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在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而研究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研究金融结构尤其是金融资产的结构变化。 在中国，这方面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现任央行行长易纲先生。他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每隔10年左右就会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最权威学术期刊《经济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一篇关于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的研究论文。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上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其它两篇分别是发表于《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与《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 这三篇文章虽然时间跨度很大，研究内涵和分析范式也持续延展。但基本研究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基于“比较金融研究”的方法，在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过去40年不同时期的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其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算，并从居民、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国外等五部门的角度分别测算了其资金来源（负债）和运用（资产）总额及占比情况。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和研究，清晰的给我们展示出中国金融资产的总量、结构及其演化的过程。而且作者还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 一、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成就 1、金融资产总量大幅增长。根据易纲行长文章的测算，截止2018年末，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达722.1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4.54倍，年均增长14.7%。金融资产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588.9%上升至2018年末的785.5%，年均增幅为2.7%，较1991年至2007年期间年均增幅降低3.3个百分点，金融资产相对GDP的增速有所放缓。主要与股票、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等增长放缓有关。当然，随着总量增长，基数变大，增速有所放缓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金融资产结构日益多元。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居民资产配置不再高度集中于银行存款。2018年末，存款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54.4%，虽仍占一半以上，但较2007年末降低了5.8个百分点，相比1995年末更是大幅下降了21.1个百分点。同时，随着支付电子化的发展，居民持有的通货现金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末的16.3%下降至2018年末的4.4%。由于股票资产增长较慢，2018年末居民部门持有股票占比较2007年末的15%降低了5.9个百分点至9.1%。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长。2018年末，居民部门特定目的载体总额自2007年末以来年均增长27.6%，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达17.2%，较2007年末上升11.9个百分点。 3、金融市场深化持续推进。金融工具内生于金融市场，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及结构的多元化，其背后反应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易纲行长的三篇文章无疑是研究近40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深化方面的最佳样本：1996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一文指出中国金融资产的变化过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货币化过程。另一条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该文主要分析货币化过程。文章分析了我国1978年、1986年、1991年和1995年的金融资产结构后指出，中国M2/GNP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货币化”进程加快是重要原因。同时金融资产单一，企业主要依靠贷款，居民主要依靠储蓄存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也是重要原因。2008年发表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与前文相呼应，以资本市场为主线，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新变化。在此期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继续快速增长，且结构有所优化，表现为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加快。股票在国内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增长明显，1991年股票占比仅为1%，到2007年则达到了28.1%。同时贷款占比下降，企业债务率下行，经营状况好转，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这一时期金融资产结构存在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债券规模过小，保险市场规模偏小，股票相对金融资产比率波动较大等（2001年上升到12.6%，2005年回落到5.4%，但2006年和2007年分别快速上升至11.8%和28.1%）。再隔12年，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发现，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这一时期银行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尽管经历了“严监管”，表外和资管业务与之前阶段相比仍呈现快速发展。近些年来中国深入推进债券市场改革和发展，完善基础制度，夯实基础设施，加快产品创新，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8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约为86万亿元，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2018年末，债券与GDP之比为90.9%，较2007年末提高44.1个百分点。然而，在此期间出现了直接融资不升反降，中国金融资产的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等问题。 4、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部门在境外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呈现亮点。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提高的背景下，企业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跨境投融资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末，企业部门国外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达17.1万亿元、21.9万亿元，分别是2007年末的9.5倍、3.3倍。2007年至2018年末，企业部门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年均增长30.2%，合计占GDP比重为17.9%，较2007年末提高14.5个百分点；二是国外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在股票市场双向开放方面，2014年和2016年我国分别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为内地与香港相互买卖股票提供了便利。在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方面，不断扩大境外投资者范围，取消投资额度，并启动“债券通”。此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不断健全，也为金融市场在扩大双向开放过程中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2018年末，国外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35.6万亿元和50.3万亿元，较2007年末年均增长12.5%和10.