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交所和各地证监局联合主办的“价值引领投资·2020沪市公司质量行”调研活动走进中创物流。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依靠大量人力、物力维持的经营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运用互联网、AI技术的新商业模式迅速崛起，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中创物流董事长李松青对记者表示，数智化正在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严防疫情 数智化价值凸显 在今年3月底，有投资者通过互动平台询问中创物流，国外严重的疫情对公司影响有多大？彼时中创物流表示，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已根据当地政策积极复工复产，尽最大努力降低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中创物流主营综合性现代物流业务，为进出口贸易参与主体提供基于国内沿海港口集装箱及干散货等多种货物贸易的一站式跨境综合物流服务，目前在青岛、宁波、上海、连云港、日照等地均设有分、子公司，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内外各类人员和货物进行接触。 “从疫情暴发到现在，我们1400多名员工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一方面，公司所有对外接触的工作人员，都配发防护服和口罩等防护物资；另一方面，公司很多业务流程已经实现了线上化、智能化操作。”李松青介绍，疫情期间客户可以在中创物流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上自助预约办理订舱、换单等业务，现场通过无人闸口、无人仓库、无人缴费终端自助办理提箱、出口等业务，降低了疫情期间员工被传染的风险。 过去，中创物流冷库的工作人员需要穿着厚厚的棉衣佩戴棉帽，在库房中操作专用车辆和设备进行货物运输。现如今，一座3万吨冷库已经不需要工人搬运，完全由机器操作，这种无人化的物流操作，正在改变整个行业的发展业态，而疫情正是这一改变的催化剂。 李松青说：“我们一直在推动智能化，如无人仓库，物流系统上云等等，后来发现这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在企业智能化升级产生大量有用数据的基础上，还要将这些数据进行数字分析，产生有用的价值，提高企业整体效率。我们提出数智化改革，并且认为这是未来综合物流服务业的发展趋势。” 收购港口土地资产 发展进口业务 虽然上半年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创物流的业绩，但并未阻挡企业发展的脚步。9月3日中创物流发布公告表示，为进一步拓展其在天津地区的业务规模，同时提升沿海运输业务的市场竞争力，公司以1.68亿元的价格竞得中化天津滨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物流”）100%股权项目。 李松青对记者表示，滨海物流的主要资产是港区仓储用地，面积12.65万平方米，位于天津港北疆港区内，距码头最短距离1.2公里，作为堆场、仓库等生产用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如此，该厂区内还拥有铁路专用线2条，全长639延米，可一次接卸26节车皮，这为中创物流传统仓储业务开展创新增值服务提供了必要条件。 “港口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作为物流服务企业，其天花板之一就是港口土地资源有限，导致企业物流运输不畅。”李松青表示，未来冷链业务是中创物流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不可能将冷链设备投入到租用的土地上，购买港口土地是给冷链业务做准备。 当前跨境物流行业正在进入变革期，一方面是数智化的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下的业务变革，单纯的出口导向商业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影响和制约，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创物流也顺应时代和市场的趋势，提出了“两个进口、一个出口”的发展方针。 李松青说：“在保证现有出口业务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会大力发展两个进口业务。一个是冷链进口业务，随着国民收入水平日益提高，对于肉类和海产品有很大的刚性需求，我们会加快冷链业务布局；另一个是铝矾土进口业务，我们已经与新加坡的一家金属矿业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在印度尼西亚铝矾土等矿产资源的开采、运输等方面有着良好的资源和话语权。” 不盲目扩张 保证现金流稳定 面对未来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李松青表示，中创物流不是个守旧的公司，但也不会快速扩张发展，因为物流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市场，公司要做的不仅是跑得比同行快，更要保证跑得稳，因此会重点保证现金流畅通，避免举债扩张行为。 中创物流董秘楚旭日对记者表示，中创物流的发展模式很难带来企业的快速增长，而他们所能做的，是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向好，为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 “我们上市以来连续两年分红一亿元，分红比例超过了当年净利润50%。为了对投资者负责，中创物流不仅要努力扩大业务规模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也将工作重心放在现金流稳定和提高应收账款回款上。”楚旭日说。 李松青介绍，收购是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企业市值提高股价最有力的手段，但收购背后是一系列的法律和企业整合问题，包括承担被收购企业的应收账款和呆坏账。收购企业也要积累一定程度的商誉，一旦经营发生波动，商誉有可能会吞噬掉企业利润，因此健康、稳定的发展是中创物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规划。 “中创物流旗下有三十多家子公司，目前没有一家公司是亏损的。我们只投资稀缺资源，不盲目扩张。所以我们的贷款和负债都比较少，公司的资产负债率23.16%，而同行业平均在70%，这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是对公司的一种保护。”李松青说。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并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全球产业链受到挑战。国内疫情控制卓有成效，经济短期修复，但长期增长引擎待转换，复苏进程有待观察。疫情之下，全球金融市场波动进一步加剧，信用风险可能加速暴露，市场利率和优质非标利率持续下行，叠加疫情冲击下保险公司负债端陷入负增长，保险资产负债管理难度加大。后疫情时代，除了需要在业务端发力，还需要稳定投资端收益，两端形成良性互动。保险公司应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实施更为灵活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在资产配置中贯彻风险管理策略。同时，积极参与另类等非传统领域的投资，挖掘符合政策导向的优质标的投资机会，探索绿色可持续（ESG）投资。