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如何改变世界格局？全球货币政策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未来的走向如何？能否发挥效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表示，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超级大调整，市场巨震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 对比之下，有市场人士质疑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力度不够。刘元春指出，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难以达到既定目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 刘元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 对此，刘元春建议货币政策应进行再调整、再定位：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一季度GDP增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正增长，说明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以下为发言实录：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特别是在2月9日意大利采取封城举措之后，疫情在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蔓延，这直接引起了整个全球市场大震荡，特别是2月9日到3月25日期间，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超级大调整，使我们见证了几个史诗级的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美股在10天之内连续4次跌停；第二，全球的主权债务，全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下调，其中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增长；第三，整个石油价格从年初的60多美元一直下挫到20美元左右，石油期货出现负价格。 欧美政府债务已触及上限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出现 这些震荡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模式下我们看到全球央行正在实施三大举措：第一，零利率政策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化。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国基准利率基本向零利率迈进，甚至出现政策性利率为负的现象。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直接导致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其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疫前的不足4万亿美金，直线飙升至6万亿美金。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全面进入金融市场，注入资产收购以及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第三，提供大量抵押性贷款，为各个中小企业、经济主体进行疏困，提供全面的救助。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发达国家采取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超级对冲和超级宽松。与之相对应，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疫情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第一，进行全面以及不对称降准；第二，进行降息；第三，扩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供应量，通过再贷款、贴息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等举措进行定向救助。那么目前中国围绕疫情救助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所注入的货币总量规模已达4万多亿人民币。 对比两种模式我们能看到，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在货币政策上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因此很多市场人士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步调太慢，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目前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金融所产生的这种冲击。首先，提出这个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弄清中国疫情及疫情管控政策与西方疫情和西方管控模式的差异，了解疫情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对经济、金融产生冲击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中国不能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 在解答这个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几个点，第一，新冠疫情对欧美的第一波冲击来源于对疫情预期的极度变化，这种极度变化使欧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全面显化，从而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史诗级的市场大震荡。那么要对冲这种震荡，特别是震荡所带来的流动性枯竭所带来的群体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充分的安全资产，在极度恐慌的环境下这个安全资产就是美元。在非常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常规货币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够，二是冲击专注行不够，目标性不够。所以美国选择采取零利率加无限度量宽，再加上2.5万亿贷款支持这样的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市场的震荡密切相关联。 我们也会看到，对冲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各国的管控模式相关联。在欧美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下，政治家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平衡是救经济还是救人。