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提升，国外部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增多。2018年末，债券和股票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8%和13.2%，较2007年末上升4.8个和3.8个百分点。 二、从金融资产结构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足 1、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在199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带动作用。股票融资与GDP之比从1995年的5.7%上升至2007年的120.1%，年均增速接近10%。2008年后，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影响，股票融资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从分类看，债券融资属于直接融资，但我国债券的持有主体是银行，2018年末银行持有的债券占全部债券的51.5%，其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银行通过货币创造为企业融资，也具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如果扣除这部分，直接融资占比会进一步下降。 2、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在债权类融资快速增长、股权融资增长较为缓慢、股票与GDP之比下降的背景下，全社会债务水平上升加快。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从2008年末的145.4%上升至2018年末的248.7%，累计上升超过100个百分点。尤其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2016年末一度升至159.8%，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 3、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最新发表的《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易行长还创新性地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测算发现，在2008年以来的10多年里，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分别为365.9万亿元和118.7万亿元，是2007年末的5.85倍和2.60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产的比重为54.5%和17.7%，总计达72.2%，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9.4%、13.8%和4.6%。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18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2007年末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三、从金融资产结构演变看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未来改革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针对以上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所看到的不足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推进经济转型升级。降低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根本之策在于经济转型。一是要调整经济产出结构。在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背景下，通过加杠杆来刺激经济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会加剧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固化经济结构的扭曲。要接受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为经济转型留足空间。二是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式必须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对要素投入的依赖以及对债务的依赖。三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未来经济增长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未来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投资拉动，而是要靠创新推动，靠发展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来带动。由于创新型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其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支持，主要靠股权融资等直接投资支持。所以其发展壮大并不会带来企业杠杆率的上升。而一旦科技创新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话，不但可以实现做大GDP规模（做大分母）的目标，至少可以托住GDP增速不出现快速下滑，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又降低了增长对负债的依赖（分子缩小），从而成功实现了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的效果。 2、促进融资结构的转变。造成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不升反降的主要短板是在股票市场。要想让股票市场长期健康向上，关键是要靠完善股票市场的基本制度。监管层更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夯实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基础方面。一是要完善退市制度，健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功能。退市制度建设必须与注册制一起推进，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不能只吸收不排泄一样，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也绝对不能是只有IPO发行上市而没有退市淘汰机制。二是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前中国证券市场乱象丛生的关键原因是法律制度不健全，对违法行为处罚过轻导致违法成本很低。乱世应该用重典，要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让相关从业人员对法律产生敬畏之心，就必须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相关法律制度。三是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培育股票市场价值投资的基石。股票市场不同于期货及其他证券市场的根本是股票市场可以通过上市公司的盈利分红实现持续的正收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基本方式，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应有之义，也是股票内在价值的源泉。同时在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是也是培养投资者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基石。我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之所以很难形成，就是因为现金分红回报投资的制度不健全，造成市场各方力量更关注价格炒作而忽视价值发现。四是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科技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能力。创新成果要规模化生产必须依赖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来为各个阶段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发挥科创板和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要力争将国内科创板和创业板打造成能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来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孵化出一家像苹果、亚马逊或特斯拉这样的企业，那就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推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既是传统商业银行应对金融科技等新技术变革的外部压力的需要，更是新时期银行业实现第二增长曲线的关键。