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解聘！广发证券刚遭重罚，首单再融资承销终止就来了！国信证券正式宣布 中国基金报记者 王元也 7月10日，证监会对广发证券在康美药业相关投行业务中的违规行为依法下发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拟对广发证券采取暂停保荐机构资格6个月、暂不受理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12个月的监管措施。 这项处罚力度极大的惩罚对广发证券的影响在这个周末开始逐渐发酵。7月12日，国信证券发布公告，宣布不再聘请广发证券作为公司定增的联席主承销商，而这也是广发证券处罚落地后，第一家公开声明更换其作为项目保荐机构的公司。 不过，有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处罚进一步发酵，广发证券后续或许还遭遇更多项目流失。国信证券宣布不再聘请广发证券作为公司定增项目的联席主承销商 7月12日，国信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联席主承销商的议案》，同意不再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联席主承销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联席主承销商变更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从投票情况来看，该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这也是广发证券被处罚后，第一家公开声明更换其作为项目保荐机构的公司。 今年3月2日，国信证券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6.4亿股(含)，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亿元(含)。4月22日，国信证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值得注意的是，国信证券此次定增，共有三家联席主承销商，分别是银河证券、广发证券和红塔证券，也就是说，此次国信证券在三家联席主承销商中，仅仅只是剔除了广发证券，银河证券和红塔证券作为联席主承销商的地位并未改变。 后续或还会有更多项目流失 事实上，因康美药业事件的影响，在过去的一年里，广发证券丢失的项目也较多。有接近广发证券的相关人士表示，因为项目较少，该公司投行团队已经走了挺多人，“很多是被同行挖走的”。 早在处罚公布的当晚，华东一家券商投行人士就告诉记者，半年时间不能做业务，对广发证券来说，影响很大，客户和员工流失情况可能会较多。 而随着国信证券的公开宣布解聘，显而易见的是，广发证券被处罚的影响正在逐步发酵。有业内人士预计，后续其还会遭遇更多项目的流失。 不仅如此，对广发证券来说，更为扎心的是，处罚落地将会使其直接错过一波机会，并在后续竞争中掉队。进入2020年，政策利好频发，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改革等都将为券商投行业务提供巨大的业务机会，而随着投行业务被按“暂停键”，广发证券或许会错过这一轮IPO“盛宴”。 Wind数据统计，截止目前，广发证券IPO审核申报企业排队数量共有13家，其中已受理10家，已回复2家，分别为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中望龙腾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已反馈1家，为四川郎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广发证券手上还有34家辅导企业。 而此次广发证券保荐机构资格被暂停6个月，或许会导致这些项目更换保荐机构。 广发证券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IPO主承销家数16家，行业排名第4位；IPO主承销金额89.6亿元，行业排名第5。而今年以来，截止目前，广发证券已经完成6单IPO，募集资金累计为32.92亿元，而随着此次处罚的落地，公司该项业务下滑已成定局。 分类评级或将被下调 对广发证券来说，还有一件糟心事在等着它。那就是分类评级的下调。据2019年券商分类评级结果，广发证券评级为“BBB”，较2018年下降两级。作为一线券商，这个评级实在算不上高。 在7月10日晚间证监会公布的对广发证券的处罚决定中，同时对14名直接责任人及负有管理责任的人员分别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10年至20年、公开谴责、限制时任相关高管人员领取报酬等监管措施，并责令广发证券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追责，按公司规定追回相关报酬收入。而这其中就有广发证券现任副总经理欧阳西和常务副总经理秦力等高管。 而根据7月10日刚刚发布的《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业务人员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及自律管理措施的扣分标准得到进一步明确。具体来看，根据最新规定，公司被限制业务活动超过 6 个月，暂不受理与行政许可有关文件超过 6 个月，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超过 1 年的，每次扣3分。 在“分分分，券商的命根”的当下，重大扣分项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根据分类监管的规定，一旦降级，公司创新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也可能受到影响。