最后，增加保险公司资金来源，拓展行业发展空间。 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一）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全球产业链面临挑战 不同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往来造成直接冲击，深度影响了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经济被迫按下暂停键。二季度美国GDP实际降幅达9.6%，英国同比下降21.7%，欧盟下降14.4%。虽然欧美已经开始重启经济，部分经济数据也有边际修复的迹象，但世界经济复苏仍存一定隐患。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经济萎缩为80年来最严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5.2%，发达经济体将萎缩7.0%；发展中国家将出现2.5%的经济萎缩，为1960年有经济数据以来的首次。 全球产业链面临挑战。随着疫情的不断升级，各国所采取的严格交通运输、人口流动等管制措施，使日趋融合的全球产业链受到挑战，尤其对全球价值链融合程度高的行业，例如汽车、电子和机械设备，冲击更为明显。本次疫情暴露了部分发达国家在战略物资储备上的短板，美日等国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回流，可能引发的产业脱钩对全球产业布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中国经济：短期修复正当时，长期增长引擎待转换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阴影。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集中体现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为1992年公布单季数据记录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二季度以来，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国内需求逐渐加快修复，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统计局公布的7月经济数据显示，主要指标继续回暖，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复苏态势。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引擎面临转换的压力。我国经济处于下台阶过程中，GDP增速逐年下滑。2008-2009年、2015-2016年经济刺激的出清过程仍在继续，叠加疫情、中美贸易战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受到拖累。未来中国增长将面临全球需求不足的约束，原有增长引擎面临切换。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需要挖掘国内消费潜力，持续产业升级，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工程师红利。 （三）应对疫情：美国无上限QE，中国克制式宽松 国际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采取强刺激政策。财政政策方面，本轮危机中各国财政政策刺激的力度远远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发达国家普遍推出占GDP 10%-20%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疫情后各国都将面临明显提高的财政负担。货币政策方面，全球央行的宽松力度和速度前所未有，宽松的货币环境仍会持续。 中国克制式宽松，以内循环促进双循环。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出台的刺激措施是相对克制的。货币政策在4月份就开始控制宽松节奏，二季度市场预期的全面降准也没有出现，仅实施了一次定向降准。同时，为应对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内循环，至少包括扩大内需和推动创新两方面的内容。扩大内需包括促消费和扩投资，关键是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和提升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推动创新，需要打造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金融生态，尤其是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二、疫情下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的挑战 （一）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一是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反复影响经济修复，疫情短暂控制住也未看到报复性消费的出现。外需的萎缩，使全球贸易和全球产业链均受到冲击，甚至引发全球金融收缩和信用风险。二是美国大选季，中美博弈超预期。疫情使国家安全因素与经济活动的融合更趋深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为旗号，加快推动对华“脱钩”，而“技术冷战”也恐将深化。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面临中期检验，美国大选季可能出现更多对于中国不利的局面，中美博弈超预期会影响市场风险偏好。三是国内宏观政策的边际变化。国内疫情管控有力，经济修复速度和程度较好，经济可能超预期，引发通胀预期升温，货币政策可能边际收紧，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情绪冲击。 （二）信用风险可能加速暴露 部分行业受疫情冲击明显，企业流动性承压。由于央行宽信用的货币政策，信用风险暴露可能会暂时放缓，但风险仍然存在。疫情带来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是渐进的过程，未来出现局部无序违约概率较大。根据历史经验，经济下行期间违约的发生具有非均衡性和典型的尾部特征，未来一段时间违约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很可能会显著上升。 （三）市场利率和优质非标利率持续下行 虽然市场利率近期出现反弹，但是长期预计仍将保持低位运行。2020年以来，由于银行间流动性充裕，各类长期投资机构配置需求旺盛，中高收益资产持续稀缺，债券收益率持续破位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进入长期底部区域，总体处于3%以下。与此同时，非标资产的收益率也在持续下行，2020年非标资产的收益率处在过去五年中的低位。而2013年到2014年期间，保险业集中配置的高收益非标产品、协议存款等资产近年逐步到期，利率震荡下行将导致保险资金再投资压力凸显。 （四）保险负债端销售陷入负增长 减少人员聚集是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举措，但对较依赖线下销售的保险业构成短期冲击，上半年主要险企新单价值负增长约15%。从短期看，疫情使多数行业受损，居民预期收入水平下降，现金流紧张，年金险销售更加困难，且可能影响部分产品的续保。