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闫立良 5月7日，德勤发布的《砥砺前行，智启新章：2019-2020中国银行业发展回顾与展望》报告认为，低成本普惠资金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而企业资产质量稳定利好银行长期盈利。 报告指出，境内大型银行在过去三年的平均盈利增速维持在8%左右，营收能力稳健。随着内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包括全球降息潮、监管趋严等影响，未来营业收入或将持续承压。2019年，境内外银行的拨备前利润增速均有下滑，主要是因为成本费用上升所致，加上近年部分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以及员工成本上升等原因，也导致业务及管理费上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对平滑，2017-2019年增速维持在5%左右，2019年增速与拨备前利润增速差收窄，表明存量不良贷款风险逐步出清，不良贷款率下行，拨备覆盖率逐年夯实，拨备消耗利润影响程度下降。 德勤中国审计及鉴证合伙人施仲辉表示：“截至2019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逾180%，贷款拨备率超过3%，可见银行拨备充足并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新冠病毒疫情无可避免地会对金融机构业务和业绩表现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总体来看还在可控范畴，惟复工复产后的疫情管控措施对国内中小企业的影响较大，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也导致全球供应链暂时性停滞以及外贸订单后继不振等。”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持续支持实体经济，企业信贷需求增速上行，银行信贷增长也预期加快（一季度银行业各项贷款新增近7.1万亿元）。政策贴息以及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和展期进一步缓解企业财务压力，防疫专项再贷款3，000亿元使小微企业利息成本低于1.3%，再贷款再贴现5，000亿元使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降至2.5%以下。 施仲辉补充道：“金融科技具备共享、便捷、低成本和低门槛的特征，与普惠金融天然契合，也为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奠定了技术前提，从而可惠及更多‘长尾客户’，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将成为重要的业务增长点。” 报告认为，2019年境内大型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明显发力，并开始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研究院等，快速推动金融科技的转型，部分银行也发布了金融科技成果，利用金融科技的投入进一步助推其盈利能力，获得更多投资者的认可。银行结合自身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或将成为获取更高市场估值的出路。 德勤中国审计及鉴证合伙人曾浩表示：“今年一季度以来，人民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精准释放流动性，支持普惠金融和三农小微。各商业银行充分利用灵活的信贷政策及低成本普惠资金，精准实施信贷投放，促进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总之，经济稳则金融稳，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中国银行业有能力继续穿越周期，稳健经营，与实体经济和普惠金融服务相互促进，形成新的良性循环。”（编辑 张明富）
本报见习记者 石运来 近日，记者从蓝海股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蓝海股权”）获悉，继蓝海股权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出质登记业务获批后，《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管理办法》正式通过相关部门的联合备案，蓝海股权开展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业务成功获批。 据悉，开展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托管，有利于推动企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促进企业股权规范流转；有利于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的问题；有利于建设以股权融资为核心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促进企业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0年3月底，蓝海股权1698家挂牌企业全部完成登记托管，托管率100%，在全国区域性股权市场处于前列。通过托管、规范、培育，海容冷链、青岛农商行等企业实现A股上市，12家挂牌企业登陆新三板，2家企业启动海外上市，20多家企业启动“新三板”，5家企业实现并购。目前，蓝海股权是全国首家服务农村商业银行成功上市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也是全国首家托管解决企业“三类股东”问题的区域性股权市场。 蓝海股权表示，未来将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积极用平台思维做发展乘法，谱写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的生动实践。（编辑 田冬）