今天为大家带来益客食品的新股评级。本评级主要围绕基本盘、实操盘两大维度，针对目标公司各项核心指标进行打分评级，满分为 10 分，各指标单独评分，按权重占比分数之和计算，最终结果按照四舍五入得到。 新股研究根据已公开数据及独家的内部评级体系，给予益客食品的新股综合评估分数为5.3分 ，满分为 10 分，如下图： 益客食品新股评级详解： 一、行业前景（10%） 5分 作为全产业链养殖公司，益客食品涉足四大业务板块屠宰（鸡产品、鸭产品）、饲料、种禽、调熟，其中，鸡鸭屠宰业务贡献超过7成营收。我国禽肉消费总量保持上升态势，但人均消费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相当大的差距，2018年美国人均禽肉消费量是60千克，但我国人均禽肉消费量仅为14.29千克。由于禽肉比畜肉健康系数更高，随着健康意识深化、肉类消费观念改变，我国禽肉消费比例有较大提升可能性。 未来，屠宰业务增长的确定性比较高，但依然难以改变其毛利较低的现状。相对的，种禽业务毛利高，尤其祖代甚至曾祖代鸡鸭含金量较高。另外，政策层面也支持企业培育祖代甚至曾祖代鸡鸭，完成优质鸡苗、鸭苗的国产替代。 二、市场地位（20%） 5分 商品禽养殖尚未形成较为集中的分布格局，配套屠宰环节也处于较为分散状态，市场竞争充分，龙头企业份额占比仍相对较低。2018年新希望、益客食品、华英农业市场份额分别为8.85%、4.38%、1.07%。随着落后产能出清，公司有望在屠宰市场份额上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但是，公司所处产业链地位较低，当鸡鸭价格上升时，毛利率明显降低，体现其议价能力较弱。 饲料业务主要起到屠宰业务的配套作用，公司市占率较低。种禽业务方面，公司仅涉足父母代，该细分行业含金量较低，市场参与者众多而竞争异常激烈，公司没有相对优势。调熟业务方面，公司品牌影响力远不足以与细分行业龙头“周黑鸭”、“绝味食品”相比。 三、成长潜力（30%） 6分 鸡鸭屠宰是公司核心业务，每年为公司贡献超过7成收入。随着鸡鸭的养殖周期变化，鸡、鸭价格上涨时，屠宰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利润下降；鸡、鸭价格下跌时，屠宰原材料价格下降而利润上升。因此，屠宰业务也呈现了一定的周期性。另外，屠宰业务涉及环保问题较多，随着环保政策的进一步收紧，年屠宰活禽规模1000万只及以下的建设项目纳入限制类，大型屠宰加工企业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市场将更加集中。 但未来，公司想要实现利润的突破，不能只依赖屠宰这一低毛利业务。加大对种禽、调熟业务的投入，或能成为未来利润的增长点。 四、公司治理（10%） 5分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田立余分别通过益客农牧、宿迁丰泽、宿迁久德及宿迁鸿著持有公司股份，其中通过益客农牧、宿迁丰泽、宿迁久德实际控制公司82.28%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五、财务质量（30%） 5分 报告期内，益客食品分别实现毛利率6.05%、4.44%、5.06%、5.66%，远低于行业平均毛利率。主要由于公司业务结构和产业链地位差异，屠宰业务毛利率低于同行主营的饲料、种禽等业务。 报告期内，益客食品分别实现净利润2.21亿元、0.88亿元、1.92亿元、1.97亿元。2017年及2018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60.08%、117.39%。可以看到，公司盈利能力波动剧烈。主要原因有两点：1）鸭产品的原材料价格上涨；2）H7N9导致下游需求降低，因此公司自有鸡苗、鸭苗售价低于成本导致亏损。 此外，报告期内，该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48亿元、1.07亿元、2.39亿元和3.23亿元，远高于同期净利润，可见公司盈利质量较高。
7月12日晚，禾丰牧业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5.8亿元至6.1亿元之间，同比增长61.56%到69.91%。 公告显示，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全球经济下行等多重压力，禾丰牧业积极复工复产，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全面落实公司2020年经营战略，饲料及饲料原料贸易、肉禽产业化、生猪养殖三大主业各有建树，发挥出公司较强的综合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饲料与饲料原料贸易业务方面：报告期内，禾丰牧业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品牌与技术优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不断完善线上、线下服务，客户黏性及市场占有率明显提高，饲料业务呈爆发式增长，总销量同比增长42%，其中猪料销量同比增长61%，禽料销量同比增长39%，反刍料销量同比增长25%；饲料业务降本增效成效显著，期间费用率实现较大幅度下降。公司充分把握原料市场变化契机，原料贸易业务利润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生猪养殖业务方面：报告期内，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禾丰牧业在全面加强猪场生物安全防控的同时，快速推进生猪战略，各项目齐头并进，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超过30%（控股及参股公司合计），受益于生猪价格高位运行，公司生猪养殖业务实现扭亏为盈，为公司归母净利润贡献较大利润增量。 肉禽产业化业务方面：报告期内，毛鸡价格低迷，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下降，受之影响公司肉禽业务整体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公司肉禽业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抑制消费等不利因素下坚定发展，稳健前行，专注精益管理，探索生熟调食品业务，白羽肉鸡养殖和屠宰规模持续增长，屠宰量同比增长18%，养殖量同比增长35%（控股与参股企业合计）。
银行网点关停的速度正在加快，今年来已有1366家网点终止营业。 券商中国记者梳理银保监会信息发现，在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7月1日-7月7日)，全国已有34家银行网点关停。而截至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共有1332家银行网点关停，分析人士认为，社区银行的数量也是有上限的，如果周边居民不足以让其维持盈亏平衡，这个银行网点就可能被裁撤。 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微信、支付宝等新型支付交易量及交易金额一直保持大幅增长。相比之下，银行网点的个人柜面业务占总业务量的比例已不足5%，且持续下降。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银行业的离柜率在不断攀升，2016～2019年银行业的平均离柜率分别为84%、87.58%、88.67%、89.77%，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柜面交易替代率更是在90%以上。 