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不能倒”到底是现代企业的免死牌，还是监管念动的紧箍咒？一直以来都是一道市场难解的谜题。12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20年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这一提法引起了市场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何谓新型的“大而不能倒”？ “大而不能倒”是由美国国会议员斯图尔特麦金尼在1984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家规模巨大的公司与整个市场关联性太高，在产业和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时，公司的倒闭将会引起社会巨大的波动，因此会捆绑整个社会和政府来对这些公司救助，避免产生巨大的损失。 传统意义上，监管对“大而不能倒”的关注聚焦于金融体系。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血脉”地位极其风险的特殊性，使得“大而不倒”在金融领域一度引人注目。当一家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到其规模及其组织的复杂性、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度足以对整体金融体系产生明显影响的时候，它就赢得了“大而不能倒”的“名声”。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金融业“大而不倒”问题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11年圈定了2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我国也于2018年发布了《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并于前不久出台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表明监管部门对“大而不能倒”的高度关注。 而郭树清所指的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其主体是指大型科技公司。显然，这里所说的大型科技公司并非泛指，而是特指即拥有用户和技术优势、包含有金融元素的金融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即BigTech。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进行定义，所谓BigTech是指拥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全球性大型技术公司，它们通常直接面向C端用户提供搜索引擎、电子商务或数据存储和处理等IT平台，并为其他公司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所谓新型的“大而不能倒”，就是指随着“随着BigTech业务的扩大和交叉以及竞争态势的改变，一些新的问题和风险开始出现并不断积聚”，部分BigTech借助其强大的技术，形成业务壁垒并逐步强化为市场垄断，涉及广大公众利益；而其自身信息系统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存在隐患也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这类大型科技公司一旦出现经营可持续性风险，不管政府救助或者不救助都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因此，如何遏制BigTech依仗其“大而不能倒”的市场地位，滥用垄断权力破坏市场竞争公平性的行为，如何防止BigTech盲目、任性加杠杆，将高杠杆风险向市场转嫁，造成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我国实际出发，要防范BigTech“大而不能倒”的风险，需要先回答三个问题： 其一：金融科技公司该不该纳入监管？ 依照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定义，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的金融属性在BigTech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 目前，金融科技领域可谓鱼龙混杂，任何一家公司似乎都可以挂上金融科技的名号，把金融科技视为法外之地。一些科技金融巨头堂而皇之涉足金融业务，打着数字科技创新的旗帜，肆意采集客户数据，并据此进行数据打包、解构、画像，形成所谓的数字风控。其背后存在的监管套利，以及风险外溢性，已危及到整体金融体系的有序与安全性。一些公司过度营销贷款、诱导过度消费、强制性催收贷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尤其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依托互联网形成功能强大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风险既有来自金融科技业务本身内生的风险，也来自客户不审慎的风险及来自第三方平台的风险，以及政策风险与合规性风险。特别在数据安全方面，这类公司凭借对数据渠道的掌控，违规甚至非法采集信息，将对金融消费者甚至民生构成威胁。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平台公司往往走向行业垄断，不可避免会影响社会公平竞争。 随着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不断深化，一些中小银行在数据方面对金融科技公司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公司风险向金融机构传染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从数据安全的角度，这类公司将呈现“大而不能倒”的趋势。如果不及时纳入监管，金融科技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终有一天会变成危及金融领域安全的灰犀牛。因此，按照“凡是金融业务均需纳入监管”的理念与原则，将金融科技公司纳入金融监管范畴，不仅有必要，更有紧迫性。 其二：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该如何监管？ 金融科技是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但金融科技不等于金融+科技，它不是金融与科技的物理融合，而是金融与科技的化学物。因此，不应简单地以传统金融的视角或科技企业的视角来观察。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应该是整体性、系统性的监管，而不应机械地进行拆解，把“金融”拿来监管。不能用“锯箭法”的方式来监管。 目前，我国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总体属于基于“资金方监管”理念的间接式监管，即通过对持牌金融机构开展与第三方合作业务主要是助贷业务的监管间接地实施对金融科技公司业务行为的规范。