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紫光国微发布公告称，公司于7月8日召开董事会，决定终止发行股份购买北京紫光联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紫光国微从去年推出重组方案后，一直受到市场广泛关注。2019年5月20日，紫光国微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申请停牌。自2019年6月3日复牌后，截至2020年7月9日，紫光国微二级市场从45.11元/股增长到132.66元/股，累计涨幅达194.08%。 紫光国微董秘杜林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公司现有芯片设计业务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业绩稳步提升，另外也正在布局和拓展新型业务方向，本次重组终止不会对现有核心业务产生实质影响，公司仍将聚焦现有芯片设计业务，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并且双方在智能安全芯片方面的协同工作还将继续推进。” 不排除未来再次启动重组的可能性 2019年，紫光国微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旗下的紫光联盛100%股权，价格初步约定为180亿元。披露的公告显示，紫光联盛旗下Linxens，是全球销售规模最大的智能安全芯片组件生产厂商之一，主要客户覆盖电信、交通、酒店、金融服务、电子政务和物联网等领域，产品在智能安全芯片组件行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紫光国微当时表示，通过此次交易公司将获得安全、稳定的微连接器供应源，并借助标的公司在海外的销售渠道和客户关系，拓展上市公司的海外智能安全芯片业务，提升其市场份额和全球竞争力。 今年，在紫光国微7月2日收到证监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紫光神彩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定》后，7月8日，紫光国微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业务 虽然180亿元的重组终止，但紫光国微的经营依旧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宣布重组终止的同日，紫光国微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 公告显示，紫光国微拟作为原始权益人的代理人，以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同芯微电子”）、无锡紫光微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无锡紫光微电子”）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法享有的应收账款债权作为基础资产，设立专项计划，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该专项计划拟采取“一次申报、分期发行”方式，储架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每期项目存续期限不超过3年。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紫光国微拟认购全部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另外，紫光国微此次董事会同步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同芯微电子、无锡紫光微电子与芯鑫融资租赁和/或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开展自有资产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3年；同意全资子公司唐山国芯晶源拟与紫光融资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为联合承租人，融资额度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3年。 同时，紫光国微同意在不超过1亿元和3亿元人民币的额度内，为上述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杜林虎表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两宋以来，浙江就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一代代的浙商在传承中持续发展，形成了独有的浙商文化。今天，浙江的企业用崭新的价值观和文化想象力，对浙商文化进行着新的演绎。 “浙商证券正是新时代浙商精神的践行者。”在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看来，浙商文化所代表的更多是浙江企业家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在此精神引领下，浙商证券从一家区域性小型券商迅速成长为分支机构遍及全国重点省市的综合性证券公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成为浙江首家本地上市券商后，吴承根又提出了“二次创业”再出发。他认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公司二次创业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力量是浙商证券能够成长壮大的根基，同样，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探寻古道凝练企业文化 浙商名声在外，已经形成了一种品牌、一种性格。在吴承根看来，深入研究、传承和弘扬浙商文化，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在浙商证券内部，有一项特色的企业文化活动叫浙商“古道行”。五年来，公司组织了多个营业部和重点客户，开展系列古道行活动，走过了徽杭古道、吴越古道、霞客古道等近百条古道，不仅促成了更多的业务合作，还同时捐赠了全省十多条古道上的公益设施。从行走古道的体悟中，发掘古道历史文化，推动古道开发保护，弘扬浙商精神。 “要把单纯的公司文化活动，延伸为对浙商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凝练过程。”