与此同时，推动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有利于减少金融资产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因为数字化风控不依赖于房地产等抵押品，可以减轻金融资产与房地产之间的紧偶合关系，缓解金融顺周期影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战略上培养数字思维，制定可分解落地的规划。在确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后，要分解战略目标、建立保障机制、定期检测评估与反馈来确保战略的落地实施；二是组织上提升敏捷程度，培养数字化人才与企业文化。数字化转型不只是银行高管层的事情，而是全体员工思维和能力转变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提升组织的“数字商”，银行内部的关键绩效指标和组织架构要与数字化进程保持一致；三是技术上改进配套机制，探索新技术应用与架构转型。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投入领域聚焦基础设施。积极通过创新组织形式、投资并购等方式，凝聚各方科技人才力量，推动创新研发；四是数据上完善顶层设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要强化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让数据变资产。要通过打破内部数据孤岛，让数据会说话；五是以开放银行建设为突破，推进外部生态圈合作。国家和政府监管部门要通过发布关于开发银行的新政策来积极引导推动银行跨界合作。商业银行则应积极建立开发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 4、建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房产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财产，且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波动对全社会财富的影响极大，与其他行业的关联度也最高，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会，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土地方面，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同时，优化供地结构。一个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一般可按100平方米/人来控制。同时合理安排工业用地、公开设施用地及住宅用地等的比例。同时控制土地拍卖价格，减轻房价上涨压力；其次，金融方面，在满足开发商合理融资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守住开发商用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在个人住房金融政策方面，应该根据不同需求层次和房价走势，实施差别化的抵押制度。第三，财税方面，要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收体系。同时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依法合规、规范透明、自我约束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后，立法方面，要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 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一文中，作者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的背后，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直接融资短板。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证券资产与GDP之比为135.5%，较2007年末下降31.4个百分点。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仅为44.6%，较2007年末降低了75.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增速较低，实体经济融资仍以间接融资和债务融资为主，导致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的占比明显上升。导致风险向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集中，导致金融资产总量过快膨胀和部分资产质量下降，放大金融风险。债务融资显著上升，加之名义GDP增速下降，还将导致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 发展直接融资要依靠改革开放。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提出，这是我国资本市场迈入市场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有效手段。 长期来看，注册制改革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加速中长期资金入市。一方面，高成长性、创新性龙头企业有望迎来估值的上升，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资金更愿意抱团好企业。另一方面，注册制意味着考大学更容易了，但毕业更难了。最受冲击的是存量的垃圾股，业绩不好就要退市，壳价值进一步降低。此外，新股虽然上市更容易了，但上市的溢价也会越来越小，破发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有点类似于港股，动辄十几个涨停的时代结束了。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越来越不适合非专业投资者了。科创板可作为一个参考，目前差不多110家上市公司，截至目前只有40%是上涨的，40%的公司跌幅超过15%，接近20%的公司跌幅超过30%，分化极大。普通投资者投资相关的ETF基金进行指数化投资、获取市场平均收益，或许是未来更加理想的选择。 注册制同样利好股权投资市场。尤其是中概股海外上市变难的情况下，注册制改革无疑给股权投资机构提供了“松绑”的机会。长期来看，二级市场注册制改革的推进有利于退出预期的稳定，将有利于投资者专注于公司的基本面价值挖掘，对培育中小企业长期有利。 当然，仅靠注册制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不够的。还需要完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健全金融特别法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措施全面推进对整个资本市场的改革。资本市场还是需要研究国际上的一些治理方式，扩大金融开放，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做法，推动国内竞争和改革。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也有深刻的转变。正如易纲行长在《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的文章中所言，“金融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映射，又反作用于经济结构”。对比不同时期中国金融结构的差异，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特别是时间跨度超过10年以上的对比更有启发意义。 上次易纲行长分析的数据是截止到2007年，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速达到14%，而且连续6年经济增速上行。文章中最新的数据是截止到2018年，在那之前连续多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从2007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的欧债危机，房地产的迅速发展，热钱大量的流入和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等等重大事件与变革。此期间多年份经济增长总量上有差别，结构上的差别也非常大。2005年到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拉动都超过了1个百分点，而2018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经济增长总量和结构的差异，都会在金融资产结构上得到反映和体现。文章从总体、分部门和风险承担的三个视角分析中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最后提出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2018年与2007年相比，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上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增长。从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银行贷款增速超过整体水平，而直接融资占比减少。表外和资管业务在2007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8年占GDP的比例已经接近60%。与资产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负债变化。金融资产占GDP比例上升反映的是金融深化，而负债占GDP比例快速增长则反映了中国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国外的经验表明，杠杆率快速上涨往往蕴含着风险。