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本文作者介绍：野村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丨陆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 一、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 宽松刺激政策绝不应该常态化，政府在平时应避免过度干预经济，刺激政策待经济复苏后应及时退出，只有这样，在经济遇到巨大冲击时才有空间大幅加强刺激力度。现在就是极为特殊的时刻。 当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全球经济因疫情而遭受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冲击，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欧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势必大幅衰退，我们预测欧美经济二季度同比萎缩可达15%左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全球GDP增速预测从之前的3.3%下调到-3.0%，远低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0.1%。 全球疫情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将导致投资和耐用消费品需求萎缩，全球贸易会迅猛下滑。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疫情本身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截至5月19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99万例，死亡病例高达32.5万例。全球每日新增病例虽已见顶，但还在八九万左右的高位徘徊。病毒已大规模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落后，因此可能会延长全球疫情。 疫情冲击之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财政收入同比下跌14.5%，而同期财政支出只下降2.7%。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加码，四月份财政支出同比上升7.5%，但财政收入同比却下降15.0%。对地方政府而言极为重要的土地出让收入，今年前四个月同比下降4.5%，而去年全年上升11.4%。 在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政府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下降5.3%，土地出让收入下降3.0%。给定前四个月的财政数据、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承诺，以及未来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收入下滑有可能较大，因此需要通过大量融资来弥补赤字。 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提的“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为重启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在全球疫情冲击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有为、加力提效。 二、我国举债还有空间 根据BIS（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54.2%。该指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但依然显著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19年底美国的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100.1%，欧元区为84.1%，日本为217.8%，英国为85.4%，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2.1%，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100.6%，全球平均水平为81.7%。 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储蓄率高，外债比例低，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政府还掌握巨量优质资产，我们一方面要对快速上升的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保持足够的关注，在平时我们确实需要严格控制我国的政府债务水平，防止常态化刺激，坚决控制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但另一方面也无需过度紧张，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的空间。在疫情的巨大冲击面前，我们认为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加力提效，尤其是中央政府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较大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3.76万亿元），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需要指出的是，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中安排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3.8%，看似低于去年的8.1%，但是如果加入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预算外的赤字安排，我们估算该口径下今年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为13.5%，明显高于去年的11.1%。从这个角度讲，今年财政刺激的力度是较大的。 政府今年没有设置GDP增长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智地提出赤字率3.6%“以上”安排。我认为千万别小看了“以上”这两个字。这表明，面对不确定性时政府的安排务实灵活。 一方面，给定支出增幅，如果预算收入跌幅超预期，赤字率会上升，政府就需要增加预算内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数量。另一方面，即使预算收入跌幅符合预期，政府也给了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政府对于财政政策的安排中，纾困与需求刺激并重。在纾困方面，政府取消全年经济增长目标，重点强调稳就业，要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以及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在需求刺激方面，政府强调要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农民工失业的统计缺失，目前保守估计还有10%的农民工尚未回到工作岗位。疫情冲击时，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现实中是否需要，实施中如何把握等方面认真梳理，其中至少需要关注和解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发展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美、欧、日、英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了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子，而且在央行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有人称之为“疯狂大放水”、“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判断一定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滞涨，反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僵化难改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在出现重大危机挑战时，及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反而能更快地稳定住金融市场，避免真正酿成严重危机，而不实施这些举措的国家，反而会承受更大冲击和损失，其货币与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相比，不是升值，反而更加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确实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难以偿还，货币和政府信誉面临极大威胁的状况，其根本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是因为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赤字货币化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贻害无穷，或者只有具备美元那样的全球霸主地位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并保持币值稳定吗？ 