但本次疫情激发了客户对健康险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对冲展业限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从长期看，当前国内保险业组织发展红利逐渐衰退，原有经营模式亟待转型，银保监会合并之后保险业也处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各家保险公司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加速布局大健康赛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保险资金负债成本显示出了较强的刚性特征。 三、后疫情时代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的思路 业务端投资端要形成良性互动，增强保险发展韧性。后疫情时代低利率环境加大了利差损风险，权益市场波动大、符合保险资金需求的优质非标资产供给缺口增大等因素，都对保险资金运用提出了挑战。除了需要在业务端发力，还需要稳定投资端收益，两端形成良性互动。负债端应更加侧重发展长期业务，以有效应对短期波动带来的影响和现金流压力；资产端应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稳健投资的理念，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同时，要实施更为灵活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目前国内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限制已大幅放宽，国内保险公司要在充分做好能力准备和风险应对的前提下，加快保险资金运用创新，积极探索尝试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进一步扩大投资边界，分散投资组合风险，积极应对利率下行环境的挑战。 一是加强资产和负债双向协同、双轮驱动，在资产配置中不断优化资产负债匹配机制。要推动以保险产品为原点、按全生命周期的资产负债闭环管理。保险资产配置提前介入产品定价和开发，负债端的压力要向资产端传导，而资产端的压力也要反向传导至负债端。一方面要主动调整产品策略，坚持稳健为主的产品定价策略，产品、精算、投资、销售协调一致，严格防范产品定价风险和利差损风险。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端所面临的市场变化，主动优化大类资产配置，调节资产久期，减少保险资产与负债在期限、收益和风险上的错配。同时，资产负债匹配不是追求现金流和久期的精确、静态的匹配，而是要通过资产端、负债端的良性互动，实现动态、可持续的匹配。 二是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核心，在资产配置中贯彻风险管理策略。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动荡、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汇率风险等接踵而至，同时，随着社会变迁，以及人口结构、医疗和生物技术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风险的类型、形式、频率和可能造成的损失程度等也会发生改变。这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极大挑战，资产配置中要贯彻全面风险管理的策略，而良好的风险管理制度及风险应对策略是应对挑战的关键。首先，应健全风险管理理念、流程及组织架构，构建一个能有效预警、识别、处理和反馈各类风险的机制。其次，积极探索运用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信用缓释、互换等衍生工具，有效地管理权益、利率、信用和汇率风险。最后，对于保险资产配置和保险资金运用的考核和评价中，要纳入风险指标，建立基于风险调整和资本回报的投资业绩评价管理体系。 三是积极参与另类等非传统领域的投资，挖掘符合政策导向的优质标的投资机会。另类投资品种期限较长，一般都会跨越经济周期，能够较好地符合保险资金追求长期稳定收益的诉求，近年来另类投资在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中占比不断提升。在后疫情时代，要关注实质性信用风险，顺应政策导向，重点开发以新基建为投资方向的资管产品；加大创新力度，灵活运用永续型产品、供应链金融产品等满足企业的多元化融资需求，丰富保险资管机构另类产品的配置选择。 在国家大力推动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大健康领域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恰与寿险资金的特点相契合。同时，通过投资市场广阔的大健康领域，整合养老和健康产业链，促进保险公司不断增强产品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四是探索绿色可持续（ESG）投资。绿色可持续投资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一项可持续性的和具备长期价值的投资活动。疫情加速了ESG投资的趋势。新冠疫情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和安全，当投资者努力甄别最能经受此次疫情冲击的企业时，企业的环境、社会及治理（ESG）策略以及其对“黑天鹅”事件的准备充足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疫情下ESG主题投资回报远超大盘，今年截至目前，尽管市场持续动荡，在美国上市的ESG相关基金仍录得创纪录的资金流入。根据晨星公司的数据，美国第一季度ESG主题基金的资金流入量达到创纪录的105亿美元，而2019年全年资金流入量为214亿美元。 五是增加保险公司资金来源，拓展发展空间。在保险负债端，需要创新保险产品，增加非利率敏感性的保险产品，降低负债的刚性成本。将投连险作为阶段性重要产品，缓解当前资产收益率长期持续下行而负债端成本下降缓慢带来的利差损风险。 同时，《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可以在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以及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销，销售对象为包括个人在内的合格投资者。保险资管“产品化”发展提速，保险资管公司要抓住“产品化”发展机遇，夯实品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能力建设，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拓展保险资管公司的发展空间。 四、政策建议 疫情爆发以来，金融市场和保险行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很大压力。面对后疫情时代，全行业应做好长期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准备。从行业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需要监管部门在顶层控制行业风险的前提下，对部分监管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使公司能有更多应对复杂环境的可选工具，对行业内不同公司实施差异化监管。引导保险公司开展稳健投资，切实防范投资风险。 一是适度扩大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范围。建议逐步放开保险资金在另类投资、大宗商品等领域的投资限制等。对于追求稳定绝对收益的保险资金，增加投资品种，特别是与现在可投资产回报相关度较低的投资品种，能有效降低投资组合风险，为保险客户及保险公司提供稳定收益来源。同时，加大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配套，建议在交易结构、税收、增信等方面，对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 二是持续对资产负债管理能力不同的公司进行分类监管，强化对重点公司的监管。