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早在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并首次在“六稳”之外提出了“六保”目标。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这引起了各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广泛讨论，包括财政赤字规模该多大、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等等。在“两会”之前，市场更是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激辩中国是否应该央行印钱给财政花，如特别国债直接向央行零利率发行。随着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应该说这些争论可以尘埃落地。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就定调了今年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对冲疫情的经济损失，而非强行刺激。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次甚至都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在此背景下，《报告》亮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底牌。 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预算赤字率都没有突破3%的红线。当然，这与发达国家动辄百分之一二十的赤字率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市场5%以上的高线预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外民间储蓄率的差异，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冲而非刺激经济的基本立场。 本次，《报告》对于赤字率“3.6%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疫情冲击加大，政府应该可以走快捷程序，比方说经此次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可视情况提高赤字率，但不必兴师动众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报告》还强调突破赤字率红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向市场宣示了中国政府依然恪守财政纪律的基本态度。 二是前述1万亿新增赤字、1万亿特别国债，合计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同时，强调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今年前4个月，我国政府狭义财政赤字11463亿元，同比增长2.80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4.5%，支出下降2.7%。可见，前期赤字增加主要是通过减收而非扩支，故市场对下阶段扩大财政支出已有一定预期，只是对于财政的钱如何花存在较大分歧。现在看来，这部分钱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由基层政府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这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将中央惠企利民的政策传导到企业家庭。 三是继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中提出，要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的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直接补贴企业家庭的思路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中国方案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将受制于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自我修复的进程；外国方案有助于国家更多分担疫情损失，但可能滋生道德风险且产生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增加后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报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等等。 为对冲海外疫情蔓延、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关于推动消费回升，《报告》指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关于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报告》强调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总之，与上次危机应对时相比，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更注重普惠性、市场化，财政刺激的重要性降低。 《报告》通篇对货币政策着墨不多，这更加凸显了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外，“两会”前夕，市场曾激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政府赤字率扩张不多、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市场挤出效应有限。即便按正方的观点，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央行印钞为赤字融资的地步。这方面的争论应该可以暂告段落。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仍有空间。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颜色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一、事件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二、点评 此次两会亮点在于没有明确提出GDP增长目标，而将政策重点转向稳就业与保民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扶贫和社会保障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第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实体企业与低收入群体亟需政策扶持。虽然两会并未明确GDP增长目标，但我们认为GDP仍需保持2-3%左右增速，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体现为通过稳企业来保就业，优先支持民生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与个人。财政政策一大亮点在于在财政收入受减税降费和疫情冲击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更加积极有为但仍保有节制，优先支持民生与社会保障，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以确保“六稳”“六保”。同时仍注重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两新一重”，以稳住中国长期经济基本盘。货币政策着重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为企业降融资成本提供融资便利，以保住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行情002847,诊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带来三份建议，分别是《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以下为建议详情： 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提升我国食品工业国际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民以食为天”，中国食品工业是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中的首位产业，也是全球第一大食品产业，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如今，食品工业正在向以营养健康为本的现代食品业、新兴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食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 一、我国食品工业进入转型发展关键期 我国食品工业大而不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般为2~4:1,2017年，日本就高达11.7:1，我国则仅1.7:1，同比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际食品巨头占据食品高端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凭借技术和产品优势，占有国际市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巨头雀巢，在全球80多个国家拥有500多家工厂，有近25万名员工，2018年，雀巢年收入 934.00亿美元，是中国乳业巨头伊利（118.91亿美元）的7.85倍。 