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自洽的理论也有很多是错误的，关键就是存在着“隐含假设”。 上世纪的1953年弗里德曼发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后，引发了经济学方法论之争，其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经济学的假设要不要真实，弗里德曼坚持假设越不真实越好，萨缪尔森认为假设要反应真实世界，其实他们争论的都是做模型时已经列出的假设。 其实除了已经列出的假设，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很多看不到的假设，这些假设已经暗含在内，但是没有列出来，或是作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这种假设，我们将这种没有列出的假设称为“隐含假设”，隐含假设很少是因为作者故意忽略的，绝大多数时候是连作者都没意识到。 在评价一个经济学理论时，我们通常会说这个理论自洽不自洽。其实逻辑自洽的理论，很多都是错误的，因为他的隐含假设是错误的，只是人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他的隐含假设而已。在生活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一些理论，怎么感觉都不对，但是就找不到出问题来，因为这些理论的错误并不存在逻辑中，而是存在假设之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把这些“隐含条件”的错误找出来，原来逻辑自洽的理论马上就不自洽起来。 我们拿市场均衡理论来举例。 自从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后，一般均衡就开始统治着微观经济学界，成为众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经济学最高境界。 一般均衡就是明显存在问题的理论，首先，我们先看它比较明显的几个瑕疵，比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理性经济人等，这些基本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陆续推翻，导致现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相信一般均衡的存在。 其实一般均衡理论，除了已经列出的假设假设有问题外，其隐含的假设问题更大，笔者在书中就曾指出，“一般均衡”理论假设的是产品没有供给难度，既没有生产难度，也没有交易难度，但这在现实中完全不现实，其实产品的供给和退出都是存在难度的，因此价格机制也具有粘性，当难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价格失灵。在现实中，价格失灵的情况下比比皆是。在一些技术落后的国家，即使是非常简单的商品都没法生产。比如解放前中国连钉子、火柴都生产不了。即使到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连摩托车、电视机都生产不了，另外一些道路不通的山村，即使出多高的价格，都很难买全他们需要的商品。 因此我们只要指出“供给难度不为零”这一现实后，一般均衡理论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 产品在供给过程中会存在难度，很多产品在去供给的过程中也存在难度，因此降低价格也不能实现市场出清，比如钢铁，石油等长周期、重投资的行业，即使发生大幅度降价，其供给也很难短期降低下来。 货币学派的隐含条件及其理论错误 货币学派也存在因隐含假设而致错的情况，货币学派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投资，认为只要增发货币就可以解决经济危机，这个理论的成立，其实也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那就是央行的货币只要发出来，就可以非常顺利的进入实体经济。 但现实完全相反，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是需要以金融机构为中间渠道的， 货币超发时，往往货币利率非常低，这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反而无法获利，金融机构会全面萎缩，没有金融机构做中介，货币反而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因此货币学派理论要想成立所依赖的隐含条件“货币可以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因此货币学派的经济危机拯救理论从根本上也是错误的。本次经济危机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点，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各大银行全面陷入亏损，美国金融反而萎缩了，金融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美国“股权投资募集资金总额”等核心金融指标都被中国超越，超发的货币大部分进入了二级市场形成资本泡沫，以及外溢到了利率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对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总之，我们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不仅要看他的逻辑是否自洽以及假设条件是否符合现实，更要看这个理论中是否包含违背现实的隐含假设，如果包含，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我就是发现了一般均衡和货币理论中的隐含假设条件的错误，从而对这两种理论提出质疑的。
