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16日刊发题为《中国经济复苏加速，购物者和观影人群恢复消费》的报道称，中国经济8月份的复苏步伐加快，8月份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实现了今年首次月度增长，标志着中国经济最后一个滞后的部分回弹到疫情前的水平。 CNN15日题为《随着消费者加入到经济复苏的行列中，中国经济摆脱了全球衰退的影响》的报道称，新冠疫情大流行将全球经济推向低谷，但中国经济正在逆流而上。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多个月处于复苏模式，现在，消费者也愿意出来花钱了。 日本经济新闻16日报道，主要美企的高管15日先后亮相在重庆开幕的中国网上智博会，这凸显了中美科技对抗之际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美国科技巨头高通、英特尔、惠普在智博会开幕式上演讲，华为、腾讯和百度的高管也出席了会议。 英国《金融时报》16日报道，在中国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降至很低水平，且政府基础设施项目帮助支撑经济活动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增强。 新加坡《联合早报》15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15日发布报告说，中国是亚太地区少数成功摆脱经济低迷的经济体之一。
近日，外媒纷纷聚焦中国8月进出口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出口——这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中一驾马车在8月份继续获得动力。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正逐渐从新冠疫情中复苏，这些国家在8月份采购了更多中国制造的商品。 根据中国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以美元计，8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9.5%，增幅较7月份的7.2%继续扩大，也好于经济学家给出的7.3%的预测中值。 报道说，8月份数据标志着中国出口连续第三个月同比增长。这与今年年初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新冠疫情对中国工业部门和全球航运网络造成严重影响。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曾预测，随着各国关闭边境、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要素中的出口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然而，得益于政府严格而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经济扶持政策，中国出口商在第二季度成功地在全球出口中获得了更大的份额，而与此同时，其他出口国仍因疫情而处于瘫痪状态。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 报道，咨询公司TS Lombard首席中国经济学家Bo Zhuang表示，连续三个月的强劲出口数据将提振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尽管8月份的进口数据令人失望，但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非常强劲”。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高路易(Louis Kuijs)表示，中国出口连续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对全球贸易而言是个好兆头。
当前我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复苏的形势良好， 2季度GDP 增长3.2%， 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在极端逆境下也同样能够领先全球。2季度数据公布前， 大多数人对GDP增长达到3.2%都没有想到，而现在， 又有很多人对下半年，特别是疫情后的我国经济心存疑虑， 说明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仍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40年来，市场关于我国经济的很多预测都失于悲观。不断且重复性地有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并主导着市场。同时，我国的企业将破产，债务将产生危机，房地产市场将爆破及产能过剩行业将停滞等声音也不断地重现于耳。但40年来实际所發生的是，与这些预测正好相反，我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战越强，规模已至世界第二，且若按购买力平价已是世界第一。与此同时，问题虽不断产生但又不断解决或缓解，经济结构实现一轮又一轮的升级，经济体制也不断地改革前行。前年中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扛不住而被打垮。但两年多过去，即使加之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 我国经济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却依然相对强势增长，同时金融市场基本稳定，企业运行总体正常，就业形势整体受控。虽然中美脱钩的前景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最终影响仍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不会被打垮，新一轮的中国崩溃预测又注定要失灵。 那麽问题就来了。为何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总是重复地失灵呢？预测是关于将来的事，没有人能够每次都准。但是，如果每次预测都不但不准而且方向也错了，即正的说成负的，或崛起说成崩溃，用稍微学术一点的语言说就是产生了系统性的失灵，那就需要反思而寻找原因了。否则继续如此地失灵下去，即误导他人也迷惑自己，以至于大家都漏失了创业、投资、工作及新生活的机遇，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是对不住的。 那为何会产生系统性的预测失灵呢？既然是系统性的，那就不是在某个时点上对某个场景预测上的失灵，而是预测方法论上的失灵。这一预测方法论上的失灵，又在于预测家们缺乏宏观、哲学与历史的视野。 一是缺乏宏观的视野。很多人往往根据微观或局部的观察来推断宏观或整体的形势。如看见某些企业、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或某些人群出现问题便推断整个经济出现问题。但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是由几千万家企业、几百个行业、几千个地区以及无数个人群所组成的，某些企业、行业、地区或人群表现不佳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笔者经常听到人说，考察了某个地方，或访问了某个企业，或见过某个行业的负责人，或遇到部分人，得知情况很差，于是接着就说中国经济肯定要出问题。虽然宏观是由微观构成，全体是由局部组成，但就这麽容易从微观推宏观，或从局部推全体吗？实际情况却是，儘管这些微观或局部观察都有依据，但我国经济并没有出大的问题反而保持快速增长。可见这种推理是不对的，是犯了典型的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错误。这就相当于瞎子摸象，摸到肚子时说象是一堵牆，摸到腿时说大象是一墩柱子，摸到鼻子是说大象是一条粗蛇。这无疑都导致了误判。要看清楚大象的真实面貌，不能通过局部地摸，而只有走到摸不到大象的较远处整体地看，才会發现大象既不是一堵牆，也不是一墩柱子，更不是一条粗蛇。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经济，更是如此，绝不能根据一些局部、微观的观察来下结论，而应站在更远更高处宏观地观察整个企业、行业、地区及人群的综合表现。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才能对整个经济的走势作出可信的预测。缺乏宏观的视野，是预测中国经济时产生系统性失灵的首个方法论原因。 二是缺乏哲学的视野，也就是缺乏看问题要看本质的科学认识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或崩溃，要看经济增长的本质表现如何。根据新增长理论 （New Growth Theory），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而在现代经济结构中二者结合的产物就是新兴产业。与此相应，非本质部分是传统的增长缓慢或衰退的产业。所以若一个经济体新兴产业崛起而传统产业没落，说明本质上是健康的，是在升级，而升级就意味着增长。