本报记者 王丽新 4月27日，据《证券日报》记者获悉，建业新生活于近日通过聆讯，由法国巴黎银行担任其独家保荐人，计划集资3亿美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世茂服务、金融街服务等多家物业管理企业都在推动赴港上市事宜，其中有的企业已于年内完成上市，但多数还在路上。而建业新生活于2019年11月便已递交了赴港上市的IPO招股书。 据公开资料显示，建业新生活是建业集团下属公司，最早业务开始于1994年，为给建业集团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而设立，目前集团下属建业地产已经在港交所上市，而此次分拆物管公司上市是建业集团多板块布局驱动的结果。 据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6月30日，建业新生活的物业管理及增值服务覆盖河南全省18个地级市（包括104个县级城市中的73个），且服务269项物业中逾一百万业主及住户，管理各种物业组合，包括住宅物业、商场、文化旅游综合体、商业用公寓、办公楼、学校及政府机关物业。2016年至2018年及截至2019年6月30日，建业新生活分别录得收入3.49亿元、4.61亿元、6.94亿元、6.8亿元，在管建筑面积分别为1679.4万平方米、2036.1万平方米、2568.8万平方米、4175.2万平方米。 在股东架构方面，建业新生活的控股股东为胡葆森先生，其持有94.16%的股份；王俊先生持股4.96%；东英金融持股0.88%。 值得关注的是，有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胡葆森掌舵的建业地产是唯一一个以“省域化”布局实现了千亿元销售规模的房企，但在快速发展背后，同样面临毛利下滑、负债上行的现实问题，胡葆森控股的建业新生活若实现上市，即有了新融资平台。据悉，随着建业地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胡葆森主动减速，将该公司2020年的重资产销售目标定为800亿元。 “开发主业规模若控速发展，旗下物业板块想要实现规模发展，无疑需要上市带来的品牌溢价、融资渠道和获得认可的高估值，才能进一步扩大在管物业面积。”上述人士称，建业新生活若实现上市，也就有低成本的资金扩展物业管理规模了。 “近两年，房企或集团分拆物业板块上市欲望强烈。一方面，物业板块上市之后会获得金融机构青睐，有新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物业品牌的建立，对开发主业新建住宅溢价率提升有所反哺。”某物业企业高管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巧合的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加深了物业人员与业主的信任体系强度，在基础服务和增值性服务业务方面都有正向影响，可谓物业企业上市的绝好机会。 “疫情提升了物业费收缴率和社会认可度，资本市场关注的是物业本身有稳定收入，这是物业公司的机遇。”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时，物业上市企业在此次疫情中财务状况受影响相对很小，反而股价一度大幅上涨，所以预计接下来将有更多物业公司走向资本市场。（编辑 孙倩）
本报记者 朱宝琛 在浙江湖州市织里镇开了一家小型童装厂的倪先生，最近朋友圈里发送的，基本上都是关于童装的图片。 这位80后的企业主，此前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对服装厂迟迟不能开工深感担忧。不过，现在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他的童装厂的生产也已经步入正轨。 “现在童装的出货量还行，跟去年差不多。”4月27日，倪先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业界普遍认为，中小企业活，则社会经济活;中小企业兴，则社会经济兴。稳住中小企业，就是稳住经济的“半壁江山”。 倪先生的童装加工厂，可以看作是国内众多中小微企业的一个缩影：“元气”正在慢慢恢复。 可以佐证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日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工业和信息化部对部分云平台大数据监测显示，截至4月15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为84%。而两个月前这一数字尚不足30%。 “为稳定亿万家庭生计、稳住国内就业大局，国务院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预计未来会有一揽子的相关扶持政策陆续出台。”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他建议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合力效应。货币政策继续加大信贷力度，帮助更多的受困中小微企业“活下来”，稳定“基本盘”；财政政策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让能活下来的企业“活得更稳健”。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逐步落实落地，企业复工复产不断加快，工业产品销售开始回暖，企业利润呈现一些积极变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36.7%（2009年5月以来的次低值），前值-38.3%。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小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利润降幅不同程度收窄。 “可能与前期国家出台的定向扶持政策有关。”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国家已经陆续出台政策扶持中小企业，但政策落实尚需时间，产业链上下游需求的打通也需要行业合力。若后期全球需求持续性疲软，且供应链中断时间持续较长，企业资本支出和现金流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中小企业现金流压力将对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形成压制。 他同时表示，小微企业是“六个稳”与“六个保”的交集——“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宏观政策从结构上而言，应该更多向小微民营企业倾斜，短期内以纾困为主。 伍超明建议，要加快落实已出台的货币扶持政策，将资金尽快发放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手中，以解其燃眉之急，让更多人的企业“活下来”，加快企业复工复产。要加紧推出更大力度普惠性财政援助政策，如抗“疫”特别国债规模提高至2万亿元以上、狭义的赤字率提高至3.5%，保证普惠性财政援助的资金来源；直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提供补贴或资金支持，帮助其渡过难关。同时，要加紧落实《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到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此外，建议鼓励部分中小微企业加快并购重组。这一方面可有效缓解处境艰难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防止企业破产清算、职工失业，且规模扩大后，企业融资渠道或明显拓宽，融资成本也有望进一步下降，企业抗风险能力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企业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帮助其增强市场话语权、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编辑 上官梦露）