当前，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的关键词。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食品制造业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从源头到消费终端的全过程中，生产、加工、包装、物流、仓储、营销、市场、服务等所有环节都已经开始和互联网融和，食品制造业的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日益成为食品行业中的发展热点，食品制造业的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 二、灯塔工厂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建设“制造业灯塔工厂”网络。“灯塔工厂”是“数字化制造”和“全球化 4.0”的示范者，拥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所有必备特征。它们改进了传统企业的生产系统，创新设计价值链，打造具有颠覆潜力的新型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经济价值。“灯塔工厂”代表了当前制造领域最先进的制造和数字水平。 “灯塔工厂”跨越了应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试点”困境，在运营和业绩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成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尤其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打通了端到端价值链，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旅程拓展到实体工厂范畴之外，囊括了数字化制造、供应网络对接、端到端产品开发、端到端规划、端到端交付、客户对接、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端到端‘灯塔工厂’与价值链上的不同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重塑客户体验。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它们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此外，借助数据共享和预见性分析，这整个流程也能得到优化。以国内某端到端“灯塔工厂”为例，他们以用户为中心，推行大规模定制业务模式，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与供应商相连的数字化平台），使直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了 28%，并实现了100%按时交付。 截至目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灯塔工厂”网络已拥有44位成员，其中12家位于我国。我国不仅是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端到端“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国家，“灯塔工厂”印证了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制造业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向好。 三、数字化制造加速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当今时期，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国际上来看，食品跨国集团加快全球布局，对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和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以及各种国际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外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有利于我国食品企业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食品工业保持高速发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食品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势不可挡，消费者对食品的营养与健康要求更高，品牌意识不断增强，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与日俱增的个性化需求、日趋激烈的品牌竞争、蓬勃发展的电商业务等，都在推动食品制造企业开展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食品制造业企业应着眼长远，将加速数字化转型作为重中之重，从而进一步增强供应链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打造食品“灯塔工厂” 引领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中国要追赶、超越国际巨头，成为世界食品工业的引领者，就必须站在技术前端，找准切入点，实现跨越式转型。我国巨大的人口和消费市场，为食品工业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的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食品企业要勇于创新，在“灯塔工厂”网络尚无食品企业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以排头兵和先行者的姿态，带动整个中国食品制造业从跟随向引领的转型，实现食品强国梦。为此建议： 1、将创建食品“灯塔工厂 ”纳入“十四五”产业规划。一是将食品数字化制造列入战略型新兴产业，从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和支持，从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向端到端的数字化转型，打造新的商业模式，为食品工业发展赋能。二是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开展食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制造技术重大专项研究，整合高校、院所和企业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进食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2、选择大批量定制方向，以“健康食品”产业为先导，实现食品“灯塔工厂”零的突破。端到端‘灯塔工厂’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能够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与供应商实时共享数据，快速应对需求波动。中国人口众多，仅糖尿病患者就达942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患症7000万人--2亿人，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需求量巨大，采用数字化技术，开发糖尿病、减肥专用食品，批量定制生产，通过部署可扩展的数字化平台（如大规模定制和 B2C 在线订购），无疑将会诞生一个巨大的市场，创造新的经济价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另辟蹊径，差异化的发展思路，也将推动我国食品企业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独占鳌头！ 3、培育食品制造业“灯塔工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选择国内食品头部企业，引导它们加速向数字化转型，成长为细分领域的“灯塔工厂”，从而引领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从食品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尽管我国食品工业基础、食品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只要以“务实、创新”的态度，前瞻的眼光，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实现“好食品，中国造”的梦想。 