8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要求继续落实好已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同时，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 “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切实维护多边主义”无疑是一种新的提法，也是一种新的导向。那么，这种新的提法、新的导向释放了什么样的新的信号呢，今后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将形成怎样的格局、呈现怎样的变化呢，显然也是需要密切关注和重视的。 众所周知，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大搞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竭力破坏已经形成的全球化治理体系和多元化发展格局以及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不仅让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尤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影响方面，已经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大门被人为关闭，导致全球经济只能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在困难中运行，而且加剧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使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且这种衰退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是全方位的。 而面对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状态，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不收敛自己的行为，不积极与其他国家配合与协作，共同应对疫情影响，力争使全球经济早日走出衰退、早日走出困境，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贸易保护，完全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破坏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扰乱全球金融体系，想以此进一步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垄断地位。显然，是与全球化思维、多元化战略、多边主义体系完全相背的，是赤裸裸的“美国利益至上论”。 也正因为如此，提高非美元货币、特别是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等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实现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改革目前美元一币独大、一币称霸的货币旧体系，实现多币种货币共同作用的新体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毕竟，世界是多元的，不是哪一国的，世界是缤纷多彩的，不是色调单一的，世界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 实际上，无论是欧元、日元、英镑还是人民币，都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为世界企业和居民所接受，只要有一个相对平等、公正的游戏规则，就完全可以实行货币多元化。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已经不能再维持美元作为独家交易货币的状态，而应当多种货币共同作为交易货币，由经营者选择交易币种，由经营者根据自身需要选择采用何种货币进行交易。只要规则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大宗商品交易的币种选择一定也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只是，作为全球老大的美国，已经习惯了美元霸权，习惯了用美元绑架世界经济，尤其是垄断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货币地位。因此，会极力反对货币市场多元化，反对货币体系多元化，并有可能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遏制其他货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大宗商品交易等。即便是“一揽子”货币，也会按照美国的规则，要求其他货币必须听从美元的指挥与调遣。显然，这是与全球化、多元化背道而驰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央行提出“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正是出于对全球化、多元化现实格局的思考，也是站在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实践证明，全球化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进步与繁荣，是共同的发展与提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解决全球贫困与生存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如果忽视全球共同解决发展与进步、贫穷与生存问题，而只考虑自身利益，那这个世界就会陷入到完全无序与纷乱的状态。显然，这是绝大多数国家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世界发展到今天，贸易保护与全球化、单边主义与多元化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更有利于世界共同发展、哪个更有利于解决贫困问题和均衡发展问题、哪个更有利于提高全球供应体系的效率、哪个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和降低成本等，已经非常明确，也已经得到了无数事实的证明。