现阶段中国经济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崛起与经济升级的阶段。但一些预测家看到传统产业在衰退就断言中国经济在衰退，而无视同时新兴产业在崛起，就是犯了典型的没有抓住事物住本质的认识论错误。与之相关的是，很多人看到中国的一些传统行业企业外迁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及非洲国家这一非本质现象，就惊呼中国製造业要空心化，却没看到大量国内新兴产业企业成长及外资进入中国新兴产业这一本质现象，因而错误地预测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将下滑。可实际情况是，新兴产业不但在国内市场强劲崛起，其出口也快速增长，从而使得中国过去10年来的商品出口总额在部分传统製造业外迁的形势下仍年均增长7.6%，快于世界商品出口年均增长率3.5个百分点，从而佔全球出口的比重非但未降而且从8.9%上升至13.3%。又如，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并引领经济的时代，劳动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在于质量，即人力资本，而非数量，人力资本是本质部分，而劳动力数量是非本质部分。当前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小，劳动力增长速度减缓，很多人就惊呼劳动力将短缺从而结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看看除日本外的所有發达国家，人口红利早已消失，哪个在担忧劳动力短缺呢？不都是担心失业率太高吗？何况是，随着物联网与人工智能应用的逐步普及，人们还有必要担忧劳动力数量增长减缓这一非本质性现象吗？ 三是缺乏历史的视野。记得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20余年之时，就有预测家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到头了，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23年；高速增长了30余年之时，又有预测家说中国的高速增长该结束了，因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35年左右。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40年并去年还在以6%以上的速度增长，说明这些预测都失灵了。究其原因，在于预测家们忽略了中国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历史动力方面的差异。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战后復兴，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后殖民时代的兴起，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动力是经历了几百年落后捱打后向世界高峰的回归。麦迪逊 （Angus Maddison） 教授的研究表明，自公元元年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1，700馀年时期内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不但按规模也按人均都是称雄全球，经汉、唐至宋到达至顶峰，明、清虽处于下降趋势但直至15世纪才被西欧超越。只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近250余年间，由于没有跟上工业革命的步伐而大大落后以至捱打。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人民觉醒致力于经济现代化，但由于战乱没有成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拉开了经济现代化的序幕，但在其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而受阻。到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理顺了，经济便真正起飞，且造就了人类历史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将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放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来审视，可以说是经过了250余年的衰退后向曾经处于的世界高峰位置的回归。既然是数百年衰退后向近千年高峰的回归，其回归期也将是百年等级的，应大大长于日本及四小龙等经济体的復兴或兴起週期。从这一历史视角，中国经济的崛起不到达至發达国家平均水平时是不会停止的；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今后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将是其后续部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长于其他国家惊奇与质疑了，也就不会轻言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束了。 所以，应以宏观、哲学与历史的视野来分析和预测我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与前景。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除决定于今年10月份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外，还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当前面临的国际、社会以及经济形势，并在财政货币政策、房地产、资本市场改革等多方面做出了多项部署。从当前发展的态势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面临的诸多改变，已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因此宏观政策应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转变，更应注重长远性。政策从逆周期转向跨周期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对于外部风险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经历了二季度宏观经济企稳反弹后，政策开始对长远问题进行布局。显然，这些布局注重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主要源于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抬头。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频频对中国发难，中美之间的摩擦将长期化复杂化。这些变化并不是短期，有些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而疫情加强了这种长期性的变化。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继续深刻调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将持续受到冲击，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峻。作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这些变化，不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直接冲击，而且还会间接干扰中国经济的循环运行，恶化未来发展预期，对未来中国产生更为深远的不利影响。 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因此对于宏观调控政策，不应该只关注短期得失，我们必须谨防过度宽松政策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后遗症，因此，当前的宏观政策除具逆周期调节性质外，还需具跨周期性质。因此会议创新性地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并且强调了“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些创新策略，一方面，可积极应对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着眼未来，可为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政治局会议对于宏观政策从“逆周期”向“跨周期”的转变，意味着宏观政策焦点从熨平总量短期波动转向熨平长期结构的转变。“双循环”有主有次，政策“跨周期”行稳致远。