按照机构监管模式，仅仅对持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的行为进行监管，而大量的非持牌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由谁监管依然是个空白与难题。 因此，应立足于行为监管理念，把金融科技作为一个整体业态来监管。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应体现审慎与包容并重。既要鼓励创新，给金融科技创新留有充分的空间；又要审慎监管，防止金融科技风险的外溢与放大。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点或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监管沙盒”。 凡是金融科技创新，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模式，如果用现有的金融监管规制能够进行规范，能否管得住，那么就在既定的框架内实施常规监管。如果一种创新无法从现有的监管工具箱中找到可以规范约束的“绳索”，或者很难束缚，那么就需将之纳入“监管沙盒”。将其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圈定在可控的范围，把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让消费者在“试用”期间获得“不满意即退”的保护与承诺。通过沙盒测试，成功即可推向市场，按市场规则运作；不成功，就需退出。 其三：如何防止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大而不倒”？ 赢者通吃，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科技公司的共同理想，也是其发展的路径与逻辑。从单一性看，其逻辑清晰，商业模式符合资本的口味；但是，放在全局、系统性角度，赢者通吃的模式不仅会加剧行业的垄断性，破坏竞争的公平性，更可能带来系统性灾害。赢者通吃的逻辑本势必引导大型金融科技公司走向“大而不倒”的盲目。 那么，如何遏制大型科技公司这种“大而不能倒”的风险，及时精准拆弹？ 如前所述，将金融科技按照行为监管的理念，全过程纳入监管，是防范大型科技公司“大而不能倒”的前提。要通过强化监管协同，减少监管空白和多头监管，防止监管套利；通过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监管规制，防范大型科技公司过度加杠杆导致的风险外溢。在此基础上，从“大而不能倒”的后果性出发，着力加强两方面的监管： 一是从反垄断出发，防止BigTech利用数据垄断优势，妨碍市场公平竞争。要借助监管科技手段加强，协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和改进对BigTech监管，对涉嫌垄断的BigTech实施反垄断规制。关键是要完善金融信息采集、披露等相关监管规制，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平台权力，防止信息垄断。同时，尝试从体系上打破这种垄断。一方面，是通过完善规制，促进更充分的竞争，形成横向制衡；另一方面，就是推动大型平台适当拆分，但这一过程或许很漫长。 二是从对公众的危害性出发，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一方面，要加强对数据的监管，强化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要通过制定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快推进数据确权与保护，尽快明确各方数据权益，依法保护各交易主体利益。同时，还应借鉴国际上的做法，探索“数据可移植性”，通过法规形式赋予用户将他们的数据从一个平台带到另一个平台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强化金融服务提供方的消费者适当性管理，防止过度营销、误导消费、诱导式营销以及暴力催讨行为。 毫无疑问，新型的“大而不能倒”从宏观上为金融发展新格局下的监管指出了未来的方向。各方对“大而不能倒”的内涵应有理性的认识。对于BigTech而言，切莫把“大而不能倒”视为政府的“加冕”，把幻象当真实，“持宠而娇”；需知，“大而不能倒”并非是一种“特权”，而是要面临更加审慎、更加严厉的监管。作为监管者，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大而不能倒”的市场危害性，要将监管关口前移，加强监管协同，以更严厉有效的监管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风险。
相关阅读： 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 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把握未来。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方略，在此背景下，金融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空间呢？ 近日，央行陈雨露副行长撰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开放》，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特别指出： “金融体系能否完成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使命，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能否从金融大国稳步迈向金融强国的关键。特别是需要加强问题导向，通过集成创新，综合支持头部创新型企业，完善科技战略博弈过程中的融资支持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以此作为推理的起点，本文尝试探讨双循环背景下金融科技的潜力和前景。 金融业的核心任务 畅通国内大循环，需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共同推进： 供给侧注重科技驱动、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通俗点说，就是持续提高“中国造”的核心竞争力，既要在制造过程中实现“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也要在终端消费里的中高端消费品领域提升国产商品的竞争力。 需求侧注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买得起才是硬道理。这背后又是一篇大文章，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和力度等，重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区域层面的中西部崛起和城乡层面的乡村振兴会成为发力重点。 在这种环境要求下，如陈雨露副行长所说，“金融变革怎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供给侧来讲，金融业需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对新兴产业和企业创新等“高风险”对象的有效支持，相比信贷资金，股权资金风险偏好更高，必须要建立完善多层次股权投融资体系；二是继续夯实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重点要在供应链金融领域继续突破，实现对供应链远端小微企业的有效支持。 