特别是货币体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若干年内，由于货币多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全球供应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运行效率都出现了大幅提升的现象。尤其是欧元的横空出世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更让沉闷的国际货币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活力。所以，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活力和多元化发展新格局考虑，人民币也要加快国际化进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要更多地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国际市场多元化发展，推动全球化深入。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决不是想拥有美元那样的货币霸权，而是要打破一币独大、一币独霸的格局，建立更加科学、更加有序、更加稳定、更加公平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真正实现货币体系多元化，从而有序推动多边主义、促进多边合作、维护全球化新体系、新格局。
猪肉、鸡蛋大涨价，导致CPI上涨那是肯定的。现在猪肉价格短期内从23元/斤涨至30元/斤以上，而鸡蛋价格也从3.5元/斤涨至5.8元/斤。与此同时，青菜价格也涨到了3.5元/斤、园茄子是4.5元、黄瓜3至4元，要说国内物价上涨均属空前，也并不为过。由于猪肉占国内CPI价格的权重比较大，所以7、8、9月份的CPI肯定是再次反弹，绝难跌下来了。 对于通货膨胀的含义很好理解，原来市面上有100元，对应100件商品，能买1元1件商品，如果把市面上的钞票增加到200元，但是社会的财富并没增加，还是100件商品，那只能是2元钱买1件商品了。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就是货币超发，上半年我国的M2总量增加了15万亿，现在M2增速都在13%以上，我们看到股市、楼市、物价的上涨，都与货币超发有关。所幸的是，国内粮价没有出现大涨，而粮价是百价之基，如果粮价再大涨，可能通化膨胀的情况将更加恶化。 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是靠货币宽松来拉动，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也快不行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就推出了4万亿经济剌激计划，加上10万亿的天量信贷，马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内经济快速走出低谷，但带来的后遗症却有很多，最严重的就是物价和房价的上涨，当年CPI最高涨至6.8%。现在与过去相比，虽然货币宽松也能对下行中的经济起到一些回升作用，但是所能获得的效果却越来越差。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并不是靠货币超发所能解决的，相反却导致了通货膨胀、房价上涨、金融风险等后遗症。 面对猪肉鸡蛋等物价上涨，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如果你一个月只有3-4000元工资，一天收入只有100多元钱，而这些工资水平，肯定连猪肉都买不起，总还要留点买点蔬菜、日用品吧！所以，低收入群体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而高收入群体面对国内物价的快速上涨，虽然并不影响到生活质量，甚至也没觉得现在物价有多贵，但是高收入群体放在银行里的存款肯定是负增长，如果通胀每年5%的缩水的话，那二十年后，恐怕也容易变成穷光蛋。出于对通胀的恐惧，很多富人大量囤积房产，房产已经占家庭财富的77%。中国富人把宝都押在房地产上面了。 事实上，货币超发对既得利益群体最为有利，他们可以向银行低息贷款。当央行开始货币宽松之后，他们便可以从银行贷到资金，然后去购买房产、商品、股票，这个时候价格都还没上涨，最先拿到超发货币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占尽先机。而真正到工薪阶层、退休老人这里，超发的货币早已几经转手，物价早已经涨过好几轮了。所以，工薪阶层如果看到各类商品涨价就不用感到奇怪。但低收入群体，却要承受通货膨胀导致生活质量降低的痛苦煎熬。 现在很多人都在纳闷，明明国内物价上涨很厉害，为什么专家们还担心经济通缩呢？ 其实，靠货币超发来剌激经济繁荣，那都是比较虚的，而且效果也会越来越差。目前，国内经济真实状况还是处于通缩状态。你想很多人要找工作，很多企业要降薪，民间的消费能力很有限。 虽然，国内物价、房价、股价被超发货币推上去了，但是还有真实反映经济状况的工业用品、非生活必须品、库存商品大量积压，价格不断下跌，还处于一个通缩的状态。 应该客观的讲，目前国内经济是结构性通胀。只要货币宽松一停止，马上会进入经济通缩期。所以，专家们现在并不在乎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想如何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经济通缩现象。
