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业“老大哥”中国人寿昨天（12月8日）在京举办2020年开放日活动。中国人寿总裁苏恒轩介绍，中国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长期向好、持续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国保险市场仍然孕育着巨大的潜力。 截至三季度末，中国人寿总保费、新业务价值、首年期交保费等指标均实现稳步增长，其中实现总保费收入5435.5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0.8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136.9%；营业收入大幅提升，达6915.7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27.8%。截至11月末，公司市值和2018年相比几近翻倍，市值重回全球上市寿险企业首位。 不过苏恒轩认为，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人均持有长期寿险保单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我国长期寿险保单人均不到1件，日本能达到5至6件，我国保险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长期护理险等养老养生保险领域市场前景光明。
11月17日，第十五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与新技术设备博览会在杭州召开，浙江省杭州市市长刘忻、国务院参事仇保兴、IWA执行总裁KalaVairavamoorthy，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等领导及行业专家汇聚一堂，把脉水污染治理短板，共议健康美丽城乡建设。 首创集团副总经理、首创股份董事长刘永政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以“观点2021：风浪之中潮汐之力，水务行业的长期价值主义”为题，从企业视角与数千位参会行业同仁共同回顾了水务行业“十三五”发展进程，探索产业发展的长期价值主义。 刘永政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的发展中，长周期产业出现短周期化表现，供需错配使不确定性成为水务业务的主旋律。看透长周期，穿越小周期，在短期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可以长期持续改进的确定性，是产业发展的长期价值主义。水务行业的长期价值主义是要不断提升城市水务资产效率，持续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实现水务资产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相融共生，这是水务行业最大的确定性。 发言中，刘永政与参会嘉宾共同分享了面对不确定性的首创之道，“技业一体、卓越运营、金融资管”三元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实现长期价值主义的潮汐之力。从环境治理到构建生态系统，从目标达成到环境质量提升，从稳定达标到资产高效运营，不断打磨潮汐之力，才能形成企业新动能，夯实产业基础，修复产业生态。 在本次大会次日举办的专业分论坛上，首创股份及所属企业共11位专家围绕卓越运营、生态治理、科技创新、智慧水务、技业一体等方向，与行业共同交流实践经验，分享首创智慧。同时，公司在大会现场设置“首创智慧”主题展区，携公司最新科技创新成果、智慧水务能力公司共同参展，吸引了参会人员广泛关注。
作为A股第二大机构投资者，保险资金的动向一向备受市场关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官网披露，中国人寿日前买入工商银行H股2000万股，均价4.2339港元，斥资8467.8万港元，最新持股43.59亿股，比例增至5.02%。目前，国寿集团合并持有工行H股46.94亿股，约占其H股股本的5.4077%。 根据统计，今年以来，险资共19次举牌A股或H股公司，已远超去年的8次。其中，国寿系已举牌6次，次数位居险企榜首。从对举牌公司持股比例来看，国寿系对万达信息的持股比例最高，达到24.11%。举牌银行股的次数最多，已达3次。除国寿系接连举牌农行及工行H股外，今年太平人寿也曾举牌农行H股。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二季报数据，保险资金二季末持有的银行股持仓市值超3000亿元，占二季度末保险持仓市值比例超过55%。 中国人寿资管中心负责人张涤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从长期看，有很多因素在驱动股票市场长期向好。她表示，对权益市场，中国人寿会在长期坚持看好的前提下，围绕着自身战略资产配置的中枢和上下限，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把握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做好控制短期波动与获得长期收益之间的平衡。 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险资通常举牌蓝筹股，且持股时间较长，看好相关公司的长期发展，通过长期持股来获得收益。目前险资权益类配置比例整体较低，而一些蓝筹股估值较低，险资有增加股票配置的需求和动力。 分析人士预计，金融类、大消费等板块仍将是未来险资布局的重点领域。昆仑资产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表示，目前较看好顺周期行业，包括传统“铁公鸡”在内的钢铁、水泥及地产后周期相关行业，以及“大金融”板块，这些顺周期行业在经济修复上行时期往往有较好表现。某大型险企资管公司人士表示，市场风险偏好未显著放大，市场倾向于进一步追求业绩确定性和景气度向上的板块，建议关注周期龙头+消费板块。