吴承根表示，凝练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因为过程本身就是对浙商文化的一种引领与提升。 历代浙江商人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的浙商精神在古道上传颂和传承。浙商证券延续了这种精神，从走古道延伸到走上市公司。浙商证券遴选出一批代表浙江省“八大万亿产业”的龙头企业名单，逐一走进上市公司开展深度调研活动。密切关注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并购重组等做大做强需求，提供股、债全业务链服务。 这几年通过浙商“股道行”活动，浙商证券积极参与了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和相关事务配合工作，动态跟踪股改、上市和并购重组资源库，主动提供适时、适宜的资本市场对接服务，对全省上市企业和并购重组资源进行有效的覆盖。 吴承根表示，从浙商“古道行”到浙商“股道行”，可以清晰看到浙商证券的企业价值观，一条浙商“古道行”是文化和精神的；一条浙商“股道行”是经济和务实的。 二次创业重视文化建设突围 一路走来，浙商证券的注册资本从5.2亿股增资扩股到33.3亿股，营业网点从20家演变为百余家，员工从500人增加到超过3000名，业务种类从单一证券经纪，扩展到经纪、资管、期货、投行、投资研究咨询等各项业务全牌照，营业收入从5亿元跃升至近60亿元。 2019年起，浙商证券启动了二次创业新征程，并将文化建设列为公司稳步进入全国证券公司第一梯队行动计划的重要任务。吴承根表示，文化建设是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基石，是推动中型券商差异化经营的必然需求，是提高中型券商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中型券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作为中型券商的浙商证券若想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共享资本市场发展盛宴，更需要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因地制宜探索文化发展战略。 “不少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感觉到后劲不足，归根到底是没有形成一种持续奋斗的氛围。”吴承根说，“这靠嘴上喊喊口号是换不来的，企业文化建设需要时间的沉淀。” 浙商证券内部管理不断坚持“同创、同享、同成长”的文化理念，不断营造“干事创业，创新突破”的进取氛围，确保公司加快核心竞争力的塑造，真正实现“文化育人、文化强司”的战略目标。 在坚持以企业文化建设助力转型发展的同时，浙商证券各项业务也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例如债券业务创新成为浙商证券一张特色化名片。公司先后发行了全国首单交易所非上市公司债券、全国首单交易所可续期公司债券、全国首单交易所绿色公司债券、全国首单基础设施类REITs产品等创新债券。 今年以来，浙商证券更是大力发展投研业务，引入行业内资深银行业分析师邱冠华执掌研究所，邀请多位业内知名分析师加盟。 “投研是浙商证券二次创业的引擎。”吴承根说，“券商不发展投研业务，就好像企业不做研发。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以及财富管理需求日渐旺盛，都对券商的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浙商要打造在投研方面的核心优势，才能提升公司综合实力，把客户服务好。” 据悉，浙商证券近期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00亿元，重点投向投资与交易业务和资本中介业务。 稳健发展倡导人人都是风险官 合规与风控是券商稳健发展的“压舱石”。担任浙商证券掌门人多年，吴承根表示他最大的感悟是风控意识应体现在公司经营的每个环节，“风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公司发展中经历过了、处置过了风险事件，就会形成深刻的风控意识，从而在业务发展中学会控制管理和规避风险。 他介绍，浙商证券前身为金信证券，在濒临破产之际，经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决策，果断重组，成为现今的浙商证券，实现了凤凰涅槃。 “没有经历过风险的人不懂风险，正因为我们吸取当年金信的教训，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风险控制。”今年一季度，浙商证券实现营收18.84亿元，同比增幅在上市券商中名列前茅。究其原因，和其一季度经纪、投行、资管、投资等几大主营业务均实现增长不无关联。尤其是自营投资业务，在一季度的行情波动中仍然收获颇丰，实现投资收益增加。一季度，其投资收益达4.45亿元，同比增幅大85.49%，关键就在于能够很好地控制风险和回撤。 吴承根表示，合规风控的企业文化必须不断强化，“我们这几年一直塑造全员风险意识，人人都是风险官。高质量推进公司风险管理体系化建设，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理，落实公司风险防控三道防线。” 浙商证券还积极运用科技手段，推动合规工作科技化。一方面，公司专门针对道德风险研究违规特点，设计指标与阈值，强化监控系统功能，及时发现员工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隐患，上线了“客户风险画像”、“员工风险画像”系统，强化合规监测。另一方面，强化对可疑情况的分析排查，对监控发现的可疑情况，由专人组织对相关线索的收集、筛选、分析、排查，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公司还上线了“合规工作管理系统”，积极提升“纵向垂直”与“横向水平”信息反馈与处置效率。