这样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欧美国家会以货币政策打头，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来打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限的，政府的债务率已触及其上限，通过财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欧美对冲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变化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大规模的购买政府债券，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才能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回过头看中国，我们会发现，第一疫情在严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不必采取欧美这种模式进行对冲；第二，在疫情严控期，停工停产使经济社会暂时停摆，但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们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间，更多是采取供给侧的扶持和帮扶。这种帮扶财政政策是先导，而我们恰恰在财政政策上面有很充足的空间。2008、2009年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模式给我们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很深的冲击。因此大家有一个共识，利用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是难以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组合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既适应我们的冲击特性，又适应我们的政策空间，也适合于我们的这种决策模式。因此目前货币政策的定位，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疫情的防控是相契合的。简单复制欧美超强度的货币宽松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疫情防控，并不是有利的。 警惕二次停工停产风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进一步加码 当然，下一步在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之后，我们将面临更多的问题，为对冲这些问题，我们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再定位、再调整。其原因在于很多问题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常态化的过程中间才会显化，比如就业问题、边境人群的生存问题、大量中小企业持续性复工持续性经营的这些问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进一步的加码。 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仍然高居不下 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 那么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第二，我们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我们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我们看到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我们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因此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是适宜的，但是为了对冲未来五重下行压力的叠加，货币政策必须进行再调整、再定位，要明确的向宽松方向进行变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进行深度的配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沈建光（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张明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总监）、张晓晨（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今年一季度新冠病毒影响之深超出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从6%左右的正增长迅速跌落至-6.8%。虽然当前国内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但常态化防疫工作持续意味着国内经济活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特别是航空、旅行、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负面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与此同时，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外部需求萎靡的压力和产业链受阻的风险。 疫情之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成为重中之重。为做到“六保”，大规模的经济支持计划必不可少，然而，对待刺激政策，国内总有一些恐惧，认为这是“四万亿”卷土重来。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近年来一直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如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攀升、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饱受抨击。 近日社科院余永定教授发表《为当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现在必须大胆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文，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早在2013年8月笔者便撰文《反思四万亿恐惧症》，谈及虽然反观“四万亿”经济刺激，确实后遗症较多，但“四万亿”的教训并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比如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等。 笔者一直认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形势变化而定，坐视硬着陆而不采取政策是对“四万亿”矫枉过正的表现。