加强中非农业合作 推动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全球化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2019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2087亿美元，同比增长2.21%，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国家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充足的劳动力，发展农业经济大有可为，也为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和非洲国家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金融通为开展农业合作提供了保障，为“一带一路”非洲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产业优势互补、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方面，中国多种农业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和产业化开发经验适合非洲，双方具有巨大的农业产业化产能合作空间，可以开展产业和技术合作，提升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中非农业互补性强，非洲具有明显的农业资源优势，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业产品市场和农产品进口国，对非洲热带经济作物需求巨大，这为非洲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非洲国家向中国出口植物油、谷物、棉花、林产品和畜产品， 如：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赞比亚的蜂蜜、乌干达的坚果等，双方贸易互补性强。 中非农业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非农产品贸易体量只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3.2%，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我国企业非洲农业投资企业遭遇瓶颈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投资非洲农业产业，整合农业资源优势，布局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但随着农业产业向深度、广度发展，体制和机制的矛盾，逐渐显现，导致我国企业投资农业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困难重重。 一是农业产业链长，非洲农业投资企业统筹规划、抗风险能力弱。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 涉及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非洲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技术较低， 机械化服务水平不高， 电力设施保障不足， 水利设施老旧匮乏， 仓储设施远不能满足需求， 物流体系也不发达， 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 交通运输条件恶劣。一些非洲国家农产品出口附加值很低，农产品加工限于小作坊生产，达到进口国标准难度较大。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规划，为农业投资企业营造农业投资的环境。 二是沿线非洲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瓶颈多。中非农产品贸易存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不对接及关税问题，使得非洲向中国出口的大宗农产品面临一些准入问题，目前允许向中国出口农产品非洲国家数量及农产品品类较少。如西非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等非洲棉花主产国与我国棉花进口存在较强的对接需求；湖南作为农业大省，对非洲咖啡、可可、腰果等进口需求较大，但由于非洲主要产地不属特惠税率国家，产品不能享受特惠税率，进口企业为降低成本，通过东南亚国家初级加工后再以东盟自贸区协定税率进口。 三、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及发展农业贸易的建议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须要有全球化战略视野，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为民族品牌走向全球打造通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投资建厂，充分利用原产地在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优势和税收优势，实现更广范围、更高质量的海外布局，是推动中国企业和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加强中非农业合作，提升非洲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设立中非自由贸易区，加大互补型农产品贸易，实现贸易投资多元化，是推动中国农业企业在非洲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 1、深化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加工。针对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农业产业化落后，并期望改变的现状，由国家部委牵头协调，省市对口相应国家进行扶助，制定规划方案，从种养殖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进行深度合作，组织国内资源组团出海，有序投资，为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农业产业投资，营造一个优质的发展平台。鼓励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立符合中国市场标准的生产加工基地，探索从源头解决进口农产品质量标准问题。 2、鼓励中国食品龙头企业布局非洲国家，打造国际品牌。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本质就是整合资源，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全球第一茶叶品牌“立顿”，年产值达到数十亿美元，茶叶主要来源于斯里兰卡、肯尼亚、中国等国家，是整合资源打造国际品牌的经典案例。国际食品巨头全球化发展主要有收购兼并和从零开始发展业务两种方式。非洲工业基础薄弱，中国食品企业进入非洲，需要借助自身的品牌、技术、资金、管理优势，整合非洲国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劳务力优势，从农产品加工业起步，丰富产品，提升品质，打造竞争优势，逐步向国际品牌发展。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龙头企业以非洲国家为起点的国际品牌战略投产，引导激励中国食品通过不同路径向世界企业进军。 3、优化政策环境，促进中非农产品贸易。市场是决定企业发展空间的关键因素，企业在向国外输出品牌和技术，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拼图；引进优势互补型农产品，也将为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奠定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议国家从优化政策空间入手，消除与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障碍，扩大农产品进口目录清单，确保互补型农产品直接进口，从政策层面上消除第三国贸易通关现象。 4、设立湖南中非自贸区，打造中非农业经贸合作先行区。自贸区将为国内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我国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和2017年，湖南提出了《关于批准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议》。规划在湖南省，面积约120平方公里的长沙、岳阳和郴州三个片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国家批准湖南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自贸区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和新机制。一是针对中非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现状，试点推进对非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结果国际互认工作，加快非洲国家优质农产品进口检疫准入进程，特别是对非洲已经成功出口至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在检疫准入评估过程中予以充分考虑。推进中非海关互认合作。二是探索中非经贸合作的新模式，建设非洲在华非资源性产品集散和交易中心，探索开展中非易货贸易，创新对非经贸合作金融平台和产品。