7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此前已经展开合作的企业还包括美团、b站、华为和商汤科技。自现代货币体系建立后，货币发行便始终由政府部门主导，此次DCEP却与私营部门牵手，标志着未来数字货币将演变为公私解决方案的混合体。 无独有偶，Libra由Facebook为首的纯粹私营部门发起，却在实际发行过程中逐步向政府部门倾斜，在白皮书2.0中不仅增加以单一法定货币为锚的选项，还将自身定位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服务提供商。DCEP拥抱私营部门，Libra转向政府服务，相互学习中未来数字货币已雏形初现。 从货币发行层面，私营部门的介入与数字经济时代相适应，确保法币的实用性与可用性；而从数字支付层面，公有部门的参与则有望遏制过度寻租，以支付普惠平衡数字经济新生态。“双循环”格局之下，DCEP主导的公私合作的货币支付模式，将激发国内升维消费潜力，对接线上服务向海外辐射。而私营部门也将分阶段分行业地受益于这一进程，在DCEP推广初期，拥有广泛用户基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成为潜在合作对象。而在DCEP串联起数据要素的流动之后，其普惠性精简支付生态，基于存量匹配的用户优势将逐步弱化，而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企业/行业有望脱颖而出。 DCEP拥抱私营部门，Libra转向政府服务，相互学习中货币新形态雏形初现。近期，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滴滴出行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而据此前消息，与DCEP同期开展合作的还有美团、b站、华为、商汤科技等各领域领先科技企业。DCEP此番与私营部门合作，和传统认知中政府主导的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出现背离，但却与Libra的设定不谋而合。Libra是由拥有30亿全球用户的Facebook牵头、多个网络遍布全球的大型企业合作发布的项目，现存的商业变现场景是Libra迅速获得推广的保障。相较美国，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用户仍不具规模，但基于国内人口红利，微信、支付宝等用户数量已达十亿数量级，在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将有助于DCEP在应用场景加速渗透。反观Libra，则因纯私营背景深受合规困扰。鉴于其资金都需托管在受美联储或其他主权当局监管的银行，Libra推出计划在监管阻碍下一再推迟。2020年4月，Libra在白皮书2.0中充分展现出与公有部门合作的意愿，除了增加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选项，还首次提出致力于成为政府CBDC的服务提供商。DCEP与Libra起初是互相反制的工具，代表着公与私两股力量在货币体系中的争夺，最终却互相学习，成为公私合作的典范。 货币发行层面，私营部门的介入助于拓宽未来货币格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诱因，人类社会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至信用货币体系。黄金主要承担支付手段的功能，被视为商品货币，而各国政府发行的法币则是标准的信用货币，以负债（储备资产）为信用背书。信用货币体系下，政府的角色得到增强，美元以国家实力为后盾，与石油挂钩凸显商品货币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公有部门在货币发行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折射出了以财政和货币为双塔体系的经济政策变迁，凯恩斯主义在现代货币体系中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货币政策便一直难以回归常态，对政府超发货币的担忧迭起。而互联网繁荣则形成新的货币使用场景，部分实现了自由市场的假设，助推了私人力量的加入。嫁接于互联网之上的虚拟产品与服务是数字支付诞生的源头，在政府尚未推出数字形态的货币时，私营支付机构借助自身天然流量优势，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伴随这一升维空间的持续拓展，可以预见数字形式的新型货币已是未来的大势所趋。Libra的横空出世，更是衍生至跨越国界与主权，引发各国政府警惕。当货币新选项出现，货币发行方除了保证货币币值稳定的既有目标之外，还需要额外考虑如何在商业场景中渗透，从而保证货币的实用性与可用性。而虚拟产品与服务提供者的私营部门，也随之成为新一代货币体系的必要补充。 数字支付层面，公有部门的参与有望平衡数字经济新生态。与货币发行不同，数字支付是一切商业机构变现的必经通道，虽然本身业务利润微薄，但掌握话语权与潜在商机，是私营部门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数字支付的网络效应，促使私营部门存在过度寻租的可能，或从两个方面反抑私营部门的创新。在扩张初期，支付机构借助派系竞争占据市场份额，要求商家采用“排他性”支付方式，增加用户流失与损耗。在圈地完成后，则会利用网络效应抬升议价能力，在个人用户提现与信用卡还款等缺乏商业场景直接变现的领域征费，已从侧面体现出私营机构寻租的潜质。上述情形有悖普惠金融，也在过度商业化中抑制了私营部门其他行业参与者的发展。在宏观审慎层面，政府发行数字货币，其维护主权、创新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与精细化管理金融风险的好处不言自明。但我们发现，即使是在社会福利与微观层面，政府部门参与数字支付能够有效抑制过度寻租，以自生态平衡成本收益，更有利于营造私营部门的创新环境。根据Libra白皮书2.0，Libra币不对持有者付息，“储备资产的正利息将用于支付系统成本，确保交易的低费用，增加所需的资本缓冲，并支持增长和采用”。相比之下，政府部门运作的成本收益来自不同路径，有望优化社会福利的分配。DCEP是央行完全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心化货币，但在承接法币体系之外，兼任由政府部门提供的支付基础设施。其与私营部门合作，在微观层面将类似Libra联盟，通过共享用户的方式打破“非此即彼”的竞争观，激励企业从存量博弈进阶至升维合作。而赋能私营部门新增创造的税收收入，用于反哺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运营及开发费用，也似乎更为合理。 从DCEP的公私合营看投资机遇，表现为分企业分阶段受益。在DCEP试运行及快速推广阶段，拥有广阔用户基础的互联网龙头企业，将更有可能与DCEP形成合作关系，良性互促格局下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但在DCEP进入常规使用阶段后，流量优势将逐步弱化，商业化领域的支付加速精简，私营部门的升维合作将成为新生态。从支付领域看，与Libra类似，DCEP致力于促进金融普惠，使支付成为无门槛、无歧视、触手可及的服务，因此支付中间环节将尽可能简化。伴随公有部门的加入，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将绕开资源的争夺，转而聚焦支付体验的优化与增值服务的深耕。从其他商业领域看，“双循环”格局之下，公私合作的货币支付模式，将从升维层面激发国内消费潜力，并预备对接线上服务向海外辐射。在把握消费下沉的现实空间外，DCEP提供了一种新型选择，意在拓展不受资源禀赋约束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虚拟空间。因此，相比此前专注高效匹配的企业，在双重空间中拓展供需的企业将更具投资价值。正如此前报告《宏观平台性数字经济的估值逻辑》中所述，拼多多的成功让我们看到小企业突围的可能性，也标志着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流量认可逻辑正发生质变。DCEP所带来的普惠支付生态下，这一趋势将继续加速，未来能够慧眼开拓新空间、促进供需双向繁荣的互联网企业/行业，估值空间更值得期待。
