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消费金融不是一般的难。 冲击 疫情是2020年大多数行业叙事中的主线。于经济而言，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受到全面冲击，而其中，又以消费受到的冲击最大，恢复也最慢。与消费强相关的消费贷款也受到了强烈冲击，出现了自2009年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金融机构短期消费贷款已经回到2018年的同期水平。 疫情冲击后的修复水平同样不容乐观。从消费贷款的全年发展来看，与消费复苏缓慢一样，消费贷款的增长保持低位运行，1-11月新增8100亿，为2017年以来新低。 增速不振的消费贷款来源于两个方面：需求的减弱和供给的收紧。 在需求端，虽然疫情得到控制，经济恢复较快，但主要靠投资及净出口拉动，消费的恢复十分缓慢，实物类消费品中，消费信贷渗透率较高的家电、服装、家具等消费品迟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见图2）。 服务型消费受到消费场景的限制，恢复更加缓慢。旅游、教育、医美场景等目前复苏态势仍然较弱。 同时，可支配收入下降，特别是城市中下收入水平人群收入的下降，使人们更加不敢消费，极大的影响了消费及消费贷款的复苏。 从供给端来看，疫情对居民收入及现金流的冲击，影响了用户还款能力，多数金融机构都采取了防御性措施，加强风控审核，收缩信贷额度。 监管 2020年是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收官之年，一系列政策在下半年密集发布。包括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网络小贷公司、民间借贷、助贷机构等在内的各类消费金融参与者，都有或收紧或放松的政策发布。 5月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范商业银行的互联网贷款，及相关助贷机构的业务。 8月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上限大幅度压降，四倍LPR的利率上限成为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隐形天花板； 9月18日发布《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更进一步； 10月发布《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金融机构对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将在未来成为重头戏。 11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联合贷款被纳入监管，网络小贷公司的明星光环褪去； 11月末，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表示，实际运营的P2P网贷机构清零…… 这些政策贯穿了消费金融全年的发展主线。从2017年开始对于现金贷的整治，近年逐渐细化到大数据风控、催收、获客和联合贷款等方面，消费金融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得到初步治理，政策已经基本覆盖了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机构，及消费贷款的全流程。 发展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2020年有多个促进消费金融发展的政策发布： 3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消费金融公司可以发行经监管许可的其他债务和资本补充工具； 9月15日发布《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行为，对外最高5倍的融资杠杆，让小贷公司暂时缓了一口气； 12月发布《关于促进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降低拨备覆盖率要求，拓宽融资渠道和资本补充方式，提升消费金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除了政策之外，消费金融公司的牌照也正在开闸。2020年以来，消费金融公司批筹速度加快，小米消金、阳光消金、蚂蚁消金、唯品富邦消金、苏银凯基消金共五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筹建。 虽然其中一些机构是出于转型的迫切需求，或对于之前申请的批准，但仍然能够看到，消费金融公司牌照的审批已经明显放宽、加速。目前，银行系消费金融公司仍然是主流，但未来在监管政策的溢出效应下，电商系或其他互联网系消费金融公司将逐渐增多。 变局 暴雷的事情年年有，今年轮到了场景金融。蛋壳公寓的暴雷，将场景金融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一时之间成为众矢之的。 从医美、教育培训到长租公寓，场景金融的分期模式并非第一次暴雷，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理论上讲，场景金融是金融服务经济的完美结合，消费场景方得到了发展，金融机构取得了利息收入，消费者分期减轻了付款压力，堪称一举三得。 医美、教培、长租公寓等场景，也都属于大额消费，本身都是适合分期消费的场景，既能刺激消费，又能促进行业发展。但这些场景金融的发展，一边高速挺进，一边不断暴雷。直至蛋壳暴雷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后，终于引发了行业对于场景金融的质疑。 质疑者认为：“场景金融叠加了场景的交易风险和金融的信用风险”，当场景受到冲击出现经营困难时，风险就会向金融传递，扩大风险的传递范围。 赞同者认为，场景金融的暴雷，不过是场景惹祸，金融背锅。金融机构在场景中做足了C端用户的风控，B端的风险更应由监管管理。 然而，无论如何，由“蛋壳暴雷”引发的从业人员思考，对于重新审视场景金融中存在的风险，都弥足珍贵。 展望 消费金融仍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长期来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这也是消费信贷仍将增长的基本逻辑。同时，消费信贷的覆盖率及杠杆率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当前市场中存在的过度授信、多头借贷等问题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普遍问题。事实上，中低收入群体仍然存在金融的供给不足。未来，在居民财富稳步增长、行业监管规范化的保障下，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升级，或将成为消费金融的发展机会。 行业增长趋于稳定。另一方面，经过了几年的高速发展后，不论是居民杠杆率，还是消费信贷渗透率，都已经到达了阶段高点。监管严控风险，行业内机构要消化疫情带来的不良，用户开始反思“消费主义”的隐患，市场中的各种参与主体，都缺乏支持消费信贷高速增长的动力。在恢复疫情的影响后，消费金融将会迎来成熟期稳定的增长。 存量的运营将成为竞争壁垒。流量见顶，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存量客户已经成为消费金融机构的基本盘，而新增客户的占比将会越来越小。各大机构都推出了会员制、积分制等权益系统，用以增加用户的黏性。谁能更好的掌握自身的基本盘，谁就能构建更高的竞争壁垒。 消费金融公司谋局上市。近几年来，消费金融公司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都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随着不良的逐渐暴露和信贷规模的扩张，也会加剧消费金融公司对资本的渴求，以债券市场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上市也许将是补充资本的最佳选择。马上消金被批准IPO申请，将是一个开始。 更多的巨头在走向消费金融的路上。2020年，多个第二梯队的互联网巨头已经布局或正在布局支付牌照，支付之后，将是贷款。以支付为入口，将流量导入金融业务，是诸多互联网公司探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变现方式。同时，贷款服务还能有助于提升用户的黏性，获得用户更多维的使用数据，二者相辅相成。