三是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平台建设，包括一些农产品贸易的公共服务平台，如在岳阳建设水果进口指定监管场地，支持一些棉花主产国开展定向合作，支持扩大非洲的咖啡、可可、腰果等优质农产品扩大进口。 5、推动合作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框架下，设立的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推动了中非在贸易、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签署了84项合作文件，涉及金额208亿美元。目前，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已经永久落户湖南，建议国家支持湖南办好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相信在祖国强大的支持下，企业一定会爆发出最强劲的活力，创造出更多的国际品牌，拓展出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 依托科技创新 推动中国食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学武 食品工业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传统民生产业，在当今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建国70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食品工业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营业收入81186.8亿元，同比增长4.2%；利润总额5774.6亿元，同比增长7.8%，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食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法》得到修订和实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成效显著，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保障水平也逐步提升，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7%以上。 一、中国食品工业进入价值提升关键期，科技创新能力凸显 70年间，作为全球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贫饥、温饱、小康到安全健康四个需求阶段的极速变迁。它精彩地凝缩和跨越了发达国家食品工业的百年发展史。科技创新成为带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近年来在食品非热加工、包装材料、在线监控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共性技术，部分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一批关键技术实现了国外输出，例如超高压、挤压重组技术等；屠宰加工、饮料灌装、乳制品加工等重点领域装备技术进步加快推进，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不断提升，部分装备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万吨油脂加工装备、肉品加工装备等；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占主导地位，例如浓缩苹果汁占世界市场的60%，番茄酱占世界市场的1/4。食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中国的食品科技经历数十年积累，已经进入了“从高原到高峰”的关键隆起期。今天，当我们以全球最大的食品学科群，以世界食品领域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与授权数，双获第一的实力，支撑强大的中国食品工业持续发展时，几代中国食品人梦想的“大食品、大科技”的蓝图，正在成为现实。在软科发布的2019年全球食品学科排名前10的榜单中，我国大学占据了5席。 当前，食品产业发展处于一个新时代。中国食品工业正处于转型与价值提升的关键节点。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食品行业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竞争；从规模效益向“健康品牌效应”的升级；从单一的产品竞争转向支撑这一产品竞争背后的企业研发实力的较量；食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到位及价值的提升。价值、健康、创新已成为食品工业的关键词。企业不再盲目扩张，而是在结构调整、升级上下功夫，投资技术改造和创新项目，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加速器。 二、我国食品工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食品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当前我国食品面临的问题： 一是引领性基础研究少。2008年至2018年间，在自然科学三大顶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食品相关论文分别为48、62篇和42篇，其中我国作为主要完成单位的论文仅分别为1、5篇和3篇。 二是领跑技术比例小。美国、日本和德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分别占48%、29%和13%，而我国在食品领域领跑技术比例仅占5%，与主要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发达国家主要以企业研发为主，产业化阶段技术比例在80%以上，而我国食品技术产业化比例低。 三是装备自主创新能力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食品智能装备专利占全球80%以上，而我国食品装备年进口额近300亿元，大型食品企业80%的关键高端装备依赖进口。 四是加工增值和资源利用不足。美国和日本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分别为3.7：1和11.7：1，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小于2：1。我国食品工业消耗巨大资源和能源，包括年用水约100亿吨、耗电2500亿千瓦/小时、耗煤2.8亿吨、废水50亿平方米、废物4亿吨。 五是食品毒害物侦测国外依赖度高。我国快速检测产品集中以农兽药残留为主（占比80%），受国际认可不足10%。食源性致病菌等核心检测试剂和毒素标准物质高度依赖进口。复杂基质分离材料国产产品占比不足15%，用于8种微生物快速检测的84个检测产品几乎没有国产产品。 六是生鲜食品储运损耗大。美国蔬菜加工运输损耗率1%至2%，荷兰向世界配送果蔬损耗率5%，日本生鲜农产品产后商品化100%。而我国生鲜农产品物流损耗率较大，分别为：果蔬20%、肉类8%、水产品11%、粮食8%，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仅8%，储运损耗方面损失高达千亿元。 三、加强我国食品产业科技创新的建议 面对资源、能源及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传统的食品加工技术正经历深刻的变化：现代食品绿色加工与低碳制造技术的创新发展，已成为食品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食品装备助推全球食品产业快速转型升级；食品危害物形成规律与控制机制研究，食品加工制造与物流配送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开发，成为国际食品安全科技领域的研发热点；智能高效全程冷链物流的发展催生食品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健康食品精准制造将成为未来我国食品战略趋向。 新一轮食品科技创新已在全球兴起，食品合成生物学，食品精准营养与个性化制造，食品装备智能制造等，方兴未艾。中国必须依托科技创新的力量提升中国食品工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水平。为此建议： 1、进一步完善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做法，制订食品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在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研究制订食品领域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十四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强化食品科技创新顶层设计，超前部署食品科技重大战略方向和重大任务，加强食品营养健康工程、食品绿色制造工程、食品安全主动保障等重点领域的专项研究。积极发挥院所基础研究主力军的作用，同时出台政策，引导、激励食品企业参与食品科技领域基础研究。 2、加大对食品科技创新投入。一是加大财政资金投入。