建议进一步深化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更大程度将自主决策权交给保险公司，借鉴国际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经验，支持行业的市场需求和监管实践。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配置实施差异化监管，支持偿付能力水平充足、财务状况良好、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适度放开资产类别配置比例限制，积极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优势，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提供更多支持。 三是尽快出台新的税延养老保险政策或延长试点期限。第三支柱养老金规模快速提升，能够缓解国民“未富先老”、养老金储备不足问题，同时能够增强保险业实力，提升发展韧性。年金险及养老年金险等长期储蓄型产品一直扮演了过往主要的第三支柱角色，而备受社会和市场关注的个人税延商业养老保险也已于2018年5月起正式试点施行，受限于多方面原因，税延养老保险“叫好不叫座”，与政策预期相比有较大差距。一是尽快出台新的税延养老保险政策或延长试点期限，稳步推进试点扩面扩容。二是调整税收优惠额度，提高政策吸引力。三是调整领取期税收政策，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
9月28日，全球新冠疫情累积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累积确诊比例超过3300万人。9月中下旬开始，欧美国家出现第二波疫情的反复。9月25日，法国单日确诊人数创新高（达到1.6万人），同日英国也达到了继4月中旬后的峰值，因为学生复课，多地区出现校园感染。 美国环比上周也呈现出23 个州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仍在增长，疫情热点地区逐步扩展到威斯康星、蒙大拿和北达科他州等中部地区，因为复课复工，大学区域和农村社区传播力度加大。 受到海外第二波疫情的消息刺激，上周医药子版块中，疫苗等抗疫相关的个股出现较好的小反弹，这一波医药回调幅度达到了15%~30%左右，那么是否有触底反弹的机会呢？ 01 直接受益板块 秋冬季存在的问题是，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增强，而秋冬两季原本呼吸道疾病就为多发季节，导致诊疗过程中对于新冠肺炎和普通感冒的区分难度增大，因为对于核酸检测的必要性体现出来。口罩和手套虽然为新冠的必需品，但其壁垒较低，核心的技术在中间层的熔喷无纺布，海外目前产能也已经跟上，出口需求没有之前那么大。随着确诊人数的上升，最直接的，检测的需求也随之增大。 新冠病毒是包膜的单链正链RNA病毒，病毒含量感染初期病毒含量较高，所以直接核算检测灵敏度较高，可以在患者的潜伏期内进行确诊。IgM抗体检测可以用于感染早中期，因为一般1~2周感染者就会出现IgM抗体，但时间上是晚于核酸检测窗口期的，IgG抗体检测可以用于感染中后期，大概是4周左右产生IgG抗体。有些企业是IgG和IgM分别检验，抗体检测虽然时间窗口没有核酸早期，但是抗体检测的血液标本在标本质量上更有保证、操作简单快捷，很大程度上。 技术分类上，核酸检测包括荧光RT-PCR法、恒温扩增法、杂交捕获探针法、核酸测序等路径。抗体检测产品包括胶体金荧光、磁微粒化学发光法、微阵列蛋白芯片化学发光法，适用于快速定性检测，可以方便进行大规模的初步筛选。 最常见的核酸检测是荧光定量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程序需要经过五个步骤，取样、留样、保存、核酸提取、上机检测，取样之后要尽快检测，否则需要进行低温封装，并送到专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最后一步上机器检测是将提取物进行荧光 PCR 扩增反应，需要 70—80 分钟。整个流程下来时间比较长，通常最快 24 小时才可以报告结果。程序上，核酸检测的试剂盒需要专业的PCR检测设备及医务人员在标准化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主要是用于二甲以上的医院。 核酸检测是存在“假阴性”的结果的，所以可以通过增加抗体检测、CT检测等以避免漏诊的发生，而抗体检测可能因为样本污染、样本溶血等导致“假阳性”结果。 价格上，产品出口价格，海外价格通常比国内贵30%以上，国内核酸检测试剂盒出厂价为50~70元/份，胶体金检测产品的出厂价为20~30元/人份，按推算出口核酸试剂盒价格大概是70~100元/人份，胶体金检测产品约为40~60元/人份。国内后来实行了新冠检测试剂盒的集采，像湖北、黑龙江、福建、贵州6省联盟的平均中标价低于20元/人份，最低16.78元/人，价格降幅超过8成，这个趋势形成。国内逐步形成以价换量的方式，而溢价空间放在出口产品上。 02 间接受益板块 除了检测试剂外，CRO行业也是受益于海外的疫情。首先CRO业绩不太受到海外疫情二次爆发的影响，从国内2020年上半年的财报来看，CRO板块是唯一一个板块实现了营收及净利润双增长的板块。 疫情对于临床CRO的影响较大，因为入组受阻，但是中国在Q2疫情趋稳，随着海外疫情的扩散，影响了海外的临床进度，而中国区的临床逐步恢复，药企对于中国区的临床的投入扩大，国内临床CRO订单有所增加。临床前CRO，因为受到海外疫情扩散的影响，海外的竞争对手的工作受限，无法全面复工导致效率下降，而有所传导，国内的临床前CRO的新签订单量有显著的提升。临床前CRO订单周期在3~12个月，下半年业绩将有所体现。 疫情的另一个推动力，导致各家药企都在对新冠相关课题进行研究，疫情下药企的外包率也有所提升，为CRO公司带来又一个增量。 03 挑选核心公司 那么在这么多相关的公司中，受到海外疫情二次爆发影响，弹性和确定性相对较强的是下面的这三家。 核心的标的A：受益于试剂盒和仪器收入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业绩超预期，新产品获批，检测试剂缩短检测时间。 近些年公司在进行战略的调整，2019年末公司股东发生变化，第二大股东广州生物工程中心股权划归广州金控，意味着公司从校办企业变为国有控股企业。 公司已经有超过30年PCR核酸检测的经验，有能力应对传染病过程中第一时间研制出诊断试剂并进行规模化生产及供应。应对今年的新冠疫情，公司的新冠试剂产能从5万人份最终达到100万人份。 核心的标的B：公司新冠检测产品已经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冠核酸检测试剂盒海外发货已累计超过3,500万人份，大部分为Q2出口。 公司还推出了“火眼”实验室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帮助合作伙伴在海外17个国家以及国内16个主要的城市（包括北京、武汉、深圳、天津等）提供检测服务，全国“火眼”实验室最大日检测通量超过20万人份，合计已经在海内外运营75个实验室，预计全年可以做到100个以上。在出口领域，公司具备稀缺的品牌和解决方案的优势，看好海外出口。 核心的标的C：今年开年受到疫情短期影响，但很快回到复产状态，业绩取得了超预期的结果，毛利率显著改善，上半年完成了300余个项目，保持较好的势头。 业务在CDMO领域进行全面布局，后续形成CRO+CDMO一体化，覆盖了药品研发各个生命周期，公司前五大客户为外国药企，2016年占比为80%，2019年已经降至51.82%，对其依赖有了大幅下滑，这也导致公司在这次疫情中平衡了海外疫情对业绩的冲击，而公司国内的订单收入逐年提升，构筑一定的壁垒，提高竞争力。 前往微信，关注“研究（ID：glh_tushuocaijing）”，对话框输入“0929”，就会收到由研究团队整理的内容。谢谢！ 声明：特别提醒，投资决策需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实际操作建议，交易风险自担。
