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交通”成为新风口，相关上市公司开启加速跑。 高新兴7月14日晚公告，公司于14日与腾讯云签订了《腾讯云与高新兴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双方将围绕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探索新基建背景下智能交通的市场机会。 根据协议，本次合作将充分发挥腾讯云在一体化出行、城市中台、高精地图、智能仿真、C端运营、支付及信用方面的优势，以及高新兴在车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巡检机器人等方面的优势，双方达成在新基建智能网联、智慧出行、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智能巡检机器人等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体来看，双方将整合各自优势定制联合的解决方案，以共同开拓地方区域市场、技术合作、科技项目联合申报等形式长期开展技术和商务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进事业发展。 作为国内创新驱动的代表，腾讯积极为各领域的产业智慧升级提供领先的数字化能力。腾讯云与生态合作伙伴一起，已经在智慧城市、零售、出行等行业梳理出100多个联合标杆解决方案。 高新兴表示，公司本次与腾讯云达成合作，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结合形成有效的技术联盟，有利于公司搭建与互联网公司的生态合作，加速公司车联网、智能网联等板块的业务落地，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推动公司进一步聚焦车联网战略。 高新兴是国内唯一打通车厂、5G通信、电子车牌、路侧智能感知、交通管理业务的企业，公司已成功打造包括5G通信模组、V2X平台、车载终端、路侧设备在内的完整产品体系和全栈式交通解决方案，并深度参与建设了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岛。
6月外资增持人民币债券830亿元 人民币汇率回升助推剂？ 陈植 随着6月全球疫情再度扩散，人民币债券的避险属性再度升温。 中央结算公司最新发布的6月债券托管量最新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达到21960.11亿元，较5月份增加约830亿元。 6月新兴市场资金骤增321亿美元 Bluebay Asset Management策略分析师Timothy Ash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认为，6月外资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得益于6月全球资本大举回流新兴市场。 国际金融协会(IFF)最新数据显示，6月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骤增至321亿美元，较5月份环比增加逾7倍，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等高信用评级新兴市场债券；另一方面，则是6月中美利差持续扩大至年内高点235个基点，进一步提振人民币国债的收益吸引力，令越来越多外资将人民币债券视为兼顾高收益与安全性的优质避险资产。 在他看来，尽管6月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仍然以国债与国开行政金债为主，但随着境内债券市场产品类型、流动性、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完善，加之境外机构投资范围放宽，越来越多海外资本关注短期城投债与高信用评级企业债的投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6月海外资本增持人民币债券约830亿元，也成为当月人民币汇率无视美元触底反弹，保持回升趋势的重要助推剂。 “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规律，就是外资大举增持人民币债券，与人民币汇率回升存在着较高的正相关性。”BK Asset Management宏观经济研究主管Boris Schlossberg向记者透露。过去数年以来，只要海外机构单月增持人民币债券规模超过600亿元，当月人民币汇率几乎都出现反弹回升趋势。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只要美联储极低利率政策与无限量QE措施倒逼大量全球资本纷纷转投新兴市场资产怀抱，人民币汇率将在海外资本大举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推动下，延续当前相对强势的回升走势，即人民币汇率重新突破7整数关口将变得“指日可待”。 人民币债券成“首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6月外资大举加仓人民币债券的驱动力，与5月存在较大差异。若5月外资加仓人民币债券，主要是鉴于当时中美关系趋紧令他们做出弃股投债的避险考量，6月他们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最大驱动力，主要是美联储释放在相当长时间保持极低利率的信号，令全球资本纷纷转投新兴市场怀抱。 IIF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整个6月份，亚太新兴市场总计吸引了171亿美元全球资本，拉丁美洲则以73亿美元排名第二。这背后，是全球资本意识到新兴市场很多国家的资产估值被低估了——尤其是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正逐步摆脱疫情冲击迈入经济复苏期，吸引全球资本纷纷涌入被低估的市场淘金。
本文来自公众号36氪出海，欢迎在文末扫码关注并加入出海社群，遇见全球商业伙伴。 2020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拉开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序幕。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全球经济和商业带入未知领域。从宏观角度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不同的经济体契合自身情况，出台了各异的政策。从微观角度看，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公司，也为了自身发展能有所突破，不断调整步伐。这仅仅是开局，接下来的十年，整个市场可能会极为多元且颇具挑战。 在此背景下，36氪出海专访了J.P. Morgan 亚洲私人银行部投资策略主管 Alex Wolf 先生。Alex Wolf 在美国公/私营部门均有丰富履职经验，曾以外交人员身份供职美国驻华大使馆，也曾作为经济学家长期研究新兴市场。