食品工业是我国重要支柱产业，“十四五”是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关键期，当前要加大食品科技领域投入，提升食品工业水平，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推动食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争规模以上食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向制造业看齐。 3、重视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强化产学研融合。进一步加强食品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中心等基地平台建设方面给予重点扶持，打造食品领域战略科技力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是食品科技创新的核心主体，应建立有效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三者在食品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化三者在产、学、研的整体融合。 4、创新融合发展。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大力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竞争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食品领军企业；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带动三产、拉动一产，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融合创新链。 5、加快食品工业“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设立境外技术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科技交流合作，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创新体系，抢占制高点。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早在今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的重要判断，并首次在“六稳”之外提出了“六保”目标。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 这引起了各界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广泛讨论，包括财政赤字规模该多大、财政的钱该怎么花，等等。在“两会”之前，市场更是热议“财政赤字货币化”，激辩中国是否应该央行印钱给财政花，如特别国债直接向央行零利率发行。随着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应该说这些争论可以尘埃落地。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要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这就定调了今年政府的经济工作主要是对冲疫情的经济损失，而非强行刺激。鉴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次甚至都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在此背景下，《报告》亮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的底牌。 一是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预算赤字率都没有突破3%的红线。当然，这与发达国家动辄百分之一二十的赤字率仍不可同日而语，也与市场5%以上的高线预期还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了中外民间储蓄率的差异，以及疫情发展阶段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冲而非刺激经济的基本立场。 本次，《报告》对于赤字率“3.6%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疫情冲击加大，政府应该可以走快捷程序，比方说经此次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可视情况提高赤字率，但不必兴师动众地再开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报告》还强调突破赤字率红线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向市场宣示了中国政府依然恪守财政纪律的基本态度。 二是前述1万亿新增赤字、1万亿特别国债，合计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同时，强调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今年前4个月，我国政府狭义财政赤字11463亿元，同比增长2.80倍，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4.5%，支出下降2.7%。可见，前期赤字增加主要是通过减收而非扩支，故市场对下阶段扩大财政支出已有一定预期，只是对于财政的钱如何花存在较大分歧。现在看来，这部分钱将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由基层政府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这有助于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将中央惠企利民的政策传导到企业家庭。 三是继续强调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报告》在“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工作部署中提出，要强化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放水养鱼，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前期出台六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超过了去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的水平。 这与发达国家直接补贴企业家庭的思路有所不同，二者各有利弊。中国方案有助于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复苏将受制于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自我修复的进程；外国方案有助于国家更多分担疫情损失，但可能滋生道德风险且产生较大的财政资源浪费，增加后期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的难度。 不过，中国政府仍然高度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报告》从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部署，如：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人员及时纳入低保；对因灾因病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都要实施救助；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给予扶持；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县城学校建设，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帮助民办幼儿园纾困，等等。 为对冲海外疫情蔓延、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但《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关于推动消费回升，《报告》指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 关于扩大有效投资，《报告》提出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优选项目，不留后遗症，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 关于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报告》强调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总之，与上次危机应对时相比，这次扩大内需的政策更注重普惠性、市场化，财政刺激的重要性降低。 《报告》通篇对货币政策着墨不多，这更加凸显了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中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报告》多次强调，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要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此外，“两会”前夕，市场曾激辩“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现在看来，政府赤字率扩张不多、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不大，市场挤出效应有限。