新冠疫情让许多行业陷入停滞，但宅在家的消费者，刺激经济的消费券，也让国外一批金融科技企业意外「起飞」——根据Forbes的统计，欧美至少有五位金融科技企业家因此跻身亿万富翁之列。本文编译自Forbes《The Pandemic Plutocrats: How Covid Is Creating New Fintech Billionaires》，作者Jeff Kauflin、Eliza Haverstock2015年，Nick Molnar和父母还住在悉尼，他在童年的卧室里用台式电脑卖着珠宝，从250美元的精工手表到1万美元的订婚戒指，应有尽有。这位25岁的年轻人非常擅长网络营销，很快就成为了eBay上澳大利亚的珠宝最大卖家，每天发出的快递数以千计。也是在那一年，他与大自己19岁的前投资银行家Anthony Eisen，共同创建了Afterpay。Afterpay是一家提供线上消费信贷的公司，面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消费者，让用户可以在六个星期内四次无息付款，购买鞋子和衬衫之类的小件物品。现年30岁的Molnar说：“我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长大的千禧一代，目睹从信贷到借贷的巨大转变。”Molnar这一代人，要么缺信用卡，要么害怕背上信用卡的高利率债务，所以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这种先得后付的全新消费方式。2016年上市的Afterpay最初表现平平，今年年初还遭遇过暴跌，但激增的电商业务和厌倦信用卡的千禧一代让这家公司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从今年3月不到20澳币的一路飙涨超过90澳币——今年第二季度，Afterpay处理了38亿美元的交易，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7%。Afterpay今年股价走势Molnar和Eisen各自拥有公司约7%的股份，这场新冠疫情让他们意外成为了亿万富翁。而Afterpay并不是唯一一家暴赚的金融科技企业。海水与火焰与其他行业一样，金融科技在疫情之后也呈现了两极分化。知名如LendingClub，今年四月无奈宣布裁员30%；管理层暂时减薪25%，首席执行官Scott Sanborn减薪30%。估值曾接近20亿美元的网贷新星On Deck专注做小企业贷款，今年一度因为股价持续低迷，收到过纽交所的警告信，最后在7月以9000万美元总价“贱卖”给了Enova。但那些面向消费者和支付相关的金融科技公司，和Amazon、Zoom等企业一样，摇身一变成了赢家。根据Forbes的数据，至少有五位金融科技企业家（包括Molnar和Eisen这两位澳大利亚人在内）因为这次疫情而跻身亿万富翁排行榜。其他人还包括数字银行Chime的创始人Chris Britt；「免费」股票交易应用程序Robinhood的两位联席CEO：Vlad Tenev和Baiju Bhatt。线上消费和送货服务如今更受青睐，这对一些支付公司而言是个福音。Marqeta就是其中一家抓住机会的支付企业，配送和外卖平台例如Instacart、DoorDash和Postates都是他们的客户。Marqeta一直在谈判，试图以8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这是2019年3月估值的4倍。Jason Gardner是这家公司的CEO，持有其10%的股份。一旦Marqeta上市成功，他也将成为亿万富翁之一。“消费者对金融科技的接受程度已经非常高，尤其是在20岁至40岁出头的人群中。”在超级天使基金Felicis Ventures，普通合伙人Victoria Treyger负责金融科技投资，他分析称：“疫情则让所有年龄段的人接受金融科技的速度加快。”政府「派糖」，谁尝到甜头？在香港，政府推出的一次性津贴和减税等纾困措施，被民间称为“派糖”。今年3月份，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每个年收入7.5万美元以下的成年人可以拿到1200美元的纾困支票，另外还有学生贷款和失业金相关措施，试图帮助国民度过财务难关。疫情影响下，消费者大幅削减了他们通常在信用卡上的旅游、餐馆和奢侈品的支出，但仍继续在必需品和小商品上消费——这笔钱更多由借记卡来支付。根据研究公司MoffettNathanson的数据，2020年第二季度，Visa信用卡交易量同比下降了24%，而借记卡交易量增长了10%；借记卡也是SoFi、Dave and MoneyLion这种数字银行提供最多的支付工具。Visa在美国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量，数据来源：MoffettNathanson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数字银行Chime，就乘上了经济刺激计划的「东风」。4月中旬，在那1200美元正式入账的前一周，Chime向客户预付了这笔钱，总发放规模超过15亿美元。首席执行官Britt透露：“在刺激计划出台后，我们迎来了公司历史上注册人数最多的一天。疫情抑制了总体消费水平，失业率仍维持在8.4%的高位，这两个因素影响了Chime的中等收入客户群，但Britt表示，每个客户的平均支出比去年有所上升，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的这些财政刺激手段。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如今，Chime的年营收达到了6亿美元。今年9月，这家数字银行宣布完成4.85亿美元F轮融资，估值突破145亿美元，成为全美市值最高的消费者金融科技服务平台。Green Dot也是一家预付卡公司，主要向低收入人群提供提供支票账户和预付借记卡，曾是全球市值最高的预付卡公司，目前市值不到30亿。有投资者就拿Green Dot举例，质疑Chime担不起这么高的估值。但这位CEO回应称，Chime看起来更像是一家支付处理企业，因为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交易时商家支付的手续费。他表示，不排除未来做贷款业务的可能性，但公司并未通过担保信用卡赚取利息。现在，Britt本人已经进入了“10亿美元俱乐部”（Three-CommaClub），Forbes估计他持有的Chime股份至少有10%，这意味着他的持股价值超过13亿美元（Forbes对所有私人公司的持股都打了10%的折扣）。目前Britt正在筹备Chime的上市，他说：“在未来12个月里，为了IPO，我们还有很多准备要做。”疫情催生的，还有Robinhood现象。困在家里的无聊，股市的剧烈波动，政府的刺激计划，让一些年轻人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有钱又有闲”。不少个人投资者纷纷涌入股市，成为了积极的短线交易者和期权参与者——作为知名移动端股票交易平台，Robinhood因此获益颇多。就在一个星期前，Robinhood刚完成了6.6亿美元的G轮融资，目前估值已经超过117亿美元。其共同创始人的账面净值分别为10亿美元。有业界观点认为，参考摩根士丹利今年2月斥资130亿美元收购E-Trade，以及嘉信理财（Schwab）早前以260亿美元收购TD Ameritrade这两个案例，Robinhood如果要上市或是被收购，估值可能会达到200亿美元水平。但这家号称“散户最爱”的炒股平台，近期也受到了一些指责，认为平台提供的交易产品太过复杂，未能尽到保护投资者的责任。有媒体报道称，今年6月，一名20岁的学生就使用Robinhood进行复杂的期权交易，损失了70多万美元，尽管这一金额只是合约执行前的暂时性波动，但该名学生还是因此而自杀。Baiju Bhatt和Vladimir Tenev，Robinhood的联席CEO大赢家：消费分期？如果说这场行业分化里有真正的赢家，那一定是Afterpay那样的线上消费分期付款业务。这既得益于消费者逐渐稳定的网购习惯，也得益于这个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消费者不愿承担新的信用卡债务了。