12月12日，中国生产力学会发布改革开放40年来生产力发展标志性成就。凭借影响带动中国金融保险业发展的重要贡献，以及领先行业的创新科技实力，中国平安获评“中国生产力发展十大卓越企业”。 中国平安于1988年在深圳蛇口成立以来，逐步成长为国内领先的科技型综合金融生活服务集团。经过32年发展，中国平安在企业规模、经营效率、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均取得同业领先水平。当前，中国平安为2.1亿个人客户和5.6亿互联网用户提供金融生活产品及服务。公司资产规模达到近9万亿元、总市值近1.6万亿元，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21位，“福布斯全球2000强”第7位，五度蝉联全球第一保险品牌。 在持续保持高速、稳健发展的同时，中国平安坚持创新，不断提升生产力技术和水平。本着“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理念，中国平安积极投入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生态”战略，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目前，中国平安拥有近11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超3,0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建立起8大研究院和57个实验室，科技专利申请数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累计达26,008项。其中，金融科技专利申请数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位，数字医疗科技专利申请位居全球第二位。 以先进生产力为抓手，中国平安积极推动行业与社会发展，努力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工作。通过发挥自身业务特长和优势，为重大建设项目提供风险保障，为国家重点发展行业优化金融资源，为民营企业、国企和中小微企业增添发展动力，为社会各类群体及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支持。中国平安助力实体经济、支持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投入逾5万亿元，为1.5万家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防灾防损服务，企业财产保险累计保险金额超过20万亿元。 凭借先进的创新科技实力，中国平安从赋能自身金融业务出发，逐步成为整个行业金融科技的“提供者”、“输出方”，帮助金融行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强风控，增强了金融服务实体能效和综合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平安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脱贫攻坚。截至2020年8月末，“三村工程”已在全国21个省区落地，累计提供产业扶贫资金265.96亿元；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培训村医11175名；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 中国平安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黄宝新表示，“中国生产力发展十大卓越企业”荣誉，是对平安发展成果、科技水平与创新能效的重要认可。展望未来，平安将继续深化“金融+科技”、“金融+生态”战略，依托先进的现代科技，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贡献平安力量。 此次“中国生产力发展十大卓越企业（单位）”获评者还包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 12月13日，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联合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共同编写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与发展建议》报告（下称“报告”）在2020上海金融论坛上发布。 报告指出，到2035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引领亚洲辐射全球、以开放的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以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为标志、与纽约和伦敦并驾齐驱的顶级全球金融中心。这一目标的确定，是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定位的核心内容。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理事会执行理事屠光绍表示，报告起草的背景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开放开启了新的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进入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时间节点。 屠光绍进一步称，2009年国务院“19号文件”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阶段性的战略目标，就是到今年年底要基本建成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前，要对阶段性战略任务进行认真总结，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据新发展格局提出新的规划。 由此，报告提出，上述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坚实支撑，主要包括，建成充分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打造国际领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和金融科技体系；完善与国际对接的金融法治监管体系和现代化金融系统风险防范体系；形成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一流的人才队伍。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上升，这不光是对中国经济自身提供越来越大的动能，而且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所以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发展也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屠光绍称。 “十四五”也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围绕夯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支撑，报告从八个方面对“十四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共31条建议。 在金融市场方面，报告称，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资源配置功能。进一步统一交易所和银行间国债市场，增强国债市场流动性；完善资产证券化体系，拓展市场结构；丰富各类衍生品市场品种，扩大投资者参与度；发展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特殊资产市场；完善绿色金融交易市场。 在金融机构体系方面，健全金融机构体系，支持直接融资和科技创新。试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允许民营、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资产一级市场；建立国家政策性科技银行。 在金融对外开放方面，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扩大外资机构业务准入范围；逐步开展各类人民币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建设亚洲国际中央证券托管机构；推进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依托跨国公司资金池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推动建设上海ESG投资国际合作促进机制。 同时，还要依托临港新片区功能，建成全球最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先行区。试点本外币合一离岸账户体系；加快推进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推动金融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与国际高水平接轨。 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金融科技高地。完善国际化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国家金融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信息数据库。 在金融监管方面，完善金融法治和监管，构建完备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在临港新片区建立金融法治试验区；在科创板试点建立更完善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争取中央赋予上海更多金融管理权限；建立全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 加大人才资源聚集，提供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完善高端金融人才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数据资产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强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保护；完善政府服务，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同时，加强战略规划引领，形成多方建设合力。