上半年六大行关停487家，粤鲁江浙位居前列 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多数银行业务都能在线上办成。如今的物理网点更像是为解决“疑难杂症”而设，只有遇到没法在线办理的业务，人们才会选择跑一趟营业厅，寻求柜台或大堂经理的帮助。 在深圳福田区中国银行某分行处，券商中国记者看到，大堂里就放着几台自助设备，现场排队的人很少。“现在来办业务的多是中老年人，不熟悉手机操作的才会来现场，我们经常要告诉这些客户具体怎么操作。”该行一位大堂经理告诉记者。 券商中国记者注意到，该网点位于数座写字楼和一个大型住宅小区附近，但是在工作日的整个上午，仅有10来位客户到网点办理业务，其中对接自助机器的网点服务员有3个人，而柜台仅开放了两个，有部分柜台处于休息状态。 记者问及为何不开放更多的柜台时，上述大堂经理直言：“现在人比较少，很快就能轮到的。”大堂经理还表示，只要是能在ATM设备或手机银行等自助设备上办理的业务，都不会安排客户去柜台。柜台基本只受理存取大额现金或者办卡之类的业务，一些中老年客户可能会习惯在柜台做转账。 银行网点遍布各处，数量繁多，曾是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一大特点。但是随着互联网渠道快速发展，银行物理网点的渠道依赖度减弱，关停撤销数量逐渐增多。 根据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月1日-6月30日)，全国各地共有1332家银行网点关停，其中包括各国有银行、股份行和城农商银行的地方支行、小微支行、营业所和分理处等，而2019年上半年关停网点为1188家，同比上涨12.12%，可以看出银行网点关停速度有所上升。 从终止营业的银行网点类型来看，由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布点多，绝对数量上遥遥领先，但城商行和农商行也有不少。 据券商中国记者统计，上半年国有六大行关闭网点的数量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农业银行减少发数量最多。具体来看：中国农业银行125家、中国银行88家、建设银行82家、交通银行76家、邮政储蓄银行68家、工商银行48家，总计487家银行网点，占比36.56%。 各家银行在年报中也披露了物理网点的关停情况。2019年，国有六大行网点数量相比上年均有缩减，合计减少网点共836个，其中农行减少232个，缩减数量最多。 与此同时，银行员工数量也出现相应的变化。2019年工行、农行、交行、中行的员工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四大行员工数量共减少16319人。其中，农业银行员工减少人数最多，达9680人；次之为工商银行，减少4190人。据了解，截至2019年末农业银行减少了1.6万余个柜面人员岗位，这些员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转岗到了其他岗位。 区域上来看，上半年北京关停银行网点28家、上海关停12家。关停数量最多的为以下几个省份：广东105家、山东85家、浙江省84家、江苏省49家，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关停比例占全国总数的24.24%，将近四分之一。 “此前，部分银行在社区支行建设上过于冒进，社区支行设立未经严格论证，存在过多、过滥现象，脱离了客户需求和业务发展实际，这是近年来社区支行裁撤较多的主要原因。”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指出，物理网点转型不仅要从减少客户排队时间、改造营业厅堂、规范产品销售流程等具体问题着手，更要从发展战略、公司治理、业务转型、体制机制等制度设计入手并加以解决。 九成业务办理转向线上，未来需求量仍将下降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金融业务，到网点的频率越来越低，柜台业务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银行关停或者整合部分网点，有助于整体结构优化。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607家，网点总数达22.8万个，自助设备共109.4万台。从2013年开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作为新的网点形式开始出现。 联讯证券的研报指出，网点是银行最为昂贵的渠道资源，而在竞争的压力下，网点的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硬件维护成本和设备更新投资需求在大幅被动上升，这加大了网点的盈利压力。 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银行业的离柜率在不断攀升，2016～2019年银行业的平均离柜率分别为84%、87.58%、88.67%、89.77%，多家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柜面交易替代率更是在90%以上。 所谓银行离柜率是指客户离开柜台办理的业务量与银行总业务量的比率，比率越高说明通过网络、移动支付和电子自助渠道办理业务的客户越多。银行业务离柜率的提高，说明银行业务对营业网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换言之，目前有接近九成的业务可以在柜台以外办理。 广州农商银行战略企划部研究员尹义华分析指出，根据某区域性农商银行近两年物理网点业务统计及客户特征分析发现，网点的个人柜面业务占总业务量的比例已不足5%，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下降；网点客户主要为中老年客户，年龄在50岁以上的客户占了57.4%。 值得注意的是，客户到网点办理的业务类型非常集中，主要是现金及补登存折等业务，占比超过7成，其中现金业务占比超过4成。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网点大部分的业务为现金业务。 疫情期间，无纸币支付更是受到青睐，近期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消息不少。7月8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研究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4月份，一张央行数字货币在农行账户内测的照片在网络流传，另有消息称，央行数字货币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四个试点城市测试。 