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5G+金融”应用发展研究报告》，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参与了报告编写。报告指出，5G与金融业的融合应用，一方面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将加速金融移动化、线上化迁移，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今年以来，5G网络建设呈现明显加速趋势。在5G赋能的诸多行业中，金融业高度关注5G技术应用，一方面金融机构希望抓住5G应用窗口期，积极合规创新，探索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前应对可能带来的周期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都要求金融业积极利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自身数字化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报告》提出了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过程中形成的核心层、要素层、对象层和目标层的四层架构，以5G提升金融感知能力为核心观点，强调5G应用带来更广泛的金融感知对象、更全面的金融感知流程、更丰富的金融感知数据。 在核心能力支持下，金融创新工具、风控能力、运营成本、渠道触点、业务流程等要素都将得到明显升级，最终服务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用户三类主体的各层需求。 报告还重点分析了“5G+动产融资”“5G+智能客服”“5G+保险定价”“5G+智能理赔”等八大典型应用场景，详细描述了各个应用场景的5G技术应用情况和重要价值。 以保险定价场景为例，众安保险研究了UBI（于用户驾驶数据保险）车险，打造场景化服务满足车主的个性化需求，定价上采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描摹用户画像，并通过收集车主的驾驶习惯、车辆信息、居住地区、家庭成员等信息多维度定价，鼓励车主建立良好的驾驶习惯，以获得更实惠的报价。 在智能理赔场景下，众安保险将创新产品用于线上视频理赔，车主遇险后可进入APP或小程序实时视频连线客服，通过在 5G环境下融合视讯技术，配合丢帧补时和直播技术等，远程完成从报案、查勘、定损、交单、理算到核赔、结案的整个传统车险理赔流程，获得快速的智能定损及理赔打款服务。 《报告》认为，作为典型的数据密集型行业，保险行业的智慧时代已经来临，行业形态持续重塑，5G时代将给保险业注入创新活力和服务价值，在多样化场景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环节都带来巨大的应用空间。 不过，5G与金融行业融合应用还面临着硬件采购维护成本偏高、5G网络覆盖率有待提升等问题，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技术能力、硬件投入不足，对5G保持观望态度。此外，行业还面临金融场景下的5G应用标准研究欠缺、金融业对5G带来的赋能价值挖掘不够等挑战。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过程是也是5G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融合应用于金融业并最终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需多重要素共同推进。 报告呼吁，建议推出针对性的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引导更灵活的投融资方式进入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领域。同时，应发挥运营商、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领域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龙头企业之间合作共建的5G+金融应用示范，广泛进行市场教育，形成共性方案，推动规模化复制。 报告建议，应鼓励ICT企业、金融企业和垂直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支持技术标准验证，实现跨行业、跨产业行业共同制定5G+金融标准，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我国5G+金融业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标准。
要求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 记者12月16日从财政部网站获悉，财政部日前下发了《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围绕战略发展方向，突出主业，回归本业，“清理门户”，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和关联交易，促进国有金融机构持续健康经营。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国有金融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多元化发展，实际上实现了金融控股的架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涉及业态太多又缺乏相应的规范，可能会形成过度风险承担；如果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则无法发挥该机构应该发挥的作用；另外，业态太多也会形成很多潜在的内部关联交易，不仅在金融层面容易隐匿风险，也容易造成监管套利空间，降低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效力，”他说。 针对上述情况，《通知》做出了一系列规定。《通知》指出，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明晰发展战略，按照突出主业、做精专业、内部分业的要求，审慎有序开展金融综合经营。竞争性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建立产业目录，扶优限劣，坚决退出偏离主责主业、长期无财务回报的领域，推动资本向核心主业集聚。除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及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外，国有金融机构境内控股或实际控制的持有同类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同级子公司原则上只能为一家。 《通知》还称，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在内部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对所属子公司之间的交叉任职、同业往来、信息共享、运营后台、共享营业设施等进行合理隔离，有效防控风险。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建立关联交易报告制度，确保关联交易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不得通过各种手段隐匿关联交易和资金真实去向，不得通过关联交易开展不当利益输送、规避监管规定，不得违背公平竞争规则、破坏市场秩序。 “可以说，《通知》对于国有金融机构的规范与央行此前出台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内涵和取向是一致的。央行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针对的是全部金融机构，财政部《通知》主要是从出资人角度来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规范。二者都强调了建立内部防火墙机制，并对关联交易严格监管，最终目标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曾刚说。 《通知》指出，本通知实施前，存在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的国有金融机构，应于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明确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的时间表、路线图，报经财政部门认可后实施。国有金融机构应每半年一次将整改情况作为报告事项向董事会报告，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 一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在雅典大瘟疫中，据说接近一半的雅典人口因此而死亡。在黑死病时期，欧洲死亡人数超过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西班牙大流感中，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000万人，远远超过一战的死亡人数。 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暴发全球性大瘟疫的概率显著下降。