服务机器人正名的舞台。 机器人市场方兴未艾吸引了资本的目光，短短2个月内发起了15起投资，金额高达30亿美元。天时地利人和，机器人厂商期待的黄金时代来了？ 疫情为服务机器人正名 疫情前，服务机器人是“无用、摆设、新鲜玩意”的代名词，疫情后期服务机器人被冠上配送达人、消毒能手、医师助手的荣誉勋章。 疫情期，诸如医院、工厂、写字楼、校园等复工急或人流量大的地方，紧缺高效率、抗感染、应用范围广能替代人工的防疫工具，由此催生了配送机器人、消毒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等等机器人“新成员”。 配送达人。疫情期无接触配送需求暴涨，机器人被派上抗战一线，为医护、病人、被隔离人员送药送饭，分担了外卖小哥的工作量，减少了人员交叉感染的可能，俨然配送达人的模样。据华住酒店集团提供的数据，疫情期间派机器人为酒店客人累计送了24000余次物品。 而在国内疫情被控制后，高效、安全的服务机器人配送也被沿用下来，未来餐厅配送、酒店配送、医疗配送、企业园区递送等场景，都将使用配送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需求势必会激增。 消毒能手。正所谓“机器人似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疫情期消毒工作量大且劳动力紧缺，机器人厂商结合“移动、消毒”两大核心技术将消毒机器人制造出来，大大节省人力和提升效率，解决了疫情期大范围消毒难题。 同样的，在疫情彻底结束之前，消毒机器人还将进入学校、商场、酒店等地点，为消毒工作献力。据悉，目前上海浦东23000人隔离点的消杀工作都是由机器人完成，应用前景不可估量。 医师助手。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爆火之后，医疗机器人也迎来了曙光。以往受限于用户习惯、医疗体系的繁杂，医疗机器人迟迟没能突破瓶颈，是疫情创造了市场转机。预计疫情过后，普通消费者的健康意识将快速提高，同时5G技术、AI技术、物联网等技术的成熟应用也将助力“医师助手”的升级。 总之，一场防疫战过后，服务机器人成日常生活场景标配，这也是资本再次蜂拥而至的原因。 国内外资本前来“押宝” 当人们送餐、安防、客服等生活各个场景服务都被机器人取代，人们才发觉机器人如此智能和便利，这也就激起了机器人替代人工的需求。 眼见机器人市场需求扩大，资本掀起了服务机器人投资浪潮。 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从春节后，也就是2020年2月起机器人企业融资已超过15起，总融资金额将近30亿美元。据目前统计的数据，其中服务机器人企业融资额已接近10亿元人民币。 具体来看，红杉资本中国领投国内机器人AI解决方案商梅卡曼德；源码资本领投国内餐饮机器人企业擎朗智能2亿元B轮融资；理想汽车领投无人配送初创企业2亿元；字节跳动领投工控自动化系统开发商崧智智能等等…… 在各大互联网企业裁员、降薪、缩短开支，资本市场几乎进入“冬眠”的当下，机器人市场的融资表现已属亮眼。而且，不只是国内国内服务机器人市场发展如火如荼，国外服务机器人企业同样频获融资欣欣向荣。 据悉，加拿大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Ada获得了44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智能聊天机器人的Mya Systems获得了1875万美元的C轮融资；医疗机器人公司Diligent Robotics完成了1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 种种迹象表示，在疫情与政策的促使下服务机器人爆发是大势所趋，而荣获多轮融资的服务机器人企业也随之进入竞跑阶段。 一方面，国内机器人应用市场无限大，未来增长可期。近年来，服务机器人在安防、医疗、配送、家居等场景大显身手并加速落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153.8亿元，同比增长36.1%；2013~2019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速超过30%，预计2020年市场增速超过50%。 另一方面，在市场需求、宏观政策的支撑下，布局机器人的投资机构和企业也将迎来新机遇。随着新基建的落地，5G网络、大数据中心、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服务类机器人一直以来的痛点，如不够智能、效率低等不足等问题得到优化，市场将进一步拓宽。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给服务机器人带来了更多场景落地的同时，也给服务机器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技术挑战。 市场挑战大于机遇？ 以往，囚于智能技术、用户习惯、产品安全以及成本高昂等问题，真正能够跑起来的服务机器人公司少之又少，而斥重金未见明显成效之后，资本热度也逐渐下降，机器人公司倒闭的新闻屡见不鲜。 2018年8月，博世旗下Kuri机器人宣布停产；10月MIT机器人教父创办的机器人公司Rethink Robotics宣布倒闭；12月，社交机器人鼻祖Jibo倒闭。2019年初，开发自动叠衣服机器人的公司Seven Dreamers宣告破产；4月AI机器人玩具公司Anki宣布倒闭…… 短短两年时间市场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翻转之快不禁让人绷紧神经，担忧2020年机器人市场融资光景仅是昙花一现，潮水退去后机器人公司又将重蹈覆辙。 而经这几年的市场验证，突破服务机器人市场发展难点的关键，在于智能技术升级和服务体验优化。 当下，大部分国内机器人公司营销而忽视专研智能技术、产品研发，所以我国机器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较多而核心零部件则依赖进口，机器人核心技术也与国外有明显的差距。加上，机器人升级和维护都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中小型机器人企业不堪成本重任。 再有，在运营、品牌、服务等因素中，用户服务体验的优化是企业发展关键所在。解放双手让生活更智能，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直接投射于机器人服务上。这也就要求服务机器人为用户提供更便利、更有趣、更智能的服务。 马云曾说：“过去是我们把人变成机器,未来我们会把机器变成人。”也正是阐述深究技术、强化服务体验对于机器人行业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疫情给了服务机器人市场一个发展的契机，也拉进了人们与智慧生活的距离。只是，服务机器人热度卷土重来是一件好事，但未必所有公司都能分上一杯羹。