央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曾表示，央行将按照计划有序推进数字货币，数字经济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发展亮点，对数字货币的研发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尹义华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后，网点业务下降更加明显，如果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纸币的使用，将大大降低客户到网点办理现金业务的需求，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网点业务量下降40%，这将会对银行物理网点经营提出很大的挑战。 麦肯锡研报认为，向智能网点转型能显著提升银行利润。而交易向线上迁移、自助服务技术以及缩小网点布局等也能实现降本增效。 未来银行物理网点何去何从？尹义华指出，银行应主动优化相关业务结构，只保留必须的线下业务，在客户结构上，未来承接的服务客户群体主要是中老年客户，网点未来的定位需要重点考虑；在区域分布上，城区网点业务量已经相对较小，而城郊或者乡镇核心网点业务量很大，乡镇将是物理网点服务的重点区域。
面对行业发展的这种态势，中小银行也在积极谋变。如近日来，不少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酝酿兼并重组，如江苏地区的常熟农商行入股镇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和江阴农商行入股徐州农商行，以及四川地区的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宣布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也就是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 笔者认为，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有效措施，但相对于数千家中小银行而言，在数字化加速放大行业差距、同业及跨界的竞争日渐白热化的阶段，通过独立法人间的抱团取暖，共建共享金融科技开放平台的模式，无疑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过去大中小银行之间的差距，成为各自差异化发展的空间。 我国的商业银行，严格意义上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不过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行业整顿与四大行的不良剥离、千禧年之初的入世红利与股改上市、08年金融海啸后的四万亿刺激与13年后的大资管黄金期，以及2017年以来的强监管新常态，但总体而言，在此过程中，银行业间的差距与分化并不明显，无非是大行吃肉，中小行跟着喝汤，大家同为持牌机构，雨露均沾，共同享受牌照带来的隐性背书和制度红利。 当然，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同是持牌机构，但牌照与牌照之间，还是有些差距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牌照范围、业务资质、服务客群、业务品种、资产规模等业务领域。 如大型银行全国范围内展业，而中小银行主要集中于本地；大型银行的客户覆盖面较广且客群相对更优质，而中小银行客群集中于本地且相对大行要下沉一些； 大型银行的牌照全面、业务资质和业务品种丰富，可提供包括传统存贷汇以及财资管理、私人银行等中高端、综合性、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而中小银行的牌照相对传统，不少中小银行缺乏诸如基金代销、投贷联动甚至理财子等牌照，因而业务品种比较单一，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不足，业务聚焦于传统的存贷汇业务，对客户的分层分类经营、综合性的定制化个性化服务能力较弱； 大型银行资本金比较充足，资金成本比较低，而不少中小银行随着风险资产的加速暴露，资本金消耗比较严重，而目前IPO等补充资本渠道尚不畅通，据统计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此外，中小银行相比于大型银行，资金成本也相对较高，由资金成本引致的产品定价也相对较高，与大型银行相比，在产品特别是消费信贷产品的价格和利润等方面，也存在短板。 尽管在经营范围及资质、客群规模及质量、业务品种及产品体系、资本实力及资金价格等方面，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于起点、定位、股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一些不可控的外在因素造成，尽管存在着这种业务发展中的现实差距，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也在共享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红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错位竞争，实现了差异化发展。 科技赋能业务的数字化差距，正消弭差异化，加速马太效应。 随着宏观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数字经济新业态和金融科技的崛起，科技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价值不断强化，科技已经成为唯一可能颠覆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力量。从工农中建到招行平安，都在举全行之力推动金融科技的发展，甚至打造金融科技银行。 数字化的发展，也正在推动金融产品和业务的标准化、服务的线上化和智能化，银行同业甚至来自跨界的互联网巨头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其差异化正在随着数字化的进程而逐渐消弭，标准化成为一种趋势。关于差异化、特色化，笔者曾在《新基建浪潮下的中小银行差异化发展之道》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01 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跨界强强联合，加速行业分化。 在大型银行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技引领的同时，互联网巨头也挟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场景生态、极致的用户体验以及颠覆式的产品创新策略，向金融领域渗透，并已在场景生态、流量经营、数字化服务等方面构建起商业银行难以企及的护城河。 