韩国：去年以虚拟货币投资为由头的诈骗公司数量同比增逾1倍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叶映荷 综合报道 韩国金融监督院警告称，伪虚拟货币投资的诈骗公司数量正在增加。 据韩联社报道，8月3日，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去年检察机构和警方调查了涉嫌虚拟货币诈骗的嫌疑人共186人，比2018年139人增长了33.8%。其中，以虚拟货币投资为由头的诈骗公司数量为92家，比一年前48家增长了109.1%。 尽管韩国金融监督院下属的非法金融受害者举报中心数据显示，随着虚拟货币热度的下降，有关虚拟货币诈骗咨询的数量有所下降，但由于技术的复杂性(例如多家公司参与同一类似的活动)，参与诈骗的公司数量增加了。 韩联社报道称，在业务的早期阶段，这些诈骗公司在高利润的情况下会激励用户招募其他会员，最后使用典型的“庞氏骗局”(多级财务欺诈)不支付承诺价格。 例如，A公司声称，其在中国经营一家矿场挖掘比特币，投资1000万韩元可每月赚取200万韩元。B公司承诺，如果投资由他们经营的加密货币公司，他们将通过在线赌场业务等获利，并每天支付其利润的0.2%。C公司开发了一个程序，该程序可以自动出售每天赚取2-4%利润而无损失的期货和期权，并保证“在3个月内支付20%的利润并本金返还”。 还有公司则将自己包装成即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免费向会员派发了了10万股股票，并保证纳斯达克上市时股价将上涨100倍。 此外，据韩联社报道，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搜集了138位能够掌握信息的人员)为56岁，平均损失为5780万韩元。韩国金融监督院的一位官员说：“大多数诈骗主要发生在中年人身上，与年轻人相比，他们相对不熟悉最新的金融技术，例如加密货币。” 实际上，不只是韩国，中国也是虚拟货币诈骗的重灾区。近年来，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近期类似案件也屡屡见诸报端。 例如，8月4日，据兰州晚报报道，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近日成功打掉了一个利用虚假理财平台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1人，冻结涉案赃款27万余元、查扣宝马汽车2辆以及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100余台(部)。 同日，据中国银行保险报报道，近日，公安机关立案侦办了“Plus Token平台”网络传销案，先后将潜逃境外的全部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和该案82名骨干成员抓捕归案，彻底摧毁了这一盘踞境内外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组织，成为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网络传销案，涉及参与人员200余万人，层级关系多达3000余层，涉案数字货币总值逾400亿元。
8月3日，央行召开2020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总结上半年各项工作，分析经济金融形势，对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金融业稳妥有序开放，继续做好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工作。加快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积极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等。 今年以来，数字货币应用场景逐步扩大。7月8日，滴滴出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创新和实施即将在交通领域实施的数字人民币。此后美团、B站等互联网企业也传出和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银行展开合作。 此外，7月10日，央行下发《推动区块链技术规范应用的通知》及《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评估规则》，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区块链技术应用风险防范机制，是国内首次由最高权威机构颁发的区块链相关规范文件。 业内认为，随着数字货币应用场景扩大和相关规范文件出台，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指日可待，产业链相关公司有望加速发展。 东吴证券指出，产业链上，央行数字货币落地对现有IT系统有改造和升级需求，主要包括发行、流通、管理三个环节： 1、发行环节。银行核心系统IT服务商受益弹性最大。关注长亮科技（300348）、恒生电子（600570）、宇信科技（300674）、高伟达（300465）、科蓝软件（300663）等。 2、流通环节。POS机、ATM等硬件设备改造，以及大型商户的ERP等软件系统改造。关注广电运通（002152）、新国都（300130）、新大陆（000997）、优博讯（300531）等。 3、管理环节。pki系统和加密机需求量将增加，尤其加密机需求量是和交易量正比的，未来交易量上来的话，对加密机需求会大幅增加。关注卫士通（002268）、数字认证（300579）、格尔软件（603232）、飞天诚信（300386）等。