实际上，当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使得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也为金融危机后，中国抓住数字科技等多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增强全球竞争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后疫情时代，危机救助政策不应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反而应该加大力度，如大幅提高赤字率至GDP的5%，增发3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加强对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定点帮扶，降低企业税费、完善公积金制度，支持发放消费券、现金券，发力新基建，加大对5G、冷链物流、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投资等等，防范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失速。 反思“四万亿”恐惧症 一直以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其广泛的后遗症而饱受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首先明确，即是“四万亿”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逻辑错误，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执行机制中存在某种弊端？显然，这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不妨回顾“四万亿”推出之时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 当时中国经济已经可以称之为硬着陆，危急之时，“四万亿”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业与经济衰退，方向是正确的。“四万亿”的教训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经济结构自身及决策的问题，更值得反思。笔者归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机制。包括资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获得支持，便有花钱欲望，所谓“不花白不花”的现象就反映了对资金运用缺乏约束机制的事实，所以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超过10万亿。而项目方面，“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一贯存在，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可以不顾一切上项目，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考虑。 第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当时银行承担了准财政功能是导致其后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报道称，2010年10.7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中，有80%来自银行贷款。试问为何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下滑阶段、缺少优质项目之时会取代大量财政功能，天量放贷？恐怕与当时政府给予的支持实体项目压力密切相关。 第三，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存在隐形的政府担保，国有企业历来被视为优势企业，其项目被视为无风险项目，而也是银行忽视风险管理以及日后产能过剩企业能够大量存在的关键。实际上，当前大部分产能过剩企业都以国有企业为主，至今没有一例兼并重组案例，更无法谈及破产机制。 第四，产业政策存在不少弊端。当时的“四万亿”是配合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以及大力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推出的。而现在来看，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这位列其中的产业由于进入过度，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四万亿”后，中国经济弯道超车 在笔者看来，“四万亿”刺激政策本身无可非议，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是症结。更进一步，笔者在2017年9月文章《金融危机十周年的三点反思》中就金融危机是否削弱中国竞争力、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是否值得等问题做过更为详细讨论。 根据笔者观察，正是得益于当时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果断出手，才让中国经济迅速恢复体能，其后中国更是抓住了金融危机后弯道超车的机会，获得多领域全球竞争力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虽然“四万亿”，中国在基建方面的投入相当巨大，相比于短期较低的收益，高铁、机场、物流等基建投资的长期红利如今正在逐步显现。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如今的近30%；中国出口份额占比从2006年的8.1%上升至2018年的12.7%，进出口在全球占比23.3%，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从零售市场来看，2006年中国的市场份额仅有1万亿美元左右，是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而当前中国的零售市场突破40万亿，接近美国市场份额。 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发展更是全球领先，截止2019年初，全球15家最大的数字公司全部都来自美国和中国。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数字经济更是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领域发挥了突出作用。 如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5G应用加快落地，5G+红外测温、5G+送货机器人、5G+清洁机器人等已活跃在疫情防控的各个场景；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医疗机构提高诊疗水平和效果，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另外，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消费习惯，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商贸、云签约、云医疗、云游戏等新消费需求将释放巨大潜力。 疫情下，宏观政策应进入危机应对模式 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时刻。