二、信用货币投放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突出变化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除首先需要央行购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主要是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增强货币的信誉及可接受度，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和稳定之外，为什么更多地依赖社会主体（企业、家庭、金融机构、政府等）以扩大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方式进行投放，并使货币总量与质量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扩大到底主要是由货币供给方（如央行）决定，还是更多地由货币需求方（负债人）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货币需求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如何确保社会负债的质量？ 为什么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财务约束和监管标准，由此形成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基本流程，央行原则上不会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投放货币？这对货币政策传导有什么影响？ 货币投放社会后，除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一级市场的直接发售）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之外，又在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金融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货币）的占用。这对货币总量和社会物价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为什么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和货币投放，并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货币总量的增长也并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为什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必然会出现“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高货币”的局面）？如果央行实施零利率，但依然难以推动社会主体扩大负债以支持投放消费和经济发展，甚至还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挑战，那又怎么办，货币政策还有发挥作用的工具和空间吗？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政策实践历程与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实施前，央行与财政是一体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金融问题，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强调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目的仅仅是解决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吗？其实际执行中，真的是严格执行了吗（比如，财政对一家或几家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然后由央行全额购买或全额抵押贷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多少政府开支转嫁给了国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如果存在隐性或变相赤字货币化，是否应该去伪存真、回归本质，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 这其中还要特别注意到，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将国有资源大量变现，在增加资源性收入后，又扩大投资，投资在加杠杆，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中国，推动资源快速升值、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和财政收支矛盾有关？如果这其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从2015年开始，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回落，但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的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随之快速扩大。2020年伊始，又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急需财政发挥更大的救助和刺激作用（国际上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很快进入需要央行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的状况，要不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代货币理论”（MMT）与借鉴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己的政策准备（包括对相关法规做出必要修改）？ 四、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应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 一般情况下，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要控制其直接参与到投融资和经济活动中。但如果央行货币投放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和气候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这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则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此时仍过度强调央行独立性，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一定是在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不得不从后台走上前台，直接扩大投资或进行社会救助的无奈选择。因此，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规政策举措，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纪律约束、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具体实施时，也需要仔细论证财政是否必须出手进行救助、如何使用以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财政需要负债的规模是多少、是否需要实施赤字货币化等（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公众号上5月10日发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问题，关键是财政开支是否合理有效”）。 所以，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既不应认为其理论上绝对不可能，或者目前法律还不许可，或者目前中国可能还无需使用，或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简单粗暴地反对，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发行货币和财政发行债券都是依托国家信用（货币发行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进行的，依托的是以全社会财富为支撑的国家信用，而不是央行或政府自身的信用。政府发债只能基于其自身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同于货币发行依托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基础），政府就可以没有规则、不加限制、无需还本付息地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 (本文作者介绍：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永利 近期，关于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或者说能否由央行直接购买政府（财政）发行债券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此事直至关系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政策的把握，其影响巨大而深刻，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出现激烈争论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正所谓不辩不明。但也正因如此，发表观点就更需要保持客观理性、以理服人的态度，各种评论更需要避免“霸气发声”、“硬核怒怼”、“强力回呛”等刺激性字眼。 