就需求侧来讲，金融业同样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助力居民财富增值，重点在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最理想状态是维持股市的长牛慢牛，让广大民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二是为消费升级提供贷款支持。现阶段控制居民杠杆率依旧是主旋律，但就特定消费场景发掘贷款需求，依旧是消费金融行业产品创新的方向所在。 就金融业而言，要实现上述任务目标，大部分依赖金融体系深化改革，如资本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投贷联动创新、激励机制优化等等；但在风险识别、效率提升等特定领域，则离不开金融科技的助力。 金融科技，当为“开路先锋” 金融与科技的关系早已辨明，科技是工具，金融是目的。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业有了新任务，自然对金融科技提出新要求。 金融科技并非万能灵药，有其特定的作用边界。就过去几年来看，借助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技术，金融科技犹如开路先锋，不断拓宽零售端普惠金融的边界，成效凸显，未来几年，“开路先锋”的角色依旧是金融科技发光发热的重点。 既然是“开路先锋”，重在开路，发展不成熟的领域才有机会。消费贷款市场，行业层面仍有空间，但市场已经趋于成熟，金融科技的重心，应放在B端。 当前，随着个人征信趋于完善与成熟，个人信用状况趋于透明，金融科技“开路先锋”的使命已经达成，获客渠道（流量/场景）、资金方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金融科技的话语权下降。再加上金融机构和场景巨头“自营”金融科技力量的崛起，纯粹的金融科技公司日趋边缘化。 从数据上看，过去几年，在金融科技助力下，支付和消费贷款的边界不断拓宽，网络支付用户数超过8亿，央行有信贷记录自然人也已超过5.5亿，零售端普惠金融的纵深已大为改观。 相比之下，B端产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还在路上，小微企业征信仍然大片留白，正需要金融科技企业披荆斩棘，为行业趟开一条路。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缺乏数据支持的金融科技不是生产力。金融科技要做B端小微金融的开路先锋，先要积累和掌握充足的产业数据，必须以产业链运营数字化和小微企业经营数字化为前提，孤军深入犹如空中造楼，必然以失败告终。 于是，拥抱产业互联网，便成为题中之义。 抢占先机，拥抱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以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渗透为前提。其中，5G网络依赖运营商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新基建范畴，正在大力推动中；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则依赖核心企业的推动，核心企业多为传统企业，对第三方科技赋能存在刚性需求，为金融科技企业拥抱产业互联网提供了机会。 近年来，一些金融科技企业转型B端，先做产业科技，深度参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后回归金融科技，谋求拓宽B端金融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供应链金融，正成为双方的结合点和试验田。 早期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受限于供应链自身的信息化程度，金融机构无法准确、充分地获取产业链中的物流、信息流等数据，不得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为产业链相关方授信，只能泽被产业链近端供应商，对产业链远端的中小微企业无能为力。 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与核心企业合作，借助物联网技术激活“物”的活力，全面增厚传统供应链的“物流、商流、信息流”等数据价值，让供应链本身可衡量、可分析、可反馈，为供应链金融创新打开空间。 比如在核心企业支持下，金融机构可运用物联网和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打造“控货”核心能力，有效缓解传统动产质押业务中面临的诸如重复融资、押品无法有效监控以及单据造假等风险，从而实现基于供应链上下游真实贸易行为中产生的多种库存商品为质押，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特定场景中，没有核心企业的介入，金融机构也可借助物联网技术拓宽企业融资边界。 总之，数据积累是科技赋能的基础，数字化是数据积累的前提。路径千千万，抓住数据积累这个源头，就抓住了核心。 循序渐进，生态逻辑 “望山跑死马”，前景目标往往看上去近，走起来远。双循环的大逻辑，是一幅徐徐展开、环环相扣的画卷，并非可以快马加鞭、一哄而上的风口，参与这个大逻辑，必须要有耐心等待生态的完善与成熟。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总结技术变革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转型技术、扩展技术和专业技术。所谓转型技术，是指具有开创性影响的新技术；而扩展技术是指能扩展转型技术应用范围的技术创新；专业技术，则是指现有技术针对某一特定任务的专业化应用。 举例来说，电脑的发明属于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转型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则属于扩展技术，基于互联网的各种网站、APP则可视作专业技术。电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发展、网站的布局和APP的完善之上的，这幅画卷的展开，用了几十年。 同样，无论是双循环的构建，还是5G、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货币，这些都是必然会改变未来世界的东西，但所需的时间很可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相应地，传统的技术、传统的模式、传统的业务，其在未来的生命力，也会远超我们的预期。 面向未来，需要以现在为支点。对金融科技而言，先要在当前的业务中找到盈利支点，然后才能去谈论未来。