此次会议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内需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并提出“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此前全球大幅降息背景下而国内宏观政策保持相对稳健的原因。这是因为新冠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发展的态势，中长期仍然需要看这个国家长期结构因素的变化。因此，面对此次疫情，中国的中长期宏观政策必须保持定力，否则未来疫情好转后，政策还要回调，回调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 因此，与全球同行相比，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比较稳健。从年初到现在，央行进行了三次降准，但从力度而言，尚未突破其货币政策“稳健适度”的常态框架，操作仍然十分审慎，并未显示大水漫灌全力宽松的意愿。元旦期间，央行宣布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多亿元；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4月3日，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从降准力度与释放长期资金规模上看，央行的政策态度仍然是常规的、审慎的。 反过来说，如果央行当前实施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认为很难。在经济疲软的宏观形势下，必须注意两种现象，一是银行惜贷，二是企业弃贷。此即流动性陷阱的观点。对比凯恩斯的相关理论以及出现过流动性陷阱经济体的典型特征，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落入流动性陷阱，但这种担心也确实反映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拉动总需求的传统需求刺激政策的操作空间已经受限。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大规模释放出来的资金并不一定能够进入实体经济，有效贷款也有可能并未真正增加。因此，政治局召开会议反复指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未出现以流动性促进经济增长等常规性的描述。流动性的跨周期性调整将是未来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 因此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今年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二季度GDP企稳反弹后，当前宏观政策更加重视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平衡。新冠疫情虽然加大了中国经济短期下行的压力。然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疫情只是一个短期扰动现象，不会改变中国的长期走向。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物质基础雄厚，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改革开放不断注入新动力，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面对疫情，当前宏观政策要保持定力，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出有节奏、有针对性的调整。因此尽管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考虑到中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同以及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当前中国宏观政策不宜发力过猛，必须通盘考虑，对于大规模宏观政策扩张所形成的负面作用，我们必须保持审慎之心。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深化改革、依靠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及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国内大循环的形成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改革政策，比如对民营资本放开部分服务业以及垄断竞争行业，提高民营资本的回报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中国经济凭借其独特优势，有望迅速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平。 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目前尚无疫苗或特效药物。因此，控制和遏制病毒主要通过预防措施，比如戴口罩、用肥皂洗手、使用手部消毒剂、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参加大型聚会等。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对各行各业产生不利影响，其中教育、旅游、旅行、饮食和娱乐等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放缓，一些国家陷入衰退，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濒临崩溃。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遭受了沉重打击。 中国凭借巨大努力、全力应对，成为首个有力控制疫情的国家。具体来说，中国在必要时进行了全面的封控管理、暂停公共交通、关闭教育机构、企业停工停产、暂停各种商业活动。得益于这些有力举措，中国在两个月内控制住疫情，并逐步恢复常态。 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蒙受损失，不过凭借正确的政策和及时的决定，其遭受的影响没有其他国家那么严重。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尽管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之下趋于紧张，不过大多数受访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及其增长趋势持乐观态度。调查报告显示，83%的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作其全球战略中最重要或前五大市场之一，近70%的受访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 事实上，无论美国政府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只要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它们就会保留在华业务。91%的受访企业表示，其中国业务仍保持盈利。与此同时，大多数受访企业表示，过去一年的营收有所增加。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87%的受访企业没有将生产线搬离中国的计划。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14亿人口正是其巨大优势之一。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民众，中国民众的购买力更强劲。中国原材料丰富，还拥有大量技能娴熟的工人，这是中国工业的真正实力所在。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更有助于减轻疫情的影响，减少其对经济的损害。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复苏，并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平。 （作者系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教授扎米尔·艾哈迈德·阿万）