重磅信号！证监会重拳出击，公布258家非法配资平台！多部门还将继续高压管制，已有配资人员被判刑 程丹 证监会持续推进打击场外配资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7日8日集中曝光了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平台。 券商中国记者了解到，证监会近期还将曝光100多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活动的平台名单，下一步，证监会将协调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对场外配资广告、场外配资平台进行清理和关闭。 近期市场行情见好，不少场外配资平台蠢蠢欲动，业内人士表示，场外配资风险极大，相关配资合同无法律效力，前几年配资平台跑路的事情并不罕见。做股票配资一定要找有牌照的合法证券经营机构，不少券商可以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258家场外配资机构被曝光，有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目前，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创建场外配资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称提供最高十余倍的炒股资金，以“您炒股、我出钱”“杠杆炒股、盈利高”“实盘交易、门槛低”“资金安全、提现快”等为噱头，诱导投资者参与场外配资活动。近日，各地证监局曝光了一批场外配资平台，经汇总整理，证监会将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的平台及其运营机构名单予以集中曝光。 具体来看，这些非法配资平台多有网址和微信公众号，有些甚至还有手机APP端，名称各异，如“319策略”“鸿满仓”“万宝配资”等。这些不受监管的场外配资业务，不仅盲目扩张了资本市场信用交易的规模，也容易冲击资本市场的交易秩序。 证监会市场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新证券法和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简称《纪要》)，场外配资属于非法证券业务活动，从事场外配资的机构和个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重申，根据上述会议纪要，场外配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用资人以其因使用配资导致投资损失为由请求配资方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监管部门透露，相关证监局正在配合公安机关大力查处场外配资平台和机构，目前已有数宗非法场外配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经券商中国记者查询，神牛财富APP、点点金平台等非法配资平台和机构已被人民法院判决非法经营罪。 打击场外配资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 根据新证券法规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未经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场外配资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或个人未取得相应证券业务经营资质从事场外配资活动的，构成非法证券业务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纪要》，在强调场外配资违法性的基础上，明确了场外配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场外配资参与者将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和责任。 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新证券法，持续推进打击场外配资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秩序。对场外配资活动，证监会将持续加大监测力度，积极调查处理，及时予以曝光，严格依法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证监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场外配资平台均不具备证券业务经营资质，有的涉嫌从事非法证券业务活动，有的采用“虚拟盘”等方式涉嫌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已有多名配资人员被判刑 实际上，自2015年以来，对场外配资的严打就在监管视野范围内。 在裁判文书网以配资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今年以来已经有30份刑事判决书涉及配资。其中，有期货公司营业部员工对部分客户开展配资业务，被判十个月到三年不等，也有个人以配资名义扣留保证金的方式实施诈骗，最高被判刑十二年。 5月底，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财达期货济南营业部9名员工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据裁定书，财达期货济南营业部上述员工为发展期货配资业务，由业务员招揽客户到公司的微信群，由专人扮演讲师角色进行期货分析，其他业务员配合喊单、发专业话术、发虚假盈利图、烘托气氛等，引导客户做配资业务，通过赚取配资业务手续费和利息等方式实现非法经营的盈利。
图片来源：微摄 目前，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创建场外配资网站、手机APP、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称提供最高十余倍的炒股资金，以“您炒股、我出钱”“杠杆炒股、盈利高”“实盘交易、门槛低”“资金安全、提现快”等为噱头，诱导投资者参与场外配资活动。近日，各地证监局曝光了一批场外配资平台，经汇总整理，现将258家非法从事场外配资的平台及其运营机构名单予以集中曝光。 根据新修订的证券法规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专营业务，未经证监会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场外配资活动本质上属于只有证券公司才能依法开展的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或个人未取得相应证券业务经营资质从事场外配资活动的，构成非法证券业务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在强调场外配资违法性的基础上，明确了场外配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场外配资参与者将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和责任。 证监会认真贯彻落实证券法，持续推进打击场外配资违法违规行为常态化，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秩序。