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5日,华为宣布其在英国剑桥的园区项目第一期规划,已获得当地政府批准,建成后该中心将成为华为海外光电子业务总部。 “开绿灯”只是第一步 华为剑桥园区位于高科技企业云集的英国剑桥“硅沼”腹地,园区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投资规模预计达10亿英镑,将带来400多个工作岗位。 在25号的英国南剑桥郡区议会远程建设规划会上,英国地区议员认为,该项目将推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区域高科技产业发展。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介绍,实际上这个项目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获批只是走出了一小步,接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整个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数,现在还不得而知,如果顺利的话,这个研究中心有望在两年之内运作起来。 华为剑桥园区获批的消息,也引发了英国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泰晤士报》用“开绿灯”,来形容华为10亿英镑剑桥研发中心的计划在英国获批。 英国科技新闻网站“科技雷达”则认为,此举为华为在英国长期前景仍不确定的当下,加强了与英国之间纽带关系。 英国广播公司则评论指出,英国对华为的复杂态度,折射的是英国电讯行业对华为技术的依赖,以及英国政界对美国警告的犹疑。 为何选在英国剑桥? 对于这个项目,华为表示,公司计划将这一研发中心打造成英国领先的产学研一体的、光电子研究创新平台,一期规划将聚焦光器件和光模块的研发与制造。 光电子技术是光纤通信系统的一项关键技术,仅就华为产品应用来说,手机3D光学感应器、各种光通讯设备、智能驾驶所必须的激光雷达等,均有望获得技术突破。 有评论认为,华为远赴剑桥建厂是减少代工依赖、打破美国封锁,实现“设计+制造”模式的举措之一。 陆雷认为,华为在英国设这样一个点,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技术人才储备丰厚,二是英国市场处于欧洲的制高点。随着高科技公司为了适应本土化的服务需求,把相应的研发机构和生产制造基地靠近市场的前端,是一个企业正常发展的必由之路。 能绕开美国的“政治压迫”吗? 事实上,在剑桥研发中心获批之前,华为已在英国深耕多年,不仅在布里斯托、伦敦等多地建有研发中心,与牛津、剑桥等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英国各界对华为的态度颇为复杂。 今年1月,首相约翰逊曾经宣布,英国已决定让华为在构建其5G网络方面发挥“有限”作用,可参与外围网络建设。 然而,在今年5月美国对华为实施新制裁后,英国政府又开始重新评估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的影响,针对华为在英国电信基础建设中扮演角色的审查也有所加强。 尽管政府态度暧昧,但华为在5G建设方面的成绩已受到行业认可。英国著名电信运营商沃达丰的首席技术官斯科特·佩蒂近日就公开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决定禁止华为参与5G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英国将会失去在5G领域的领导地位。 另据英国咨询公司Assembly Research2019年的评估结果,如果全面替换华为网络设备,会对英国5G建设造成18到24月的延迟,并且带来45亿到68亿英镑的损失。 陆雷表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华为与英国的合作不存在问题,但站在政治的立场,由于美国的施压,合作是否能深入开展还是要持观望的态度,这就要看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接下来的选择了。
6月23日,国盾量子举行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投资者扎堆“围观”,路演回放达13页之多。“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量子保密通信(量子密钥分发技术)基于物理学,可以与现代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及信息安全产业有效融合,提升加密通信体系的长期安全性,有望成为信息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盾量子董事长彭承志在路演中开门见山地说。国盾量子是国内量子通信产业化的主力军。据介绍,国盾量子不仅掌握了量子通信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并不断优化,在基础研究向工程应用转化能力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并在组网控制、工程技术及核心组件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上市后业绩自然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彭承志介绍,公司核心的QKD产品目前年产能为951台,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未来,募投的量子通信网络设备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远距离QKD产品150对、高速时间相位QKD产品400对、城域QKD集控站产品300台、接入端桌面式QKD产品3000台。彭承志强调,公司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产品芯片化、小型化等相关的技术进步都在推动产品的性能提升,成本下降。作为一个还处于推广期的产业,行业发展依赖于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建设及在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基础上不断开发出的行业应用。目前,尚无准确的依据来测算量子通信设备行业的市场到底有多大。除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也是最有前景的量子力学应用之一。彭承志介绍,公司目前以量子保密通信业务为主业,致力于推动量子信息技术的产业化。目前,量子计算在国际上还处于研究阶段。国盾量子一直跟踪前沿科技进展,将根据公司研发计划推进相关工作。在被问到给投资者最好的回报是什么时,彭承志把国家重大需求排在了公司业绩的前面,并告诉投资者,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市场拓展和商业化应用,稳健经营,创造佳绩。记者了解到,自创办以来,国盾量子通过为京沪干线,武合干线,北京、上海、济南、合肥、武汉等地城域网建设提供产品和技术保障,以及在政务、金融、电力、国防等行业和领域的开拓性应用,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目前,公司正在牵头或参与多项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