本书从筹备、酝酿、编辑修订到最终付梓，不觉历时一年时间。如今掩卷覃思，既感如释重负，也有些恋恋不舍。回想起来，实在是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太多的思考感悟、人生阅历，每重拾这些文字，眼前不觉重现那些忘我工作的激情岁月，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些“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感慨。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不论是下基层调研，还是政府部门内综合协调，抑或是与专家、企业家座谈讨论，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之余，闲暇时光，我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我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况且，作为一名受党教育44年的老党员，身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更应当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责，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研究、多思考，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余热。 近两年，我受有关部门、省市或大学邀请，参加了一些论坛、讲座活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交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部分经整理后发布在报刊媒体上。出于一名党员干部党性觉悟的自觉，也出于对活动主办方的负责，我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为了恪守这5条“负面清单”，我推掉了十之八九的邀请，并且每次参会前几天的早晨，都会到家门口的公园兜兜转转，精心构思演讲的主题观点和结构框架。寒来暑往间，这片喧嚣中的宁静，带给我许多灵感，使我发言的内涵视角能达到“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的境界。 2019年7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编辑部的同志找到我，邀请我把这两年的演讲稿件和署名文章汇编成册、印刷出版。新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加之恰逢假期，各项事务告一段落，自己也能够静下心来闭门编书，随手收录散作，不觉已有35万余字。宅在家中，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闲暇时光里，我对过往文章进行了全面梳理，对观点、表述逐句推敲，对数据、案例逐一核对，对篇目、结构精心考量，每天写作6-7个小时，从隆冬腊月到春暖花开，最终形成了这本书。 我们这代人，按照老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人生轨迹横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拥护者、推动者。现在回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魂，其精神实质一以贯之地体现在我们党40多年来的经济工作实践中。以我本人为例，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行而不自知。20世纪90年代初，我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在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但那时的自己，更多是扮演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 第二阶段，自知而不自觉。21世纪初，我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抓住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产业转移机遇，从产业链升级的供给侧着手，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和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形成上下游“整装+零部件配套”垂直整合、同类企业扎堆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我在这个时期想问题、做决策的过程中，对经济供给侧管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但客观地讲，更多是属于以问题导向见招拆招的，没有上升为系统性、条理化的经济学思考。 第三阶段，自觉而且自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随后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又陆续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三去一降一补”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等重大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博大精深，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一个重大战略性举措，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改革理论，也让我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义”，再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飞跃。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经济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潜力，取得了一系列为世界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总书记做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务实之举，更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结构性改革》虽以当前的经济概念为命题、以当代的经济问题为导向，实则辑录了自己几十年工作、学习、思考的体悟。我愿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献给所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付出心血智慧的同辈人、同路人。 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伴随我事业的发展，带给我思考的乐趣，指引我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年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 此时此刻，当我轻轻合上书稿，放眼望去，上海已是一片流光溢彩、灯火璀璨。黄浦江的涛声在我耳畔隐隐回响，仿佛娓娓诉说着昨天的故事，又仿佛在告诉我，中国经济的巨轮将迎着新一轮的朝阳，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2020年8月12日，由观点地产主办的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启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地产远见：重启的世界”。 针对房地产的研究，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房地产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直接贡献加上间接贡献，大概在30%左右，金融和地产这两项对中国经济的稳增长，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回避，因为我们有好多企业家座谈会都没有金融行业跟地产行业的企业家参加，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 同时，李迅雷指出，还有两个方面没有深入研究，一个是为什么房地产能够有持续20年的牛市，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偏好，世界上有农耕民族，也有游牧民族，我们中国的祖先是农耕民族，所以对房地产的偏好非常高，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资产配置恐怕是有点问题的。第二是我们没有好好地研究中国居民的收入，总理在两会中提出6亿人的收入问题，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但是反过来讲，还有8亿人的收入水平到底怎么样呢？没有做深入研究，这对房地产的拉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有更深入研究。 最后，李迅雷强调，既然房地产这么重要，我们在房地产政策的研究方面，在房地产如何稳增长，如何避免价格波动对于整个经济带来风险方面，还是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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