随着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竞合趋势的演进，大型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由竞争走向合作，开始跨界携手，强强联合，包括工农中建先后牵手BATJ，在多个领域开展基于双方优势互补的深度探索和跨界合作，行业的头部效应愈发明显。 而反观中小银行，尽管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开放银行的潮流下，主动与互联网公司、新型金融科技公司等开展合作，力图借助数字化战略实现弯道超车，但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双方商业价值的不对等，直接导致合作利益的不平衡，中小银行在与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头部互联网公司等的合作过程中，合作的范围、质量、话语权均与大型银行不可同日而语。 02 中小银行转型的迷茫，使“弯道超车”成了“弯道翻车”。 当然，外力终究是辅助，内因才是关键。在科技赋能于业务、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小银行也在寻求内部突破和变革，聘请行业领先的咨询公司开展战略咨询，确定数字化转型战略，开展组织架构调整，设立敏捷小组，大力发展互联网消费信贷，提升零售占比等等，但却面临诸多问题。 比如就数字化战略一词，从高管领导到一线员工，都有不同的看法。数字化到底是什么？各个部门都有基于部门利益的解读，比如你去问战略部门，他们会说，数字化就是数字银行战略，就是BANK4.0，但行内的数字化与BANK4.0有什么异同，他们也不知道。当你再去问科技部门什么是数字化战略，他们会给你讲分布式、讲微服务，当你去问业务部门，他们会给你讲数字营销、线上获客，当你再去问分支机构，他们会给你讲业务产品没跟上，考核倒是很“数字化”。不少中小银行花了巨资聘请咨询公司，设计了近乎完美的战略规划，却最终沦为一纸文件。说好的五年规划，可能不出一年就束之高阁了。 长久以来，中小银行习惯了跟着大行的脚步去走，也就是XX银行做啥，我们就去对标，从高管到一线员工，都会讲“你看XX银行是怎么做的，我们也怎么做”，但真正的落地于实践时，又会发现，XX银行能做起来，而自己家银行却做不起来，这里面有投入的问题、有人才的问题、有监管政策的问题等等，但归根结底，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客户需要什么。本想“弯道超车”甚至是“变道超车”，在实践中却成了“弯道翻车”。 科技是要通过赋能于业务来体现价值，不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京东数科，他们并不单纯是科技公司，而是通过科技作用于业务，打造出产品，创新体验，用产品支撑场景，用场景服务客户。如果业务没有明确的方向，不懂客户和市场的需求，也不知道自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科技的价值就无从彰显。科技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业务的增长和创新上，科技必须要和业务结合，作用于市场，最终服务于客户。 03 中小银行基础科技能力的薄弱，进一步放大了数字化差距。 其实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被动响应尚且能力不足。笔者曾多年参加中小银行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及现场检查工作，目前中小银行的科技人员比例、人员兼岗问题、人员流动问题、信息科技风险治理、网络安全、业务连续性管理等都非常薄弱，更不用说每年的系统运维、软硬件升级等方面，历史欠账非常多。 仅在科技人员方面，根据IDC对样本的调研，大概有38%的区域性银行，它的信息科技部门自有人员的数量是在100人以下的，100人到200人的区间大概有42%的区域性银行，总体来看，其实区域性银行的科技部门自有人才基本上都是在200人以下这样一个规模，科技人员的占比基本不足全行员工总数的10%。而建行的IT开发及运营人员就达到了27727人，新兴的互联网银行科技人员占比，更是达到60%以上。 而每家银行，不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其核心业务系统、二代支付系统、电子渠道、数整平台、数据仓库、财务系统、外汇国结系统甚至是互联网核心、网贷平台等大大小小的系统起码都要一百个以上，即便是借助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等外力，本行内连支撑系统运维的人员都不足，且不谈科技引领，能达到科技支撑已是殊为不易。 04 盈利能力的弱化，加剧科技投入的差距，加速行业分化。 再从投入的角度来看，因为不论是历史欠账还是人员不足，归根结底是没钱的问题，也就是投入不足的问题。科技投入主要包括两块，一部分是现有的集中式架构系统的优化，另一部分是做一些IT战略的支撑投入上。历史欠账比较多，为了达到监管要求，传统的一块需要补欠账，要投入。相应的，新兴的部分科技投入就必然要压缩。而预算的总包，则源于利润，或者说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利润是有限的。仅从城商行的角度，根据统计，2019年度净利润在5亿元以下的城商行就有43家，除去5家未披露数据的城商行，净利润5亿元下的城商行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而每年的系统运维费用这种必须的开支，已经需要数千万，能拿出来给新兴的科技投入又有多少呢。 再加上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影响，连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都在强调疫情对资产质量产生明显冲击，而广大的中小银行作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其资产质量更加难以想象。 本就利润不高，资产质量的恶化，进一步侵蚀了利润，而中央今年要求银行业让利1.5万亿，中小银行的经营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严监管新常态，今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6月以来，一些中小银行爆发了挤兑风波，也有一些中小银行开始了兼并重组，作为承担风险处置属地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也对属地中小银行的经营状况格外关注，今年的“三三四十”回头看工作中，尤其突出了对创新性业务的关注，中小银行的创新性业务更加难以开展，创造利润的空间更小。 