6月18日,中环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环晟光伏(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晟江苏”)拟与天津中环海河智能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环海河基金”)共同投资设立环晟新能源(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晟天津”),于天津开展总体规划产能达6GW(一期3GW)的G12高效叠瓦组件项目。 同一日,中环股份官方公众号发布了“环晟江苏成功下线首块G12高效叠瓦组件”的消息。这必将是一个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乃至资本市场都备受瞩目的动态。 一方面,中环股份终于实现了G12光伏大硅片技术与叠瓦(高效组件技术)的开创性结合。从此,竞争早已白热化的组件领域,迎来了一位强劲对手。另一方面,仰仗子公司环晟江苏拥有国内唯一的SunPower高效叠瓦合法知识产权许可,以及“G12+叠瓦”组件(即G12高效叠瓦组件)若推广成功,中环股份将有机会赢得包括吸引更多的资本、新建产能加入“G12阵营”,G12市占率提升等更大规模的发展。光伏技术、产能的升级迭代,或许也将因此呈现“跨级跳”。如今,这场以“组件性能、性价比”为表征,实则关系着产业协同能力、光伏技术路线之争的“高阶角逐”已拉开帷幕,未来将颇具看点。 新品推出堪称“王炸” 一段时间以来,中环股份正处于光伏产业热度最高的——光伏硅片尺寸究竟是210mm(G12)好,还是180mm、166mm好的争论漩涡之中,作为占上风一派的重要利益既得者之一,中环股份此番推出G12高效叠瓦组件,应该称得上是“王炸”之举。 按目前披露的信息,环晟江苏此次下线的全新一代G12叠瓦组件效率(光电转换率)超过了21%,输出功率最高可逾600W。从这两项性能参数看,其较业界其他龙头,同时也是“另一派”最新推出的同类产品,略胜一筹。 但或许也正因为此,中环股份在披露上述信息的同时,还着重强调了其更高性能的新型叠瓦组件产品将在近期发布。 为“G12+叠瓦”投入真金白银 作为中环股份方面此番祭出了“王炸”的佐证,新设立的环晟天津注册资本将达到8.1亿元,为实现于天津开展总体规划6GW(一期3GW)的产能建设,环晟江苏、中环海河基金分别投入了5.3亿元、3.7亿元,分别持股65.43%、34.57%。由此亦可见,中环股份方面对“G12+叠瓦”显然充满了信心。 叠瓦作为与半片、双玻、双面等同台竞技或互有协同的组件技术之一,之所以被业界尤为看好,一方面是叠瓦技术通过取消焊带等,增加了受光面积,提升了组件输出功率,并通过节省硅料等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更关键在于,目前除了IBC双面电池外,其他光伏电池的封装基本都可以采用叠瓦技术,也就是说叠瓦技术相较其他组件在技术上拥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作为国内唯一取得SunPower全球专利高效叠瓦组件技术合法知识产权许可授权的制造商(环晟江苏)的股东(另一股东为SunPower),中环股份曾表态:“将全力支持环晟江苏联合SunPower,采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业界不愿具名的技术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SunPower的专利几乎覆盖了叠瓦技术,当然还可以选择绕开核心专利,只是经济效益会差很多。” 此次推出“G12+叠瓦”,中环股份仍着重强调了“公司高度尊重知识产权”。可以想象,在未来中环股份的“G12+叠瓦”征程中,“叠瓦知识产权维护”,既是“大棒”,也可以做“胡萝卜”。 “G12阵营”正在加速扩张 与叠瓦殊途同归,中环股份于2019年下半年发布的12英寸超大光伏硅片产品(G12)也是通过“提高硅材料的利用率”,为光伏制造带来了更高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的生产效率。 该产品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下游(电池、组件)的认同且付诸行动,例如通威、爱旭均表示其新建产能将实现210mm硅片向下兼容。今年3月份,协鑫集成公告将投资180亿元建设60GW210mm组件项目,此外,东方日升、天合光能等亦提出了210mm组件扩产计划。 上下游协同展开之迅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业内已公告的210mm电池组件规划产能已经达到了100GW(均为新建产能)。业界分析,中环股份210mm硅片搅动了光伏制造业现有阵营的分化,成功“集结”了各路资本麾下的新建产能站队“G12阵营”,如今“G12阵营”仍在扩张,而“G12+叠瓦”组件的推出大概率会加速这一进程。 接近中环股份的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叠瓦在G12上优势很大,G12、叠瓦本质上都是平台型技术,叠瓦可以进一步与上游硅片、电池联动降本,产生叠瓦用硅片、电池。” 或许正因为此,除了布局天津扩产外,环晟江苏也在策划下一步G12叠瓦组件的扩产计划。
航天工程公告,公司拟与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航天氢能有限公司。氢能公司注册资本10.6亿元,各股东方均以现金出资。其中,国创新能源基金出资2.2亿元,占比约20.75%;公司出资2亿元,占比约18.87%。氢能公司拟充分发挥航天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优势及各股东资源优势,深入推进航天氢技术产业化。
记者6月22日从光启技术公司获悉,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光启尖端”)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助力公司夯实超材料主航道业务。 光启技术最新发布的2019年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498.52万元,同比增长63.02%。其中,光启尖端在该年度完成扣非归母净利润7356.30万元,超过承诺数2956.30万元,完成业绩承诺的167.19%。 2017年,光启技术完成对光启尖端100%股权的收购。根据相关公告数据,三年来,光启尖端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584万元,累计超额27.73%完成此前承诺的12200万元的目标。 光启尖端致力于从事超材料前沿技术研究和尖端装备超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及产品生产,承担着光启技术超材料业务板块的绝对主力。 光启技术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光启尖端已完成深圳生产厂房的扩建工程,产能提升2倍以上,为尖端装备大规模订单生产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光启技术也在积极推进顺德产业基地项目的建设进程,一期预计于2020年11月建成试产,12月正式投产,届时年产能可达40吨。