作为联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促进双向赋能的重要着力点，上海正在多方发力，抢占金融科技制高点。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近日在第二届上海金融科技国际论坛表示，面向未来，上海要大力推进金融科技核心技术研发应用。一方面推动金融与科技更加融合，另一方面坚持创新与安全并重。 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充分赋能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135号的上海城创金融科技国际产业园，这几天显得格外热闹。12月7日开始，为期3天的第二届上海金融科技国际论坛在产业园举行，同期举行的还有首届上海金融科技创新博览会暨全球金融科技节（2020）上海场。 这个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园区，是上海首个以“金融科技”为主导产业的产城融合项目，也是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的大本营。 今年1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加快推进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提出上海将在5年内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此背景下，上海国际集团倡议发起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下称“联盟”）于5月正式成立。 短短半年，联盟获得了行业广泛认可，成员单位已接近50家。同时，联盟还以其平台优势充分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赋能。 日前的成果发布会上，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秘书长、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利透露，据联盟秘书处不完全统计，2020年度在联盟成员单位中，共计有10家机构的33个金融科技相关领域项目，获得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颁发的45个奖项，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10家机构分别为交通银行、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太平金科、氪信科技等。从中金所申报的“基于国际最佳实践的新一代交易系统”项目和“飞豹做市商交易平台”项目，到交通银行申报的“运用多维知识图谱助力展业模式创新和智慧风控转型”等项目，均获得了行业大奖。 邓伟利说，联盟正筹划设立若干个不同方向的专业委员会，以巩固和夯实联盟在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储备。在本次成果发布会之后，联盟将举办金融信息技术创新专业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未来依托专委会的学术科研力量，联盟还有计划单独举办“金融科技创新成果评选活动”。 上海国际集团牵手华为 为了抢占金融科技制高点，上海从政府到市场各方，都在抓紧布局。作为上海金融控股平台和国有资本运行平台，上海国际集团扮演重要角色。 论坛期间，上海国际集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共建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上海国际集团实现数字化转型、上海金融科技股权投资基金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其中，上海国际集团将积极支持华为加入上海金融科技生态圈，协助华为在上海相关金融科技领域的行业与业务拓展。 据悉，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和落地，将有利于上海国际集团及所属金融机构的数字化、科技化转型，推动所属金融机构融入华为科技生态圈，完善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业务布局。 此外，由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区政府、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上海铮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金浦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还就拟设立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基金投资合作签约。 金融机构纷纷布局 拥抱金融科技，不少机构选择与科技公司合作。本届论坛期间，氪信科技作为成果发布环节10家入选机构中的唯一一家科技公司而令市场瞩目。 记者从该公司获悉，氪信科技成立5年以来，已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头部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并且和城商行和农商行中的宁波银行以及浙农信达成合作。 同在该论坛上，中国银联发布了金融级云服务“银联云”，将为产业各方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金融级云平台产品和服务，在加快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助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为上海打造国际数字之都贡献力量。 “金融科技是未来全球金融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竞争的一个焦点。”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俞斌说，目前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抓紧筹建中，力争年底前正式成立。太保金科将以实现科技市场化的转型目标，提升科技赋能能级，使技术、数据和人才成为公司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
（众志成城抗疫情，危难时刻显经济韧性。变革孕育发展，挑战蕴藏机遇。站在新时代，张近东密切关注乡村振兴、数据共享、小微企业融资、绿色物流、智慧社区建设等热点、难点、焦点话题，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日前，张近东接受了《金融世界》杂志多方统筹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 助力乡村振兴《金融世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广大电商企业依托线上线下优势，在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张近东：为更好地实现助农富农，消除生产种植和销售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渠道不通畅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统筹资源，政府、电商、农户、院校多方联动，建立以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为特色的乡村生产基地，推动返乡年轻人成为创富主体。实践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返乡创业的商户以村为单位聚集，依托电商企业赋能建设C2M基地，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了周边村民脱贫增收。