Alex Wolf 在采访中从银行家、经济学家与前驻华外交官等多重视角，分享了自己对于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在下一个十年里经济发展的展望与判断。 以下由36氪出海根据原采访进行摘录，并对采访内容进行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Q: 新兴市场此前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但在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全球经济与贸易不免受到影响，怎么看这一背景下的新兴市场？ A: 新兴市场眼下正在承受许多压力，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导致的：全球贸易、大宗商品还有货币。首先是全球贸易中的出口因素。现在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非常疲软。由于贸易是对新兴市场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所以新兴市场正在面临一定压力。 还有大宗出口商品的价格，由于新兴市场大多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所以商品出口和资产流入有很大关系。当商品价格越高，对新兴市场越有利。全球贸易和全球出口疲软是现在对新兴市场两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最后是货币，主要是美元的影响。美元对于新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宏观影响因素，尤其现在美元非常强劲，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这对现在处于紧张经济状况下的新兴市场，还会造成货币贬值等情况。 现在这三个因素对于新兴市场有非常消极的影响，所以短期来说，整体上不是很乐观。长期的话，要分不同国家来看。 Q: 由于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已经陷入衰退，包括亚洲。对今年和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有着怎样的判断和预期？ A: 全球经济正在陷入二战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经济衰退，但是目前来看衰退周期会相对较短。一季度已经进入明显经济紧缩，但下半年会有所回弹，亚洲经济已经先于全球其它经济体，正在复苏的路上。预计大概今年底，或是明年恢复正常。但是背后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病毒到底能不能得到控制？疫苗能不能成功研发出来？还有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是，到底如何重启经济，以及复苏后的经济究竟是什么样？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这场疫情将如何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可以作为全世界的样板来观察，因为中国对于疫情导致的居家隔离，解除地更早一些。中国消费者已经发生改变，消费相对于去年来说明显疲软。消费者的表现是增加储蓄，减少开销，尤其是在非必需品的购买上。我觉得这很合理，因为从全球来看，失业率正在上升，人们的收入正在下降。消费者倾向于储蓄的行为，正是因为不知道第二波或者第三波疫情是否或者何时到来，我们可能不会迎来消费或者经济的快速反弹。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不会迎来 V 型的快速反弹，而是 U 型回暖。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由于联邦政府的刺激政策，资本市场已经有力地回弹，尤其是美国股票市场。 Q: 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不稳定的情况下，一些跨国公司将供应链重新分配，像最近苹果就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金，进行建厂。怎么看 COVID-19 对这些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影响？ A：其实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好几年，过去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逐年上升，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转向孟加拉国或者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尤其是纺织业和服装业。就像之前日本把产业链里制造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一样，这其实是经济周期发展的结果之一。 鉴于当前贸易关系的不稳定，也给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带来了压力和许多不确定性。现在的疫情也使得美国意识到，在电子制造行业领域对于其他国家的强依赖性。但是中国作为供应链大国不会被轻易替代，因为中国的市场广阔，消费能力也强。尽管跨国公司会在供应链的选择上更加多元化，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市场容量和能力。 Q: 中国2020年一季度 GDP 同比下跌6.8%，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起到的作用？ A: 我们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有着一系列的预期，现在我们对于中国今年 GDP 的增速预期在1%-2%。其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我认为是政策。其实很多指标已经出现了回弹，从 DPI 到 PMI 等。目前整个中国的状态是，经济与生产已经恢复了80%-90%。第二季度会很重要，是今年经济转折的重要时间点。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并没有像上次金融危机一样，出台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现在政府会更加谨慎和有耐心。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比起危机一来就大规模刺激经济，更重要的是，认清到底哪个行业需要刺激？什么样的政策是必须的？什么样的刺激政策不会导致其他的缺陷？ 政策应该是混合型的，而不是仅仅简单直接刺激消费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后续的举措，我很期待，并觉得很有趣。 Q:新兴市场的创业公司通常会复制成熟市场里既有的商业模式。