高度重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战略规划引领和统筹作用，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纳入国家规划体系；健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工作协调机制，在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形成更有效的协同效应。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从经济循环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状态描述。本文通过比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特别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变化，分析了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适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着力点。 关键词：高质量 双循环 新格局 金融改革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1]，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2月22日。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27日。 习近平：《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讲话，2020年9月1日。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2]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北京讯 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1月4日上午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0年主要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21年工作。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党委书记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刘桂平、刘国强，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加爱出席会议，并就分管领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议指出，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重大考验和挑战，人民银行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金融委统筹指挥下，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全力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持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认真履行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三大政策取向，搞好跨周期设计。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1.75万亿元长期流动性。累计推出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支持措施。前瞻性引导利率下降，推动实现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目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二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预期效果。遵循经济规律，分层次、有梯度地制定实施金融支持政策。设立3000亿元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增加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精准扶贫、制造业、绿色产业等信贷支持力度。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一步健全。持续构建要素完备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分步实施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完善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建立健全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取得重大进展。四是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不动摇,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不同阶段金融风险处置的重点和优先序。2018年，集中整治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领域的金融乱象，赢得攻坚战良好开局。2019年，会同银保监会依法果断接管包商银行，并稳妥处置了部分中小银行风险。2020年，牵头协调银保监会、证监会顺利接管“明天系”旗下9家核心金融机构，妥善应对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经过集中攻坚，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五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有序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疫情下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主动向重要国际组织和主要央行通报疫情动态和防范措施，分享抗疫经验。积极参与多边危机防范救助。参与制定G20缓债倡议并全面落实相关国家缓债申请，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展特别提款权（SDR）普遍分配，支持低收入国家应对疫情冲击。全面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关于金融业的谈判，首次将新金融服务、金融信息转移纳入自贸协定规则。继续主动推进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六是金融改革取得新进展。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全面建立。推动出台两批26条金融改革开放措施。人民币国际化再上新台阶。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不断完善，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与信息披露规则逐步统一，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外资持有我国债券总规模达3万亿元。做实存款保险公司和存款保险机构职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分类管理持续推进。积极推进资管业务过渡期整改。七是金融服务和管理呈现新亮点。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时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统筹金融业重要立法职责有效履行。金融业综合统计进一步深化。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深入推进。支付监管与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境内持码机构突破3万家。人民币现金管理及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国库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征信体系规划总体完成。反洗钱监管取得积极成效。持续整治侵害消费者金融信息安全行为。参事建言献策工作增效提质。八是内部管理继续完善。统筹做好人民银行系统自身疫情防控工作。推进分支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内部审计监督、后勤、安全保卫、集中采购、离退休干部服务等工作水平不断提升。