根据笔者《GDP-6.8%：经济回暖需跨过三道关卡》、《“六保”的关键是保需求》等文章中提到的观点，本次疫情至少会分阶段地从三个方面冲击中国经济。 第一重冲击是国内供给侧的冲击，即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之下，中国经济短期内遭遇休克式下滑，如一季度GDP回落至-6.8%，创有季度GDP统计以来的新低。当然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国内供给侧的冲击会逐步缓释。 矛盾向第二重冲击转化，即需求侧的冲击。这其中既包括国内源于经济下行、收入下滑、企业与居民对经济前景不确定加大而导致的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海外疫情蔓延阶段，新出口订单需求的明显下滑。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第三重冲击，即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化危为机，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近30%。然而，疫情期间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多产业链转移的声音，欧美国家希望保证自身产业链完整性、以摆脱对他国尤其是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也会加大中长期产业链转移的风险。 三重冲击之下，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在一季度GDP-6.8%的背景下，笔者预期二季度经济增速能够恢复正增长已实属不易，倘若没有大规模的经济支持政策保证下半年经济增速尽快恢复到接近疫情前6%左右的水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的增长也将面临较大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年若要实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目标，还需尽快开启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特别是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切莫被“四万亿”恐惧束缚手脚。 一是货币方面继续加大幅度降准、降息。疫情冲击下，国外主要央行集体量价宽松，令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断加大，4月1年期LPR调降20BP，尽快推动实际融资成本的降低对未来企业恢复、经济反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是大幅提高赤字率，扩大财政政策空间。危机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当前应对危机，美国已经推出2万亿美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德国亦罕见地突破财政红线，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计划。相对于欧美，中国政府债务率不高，3%的赤字率也并非红线，应允许财政赤字明显扩大至5%，以缓解财政收支困境，为后续刺激政策留足空间。 三是发行抗疫特别国债。非常时刻，建议特别国债发放规模可达到3万亿，优先用于公共消费或公共服务领域、设立专项基金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发行方式方面，当前有讨论认为国债发行可以通过央行扩表直接购买来实现，即财政货币化。在笔者看来，财政货币化未尝不可，但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当前中国的政策空间仍然充足，建议优先用足现有政策空间。 四是扩大“消费券”、“现金券”使用范围，尽快促进消费回补。早在3月初，笔者便发文《疫情之下，“消费券”如何为内地所用？》提倡大规模使用消费券。当前随着防控措施逐步解禁，“消费券”在全国多地广泛实践，客流明显回暖。此外，在失业率上升、居民现金流承压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也可以考虑对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券”作为辅助。 五是新老基建并举，为有效扩大内需。新基建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破茧重生、求新谋变创造了积极条件。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基础设施。依托新基建迅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用，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扩大有效需求，保障民生托底，也是稳增长工作的重要抓手，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和精准施策手段。此外，继续大力弥补传统领域的不足，加快规划一批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基建项目，如城乡医疗基础设施、养老托幼基础设施等，加大在交通运输、冷链物流、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补齐短板。 六是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降低公积金缴费。当前我国企业和居民社保负担仍然较重，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在更长的时期内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抬升居民消费意愿，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也会带动其自身的消费性支出。 七是支持“刚需”群体住房需求，降低房地产对消费的拖累。2016年下半年提出“房住不炒”以来房地产调控逐步常态化，持续数年的棚改货币化也开始退潮，2019年建设计划近乎腰斩；近两年房价整体保持高位平稳。这导致，一方面有房一族财富效应缩水，对其消费造成了挤出，另一方面无房刚需一族因购房储蓄需求而减少消费。在“房住不炒”基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解决无房刚需一族的问题，如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等方式，以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八是加大对外需敞口大企业的扶持。产业链受阻使得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遭遇较大生存压力，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同时，汽车消费遭遇疫情重创，未来可以降低汽车购买方面的限制，加大对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面对外部供给侧的影响，重点应当保障中国依赖度较强的大宗商品供应，建立充足的战略储备。 当然，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既要实现“六保”，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还需要与改革相结合，在制度环境、公平市场环境、改善政府治理、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其中，释放要素尤其是农村土地市场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革红利至关重要。