“从我们的初心出发，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名叫高瓴创业集团。”9月14日，在“请回答2020：张磊和朋友们聊《价值》”的直播中，高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如此表示。 2020年，外部的不确定性，的确给了很多创业者回归初心的机会。当天，与张磊对话的包括海底捞董事长张勇、奇绩创坛创始人兼CEO陆奇、斑马资本联合创始人及合伙人庄辰超，以及九零后的国仪量子CEO贺羽，几代创业者聚集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聊到了自己创业的起点：有的宏大如“科技报国”，有的朴素如“过上好日子”，有的经过了缜密的计算，有的全凭一腔激情。 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创业初衷，凝聚在价值创造的共识下。正如张磊所说，“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大家都找到了一条价值创造之路，一条心灵宁静之路。” 张磊表示：“我觉得价值这两个字还是有很多层含义的。价值投资这个词我觉得被叫烂了，或者叫浅了，或者叫薄了，或者叫老了。之前大家对于老的价值投资定义，都是说所谓的寻找护城河。找了一个独门秘籍，永远不变，不管是什么IP知识产权、渠道、品牌等等，恨不得弄完了这一个，其他什么都不用干了，就直接收垄断的钱了。我是反对这种静态的价值投资论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就是你能不能不断地疯狂地创造长期价值。为什么张勇的海底捞有价值呢？不光是因为海底捞牛，还因为张勇带了团队他们在疫情期间还一起去打磨，不断地想，怎么能不断地继续创造价值。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价值的核心是创造价值。第二，价值核心能不能用一个长期的角度看。如果你只看一个季度的事、一年的事，甚至几年的事，你很多的决策都会发生变化。当你长期一拉长，很多事你反而想明白了。” 在张磊看来，判断一个真正的长期主义者，就是看能不能把长期主义应用在生活中的每一天的微决策里，最后形成musclememory，肌肉记忆，自然而然的就是长期主义“人家说手有余粮，心头不慌。穿越周期就是手有价值，心头不慌，这样你才能获得心灵宁静、才能感到坦然。抓住这一点，其实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你怎么选择长期伙伴、与谁同行、开启怎样的事业，你再做这些选择都会变得容易。” 对于高瓴的价值创造，张磊表示：“我们也想过，如果只是做一个投资机构的话，其实跟海外一家基金合作，做一个中国分支的模式，更容易上手、更好走。但我们认为高瓴自己就是个创业者，只是恰巧还是投资人。从这一点来讲，为什么我要留给自己足够的灵活度和空间，因为我认为自己是创业者，所以我觉得高瓴资本名字是不是都可以改改了，是不是应该叫高瓴创业集团，大家一起去创业。”
9月1日，平安健康险推出的国内首款保证续保20年的百万医疗险——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正式开售。这款突破健康险行业发展的长期医疗险，自开售以来，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为系统解读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的产品定位及特点，让“您身边的健康管家”真正走到用户身边，9月15日20:00，平安健康险董事长杨铮将携手知名主持人程雷，邀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主任郑莹等多位专家在平安健康APP上开启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线上发布会。 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是目前行业内承诺保证续保最长的医疗险，每年可享一般医疗保险金200万元，120种特定疾病保险金200万元，保证续保期间总限额800万元；投保年龄覆盖0-55周岁，年免赔额1万元外，保障范围内100%赔付，保障范围涵盖住院医疗、住院前后30天门急诊及指定门急诊医疗。 除了20年承诺保证续保外，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在延续百万医疗险产品特色的同时叠加了多项权益。首先，在投保、服务、理赔等各环节都可在平安健康APP上进行。其次，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设置家庭费率折扣，3人及以上可享九五折优惠；并依托于健康管理体系，用户通过累积健康信用分，第二年续保时可享最高20%的费率优惠。最重要的是，这款产品推出了专案管理服务，为每位客户匹配专属的就医管家，为客户匹配合适的医疗资源、定制专业的就医规划，并提供专业医学建议。 9月15日，平安健康险董事长邀请了多位专家共同发布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让用户直观地看到平安健康险的“创新无止境”，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打磨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的努力。 近年来，平安健康险取得了快速发展，在成为“中国领先的科技健康险公司”愿景指引下，坚持移动互联网战略，在多个领域持续创新。此次平安e生保·长期医疗20年保证续保长期医疗险的发布，再次凸显了平安健康险积极推动惠民、创新产品发展，敢为行业先的决心。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股价在遭受重创后迅速反弹，由此也掀起了关于股市“泡沫”的新一轮讨论热潮。本文原名《COVID-19 and the stock market： Long-term valuations》，既考察了实体经济的剧烈冲击将如何影响资产价格，又对构成这一影响的驱力做了分析。已有证据表明，基于长期视角，高资产估值反映的不仅仅是乐观的投资者情绪；与政府债券相比，股票的预期收益率更高，这或许才是投资者忽略动荡不安的大环境，选择继续信任股市的关键所在。 1、折现率（下降）而非分红（增长）在关于股票价格的辩论中占据C位——疫情封锁导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再一次打压了均衡利率水平，而全球货币政策宽松让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进一步走低。考虑到债券收益率受到挤压的现象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投资者将不断追求更高的收益，令股票估值持续高于其长期平均水平； 2、新冠危机爆发前夕的普遍低利率或加剧了上述对收益的追求； 3、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之前，实际无风险利率就已在下降，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均衡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等长期因素才是股票估值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而非货币政策本身。 正文 当股票价格与预期收益相比显得格外高时，投资者过于乐观的画面呼之欲出。其风险在于，目前的高估值可能会导致未来股市崩盘。然而，眼前的高估值并不是狂热股票投资者下注经济走出“大封锁”的显性结果，基于更长期的视角，它们更像是持久趋势的终点。 