即便按正方的观点，恐怕也不至于走到央行印钞为赤字融资的地步。这方面的争论应该可以暂告段落。但是，财政货币政策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仍有空间。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颜色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一、事件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二、点评 此次两会亮点在于没有明确提出GDP增长目标，而将政策重点转向稳就业与保民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扶贫和社会保障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第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实体企业与低收入群体亟需政策扶持。虽然两会并未明确GDP增长目标，但我们认为GDP仍需保持2-3%左右增速，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体现为通过稳企业来保就业，优先支持民生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与个人。财政政策一大亮点在于在财政收入受减税降费和疫情冲击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更加积极有为但仍保有节制，优先支持民生与社会保障，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以确保“六稳”“六保”。同时仍注重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两新一重”，以稳住中国长期经济基本盘。货币政策着重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为企业降融资成本提供融资便利，以保住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广泛热议，资本市场也有所反应。我作为连续三届的地方人大代表，可能比一般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是件好事 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居民更关心本国的GDP增长目标了，这也使得海外媒体也格外关注我国的GDP目标。每年年末，我们都要预测下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目标，去年年末，我预测的GDP增长目标是6%左右，CPI为3.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我相信这两大预测结果都能应验。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并蔓延到全球，尽管中国疫情得以顺利控制，但全球下半年疫情能否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故不设目标合乎逻辑。 实际上，笔者认为全社会长期存在对GDP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和过度解读问题。昨晚我与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泰证券李玮董事长沟通，询问他什么时候拿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他说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拿到，与媒体直播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全国人大的会议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关注度过高使得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披露的时间被严格规定。 地方开两会，通常在开幕式前一天，人大代表们就已经拿到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纸质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保密材料；而且，在正式报告发布以前，人大代表们和社会各界提前约一个月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六天前，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所在的城市刚开完两会（因疫情而延迟），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居然为6.5%，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啊。我解释说，该城市有它的苦衷：省里的两会疫情前就开过了，确定的GDP目标为6.5%，该城市不能“拖后腿”，而全国两会还未召开，不知道会定什么目标和怎样力度的政策，故该城市只能与省里之前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保持逻辑一致。 事实上，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通常分两类，一类叫约束性目标，另一类叫预期性目标，前者必须得完成，后者不一定要完成。 例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有13个约束性指标，也就是说，必须完成的全都是涉及资源环境和民生福祉方面。在民生福祉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都被列入约束性指标。 另外12个指标属于预期性指标，如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等。这表明，这些指标需要去努力完成，但不是必须实现的。 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早就把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应该去关注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执行情况，这才是硬指标。 因此，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说不定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目标而去做一些“重复建设”等事情；不设目标则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和“六保”，从而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小微企业、关注民生、关注就业。 从其他目标反推GDP“隐含目标”：3-4% 虽然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但报告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目标”。一方面，报告仍然设定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从往年情况来看，1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对应新增就业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221.6万，中泰宏观首席梁中华据此认为，今年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在3-4%之间。 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根据财政赤字率反推的名义增速约为5.4%，按照GDP平减指数在1-2%之间，那么实际增速大概也是在3-4%左右。 那么，靠什么来实现新增就业900万和对应3-4%的GDP增速呢？我认为还是靠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主要靠基建投资，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新基建。在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的情况下，更不要期待房地产政策有什么放松，而且报告也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说明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虽将比去年有所下滑，但幅度不会过大。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由此推测，今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靠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估计要达到7-8%左右的增长，才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3-4%左右的增速。 中泰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判断，医疗卫生领域仍将是建设重点。