同时，应对中长期的产业链转移风险，应采取更大范围内的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采取竞争中立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如近日落实取消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便呈现更加开放的姿态，有助于吸引外资、赢得更多跨国企业的合作，为应对逆全球化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图片来源：微摄 中国金融网讯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就2020年4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 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请问造成2020年4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20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1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308亿美元，升幅为1%。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我国采取了强有力应对措施，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主体行为理性有序。4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主要国家加大了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力度，投资者信心有所恢复。受此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震荡微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目前疫情仍处于全球大流行阶段，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境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控工作转为常态化，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意见领袖丨全球KOL聚焦金融大动荡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读 4月出口大超预期，与PMI出口订单指数回落、企业草根调研的感受不一致，有三个原因促成这一结果：疫情供需影响的时间差、低基数、国内复产补出口（尤其是防疫物资）。但短期超预期并不意味着出口向上的拐点已经出现。 摘要 4月出口数据超预期，我们认为主要源于三个因素： 核心原因是疫情影响在供需时间差的反应。疫情爆发初期，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供给端矛盾大于需求端，疫情国出口受到直接影响，需求回落滞后（必选消费和防疫物资支撑），带来进口端短期韧性。4月集中体现海外疫情爆发期情况，海外疫情国需求滞后回落对国内出口仍然存在支撑。 2019年同期低基数影响。若按照12-17年环比均值来看，4月出口将回落至-5%左右。 国内复产补出口影响。我们认为对比韩国出口回落，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快速恶化，国内出口不降反升，部分源于国内前期疫情影响，复工复产使得4月出口仍然存在补出口的因素。 出口端，分国家来看，4月对疫情集中的发达国家出口出现大幅反弹，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疲弱，从侧面印证疫情影响的时间差干扰。从产品结构角度来看，4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均出现回升，大概率与前期订单相关。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出口仍处于回落状态，但纺织纱线出现大幅提升，该部分产品与医疗物资出口和海外疫情产品替代相关。我们前期强调在消费品和初级产品方面，疫情影响下，国内替代的逻辑兑现更加容易，若第三波新兴市场疫情冲击来临，这一逻辑兑现仍然存在空间。 进口端，内外夹击带来4月进口同比增速大幅下行： 外部来看，海外疫情拖累国内加工贸易，同时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行也拖累了国内大宗贸易。 内部因素来看，国内需求修复仍然相对疲弱，大宗商品中铜材和原油进口数量仍然不容乐观。 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口回落幅度较大，年内中美贸易一阶段协议达成难度较高，特别是叠加能源价格下行，需求修复缓慢，在制成品与能源品进口方面达标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我们认为外需超预期的三个因素不可持续，基于PMI新出口订单回落与全球经济增速大幅下行的判断，外需向上拐点没有到来。此外，需要额外警惕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欧美复工后的疫情二次爆发风险，二是中美关系扰动影响。 正文 4月出口增速转正，市场并没有迎来预期之中的冲击落地，国内出口反弹与同期韩国出口的大幅下行以及PMI新出口订单的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认为三个因素促成了出口的超预期： 核心原因是疫情影响的特殊性。疫情初期由于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供给矛盾大于需求矛盾，因此疫情爆发阶段首先冲击一国出口，而由于必须消费和防疫物资的需求使得疫情国进口韧性则相对较高。4月衡量了海外疫情爆发期，遵循疫情的影响特征，海外疫情国出口直接受到影响，需求回落滞后，进口端韧性高，对中国的出口带来支撑。 二是2019年4月出口低基数的影响。若按照12-17年环比均值来看，4月出口将回落至-5%左右。 三是疫情影响下的补出口影响。我们认为对比韩国出口回落，发达经济体基本面快速恶化，国内出口不降反升，体现了国内前期疫情带来出口交付延迟，复工复产使得4月出口仍然存在部分补出口的因素。 以上因素并不构成对后续国内出口的支撑，海外在4月底5月初陆续开始复工，供给端问题缓解，矛盾转向需求端后自然会影响我国出口。低基数因素后续也不复存在，5月出口端还面临高基数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外需冲击虽然在4月没有到来，但迟到不意味着缺席。 一、4月出口超预期主因疫情影响时间差与低基数干扰 4月按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增速达3.5%，较3月同比增速大幅反弹10.1个点，并没有出现市场普遍预期的冲击落地（图1）。4月出口数据无论是与宏观层面的韩国出口数据、PMI新订单下滑，还是与微观的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八大枢纽集装箱吞吐量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少有的反常现象，我们认为主要源于疫情影响的特殊性。 