再来看大行的科技投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从绝对数字来看，建行是科技资金投入最多的银行，达到176.33亿元；股份制银行中，招行投入最多，达到93.61亿元，较去年增长43.97%。 大行和股份行每年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且每年都在增高的真金白银的科技投入，可不是徒有虚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奠定面向未来的科技架构和平台。中小银行拿什么去比拼？数字化的进程中，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只会加速放大，马太效应只会愈发明显。 05 线上经营能力的差距，进一步加速了行业分化。 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在科技基础、业务基础等方面本就存在差距，而随着科技作用的强化，这种基础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小银行如果不搞基础只做应用，注定是在沙子上建房子，难以持久，且盖得越高，最后会发现，基础的价值不可替代也不可空缺，越到高处越难回头，因为回头已是万丈悬崖，惊心动魄。 即便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当大型银行都开始从线下经营向线上经营转变时，中小银行的功能线上化、业务线上化、产品线上化、服务线上化还没完成，线上经营的基础二三类的电子账户，各行之间的互联互通、互相认证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大行、股份行依然是抱团取暖，不和中小银行互通，尽管是以用户为中心，但是没有账户，如何经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尚且没有实现，更何谈用户为中心呢。因此，中小银行线上经营也是举步维艰，难有突破。 06 数字化下，中小银行区域网点优势在弱化，直接削弱竞争力。 而中小银行过去在区域内传统的优势，也正随着金融科技对银行业务的赋能，而日渐消失。比如，过去中小银行在区域内具有大行所无可比拟的网点机构优势，但随着大型银行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强化线上经营服务能力，有效解决了网点布局不够下沉、触达客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直接削弱了中小银行在区域内网点布局比较全面的相对优势。 直面差距现实，抱团取暖或是明智选择 必须承认的是，数字化进程中，银行业加速分化，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正在被加速拉大。 当然，金融科技的发展是时代的趋势，尽管数字化拉大了中小银行与大型银行之间的差距，加速了行业的马太效应，但中小银行也必须直面这种挑战，而不能当鸵鸟。 未来中小银行通过兼并重组做大规模，增强资本实力是一种选择，如攀枝花商业银行与凉山州商业银行合并组建的四川银行。但这种兼并重组的模式，其可复制性可能并不强，通过兼并重组极易引发“吸虹效应”，且是否选择兼并重组，要看银行的资产质量、股东意愿、属地政府及监管部门态度等，未必适用于绝大多数的中小银行。 其实中小银行创新突围的道路有很多。从山东城商行的实践来看，山东地区有14家法人城商行，十几年前正值全国城商行改革重组的第二轮浪潮，徽商模式广受关注，但基于山东城商行发展实际的考量，山东地方中小银行并未选择联合重组或兼并收购的方式，而是借鉴德国储蓄银行联盟模式，由各城商行联合投资组建了山东省城商行联盟，专门从事后台尤其是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服务，“以单实例多法人”方式减少重复研发成本，实现群体核心竞争力的全面跃升，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联盟模式已经被业界称为城商行报团发展、共享合作的经典案例。 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持有金融牌照的中小银行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联盟先天传承了金融科技“基因”。目前联盟平台共有67家法人成员银行，线上运营银行资产突破2.2万亿元，覆盖了山东、陕西、内蒙、浙江等多个省市，联盟作为国内中小银行共享科技合作平台的创新模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骄阳正好，风过林梢。 当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变和重塑着银行业，并加速行业的两极分化。对于中小银行而言，数字化是机遇，更是挑战，中小银行必须正视数字化所带来的日益放大的差距和加速的马太效应，而基于独立法人模式的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可能是当下更加明智的选择。直面差距、正视挑战，抱团取暖，才能行稳致远。
一直被认为“缺乏金融属性”的美团能否以慢致远，将自身在主业积累的能力复用到支付领域，或者重新长出新的能力，最终将自身生态内的业务场景和支付打通，取决于美团的执行力。近日，美团正式上线了“月付”功能，用户在开通该业务后，可在享受点外卖、住酒店、看电影等美团生态内的任何服务时，用美团月付授予的信用额度完成支付，在次月的8日前还款，最长有效免息期为38天。美团根据用户在美团账户的综合使用情况，给予用户300元到12000元不等的信用额度，并会对额度进行动态调整。由于在功能上酷似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月付”也被称为美团版“花呗”。其实，在“月付”正式推出前，其前身“买单”已经于去年对少量优质客户开放。美团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试运营期间，用户的美团订单量平均提升超过20%;交易金额平均提升超15%。01此时推出“月付”，意欲何为?美团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点推出“月付”业务呢？我们从阿里最近在本地生活领域的发力或可找到一些原因。继阿里巴巴2018年10月宣布正式成立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将饿了么和口碑会师合并成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后，今年继续有大动作。