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易 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做好新时代中央银行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对中央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夯实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战略支撑。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1984年起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央银行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全面深刻概括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货币是金融的根基，中央银行负责调节货币总闸门。因此，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好，就能够发挥出货币跨时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央银行对货币管理得不好，不是出现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发生信用收缩，甚至造成经济金融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仍不够成熟、定型，需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一段时间以来，金融风险成为重大风险之一，其形成和我国中央银行制度还不完全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体现为货币政策易松难紧，政策传导效率存在体制机制性梗阻，中央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统筹监管不足等问题。当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需要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作为重要支撑，既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又防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维护国家安全。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挑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历史看，最初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向政府融资，后来转为专门管理货币，并逐步建立起通过调节货币和利率维护币值稳定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20世纪70年代全球中央银行开始重视充分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关注金融稳定和国际协调合作。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不再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而是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一直以维护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比较早地关注了金融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近年来又重视充分就业目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背景下，为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的演变，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对国际中央银行的做法进行科学分析和借鉴，加快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目标是建立有助于实现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任务的中央银行体制机制，管好货币总闸门，提供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管控外部溢出效应，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 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中央银行要实现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中央银行通过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体系和社会提供最基础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四大任务的重要支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便捷性、联通性、安全性不断提出新的要求，需要持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结构布局，统一监管标准，确保安全高效运行。 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必须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切实履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责任。从事前防范看，一是健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应对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和金融风险跨机构跨市场传染；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使微观审慎监管不留空白；三是指导行为监管，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从事中处置看，要压实股东、各类债权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责任。从事后问责看，要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的责任进行严肃追究和惩戒，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人民币会以市场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求我们必须从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高度出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举措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完善中央银行调节银行货币创造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约束的长效机制，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破除贷款利率隐形下限，引导金融资源更多配置至小微、民营企业，提高小微、民营企业信贷市场的竞争性，从制度上解决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在宏观层面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以现代化的货币管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引入激励相容机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三角良性互动；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保持县域金融机构法人地位总体稳定，保持金融体系完整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坚持开放发展，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各类金融机构平等竞争；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以强化公司治理为核心，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民营企业。