对场外配资活动，证监会将持续加大监测力度，积极调查处理，及时予以曝光，严格依法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场外配资平台均不具备证券业务经营资质，有的涉嫌从事非法证券业务活动，有的采用“虚拟盘”等方式涉嫌从事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中国信登信托登记系统新增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信托行业在应对外部经营风险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挖掘新的发展动力，“去通道控地产”成果持续显现。目前，以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信托、企业年金信托和慈善信托为代表的服务信托的规模占比近23%，2020年上半年月均占比超新增总规模的四分之一。 这显示信托行业在持续发生改变，信托公司纷纷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曾经“躺着赚钱”时代的远去和底层资产风险逐渐暴露。 “近期信托业风波有点多。”一位信托公司业务主管赵诚(化名)向记者感慨说。 “一时间那么多风险事件接踵而至，给人一种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已逝的感觉。”赵诚表示。相比前些年信托业凭借牌照优势与制度优势“无所不能”与“狂飙突进”，如今在金融严监管与资产荒的双重夹击下，信托业急需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不得不面对此前激进扩张所留下的各种风险隐患。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 “一些大型信托公司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已要求所有员工以二次创业的心态，增强危机意识与转型紧迫感，在主动管理新时代找到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一家国内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然而，下一个信托黄金时代能否出现，不但他心里没底，多位接受采访的信托业内人士同样直言“无法预期”。 在赵诚看来，信托业的转型谋出路，首先需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当前多数信托公司在布局主动管理业务过程中，依然面临人才、系统支持、业务创新能力、考核机制的缺失，导致业务依然延续非标理财资金池等影子银行业务“基因”，所谓的业务转型自然变得“换汤不换药”。 当前信托市场与政策环境，早已不能与前些年黄金发展期同日而语。-视觉中国 “躺着赚钱”与“无视”风险 至今，赵诚仍对多年前的信托行业“黄金时代”念念不忘。 由于信托牌照投资范围覆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实业投资、另类投资等，且在利率管制时期率先实现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定价，令信托行业几乎没有“做不到的事”。 “足不出户，大量融资方主动敲门——从房地产，到地方融资平台，从私募基金，到艺术品投资机构，都来找我们发产品募资。”赵诚回忆说。他接待最多的，主要是银行机构。由于银行受制监管政策，无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信贷支持，因此他们纷纷找到信托公司开展银信合作与政信合作，令通道业务一度红红火火。 据记者了解，银信合作通道业务在2008年初首度面世，历经多年发展，成为信托公司最热门的一项业务。 银信通道业务，概括而言，就是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作为通道，银行负责资金募集与获取融资项目，借助信托计划实现银行资金出表、规避监管指标约束等目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业务模式，是银行理财资金成立单一信托计划，委托信托机构向融资客户发放信托贷款。 尽管每笔通道业务的信托报酬率仅有千分之二三，但年均逾万亿规模的增速，足以让不少信托公司活得很好。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表示，通道业务在2016年和2017年达到巅峰。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6年末信托资产规模为20.22万亿元，同比大增3.92万亿元，其中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07万亿元，同比增长逾3.76万亿元，增幅高达约60%。这意味着2016年信托资产新增规模的95%来自事务管理类业务。 “事务管理类业务涉足广泛，包括资产证券化、配资、家族信托、消费信托等诸多内容。但在实际操作环节，由于事务管理类业务的风险计提系数较低，信托公司都将银信通道业务纳入事务管理类信托范畴。”赵诚向记者透露。 他回忆说，当时，通道业务每年为他所在的信托公司创造数亿利润，几乎占到信托公司利润总额的70%左右。这足让信托公司纷纷“躺着赚钱”，当时他负责的产品创设部门员工年均收入轻松迈过百万门槛。 2016年，赵诚还领到自己就职信托行业10多年以来的最高年薪——逾300万元，不少金融机构朋友一度调侃“他的收入待遇比银行副行长都高”。 赵诚没有因此感到欣喜，因为信托黄金时代的“繁荣”，同样暗藏着隐患——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信托公司风控体系“流于形式”。 “通道业务无疑起到巨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他认为。通道业务风险主要包括底层资产违约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受托人操作风险、受托人合规风险等。但在实际操作环节，信托公司普遍认为底层资产(融资项目)与资金(投资者)都是银行找来的，理所当然地认为银行会进行“兜底”，因此他们都不愿花费精力评估通道业务的上述风险隐患。 这种风控“形式主义”，迅速蔓延到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等业务操作环节。 比如部分房地产企业(融资方)将事先拍好的项目开发照片发给信托公司尽调员，由后者拿给信托公司作为项目尽调依据，事实上这个房地产项目开展进度远远落后于照片所示；此外个别房地产公司未必在银行设立相关资金托管账户，却让信托公司尽调员递交托管账户已设立的“虚假资料”，以便快速挪用信托产品募资款。 “部分信托公司风控部门对此睁一眼闭一眼。”赵诚告诉记者。这背后，是当时环境宽松导致投资者资金宽裕，信托公司只需将产品年化利率调高至10%，就能吸引大量资金“完成”融资项目的借新还旧，根本无需担心项目运营波折引发产品兑付违约事件。 