新三板企业奔向精选层的“脚步”停不下来，第二批四家申报精选层公司来袭。截至4月28日截稿时止，日内新增国源科技、艾融软件、晨越建管和流金岁月4家公司申报精选层，且都已公告停牌，目前申报企业累计已达7家。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继首日3家申报精选层的企业因递交材料而正式停牌后，4月28日又有4家企业申报，这表明拟申请企业前期的精选层准备工作很充分，也显示了新三板企业对精选层的信心和渴望。预计在五一假期前的两个交易日还会有超过5家以上的企业递交申请，4月29日或产生第一家精选层正式受理企业，新三板巿场对此充满期待。 “这4家公司完成验收辅导的时间也比较靠前，相对第一批营收和规模体量较大的细分行业龙头公司，第二批获批公司也有相应的特点。”安信证券新三板研究负责人、研究中心总经理助理诸海滨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流金岁月是从IPO排队后变换到精选层申报的公司，艾融软件属金融IT行业的代表，长期服务工商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这类金融行业巨头。另外，晨越建管虽然是从建筑工程领域的咨询服务公司，但近几年增长非常稳定，每年复合增长30%，2019年净利润达到7100万；国源科技专注于地理信息和农业大数据领域，在国土和农业确权领域领先。 本报记者梳理后发现，这四家企业各具不同的盈利模式和行业特点。流金岁月是电视频道综合运营服务商，该公司已累计获得30余家省级卫视频道、10家购物频道、3家卡通频道对公司提供覆盖服务的授权，为10余家电视频道提供电视剧、电视栏目营销推广服务，在二轮独播、省级地面电视台发行中有一定优势。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98亿元，同比增长12.79%，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5117万元。 主营业务为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晨越建管，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营收占比集中在5%左右，通过提供工程咨询服务获取相关业务收入。公司现已具备覆盖工程咨询全产业链的专业资质，涉军、涉核、涉密，业务领域广泛，具有较强的业务承接能力，是国内一流、全产业链运营的工程咨询企业。该公司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67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7064万元。 另外，艾融软件专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金融IT解决方案供应商，金融科技核心领域产品全覆盖，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3亿元，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4343万元。该公司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期限均已连续超过5年，包括工商银行、上海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始创于1998年的国源科技在国土和农业确权行业领先，专注于地理信息和农业大数据领域，2019年营收3.22亿元，归母净利润4570万元。该公司自主研发了五项核心技术，取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近年加大研发投入，拟建立农业地理大数据平台。另外，同行业挂牌公司有68家，其中创新层企业有7家，而从营业收入、净利润、研发费用角度看，公司排名均在前三。 本报记者还注意到，截至目前，又新增2家企业通过辅导验收，分别是佳先股份、亿童文教，因此累计已有15家企业通过了辅导验收。另外，至少有30家中小券商和投行积极参与到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这也利好券商投行业务的发展。 “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与IPO的较大差异性，为中小投行提供更多机会，特别是有特色的投行服务能够使其获得一定竞争优势，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中小投行通过新三板业务实现突破。”国都证券投行总部董事副总经理许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谈及精选层公开发行业务与IPO业务的区别，许达认为，从服务企业类型上看，精选层企业普遍规模偏小，IPO企业普遍规模较大；从收费上看，精选层企业融资规模少，相应保荐承销收费也低，而IPO业务融资规模大，相应保荐承销费也多。 许达进一步表示，如果仅从投入产出比看，精选层“小IPO”业务需要保荐机构提供更多的服务，面临更多的风险，收取更少的费用。不过，“小IPO”业务只是投行业务的开始，保荐机构为一个成长性企业提供精选层服务后，还可以持续为其提供再融资、转板保荐、上市后再融资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服务，与客户共同成长。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滕泰 刘哲 张海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短萧条”，各国纷纷推出了相当于本国GDP总量10%到22%的经济救助与刺激计划。中国在防疫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建议尽快推出规模不低于10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根据中国经济最新增长结构，再沿用十多年前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方式已是刻舟求剑，考虑到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占比已达60%，本次中国经济复苏方案应该以稳消费为重点，其中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能力最强。 一、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10万亿为宜 面对疫情造成企业短期收入剧减、利润恶化、甚至资金流动性困难，必要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出手一定要快，要赶在大批企业倒闭之前出台足够力度的对冲措施，减缓经济衰退，助力经济早日复苏。通过静态和动态评估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参考发达国家的救助力度、以及对比2009年的历史刺激规模，建议中国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规模不应少于10万亿。 首先，本次疫情造成的静态损失大，推动复苏需破冰之力。从全年总需求情况看，出口、消费、投资形势都不容乐观。