曾几何时，一度有观点认为，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已经消除了暴发全球性大疫情的可能性。 2003年暴发的SARS只是给世人提了一个醒。在SARS病毒突然消失之前，全球感染人群大概在9000人左右。但SARS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最后的死亡率高达11%。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才是一次真正席卷全球的、规模可以与一个世纪之前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的大瘟疫。截至2020年12月12日，全球确诊人数超过7119万人，其中仅美国的确诊人数就超过1651万人，全球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人数约为150万人左右。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萎缩4.4%，这是二战之后和平时期全球最深的一次衰退。 有观点认为，瘟疫似乎是大自然设计的一种精巧机制，这种机制是为了强制性地实现生物数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均衡。人类曾经自负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足以使人类最终彻底排除瘟疫的威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提醒人们，这可能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愿望。人类，仍应该对大自然保持足够的敬畏之心。 也有观点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最终将克服癌症、白血病、器官衰竭等病症，甚至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然而迄今为止，大自然似乎还未进化出这样一种物种。或许，长生不老只是人们一种自负的想法，最终大自然的平衡机制依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或机制或危机来限制人类的数量与寿命？ 二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较长时间内，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在很大程度上受食品价格变化的驱动，而食品价格变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猪肉价格变化的驱动。这种猪肉价格变化带动CPI变化的现象，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猪周期”。 例如，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按照从波谷到波谷的方法来衡量，中国出现过三次完整的猪周期。在每个周期中，猪肉价格的波幅显著高于食品价格的波幅，而食品价格的波幅又显著高于CPI的波幅。更重要的是，猪肉价格的变动似乎领先于食品价格的变动以及CPI的变动，这被认为是猪周期的重要特征。 不过，如果比较2006年至2018年期间的三个猪周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在这三个周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猪肉价格的累计涨跌幅度越来越小，且一个完整猪周期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换言之，猪周期似乎正在被时间逐步抹平。 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中国国内的养猪模式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中国是农户散养为主，由养猪场或企业进行收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越来越大的养猪场正在逐渐取代农户散养。而随着养猪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养猪企业的行为要比农户更加理性、目光更加长远，这会克服过去蛛网模型的局限，逐步降低猪肉价格的波动幅度，从而逐渐削弱猪周期。 那么，猪周期最终消失了吗？非也非也。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猪周期。在周期顶部，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衡量，猪肉价格同比增速接近240%，这一涨幅使得前三次猪周期显得相形见绌（之前的峰值为180%）。本轮猪周期不仅涨幅巨大，且周期持续时间显著短于上一个周期。 导致本轮反常猪周期的原因大致有二。原因之一，是前两年国内暴发了大面积的非洲猪瘟，这一疫病的肆虐冲击了不少养猪大省，造成供给侧收缩。原因之二，据说是有些地方环保政策过于“一刀切”，为了环保而人为关闭养猪场、甚至提前大批量宰杀母猪。当然，这一政策在后来被及时调整。不过，在一定时期内，这进一步加大了供给侧的短缺。 猪周期的故事也可以推广至全球经济周期。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所谓的“大稳健”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过去的经济周期似乎消失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进入了三低一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的新时代。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在蓄积力量未来会以更汹涌的方式重新袭来？ 三 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贷款利率更好地反映时间价值以及潜在违约风险。这也是为何在传统的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一来，中小企业难以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抵押资产；二来，中小企业通常缺乏长期稳定的信用记录。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在贷款对象方面天然会偏好大企业或国有企业，而天然会歧视中小企业。 互联网金融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概念。从理论上而言，通过各种互联网场景积累了丰富大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算法设计（人工智能）来充分了解产业链上下的企业，从而更精准地识别信用风险，更具针对性地对贷款定价，更容易进行风险防控，从而降低坏账比率。换言之，互联网金融机构看起来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更神奇。过去一个轮回中，我们看到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一系列乱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P2P。有很多P2P企业，非但没有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来对贷款定价以及管理信用风险，甚至缺乏普通金融机构的传统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各种天花乱坠的借口从大众手里集资、胡乱进行放贷、最终资不抵债甚至卷款潜逃的骗局。 一个值得推广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是利用自己的资本金以及从正规渠道（例如发行ABS或ABN）筹集的资金，对自己平台的上下游企业进行放贷（供应链金融），同时利用自己平台搜集的各类借款者数据进行资金定价与风险管理。然而在本轮P2P浪潮中，上述每一个环节不是被颠覆伪造，就是付之阙如。 金融就是金融。科技金融或金融科技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核心问题。信用、杠杆、风险，这些金融的核心关键词，并不会因为金融被披上科技的外衣，就得到了一劳永逸式的解决。你刻意忽视了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就会来找你。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四 新冠肺炎疫情、猪周期、互联网金融的故事，可谓殊途同归。他们说明了一个道理：有些规律是会穿越时光与周期，在更长维度里持续发挥作用的。但人类通常容易高估科技进步、产业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力量，以为后者会改变整个世界、会改变一切规律。“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的乐观情绪总会一次又一次占据上风，然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最终总会被历史无情地消解。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信哉斯言。 本文首发于《金融博览》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新冠疫情、猪周期与互联网金融》