2020年4月，央行数字货币在工、农、中、建四大行内测的消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透露了法定数字货币已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数字货币测试进度的加快意味着数字货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正式进入商用，数字货币在改变货币体系的同时，可能对银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本文首先介绍央行数字货币的基本概况，而后探究其对宏观政策机制及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央行数字货币概述 （一）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义 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一种法定数字货币，全称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对应的英文缩写是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DCEP实际上是一种电子现金，是纸币的数字化形态，其功能属性与纸币完全一样，具有价值特征。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特点 1.DCEP属于流通中现金，而非银行存款 现有货币体系主要可分为M0、M1和M2，M0是指流通中现金，M1包括M0和单位活期存款，M2包括M1、居民储蓄存款和单位定期存款。DCEP的定位和纸币一样，对应M0，即流通中现金。 2．商业银行无需为DCEP支付利息 由于DCEP属于M0，并非银行储蓄，故不计利息，DCEP持有人也无法获得利息。 3.DCEP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拒收 DCEP由央行发行，国家信用背书使其具有官方赋予的价值特征，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无限法偿性。 4.DCEP不需要银行账户和网络即可实现支付 DCEP支付不需要绑定银行账户。现有的银行卡支付业务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DCEP支付采取的是账户松耦合的方式，即脱离银行账户，在双方数字钱包间实现资金转移。DCEP依靠一个公共账本记录持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公钥地址与数字货币DCEP的对应，数字钱包通过其存储的私钥操作公共账本内的转账。 DCEP可以脱离网络实现终端到终端的支付。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支付，也可以在有第三方服务商的场景下依托网络完成从终端到远端的支付。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数字钱包间直接实现DCEP互转，本质只是记录操作指令，最终仍需在触网后上传到账本上执行才算完结。 5.DCEP具有可控匿名性 银行和商家需要经过客户允许才有权限查看用户的交易记录及信息，这种可控匿名性一方面保护了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另一方面也使得央行可以清晰高效地捕捉每一笔货币交易的流转信息，打击洗钱、匿名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为什么要发行数字货币？ 1．减少纸钞发行成本 由于数字货币只是一串数字代码，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都不会再产生任何费用，并且具备较强的防伪功能。 2．移动支付普及，现金使用频率大幅降低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交易场景，均已实现了移动支付，挤占了传统现金的使用空间。DCEP与其它移动支付方式相比并无本质不同，有限匿名性是其主要差异化特点。 3．有利于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监管 传统的现金交易的匿名化，给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带来诸多麻烦，而数字货币的唯一标识性，方便监管部门回溯整个资金融通链，以便进行更有效的监控。 4．维护货币主权和法币地位 国内外一些金融中介机构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私人数字货币，严重影响了我国主权货币的使用，正在渗透和分流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发行DCEP能够在中央银行层面形成统一的基于国家信用的数字货币，既实现了纸币时代国家信用的延续，也顺应了货币数字化的潮流。 5．优化现行货币支付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发行数字货币，可减少对第三方支付机构所提供支付功能的依赖；同时，使央行可以全程监控货币的流转信息和投放领域，提高货币流通市场监测-统计-评估-政策制定的效率，减少货币政策传导滞后性。 （四）央行数字货币与传统支付方式的区别 与传统纸质现金相比，DCEP具有无需找零、易保存、易统计计算、不易丢失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相比，DCEP还具有以下特点： 信用保证 银行账户 离线支付 结算主体 消费记录 央行数字货币 国家 可无银行账户 是 央行货币结算 可控匿名 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备付金 需要银行账户 否 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结算 容易追踪 乘公交车扫码、乘地铁扫码、支付扫码……人们的生活已进入电子支付时代，但这些软件都是不通用的。这一点在未来数字货币推行后，将有极大改观。