会议认为，2020年人民银行系统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级党组织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保障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忠实履行金融管理的牵头抓总职责，经受住了重大考验，有力体现了党的建设成效。一是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建设。持续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深入创建“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打造政治领航、思想铸魂、组织强体、纪律固本、为民服务“五项工程”。二是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本领，完善工作预案，冷静应对和妥善处理各种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金融安全。三是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党内制度建设和法治央行建设。坚持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制定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健全人民银行依法行政体制机制，严格依法依规履行各项工作职责。四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加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和干部交流力度，选优配强一把手，培养锻炼使用优秀年轻干部。五是持之以恒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建设节约型机关，从严从紧控制支出标准。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改进督查检查考核方式，巩固深化基层减负年工作成果。六是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强化政治监督，紧盯单位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动真碰硬加强监督。严肃查处各类腐败案件，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以案促改。精准实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组织对十八届中央巡视和总行党委历次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及现场督导检查调研。此外，工会工作不断改进，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取得积极成效，党校高质量办学持续深化，培训学院干部教育培训阵地作用有效发挥。在深入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基础上，会议要求，2021年人民银行系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稳字当头，抓住重点，守住底线，敢于担当，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持。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二是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继续运用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小微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牵头发挥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合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有效衔接。三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逐步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明确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建立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持续推进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四是加快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分步推动建立宏观审慎压力测试体系。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等重点领域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体系。五是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风险排查，做好风险应对。完善风险防范处置长效机制，压实金融机构和股东主体责任、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责任。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加强互联网平台公司金融活动的审慎监管。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决策部署，抓紧补齐监管制度短板。强化支付领域监管，个人征信业务必须持牌经营，严禁金融产品过度营销，诱导过度负债，严肃查处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前提下发展，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竞争力稳中有升。六是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妥善应对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进一步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推动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七是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顺势而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人民币使用相关政策制度。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高质量双向开放。促进本外币、离岸在岸市场的良性协调发展。八是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改革。牵头制定债券市场发展规划，推动完善债券市场法制，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健全多渠道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推动完善债券市场统一执法框架，加大对债券市场逃废债、欺诈发行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完善金融支持住房租赁政策体系。引导大型银行下沉服务重心，推动中小银行完善公司治理，聚焦主责主业。九是持续改进外汇管理和服务。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支持企业合理审慎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加快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外汇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集约高效做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维护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十是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统筹推进金融法治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央行研究工作影响力。扎实做好“十四五”国家规划纲要金融重点内容与金融业“十四五”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扎实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完善现代中央银行财务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支付行业治理现代化。提升金融科技应用和管理水平。稳妥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推动国库高质量发展。深化征信在数字金融和经济治理中的应用。