怎么看待新兴市场里公司的自主创新？ A: 过去很多快速成长的公司确实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商业模式，比如互联网经济中的社交媒体和电商行业。创新其实也要结合本土市场的情况，比如在移动支付行业，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信用卡在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应用，在现金支付到非现金支付的过渡中，直接跳过了这一阶段。十几年前中国是现金经济，几乎走到哪里都要用现金，但是现在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普及，很多地方几乎已经不再用现金了。移动支付应用的很多功能和设计在其它国家并不存在，这就是本土化创新的体现。 Q: 怎么看目前中概股在美国股票市场频频爆出的欺诈行为？ A: 我不能为外国投资者发声，但是这确实是个担忧，我认为在新兴经济体中确实有不同的会计准则，不同的披露透明度，不同的管理制度。当投资者在新兴市场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投资，通常会期待着高回报。不管是股票还是债券，投资者会有高的回报预期，这种预期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风险来源有许多因素。 不过，这种事情的发生，确实是对外国投资者的一个提醒。 Q: 你曾经在接受 CNBC 采访时称，更看好美国和欧洲股票，尤其是在医药领域。疫情蔓延的当下，对此看法是怎样的？是否也看好中国的医药股？ A: 我们一向非常支持这个领域，尤其是医疗科技的发展，包括围绕着药物治疗、基因治疗，在医疗行业有许多不同的细分领域，并且我想我们看到了未来许多的发展方向，例如利用大数据实现线上就诊，虚拟医生诊断正成为一个趋势，因为疫情下人们无法出门去线下就诊。 对于欧洲和美国的医疗科技股票我们很看好，中国公司在这个领域创新也很多，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创新型的医药科技上市公司。总的来说，在这个领域仍然有许多创新机会。 编 | 赵小纯@36氪出海 图 | J.P. Morgan 供图
展望下半年，在疫情全方位冲击的快慢交叠之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换档，金融市场波动和调整的来源更替，政策潮水退去后风险渐次显现。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2020年6月中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逾830万，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毫无疑问，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已经成为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历史性变量，自大萧条以来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或将首次同时陷入衰退。从经济冲击看，全球并不存在疫情孤岛，尽管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受到冲击的峰值接近尾声，但复工延长疫情的风险和潜在的二次冲击仍难以忽视；从金融冲击看，疫情带来的情绪和盈利“双杀”有时差之分，发达市场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而新兴市场分化加剧的疫情干预效果影响着相对波动的α；从政策应对看，史上罕见的超常规“货币+财政”双宽松浪潮已经袭来，但在债务和币值双重约束下，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宽松幅度受限，由疫情冲击带来的次生风险不可小觑，而中国的政策空间优势和汇率稳定增加了人民币资产相对吸引力。展望下半年，在疫情全方位冲击的快慢交叠之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换档，金融市场波动和调整的来源更替，政策潮水退去后风险渐次显现。 全球疫情影响范围仍在扩大，经济影响乘数越过尖峰。截至2020年6月中旬，新冠肺炎累计确诊逾830万，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自Covid 19被世卫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其已成为当前影响全球经济走势最重要的变量，疫情扩散范围和持续性也一再刷新各界的预期。量化来看，新增确诊人数被认为是跟踪疫情走势的主要指标之一，但由于疫情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相应区域的经济重要性有别，简单参照人数指标衡量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存在偏差。在当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环境中，尽管不同的经济体采用了不同的防控模式，但总体而言，以隔离为最主要方式的政策干预成为抑制经济活动的关键原因。考虑到疫情演化过程中的经济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依赖性，我们以约占全球GDP比重75%的G20经济体作为分析对象，通过经GDP权重调整的新增确诊人数，以直观描述疫情经济冲击的数量级（详见附图）： 从1月中旬至2月中旬，新冠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内地，新增确诊人数经历了初期急剧攀升，到有效隔离和其他相关政策大力介入后稳步下滑。由于以PPP计算的中国GDP接近全球20%，其他出现疫情的也为日、韩、美等重要经济体，故用GDP权重调整的经济影响乘数大约为平均意义上的5倍。 从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国的疫情明显缓解，而海外的疫情开始恶化，部分亚、欧经济体新增确诊人数开始明显上升。但从经济影响来看，由于疫情新扩散区域的平均经济体量远小于中国，所以经济影响乘数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低于1。 3月中旬以后，随着疫情在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大面积爆发，不仅新增确诊人数迅速攀升，经济影响乘数也重新回到2以上，尤其是随着G2中另一个经济体美国成为全球累计确诊最多的国家，疫情的经济冲击呈现非线性加剧。 4月底以来，尽管欧、美疫情仍在持续，但其新增确诊人数渐次下行，经济影响乘数越过尖峰重又回落至2以下。从当前疫情的演化看，非G20经济体将成为下半年战疫的主角，在此情形下全球经济所受直接经济冲击或有所缓解，但跨境限制和对于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忧仍将阻碍全球各类供需活动的正常复苏。 金融市场情绪修复或过于乐观，新兴市场股指相对表现仍有压力。