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这是蚂蚁针对支付宝母公司启用新名称“蚂蚁集团”的最新回应。 6月22日,市场消息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蚂蚁的全称已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一步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字眼变化,最关键之处在于——去“金融”,变“科技”。尽管蚂蚁在回应中强调技术初心,但其低调的更名举动,在近几年互联网巨头(BATJ)所谓“去金融化”趋势中,仍被市场部分解读为互联网金融浪潮的终结。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告诉记者,这是大势所趋,但不是去金融化,只是更突出科技属性,并不会因此削弱金融业务。 “蚂蚁还是那个蚂蚁” 对于更名,蚂蚁在回应中说:“新名称意味着我们将全面服务社会和经济数字化升级的需求,但蚂蚁还是那个蚂蚁,坚持创新,用技术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不变的初心。”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超级明星企业,不想成为“大象”的蚂蚁,仍然成了巨无霸——业务涉及支付、银行、消费信贷、保险、基金、征信、评级、金融云、数据库等。最新一轮融资后,市场对其估值超过1500亿美元,其最重要的板块——支付宝用户数超过12亿。 数字化升级,是蚂蚁今年的重要发展方向。在刚刚结束的陆家嘴论坛上,蚂蚁掌舵人井贤栋说,当前正是新一轮数字技术变革的时刻。尤其这次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社会和经济正发生着全域数字化、全链路数字化的趋势,数字化生活习惯正在更广泛深入地养成,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全面走向数字化,城市治理、城市运营正在全面数字化。 基于这样的判断,在今年3月,蚂蚁已将支付宝升级为数字化生活服务平台,全面向B端商户开放。 为数字化升级,蚂蚁着手做了一系列准备——5月,蚂蚁重新整合支付宝搜索业务,首次独立为事业部;6月,蚂蚁又将数据库产品Ocean 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欲将科技产品商业化。 上述种种举措得以“乘风破浪”,背后在于蚂蚁所强调的技术基因,这也可理解为本次更名的源头。 以支付服务起家的蚂蚁,早先有着浓烈的金融色彩,手持多张金融牌照。而科技定位的明确,是发生在井贤栋接任董事长的次年。 2017年3月,蚂蚁首次宣布,蚂蚁金服未来会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并首次向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次月,蚂蚁又向外解释,目前申领牌照所从事的金融业务,目的不在金融本身,是想通过这些试验田去沉淀底层技术,这些技术也会开放地去帮助金融机构做好Fin。 此后,蚂蚁开始向外界不断强调技术基因,用“Tech Fin”来定义自己,逐步撕去金融标签。 绕不开的监管因素 至蚂蚁金服更名完成,传统上的四大互联网巨头(BATJ)中除了腾讯外,其他3家都已经从名字中剔除金融元素。 2018年9月,京东金融更名“京东数科”。当时公司称,数字科技更能体现集团整体定位。京东金融CEO陈生强当年4月曾表示,将把原有的金融业务不断地转给金融机构,定位为一家服务于金融机构的科技公司。 但无法否认的是,巨头们着手转型,更多强调自己不做金融,只做服务和技术输出,绕不开的是互联网金融严监管。 如果回溯时间线来看,互联网巨头的金融布局大概始于2013年前后,“去金融化”则从2017年左右开始,恰与2016年互联网金融严监管启幕吻合——从网贷、银行、基金、互联网资管、小贷、消费金融等,无一不在整顿之列。 市场分析认为,布局宽泛、横跨多个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公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不得不弱化金融属性,回归科技服务机构。 剔除“金融”二字,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巨头不做金融,金融业务仍将是重要业务板块及盈利来源。有数据显示,蚂蚁2018年收入中,60%来自支付接入费用,技术服务费与金融收入相当。
原标题: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迎重仓布局 央地齐发力疏通转化链 促科技成果转化打出政策组合拳 伴随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红包”正加快落地。记者从科技部火炬中心获悉,《科技部火炬中心2020年促进技术市场发展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日前正式印发。2020年,我国将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5G通信等“硬科技”领域开展科技成果直通车,研究推动建设一批跨国别、专业性的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与此同时,包括北京、上海、重庆等十余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版”细则方案,着力从资金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人才链上全面疏通成果转移转化的“梗阻”。 打造区域中心 聚焦“硬科技” 根据《工作要点》,2020年,我国将推动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的改革发展。其中,包括加强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纵横联动、协同发展。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经济区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建设,重点推动国家技术转移集聚区、东部中心、南方中心、西南中心等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形成我国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的骨干网络和区域枢纽。研究推动建设一批跨国别、专业性的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有效增强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对全球科技资源的集聚配置能力。 另外,在总结前期科技成果直通车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持续完善集聚政府、高校、院所、科技企业、技术转移机构、投资机构多方联动的技术转移服务机制,推动科技成果直通车为促进硬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服务支撑。