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考虑到4月海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二季度出口仍不乐观。消费受冲击的情况也很严峻，从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20.5%的增速情况看，不仅可选消费受影响严重，甚至很多必选消费也受到明显影响，如果没有足够力度的消费刺激计划，即便疫情受控之后，消费需求复苏的速度也会显著滞后于供给恢复速度。 从投资情况看，中国1-2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4.5%，即便考虑政府基本建设加力，全年投资增速也将大幅下滑。综合疫情造成的供给冲击和需求萎缩的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静态经济损失近5万亿元。考虑到在巨大的经济下行趋势中救助企业的巨大消耗，以及恢复市场信心、刺激经济复苏的实际需要，所需救助与刺激的总规模应更大。 其次，海外的救助规模平均不低于本国GDP的10%，有其背后的合理逻辑。为了对冲疫情的冲击，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降息到零利率、负利率，提供无限量的货币流动性，所出台的财政救助和刺激计划规模都在本国GDP总额的10%到22%之间，这既体现了各国对疫情影响的重视程度，背后也必然体现了各自对疫情冲击的评估和救助规模的经济逻辑，有重要参考价值。 我国历史上财政金融刺激规模曾达到GDP15%以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曾推出了“四万亿计划”，占到了当年GDP的12.5%，加上金融扩张，总体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应在GDP的15%以上，迅速将中国经济增速拉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虽然之后有人因为2011年的通货膨胀和之后的经济下行对四万亿刺激有不少批评，但实际上2011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猪肉周期造成的结构性的食品通胀，而之后的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以及要素供给约束造成的劳动、土地、资本等供给成本的上升，并不是因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所致。 结合本次经济衰退的救助和对冲的实际需要、参考其他国家的救助规模，并参考我国历史曾经的经济刺激规模，建议本次经济复苏一揽子方案的规模应在10万亿左右为宜，不低于2019年GDP的10%，不高于2009年的财政加金融扩张的力度。 以上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不应该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某个特定数字为目标，而是以稳就业等“六稳”为底线，以减少企业倒闭、对冲损失、启动市场为重点，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为主要救助对象，以新消费领域为主要发力方向，辅之以符合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配合以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经济尽快复苏。 二、一揽子经济复苏计划的构成建议：救助企业和稳消费为主 （一）救助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 由于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收入减少、短期资金链断裂、人工冲击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倒闭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大规模失业，企业救助计划应以受冲击严重的小微企业为主，救助方式可包括贷款利息补贴、房租补贴、工资补贴、减税减费等。 1、贷款利息补贴 建议免除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的一定比例，免除部分由财政负担。2019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3.11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9万亿。若根据受影响时间，免除3个月到6月的贷款利息，总补贴额度不超过1万亿。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2、房租补贴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按房屋租金的50%进行补贴，补贴时间不超过3个月。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进行筹集。 3、为困难企业代发部分员工工资 建议对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2020年2月-6月期间，月营业收入相较于2019年月均值下降50%（含）以上的月份，在企业承诺被救助半年内不解雇合规员工的前提下，按员工工资的50%进行补贴。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加大国有强现金流龙头企业分红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国有企业税后净利润为2.63万亿元，如果要求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烟草等坐拥巨额现金流的龙头国有企业进行大比例的现金分红，可筹集非税收入2万亿元。 4、减免企业税费 建议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增值税、员工个人所得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若将财政赤字提升1百分点，能筹集1万亿左右的资金。 5、减免员工的五险一金、停止缴纳住房公积金 建议根据企业实际困难情况，进一步酌情减免小微企业的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对于这部分救助资金可通过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的方式来弥补社保缺口。当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总市值约为26万亿，如果将其中10%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即2.6万亿划转社保基金，将大大充实社保的资金实力。此外，还可以考虑暂停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将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发还给个人。 （二）以新消费为主的消费刺激计划 可以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加大对“老消费”的补贴，同时用价格补贴的方式进行刺激“新消费”。 1、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1万亿消费券，加大老消费补贴 中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一般较低，抗风险能力差，给中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对刺激消费的效用最大。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有一定的提振作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直接给居民发放消费券要兼顾公平与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原则，更好地起到提振消费的效果。从带动效果来看，消费券优于无使用限制的现金补贴，可以更好地推动消费尽快恢复到原有增长水平，但是考虑到老消费的需求刚性，不能期待有恢复原有增速之外的的增量消费。 2、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补贴新消费1万亿 而在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新消费”领域，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补贴还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增量消费，对经济起到倍数拉动效应。以5G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兼顾电脑、家电，按照10%到30%的价格补贴消费，1万亿消费补贴预计可带动消费总额2-3万亿元。 比如，以消费电子领域中的5G手机为例，假定每部5G手机均价5000元，补贴30%，假设每部4G手机均价2000元，补贴10%，如此补贴力度有望带动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9年的约3.8亿部回到2016年的高点5亿部，可带来智能手机新增消费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智能手机5G手机对下游智能穿戴、智能音响、移动视频、游戏、影视等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对上游天线、射频前端、机壳、电路板、被动元器件等的拉动作用，其对于消费和投资的带动作用更大，总的杠杆有望达到3倍以上。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也是重要的新消费产品，与消费电子类似，新能源汽车也具有高增速、产业链长、空间大的特点。如果按照新能源车的售价30%进行补贴，预计新能源汽车2020年的销量有望从2019年的120.6万辆，提升到500万辆，预计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约为5000亿元，带动新能源汽车终端消费增量约1万亿元以上。若考虑新能源汽车对锂电池、充电桩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其对经济将会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 此外，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到8104亿元，以2018年销售额为基数，假定给家电10%的价格补贴可提升35%的销量，总补贴额为280亿，预计可带来2800亿元的消费增量。 新老消费所产生的财政资金缺口，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盘活闲置的万亿住房公积金、或探索将国有房地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方式进行筹集。 （三）扩大投资：老基建占比高，新基建乘数效应大 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只要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就可以实事求是地扩大投资。从结构上看，老基建占比较大，新基建占比较小；但从乘数效应看，新基建更大。 除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在城市地下管廊、环保、公共卫生、物流基础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还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空间。 媒体上流传的新型基本建设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个领域，但其中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等名为新基建，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老基建投资领域，还有提高空间；5G基站、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是未来重点的新基建领域，虽然只有千亿规模，但对新消费的带动作用更大；其余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更适合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投资，严格意义上并非政府可直接投资的基建项目。 符合实际需要的新老基建投资，在原有的财政预算基础上，可通过提升专项债发行规模的方式进行筹集。2019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为2.1万亿，建议将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提升至4.1万亿，新增投资2万亿资金用于新老基建。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是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货币政策也应该解放思想、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并尽快降息，全力配合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和经济渡过难关。相对于已经降低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欧美等国而言，中国降息空间最大，不应该在这次全球降息中独自缺席。