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需要从理论上是否可行，现实中是否需要，实施中如何把握等方面认真梳理，其中至少需要关注和解答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与发展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什么美、欧、日、英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走上了负利率、无限量化宽松、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路子，而且在央行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有人称之为“疯狂大放水”、“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按照传统货币理论判断一定会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或滞涨，反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僵化难改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在出现重大危机挑战时，及时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反而能更快地稳定住金融市场，避免真正酿成严重危机，而不实施这些举措的国家，反而会承受更大冲击和损失，其货币与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相比，不是升值，反而更加贬值？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确实出现了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难以偿还，货币和政府信誉面临极大威胁的状况，其根本原因何在，是否真的是因为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赤字货币化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贻害无穷，或者只有具备美元那样的全球霸主地位才能实施这些措施，并保持币值稳定吗？ 二、信用货币投放与运行的基本逻辑 突出变化及其深刻影响 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的投放，除首先需要央行购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主要是曾经充当货币的黄金、白银等），据以确定货币的币值以及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增强货币的信誉及可接受度，保持货币体系的传承和稳定之外，为什么更多地依赖社会主体（企业、家庭、金融机构、政府等）以扩大对货币投放机构负债的方式进行投放，并使货币总量与质量更多地决定于社会负债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情况下，货币总量的扩大到底主要是由货币供给方（如央行）决定，还是更多地由货币需求方（负债人）决定？为什么会出现货币需求不足而引发的通货紧缩？如何确保社会负债的质量？ 为什么需要将货币投放机构划分成“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赋予其不同的职责，并实施不同的财务约束和监管标准，由此形成货币投放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基本流程，央行原则上不会直接面向社会主体投放货币？这对货币政策传导有什么影响？ 货币投放社会后，除在不同所有者之间通过交易收付或者直接的投融资（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一级市场的直接发售）等实现转移和流通，因而形成货币在实体领域的流通市场之外，又在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形成银行间货币交易市场，以及各类证券化投融资工具和期货衍生品的金融交易市场（二级市场），并相应形成金融交易保证金存款（货币）的占用。这对货币总量和社会物价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都不会选择绝对的“零通胀”，而是把2%-5%的通胀率视作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温和通胀率”？为什么央行扩大资产规模和货币投放，并不代表全社会货币总量就会同比例扩张，货币总量的增长也并不代表社会物价总指数（通货膨胀率）的同比例提升？为什么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必然会出现“社会负债与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却不一定必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情况下，反而可能出现货币总量泛滥下的通货紧缩”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高货币”的局面）？如果央行实施零利率，但依然难以推动社会主体扩大负债以支持投放消费和经济发展，甚至还面临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挑战，那又怎么办，货币政策还有发挥作用的工具和空间吗？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货币政策实践历程与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实施前，央行与财政是一体化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一直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一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金融问题，1995年预算法、央行法颁布，强调央行不得直接购买政府债券或向政府提供透支，目的仅仅是解决央行与财政的关系吗？其实际执行中，真的是严格执行了吗（比如，财政对一家或几家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券，然后由央行全额购买或全额抵押贷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多少政府开支转嫁给了国有企业等社会组织）？如果存在隐性或变相赤字货币化，是否应该去伪存真、回归本质，并切实加强人大监督？ 这其中还要特别注意到，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控制的是非常好的，但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我国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将国有资源大量变现，在增加资源性收入后，又扩大投资，投资在加杠杆，推动经济加快增长，为加入WTO奠定重要基础，加入WTO之后，大量国际资本和产能涌入中国，推动资源快速升值、经济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府和财政收支矛盾有关？如果这其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关系，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从2015年开始，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增速快速回落，但财政减税降费和扩大支出的压力不断加大，各级政府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随之快速扩大。2020年伊始，又爆发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急需财政发挥更大的救助和刺激作用（国际上主要国家都采取了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计划）。这种情况下，中国会不会很快进入需要央行直接向政府提供融资的状况，要不要客观理性地分析“现代货币理论”（MMT）与借鉴美欧日等国的做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己的政策准备（包括对相关法规做出必要修改）？ 四、对财政赤字货币化应如何准确把握和有效运用 一般情况下，央行和财政主要通过利率、税率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主体的货币需求与投资消费的意愿进行逆周期调节，而要控制其直接参与到投融资和经济活动中。但如果央行货币投放利率降低到零，财政减税降费已失去空间，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仍面临很大下行压力，特别是由于重大结构调整（如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性高峰过后，受制于人口增长减慢和老龄化加快、地球和气候承受能力饱和等因素影响，全球整体上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地缘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或突发事件（如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的冲击，社会主体急速收缩负债和流动性，社会面临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枯竭压力，经济金融可能爆发严重危机时，政府或宏观政策应该怎么办？能放任不管吗？ 其实，这没有选择，政府或宏观政策必须采取超常规举措加以应对！其中，政府（财政）需要扩大负债并增加投资或社会救助，央行则须实施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加以配合。此时仍过度强调央行独立性，恐怕已经不合时宜。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一定是在宏观政策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失去作用，经济金融面临严重危机挑战的特殊时期，为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危机，政府不得不从后台走上前台，直接扩大投资或进行社会救助的无奈选择。因此，负利率、量化宽松、赤字货币化等并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常规政策举措，只能是应对特殊情况的超常规政策举措，只能用于应急维稳，而不是用于提高经济增速，必须提前确定适用条件、审批流程、纪律约束、监督管理、退出机制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控制。具体实施时，也需要仔细论证财政是否必须出手进行救助、如何使用以保证财政支出的合理性有效性、财政需要负债的规模是多少、是否需要实施赤字货币化等（相关内容请参见本人公众号上5月10日发布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是问题，关键是财政开支是否合理有效”）。 所以，对赤字货币化，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既不应认为其理论上绝对不可能，或者目前法律还不许可，或者目前中国可能还无需使用，或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简单粗暴地反对，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央行发行货币和财政发行债券都是依托国家信用（货币发行是基于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进行的，依托的是以全社会财富为支撑的国家信用，而不是央行或政府自身的信用。政府发债只能基于其自身的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同于货币发行依托于整个国家的财富基础），政府就可以没有规则、不加限制、无需还本付息地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而应从理论和政策上认真梳理，明确原则、做好预案。