地方政府可以出台针对乡村C2M基地建设的扶持政策，在物流、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对将销售和物流网络延伸到乡村，为农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的电商企业，给予包括土地购买、场地租用、水电优惠等支持，双管齐下助推农产品上行。此外，建议政府层面出台政策，鼓励电商企业和大专院校结合，进一步加强农人培训、实训，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为农村贫困人口赋能，激发内生动力。《金融世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农产品长期依赖的线下交易几乎停转，多地出现了农产品滞销问题。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张近东：问题出现后，多家电商平台紧急开通助农绿色通道，助力缓解农产品滞销难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促进这一模式常态化实施过程中，政府可通过统筹多方资源，加强政策倾斜，在重点农产品种植地区建立摸排机制与对接平台，电商企业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和物流仓储优势，通过开通助农频道、专区、直播带货等多种方式提供流量支持，搭建常规助农绿色通道，打通农产品售销链路，助力乡村振兴。多种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 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金融世界》：数据开放共享是近年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推动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有哪些重要路径？张近东：目前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及民众之间的信息公开仍存诸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以及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在“促进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规定中，亟需明确和增加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内容，提出细化的开放要求，使社会需求接入共享信息服务更加便捷、有效和安全。可以在政府和公共部门，如工商、医院、环保、房产、车辆管理、银行等单位提供的公共数据服务上，率先实现信息共享。建议相关部门针对不同行业或领域进行数据信息采集，统一平台建设，并提供不同标准的开放权限。同时，在采购硬件、软件服务时，将社会化信息共享要求列入采购标准。与此同时还需要做好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工作，通过联合安全多方计算、区块链、数据脱敏、数据加密等技术手段与保护措施并行的方式，提高信息数据治理水平。从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共享、使用、删除等所有环节，完善监管机制与方法，进一步优化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环境。此外还需推动实现数据资源的资产化、数据管理的合规化、降低IT运营成本、不断创新数据技术应用和管理，实现公共信息社会化共享。《金融世界》：我们知道，大数据的社会化共享服务，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如何让大家都参与到这项社会工作中来？张近东：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在各类大专院校增设大数据管理相关课程和实践机会，将该学科列入通识教育。同时，在大数据相关单位和企业中建立专门的信息采集和反馈渠道。政府和企业工作人员也可通过专业培训，掌握更多大数据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公共信息开放服务能力。整合数据资源 构建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金融世界》：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资金周转困难。然而金融机构助力小微企业融资始终隔着一道“信息屏障”。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张近东：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服务对于攻克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具有重要作用，而企业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小微企业数据获取之难，难在数据入口分散，孤岛效应难以消除，金融机构难以低成本、批量获取高质量数据。随着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的推进，正在不断优化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渠道和环境。目前，政府数字化建设如火如荼，取得长足进步。截至2019年11月，全国32个省级单位中，有10个已出台并公开数字政府规划计划，指导数字政府建设，穿透政府部门“信息孤岛”，政府各机构和部门的数据信息透明度进步明显。《金融世界》：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依然有很多地方的企业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存在信息不对外公布、透明度较差等方面的不足，无法对相关金融业务的开展给予有力支持。您对此有何建议？张近东：小微企业基本在省内经营，可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区域内各方数据，建立完善全面、互联互通的地方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从产业链数据、政务数据，以及金融机构内生数据等几个维度开展数据整合工作。具体而言，首先可由各级政府建立或指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垂直管理机构，建立面向金融机构的数据开放和共享机制。同时以园区、开发区等载体，不断充实小微企业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银政企”合作机制，推广先进地区微商金融业务经验，组织刻画当地“小微企业地图”，定期更新发布，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提高金融产品创新效率。此外，从小微企业自身经营角度看，还要改善营商环境，通过结合税费减免、专项扶持、金融支持等多策并举，延长我国小微企业平均寿命，从根本上降低小微金融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发力小微金融的积极性。