从完善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各类银行公平竞争的银行体系结构。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实施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改善融资结构，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金融业综合统计、反洗钱以及金融市场登记托管、清算结算、支付、征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管理体系。 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在金融领域加快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在坚持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持牌经营的前提下，统一准入标准，鼓励各类资本依法平等进入金融行业。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发挥宏观审慎压力测试在风险识别和监管校准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在股东、债权人等依法合规承担损失的前提下，发挥好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平台作用，中央银行依法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严肃市场纪律，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进行问责，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承担责任。（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受疫情影响，论坛采取了ZOOM线上会议的形式。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30多位演讲和主持嘉宾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由多家平台同步在线直播，观看人次突破17万。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张教授首先简要阐述了本次论坛的背景。他指出，2020年人类经历了罕见的大疫灾，由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仍处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之中。得益于大规模的纾困和刺激政策，加上疫苗研发出现了积极进展，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已有所减缓，经济开始恢复，但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也已显露，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全球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国际经济治理变革的紧迫性日益增大。在当前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国内外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词。王校长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都在努力探寻复苏之路，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去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但部分国家的疫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恢复面临重重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保护主义上升。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刺激性经济政策的效果与风险等值得高度关注。她还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重重挑战之际，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共进，共克时艰，共创美好未来。王校长对各位嘉宾和其他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期待各位专家朋友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贡献真知灼见。王校长还向参会者介绍了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并对它们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我校智库建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瑶琪发表欢迎致辞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 Eichengreen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先生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围绕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表主旨演讲。首先，戴行长指出，虽然在全球单边主义的影响下亚太区域经济的整体合作受到严重挫折，但是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亚太次区域和各国双边合作正在健康发展。其次，他强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我国将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新挑战，继续扩大改革和开放。戴行长认为，十四五期间的金融工作重点需要解决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中国现代金融的技术管理水平、提高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最后，戴行长对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大力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我国和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促进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后的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Eichengreen教授就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情况发表主旨演讲。Eichengreen教授指出，到目前为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违约并没有像原先预期的那样严重，主要是因为非洲地区受到的疫情影响并不很大，而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又对其经济下滑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导致资金很快流入到新兴市场，这和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后资金回流到新兴市场用了一年时间相比，存在很大区别。他指出，在新兴市场存在“原罪”，外国投资者很容易受到债券价值和汇率的双重冲击，并在经济金融形势改变时离开新兴市场，特别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拉美地区、石油进出口国家等。而在2021年这些国家将面临债务到期、短期抗疫债务需要偿还的问题，如果不能延期，金融海啸可能会爆发。最后，他还就暂停债务偿还计划（DSSI）、IMF降低贷款利率和增发SDR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rry Eichengreen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的主旨演讲主题是中国需要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他首先回顾了最近三年中国GDP的增速变化、疫情冲击后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恢复，并具体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恢复中的不同表现。