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5G通信、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领域,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国家高新区和产业集群组织开展科技成果直通车“硬科技”专场,促进“硬科技”技术成果与资本、人才、产业深度融合,加速硬科技成果的流通配置和转化应用。 事实上,除了在“硬科技领域”加大成果转移转化的布局外,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也为现代技术要素交易机制创新提供了条件支撑。《工作要点》指出,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工具可以对现有技术合同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建模分析,对技术成果进行更加精准的量化评价和预测分析,解决科技成果评估难、定价难等难题。5G通信网络设施的普及应用为建立现代技术交易市场创造了基础条件,可实时处理海量科技成果的供需对接信息,通过实时竞价、撮合交易等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双方达成一致。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区域中心往往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高、转化质量较好的地区,产学研体系较为成熟。围绕区域中心进行布局,一是可以发挥区域内各单位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效应,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二是能够以此区域为中心向外进行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盘和林认为,下一阶段要注意领会并坚决践行《工作要点》中所提出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央地齐发力 成果遍地开花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畅通创新链,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地方层面,多地都在积极探索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方便之门”。6月1日,新修订的《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在不变更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职务科技成果权属前提下,可以将职务科技成果部分或全部给予科技成果完成人使用、转让、投资;提高科技成果完成人享受奖励比例,将奖励和报酬比例给予更高的选择权等。 事实上,目前我国促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遍地开花”。据统计,自去年以来,包括北京、四川、陕西、广东、甘肃、河南、山东、上海等十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武汉市支持企业开展面向高校院所的技术难题竞标、科技悬赏等“研发众包”;河北省正式启动实施“52111”工程,聚焦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的协同创新战略定位,探索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 除了地方政策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近年来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也硕果累累。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9》(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显示,2018年,3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11302项,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合同总金额过亿元单位32家,同比增长14.3%。 企业成主角 全面疏通堵点 随着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夯实,技术要素市场的主体已经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根据《工作要点》,从2003年起,我国企业输出技术合同第一次超过高校、院所,此后一直成为技术要素市场的主体。2019年,我国企业输出和购买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占到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90%和70%以上。这标志着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事实上,无论从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还是模式创新,目前央地密集施策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其实质就是让基础研究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企业和市场。 “作为目前科技创新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需要注重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和人才链的协同。”中科院某研究所科研人员表示。他认为,要推动产学研融合,关键在于破解产业和学、研“两张皮”的问题。“过去企业委托高校,一纸合同委托项目。高校追求的是高水平论文、高水平成果、发明专利;企业追求的是有市场、低成本、高工艺。这两个目标没有同步到一个点上。”该科研人员直言。 盘和林表示,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短板问题,可以从三方面着手解决。首先,要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产学研产业链、价值链,重视人才培养与人才激励,以更加专业的科研团队来面对愈发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其次,建立政企连接,一方面政府负责相关政策的落实,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与企业的沟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科技成果承接能力,实现有的放矢。最后,要以市场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支撑,实现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