自2020年1月中下旬以来，受到新冠疫情持续发酵影响，企业盈利预期差带来市场调整压力，而风险溢价急剧变化更成为短期波动的根源。在此期间，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呈现出“局部爆发-外溢扩散-共振回溢”的三阶段演化，疫情所涉区域的边际变化成为市场大范围动荡的关键。以股票市场为例，MSCI指数在经历了超过30%的下跌后又出现了超过20%的上涨。从影响指数表现的内在因素看，发达市场驱动着全球性情绪起落的β，而新兴市场分化加剧的疫情干预效果影响着相对波动的α。具体而言，23个发达经济体整体占MSCI指数比重约九成，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从疫情时差看，发达经济体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大致在3月中旬，此时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历了疫情从扩散到抑制的第一轮完整冲击，市场对于疫情演化路径有了相对明确的判断，也因此出现了提前的大幅度调整（详见附图）。在欧、美疫情开始得到控制后，市场情绪明显缓解，也出现了持续的反弹。尽管有科技股远超均值的价格飙升加持，但MSCI发达指数的恢复路径仍显得过于乐观。随着复工风险和疫情二次爆发可能性增加，近期市场动荡加剧。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其所经历的两轮疫情与MSCI新兴市场相对发达指数的表现起落具有大致吻合的走势，意味着疫情冲击在新兴市场直接体现为超额收益的变化（详见附图）。在此背景下，考虑到疫情在新兴市场仍在蔓延，下半年新兴市场股指或有相对更大的调整压力。 债务和币值限制新兴市场政策宽松，资产负债表在疫情冲击下更显脆弱。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债务急剧攀升，尽管其占GDP比重仍远逊于发达经济体水平，但结构性风险更为突出：其一，对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债务上升与财政刺激呈现出明显的同向关系，特别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信贷比缺口在2011年至2015年间出现跃升；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国际流动性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发行量相对比重为半个世纪以来的高点；三是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财政赤字率正处在十年来的高点，在此情形下叠加疫情冲击，财政压力尤为凸显。IMF已经警示，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以至少50年来未见的速度放缓，部分经济体的贸易活动和资本流动也急剧萎缩，加之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前所未有的价格暴跌，主权评级连遭下调。受限于透支的政策空间，本就在公共卫生领域存在明显短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减税增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担保、增加失业福利和补贴等方面更是捉襟见肘。IMF的研究还表明，在疫情应对财政政策方面，发达经济体在医疗和其他领域支出占GDP比重分别高达0.9%和7.7%，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应支出仅为0.3%和2.5%，低收入国家更是低至0.2%和1.2%。即使对于G20中的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截至目前的政策刺激力度也远不及发达经济体，且政府债务事实上成为了影响边际政策力度的重要因素（详见附图）。对于缺乏硬通货币发行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合意的刺激力度和币值的稳定成为下半年疫情冲击下难以兼顾的政策考验，次生风险值得警惕，而中国的政策空间优势和汇率稳定增加了人民币资产相对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IMF， Courage under Fire： Policy Responses in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JUNE 3， 2020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可以发挥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业升级会使得相关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带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整合。考虑到中国持续秉持开放的立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全球经济下行的斜率。疫情暴发以来，主要通过供给、消费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全球停工停产使产业链面临供需双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表现得越发明显，流动性匮乏使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而金融市场的波动会传导和放大恐慌情绪，造成企业和家庭在投资和消费层面活动的观望和萎缩，三者循坏叠加推升经济衰退预期。全球衰退风险的累积在风险事件触发下形成危机，而危机持续发酵把全球经济带入衰退。在及时响应和有效防控的基础上，中国已经率先走出疫情的冲击，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二季度欧美经济体受到疫情冲击而停摆已经成为现实，并拖累全球经济在二季度陷入深度衰退。但进入6月之后欧美经济也缓慢重启，部分经济指标开始触底回升。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本身较好的医疗基础设施以及较为成熟和系统的政策应对手段，新兴市场在疫情冲击下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考虑到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大宗商品、原材料以及附加值较低的中低端工业品出口国，疫情导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缩会对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收支造成明显冲击。