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高新兴科技集团(下称“高新兴”)与百度在线上正式签署合作协议,高新兴加入百度Apollo生态。双方将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方式,围绕车联网、车路协同、智能交通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共同加速智能交通建设,打造城市智能交通新格局。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战略运营部总经理尚国斌指出,百度擅长算法基础和平台应用,而高新兴在路端、车端及平台应用端底蕴深厚,结合高新兴在5G及C-V2X的技术积累、路侧智能设备、车载终端以及工程交付等能力能够很好地补充完善Apollo生态。双方将重点聚焦智能驾驶、智能汽车和车路协同领域,共同进行产品方案开发,探索新的应用场景,在短期内促进车路协同的规模化落地,联手打造行业标杆。 高新兴高级副总裁吴冬升表示,随着新基建、交通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智能交通建设作为AI、云计算、5G等技术的融合交汇点,将会迸发出真正的市场活力。高新兴一直注重车联网领域生态圈建设,与高校、科研院所、联盟组织、主机厂、运营商、自动驾驶创企等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并广泛参与车联网相关标准的编制。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国内唯一业务打通车厂、智能交通、5G通信、汽车电子标识及人工智能的车联网企业,高新兴与车联网产业链上下游保持紧密合作,为国内外多家知名车企、Tier1供应商、通信运营商以及互联网汽车服务提供商研发设计了数十款智能终端产品,积累了业内良好的品牌口碑。此外,集团通过布局路端传感器、路侧单元以及边缘计算设备等,已形成车路协同一体化应用,全力支撑全国智能网联示范区落地,助推自动驾驶技术的实践应用。 此次合作,高新兴将以智慧交通场景化应用为导向,充分发挥5G-V2X核心技术优势以及产业合作优势,与百度Apollo自动驾驶技术与智能交通技术强强联盟,形成联合关于车路协同、智能信控、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的联合解决方案,推向市场,推动未来交通真正迈入智能化、一体化新阶段。未来,双方将共同释放优质资源,打开新基建浪潮下更多想象空间。(编辑 张伟)
意见领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米塔利·达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助理;赛博娜·卡列利-奥兹坎,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政策顾问,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达米恩·普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莉莉安娜·瓦雷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冲击可能对新兴市场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严厉警告已是连篇累牍。随着疫情日益蔓延到更多国家,那些力求保全资产的外国投资者正在大规模退出新兴市场,并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同步现象。 各方已经出台了第一轮政策干预措施以抑制疫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影响。但尽管这些主要旨在减轻外汇市场压力的措施受到了广泛欢迎,当前持续的货币贬值却会带来各类金融稳定性挑战,而这些挑战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将远远超出当前的流动性问题。 当一个新兴市场货币出现贬值时,该国以外币计价的债务负担(包括其绝对价值和偿债成本)都可能迅速上升。正如我们在过往历次新兴市场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这种资产负债表效应通常预示着企业违约,金融波动和产出下降。 因此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在出台针对疫情的适当经济政策时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一波货币贬值浪潮可能引发多少与资产负债表效应相关的财务难题?鉴于新兴市场中未采取对冲措施的外汇债务规模难以确定,对这类潜在损失的估算也因此变得棘手。 在过去40年间新兴市场的债务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宏观经济基础的改善以及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大大减少了自身依赖外汇借款的“原罪”。 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企业却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随着这些企业以全球性货币借款的成本下降,它们的外汇借款额有所增加。而最近的研究也表明当外币借款成本下降时更多的企业会选择发行外汇债券。 这种外汇风险从新兴市场主权国家向企业借款人的转移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财务监管比政府和银行更为宽松,因此我们对其资产负债表的了解也少得多。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依然(借助各种私人和公共信息源)对企业所涉及的规模进行了分析。图表1列举了主要新兴市场中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外汇债务额及其相对债务总额和相对GDP总额的比率。 令人鼓舞的是,图表1表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私营部门外汇借贷可能相对有限。除少数国家(主要是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外大多数国家私营部门的外汇敞口相对其债务总额而言处于可控水平。