因为新冠疫情显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未来大的趋势将聚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对具体投向都做出了明确要求；（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 在稳消费方面，报告提出：“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说明稳消费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是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二是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社保标准，让老百姓敢消费。 货币政策空间大于财政：降息仍会持续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地方专项债的规模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而且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的提升大幅放缓，也为今年政府加杠杆腾出了空间，但考虑到仍有很多隐性债务存在，以及地方到期债务压力巨大，故丝毫不能放松支出的口子。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节约财政”，财政要“提质增效”。这在今年各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即要大力压缩政府部门的日常开支，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中小微企业的减负和民生投入。 在两会之前，学术界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如今，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发国债的规模之和也就2万亿，不会给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挤出效应”，只要央行继续降准和发放再贷款就足够让“流动性适度和充裕”了。因此，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层希望财政支出能够“细水长流”，倒是货币政策的空间稍大。 之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有以下理由：自2018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设定具体目标，2018年的表述为“合理增长”，2019年的表述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今年的要求为“明显高于去年”。假设今年的名义GDP为5%，M2为10%（去年为8.7%），那么M2-名义GDP高达5个百分点，相比19年的1个百分点，大幅上升。 此外，目前某些期限的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已经出现了“倒挂”现象，适度下调存款利率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报告中提及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工具呢？应该是结构性的工具吧，旨在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产生各种套利。 随便提一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提及较少，只是分别就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分别提了一句话的要求：”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可见，今年经济重心还是放在重振实体经济方面。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中央支持地方，银行让利企业，富裕扶持贫困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稳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首先，在支持地方方面，“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样的压缩中央财政支出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又提到，“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支持地方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强烈，都十分罕见。 其次，在均衡社会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报告》的表述也十分明确：“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说白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全社会经营收入构成中的占比过高，早就成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了。以上市公司为例，所有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净利润占比接近一半。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6.8%，但金融业增加值居然达到6%。 为此，《报告》“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第三，扶贫方面的力度继续加大，因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扶贫是底线，今年必须“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GDP不设目标，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变，全面脱贫的目标没有变，一定要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此，提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根据蚂蚁金服运用大数据估算，中国个体经营户的就业人数约为2.3亿人，因此，在疫情之下，确保个体经营户能够活下来，就是保就业的最好办法。据统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0次提到“就业”，2020年则39次提到“就业”，提及频率增长30%。就业改善，对于全面脱贫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存量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分化，包括区域经济、居民收入、产业和行业、头部与非头部企业这四大分化。这也给全面脱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为此，我在去年7月参加克强总理座谈会的时候，建议“当前经济改革核心是重塑利益格局，把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及部门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和协调。”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大型企业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要与中小微企业共生共荣，银行则要向中小微企业适度让利。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体现了总理的这一理念。 通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并不觉得该报告超出或不及预期，该报告实际上与今年以来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非常一致，即保持定力，切合实际，底线思维，意在长远。而有些市场人士总是盼着大干快上，高举高打，短期纵然可以实现翻番目标，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