他指出，GDP低速增长、财政收入萎缩、就业创造减少等变量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因而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需要更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然，也需要继续推进体制性和结构性改革，这些也会改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环境与效果。最后，他还提到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并期待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管理中，政府将更加注重刺激总需求，同时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先生发表主旨演讲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 论坛随后举行了三场圆桌讨论。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金融风险”，由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胡永泰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企业经营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认为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空间很大。他还强调，在后疫情时期需要认清此次危机和十年前金融危机的区别，要考虑一旦疫情结束后政策常态化可能带来的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潜在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Steven Barnett先生介绍了IMF的经济展望报告。他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遭受永久性损失，但在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中国之间存在差异，各经济体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有所不同。他强调，抗疫仍然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各国不要急于退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要加强全球间的政策合作。 东北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原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Masahiro Kawai教授介绍了后疫情时期日本经济的恢复及其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债务占比趋势、GDP构成变化、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经济发展、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分析。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战略师黄海洲先生基于双循环与双资本的视角，讨论了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改革，并从中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驱动力、投资者结构、家户资产配置的转变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韩国庆熙大学兼职教授YunjongWang探讨了如何评价疫情应对的全球努力、疫情防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长期影响、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中长期风险、后疫情时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先生分析了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并从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调整趋势、大数据对供应链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最后，他指出，疫情后中国将通过推动双循环战略构建一个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 圆桌讨论一演讲嘉宾：黄益平、Steven Barnett、Masahiro Kawai、黄海洲、Yunjong Wang、张燕生 第二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扩大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会议由上海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乔伊德先生主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先生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金融开放问题。他指出，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而言，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和对外贸易导致的货币跨境流动是不一样的。人民币汇率会成为未来中国企业家布局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很好的价格信号。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研究员讨论了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即金融市场开放、取消金融机构外资投资股权比例限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他指出，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放在最后一步，金融市场开放和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不对称性，要做好前瞻性的风险防范预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研究员首先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特征。她指出，贸易计价会改变贸易联系，而贸易联系也会影响计价货币使用。高海红研究员还讨论了金融交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先生认为，跨境支付系统分为资金的流动和信息的流动，改进跨境支付系统会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需求。他指出，数字人民币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改进跨境贸易结算的某些中间环节，从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实际上它对目前的跨境投融资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不会很大。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教授指出，扩大对外金融开放，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对我国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金融行业实现精细化和专业化。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研究中心主任Ulrich Volz教授讨论了各国央行正在尝试启动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及其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性。他进而分析了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作用。他认为，区域链网络的搭建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提高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性。 