事实上，无论是为了救助企业、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降息都是各国必须和首选的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存款利率，可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大规模发型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时期，降息也可以极大地降低政府稳增长的债务成本。只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能够密切配合，“授人以鱼”的救助政策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刺激政策并重，并加大以释放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为核心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措施，中国经济一定能够早日步入复苏之路。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车宁 疫情防控收官际，重振经济发力时。 然而，当下不同过往，与2003年乃至2008年相比，我国经济结构已有质的改变。一方面，消费而非外贸、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贡献率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这一趋势的发生已有六年之久且仍在持续；另一方面，之前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为市场寄予厚望的投资，其边际效应则逐渐衰减，再加上国外疫情走势不明，外贸秩序深度重整，消费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引领经济复苏的头雁。 在种种刺激措施中，消费券由于见效时间快、影响范围广、乘数效应高、负面作用小等优势而广为青睐。仅在五一期间，全国就至少有24个省份、68个城市启动消费券发放，涉及餐饮、百货、出行、文体等方方面面，上海的“五五消费节”更是成为城市的新名片，其消费券发放额度累计超200亿元，带动的火爆消费盛况为全国其他地方所艳羡。 然而，效率之下也需关注公平。一方面，消费券以电子形式基于网络平台发放，其外部性也因为网络效应而放大；另一方面，消费券发放为政府所组织，甚至有财政资金投入，这较之企业行为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如果说本轮消费券发放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公共政策的首次大规模实践，那么这场“红包雨”更理应雨露均沾。 网络平台改变了什么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消费券的发放原本也是如此。早在1933年，德国政府就为应对一战后的大萧条而定期向国民发放用于购买食物、日用品的小额消费券；而在1999年，日本政府也因经济泡沫破灭而向15-65周岁的全体国民普发“地域振兴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台湾、杭州、成都等地方同样进行了类似操作。 本次的改变源于时代。快速发展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在带来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更将其影响从线上投射于线下，由市场旁及于民生，作为“国民应用”的电商、社交等头部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公共基础设施”，消费券的发放也毫无意外地采用了这一发展成果。 互联网平台带来的并不仅是表面上消费券发放形式由纸质到电子的改变，而是有其更全面的优势：一则，互联网平台覆盖广泛，不仅在B端和C端都有大量用户，还坐拥影响持续扩大的消费场景；二则，互联网平台功能强大，不仅基于海量用户群体和精准营销手段而有更高的投放效率，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而使得受众选择更为精准，出现问题更易溯源；三则，互联网平台风控过硬，对于消费券发放中屡屡出现的“羊毛党”和“黑色产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工具和经验，更能降低损耗，使“好钢用在刀刃上”。 不过，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加成有其两面性，关键在于外部性效应的扩大而可能导致公益的天平失衡。对于被影响的产业来说，消费券发放与其说是原有生态的修复，不如说是未来结构的重塑，并且一时一地的消费隐然有其总量上的天花板，在A处消费后作为与其有替代性的B处就可能被“无视”。另外，消费券的发放毋庸讳言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政府的倾向性在互联网平台及其背后各项前沿技术的加持之下，其作用显然如虎添翼。因为乘数效应等因素的不同而选择扶持不同产业本身并无可厚非（特别是在当下），但由此产生的外部性还应有所控制，至少不能因此给正陷入“后疫情泥沼”中的产业以“次生伤害”，有意无意地“以邻为壑”。 公平并不应仅限于被影响的产业，参与发券的机会也理应公开、公正。公平并不意味着要人人有份，也不意味着要以反垄断为名排除某个个体，而是要首先做到程序上的一视同仁，将准入等重要环节置于阳光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另外，也应有更多平台（不仅仅是现在的少数头部平台，而是有更多政务、生活服务平台）被允许参与活动，更多主体被鼓励投放权益，除了特定商家提供的“满减”服务外，上下游企业如银行、电商等还可以参与进来，提供诸如免分期费、包邮等激励。既然是政府组织的“公益活动”，那就首先要保证大家都有公平参与的权利。 不要怀疑企业们的参与热情。进入所谓的互联网经济“后半场”，消费券发放已是为数不多的大规模廉价获客机遇，再叠加疫情导致的“非接触”生活模式，中老年客户在社交、支付等平台的用户量又迎来新一轮的增长，而他们也正是金融机构所定义的“财富客户”。不管是“新兴”抑或“古典”的互联网，不管是商超抑或银行，各方都需要以消费券的发放为手段获客、活客，巩固和扩大领先优势。 不仅如此，消费券的发放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战略期许。随着消费互联网的红利“见顶”，相关企业都在摩拳擦掌，积极拓展2B（大B）、2G（政府）业务。通过消费券发放，企业不仅密切了和地方政府的合作，还将旗下平台持续打造为“吃喝玩乐”的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商户，实现向线下、向生活场景的突围，更可以从中掌握更加鲜活、更加多元的海量数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商业竞争的制高点。而这更从侧面反向增加了消费券发放公平实施的必要性。 政府参与改变了什么 其实，平台发券这事本来也“平淡无奇”，对于适应了电商购物的我们来说，下单先领券已然成为“天经地义”的行为模式。