Afterpay的两位创始人已经在7月份达成亿万富翁成就，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甘落后。以Klarna为例，这家公司2005年在斯德哥尔摩成立，2016年进入美国市场。三位创始人中的两位，Sebastian Siemiatkowski和Niklas Adalberth，相识于瑞典一家汉堡王店，他们在金融科技领域首创了“先试后付”的模式，让人们先拥有产品30天，再决定付款与否。淘宝目前也已经在部分商品推出类似“先试后付”的服务，这比传统的分期付款（layaway）更有吸引力。以前在买圣诞礼物或是大型家电的时候，就很流行那种先支付所有分期的付款方式。Klarna CEO Sebastian SiemiatkowskiKlarna向零售商收取每笔交易3%-4%的费用，略低于Afterpay（4%-5%）。这两家公司的一个关键区别是：Klarna正向一家更成熟的金融服务企业发展——2017年，它成为瑞典的一家持牌银行，为笔记本电脑等高价商品提供长达24个月的长期融资，并收取利息。Siemiatkowski已经把Klarna变成了欧洲的一家数字银行，提供日常消费的借记卡，据悉他很快就会在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你问一家瑞典银行或一家德国银行：Klarna有威胁到你们的零售银行业务吗？他们肯定会点头的。”这位CEO说道。Klarna同样在疫情中一跃而上：截至2020年上半年，其美国客户数达900万，较上年同期增长550%。全球每天有55000名消费者下载这个App，是去年的两倍多。它目前在19个国家上线，拥有9000万用户，预计今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也是一个星期前，Klarna完成了最新一轮4.6亿美元融资，交易后公司估值达到107亿美元。联合创始人Victor Jacobsson拥有10%的股份，Siemiatkowsk持有8%，Adalberth为了资助自己的慈善组织以及投资初创公司，卖掉了部分股票，只保留了0.4%。这些企业在凭借分期消费收获更多客户和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监管机构的额外审查。今年3月，Afterpay同意支付100万美元，其中包括90.5万美元的消费者退款——此前加州商业监督部门（DBO）认定，Afterpay收取的滞纳费意味着该公司在经营无照贷款业务。这家澳大利亚公司发表声明，拒绝被戴上“非法经营”的帽子，表示“已经同意在DBO的许可下开展业务，以此作为和解的一部分。”一位发言人补充道，他们“一直在申请，并在其他州获得了牌照。”2017年，Klarna在新罕布什尔州被罚款1.5万美元，原因是没有贷款牌照。如今，Klarna已经在美国每个州都获取了相应业务牌照。还有一家分期付款巨头值得关注：总部位于硅谷的Affirm，由Max Levchin创立。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7月，Affirm在美国的用户几乎翻了一番，达到560万。半个月前，Affirm拿下5亿美元的G轮融资。成立八年以来，其融资总量超过13亿美元，估值超过50亿美元。Levchin是PayPal其中一位创始人——而PayPal上个月刚刚涉足分期付款业务。他持有的股份数尚未披露，但很可能价值数亿美元。Max LevchinAffirm的亲密合作伙伴之一，是健身单车品牌Peloton。当年轻消费者失去集体上健身课程的动力，他们蜂拥购买价值2000多美元的固定式自行车，Peloton的销售额激增，加上疫情带来的在家健身热潮，Affirm间接获益颇多。显而易见，这些欧美金融科技创企的高估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消费者支出强劲，还有他们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养成的网购习惯。但美国政府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悬而未决，疫情的走向更无法预知。在你看来，这些企业会继续风光下去吗？
2020年10月15日晚，第42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政策议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应对等议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副行长陈雨露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复苏仍不平衡，且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疫情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长期影响，包括生产率增长疲软、债务负担加重、金融脆弱性上升，以及贫困和不公等加剧。 会议承诺，各方将结合疫情发展及具体国情，继续致力于使用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抗击疫情，恢复信心、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会议强调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以加快新冠诊疗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发放。 会议欢迎基金组织为应对危机推出的一揽子措施，支持基金组织充分利用并进一步改革贷款工具，以满足成员国融资需求，同时支持基金组织进一步补充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及防灾救济基金（CCRT）资源，为贫困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会议重申将致力于保持强健、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基金组织，并维护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核心作用。会议欢迎新借款安排增资以及新一轮双边借款协定继续取得进展。各方承诺继续推进第16次份额总检查工作和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易纲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中国经济稳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 易纲指出，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加强政策协调，中方支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基金组织关于增加绿色低碳投资的呼吁，人民银行正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助力完成二氧化碳排放和碳中和的目标。此外，中方支持进一步延长G20缓债倡议期限，呼吁各方应继续推动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以更好支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完）