圆桌讨论二演讲嘉宾：周诚君、张明、高海红、邹传伟、谭小芬、Ulrich Volz 第三场圆桌讨论主题为“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济格局展望及影响”，由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女士主持。 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贾庆国教授主要讨论了全球两极化严重、发达国家内部结构性外部化以及网络与5G信息时代等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他指出，全球治理的发展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加强合作，并积极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社科院全球与亚太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讨论了后疫情时期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些高科技行业可能会“去中国化”，而同时面向中国市场的经济合作又会加大。对于亚洲价值链而言，这两种现象可能同时出现。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的StephanyGriffith-Jones教授介绍了开发性银行在公共政策中的逆周期作用。她指出应该提高开发性银行的效率，同时未来中国也能够进一步发挥其大国角色与规模效应，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开发性银行的功能。 南开大学刘程副教授分享了他和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教授的合作研究。他们主要探讨了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稳定的“新三元困境”，即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全球央行职能和美国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这三个目标必须放弃一个。他们认为，从短期来看，市场需要一个比较全面的监管转型，从银行为基础的监管转向市场监管；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货币等级的金字塔需要重构，需要一个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主要谈了中美经贸关系。他强调未来中美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将趋向平衡，表现为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上升，同时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对中美之间的经贸产生重要影响。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从长期和中短期角度对美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受疫情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同时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采取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应对，这些导致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并将削弱美元的长期霸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美元弱势状态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但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圆桌讨论三演讲嘉宾：贾庆国、StephanyGriffith-Jones、李向阳、吴心伯、刘程、张礼卿 圆桌讨论主持嘉宾：胡永泰、乔伊德、杨燕青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黄志刚教授主持了论坛闭幕环节。张礼卿教授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为期一天的论坛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堪称一场学术盛宴。演讲嘉宾和其他参会者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互动讨论和观点碰撞，很好地推动了该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最后他再次对演讲和主持嘉宾、合作机构、参会人员、听众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闭幕环节主持和演讲嘉宾：张礼卿、黄志刚
2020年12月18日下午，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线上总结颁奖会成功举办。大赛组织单位有关负责同志通过视频方式向参赛院校、师生发布获奖名单，全国上千所高校的数万名师生全程观看了此次总结颁奖会。 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于2020年4月启动，8月底结束，吸引了全国2571所高校超30万名大学生报名参赛。大赛设置校赛、省赛、国赛三个阶段，根据评选规则最终产生434支一等奖团队、1736支二等奖团队、2146支三等奖团队，赛事规模、获奖规模再创新高。“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已成为面向全国大学生群体打造的具有高知名度、高含金量及社会广泛认可的金融创新实践大赛。 总结颁奖会上，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凯代表大赛承办单位致辞。他指出，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创新金融科技公司，联合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是深化金融领域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实践。当前金融业态的多元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加快使得青少年比以往更早接触复杂多变的金融产品。帮助大学生提高投资能力，增强金融安全意识是东方财富应当承担和履行的社会责任。他强调在共青团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上，承办方圆满完成了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的组织开展工作。在第七届大学生金融挑战赛上承办方将会再求进步，持续深耕大赛实践育人内涵，将大赛办的更专业，更新颖，更实用，切实让广大师生在这个多方通力合作搭建的校企金融实践平台中受益。 在奖项发布环节，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市场总监安佳媛宣读了“优秀领队奖”“最佳领队奖”获奖教师代表名单，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经理肖雷鸣宣读了“优秀指导老师奖”“最佳指导老师奖”获奖教师代表名单，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秦涛宣读了“最佳单项奖”获奖学生名单，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凯宣读了“校赛最佳组织奖”“省赛最佳组织奖”“国赛最佳组织奖”获奖高校名单，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石新明宣读了“一、二、三等奖”获奖学生团队代表名单，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副部长田小飞宣读了“国赛冠、亚、季军团队”获奖学生名单。 