在3月10日的支付宝合作伙伴大会上，成立15年后的支付宝不再甘心只做金融平台，进行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升级：从金融工具服务平台升级到数字生活服务平台。支付宝计划在未来3年，携手5万服务商帮4000万服务业商家完成数字化升级。不久，支付宝就将其首页推荐位的部分金融服务换成了口碑、电影、买菜等本地服务项目，这就是坊间评价的“支付宝越来越美团”。支付宝也从流量、服务、资金上对商户进行了扶持。例如，在支付宝与餐饮食材采购服务商美菜联合开发支付宝小程序美菜商城，并将美菜接入支付宝“买菜”专题后一周，美菜商城支付宝小程序日活就超过10万，新增用户超过80万，复购率高达40%。新茶饮品牌喜茶也在入驻支付宝两个月后，支付宝上搜索“喜茶”的人次超400万次。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陈明哲所提出的“动态竞争”理论认为，企业需要以动态的眼光，随时关注对手的变化，以修订相应的战略，及时准确地做出回击。如果说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的成立主要是进行了一些内部资源的整合，并不会对美团造成大的冲击的话，今年3月支付宝“从金融工具服务平台升级到数字生活服务平台”的战略升级则意在帮助商家提高线上化率，从而做大市场，这是一种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当前，美团、饿了么等企业所开辟的线上化业务在中国服务业占比还不到5%，大量企业还没有被数字化，中国服务业的数字化还有巨大空间。虽然已经成为本地生活领域的老大，但缘于本地生活领域商家过低的线上化率，充满忧虑感的美团一直对市场保持着谦卑的态度，担心竞争对手会以某种创新方式颠覆市场。支付宝此次战略升级如果得以成功落地，就可能直接对市场造成颠覆。面对竞争对手的“不甘”，和其借助自身在支付上拥有12亿全球用户的流量优势来大力扶持商家的决心，美团的应对是通过自身在本地生活领域多年积累的4.5亿活跃交易用户来扶持“月付”和联名信用卡等支付业务。美团在新业务探索上惯常的做法是“借假修真”，即在风险比较大的业务探索阶段，通过小团队去探索，放慢脚步去了解业务，一旦该业务在用户端产生了价值，就会加快步伐攻城略地。美团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用户在开通“月付”功能六个月后，“月付”在其个人消费金额中的占比相较开通首月，平均提升超六成；而在下沉市场，三四五线城市用户的月付开通意愿和还款表现均好于一二线城市用户。该试运营结果也验证了信用支付在小额高频交易场景的广阔前景以及信用支付在下沉市场的可拓展空间。基于此判断，美团正式推出“月付”业务，让更多的消费者体验这项业务，快速做大用户量，从而增加支付业务规模。02“整体慢半拍”的金融业务其实，美团对于金融的野心早已有之。早在2015年，美团就以一则美团金融的招聘广告宣称“有信心打造一个千亿资产规模的金融事业”，成立美团金服，正式吹响了进军互联网金融的号角。美团当时希望拿下支付牌照后布局线下收款终端，以平台的稳定流量和庞大交易数据向商户提供运营贷款，最终提高自身的现金流和利息收入。然而，美团在金融领域的布局却整体慢半拍。在美团金服成立的2015年，正值互联网金融的行业风口期，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等已经在支付、保险、理财、小贷等领域展开全面战争，美团当时却因缺乏金融牌照而连连受挫。之后在克服了央行收紧支付牌照发放等困境，通过并购等方式顽强地拿下了支付、小贷、银行和保险等多张牌照，打通了整个金融链条后，美团“以月付、联名信用卡为主的支付业务，以生意贷、美团生活费-借钱为主的借贷业务，以及以美团互助为主的保险业务”的整体金融布局才逐渐落地。但此时互金领域在两大互联网巨头的圈地跑马地后基本格局已定，美团的后发优势很难发挥出来。同时，由于美团先期一直将重心放在对本地生活业务能力的打磨和方法论的沉淀上，并没有在金融业务上投入很多精力，无意中对腾讯系的金融产品形成了依赖。以支付业务为例，美团虽然在2016年通过收购第三方支付公司钱袋宝的方式拿下了支付牌照，但腾讯在之后不久也在微信的二级菜单“钱包”下开辟了“美团外卖”的入口，这在为美团引流的同时，也影响了美团实现打造“支付+场景”的生态梦想的进度。面对着逐年攀升的服务佣金，意识到“孩子还是自己的好”的美团终于痛下决心，决定亲自做支付。在“买单”业务试运营一年后，此次美团借2020年一季度财报中小贷业务增长的东风，正式推出了“月付”业务，也再一次向外界展示了自身对支付业务的信心和决心。从目前情况来看，“月付”的推出确实证明美团已经加大了在支付业务上的精力投入。而且，美团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为期38天的免息期外，还在帮助消费者省时间（用户直接用“月付”完成支付，无需跳转到微信支付页面，平均用时可减少23秒）和省钱（用户在开通美团“月付”后可获得价值28元的代金券组合、一周消费满88元送88元大礼包等优惠）上提高了消费者体验。除“月付”外，美团还与上海银行、青岛银行等数家银行联合推出了“联名信用卡”，并通过上门开卡、并承诺用户在开卡后的60天每天在美团上任意消费6元以上既可立减6元等方式花大力气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03“支付+场景”的生态之战美团一直有着基于用户需求打造“支付+场景”的生态梦想，以美团的支付支持主业本地生活的到家、到店等消费场景。在“场景”打造方面，美团已经在外界的不断质疑声中，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场景，光到综业务就涉及200多个行业和场景。在整个本地生活“6-3-1”的竞争格局中，美团占据最大头。所以，在“场景”打造上，美团已经建立了比较深的壁垒。然而，“支付”却一直是美团的心头痛。目前，阿里、腾讯两大互联网巨头已经通过先发优势占据支付行业的绝对领先地位，以支付宝12亿、微信10亿的流量来扶持自身生态内的任何产品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以阿里为例，阿里在推出早于“月付”5年成立的“花呗”时，曾用15亿红包来吸引用户，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而且在培育用户消费习惯方面，支付宝也以自己12亿的用户向花呗导流，通过各种优惠方式，鼓励用户在支付时使用花呗。在支付宝的大力支持下，花呗目前的用户规模达到3亿。在支付领域失去了先发优势又连连踩雷的美团，从去年才开始采取向阿里学习的方式，以美团4.5亿的用户量向“月付”（原“买单”）导流，目前看是已经沉淀了比较成熟的方法论，未来需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大用户规模。所以，在本地生活领域“支付+场景”的生态之战中，阿里需要补足的是“场景”的短板，美团需要补足的是“支付”的短板。