因此去杠杆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政策制定者到金融市场参与者，分析国内杠杆率快速上升的原因，多数会提到直接融资较少而间接融资较多。直接融资占比减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股票融资增长的放缓。 2007年国内股票市场处于牛市上涨阶段，当年企业从股市的融资规模占GDP比例达到1.6%，2007年末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达到120%。2018年国内股市进入熊市，当年企业的股票融资占GDP比例只有0.4%，股市市值占GDP的比例仅45%，明显低于2007年。与整体金融资产高速增长相比，股票融资和股市市值增长缓慢。当然，200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时多家大型国企上市，IPO规模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18年也较为特殊，资管新规的实施与中美贸易摩擦对股市带来较大影响，当年股票的融资规模也创下了多年的低点。从2007年到2018年，平均来看每年股票的融资规模占当年GDP的比例为1%左右。今年新冠疫情虽然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国内股市整体上表现较好。科创板的迅速发展为科技类成长型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沪深两市的融资规模有望超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中国很可能成为今年全球股票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全年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的融资规模与从银行借贷相比仍然相距甚远。过去几年企业从银行的借贷占GDP的比例在7%左右，仍然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2007年之后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每年企业的债券融资占当年GDP平均达到3%。个别年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与银行贷款规模基本接近。可以预计未来10年直接融资的发展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之后，发展直接融资意义更大。 2007年是过去几十年国内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此后十年明显减弱，而地产和基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两点在金融资产结构上体现为居民的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开始快速增长。 对于房地产来说，以每年销售的房地产金额占GDP的比例来看，2000年到2007年从2%逐渐上行至11%，2009年到2015年在13%左右，2016年至2019年在16%左右。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居民债务的快速增加高度相关。截止到2019年末，居民房贷余额占居民的贷款余额比例接近60%，其中住房公积金贷款占比接近10%。居民每年新增加的贷款占GDP比例的中枢在2007年之前为3%，2009年之后上升到6%。其中在2009年和2016年即房地产市场最火爆的两年，国内居民新增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接近9%。 总结过去40年全球发生过的几次房地产泡沫，包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房地产泡沫，9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房地产泡沫，以及2003年到2007年的美国、英国、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在房地产市场最狂热的阶段，居民新增的债务占GDP的比例都超过（略高于）9%。在那个阶段居民有大量的借贷是用来买房，而且其中投机的比例可能较高。以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房地产泡沫作为参照，过去10年国内两次房地产市场过热其实已经隐含着一定的风险。作为应对，国内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在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政策调节下，从2018年下半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已经明显减小。居民信贷增长的速度也逐渐放缓。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财政收入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与税收制度的改革有较大关系。在2007年财政收入超过财政支出，实现了财政盈余。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以相对GDP来衡量，2010年到2016年国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21%左右。2016年营改增的政策实施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渐降低，2019年为19%。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减税降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或降低到18%。在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减少的同时，财政支出一直保持稳定。中间的收支缺口就要通过发债来弥补。从结构上来看，近年来政府债务管理更趋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使得政府部门贷款余额下降，通过债券发行融资的规模上升。 回顾从2007年到2018年国内的经济发展，与金融资产结构的变迁，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未来的政策制定也有很多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过去十年在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时候，信用宽松，居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是扭转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但是杠杆率快速上升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会发现在经济景气度下行阶段政策以稳增长为主，而在经济景气度上行阶段政策强调的是防风险。 对于国内杠杆率的问题，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从总量看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中国的杠杆率并不算高。从结构上看，政府部门的杠杆率还有上升的空间，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政府债券加大发行规模成为了对冲下行压力的重要手段。而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增长在2018年之后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中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与其他国家比较高，这里面又要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国企相对容易获得信贷资源，杠杆率较高，而民企的融资相对较难。这与国企背后有政府信用和财政的支持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部分国企的生产经营效率偏低，这种情况下应对国企的杠杆问题应该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出清“僵尸企业”的力度，清除无效供给，减少无效资金占用。而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普惠小微企业，仍然要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 今年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跨周期调节，最近易纲行长也表示“适当平滑宏观杠杆率波动，使之在长期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轨道上”。笔者认为，跨周期调节与平滑杠杆率的波动有着紧密联系。前者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后者更多关注金融资产结构。只有兼顾经济增长与金融资产结构，才能更好的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寿小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梁涛先生，请他们为大家介绍金融机构合理让利落实进展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出席今天吹风会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刘福寿先生。下面，我们请刘国强先生作介绍。 刘国强:各位媒体界的朋友，大家上午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李克强总理指出，金融业要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助力企业生存发展，稳住经济基本面。