其中，获得“最佳领队奖”的是安徽财经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桂林理工大学、百色学院、河北工业大学、亳州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燕山大学的10位老师；获得“国赛最佳组织奖”的高校是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安徽财经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城市建设学院、桂林理工大学、燕山大学、吉首大学、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贵州财经大学、亳州学院；获得“省赛最佳组织奖”的高校是百色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山西工商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江西科技学院、广西财经学院、南华大学、滁州学院、重庆师范大学、广州商学院；获得“校赛最佳组织奖”的高校是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四川工商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金融学院、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江苏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四川科技职业学院；获得国赛冠军的是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学生团队，获得国赛亚军、季军的都是桂林理工大学学生团队。 奖项发布环节中间，5位师生代表发表了心得、感言。安徽财经大学李波老师表示，在学校的高度重视下，作为领队老师积极进行多维宣传、加强师生联动配合，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贺晗老师分享了本校在校企双指导人制和参赛师生嘉奖安排上的经验；桂林理工大学杨剑老师则认为学院结合 “商” “学”的特色育人体系，依托高质量的赛事平台，推进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建设以及对赛事推进整体统筹布局的理念是本次组织成功的关键；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陈洁同学表示本次获奖极大的增加了她在股市里学习、实践的自信心，对日后的金融理财和成长帮助巨大；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覃浩莹同学认为良好的心态是股市投资成功的第一步，风控的核心在于止盈止损要果断。 (最佳领队奖代表发言) (最佳指导老师奖代表发言) (国赛最佳组织奖代表发言) (冠军团队操盘手发言) (国赛最佳风控师发言) 激情点燃梦想，奋进铸就辉煌。2020年第六届“东方财富杯”全国大学生金融精英挑战赛总结颁奖会圆满结束，第七届大赛即将在明年3月拉开序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曲阜12月7日讯 今日下午，2020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互联网金融领域诚信建设论坛在山东曲阜举办，论坛以“数字生活时代的信任共治”为主题，共同探讨交流互联网金融领域诚信建设的思路举措。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良出席论坛并致辞。 任贤良指出，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展现出强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要让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把握方向、找准定位、发挥作用，应进一步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健全防范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自律，切实加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行业引导；进一步优化生态，积极营造公平诚信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环境。 李东荣表示，互联网金融近年来正经历一个从快速生长、风险积累到行业治理、规范发展的周期过程，完善信用基础设施、培育诚信经营环境一直是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和长效监管机制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倡导诚信守法文化，加强制度规则约束，做好行业自律管理，提升全社会的监督能力。 王良表示，山东省高度重视数字生活时代下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把互联网金融领域诚信建设作为重要方面纳入其中，相继出台一系列指导性、规范性、操作性强的措施规定，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山东省将持续擦亮诚信底色，划定诚信“红线”，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网络生态、网络文化。 出席论坛活动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信用专委会主任委员刘萍阐述了大数据下的金融发展与监管；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围绕金融科技创新法治化进行了分享；中国平安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介绍了中国平安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推动诚信体系建设的企业经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行、同盾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围绕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运用大数据分析做好信用业务风险防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山东省网信办共同主办、中国经济网承办、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银行业、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等负责人，专家学者、媒体代表共100余人参加论坛。
原标题：“蚂蚁金融”上市，几乎不可能！ 金融业既是国之重业，也是经济发展的命脉；金融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切身利益等密切相关。刘全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在大行其道，在互联网金融推动下，金融效率、交易结构和金融监管等在发生深刻变化。国内互联网巨头BATJ之后，小米、美团、滴滴等均推出“金融”业务，并以此为切入点布局“流量+金融”的模式。金融业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好可以利国、利民、利于经济发展；监管不好也会成为收割社会财富的利器。传统金融业和互联网金融本质上仍然是“钱生钱”的行业，过度发展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出现资金逃离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 据蚂蚁集团招股文件显示：2019年营收超1206.18亿元，同比增长40%；6成营收来自金融服务；上一年支付交易规模118万亿元。刘全认为，2019年国民生产总值99.1万亿元，可见蚂蚁集团的交易规模是何等巨大。蚂蚁集团已对金融市场交易秩序，资金安全、金融系统安全等造成严重影响。互联网企业和投资机构都是利用加杠杆撬动市场，高额利润被其掘走，市场风险最终由客户买单。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金融监管在法律层面没有系统的管理制度框架及相关金融监管机制，导致互联网金融问题重重。 11月27日，中国银保监会律师称，全国运营的P2P网贷机构在高峰时期约5000家，今年11月中旬已全部关停。刘全认为，P2P网贷机构虽然被关停，其背后8000多亿元的债务谁来清偿？数百万出借人的钱有可能会血本无归。P2P网贷机构卷款潜逃，暴露出金融监管不力，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监管漏洞。互联网金融涉及多个监管部门，从银行、保险、证券，致使金融监管机构无所适从。因此“蚂蚁金融”上市，几乎不可能。 刘全认为，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运营，金融监管机构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系统的金融监管机制。如，银行存款保证金，风险内控体系，银监会风险管控等系统的金融监管措施。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上市，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对其有可能是毁灭性打击，最后受损失的仍是股民。P2P网贷机构已被清除，巨额债务仍未妥善解决，致使很多家庭负债累累。立即叫停“蚂蚁金融”上市，允许互联网金融企业上市，就等同于P2P网贷机构再次重生。 本文所述内容及意见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市场交易或投资建议。本文是刘全的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作者：刘全 创作：2020年12月8日