另外，目前的移动支付会留给商家一些“痕迹”，购买后商品后，商家会依据大数据向消费者智能推荐相关商品。而DCEP所具备的可控匿名特性，使消费者在付款后，除经货币当局授权外，商家、银行、第三方平台均难以追踪其消费记录。这样既能确保客户的信息安全，也能减少商家对客户的不当营销。 从本质上看，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仅仅是对目前人民币结算方式的电子化改进，而央行数字货币是对人民币现钞的替代。 （五）数字钱包 数字钱包是容纳数字货币的“容器”。尽管央行对数字钱包的解说少之又少，但从目前网传的截图看，该APP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碰一碰”（类似于NFC的近场支付功能）几项功能。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将银行资金兑换为数字人民币，所兑换的数字货币还会显示出来源银行，以便用户进行资金动向管理。 二、央行数字货币的宏观影响 （一）对货币派生机制的影响 DCEP的投放，类似于纸币的投放，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体系，即由央行向商业银行投放，商业银行再向社会公众投放。央行不直接面向公众和企业，不参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 DCEP采用双层运营体系，意味着DCEP下的货币体系符合传统的信用货币派生机制。货币创造主体依然是银行和实体部门，央行只是起到调控作用。此外，DCEP投放模式和传统基础货币的投放，对现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而言没有本质区别。 DCEP延续传统货币派生机制的同时，或在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对其产生影响： 1.DCEP将重构基础货币结构 （1）央行或将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传统模式下央行基础货币结构分为两部分，一是货币发行，即央行印制的现钞；二是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备付金后，央行将基础货币开设一个分项，即非金融机构存款。央行数字货币作为M0，既可以作为现金使用，也可作为存款准备金或者第三方支付机构缴存的备付金。按其支付用途推测，未来央行基础货币科目或将开设新的细分项来专门记录DCEP，例如在M0、存款准备金、非金融机构存款科目下分别再设置DCEP子科目。 （2）或将对货币流通模式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对于银行间市场而言，DCEP的支付便利性意味着金融机构同业结算选择使用传统支付方式的倾向下降，而使用DCEP进行同业清算/结算的倾向提高。其次，对于企业和零售业务而言，由于DCEP保存便利的特性，大量DCEP将以现金的形式保存在企业和个人手中，因此流通中现金将增加，而商业银行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结存资金将减少。 2.DCEP将从正反两方面影响货币乘数 （1）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动机下降，导致货币乘数提高。由于DCEP支付便利、清算速度快，减少了在途资金量，用DCEP进行清算可以降低对清算账户资金的依赖，从而导致货币乘数提高。 （2）现金漏损率增大，导致货币乘数降低。现金漏损指客户从银行提取现金，从而使一部分现金流出银行系统，现金漏损与存款总额之比称为现金漏损率。出现现金漏损会减小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DCEP便于保存的特性或将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有现金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现金漏损率，导致货币乘数减小。 DCEP大规模推广后，货币乘数到底是提高还是下降取决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对比。 （二）对货币政策的潜在影响 1.DCEP可以提供新型价格工具 理论上商业银行无需对用户持有的DCEP付息，但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计息，则DCEP利率可作为新型价格工具，特别是若央行对DCEP计负息，甚至可用来打破零利率下限。 目前央行对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1.62%的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0.72%，对个人持有的现金则无法付息。DCEP推出后，可以对个人手机中持有的“现金”进行计息。例如，对商业银行持有的库存DCEP支付利率，该利率类比于超额准备金利率；对个人持有的流通中DCEP也能支付利息。 因为DCEP详细记录了持币所有者的“现金”，逻辑上央行可以针对不同持币者进行差异化的利率定价，这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定向降息和定向降准的新型价格工具。 零利率下限之所以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金总是资产配置中一个备选方案，而现金在传统货币体系下名义利息为零。因此，在当前货币体系下，即使货币当局制定了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人们也总是可以通过持有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而一旦数字货币这类现金的名义利率为负，则人们将无法通过持有此类现金来规避负利率政策的影响，这将提高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DCEP大规模应用后，若央行对用户持有的DCEP负向计息，人们也不得不持有DCEP，这使得负利率成为可能，从而达到央行通过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只是阐述了DCEP作为实施负利率工具的可能性。