而“618”、“双11”、“双12”等也因其琳琅满目而不失诚意的打折活动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狂欢日”，就连疫情期间大行其道的“主播带货”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一逻辑的继续深化。 带来改变的是政府参与。如前所述，政府参与、引导、组织消费券发放活动本身就使其具有鲜明的政策色彩（而不再简单是一个商业活动），更不用说还有财政资金的参与。既然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就要首先考虑维系所谓“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健康关系，一方面不能有损市场的正常生态和内在活力，另一方面还不能有损公平，使政策异化为利益输送。 我们知道，政府并非生产部门，将部分财政资金用来发放消费券也就意味着是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将财政资金应用于消费就意味着不能应用于投资，花费于当下也意味着削减了长远。一方面，要谨慎评估作为干预经济手段的消费券发放的有效性和比较优势（尤其是与投资相比）；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用途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惠及人群的改变，这里同样需要公平，至少不因此使其原本的权益受到损害。 进一步地，由于当下的经济衰退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危机，前者从卫生领域触发，属于经济生活的突然停摆；后者由金融市场引起，属于金融扭曲的集中爆发。与后者相比，前者虽不需要小到企业个体大到全球经济资产负债表的全面盘整，但也更需要在短期内注入信心、流动性等重新激活经济循环。因此，看似简单的消费券发放，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也并不单纯，而是具有了扶贫救助、社会福利、刺激经济三重色彩，其平衡既需要更加精密的方案设计，也需要其他政策的支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其效应发挥持续走高（杠杆率据称已突破10倍），但消费券发放自身不应也不能唱“独角戏”，不能替代其他政策措施的实施。 更何况作为消费券发放基础的财政资源本身也有限制。随着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一些地方在转型中正在经历财政收入停滞乃至收缩的阵痛，土地财政淡出的同时并没有兴起与其作用相当的新增长点，在财政资金有限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应屈从于羊群效应而盲目攀比。另外，虽然消费券不像现金具有储存功能，但消费能力却可比现金，在市场大量发放消费券无异于注入流动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价格波动。在这里，政府同样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发挥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权益之间做好平衡。 另外，从法律关系层面来说，消费券发放还不仅是宏观的政策行为，而更深入到具体交易方式的改变：先不说财政资金的投入，由政府组织的消费券发放本身就意味着对入选企业的认可，通俗理解就是政府在网络平台上为企业打广告。然而，同样的“药物”在不同的对象上面却有不同的“疗效”：在企业方面，一是企业本身是否对消费券、对互联网手段是否敏感，二是企业是否为政府所中意（是否能带动更长的产业链条、是否本地企业等），三是消费券对不同企业的作用也不相同；在个人方面，城乡、贫富、年龄乃至消费习惯的不同也都会影响作用的最终发挥。政策一方面要注意最基础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也要关照实质正义的实现，最起码应该避免挤出效应和本位主义（地方保护）。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就在本文写作的当下，政府基于互联网平台组织的消费券“红包雨”依旧飘零如注，我们所呼吁的“雨露均沾”也不是平均，而是公平。而所谓“公平”（just），正如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所指出的，“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在经济重启的“奇点”时刻，虽然消费券发放被赋予了刺激经济、扶贫救济等职能，但其作为制度设计至少不能有违于公平正义。这就需要施政者从制度设计到方案实施多管齐下，始终将消费券发放置于法治、公正的轨道之上。 制度设计方面。一是做好顶层设计，由于政策实施的公益性、网络加剧的外部性，更应该做好政策之间、地方之间乃至中央职能部门之间的统筹，增强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二是加强立法工作。在这方面，财政部虽然在2009年制定有《关于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但时过境迁，内容多有不敷使用之憾，且立法层级较低。因此，首先应提升立法层级，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另外也应完善准入、评价、退出等关键环节的工作程序，并考虑增加相应罚则。 方案实施方面。一是提供更加开放的供给，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消费券发放渠道，特别是针对不熟悉网络的特定群体要保留传统的发放方式，使这项本应立足于公益性的行为更具有获得性。二是提供更加多样的产品，基于开放、公平原则，既照顾到不同企业广告宣传、拉动消费的需要，也惠及于不同消费者不同的优惠使用偏好。三是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既然有政府一定意义的“背书”和数据风险隐患，那就更应该厘清责任边界，保障以知情权、选择权为核心的消费者权益和以控制权为核心的信息安全权利。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新冠疫情的发生特别是其对全球经济影响的持续，使得原本沉寂单调的理论反思陡然勃兴。深刻者或以为其是信用经济长期扭曲的必然恶果，或以为其是Pax Americana（美式和平）之下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起点。然而这些都失之于“宏大”，至少从眼前而言，经济恢复的关键还在于“信心”，消费券发放政策实施的起点和目标也在于信心。而信心恢复一方面固然需要医学手段的进步、消费预期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经济生态和消费环境的优化，而这正是公平正义的力量。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新兴商业模式的长期观察者，现就职于某大型银行，北京市网络法学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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