金融科技本质是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活动。但近几年来，披上“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明显增多。金融科技该不该管？怎么管？如何更好地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一时间成为市场热议焦点。 10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金融委强调，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 近期，市场上对于“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是缺乏系统的风险”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综合近期市场各方言论来看，观点普遍对金融科技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普遍认为金融科技在催生大量金融新业态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风险，所有的金融活动都应该纳入监管。 金融委强调，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 既要鼓励创新，也要加强监管 从2008年金融危机来看，面对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缺乏制度，没有前瞻性考虑，对证券化产品复杂化、底层资产混杂缺乏认识，最终带来巨大灾难。在业内专家看来，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对影子银行链条认识不清，监管不力。 资深学者张非鱼同日发表文章指出，面对类似影子银行的创新业务，必须要强调监管的一致性，特别要重视新巴塞尔协议的作用和实施。 “我国处于金融科技创新的影子银行发展较快的阶段，现在不应是讨论巴塞尔协议要不要，而是要强调巴塞尔协议如何在创新业务中适用。巴塞尔协议诞生之初就是为了保障银行业监管在国际间是标准一致的，强调对于同属于银行业务要有同样的监管标准。而且巴塞尔协议也是逐步演进的，近年来结合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强调了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新增了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要求。如果对多年来已形成共识的监管要求进行放松，必然会导致金融风险。不管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的金融科技机构，本质上都是在经营金融风险。”上述文章指出。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近日表示，无论叫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始终不能忘记金融属性，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否则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金融委强调，要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尊重国际共识和规则，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鼓励创新、弘扬企业家精神，也要加强监管，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监管部门要认真做好工作，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要监督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遵守监管规则，完善公司治理，履行社会责任。 实际上，为了推动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监管部门持续完善监管框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包括集中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相继发布，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持续、穿透监管。 一些鼓励政策也相继出台，以更好地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比如，多地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项目获批并启动，中国版“监管沙箱”正在全速推进等。 对新金融针对性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BigTech公司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一些BigTech公司也存在对信贷对象诱导过度借贷，由于过度挖掘数据可能侵犯客户隐私等问题。 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提及，“年轻一代的储蓄率在明显下调，这里面有好的方面，有助于扩大内需；也有令人担心的方面，就是一些年轻人过多地靠借债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将来是不是好事也不完全知道。” 张非鱼认为，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金融是有特殊风险的，需要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一是部分BigTech公司金融价值观扭曲，诱导过度负债消费；二是金融科技领域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通常会形成“赢家通吃”，造成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三是BigTech公司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信息技术，经营模式和算法的趋同，增强了金融风险传染性；四是金融科技公司过度采集客户数据，可能侵犯客户隐私。 金融委会议强调，要增强业务信息披露全面性和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投资者教育。要督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依法披露资金用途。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此外，会议还涉及：扎实做好金融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等重要内容。
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爱过然后不爱，总比从没爱过要好。同样经济学家可以说，泡沫产生然后被刺破，总比泡沫从来没出现过要好。 ——新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 一个人对泡沫的认识，决定了他对财富的把握能力。比如我身边有个朋友，因为十年前听了某位经济学家“房价泡沫即将破灭”的警世恒言，十年坚决没有买房。很显然，在这场史诗般的泡沫盛宴里，他成为了旁观者，也是一个财富大潮的旁观者。 同时，有一个95后年轻朋友，最近五六年业余时间一直沉迷于研究数字货币，手中“屯着”几十枚比特币，全然不顾巴菲特说的“比特币就是骗局和泡沫”的警告。问其为何如此坚定，答曰：比特币赚的是这个时代认知曲线的钱。很显然，他是这波财富浪潮的弄潮儿，数字化时代红利的受益者（至少当前是）。 泡沫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几乎要伴随我们一生。即使泡沫终究破灭，但“因为注定凋谢，就不值得拥有花期”？注意，泡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悲观者不一定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而最成功的，则是能提前预见到拐点并做出反应的人。所谓“知几，其神乎”。 via《金钱追杀令》 实际上，泡沫是一个很玄的概念。虽然有许多价值偏离度指标来测量，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承认一种资产价格是泡沫，往往是在其破灭之后。这意味着泡沫的概念里隐含着一种时间界定：泡沫是短暂的，泡沫注定是会破灭的。 历史上关于资产泡沫及其引发危机和大崩溃的叙事深入人心，比如法国约翰劳、英国南海公司、荷兰郁金香、美国大萧条。