相反，随着入局者越来越多市场竞争加剧，赔了夫人又折兵、被淘汰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 刘旷L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院院长） 4月中国出口反弹超出预期，但增长并不均等，“亮眼”的数字掩盖了大多数出口导向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以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如果海外疫情重挫消费、打击投资信心，对中国外贸的需求侧和产业链的冲击可能会更为深远。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按美元计价，2020年4月，我国出口同比上升3.5%，较3月的-6.6%大幅回暖。其中，中国对美国、日本、东盟出口全线上升，但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4.5%；纺线、织物、塑料、计算机、医疗器械增速较高，服装、鞋类、箱包、手机跌幅较大。可以说，在当前外需依然疲弱的背景下，4月中国出口反弹超出预期。 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海外疫情扩散之下，中国成为全球防护物资的供应中心，相关出口大幅上升。3、4月份，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产能扩大；与此同时，海外疫情加剧，各国对防护物资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4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如口罩、无纺布防护服）出口146.2亿美元，同比增长49.4%；医疗器械（如呼吸机）出口15.1亿美元，同比增长50.8%；塑料制品（如塑料防护服）出口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3.8%。 第二，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需求推升计算机出口大增。4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主要是计算机）同比大增50%，对4月出口增长的贡献在各商品中最高。其原因很可能是疫情下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计算机使用需求大增，导致经销商补库存，又恰逢中国疫情形势好转后产能恢复，四月集中出货。但此种需求激增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特别是一旦疫情持续引发企业倒闭、失业攀升、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对此类耐用品的需求大概率将迅速回落。 第三，前期低基数也对4月中国出口数据造成了一定的扰动。2019年4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需求较弱以及日本天皇即位“超级小长假”的影响，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2.7%，对美、日出口均为两位数下滑。低基数下，中国对美、日出口均有反弹，对日出口更是同比回升33%。 需要警惕的是，4月出口回暖并非普遍现象。特别是诸如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玩具、手机等主要商品的出口，纷纷遭遇负增长，表明在当前海外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国内企业面临外需疲软的压力仍然较大。4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分项数据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从46.4锐减至33.5，表现最差，也可以佐证这一结论。根据PMI调查，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国内企业占比已高达57.7%。这意味着4月的出口增长并不均等，“亮眼”的数字掩盖了大多数出口导向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 美国方面，其一季度GDP下滑4.8%，降幅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高。考虑到美国是自3月中下旬以来才开启大面积停工和保持社交隔离，在防控升级的二季度，美国或面临更大的经济考验。预期整个二季度美国GDP收缩幅度将达到10%以上，失业率也将至少达到15%。 其他经济体也同样不容乐观。欧委会指出，欧洲正经历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休克，欧盟27国GDP全年将下降7.4%。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综合24家机构的预测认为，二季度日本GDP将年化收缩11%。印度、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则仍然无法控制疫情。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发达国家二季度可能会陷入同比-7%至-10%的大幅衰退，全球经济至少要经历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的近四分之一，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海外经济衰退不仅会影响中国外需，还会增加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以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如果海外疫情重挫消费、打击投资信心，对中国外贸的需求侧和产业链的冲击可能会更为深远。 当然，外需冲击对各行业的压力并不相同。笔者根据分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率，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外需敞口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电子、服装、鞋帽、家具、文化娱乐用品的出口比例较高，而这些行业也正是疫情期间外贸表现较弱的行业。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需求的影响可能比设想中更加持久，上述行业面临的经营和就业压力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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