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关工作，并召开新闻吹风会主动发布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和进展情况。下面我简要介绍今年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及成效情况。 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二是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红利。引导中期借贷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下行0.3个百分点，带动LPR同步下降，推动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如期启动并于2020年8月末顺利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集中转换，降低企业存量贷款利息支出。三是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分三个批次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并逐步发放到位。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快落地，对小微企业的直接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四是督促银行减费让利。规范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督促银行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要求，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五是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相当多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与银行、保险、信托机构协商，请求推迟、展期或重组债务，给予延期或减免一部分本息，一些特殊困难企业实施破产重整。 总的看，各项措施成效显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持续提升。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截至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10.9%和13.5%，较上年同期提高2.5个和2.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上年。融资成本明显下降。9月企业贷款利率为4.63%，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至9月末小微企业融资新增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9月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92%，较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 根据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数据测算，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减少收费、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渠道，已向实体经济让利约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继续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谢谢！ 寿小丽:下面请梁涛副主席作介绍。 梁涛:现在我介绍一下银行业保险业减费让利的总体情况。 推进减费让利是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重要一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银保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围绕“六稳”“六保”要求，聚焦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借此机会，我先就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作一介绍。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资产负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各项贷款178.6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总负债288.7万亿元，同比增长10.7%。保险公司总资产2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4%。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3万亿元，同比多增2.6万亿元，银行保险机构新增债券投资超过8万亿元。民营企业贷款增加5.4万亿元。制造业贷款增加2万亿元，为去年全年增量2.6倍。保险业赔付9989亿元。 三是风险抵御能力保持在较高水平。前三季度，银行业新提取拨备1.5万亿元，同比多提取2068亿元。三季度末，拨备覆盖率177%。商业银行资本净额23.8万亿元，资本充足率14.41%。目前，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42.6%。 四是主要经营和监管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1.7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三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2.06%。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 银保监会把推动减费让利作为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的重要抓手。前三季度，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预计银行业今年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 一是实施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目前已对超过3.7万亿元企业贷款本息实施延期，有效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为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三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30.5%。前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21家全国性银行落实小微“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三是坚决清理规范减免银行保险机构收费。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取消信贷资金管理费、小微企业提前还款违约金等，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逐步缩减银行收费服务项目，近年来已陆续减免几十项收费项目。 四是大力整治违规收费问题。开展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今年7月对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开通报。目前正在开展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始终保持严监管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把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落到实处，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好减费让利工作，不断增强企业的获得感。谢谢。 寿小丽:下面开始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目前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的进展和成效如何？下一阶段在稳企业和让利政策方面还有哪些举措？谢谢。 刘国强:今年前10个月，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为实体经济让利约6250亿元，通过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这两个直达工具让利大约2750亿元，这两个渠道加起来共让利9000亿元。再加上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措施，金融系统合计向实体经济让利大约1.25万亿元，完成了全年让利1.5万亿元的序时进度。预计全年可以实现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保持政策稳定性，用好用足现有优惠政策，持续释放相关政策红利，把已经出台的政策用好，进一步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更好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确保完成全年的让利目标。