而“支付”和“场景”两大核心要素在整个竞争中的权重也不一样，“场景”作为本地生活业务的核心能力，占比大概为60-70%，而“支付”作为本地生活业务的支持能力，占比约为30-40%。美团凭借主攻到家业务的美团和主攻到店的大众点评，与阿里系的相关产品饿了么和口碑在“场景”上拉开了较大差距，目前拥有了赢得战争60-70%的胜算。但美团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做支付的劣势在于本地生活的数字化程度不高，账单厚度还需要进一步培育。支付宝今年的战略升级确实切中行业要害，以动态竞争的角度，如果阿里通过支付宝向4000万商家成功导流，从而把市场做大，市场的格局就真的有可能发生变化。在本地生活领域的“支付”之争中，美团虽然已经失去了先发优势，但从打造本地生活领域“支付+场景”完整闭环的角度，“支付”一定是美团屡屡受挫后仍然会坚守的阵地。控制风险从而获得客户是支付业务的核心，一直被认为“缺乏金融属性”的美团能否以慢致远，将自身在主业积累的能力复用到支付领域，或者重新长出新的能力，最终将自身生态内的业务场景和支付打通，取决于美团的执行力。
这一期，是一位数据公司高管的故事。近年来，他所亲历的数据安全行业To B格局剧变，到底“变”在哪里？ 从去年到现在，大数据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身为行业的其中一员，我感触颇深。去年底，始于同盾等公司被查的大数据风波，也是行业“剧变”的开始。 去年10月12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了《关于规范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类业务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通知》，对辖区内的银行与科技公司机构合作业务进行了详细的规范，明确“不得将贷款‘三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环节外包给合作机构；不得仅根据合作机构提供的数据或信用评分直接作出授信决策；不得因引入保证保险、回购承诺等风险缓释措施而放松风险管控”。 这一波针对大数据的监管风波之后，无论是机构需求，还是数据公司本身的业务重心，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数据荒”出现了。 什么是“数据荒”？数据就在那里，却很难用起来。很多数据公司开始担忧以前“卖数据”存在的合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晰地感受到，所有的银行机构开始忌讳数据出库的建模方式。尤其是随着5G的普及，国内的互联网数据应该会以指数级的增速增长，数据的客观存在与数据孤岛效应成为一个矛盾。与此同时，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都有KPI，不可能不放贷，也不可能不用数据，但数据使用的安全边界却依然不明晰，不知道如何使用数据才是符合要求的：既要用，又担心。 所以，这既是“数据荒”，也是“数据慌”。 基于此，在数据安全领域，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意愿相比以往表现得强烈，需求也更加明确。过去，银行似乎在数据的采购与业务建模上“以结果为导向”，关注的是哪家数据能解决风控中的实际问题。比如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的联合放贷，银行侧更多地是关心数据风控的效果。 但今年以来，由于国家对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更加明确，一大部分数据公司被监管整改，数据市场过去比较暴力的输出方式逐渐被淘汰。银行侧由于内部数据监管更加严格，不存在任何样本出库的可能性。这种变化倒逼数据市场催热了联邦学习、边缘计算等安全计算技术，越来越多巨头在安全计算领域的投入也在加大。 银行对数据安全的要求非常明确，银行的用户数据不能出门，银行去查询第三方数据的时候最好拒绝用户ID被缓存，银行对合作数据源要求一手合规。从银行机构内部来看，数据安全类的合作也正经历着“风格切换”：城商行表现“激进”，国有银行正在“下沉”。换句话说，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则能更快地接受安全计算技术并付之于实际业务，国有银行目前普遍处于立项科研阶段。 具体到业务类型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数据安全需求最多的是风控和营销。 营销，用户运营是对银行储蓄卡、信用卡、理财、贷款等业务场景的用户进行量化分析，并作出运营决策，围绕着以ABTEST为核心的运营思路，不断优化运营方案，最终达到降本提效。银行依赖于外部的数据进行用户兴趣偏好的刻画，比如支付维度数据、SDK行为数据、电商数据等。 风控，风控评分是对银行信用卡、贷款等业务场景进行大数据智能风控，通过与多方数据进行联合建模，建立用户信用评分卡与质量评估模型，提升信贷客群的信用评估能力，最终降低信贷业务的坏账率。比如小微企业贷，就涉及到外部的税务发票、水电费数据等。 传统的方式是API将需要的数据从数据源那边调用到银行端，问题是去查询存在被恶意缓存用户ID的隐患，另一个问题是采购标签如果是脱敏的太多，意味着价值越低（数据源也开始忌讳直接输出原始标签）。目前，联邦学习等隐私计算解决方案之所以流行，就是可以保证双方数据不泄露，最大化地联合多方数据源进行模型训练，保证了双方数据的安全性。 实际上，要彻底解决行业的数据安全问题，需要双管齐下。首先，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然后，剩下的问题都可以交给科技。 近日，《数据安全法（草案）》已经比较明确规定了数据合规使用的边界，我相信未来关于数据安全的法律环境会更完善。而从科技公司未来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可以更多地考虑从技术上去解决使用数据过程中同时能保护数据安全的问题，比如目前比较被公认的隐私计算技术，市场上已有这些技术在信贷业务的落地应用。 我们，相当于是数据孤岛之间的桥梁“建筑师”。 未来，我认为在数据安全领域，To B科技服务也会经历“萌芽、迅速繁殖、泡沫、淘汰、慢牛”的生命周期。而目前的安全计算，还在萌芽过度到迅速繁殖的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参与到这条赛道，应用的领域也比较集中，主要在风控和营销等。 在这个阶段，更艰巨的突破是技术和产品打磨上。改变以往比较暴力的数据行业模式，我觉得未来整个数据行业的价值会从“拷贝贬值”变成“越用越值钱”。相应的，这个行业能存活下来的企业，未来寡头效应也会更明显，估值也会很高。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