根据图表1的数据（年化）显示，价格红利比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期间有两次急剧加速阶段，一次在1960年代，另一次在1990年代。我们认为，挖掘这一趋势背后的根本原因或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股市行为。 图表1． 自1880年以来的价格红利比走势 金融经济学为我们思考股票估值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框架。价格-股息比的变动充分反映了预期现金流（即股息增长）或股票的预期回报（Campbell，Shiller ，1988）。预期现金流越高，股票价格与当前股息相比就越高。股票预期收益率（投资者在对未来现金流进行折现时使用的折现率）反而与价格红利比率成反比。有吸引力的估值与低预期回报不相容（反之亦然），而高估值则暗示价格没有太多空间供进一步增长（意味着预期回报较低）。 Campbell和Shiller（1988）的分解式可以为过去70年推动股票估值的因素研究提供一些启示，无论是高预期红利增长还是低预期回报（译者注：Campbell和Shiller提出了基于对红利会计恒等式进行线性近似的框架（红利波动和价格波动差异只可能来自价格红利比（P/D）的变化），利用线性近似后的方程将P/D波动进行分解，以寻找产生两者差异的影响因素）。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原因在于它需要一个能同时运行两个项目的计量模型：首先，从短暂的波动中分离出一个趋势成分，以从暂时的冲击中过滤掉股利增长和股票收益的预期成分；其次，将Campbell和Shiller（1988）提出的价格红利比率的精确分解应用于这两种趋势。 我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发展了一种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从长期角度分析股票估值、预期股利增长以及预期收益之间的时变关系。我们观察到，股票估值的长期上升主要是由于预期收益率的走低。过去150年中，预期收益率从约8%下降到4%（图表2，蓝线）。分红的长期增长也有所放缓，但降幅相对温和（从2%下降到1.5%，图表2红线），且无法从数量上解释估值的上升。这一结果相当直观。在一个长期停滞、即低增长和低利率的世界中，人们期望能够抬升股价的，实际上是低折现率，而并非分红增长。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解释当前的市场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图表2． 长期预期收益，预期股利增长和价格红利比 为什么折现率会下降这么多？此处打个比方，股票的估值就好比是“债券+风险”。因此，要么是债券的长期预期回报率（衡量“中性利率”（r-star）的指标）下降，要么是风险偏好上升。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并使用我们的方法将预期股票收益分解为安全成分（实际利率）和长期股权溢价。我们发现，前者基本上是股票估值上升的主因。一方面，r-star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0.5%左右（图表3，蓝线）；另一方面，长期股权溢价基本保持稳定（图表3，红线）。 图表3． R-star与长期股权溢价 我们的发现对于解释当前的市场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的工作证实了：折现率而非分红增长在关于股票价格的辩论中占据C位。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新冠疫情期间的股票价格表现并非例外——疫情封锁导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再一次打压了均衡利率水平，而全球货币政策宽松让短期和长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进一步走低。考虑到债券收益率受到挤压的现象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投资者将不断追求更高的收益，令股票估值持续高于其长期平均水平。 其次，新冠危机爆发前夕的普遍低利率水平，可能加剧了这种对收益的追求。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1）投资者会在无风险利率下降而股权风险溢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去追求更高的收益（根据我们的分析，这正是过去150年中发生的情况）；（2）利率的初始水平越低，随着利率的进一步下降，投资者便愈发关心和追求收益。 第三，我们的分析还揭示了货币政策（相对于其他长期因素）在提振股价方面的作用。根据我们的结果，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之前，实际无风险利率就已在下降。这表明，诸如“人口老龄化”、“均衡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等长期因素才是股票估值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而非货币政策本身。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除决定于今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外，还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社会以及经济形势，并在财政货币政策、房地产、资本市场改革等多方面做出了多项部署。从当前发展的态势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面临的诸多改变，已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宏观政策应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转变，更应注重长远性。政策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对于外部风险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经历了二季度宏观经济企稳反弹后，政策开始对长远问题进行布局。显然，这些布局注重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抬头。