在他看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时信托行业弥漫着极其浓厚的刚性兑付“信仰”。投资者因此对项目各种运营风险“充耳不闻”，只看信托公司资金实力与股东背景能否兑付产品本息；信托公司内部员工则相信公司高层总有办法实现兜底兑付。 一家地方民营企业财务总监向记者坦言，正是看到信托牌照诸多“好处”，不少民营企业纷纷争相获取信托牌照，将它视为“自融”的重要路径。 “由于信托行业历经多次整顿，信托牌照十分稀缺，因此民营资本对信托牌照的争夺显得格外激烈。”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所在的大型地方民营企业曾有意控股收购一家当地信托公司，很快被告知早有人捷足先登，已动用各种关系与资源，抢先达成了意向协议。 不少拿到信托牌照的民营企业，则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令旗下信托公司均迎来一段绚丽的黄金发展期。但在骄人业绩背后，几乎没人知道大量信托募资款到底流向何方，信托公司资金池内底层资产坏账额到底有多大，借新还旧的模式能持续多久，直到近年以来金融严监管与经济增速趋缓导致这些信托公司发现募资速度越来越更跟不上到期还款速度，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与公司流动性风险接踵而至。 “在2017年，不少信托公司仍在持续加码通道业务与借新还旧力度，避免底层资产坏账风险曝光。”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 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资产规模余额从2016年底的10万亿元，骤增至15.65万亿元，占比从49.79%上升至近60%，驱动当年信托资产规模一举突破26万亿元。究其原因，一是大量通道业务从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领域回流信托业，二是部分信托公司开发了 TOT、结构化架构(优先/劣后)等创新型事务管理类产品，但事实上不少产品募集资金均流向信托公司资金池用于底层资产借新还旧，其中不少底层资产早已出现逾期或坏账迹象。 “随着通道业务规模持续骤增，当时我们预感到监管部门迟早会对此采取更严厉监管，但对信托黄金时代的迷恋，让我们持有一种莫名的乐观情绪。”赵诚告诉记者。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地方融资平台都有着迫切融资需求，因此银信通道业务依然会在强监管压力下，找到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令信托公司得以继续“躺着赚钱”。 强监管与防风险 赵诚的乐观情绪，没能持续很久。 2018年，被不少信托公司人士视为“黄金时代终结”的开始，原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与去杠杆进程，让维系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通道、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业务均遭遇一系列重创。 “2017年底，我们就感到事情不妙。”赵诚回忆说。一是2017年11月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发布，对通道业务做出极其严格的规范；二是一个月后银监会下发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即“55号文”)，直接叫停多项“涉嫌违规”的通道业务。 那时起，“去通道、降杠杆”开始成为信托公司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随之而来的，是信托公司通道业务产品发行数量与募资规模双双呈现断崖式下跌。 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通道业务云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骤降2.03万亿元，让众多信托公司人士意识到“躺着赚钱”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赵诚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快速迅猛的下滑速度，当时业界曾喊出“成也通道，败也通道”的感慨。 究其原因，是资管新规对通道业务的遏制力度“前所未有”。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在2017年末达到15.65万亿元，随后则迅速下降，2018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3.25万亿元，2019年继续大幅下降，2019年末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为10.65万亿元，而2020年一季度末已降至接近10万亿元，为10.04万亿元，较2017年末历史最高点减少超5.6万亿元。 通道业务的压降，导致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再度扭头下滑，2017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高达26.25万亿元，但是到2020年一季度末下降至21.33万亿元。 不过，信托“去通道”还在持续加码，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之一就是对压降信托通道业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各信托公司被要求，对比2019年末的规模，同业通道类业务要压降不低于20%到30%。 “2018年至今，我们通道业务规模下降逾40%。”赵诚直言，相比通道业务受大幅压缩，资产荒“从天而降”更是压垮信托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根稻草。 多位信托公司人士向记者透露，2018年去杠杆期间，曾经被视为高收益低风险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领域优质资产突然集体“蒸发”，一是房地产持续调控导致房价涨幅与销售回款双双放缓，令房地产业务坏账风险开始增加，不再是信托公司眼里的香饽饽；二是去杠杆进程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融资平台难以轻松筹措资金“借新还旧”，兑付违约风险同样在上升。 “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兑付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彻底令信托公司风控态度180度大转变。”