此外，由于前期检测率过低造成大部分新兴市场在疫情传播和感染人数方面存在明显的低估，而最近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人口大国的感染人数明显在加速上升，这可能会令全球投资者重新评估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新兴市场中不少国家或多或少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例如整体债务率和外债占比过高、外汇储备不足、存在资产价格泡沫等，这令它们在面对疫情冲击下更为脆弱。最近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以及伊朗的币值改革已经令全球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声鹤唳，外资持续大幅流出一些结构性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并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重打击下，阿根廷债务危机可能会在其他相对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不断上演，进而造成系统性风险。鉴于欧债危机中发生债务国（例如希腊、意大利等）的债务违约把债权国的金融体系（例如德国、法国等）也拖下水，因此新兴市场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会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向发达经济体传导，并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虽然今年全球经济衰退从表面来看是疫情造成的外部冲击，但实际上叠加了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将颇为艰难。首先，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后蹒跚前行，长达10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是建立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交替刺激的基础上，低利率和超宽松流动性使资产价格泡沫化，但全要素生产率低迷。其次，政策刺激在间断性地改善全球经济过程中，中低收入阶层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得实质性好处。即便是在经济韧性较强的美国，工资收入滞涨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低收入阶层生活艰难，连部分中产阶级也开始滑入低收入阶层。再次，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势力上升，而民粹主义本身又把本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部分归结为贸易不平衡，从而导致“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会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快民粹主义势力的扩张，进而导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经济和政治层面陷入负面循环，当下全球经济所处的大环境与2008年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更为复杂，而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刺激所能消除的。当下全球央行和政府再次启动大规模政策刺激来应对疫情冲击，虽然短期内有效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发酵和恶化。但负利率盛行和债台高筑令投资者深层次更担心，“以有限政策空间应对巨大不确定性挑战”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全球对MMT的讨论也从侧面反映了传统货币财政刺激已经走进死胡同。未来全球经济在陷入衰退后不会像2008年那样快速反弹，而可能陷入一个相对较长周期的衰退。面对巨大的挑战，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何在，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的关键在于“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只有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延缓衰退速度。可以预见的是，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人口周期下行、债务增加和通货紧缩的拖累下难言乐观，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低迷将成为常态，这些都将持续拖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反，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硕果仅存既有投资、消费需求，同时又兼具相关能力的国家，这将使得中国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两新一重”不仅是中国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手段，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鉴于中国自身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供应链冲击的能力较强。海外停工停产造成的供货困难可能反而有助于国内相关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同时，跨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大规模资本开支的压力，再加上中国相关产业链在本次疫情中展现出的超强自我修复能力，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反而会有所上升。在此期间中国可以本着立足自我的原则来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首先，旧基建的重点在于稳需求和补短板，新基建则更偏向于推动产业升级，有望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新基建加速布局5G、半导体、智能制造等，从而实现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疫情使各国更加重视打造科技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基建则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只有在完备的配套设施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基建带动投资消费增长的乘数作用。