文 | 付一夫 眼下，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快速蔓延。 在美国，自9月中旬以来，几乎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在4万以上，如今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万；而在欧洲，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疫情形势都再度恶化，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当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都达到了几千甚至上万，所有人担心的第二波疫情似乎已经拉开序幕。 然而，中国却不在其中。除了肉眼可见的国民经济回暖之外，我们几天前还刚刚经历了一场中秋国庆小长假，8天假期内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这与欧美地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之势，想必会让其他国家无比羡慕。 防疫生产两不误，发达国家没有做到，为什么我们就做到了呢？在很多人看来，国家超强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必然是居功至伟，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移动支付发挥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极大地减少了病毒传播风险，保障经济顺利重启。 众所周知，支付是一切交易行为的最底层支持，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支付，它堪称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根基，若是这个根基的任何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这在此次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举例说明。根据澳大利亚疾病预防中心的最新研究发现，在室温（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新冠病毒可以在钞票、玻璃等表面存活28天；考虑到现金流通的银行ATM机等都是人们最可能频繁接触的玻璃表面，而且可能不会经常清洁，有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研究人员还表示，在新冠病毒大规模爆发前，中国就曾对纸币进行消毒，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当时的确存在对纸币传播的担忧。 比起现金支付，使用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显然就要“卫生”得多了：只需拿出手机动动手指，扫码后再输入密码，即可在线上或者线下完成所有的支付流程，完全不受时间和空间所限，既绕开了有可能成为病毒间接传播源的纸币，防止疫情通过一张张经过转手的钞票而扩散，又有效地避免了人们在线下的大规模聚集，还方便了广大消费者对于生活物资的获得与相关业务的办理，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各种业务资金往来，继而保障经济的顺利重启。 事实上，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其他国家也都逐渐开始意识到了移动支付的价值，欧盟、非洲国家、新加坡、日本等地都纷纷在疫情期间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推广移动支付，就连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也在公开场合承认了西方国家在使用数字化工具防疫方面做得不够到位，并声称“疫情会加速美国朝移动支付方向转型”。相比之下，我国在移动支付领域早已领先全球，这也给支付宝等国内支付巨头们出海布局提供了契机。 其二，助力发放消费券，提振消费市场。 在我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消费券”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多城市都曾用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来提振消费。理论上讲，消费券是一种较好的短期刺激手段，相当于是政府或企业向民众转移购买力，能通过“杠杆效应”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相关领域消费的复苏，进而带动企业生产经营好转，缓解经济运行压力；比起直接发钱，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起来，刺激效果更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今年疫情以来，全国超过170个地方政府在支付宝平台向民众发放电子消费券，用户只需通过手机下载登录绑卡后，即可在线上领取消费券，这比传统的纸质消费券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一份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集团研究院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发放1元消费券能带动3.5元的新增消费。形容移动支付是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回暖的一支奇兵，并不为过。 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其根本在于我国已经拥有成熟完备的移动支付体系，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也是国内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法宝”。 移动支付，从来都不仅仅是支付。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清算支付、融通资金、渠道便捷、防控风险等功能属性之外，如今移动支付的社会价值也在日益彰显，其意义甚至远远超出支付本身。 这一点，理应被所有人看到。
“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这风中飘扬。”在新冠疫情百年量级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沉疴。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碎裂，传统的经济治理工具失效，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了半副药方。10月12日，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虽然这半副药方难以直接根治全球经济的伤痛，但是沿循两位学者的智慧启迪，更多的良药有望从时代与实践中涌现。我们认为，面向经济新动能的数字经济学，优化社会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公共经济学，以及积极吸纳创新实践的“弹性经济学”，或将贡献出更多的经济“抗疫药方”。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料将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轮重塑中抢占先机。 当前世界不仅深陷于新冠之疫，亦沉疴于经济之“疫”。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站在了历史分水岭之上。根据WHO最新测算，全球新冠感染规模预计约7.6亿人。这将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在此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重疾，其深层根基在三个层次遭到全面动摇。