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频频对中国发难，中美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化复杂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短期，有些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而疫情加强了这种长期性的变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继续深刻调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将持续受到冲击，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峻。作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这些变化，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直接冲击，而且还会间接干扰中国经济的循环运行，恶化未来发展预期，对未来中国产生更为深远的不利影响。 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政策，不应该只关注短期得失，我们必须谨防过度宽松政策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后遗症，因此，当前的宏观政策除具逆周期调节性质外，还需具跨周期性质。因此会议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并且强调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些创新策略，一方面，可积极应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着眼未来，可为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政治局会议对于宏观政策从“逆周期”向“跨周期”的转变，意味着宏观政策焦点从熨平总量短期波动转向熨平长期结构的转变。“双循环”有主有次，政策“跨周期”行稳致远。此次会议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内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并提出“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此前全球大幅降息背景下而国内宏观政策保持相对稳健的原因。这是因为新冠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态势，中长期仍然需要看这个国家长期结构因素的变化。因此，面对此次疫情，中国的中长期宏观政策必须保持定力，否则未来疫情好转后，政策还要回调，回调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 因此，与全球同行相比，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稳健。从年初到现在，央行进行了三次降准，但从力度而言，尚未突破其货币政策“稳健适度”的常态框架，操作仍然十分审慎，并未显示大水漫灌全力宽松的意愿。元旦期间，央行宣布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4月3日，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从降准力度与释放长期资金规模上看，央行的政策态度仍然是常规的、审慎的。 反过来说，如果央行当前实施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认为很难。在经济疲软的宏观形势下，必须注意两种现象，一是银行惜贷，二是企业弃贷。此即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对比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以及出现过流动性陷阱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但这种担心也确实反映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大规模释放出来的资金并不一定能够进入实体经济，有效贷款也有可能并未真正增加。因此，政治局召开会议反复指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未出现以流动性促进经济增长等常规性的描述。流动性的跨周期性调整将是未来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 因此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今年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二季度GDP企稳反弹后，当前宏观政策更加重视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新冠疫情虽然加大了中国经济短期下行的压力。然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疫情只是一个短期扰动现象，不会改变中国的长期走向。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物质基础雄厚，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改革开放不断注入新动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面对疫情，当前宏观政策要保持定力，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出有节奏、有针对性的调整。因此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考虑到中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同以及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宏观政策不宜发力过猛，必须通盘考虑，对于大规模宏观政策扩张所形成的负面作用，我们必须保持审慎之心。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深化改革、依靠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及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政策，比如对民营资本放开部分服务业以及垄断竞争行业，提高民营资本的回报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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