其次，疫情更多的是拖累传统顺周期产业的表现，在新领域和高新技术层面不断发展的企业可以降低经济波动对自身带来的影响，避免传统刺激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开始企业转型，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持续增长，投资的韧性也将从新兴与高新技术层面更好地表现出来。新兴高新产业不仅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也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表现出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可以发挥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业升级会使得相关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带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整合。考虑到中国持续秉持开放的立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全球经济下行的斜率。
自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已如发达市场央行一样，大幅降息，并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或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等手段。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收益率曲线。目前，购债规模还只占约GDP的3%。 传统上来说，QE等非常规政策更多被视作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工具，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更具信用。新兴经济体则很少使用这类工具，除了部分央行信用、独立性不足外，资本外流风险大、外汇储备水平低也限制了QE在新兴市场的效力。相对而言，目前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相对更大的风险。 渣打全球研究主管罗伯逊对记者表示：“如今关于新兴市场央行是否也可参与量化宽松的争论越来越多，例如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央行正在从事某种形式的QE，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我们认为，央行将不得不加大努力控制债券收益率，以保持较低的融资成本。QE已成新常态，不久后，YCC也会在发达和新兴市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目前，中国央行尚无开启QE的可能性，YCC也离得有点远，“放水养鱼”仍是主要思路。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日前对记者表示：“机构、老百姓对国债的购买需求仍高，因此央行需要做的是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财政扩张提供有利的货币环境。” 整理了11家新兴市场央行的购债情况 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购债效果存差异 一般来说，在短期内，央行购买计划可以通过降低长端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压平陡峭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有助于将货币宽松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 渣打表示，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央行更多使用QE，而新兴市场较为克制，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差别较大。在发达市场，较低的隔夜利率对实体经济的传导相对简单。各国央行下调隔夜利率，尽管收益率曲线可能趋陡，但收益率曲线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市场认为发达国家央行是可信的，所以市场判断，今天的降息意味着利率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走低，这将导致整个收益率曲线下移。发达国家央行还通过前瞻指引和债券购买支持这一进程。 但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传导就不那么简单了。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可能会认为，今天的降息可能是明天的加息——例如，新兴市场央行在降息后，又可能会为了吸引急需的资金流入或防止本币崩溃而被迫提高利率。如果政府债务水平（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种情况就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本地货币债券市场的抛售会随之而来。因此整体而言，QE和YCC的实施在新兴市场更具挑战性。简单来说，在新兴市场，让急需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更难。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央行在抵消这种本地债券市场抛售的风险方面做得很少。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新兴市场的收益率曲线整体更为陡峭（上升1%-4%），10年期实际收益率大幅上升（上升2%-10%）。尽管它们的隔夜利率较低，但长端实际收益率较高，这意味着货币状况实际上在收紧，导致经济产生更多的痛苦。最终，新兴市场央行还是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外国资本来保卫本国货币。 不过，这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与2008年的大危机存在两个重要区别，也使此次新兴市场央行需要采取QE。 首先，新兴市场央行这次的宽松行动普遍比发达国家央行更积极，后者因缺乏政策空间而难以进一步降息。但在全球避险需求上升时，新兴市场风险溢价也攀升，这导致降息等政策无法有效压低债券收益率，因此需要进一步使用QE。 其次，相比2008年时本币债务市场欠发达（更依赖美元债），现在新兴市场更依赖于本币债券市场（LCY）融资。