从国内疫情发展来看，疫情爆发初期，一季度我国进口下行幅度非常有限，而出口出现大幅下降，这体现的是疫情爆发阶段供给矛盾更加显著，管控措施使得生产回落快于需求，因此生产的停滞直接带来出口端下行，而需求的滞后回落则体现在进口的短期韧性较高。 当前来看，海外疫情的影响体现出了同样的特征。4月是集中体现海外疫情爆发的阶段，由于海外管控措施带来生产停滞，对海外疫情国出口直接带来抑制，进而影响国内的进口端，但海外需求滞后回落带来短期进口韧性，特别是必须消费品以及一些防疫物资的进口，对国内出口带来了支撑。 分国家与地区来看，4月中国对疫情相对集中的发达经济体出口反而出现回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疫情对国内与海外影响模式的一致性。具体来看，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中对日出口增速反弹最大，对欧盟出口虽然出现反弹但增速仍然维持负增长（图2）。与此同时，中国对东盟和对金砖国家在4月的出口表现较弱，对东盟出口仍然维持正增长（图3）。整体来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逆势增长，对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下降。 从产品结构角度来看，4月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均出现回升，与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大幅反弹表现相一致（图4）。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附件产品出口反弹最为迅速，集成电路出口维持正增长，但表现平平。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服装出口仍处于回落状态，但纺织纱线出现大幅提升，该部分产品与医疗物资出口和海外疫情下产品替代相关（图5）。我们前期强调在消费品和初级产品方面，疫情影响下，国内替代的逻辑更容易兑现，若第三波新兴市场疫情冲击来临，这一逻辑兑现仍然存在空间。此外，我们注意到商务部提及4月中国防疫物资出口大幅提升，截至4月29日，中国通过市场化采购方式已向19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且出口规模呈明显增长态势，该部分也构成了出口增加的动因。 二、内外夹击下进口显著下滑 4月进口同比增速为-14.2%，较3月进口增速大幅下行13.2个百分点。进口大幅回落的宏观因素源于内外两个层面。外部来看，海外疫情拖累了国内加工贸易，同时原油价格的大幅下行也拖累了国内大宗贸易（图6）。内部因素来看，国内需求仍然相对疲弱，大宗商品中铜材和原油进口数量增速仍然不容乐观。此外，一般贸易4月同比增速同步回落（图7）。 大宗贸易细分产品中，金额角度，4月铁矿、原油、铜进口分别较3月进口增速回落14/39.5/9.7个点。数量角度，铜材、原油回落0.8/12个点，铁矿进口大幅增加19.1个点，但铜材环比已经出现改善，预计后续内需改善进程中对大宗商品进口仍将带来支撑（图7）。农产品方面， 4月大豆进口环比出现积极改善，但同比仍然处于低位，由于巴西天气原因，巴西大豆当前供货出现推迟，后续疫情仍将带来干扰（图8）。此外，受海外疫情影响，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出现显著下行（图9），我们认为欧美疫情的持续仍然会对汽车进口链条带来冲击。 从当前来看，4月中国对美顺差再度走阔，中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回落幅度比较明显，年内中美贸易一阶段协议达成难度较高，特别是叠加能源价格下行，需求修复缓慢，在制成品与能源品进口方面达标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图10）。 三、外需仍未渡过压力期，警惕海外疫情反复与中美扰动 展望后续，海外经济回落逐步兑现中，需求滞后回落，外需仍然承压。我们看到PMI新出口订单4月再度大幅下行，在金融危机阶段，PMI新出口订单触底领先出口增速触底2个月左右，本轮PMI新出口订单3月反弹4月下行，预计后续仍将维持偏弱的状态，出口还未探底。从年度角度来看，全球经济增速与中国出口增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因此基于全球经济年内下行判断，当前判断出口出现拐点仍为时尚早，考虑疫情长尾影响，对出口端的拖累也将持续。 此外，我们需要额外警惕两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欧美复工后的二次爆发风险，二是中美关系扰动影响： 当前，海外经济回落已逐步兑现，4月美国ISM制造业PMI下滑至41.5%，创2009年4月以来最低，欧元区PMI跌至33.6%，基本持平金融危机低点，海外经济下探幅度的不确定性开始降低，特别是欧美复工已在4月底与5月初陆续展开，整体经济动能将开始缓慢修复。依据国内情况判断，疫情国经济动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在复工后仍然至少需要1-2个月的时间，但由于海外疫情管控措施的差异，欧美国家整体隔离周期短，复工起始早，这个过程中仍然需要警惕疫情二次爆发的风险。 除了疫情影响外，中美扰动近期也进一步加剧，这将对贸易端带来额外扰动。随着美国疫情发展以及失业潮的集中爆发，在支持率下行阶段特朗普或再度将矛盾焦点转向中国，我们不排除在大选前美方仍然对中国贸易端进行施压，特别是4月中国对美国顺差再度提升，若顺差维持高位或持续地走阔或再度引起摩擦。可能的风险主要存在于对中国加征关税、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煽动对中国直接投资回流等。
早已进入存量市场的家电行业，在疫情的打击下形势更加严峻。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家电市场整体零售额为1204亿元，同比下降35.8%。不过，随着疫情防控形式逐渐向好，以及五一期间，全国大范围升温，广东家电市场的温度也随之提升，大有复苏之势。《证券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深圳市华强北多家家电卖场探访，多位销售人员表示，“五一期间顾客已经很多了，特别是空调订单增多，越热买空调的人会越多。”线下销售回暖线上持续火热“天气太热了，没有空调实在受不了。也考虑过在线上买算了，不过这种中大型家电，感觉还是线下亲眼看看更放心。”消费者王女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最近，南方天气开始逐渐炎热，对空调销售有明显拉动作用，王女士就是被气温驱动前来购买空调的消费者之一。（图为：格力空调在国美电器的销售现场）五一作为传统的销售旺季，各商家不管在线上还是线下都“铆足劲”促销。2020年5月6日，《证券日报》记者先后来到位于深圳华强北的国美电器、苏宁电器以及顺电等家电卖场发现，虽然是工作日，消费者的身影也随处可见，在格力、美的、三菱等大品牌的销售点，前来咨询的家庭型消费者更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此外，有多位卖场销售人员对记者表示，“现在整个市场环境是在向好的，除了洗衣机、热水器等品类，像空调、电视等家电的市场价格正在启动，五一过后，涨价是肯定的。”线下销售回暖的同时，疫情期间担当“主力”的线上销售也在持续火热。京东数据显示，5月1日，京东平台家电成交额达到去年同日的两倍。其中，空调品类开场4分钟销售额便破亿，到上午10点就超过了去年全天销售额；冰洗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65%；电视品类销售额较日均增长500%；厨卫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89%，创历年五一销售新高。5月5日“超级5”当天，京东平台家电成交额高达去年同日的3倍，更是4月日均销售额的2.5倍。