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告诉记者。以往对房地产企业几乎来者不拒，现在只有国内排名前50名的全国性大型房地产公司才能通过信托募资审核；以往对各地政府融资平台“笑脸相迎”，如今他们只对接经济、财政有较大发展潜力的省市地方融资平台，优先考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 在资产荒与金融强监管共振下，信托公司员工日益感受到“赚钱难”。 “每周例会上，财富管理部门一个劲地追问固收类产品发行量与募资规模缘何一降再降，害得他们只能喝西北风了。”赵诚说。在2018年4月资管新规面世后，他们内部曾多次开会讨论“资管新规与资产荒时代”的信托变局，发现引领信托黄金时代的三驾马车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同时，传统业务模式正渐行渐难。 在他看来，这也是目前多家民营企业控股型信托公司遭遇百亿产品兑付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日，四川信托TOT产品被叫停，以及多款产品兑付逾期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四川银保监局非银处副处长周杉在投资者沟通会上表示，四川信托的TOT业务存在未真实向投资者披露底层资产风险状况，违规开展无关的交易，且项目大量资金存在被股东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因此四川银保监局依法暂停了该项业务。 记者多方了解到，随着一系列风险事件迭起，不少信托公司纷纷“如坐针毡”，对旗下房地产等融资项目开展操作合规性自查，并着手排查资金类信托底层资产的坏账风险。 “前些年P2P业务迅猛发展帮我们消化了部分潜在坏账压力。”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当时部分融资方在信托产品出现兑付逾期前，通过P2P平台高息募资，再将P2P募资款用于偿还信托产品本息兑付以“成功”延后了坏账风险爆发时间。然而，随着P2P业务因金融监管盛极而衰，他担心如今很难再找到新的“接盘侠”。 面对潜在的产品兑付逾期与底层资产坏账风险，目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专门组建了风险资产处置团队，一方面与各家房地产公司与地方融资平台频繁沟通，要求对方追加抵押物或安排新的融资以确保产品按期兑付，另一方面则对一些有可能触发兑付违约的产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开始寻找潜在买家“接手”抵押物，或联系其他金融机构安排过桥贷款解决兑付问题等。 然而，信托业强监管步伐仍在提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 今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是明确信托公司全部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全部集合资金信托合计实收信托的50%；二是要求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投资于同一融资人及其关联方的非标债权资产的合计金额，不得超过信托公司净资产的30%等，这又将给信托公司最为依赖的非标资产运营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更令信托行业倍感压力的是，近日监管部门要求信托公司压降违法违规严重、投向不合规的融资类信托业务，将导致大量底层资产无法通过“借新还旧”，直接触发兑付逾期风波。 因此前述中等规模信托公司业务主管所在信托公司内部赶紧发通知——要求将底层资产是标准类资产的信托产品归类为投资；底层资产是非标资产的归类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但可能受到通道业务规模压降影响)，从而通过“项目包装”，尽可能帮融资类业务找到“操作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到，此前部分信托公司在《信托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期间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希望对相关条款作出适度调整，包括对非标债权投资比例采取更灵活的措施、合理设置过渡期以避免一刀切等。 在赵诚看来，这背后，是信托行业正面临坏账日益聚集的明显风险，因此信托公司只能寄希望监管部门能网开一面，给予更多的过渡宽限期让他们有机会妥善处置非标风险资产。 目前，信托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已明显下降但仍然超过20万亿元，与资产规模下降形成反差的，是信托资产坏账风险正在持续增加。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为5770.47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3548.6亿元，增幅159.71%；就风险项目数量而言，信托业风险项目个数为1547个，同比增加675个。截至2020年3月末，信托行业风险资产规模达到6431.03亿元，风险项目1626个，较2019年四季度末环比增幅分别为11.45%和5.11%，行业风险率升至3.02%，首次突破3%。 正是信托产品风险开始聚集和暴露，近日银保监会下发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资产处置相关工作的通知》，重点就是要求信托公司加大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和化解工作。 “信托公司黄金时代不再，金融强监管与资产荒或许只是外因，内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信托公司开始为此前黄金时代的风控形式主义买单，二是信托公司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等具有影子银行特征的业务逻辑，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监管环境。”赵诚指出。 焦虑与出路 面对信托行业黄金时代退去，是否该对它说声“再见”，对赵诚而言，同样是一个艰难选择。 “今年以来，我不只一次动了跳槽私募基金的念头。”他告诉记者。