也就是说，一方面把已经出台的政策落实好，另一方面再研究让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谢谢。 中国新闻社记者:银保监会在新冠疫情以及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下一步这方面还将做哪些工作？ 梁涛:请我们的首席律师刘福寿同志回答。 刘福寿: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近年来银保监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金融委靠前指挥下，针对银行业保险业面临的金融风险，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取得积极的成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大成效，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自2017年起，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到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0万亿元，一些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不良资产认定和处置大步推进。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境内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为80.2%，部分银行逾期60天以上贷款也全部纳入了不良，关于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和新提拨备的情况，刚才梁主席已经在开场白里作了介绍。 三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形势根本好转。全国实际运营P2P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约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 四是金融违法犯罪受到了严厉打击。对高风险金融集团进行风险处置、资产清理、追赃挽损、风险隔离等工作扎实推进。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弥补监管空白。高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效。 五是威胁金融安全的“灰犀牛”得到控制。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7个百分点，配合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在压降存量风险的同时，支持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来规范融资，近三年银行保险机构累计增持地方政府债券11万亿元。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措施，全力以赴推动经济恢复正常循环，提早谋划应对风险反弹回潮，严密监测防范外部风险冲击，有效防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重大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趋于收敛，整体可控。但受内外部各方面因素影响，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必须充分重视、冷静研判。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增强风险意识，坚持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把风险估计得更全面，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充分，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前瞻应对不良资产的反弹。督促银行做实资产分类，真实暴露不良，足额计提拨备，加快处置速度。同时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防止新增不良快速上升。 二是有序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和风险化解，压实各方责任，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风险的机构，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有序推动，拓宽风险处置和资本补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补充资本。 三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四是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整治各种金融乱象，营造风清气正的金融秩序。 五是严防外部输入性风险，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储备足够应对措施。 六是完善风险全覆盖的监管框架。增强监管的穿透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对同类业务、同类主体一视同仁。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最近在金融街论坛上介绍了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相关情况，我的问题是，目前第三支柱养老保障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何？接下来还有什么考量？ 梁涛:这个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近年来我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但是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但是总体保障水平，特别是城乡居民的保障水平是有限的，财政投入在持续增加。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比较窄，资金积累规模有限，只能满足小部分群体养老需求。所以2018年5月，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开始启动，标志着我国开始运用税收优惠手段探索建立第三支柱。截至2019年底，参保人数是4.7万人，保费收入2.45亿元，所以说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长期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产品供给是不足的。人民群众自发性的中短期储蓄理财成为个人积累养老资金的主要形式，缺少制度化的、长期的养老安排。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冲击，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2.54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1%，全国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2.6%，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老年人的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加之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人均GDP、工资收入、财富积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未富先老的特点比较明显，这些对养老安排的充足性、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际经验表明，第三支柱作为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是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保障供给的有效形式，加快第三支柱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增强养老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也有利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支持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新。养老金融是我国第三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对养老金融的改革发展高度重视，国务院金融委做出专门部署，要求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目前，我们正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一方面，我们坚持正本清源，研究明确养老金融产品的标准，按照“名实相符”的原则，对不符合标准各类带有“养老”字样的短期金融产品坚决予以清理。另一方面，我们稳步推进创新试点，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先行开展养老金融试点。支持相关机构发展体现长期性、安全性和领取约束性，真正具备养老功能的养老金融产品，包括养老储蓄存款、养老理财、专属养老保险、商业养老金等，力争通过示范引领，为养老金融全面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谢谢。 经济日报记者:有这样一个预测认为，四季度的GDP增速将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金融机构让利政策下一步会不会考虑作出调整？