本报记者 朱宝琛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请，日前已经获得上交所的受理。这是5月份以来，唯一一家获得受理的来自西部地区的企业。截止到5月20日，当月受理的科创板上市申请企业数量为27家。 同时，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根据证监会发布的首发企业基本信息情况表，截至上周末，申请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排队上市的企业共有428家，其中，来自西部12省区市及比照执行的地区首发在审企业为32家。 此外，目前，来自西部地区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为500家，相较于整个A股市场3860多家上市公司，占比仅为13%左右。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偏少，原因何在？益学投资金融研究院院长张翠霞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给出的答案是：在于整个经济不发达，资金和资源相对匮乏，没有通过资本市场引导融资资源流向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逐年递增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状态。”张翠霞说。 一个可以佐证的数据是，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即2017年、2018年和2019年，西部地区的IPO募集金额分别是150.55亿元、160.83亿元和336.97亿元。 这离不开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而最新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再次为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好声音”。 《指导意见》提出，“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境内外发行上市融资、再融资”“西部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适用绿色通道政策”。 事实上，早些年的时候，证监会就为西部地区的企业上市优先安排审核，同时，均衡安排沪深交易所拟上市企业审核进度，缓解两个交易所拟上市企业排队不均衡的状况；深交所和上交所相继在成都成立了资本市场服务西部基地，都将为企业提供融资等资本市场一揽子综合服务。 政策支持只是一方面。在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看来，沿海东部地区的科技企业非常集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是一些资源类的企业，近几年，随着西部数据中心以及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为IPO数量上升打造了一定的条件。 极米科技，位于四川成都，是成都高新区新经济领域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自2013年创立至今，已经成长为中国投影机市场龙头企业。而公司在飞速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资本的青睐：成立以来已经获得累计金额超过10.6亿元（公开披露）的7轮融资，投资人包括百度、经纬中国、赛领资本等知名企业或一线投资机构。 之所以选择在成都发展，极米科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其一，四川有较多的高校和老牌科研机构，可为极米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其二，四川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对创业企业有很多政策支持；其三，四川正在高速发展，而且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借力资本市场，四川省的诸多企业实现了高速发展。根据四川证监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129家上市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7369.5亿元，收入同比增长14.9%，高于同期省内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8%的增速；上市公司收入规模占全省GDP比重提升0.2个百分点，达到15.8%。 2019年至2020年一季度，四川15家上市公司通过IPO、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实现股权融资132.9亿元，12家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公司债、可转债等方式获得债券融资251.5亿元。 除了四川省，陕西省的资本市场发展也正不断发力，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公司受到资本的青睐。 来自陕西西安的中科创星，是“硬科技”理念的缔造者和“硬科技”投资的先行者，旗下管理的中科创星旗下管理的西科天使一期、西科天使二期、西科天使三期、北京硬科技创投基金等数只已经运行的基金，目前已孵化培育290余家“硬科技”企业，市值超600亿元。而投资的100多家西部地区企业中，除了来自陕西本土的，还有来自四川、贵州等省（市、自治区）。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部地区有很多科研院所及高校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日益凸显。“硬科技”是在西部地区提出的，未来也将持续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凝集社会力量去掌握经济底层的原动力，助力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西部能够发展起来，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才能让中国经济全面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部署，西部的开放及发展，可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米磊说。 西部地区企业受关注度会加大 政策次第推出，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展动力十足。 “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加大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从证券行业角度看，会直接加大对西部地区企业的关注度。而通过梳理西部企业的项目储备，可以预见的是，西部企业上市公司的数量将会得到改善。”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张翠霞看来，国家再次提出提高西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支持企业发新上市融资等，有利于整个西部地区一些核心的、优质的行业龙头或者细分行业龙头公司抓住机遇，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同时，支持西部地区的直接融资，可以促进上市公司的规范发展，树立市场对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信心，发挥资本市场对地方经济的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可以实现吸收社会资本投资西部地区企业，有利于资金的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 西部地区如何抓住机遇？ 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体而言，西部地区在如何用好金融工具，提升资本市场的活跃度方面，大有可为。在企业的债券发行、打造出特色产业等方面，都可以重点发力。 胡晓辉认为，从融资角度看，企业上市或者新三板政策放开，并不等于上市企业会一下子增加很多。企业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但是重组、债券等方面，机会可能更大一下。 他同时认为，地方政府要先“走出去”，到江浙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走访取经，对辖区内的地方融资平台梳理定位，制定改制方案，逐步增加经营性现金流，增强融资能比。同时，有计划地利用部分融资扶持辖区优质企业，陪伴企业一起成长，以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升级趋势凸显，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陈雳说，后续，西部地区有望有序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川等区域核心省份有望率先发力。 极米科技也会抓住这一机遇。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是成为积极创新影响世界的杰出科技公司，未来将继续保持在技术领域的同业领先地位，积极投入研发资源，探索行业前沿技术，巩固公司在图像自动校正、画质优化等领域的技术壁垒，使公司产品的使用体验不断优化；实施市场开发计划，进一步夯实中国投影设备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同时积极探索、开发欧洲、北美及日本等其他区域市场；销售渠道建设方面，计划稳妥推进线下渠道建设，探索加盟店等形式的渠道拓展方法，并进一步巩固核心线上销售渠道；继续提高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完善各项业务流程的决策机制及流程，为公司的战略管理、人才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与保障，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编辑 张明富 乔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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