助力城市多层级物流园区建设 形成集约化智能配送《金融世界》：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城市物流健康发展大声疾呼，城市物流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物流还面临着诸多瓶颈和肠梗阻。您如何看待目前这种现状？张近东：随着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配送与物流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不论是到店还是到家的城市配送都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推动社会商业和快递业高速发展是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消费升级的重要抓手。在对全国23个城市通行政策进行调研后发现，一方面传统燃油货车运行受限，另一方面尚未给新能源轻卡货车提供道路通行特权，导致新能源专用车未能成为有效补充，且客车拉货现象频繁，为城市配送安全埋下隐患，且极大影响了物流和配送效率。这些问题到了亟待统筹规划、协同解决的阶段了。《金融世界》：城市末端配送是城市交通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张近东：首先，应对爆发式物流需求增长，在城区土地规划方面应着重考虑物流配送企业用地需求。同时，加强城区周边物流园区建设，形成规模效应，发展集约化配送。另外，建议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放宽新能源车辆的路权限制，加快提高城市城区配送企业燃油车更换为新能源车的比例。还可以通过建立新能源货车管控与服务平台，打造城区货车通行信息化、智能化和高效率的新能源轻卡货车专用导航平台，加快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最后100米”配送无接触交付凸显优势。建议结合“最后100米”公共环境和配送路径给予无人车配送局部公共道路通行路权，并尽快制定无人车配送保险和车辆检验的政策和法规，加快推动“最后100米”无人配送常态化运营。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以迎接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金融世界》：今年疫情期间，各大城市普遍启动了严格的基层社区化管理，智慧社区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您怎么看待智慧社区未来建设？张近东：作为国家关注并倡导推进的社会发展形态，虽然已经取得较快发展，但要真正实现智慧社区的有效落地，全面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还有以下几个痛点需要解决。一是智慧社区建设缺乏系统性统筹，服务整合能力不足。因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受限建设成本、消费水平等因素，致使智慧社区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的发展规划和成果差异较大。同时，参与智慧社区生态建设的主体众多，各方在软硬件应用、服务提供等方面存在标准不一、各自为政现象，导致智慧社区建设生态分散，服务无法被有效整合。二是技术配套滞后，缺乏高效的全场景运营及服务。技术能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目前相关软、硬件产品仍无法做到相互兼容，形成有效的数据集成分析，从而限制了各智能产品的协同发展。同时，服务及运营场景的覆盖过于单一，无法高效且全面的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三是社区仍处于基础服务阶段，居民需求未能一站式即时满足。由于目前智慧社区建设仍在探索阶段，大多数产品应用还停留在满足物业基础服务上，只能有限满足居民生活需求。同时，社区居民的消费、娱乐、生活等需求场景间也存在壁垒，导致无法获得敏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提供。《金融世界》：解决上述痛点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张近东：首先可以通过政企合作，推动智慧社区系统性规划，充分挖掘配套服务资源，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配套服务生活圈，并将智慧社区管理纳入社会服务体系，与政务服务、治安管理、城市管理等服务相连接，高效推动政府与智慧社区的协同管理和发展。其次提升智慧社区基础配套，建立全场景运营服务体系。在智慧社区系统化统筹下，着力推动各产业智能化标准的统一。此外，以智慧化的“一小时生活圈”为引擎，将用户触点的核心结合起来，运用AI、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来驱动服务、用户和场景的高效匹配，不断完善社区管理的智慧内核。通过智慧社区的建立，更有力地推动智慧城市的全面到来。奏响时代最强音 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世界》：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未来公司在数字经济方面将如何锐意进取，将有哪些新举措和行动？张近东：当前，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引发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和制度的变革。通过数字经济垒实产业基础、推动科技创新、畅通经济循环、促进新消费、加快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内核，将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苏宁控股充分依托自身的智慧零售生态体系，抓住新基建的数字化布局方向，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能力，并将该能力渗透到零售全链条、全场景之中。未来，苏宁控股将继续研究和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和建设。一方面，苏宁控股将强化底层系统能力、智慧供应链能力和用户运营能力，不断完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人、货、场进行更加深度的数据采集，从而形成消费者、产品、服务、营销、渠道、物流的全面数字化体系，实现整个供应链体系数据的彻底打通。另一方面，苏宁控股还将从加强仓储物流建设、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打造线上线下全融合的智慧零售场景等方面加以发力，以技术为手段和支撑，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消费体验。_