2020年12月5日，携手摩根大通在金融年会季期间揭晓了“2020·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榜单。 2020年，·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在年度主题书籍、年度榜单书籍和年度推荐书籍三个奖项下共计为读者推荐了54本好书。 年度金融书籍启动于2009年，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最被财经专业人士推崇的财经书籍推荐榜单。书籍的评选宗旨是“全球视野、远见卓识”，经历专家推荐、公众投票和评委会评估等环节，于每年年底推出国际和国内最被推崇、最具专业水准和独特视角的金融财经类书籍，并举办年度金融书籍品鉴会。 （研究院院长杨燕青；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 研究院院长杨燕青表示，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好书“丰收”是意外的收获和补偿。今年的书单不仅包括人工智能、光刻机、太空竞赛、气候变化等前沿，也覆盖了瘟疫、危机、剧变这些异常沉重然而极度重要的话题。同时，一如既往，经济全局、金融市场、政策组合、金融科技，无一缺席，所有议题都值得密切关注和细细研读。展望2021年以及未来，病毒和大自然（包括气候变化）、因疫情推出的“战时政策组合”（非常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科技力量，以及中美关系将是关键变量。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表示：“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让全球经济和社会前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榜单上的书籍对全球热点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中国是摩根大通和我们的客户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2021年，我们即将庆祝扎根中国100周年，我们希望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期待在华投资、发展的下一个百年。” 10本佳作获选“年度主题书籍” 20本佳作获选“年度榜单书籍” 24本佳作获选“年度推荐书籍” 在12月5日下午举行的年度金融书籍品鉴会现场，政策制定高层、金融业内人士、经济学家、科学家和及获奖作者通过现场演讲和视频的方式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书籍和观点。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出席书籍品鉴会并展望2021年及未来。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艾明，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智涛，微众银行首席人工智能官杨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等获奖作者及专家出席了下午的闭门会议，并分享了对于“后疫情”经济学、金融新秩序、科技与治理等话题的真知灼见。中国银保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徐忠，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德勤中国副主席、德勤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管合伙人吴卫军，和逸金融创始人兼董事长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国俊等获奖作者出席了品鉴会。 （现场发言嘉宾） （视频发言嘉宾） 同时，一些国际作者和无法到会的国内作者通过视频方式分享了书背后的故事和他们的看法。通过视频分享的作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经济局副主管斯梯恩·克雷森斯（Stijin Claessens）、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专业客座教授威廉·布伊特（Willem Buiter）。
12月14日，国促会数字科技发展工作委员会（下称"国促会数科委"）与零壹财经联合发布了《2018-2020年全球AI专利排行榜TOP100》，通过分析专利呈现过去3年间AI技术的发展情况与趋势。榜单显示，位列前3的企业分别是三星、IBM和平安集团。其中，平安集团凭借9255件专利位列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国促会数科委表示，以平安集团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近3年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研究和自主知识产权掌控，每年在AI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这些专利主要分布在制造、汽车、医疗等传统行业，为我国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体系提供了技术基础。 2017年12月，为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工信部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推动了我国AI领域的加速发展。 榜单显示，过去三年，我国AI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从2017年底的32.48万件增加至2020年11月底的66.77万件。从技术分布来看，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技术是我国申请的AI专利最集中的领域，每年申请的专利占比均超过40%，并持续上升，2020年这一比例已突破50%。从行业分布来看，2020年与医疗相关的AI专利占比最高，达到6.6%，远高于汽车、制造、金融等板块。智慧医疗有望成为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中国平安本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理念，积极投入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平安拥有近1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3,0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建立起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平安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掌控。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科技专利申请数较年初增加6,654项，累计达28,037项，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近96%、PCT及境外专利申请数达6,908项。其中，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位，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二位。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荣获大奖。 榜单指出，平安在2020年1月至11月期间公开了超过3100件AI专利，涵盖金融、医疗、零售、支付、教育、法律等近20个板块。其中，金融、医疗和零售是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3个板块，专利数量分别为233件、207件和166件。 平安将领先科技广泛应用在金融、医疗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全面支撑"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服务、智慧城市"等生态圈建设。在金融板块，2020年上半年，AI驱动产品销售规模达1763亿元，同比增长104%。平安打造的智能机器人已覆盖超2000个场景，平安产险运用AI机器人将保单服务线上化率提升至99.3%、无纸化率达99.8%。寿险方面，平安在业内首创智能拜访助手，"AI会客厅"2020上半年累计使用772万人次。AI零售银行方面，上半年平安近90%的信用卡通过AI自动审批，智能客服占比达到88.5%。 在医疗健康板块，平安好医生为用户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健康服务，平安智慧医疗已覆盖超1.7万家医疗机构，提供包括一体化监管、智能疾病预测、智能影像筛查、辅助诊疗工具AskBob等全方位服务，自主研发的AI辅助诊疗系统获得全球最大的家庭医生组织WONCA的最高级别认证。 国促会数科委表示，平安集团不仅是一家国际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同时还是一家先进的科技公司。在近几年，平安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科技赋能，打造其核心竞争力，为其5.60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医疗、汽车和房产等服务，是一家多元化、综合化服务平台。 除中国平安外，榜单中前10强的企业分别是：三星（12786件）、IBM（9874件）、平安集团（9255件）、腾讯（9022件）、百度（8000件）、谷歌google（7401件）、微软Microsoft（7226件）、英特尔Intel（5725件）、OPPO（5723件）、国家电网（5608件）。