其中，空调品类销售额是4月日均的10倍；电视品类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3倍。整个市场销售情况向好，对于行业复苏可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华讯投资首席策略师胡宇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表示，“行业复苏可以确认，随着疫情影响逐步降低，各行业都在复工复产，对下游企业的拉动正在加大，消费的复苏较为明显。二季度有望延续这一势头。”家电企业一季度业绩受挫事实上，受疫情影响，2020年开年来，家电市场遭受重挫，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一季度冰箱、洗衣机、空调的零售销量和金额均出现大幅下滑，空调市场更是几近腰斩。销量下滑也在业绩数据上有所体现。截至目前，广东省所有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一季报均已披露。作为家电巨头的格力电器和美的集团在一季度业绩都较为惨淡，净利润罕见地出现负增长。而广东省其他家电公司，除了小家电领域的小熊电器、新宝股份、*ST德奥等，其余公司一季度的业绩更是下滑严重。实际上，中国家电早已进入存量市场，受房地产限购、拉力减小，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近年来传统家电各品类的增速都有所放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2018年，家电市场的成交额呈波动下滑的趋势，从316亿元降至272亿元。此次疫情的到来更是使整个家电行业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海信集团此前对外表示，公司经营形势严峻，面临渡过难关、保住数万名优秀员工饭碗的艰苦挑战，采取高管带头降薪、通过末位淘汰加速员工队伍“优胜劣汰”等措施，激发全体员工斗志。美的集团也宣布将对高管实施“冻薪以表决心”，暂停发放高管30%的月薪，根据年底集团整体及单位业绩达成情况来确定是否返还。销售渠道重塑小家电“出圈”虽然疫情下的家电行业遭受重创，各企业也纷纷开展自救行动，其中直播带货等“线上求生”模式最受欢迎。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网上零售额占家电市场零售总额的55.8%，网络零售首次撑起家电市场的“半边天”。美的集团官方微信就显示，公司采取微信营销、直播引流、秒杀活动等营销模式，一季度全网销售规模约135亿元，同比增加11.7%，线上收入占内销比例达45.6%，一季度市场份额稳步增长。在谈及销售模式向线上加速转移时，胡宇表示：“家电销售模式的创新有利于企业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加快存货的出清，属于疫情背景下的一种创新销售方式，未来仍有望延续这一种新业态，家电行业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受益于疫情影响下的“宅经济”兴起，空气炸锅、煎烤机、电烤箱等小家电受热捧。京东家电数据显示，2月至3月中下旬，电火锅成交额同比增长140%；苏宁数据显示，进入4月份以后，全国小家电销售上扬势头不减，小家电订单量同比增长103.5%。 小熊电器作为该细分行业的佼佼者，凭借边缘性的创意小家电，比如电热饭盒、打蛋器等，在今年一季度有亮眼的业绩表现。据一季报显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7.40亿元，同比增长17.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亿元，同比增长83.66%。对于家电行业面临的处境和未来发展，小熊电器董秘刘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疫情依然会是今年家电行业所面临的最大敌人，包括海外疫情的暴发，也会对家电行业的海外业务造成困难。但同时它也带来了系列的机会。随着疫情对消费习惯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用户会回归家庭，更注重家庭生活品质，家庭场景下，家电是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生活用品，所以我们对于今年家电行业依然是持乐观看好的态度。”
（原标题：“云经济”花样不断翻新 专家提醒注意两方面问题） “云经济”泛指以云技术为支撑的社会经济形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封城”、居家隔离等措施在有效防止病毒传播的同时也为诸多“云经济”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土壤。春节过后，居家消费、远程办公、线上诊疗、在线教育等“云模式”，激发了“云经济”巨大潜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线上业务高歌猛进，“云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既有现实需求作为支撑，也有政策支持的效果。“云经济”加速发展，一方面有效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不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和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具体来看，各地支持“云经济”的政策各有侧重。贵州省发布《多彩贵州促消费百日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将积极支持发展“智能+”“宅经济”“母婴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安排不低于500万元资金向各类云服务消费企业用户发放“云使用券”；支持企业“上云用云”，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点。青岛市税务局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推出了“云办税、云服务、云培训”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同时，深化“非接触式”办税服务，突出“云办税”服务举措，引导各区税务局延伸服务触角，为纳税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办税环境。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支持企业“上云”的政策，向企业发放“云使用券”，鼓励企业加速互联网融合速度和程度。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探索的“云”模式对于国内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企业办税办证办照也具有借鉴意义。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预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信息化度，既是适应新冠肺炎疫情后期防控模式的客观需要，也符合企业向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转型的大趋势，预计“云经济”会成为未来重要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盘和林表示，“云经济”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化危机为转机；也是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良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极大地开拓了“云”的应用范围，为传统企业推进管理数字化转型和开展线上商业模式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孕育新业态，尤其是依托云计算方式的业态。