5月21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表示，“我们确实很关注美国从政府层面在不断收紧对中概股公司的管制，我们内部在不断地研讨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在香港等地的二次上市。”李彦宏表示，“我们根本的判断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公司，上市的选择地是非常多的，并不局限在美国，所以我们没有那么担心美国政府的打压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中国日报）
【#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财政部部长刘昆：#政府过紧日子是长期方针政策#，不是短期的应对措施。今年中央本级压减了非急需、非刚性的支出超50%，但对工资等刚性支出是给予保障的，机关正常运转是有保证的。铺张浪费的钱决不该花，没有绩效的钱也决不该花，花了还要依法依规问责。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刘元春 采取赤字货币化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疫情超级冲击下采取的极端救助工具，一般需要以下几个因素作为其前提： 一是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难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救助目的，必须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推进各种救助举措。 二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已经没有，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赤字政策，并且政府赤字扩展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市场销售来完成。这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国债一级市场购买，帮助进行赤字货币化。 三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通常为零），国家通过财政债务融资与央行进行货币发行融资的成本负担基本相当，利用央行发行现金的负债替代财政赤字负债具有等价功能。 四是必须修订各种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的法律或启动各种例外条款，允许政府突破赤字上限并允许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国债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经济在疫情受到冲击后出现停摆现象，要全面启动中国经济，对冲外部经济体和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因此这对财政的空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是目前来看，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需求对财政空间提出挑战的压力并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超越其极限，并不存在实施赤字货币化的各种前提条件。 一是中国财政空间依然很大，中国从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空间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到60%的债务债务率和不到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使我们在当前疫情救助有足够的财政空间。 二是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没有失灵，其效果依然很好，同时中国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强劲的流动性偏好陷阱，货币政策的空间依然很大。 三是中国政府债务发行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国债发行并不存在需求缺失的情况，大量商业银行和居民持有大量现金需要购买国债这种安全性资产，因此，国债发行并不需要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进行购买。 四是要采取赤字融资必须修改或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五是必须深刻认识到赤字融资对经济治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带来的额外冲击。允许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中国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冲击特性来安排相应的政策，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把握一定的政策力度。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需要考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货币数量论”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偏离，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用货币存量描述杠杆率，用债务率衡量经济运行的状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没有前提条件的理论假说或政策主张。 在现代经济史上，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十分罕见的现象，在央行独立性规则和财政纪律法规化之前，很多国家都经常采用这种政策手法来应对财政收支压力。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在一些特殊时候，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有其必要性，因为任何政府的债务支出、社会的债务支出，最后都会转换成货币形态，只是看通过何种模式。 财政赤字货币化广义角度存在几种途径： 第一，财政部门发行国债，中央银行通过二级金融市场购买国债，并持有国家债务，其目的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调整货币供应和债券收益率曲线，辅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完成稳定价格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第二，中央银行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以帮助财政部门进行融资，并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债务持有和现金发放的扩表； 第三，通过债务减记，央行直接削减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降低政府债务负担； 第四，央行将持有的国家债券转换为零息永续债券； 第五，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现金； 第六，直接转移给财政使用。各级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工具的创新隐性将政府债务转换为货币信贷，并存在不补偿还债务的意图和能力。 应当明确的是，理论和政策关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主要是指第二到第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在本质上是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货币政策调整的必然手法，中央银行不仅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受国债发行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必须如期偿还政府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第六种形态在本质上是在隐形化和软约束化环境中的债务融资，比如2009年以后的各种投融资平台。在本轮疫情冲击下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以及“直升机撒钞票”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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