提高反洗钱调查和监测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会议强调，做好2021年的各项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和法治央行建设，以稳健创造的精神贯彻好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各项工作。一是必须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要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经济金融问题，善于从事物复杂的表象中找出最本质的联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到最高位置，努力成为宏观调控和金融管理的行家里手。二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深入推进“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工作。三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努力成为中央国家机关依法治理和依法行政的榜样。要养成法治思维习惯，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坚持依宪执政和依宪行政，积极推动金融领域的立法修法，尽力提高违法成本，重点澄清灰色地带，阳光执法透明办案。四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到实处。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班子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驰而不息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要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旗帜鲜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持续深化政治巡视，聚焦“两个维护”、围绕“四个落实”，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等行为，紧盯不放、精准施治。五是做好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培养选拔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善于调动各年龄段干部积极性，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同时，要完善激励机制，高度重视干部身心健康。外汇局领导班子成员，人民银行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企事业单位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派驻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分别在北京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审计署有关同志应邀出席会议。（完）
记者获悉，定量金融软件厂商杭州衡泰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泰软件）获得数亿元人民币上市前融资，由高成资本领投。本次融资资金将用于公司继续提升产品功能，并在云计算领域加大投入。 「衡泰软件」成立于2000年，是定量金融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其业务系统支持的资产种类覆盖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等基础资产以及期权、利率互换等各类衍生品。衡泰拥有FICC（Fixed Income, Currencies and Commodities）交易处理系统、投资管理分析领域的风险与绩效管理系统、信用风险分析系统等产品。产品涉及金融市场的前中后交易处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定价与投资分析、数据管理与数据服务等领域。新一代产品具备跨币种能力，支持各类现货和衍生品的组合管理与分析。今年10月，衡泰软件首次进入IDCFintech100榜单。 公司目前团队人数超过一千人。董事长徐行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曾在巴克莱资本从事报价、组合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模型研发等工作。首席研究官陈宏曾在纽约穆迪和摩根大通从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定价、评级和信用组合管理模型研发工作。首席技术官陈嵩珂曾在中信证券担任其信息技术部首席架构师。 衡泰软件已为数百家券商、银行、基金、保险、资管、信托等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公司目前有国泰君安证券、腾讯、国信证券等合作客户。 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持续增强，对数字化、信息化的需求也将大幅提升。预计金融IT市场未来将不断扩大。金融IT的发展离不开数据、流程处理和分析。在投资后分析、风险定价等分析领域的积累是衡泰软件的优势。
近日，几大金融科技巨头纷纷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当前互联网存款产品实质上属于“无证驾驶”，早晚都将被纳入有效监管范围。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六大商业银行取消了“靠档计息”存款单品，提前支取一律按活期计息，这对于中小银行机构来说也无异于起到了巨大的倒逼作用—互联网存款产品的高成本，必然会让中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大幅降低，这样也会让中小商业银行不得不放弃与金融科技巨头们合作导流互联网存款产品的“游戏”。 为何持这种观点？因为与金融科技巨头们进行互联网存款合作的大都是中小银行机构尤其是民营银行机构，早在2018年就已成部分中小银行机构和民营银行吸储的重要渠道。据央行金融稳定局孙局长在11月一次讲话中提供的数据，加总目前11家头部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展示的银行，涉及存款在售的银行50多家，绝大部分为中小银行。以京东金融上推荐的银行存款产品为例，全国19家民营银行中，10家有产品在该平台销售，1家产品售罄，4家显示产品在路上。比如亿联银行2020年三季报显示，与亿联银行存款合作平台有13家，外部平台存款就高达139.32亿元。 互联网存款产品下，中小银行机构通过金融科技巨头拓展了便捷的存款来源渠道，存款额度大幅放量，实现了规模化增长；而金融科技巨头们收取了中小银行机构支付的高额“导流费”等手续费，提高了盈利能力。 客观地说，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对中小银行机构来说暂时会带来一定的“阵痛”：面临元旦春节，可能会因存款下降迫使中小银行机构收缩经营规模，因存款来源减少导致负债规模下降而相应减少资产规模，对未来盈利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还有可能会对广大民众存款带来一定的不便以及导致存款收益水平的下降。 但从总体效应上看，正向金融效应远远大于负向金融效应：一是可让所有存款金融行为回归正常轨道，确保所有存款都能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要求的执牌正规银行机构进行，攀升了一道新的风险隔离屏障，减少存款风险，防止存款行为野蛮无序生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由金融科技巨头向中小银行机构的传染，也能为中小银行机构营造有利的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可有效降低中小银行机构融资成本，从而为降低全社会资金成本尤其是降低中小实体企业融资贵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互联网存款产品虽然解决了中小银行机构的短期资金燃眉之急，但互联网存款产品吸引的资金越多越会让中小银行机构经营负担加大，长此以往无异于“饮鸩止渴”。数据显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销售的存款均为定期，以3年、5年期为主，1年期利率最高为2.25%，3年期4.125%、5年期4.875%，均已接近或者达到全国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由此，金融科技巨头们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利大于弊，对整个中小实体企业来说信贷成本将会有所下降；尤其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之后，民众部分存款也会自然存入银行机构，有利于缓解中小银行机构揽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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