原标题：1个月放贷800万户，1元利息产生2.23元利润，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一、互联网金融的定义 互联网金融是从金融信息化逐步演变而来。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金融行业陆续采用信息化系统，来实现业务流程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最重大直接的表现就是ATM的普遍使用，大大节省了开办网点的费用，还增加了业务收入---主要是跨行ATM取款，以及跨地区取款时加收的费用，零成本，无本万利。 由于ATM实现了躺赚模式，所以在金融信息化的第二阶段，即2005年开始的第三方支付发展阶段，金融机构是消极对待的。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免除了用户的跨行、跨区支付费用，甚至还推出了余额宝这样的类存款服务，2014年蚂蚁金服成立，代表着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马云喊出了“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狂妄之语，惊醒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 “金融互联网”还是“互联网金融”，成为了争夺焦点。 在一行三会的全力操盘下，一系列整肃互联网金融的政策规定相继出台，余额宝被限制了交易规模，第三方支付被限制了交易场景，甚至最后被剥夺了账户存款的利息收益，网络互助模式在刚刚露头阶段就被保监会摁死。 2016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为模式争论做了一下定性---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是金融互联网，即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而不是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 由此，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最终中性定义为： “互联网金融（ITFIN）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二、万恶之源的P2P网贷 互联网金融的折戟沉沙，自然不是所有人所希望的。 只是，世界公理就是：骗子更勤奋。 在2014年和2015年，我在多个大学为EMBA讲授互联网金融，其中关于“债权众筹”，即P2P网贷的部分，我都反复告诫学员们：这个应用目前处在悖论阶段，不适合马上推广开展。 因为从目前的基础情况下： 1、金融的本质是“信用”“杠杆”“风险”的公式。 2、风险控制来源于对征信数据的取得，而征信数据在我国属于央行专营的私密业务，并且其数据模型也少得可怜，比如占国民最大资产份额的“房产信息”，至今全国也不联网，更不让查阅。这种情况下，所谓风控就是遮羞布，没有实质上的意义。 3、有限的风控数据，央行会分享给专业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如果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愿意放出贷款，就说明接待对象属于劣级客户。 4、P2P网贷是给银行的劣级客户放贷，但资金成本却比银行高得多，这就推高了贷款客户的融资成本。 5、过高的融资成本，就会提升坏账率，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 P2P网贷企业，在以上所有不利条件的基础上开展业务，结果只能是一个：违法。 非抢（714高炮）即骗（跑路）。 随着一片暴雷，互联网金融的名声在社会上彻底臭了。 三、柳暗花明池上山 5月8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目前样本量最大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报告显示，疫后小微企业及个体户的资金需求突出，但绝大部分扶一把就能活；其中，40.5%有资金需求的长尾小微经营者是在通过互联网银行融资自救。其中，70%获得贷款的小微经营者认为精准“滴灌”的无接触贷款有实效，平均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块钱利润。 小微企业及个体户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小店经济”，提供了基础性就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发展“小店经济“，要以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发展“小店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世宇在近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疫情中，“帮助小店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全国工商联调研发现，小店经济虽然整体也受到疫情冲击，但有融资需求的小店中，73.7%的需求在50万以下，96%在100万以下，只要给予一点支持，就能迈过难关。 关于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号召，政府呼喊了几十年，都没有任何成效。 原因同样很简单：机会成本问题。 银行审批一笔5万元的贷款，和审批一笔500万甚至5000万的贷款，走的流程一样，付出的成本一样，但是收益完全是天壤之别。 仅仅从风险角度，越大额的贷款，越容易使用各种组合工具比如抵押、担保、工作组深度介入等模式来控制，贷款方的违约成本极高；而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完全是靠信用贷款，风险控制不好做，违约成本却很低，说跑就跑。 因此，只有日常掌握商户的经营数据，乃至商户负责人自身的金融数据，才能敢于从风控角度进行预判，进而实行金融救助。 这方面，拥有互联网交易场景的企业，比金融机构有优势的多！ 例如，全国工商联与网商银行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100多家银行响应，一个月里已为超过8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发放贷款。 调研数据显示，70%获得贷款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无接触贷款”有效促进了经营回暖——小微经营者每支付1块钱的利息，能产生约2.23块钱利润。超过八成（82.3%）的微型企业和个人经营者认为，贷款可得率明显提升，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容易。 尾声：固化成果，方得始终 疫情中藏的“危”和“机”，确实在深刻改变着很多行业。 比如，这一轮时期过去以后，全国几百万的教师都会玩直播了，以后再也不用违规偷偷摸摸去校外培训班，而是大大方方坐家里当网红。 而金融支持这件事，以往要么就是马太效应，大企业通吃；要么就是大水漫灌，钱进了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让放贷模式变成了精准的“滴灌”，真正为“保就业、稳增长、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效有目共睹，政策必然松动。 互联网金融的春天要来了吗？ ---欢迎留言，感谢转发---- 作者：张栋伟（市场营销专家、资深互联网人士、“酷实习”大学生就业创业平台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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