可以说，未来政务、医疗、娱乐、教育等各个行业都具有较大的云上发展机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强大的助力。同时，刘哲也指出，“云经济”发展还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企业在进行“云投资”时，需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短期需求和经济恢复之后的常态需求，综合评估市场规模和持续的客户需要，避免盲目投入。第二，当前仍处于“云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进行“云创新”时，需要合理评估企业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做好现金流管理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本报记者 张敏 何文英 疫情之下，一方面门诊量下滑、营收减少，一方面成本持续支出，一时间民营医疗机构的生存压力陡增。 某民营连锁口腔机构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行业除个别口腔诊所以外，90%以上的口腔机构都面临巨额亏损。“体量越大，固定成本越高的生存越难，北上广深一些大型连锁机构目前估计才恢复到五成。我们2月份零收入，固定成本就高达七八千万元。” 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彻底打乱了这家民营口腔连锁机构的上市进程。该负责人表示：“本来谈好的融资和贷款都黄了，现在全靠自己，别说上市了，今年的目标就是活下去。” 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称，资金链吃紧，是大部分民营医疗机构面临生死考验的关键。民营医疗机构的分类较多，包括综合性医疗机构和专科类医疗机构等，在专科类医疗机构中，包括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等。民营医疗机构的性质有点类似于开餐馆，开门迎客就有现金流，所以行业整体对现金流的储备平均下来也就两个月的时间。疫情之下，一些民营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营业，就导致现金流吃紧。 民营医疗机构营收受冲击 受疫情的影响，医疗机构今年年初迎来了倒春寒。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信息，2020年1月份至2月份，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7.0亿人次（不含湖北省、诊所及村卫生室数据），同比下降21.3%。医院3.9亿人次，同比降低25.9%，其中：公立医院3.3亿人次，同比降低25.7%；民营医院0.6亿人次，同比降低26.5%。 “疫情期间，公立医院的人流量都急剧下滑，民营医院更是面临这样的情况。”一位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上述民营连锁口腔机构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疫情对公司经营确实存在较大影响。“2月份公司基本是零收入，3月份收入恢复至10%至20%，4月份恢复至75%左右。” 爱尔眼科是A股民营眼科连锁医院龙头，一季度业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疫情冲击。公司一季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6.42亿元，同比减少26.86%；实现净利润7936万元，同比减少73.41%，大幅好于市场预期。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在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一季度公司的重点主要放在抗击新冠疫情上。1月份公司完成了预算目标的91%，有1个多亿元利润。2月份医院停诊仅有预算的15%，大幅亏损；3月份完成55%，亏几千万元。” 复工自救提速 面对突发的疫情，民营医疗机构都以不同的方式维持发展。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联系了三家不同口腔医疗机构。第一小型口腔医疗机构告知记者，目前已开始营业，公司的两家门店中有一家复工。 第二家口腔连锁机构告诉记者，目前推出了预存9.9元就可以享受价值149元的洗牙服务，或者可以抵扣100元费用。 第三家口腔连锁机构告知记者，现在针对消费者有优惠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享受2000元以上的服务。 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正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发展情况，一方面积极组织复工复产，紧跟市场需求开设视光夜间门诊等特色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互联网医院建设，加强线上线下联动。“公司接下来将用3/4的时间，努力争取4/3的成果！” 营收的减少导致民营医疗机构整体上出现了资金链紧张的情况。 “企业的优惠活动很难实质上缓解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对于轻资产模式的民营医疗机构而言，人工成本、房租成本、甚至是设备的租赁成本等很高。尤其是一些医疗机构设在比较繁华的地带，成本会更高。对于重资产模式的民营医疗机构，人工成本相对较高。 “一些民营医疗机构现在实行‘冻薪’，即先给员工部分工资，等年底再看营收情况决定是否补全。”庄一强向记者介绍称。 扛过寒冬春天还会远吗？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医疗机构也在回暖。爱尔眼科一季报显示，目前公司中国境内的各家医院已全部开诊。4月份公司旗下前十大医院，除武汉外，营收均已基本接近或恢复至同期水平。 庄一强表示：“现在民营医疗机构整体都在恢复。疫情期间，是0和1的区别。现在是1和9的区别。每个民营医疗机构情况不同，恢复情况也不同。但整体恢复到50%就已经很不错了。从经营的角度看，综合性医院恢复得比较好。” 在庄一强看来，不同的民营医疗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同。“有些民营医疗机构，例如一些专科医疗机构，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属于轻资产模式，房子是租的，设备也可能是租赁的，向银行贷款都没有抵押物。最有可能扛过寒冬的是那些集团化发展的民营医疗机构，这类医疗机构获取信贷等融资的方式较强。” “疫情加速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分化，一些好的品牌在融资授信等方面均不存在问题，一些知名度较弱的品牌则生存较为困难。”吴士君认为，未来民营医疗机构的马太效应也会越来越明显。 “疫情肯定会对民营医疗机构产生冲击。寒冬之下，强者恒强的趋势更加明显。”庄一强认为，从长远来看，社会办医、民营医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挺过这个寒冬，未来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