这就在历史记忆里形成了对泡沫的天生恐惧，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一定限度的资产泡沫的有益价值：对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奖励，以及兰德尔教授说的流动性溢价（泡沫环境下更容易抵押和变现）。 同时也让人忽略了泡沫是一个周期现象，片面的认为泡沫只存在破灭期，并对此充满厌恶与恐惧，却忽略了泡沫也有成长期、爆炸期和某种情况下的“成熟期（刚性稳态）”，因此也就错失了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财富机会。 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但人们仍然用纸币甚至主要是无形的电子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度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泡沫也是一种文明：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缺乏信任的蛮荒社会，不可能有泡沫。与其说现代经济是货币和金融经济，不如说是一种泡沫经济。 实际上，最近半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同种泡沫不断涌现又不断破灭的历史。旧的泡沫崩溃，新的泡沫又起，似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看上去是人类难以逃脱又不倦的宿命。 via baidu 泡沫的破灭，危机的来临，是残酷又未可知的，注定大部分人躲不过。但不能因为酷冬的来临就忽视春之希望、夏之灿烂与秋之静美——泡沫在很多时候看上去都是美丽的。圣经说“人在世的日子不过是一声叹息”，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泡沫无处不在，泡沫的破灭如同基督的降临，“像贼一样悄无声息”。泡沫的破灭也不可预知。但在央行如此强大、政府对金融危机如此警惕的现代经济里，做空泡沫的风险显然要大过与之共舞。当然，若一旦成功，就收益巨大。桥水基金和瑞．达里奥已经为此等待了数年。 图1． 逼近历史高位的“巴菲特指标” （截至上周五美股收盘，Wilshire 5000为38.484万亿美元；美国第三季度GDP为21.16万亿美元，二者之比达181.87%，已接近“巴菲特指标”的历史最高值。） 由于通胀的消失，央行可以肆无忌惮的货币大宽松，这次泡沫周期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很多。但十年已经过去，刺破泡沫的可能不是过去的因通胀带来的货币收紧，而是泡沫过度膨胀引发的结构极化所带来的冲突、动荡甚至战争。我们现在的泡沫景观与两极分化，与二战以前何其相似。 我们需要做的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泡沫和光同尘，持有货币敏感性的财富仓储载体（比如房产、黄金、数字币）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权益资产（成长股），享受泡沫带来的财富盛宴。同时，用心聆听冰山深处的声音，所谓风险管理和对冲，保持杠杆与头寸的平衡。如果足够幸运，可能会避过因杠杆断裂引发的“流动性黑洞”，并从中做空受益。 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将既是这个泡沫时代的受益者，又不可避免的成为它的牺牲品。 ——注定，无处可逃。 图2． 全球杠杆率已经涨的惊悚 图3．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与1999年底网络泡沫时期高度相似（viaMott Capital） 本文逻辑： 1、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2、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3、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约7-9分钟，请耐心阅读，感谢您的转发评论） 正文 一、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这个官方结论意味着，金融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金融天生就带有泡沫属性。 然而同时又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价值判断里，这里面有没有矛盾——既是从属又是核心，这可能需要辩证法层面的哲学解释。 要看泡沫怎么定义。在价格—价值或名义—实际或虚拟—实体的二分法里，泡沫可以看做是价格对价值、名义对实际、虚拟对实体的过度偏离。 因此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货币以及金融都是“面纱”或名义变量，都不过是真实价值或实体经济的附属。我们熟悉的官方语言体系里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对货币金融的一种定位——他们是实体经济的从属而不是主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一旦金融反客为主，成为实体经济的主人，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泡沫，这在主流经济学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反常的”，是危机性的。 对金融、金融化，泡沫、泡沫化，虚拟、虚拟化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基本逻辑和密码的理解。既然现代财富的形式，直接体现为货币和金融价值，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从财富链最顶端攫取，而辛苦费力又耗费时间的在实体经济埋头苦干呢？ 货币发行权决定着第一财富操控力，一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由央行控制，属于政府；二是广义货币的发行权，由商业银行控制，一般来说属于私人资本，但国有银行也受控于政府。 所以看看现在上市公司中最赚钱的是哪个板块？上市银行和整个金融业的利润，几乎占据了整个上市公司的六成。看看中国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前几名，几乎清一色的国有银行。 不再直接控制产业资本，而是控制货币和金融资本，就可以轻松控制社会和国家的财富。这不是在编织故事，而是经济微观理性和现代经济演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金钱和资本总是流向最赚钱的领域，权力资源也是。 这是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奥秘：货币链—金融链—产业链，是这样的生态价值链排序而不是相反。用通俗的语言就是，“实体经济的钱越来越难赚，货币金融业却依然可以盆满钵满”。 实体经济利润越来越薄，金融产业利润却越来越厚（虽然同样增速下行，但与实体经济差距还是很大），这种背离的结果明显就是——泡沫越来越大。 图4．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与债务继续膨胀之间的背离 然而货币金融行业，在产业周期的后期（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减少），就是依靠泡沫赚钱的。如果没有泡沫，就不会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这是由泡沫的定义决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实体—金融之间的空间偏离和结构极化？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一价定律和社会平均利润逐渐为零的普遍规律难道不起作用吗？ 其实一直在起作用，无数次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就是价值规律的回归。然而旧的泡沫刚破，新的泡沫又起。一次财富周期，就是一场泡沫周期。 但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世界在不可避免的走向金融化、虚拟化（人性贪婪+技术进步），继而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泡沫化。只有理解泡沫从生到死的机理，就像观察一朵花从含苞欲放到随风凋谢的过程，才能掌握到财富积累的真正规律。 研究泡沫及金融危机，将是后现代大金融时代宏观投资者最主要的主题和任务——泡沫带来超额财富盛宴，能参与的时间长度，则取决于对周期性泡沫危机的管理和对冲能力。 二、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如果按照泡沫的定义，货币的进化史——从商品货币、金融货币，到信用货币、数字货币；从足值的金属币，到不足值的铸币，从完全准备的黄金券，到部分准备、无法定准备的纸币，这个演进过程，就是一个从实到虚，不断泡沫化的过程。 所以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也是最有用的泡沫（兰德尔．赖特，2016）。 