因此，新兴市场各国政府和企业在危机中以较低利率借款的能力，已成为如今支持经济复苏的重要渠道，这使新兴市场央行更有必要用QE来确保本地债市稳定运行。 外资持债比例和外汇储备是关键 渣打银行团队研究了11个新兴市场央行，它们都已经开始某种类型的QE。总的来说，这些购债在短期内还是能够有效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压平收益率曲线，将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这些央行资产购买计划还确保了它们进一步降息的剩余政策空间。 渣打认为，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购买计划仍适度且易于管理，大部分不超过GDP的3%。短期内，决定这些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外国投资者拥有的政府债券份额和各国的外汇储备水平。 具体而言，资本外流的潜在范围越小、外汇储备水平越高，新兴市场央行QE就越有效。如果外国投资者持有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投资者逃离的风险也相应更大，但这可以通过大量的外汇储备来抵消，用于货币防御。较高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一国的货币防御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对汇率变动的担忧。 就这两个因素，在上述11个央行中，泰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而南非、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土耳其等国尽管外汇储备很低，但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本国债券份额较低，这使得资本外流风险减少，为其提供了汇率上的保护。 未来，如果新兴市场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或更为激进，可能将加剧投资者对其债务货币化的担忧。于是，在投资者考虑新兴市场QE的有效性时，央行能够实现通胀目标以及政府债券的规模（占GDP的比例）等其他因素将变得重要。 在对抗通胀目标方面，目前新兴市场央行，除土耳其以外，都表现良好。而在政府债务规模上，由于债务规模越大，QE就越需要对长端债券收益率产生预期效果，这造成了债务货币化的相关风险，或至少是央行长期将持续扩表。尽管在发达市场，这点似乎不足为虑，但暂不清楚投资者是否会对新兴市场央行的类似举措持有同样的容忍度。从这点上来看，巴西、匈牙利和南非的政府债务规模最大，其政策效力将因此降低，面临一定风险。
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光启技术(行情002625,诊股)董事长刘若鹏携新兴领域制造、智能穿戴、5G网络应用等3份书面建议，再次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刘若鹏表示，中美科技博弈将成为常态化，我国要想在新兴领域“弯道超车”，在强化研发的同时，必须加强构建新兴领域的制造能力。目前我国在GPU制造、半导体工艺、微波射频芯片等新兴领域的制造业上仍有短板。我国需要专门针对新兴领域进行科研与制造的整合扶持。 科研制造需相辅相成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转化阶段，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新动能培育的关键时期。 “我们看到，国际新兴领域的竞争远不止是科研水平的竞争，更是针对新兴领域制造能力构建的竞争。”刘若鹏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以超材料为案例，我国能够在超材料领域‘弯道超车’，关键是在十年科研创新的同时，在深圳率先构建了新一代超材料航空结构的制造基地，实现了8000公斤的年产能以及10万条曲线的紧缩场测试吞吐量。” 因此，科研与制造需要相辅相成。刘若鹏建议，工信部出台制定新兴领域制造能力构建的发展规划，弥补我国在新兴领域“科研强、制造弱”的短板；建立一批在新型航空结构、新形态5G智能终端、新一代半导体等领域的尖端技术制造基地示范工程，通过投资补贴、精准税收等产业支持政策，为我国夺取新兴领域科技产业发展制高点打下基础。 构建新形态 智能终端技术体系 目前我国已在5G领域建立了全球领先优势，占据了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40%。5G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创新和应用，并为新一轮的颠覆性创新带来发展机遇。 刘若鹏认为，要实现5G网络的价值最大化，就一定要与能充分发挥5G网络优势的应用相结合，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同步发展与5G网络相匹配适应的新形态的智能终端。 刘若鹏进一步介绍，现有的5G终端，如智能手机，其视频拍摄的频次或实时下载上传的使用频次相对较低。新形态的5G智能终端，如新一代的智能穿戴终端，全时段、多传感器、实时并行工作，且进行实时数据交互，充分发挥了5G网络高速、低时延、大容量的优势。目前，能源、金融、物流、制造、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等领域都在快速“云网”化。基于新形态5G智能终端构建的应用场景，能快速推动5G技术与多行业加速融合及规模化应用。 刘若鹏建议，将工信部面向5G网络的新形态智能终端产业纳入与5G发展相匹配的国家重点发展战略中；全面建设面向5G网络行业应用的新形态智能终端示范基地，推进新形态智能终端的市场推广；构建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AR显示、超材料等先进技术的新形态智能终端技术体系，为我国大力发展5G网络应用实现规模突破。 建设常态化流行病管控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伴随人类至少到2025年甚至更久。 当前在各地学生返校复课之际，各学校依托测温门、测温枪等设施对师生进行体温检测，但如果没有长期且高频次的巡查、管理措施，将可能造成重大的防控风险。 刘若鹏建议，构建常态化的流行性传染病防控基础设施，利用5G大数据、智能穿戴技术等，高频次筛查体温，并通过大数据记录每一个学生完整的健康周期，提升流行病防控管理水平，实现校园流行病的精准防控和管理。 具体措施上，刘若鹏建议，利用智能可穿戴设备构建流行病管控的移动感知网，进行无感筛查，大幅提高校园测温巡检频次；学校通过提前采集导入所有师生的人像照片，通过可穿戴设备自带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算法，准确高效识别学生身份，对温度异常的学生自动匹配学生信息，生成异常记录，与现有的卫健委数据信息比对，实现数据互联、提前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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