今年以来，5G网络建设呈现明显加速趋势，而5G在金融业的应用前景也被广泛关注。 “5G与金融业的融合应用，一方面将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将加速金融移动化、线上化迁移，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12月15日发布的《“5G+金融”应用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中表示。 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统计，截至2020年9月，全球5G用户总数超过2亿，其中，中国用户超过1.6亿，预计2025年将超过9亿。基站方面，截至今年9月底，我国已累计开通5G基站超69万，覆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已初具规模。 在5G赋能的诸多行业中，金融业高度关注5G技术应用。一方面金融机构希望抓住5G应用窗口期，积极合规创新，探索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前应对可能带来的周期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影响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加速，都要求金融业积极利用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自身数字化发展能力，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报告认为，5G会提升金融感知能力，将带来更广泛的金融感知对象、更全面的金融感知流程、更丰富的金融感知数据。在核心能力支持下，金融创新工具、风控能力、运营成本、渠道触点、业务流程等要素都将得到明显升级，最终服务于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用户三类主体的各层需求。 报告还重点分析了“5G+动产融资”、“5G+智能客服”、“5G+保险定价”、“5G+智能理赔”等八大典型应用场景。 参与报告编写的众安保险金融科技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举例称，在智能理赔场景下，车主遇险后可进入APP或小程序实时视频连线客服，通过在 5G环境下融合视讯技术，配合丢帧补时和直播技术等，远程完成从报案、查勘、定损、交单、理算到核赔、结案的整个传统车险理赔流程，获得快速的智能定损及理赔打款服务。 报告认为，作为典型的数据密集型行业，保险行业的智慧时代已经来临，行业形态持续重塑，5G时代将给保险业注入创新活力和服务价值，在多样化场景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环节都带来巨大的应用空间。 不过，报告同时分析称，5G与金融行业融合应用还面临着硬件采购维护成本偏高、5G网络覆盖率有待提升等问题，部分中小金融机构技术能力、硬件投入不足，对5G保持观望态度。 此外，行业还面临金融场景下的5G应用标准研究欠缺、金融业对5G带来的赋能价值挖掘不够等挑战。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过程是也是5G与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融合应用于金融业并最终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过程，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需多重要素共同推进。 报告呼吁，推出针对性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引导更灵活的投融资方式进入5G与金融业融合应用领域。同时，应发挥运营商、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领域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龙头企业之间合作共建的5G+金融应用示范，广泛进行市场教育，形成共性方案，推动规模化复制。同时，应鼓励ICT（信息通信技术）企业、金融企业和垂直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支持技术标准验证，实现跨行业、跨产业行业共同制定5G+金融标准，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推动我国5G+金融业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标准。
当前，数字化变革大势已经扑面而来，对于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都带来深刻影响。在此，我们需要厘清背后的发展线索，形成共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比如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有可能呈正增长，中国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实际上，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具体看，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群比例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二、数字化不一定成功，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而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经济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我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透明。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前段时间所热议的，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三、从需求侧、供给侧看，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技术本身就给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在对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好地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一方面，金融科技的冲击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在微观层面，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当然，另一方面，金融数字化变革仍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四、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我始终强调看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但这离不开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的快捷支付，一个是在2014年的条码支付，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2011年如没有快捷支付，后面的“支付+创新”就难以开展。比较来看，直到2018年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才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允许银行放开网关与快捷，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而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无论如何，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第二是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竞争速度与激烈程度快速提升。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最终衡量金融科技的价值，还要看能否：1、提高金融效能：竞争力、运行效率；2、弥补功能短板：服务长尾、普惠；3、保障金融安全；4、在经济社会层面发挥价值外溢效应。 （本文转载自《金融科技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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