明年是否会延续这一政策？谢谢。 刘国强: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坚持总量政策适度、融资成本下降、支持实体经济三大确定性的方向，以制度和政策的确定性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前期由于疫情原因，不确定性非常大，那怎么应对？就是政策要有确定性，货币政策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量上要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不能溢出来。另外，资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要有确定性的预期。还有，资金去哪里？要去实体经济，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让这三个确定性应对高度不确定性，效果是好的。当前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企业贷款利率持续下行，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随着LPR改革，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顺畅，刚才说的1.5万亿元的让利目标今年是可以完成的，这些政策为“六稳”“六保”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目前看，国际上总体呈现出经济复苏的态势，虽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即使疫情出现反复，也不大可能回到一季度的全面停摆状况，所以总体恢复的方向应该是确定的。这是国际经济的环境。这一段时间，国际上都在讨论未来应对措施退出的问题，特殊时期的政策也不能长期化，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致的意见是，退出是迟早的，也是必须的，但是退出的时机和方式需要进行认真评估，主要是根据经济恢复的状况进行评估。金融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状况决定金融的政策应该怎么去适应。 国际经济是总体复苏的，中国的总体状况好于国际，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几个方面都是全球领先。最近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比较强劲，政策效果正在发挥作用，市场信心在恢复。无论是出口、投资、消费，虽然有的还没有达到正常速度，但是它的边际变化，一个月比一个月的变化的趋势是非常强劲的，我相信中国经济明天会更好。从实体经济的三大需求、从供给、从金融角度判断，经济都是比较强劲的，动力比较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考虑下一步的政策，总体上当然继续保持松紧适度，当然政策调整要基于对经济状况的准确评估，不能仓促、不能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效果，要把实体经济服务好。另外也不能出现“政策悬崖”，政策突然中断可能很多方面适应不了。所以调整政策要评估，要考虑这些因素。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继续强化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谢谢。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请介绍一下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向企业让利的情况。谢谢。 刘国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人民银行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2020年4月27日，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5个方面部署了26项金融改革创新工作。目前各项金融创新的举措正在推进，并且持续落实。比如说在民生金融方面，人民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开展代理见证开户试点，港澳居民可以在本地试点银行便捷开立内地个人的二类、三类银行帐户。截至今年8月末，港澳居民通过这样的方法开立个人账户二类、三类共11万户。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2020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香港金管局、澳门金管局发布公告，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在便利跨境资本流动方面，人民银行与外汇局正在进一步完善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试点业务方案。方案成熟后，准备在粤港澳大湾区试点。 在金融机构合理让利方面，人民银行通过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等措施引导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充分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等方式，这些方式总体上是普惠性的，不是专门对某个地区，但是普惠的效果，可能有些地方效果体现更明显。在粤港澳大湾区惠及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信贷市场看，9月份广东地区的企业贷款利率是4.5%以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债券市场看，据统计前10个月广东省的企业发行信用债3.6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加权平均利率2.87%，比去年同期下降0.5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反映出大湾区的企业经营状况是比较好的，金融生态也是比较好的，所以风险溢价水平比较低，体现了金融机构对大湾区的支持力度。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好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各项政策，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为大湾区建设贡献金融的力量。谢谢。 梁涛:我补充几句。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颁布以来，银保监会制定了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计划，采取了各项措施，大力推进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规划。一是支持粤港澳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跨境车险产品和跨境医疗险产品，积极推动粤港澳三地保险机构互相提供跨境机动车投保便利。二是支持广州南沙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目前已有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在南沙自贸区设立项目公司的方式开展飞机租赁业务、船舶租赁业务。三是研究探索在广州自贸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银行、保险服务中心，积极研究在CEPA框架下设立保险售后服务机构。 关于减免和规范金融机构的服务收费、延期还本付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等金融机构的一些全国性普惠性的合理让利举措，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得到有效落实。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督促金融机构认真落实相关政策，继续推动金融机构的合理让利，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谢谢。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的无风险利率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从央行的数据显示，9月份的票据融资处在萎缩状态，是否意味着在实际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正在减弱？无风险利率比较高是否影响央行通过利率下行向企业让利？ 孙国峰:我国金融体系是银行体系为主，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传导。国债利率是债券市场的基准利率，贷款市场的基准利率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包括作为短期政策利率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作为中期政策利率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来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而影响银行的贷款利率，这个传导渠道是通畅的。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旺盛，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信贷需求也十分强劲。