促使他频繁考虑转行的最大原因，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与资产荒状况日益严峻，令他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 一是信托产品年化回报预期大不如前，如今只有7%左右，导致众多投资者对信托产品投资“用脚投票”，加之近期一系列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事件，投资者更是对信托产品投资慎之又慎。 二是风险资产处置难度变得越来越大，由于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产品的相应抵押物(包括商业地产、厂房等)估值开始走低且接盘者寥寥，一旦出现产品兑付违约，他们只能“干着急”，却无法快速处置抵押物获取资金用于兑付。 三是优质资产获取难度日益加大，不少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当地城投公司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7%或8%，令政信类信托产品收益吸引力大打折扣，很多信托公司只能选择“闭门谢客”。 一家国内大型信托公司业务总监告诉记者，仅今年一季度，他们业务团队离职人员占比达到约10%，其中90%离职人员都是因为产能不达标被劝退。 “如此高的员工淘汰比例，在过去10多年根本不曾发生过。但现实倒逼信托公司必须做一次大刀阔斧的转型——只有打破以往的大锅饭机制，驱动公司加快主动管理业务布局寻找转型出路同时，要求每个员工务必更看重业务利润，而不再是业务规模。”他透露。 在赵诚看来，尽管利润贡献导向与优胜劣汰机制一定程度上激发员工才干，在金融强监管时代，信托公司仍需妥善处理利润导向与风控合规的关系。比如考核机制在以利润贡献为核心同时，不能降低对资产质量与风险管控的要求；任何业务发展仍需建立在操作合规的基础上，信托公司不能“纵容默许”员工为了利润就动“歪脑筋”。 “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信托公司能否在机制设计、考核激励机制完善、前中后台协同合作、员工技能培训等方面增强主动管理业务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赵诚指出。为了寻找出路，当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业务转型征途可谓红红火火——年初公司借鉴其他信托公司的业务转型经验，组建了多个特色业务团队，包括委外投资、家族信托、阳光私募、环保能源投贷联动、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打算集中公司所有资源扶持这些特色业务快速发展，打造公司“新业务、新前景”的金字招牌；一个月前，信托公司内部又出台新规，对上述特色业务给予“简政放权”——包括产品创设、人才引入、业务创新、利润贡献考核机制、投资决策都赋予团队巨大的自主权。 然而，扶持力度固然不小，这些特色业务发展步伐却显得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一是特色业务团队的专业能力不够强，比如家族信托的产品创设主要照搬同行的产品架构，未必能满足高净值人群的个性化财富传承诉求，二是前中后台的业务协同合作往往流于形式，很多内部纠葛导致彼此互设障碍，令不少业务创新无法落地。 此前环保能源特色业务团队打算为一家发展前景广阔、有望登陆科创板的环保能源研发生产企业提供一揽子投贷联动融资方案，但后台风控部门仍以传统观念(缺乏足够抵押物与高信用评级)否决了这个方案，导致这个团队不少员工一度闹离场“抗议”，所幸公司高层最终“拍板”才稳住人心。 “说到底，信托公司要找到新的出路，前提是专业人才储备、运营制度、业务逻辑、考核机制都得跟上转型步伐。否则固有的运营思维将给业务转型征途施加巨大的阻力，导致转型谋出路的努力最终前功尽弃。”赵诚指出。
7月8日，日出东方（603366）发布公告称，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货币出资2000万元，在西藏拉萨设立全资子公司西藏日出东方阿康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 据悉，西藏日出东方阿康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太阳能集热器的生产与销售；太阳能、热泵、工业余热、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热力工程的设计、施工与运维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氧工程设计、施工与运维服务；净水工程设计与施工；光伏工程设计、施工与安装等。 提及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日出东方表示，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积极开发太阳能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太阳雨”、“四季沐歌”等品牌而广为人知的日出东方，实际上自2012年上市后，业绩便在震荡中下行，尤其在2017年收购帅康电气布局厨电业务后，其业绩急转直下，2017年归属净利润5477万元，跌破亿元大关。2018年，受厨电业务整体遇冷，以及投资理财亏损影响，日出东方在计提帅康电气2.41亿元商誉减值后，净利润首度巨亏4.92亿元。 此前，有投资者通过互动平台就公司投资亏损、跨界收购公司陷亏损等事宜向公司提出质疑，对此，公司方回复表示，公司致力于热水、热能、厨电等主营业务的发展，目前正在积极应对各种不利因素，聚焦主业，提升经营业绩。 财务数据显示，去年，受益于清洁能源采暖、太阳能工程及集采等业务上涨，以及厨电业务板块加大新品开发及推广力度、销售渠道下沉，日出东方2019年实现扭亏为盈，净利润为8258万元。不过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2月份工厂停工，销售收入大幅下降，报告期内净利润再次亏损3189万元。
7月8日，宁波建工发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公司本次拟募集资金5.4亿元，主要用于“江油市龙凤工业区基础设施PPP项目建设”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宁波建工副董事长、总经理徐文卫此前在网上路演时表示：“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中长期发展后劲，为公司实现业务目标提供保障，也有利于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公司发展空间，巩固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 选择可转债募资是双赢 公开资料显示，宁波建工在上市初期主要以承接房屋建筑工程和建筑装饰装潢工程为主，自2012年收购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后，公司积极开拓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现在已经形成涵盖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两大工程施工总承包业务的大型综合建设集团。