从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疫情的长期延续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打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定增长”的传统发展范式被瓦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从组织体系来看，全球疫情对社会民生造成非对称冲击，弱势群体遭到更为严重而长久的损失。由此，发达国家自上一轮全球化以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昔日全球化的领导者变为“退群者”，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颠覆和重塑。从治理方式来看，面对这一轮经济重疾，传统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刺激，但是经济依然难有起色，反而形成“宽松依赖症”，政策力度稍有边际减退，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便应声回落。上述种种病症表明，旧药方难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经济的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这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牵动人心的时代之因。 面对大疫之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半副药方。作为经济学世界的航标，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日益失稳的全球经济，不断强化对现实世界发展模式的关注。例如，2018年诺奖花落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9年诺奖被颁给反贫困研究。2020年，值此大疫之世，经济学家Paul R. Milgrom和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击败众多发展经济学的名宿，摘得诺奖桂冠。这一结果粗看超出大众预期，但结合时代背景，则展示出两大思想启示。 其一，以微观机制撬动宏观变革。面对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的诺奖获奖者都是“从大处着手”的话，那么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则选择从“从小处着手”，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面向全球疫情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给的优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蓝图，同样需要扎实精细的微观机制，以打破“定价难、激励难、变革难”的负向循环，从小处拉动大变革。 其二，打造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同于许多深居象牙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两位获奖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将自身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Paul R. Milgrom曾主持了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等众多著名拍卖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将拍卖机制从“信息对称”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应用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从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时代，随着众多传统经济理论和工具的失效，经济理论界亦亟待与实务界紧密合作，从实践中探索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总体而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探索表明，为了实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兼顾，机制设计的细节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新冠疫情反复，全球经济萎靡，保护主义盛行。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注重细节、尊重现实、激励兼容的机制创新，进而为国际秩序重建、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创造条件。2020年诺奖，比较微观，可能没有直接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学术指引，但依旧提供了寻找长期出路的智慧启迪。 另一半药方，藏于时代与实践之中，料将决定全球格局分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是对经典理论的回溯性评价，因此其思想启示是也仅是药方的半副，另一半药方仍需要从时代和实践中寻找答案。沿循两位获奖者的智慧启迪，我们认为，未来三方面的经济学发展料将贡献更多的“良药”。其一，数字经济学。在百年量级的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也迎来了数字经济崛起的百年机遇。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激活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轮全球化有望重新缔造全球经贸体系，重燃全球同步复苏的引擎。伴随着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创新有望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导意义。其二，公共经济学。全球疫情时代有别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内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给，根本决定了经济金融的复苏节奏。对于国际社会，疫苗药品、国际规则、基础设施、科技外溢等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其三，“弹性经济学”。既然百年大疫已经使诸多传统理论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么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历史包袱，构建更为开放、灵活、有弹性的理论和工具体系。特别是需要摒弃学派、地域与文化成见，回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极吸纳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疫情治理有效区域的探索成果。展望长远未来，虽然另一半药方的具体内容仍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相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将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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