然而很多泡沫，投资者也知道是泡沫，为何还要参与其中？比如最近十年来，世界上最硬的三个泡沫，美股、中房、日债，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质疑，但是却依然坚硬不倒，似乎要重写经典教科书的资产定价模型。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上，在大多数时候，泡沫越大（pe很高）反而越受追捧，那些低pe值的股票反而倍受冷落。这个在A股市场上体现更为明显。 这在泡沫经济学里叫“理性泡沫”或“庞氏均衡”。也就是，投资者A持有泡沫资产（比如纸币或市盈率极高的股票），是因为相信会有无数个投资者B可以接盘。这个信念是资产具有泡沫但不会消融（meltdown）的主要原因。一旦这个信念坍塌，那么泡沫也就崩溃了。 这个现象也类似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从实际使用价值和商品性能（类似股票pe）看，奢侈品的定价的确是太高，但仍然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高出的那一部分天价，可以看做是品牌溢价，也可以看做是“泡沫”。希勒的金融非理性行为理论表明，金融市场上也存在一定的“奢侈品跟风效应”，人们宁愿不断追涨高估值的“奢侈品”，也不愿意购买低估值高派息率的银行等。股市里的LV，同样需要强大的叙事能力。 因此泡沫，有其自身的生长、膨胀、成熟和衰亡周期，有些泡沫昙花一现，破灭后再也没有重现，比如荷兰郁金香，在涨上天价破灭后，就被埋葬在历史的大潮里；日本的房地产，现在的平均实际房价仍然到不了最高点的一半。 货币泡沫也会周期性破灭，这要看一国的货币在全球中的地位。相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拉美诸国、俄罗斯、土耳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泡沫显然经常破灭，这体现在汇率的崩溃上。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因为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相对完善的全球金融交易和清算系统，以及更为强大的叙事能力和话语权，成为最恒久的理性泡沫和庞氏均衡。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统治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类资产泡沫也非常强大。 有理性泡沫，那么就应该存在非理性泡沫。如果说很多优质资产是理性泡沫，处于持续的庞氏均衡（不断的击鼓传花），长时间处于溢价状态，但有些资产就属于过度投机了。非理性泡沫往往与过度加杠杆、过度扩张债务有关。这个过程，特别类似恒星的整个生命周期： 星云、尘云逐渐形成小球体，新的恒星诞生，经历了集中形态后开始加速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由于辐射压减少（类似明斯基时刻），便会出现崩溃式的塌缩，直到冷寂成密度极高的中子星或白矮星或黑洞。 图5．恒星的一生与泡沫的一生有类似之处 金融泡沫的产生，往往与杠杆或债务大爆炸有关。杠杆快速扩张，带来资产价格的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同时又助推杠杆进一步扩张。这个强大的正反馈过程引发类似恒星一样的债务泡沫大爆炸，直到在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外生冲击下，比如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发生大疫情或战争等，杠杆爆仓、债务连环违约、银行挤兑破，可怕的流动性黑洞（由于极度恐慌，人们持币观望，银行惜贷，市场上没有了流动性）出现。此时，就是一个泡沫大破灭，伴随着杠杆和债务坍塌，资产负债表大崩溃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泡沫从理性泡沫变异为非理性泡沫的过程。似乎在历史上，理性泡沫总是变异为非理性泡沫。因为很简单： 人性。 viaMaurizio Chavira 三、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这一次泡沫周期（或债务周期，泡沫与债务形影相随，但泡沫往往出现在债务周期的后半场），始自次贷泡沫的破灭，已经历时十年之久。中间曾经有几次崩塌，但却总能神奇的起死回生、迅速修复。这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像新冠大疫情这样的外部重大冲击都无法刺破这个泡沫，而且还越吹越大，那么就不要奢望这次泡沫会自我内生出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次大泡沫的生成、膨胀、持续和崩溃的内在机理，才能抓住这次泡沫盛宴，并最大可能的躲避泡沫崩塌时带来的灾难。 乐观的地方在于，这次大泡沫背后的实体端、资产端，是巨大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全球化的纵深挺进，知识资本的指数级积累，也在不断的支撑着泡沫的存续。这是本轮泡沫大周期的积极之处：资本市场的泡沫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批的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独角兽。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泡沫，按照传统的估值模型，那些长期不盈利的科技巨头怎么会得到资本的资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没有金融泡沫，就很难有马斯克、扎克伯格和马云等的传奇故事。 而在负债端，这次大泡沫周期则是建立在巨大的货币泡沫周期之上。全球央行史无前例的大扩表，几乎同时采取了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的极端做法，也毫无节制的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被视为异端邪说的MMT药方。既然政府自己在加杠杆制造泡沫，既然这次泡沫大周期的制造者是央行，核心驱动力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那么市场怎么可能有效的内生出清？ 图6． 全球央行像世界末日一样货币大放水 除非，货币泡沫支撑不住，央行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放水。否则，继续资产荒，核心资产继续靠抢，股票市场里投资者热捧的仍然是高估值的LV，而不是物美价廉的地摊货。 然而，这个巨大的耗散系统会永无止境的膨胀下去吗？这次是真的不一样吗？人类文明真的出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超级泡沫吗？答案是不可能。几乎每次泡沫周期，泡沫持续久了，都会有人自我安慰“这次不一样”，然而当一切破灭后，回头复盘，不过都是历史的重复（莱茵哈特《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 只不过，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有一个股市涨跌的规律可以运用到泡沫周期上，那就是： 横有多久，竖就有多长。 也就是这次超级泡沫或债务周期，会前所未有的长，但最终出清的方式，也会前所未有的惨烈。这个可以参照近一百年前的那次泡沫周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形式出清，而在此之前，是长达数十年的大繁荣。 图7． 大萧条时期美国股市事实上已经崩溃 还是回到开头我提到的，泡沫并不是一无是处，初期的理性泡沫对经济是润滑剂（提供流动性）和催化剂（孵化科技独角兽），但当变异为非理性疯狂的泡沫后，也就是灭亡的开始。当前来看，泡沫似乎还没到疯狂的程度。尤其是当今天的金融泡沫主要寄生于货币泡沫之上，泡沫的存续时间可能会更长，做空泡沫的风险可能更高——因为这是与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央行做交易对手。 然而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或智者，都需要用心聆听冰山背后的声音，聆听这个疯狂舞会的节奏，看懂这场交响乐指挥的手势。这场特殊的泡沫周期里，经典的经济信号已经失灵，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非经济层面的信号，比如国家间冲突（极端形式是战争）、大型自然灾害（比如本次疫情）、全球供应链断裂引发的恶性通胀（类似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以及局部地区极端风险的外溢。 这些信号不常出现，但很可能成为刺破本轮超级泡沫的不一样的力量。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与泡沫共舞以享受财富盛宴。当然，你认为这些对于你的人生和幸福，是有意义的。 图8．史无前例的大放水已经引发长期通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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