2017年至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147.47亿元、155.42亿元和185.55亿元。 对于为何会选择可转债作为融资工具，宁波建工财务总监张朝君解释道：“选择可转债作为融资工具，是在考虑市场和公司实际情况后做出的慎重决定。可以助力公司突破资本瓶颈，提升再融资效率。一方面，可转债是国家政策较为鼓励的融资品种；另一方面，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6年，从发行完成6个月后开始转股，不会带来即时摊薄，公司可通过合理运用募集资金扩大公司价值，可转债持有人亦会根据公司表现选择是否转股。” 至于可转债的优势，长江证券赵江宁表示：“可转债是混合型的投资工具，兼具债权和股权的特性。投资者参与认购本次可转债，至少可获得债券本金及利息；亦可根据交易价格走势，在二级市场择机公开转让其持有的可转债份额；同时，转债又赋予认购人转股权利，认购人可按约定的转股价格将所持债券择机转为公司股票。” 借募投项目开拓中西部地区业务 多年来，宁波建工的建筑主业形成了以“大市场、大业主、大项目”为主的目标市场经营策略及总承包业务和专业分包业务相互配合的横向营销体系。2019年公司承接业务量232.30亿元，其中房建业务承接134.75亿元，业务占比58.01%；市政园林工程业务承接63.58亿元，业务占比27.37%；安装工程承接8.75亿元，业务占比3.77%；建筑工业化业务承接9.62亿元，业务占比4.14%；幕墙、装饰装修工程业务承接6.55亿元，业务占比2.82%；钢结构业务承接4.26亿元，业务占比1.83%；勘察设计及其他承接4.79亿元，占比2.06%。 宁波建工通过成功实施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高、大、精、尖”项目，巩固深耕宁波本地及周边市场。目前，公司业务主要集中于宁波市以及浙江省内，在浙江省外的收入占比较小。 而此次募投项目却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龙凤工业集中区，公司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徐文卫就此对记者解释道：“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中西部地区迎来新一轮的投资建设时期，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可以作为公司在四川以及整个中西部地区的标杆性项目，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为未来进一步开拓中西部地区的业务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公司未来收入的增长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来看，我觉得中西部地区还是有很大潜力的。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来说趋于饱和，国家的投资重点可能会放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也会享受到较多的政策红利。这也意味着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民生短板或者工业短板会有一定力度的持续投入。宁波建工此次募投江油市龙凤工业区基础设施PPP项目，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 “PPP项目对于施工方还是有一定的收益保障的，能够把工程的回收款及时收回，另外承接地工程项目本身也是有利润的。但PPP项目的问题就在于经营周期比较长，需要企业具备相当的经营能力，另外就是还要看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盘和林补充说到。 但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记者建议道：“从实际运行经验来看，PPP项目经常会出现回款不足等问题，导致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可能又掀起一阵热潮，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回款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预算的瓶颈，那么投资越多风险越大。” 募资偿还银行贷款降低资产负债率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项目先期垫款较多而工程结算回款较为缓慢以及PPP模式下公司需要承担相关融资安排的情况下，宁波建工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79.37%，处于较高水平，其中负债以短期借款为主，短期借款余额为33.31亿元，占总负债的26.61%。 宁波建工财务总监张朝君对记者坦言：“为降低资产负债率，公司于2020年3月发行了两期共计4.5亿元永续中票。今后公司将努力扩大业务规模，持续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资本结构，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率。” 本次宁波建工通过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将有利于公司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负担，增强公司规模发展潜力。未来如果可转债转股后，公司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降低，长期偿债能力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 张朝君也表示：“公司通过在资本市场再融资，筹措企业做大做强所需资金。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公司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为全体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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