2020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9.6%，连续7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2020年1月至9月普惠小微贷款增加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9月份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4.92%，比上年12月下降0.96个百分点；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128万户，同比增长21.8%。这些数据显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继续呈现“量增、面扩、价降”的特征，融资需求在增强。包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贷款需求仍然十分强劲，说明当前的贷款利率水平是合适的。至于票据融资，票据融资只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一个渠道，不能仅以票据融资的多少判断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要看这些企业贷款增长以及实体经济贷款增长的整体情况。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记者:银行业、保险业在服务收费合理让利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又获得了怎样成效？如何做好合理让利与稳健经营的平衡？谢谢。 梁涛:前面已经概括性地作了介绍。今年前9个月，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刚才刘行长也作了详细介绍，我这里主要对服务收费的减免情况作个介绍。 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推动银行落实减费让利要求，已经和中国人民银行配合发改委陆续减免了几十项银行服务收费项目，并指导银行业协会推动银行逐步缩减收费服务项目。今年6月1日，银保监会联合相关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开始实施。《通知》明确规定，一是取消了信贷资金受托支付划拨费、资金管理费，以及小微企业的提前还款违约金、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信证明费等。二是过去由小微企业负担的保险费、强制执行公证费等，改为企业和银行合理分担。三是通过约束贷存挂钩、强制搭售、合理引入风控措施、规范银保产品相关费率、优化考核激励机制等，加强银行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推动减少企业的费用支出。 目前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持续发挥作用，银行业也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客户需求主动让利，进一步加大减费力度。1-9月，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费让利1873亿元，银行业整体减费让利约2743亿元，预计全年可实现减费让利3600亿元左右。从21家全国性银行服务收费减免情况看，落实小微企业“两禁两限”政策减免212亿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个人抗疫减免233亿元，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扩大、服务模式创新、上游降费让渡等方式主动减免市场调节价服务费用316亿元。 银行在服务收费方面的合理让利支出，一部分由银行本身承担，一部分通过优化风控、加强管理来压降成本，不会影响银行自身稳健运营。 在鼓励支持合理让利的同时，银保监会大力整治违规收费行为，开展市场乱象整治、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和小微企业融资收费检查，保持严监管氛围。7月份，银保监会公开通报了6起违规涉企收费典型案例，通过信息披露增强市场对银行收费行为的约束力。目前银保监会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清理银行乱收费专项行动，通过组织银行自查和开展监管检查，坚决遏制并及时整改清退各种形式的乱收费，对查出的违法违规案例将继续通报。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督促银行业稳健经营，引导银行业合理让利，落实好为市场主体减负等金融支持政策。谢谢。 CNBC记者:关于防控风险方面，目前影子银行或者金融科技方面，这两个方面哪个风险更大？对于防范风险有什么相关措施？谢谢。 刘福寿:银保监会很重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从2017年起，我们集中整治不规范的同业、理财、表外业务，目前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已经压降了约20万亿元，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降低影子银行的风险，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下一步，我们还是继续完善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严防反弹回潮。 金融科技方面，我们一方面支持金融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创新，同时坚持创新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实体经济做贡献。我们按照金融科技的金融属性，把所有的金融活动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谢谢。 新华社记者: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下一步货币政策在引导利率进一步下行的同时，如何把握好精准性和时效性？谢谢。 孙国峰:下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根据形势变化和市场需求及时调节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一方面特殊时期出台的政策将适时适度调整，另一方面对于需要长期支持的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坚持协调发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绿色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坚持开放发展，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坚持共享发展，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增强金融普惠性。人民银行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创新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精准设计激励相容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小微企业首贷、信用贷、无还本续贷，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谢谢。 寿小丽:今天的政策例行吹风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再见！
（记者许缘 高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日发布《金融稳定报告》，警告新冠疫情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高度不确定，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稳定。 报告认为，自5月份发布上一期《金融稳定报告》以来，受到美国联邦政府支持金融体系以及投资者兴趣增加提振，多数资产价格保持了强劲水平。未来，如果经济复苏前景不及预期或疫情持续时间长于预期，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或抑制复苏萌芽，投资者风险偏好可能迅速改变，金融市场将承压，资产价格极易大幅下跌。 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美国非金融部门杠杆水平普遍较高，企业和家庭收入自5月份以来普遍下降，企业债务急剧提升，家庭违约风险增加。自5月份以来，美国金融系统的资本充足率普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疫情的冲击充分暴露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杠杆和融资风险方面的脆弱性。 美联储在报告中呼吁对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大规模改革，以应对3月份以来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美联储认为，对冲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抵押贷款提供商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等需要“较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以降低动荡风险。 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当天就此报告发表声明时强调，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中，非银行金融部门均暴露其脆弱性和融资压力，凸显金融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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