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实施负利率，取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及所处经济状态。 2.DCEP有助于提高调控效率 DCEP可便利追踪并控制资金流向，有助于央行开展更有效的结构调控。 传统的现金体系下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控，结构性调控功能较为薄弱。央行的宽货币政策向宽信用传递，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传导中介。央行对信贷投放的结构调控往往效率较低，若市场定价机制失灵，则信贷结构往往偏离最优状态，即信贷不能有效的传导至需要的企业和个人。而DCEP能有效捕捉资金流向。基于DCEP这一特征，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可达成更具灵活性的资金定价，从而激励银行在信贷结构上回归最优状态。例如，央行可针对不同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根据其风险情况制定不同的流动性价格，从而规避银行因无法追踪资金流向而产生的风险考核激励问题，提升定向降准、定向降息等政策的可测性和效率。 3.DCEP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DCEP可控匿名的特性，使得对于央行而言，对客户交易信息的记录更为便利，从而降低央行监管成本。 传统监管框架中央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如果需要获取统计指标、财务报表数据，通常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等方式，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弱。尤其是追踪一笔特定资金的具体流向，则必须获取资金流转途径的所有账本。DCEP全面记录了交易信息，意味着央行DCEP系统记录了数字货币权属、交易流水等详细信息，无需再额外获取账本即可了解资金流向，从而大幅降低了监管成本。 三、央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潜在影响 （一）DCEP将影响银行活期存款规模、增加吸储成本 对居民而言，不论是定期存款、理财产品，还是货币基金，赎回和提取总是面临一定限制，不如活期存款方便，因而企业和个人始终愿意持有一定数量的低息活期存款。DCEP大规模推广后，企业和个人有可能将银行活期存款兑换成DCEP，将部分资金沉淀在数字钱包中。换言之，有可能是DCEP对活期存款形成替代，而非仅对现金形成替代。由于DCEP是央行的负债，而非银行负债，DCEP的推广可能导致银行活期存款“脱媒”。此外，银行存款与DCEP的转换较为便捷，可能导致存款的稳定性降低。银行为了稳定活期存款来源，负债端存款利率或将上行。 （二）DCEP将影响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相比第三方支付机构侧重小额零售支付服务，银行经营的清算结算业务中，为银行同业及企业间提供的大额支付清算业务，可能是其具备一定优势的领域。若未来DCEP仅替代小额零售支付，则商业银行大额支付清算结算规模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然而根据目前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公布的信息，央行数字货币也可应用于大额支付清算场景。例如，银行可在DCEP业务库之间转移资金，业务库发挥了同业清算账户的功能。因此，DCEP的推广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三）DCEP数字钱包将提高客户黏性 在第三方支付盛行的时代，银行APP的应用场景较少，使用频率较低，DCEP的推广或将改变这一现状。在双层运营体系下，DCEP数字钱包的推广，将提高银行客户使用银行APP的频率，从而提高客户黏性。同时，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开放平台，聚集合作伙伴，让最终用户可以通过不同介质、渠道，在日常的生活和消费中使用数字钱包的服务。商业银行可以抓住该机会获得活跃流量，增加客户数量，发展开放银行服务。 （四）DCEP将有助于提升银行运营效率 数字货币减少了纸质货币的流通成本，提高了银行的运营效率。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交易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的现金管理成本；另一方面，DCEP作为电子化贮藏手段，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在现金整点调运以及保管环节的人力物力支出和安保要求。DCEP没有折旧，不需要物理空间储存，也不需要空间上的调运，将大幅降低商业银行日常经营成本，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 四、结论 总体来看，央行发行DCEP的潜在影响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DCEP或将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一方面，央行在负债端的“基础货币”科目中或开设新的细分科目记录央行数字货币；另一方面，DCEP大幅推广后或对传统的M0、超额准备金、第三方机构备付金规模产生影响。同时，DCEP可以作为一种新型价格工具，提高宏观调控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从微观层面来看，DCEP对银行经营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或可通过数字钱包提高客户黏性，借助DCEP的电子化贮存手段提高运营效率；不利的一面是可能提高负债成本，降低支付结算业务规模。 （李峰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会计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胡浩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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