更重要的是,这种“未细化”数据可以被视为新兴市场外汇债务问题的上限。 这是因为在外币债务自然而然或者借助各类金融工具得到充分对冲(即与外币资产和收入相匹配)的情况下,外汇借贷本身并不是问题。那么产生外汇收入的商品出口者就是一个自然对冲者,由于许多存在高外汇敞口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大型商品出口国(例如墨西哥和智利),因此图表1中的数字或许还夸大了问题的实际规模。 而坏消息则是一方面这种自然对冲行为可能无法在当前商品价格低迷的环境中提供缓冲,另一方面那些非贸易部门新兴市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可能存在大量未对冲外汇借款。虽然缺乏这类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工具对冲外币债务的系统数据,但匈牙利(尽管使用的是2010年的数据),智利和土耳其的证据都表明非金融企业的外币借款很少使用此类工具。 同时如图表2所示,匈牙利和秘鲁(建筑业)的外币贷款在非贸易部门中的占比已上升到约40%,而土耳其和墨西哥(服务业)的相关份额也上涨到约50%。 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私营企业的高水平未对冲外汇债务尤为令人担忧。随着收入和销售的大幅减少,这些企业将难以偿还债务,有些甚至可能出现违约进而危及金融稳定,因为大多数外汇借贷都是通过国内金融系统进行的。 我们对新兴市场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知之甚少。以往的做法是用央行的外汇储备来衡量一个国家应对资本流动逆转的准备程度,但这种方法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慰,因为无从知晓这些储备金是否足以覆盖私营部门那些未对冲的外汇债务。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不断持续,拥有大量未对冲私营部门外汇债务的新兴市场国家应集中精力去确保稳定获得外部融资,比如求助于美联储或各类多边贷款机构。 但是对未对冲企业外汇借款规模,企业吸收当前收入冲击能力,对经济其他领域的潜在溢出效应以及破产波及范围控制能力的了解也至关重要。而那些有能力调取此类数据的央行和监管机构都应当借此来预测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害并相应设计政策对策。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5月22日,高新兴科技集团(下称“高新兴”)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推进新基建多领域(网络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深度融合,探索人工智能与通信行业的创新应用场景,为新基建发展赋能。 据相关人士介绍,双方的合作将重点聚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移动/有线网络内的创新应用,围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领域的整体解决方案、市场拓展、项目推进、实施交付、服务运营等各个层面形成长期稳定产业链伙伴与实质性合作关系。 据介绍,早在2016年双方已经在公共安全、智慧城市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次合作,共享客户资源,共同探索大数据运营商业模式。而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双方再次签署了5G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探索5G行业应用拓展、产品和应用创新研究,加速5G商用的步伐。此前,中兴通讯与高新兴展开了5G巡逻机器人的合作,高新兴5G巡逻机器人适配中兴5G模组和CPE,在多地已有项目落地。 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王翔指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各种创新技术和场景趋于融合。5G的来临在技术上实现更快更好的网络体验,但万物互联如何成为未来的主导,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产业链中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研究以及创造。 高新兴执行副总裁古永承表示,近年来高新兴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大规模投入,仅2019年研发投入就超过5亿元。目前高新兴已经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行业应用优势,接下来如何把握5G新基建的发展窗口,将成为高新兴在新的发展阶段持续领跑的关键。 业内人士表示,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高新兴是国内车联网和执法规范化的龙头,本次强强联合,在“5G+行业应用”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未来,双方将共同释放优质资源,联合打造系列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化产品及解决方案,不断拓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打开新基建浪潮下更多想象空间,为客户提供更便捷、高效、安全的优质服务,共创多赢新局面。(编辑 李波)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毛里西奥·卡德纳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杰出研究员。) 许多人呼吁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暂时延期偿付所有债务,以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一场主权债务违约海啸。他们认为与其被动等待债务人停止履行偿付责任,不如叫债权人同意暂停收款一段时间更能令事态有所改观。 但尽管全面冻结债务偿还可能会对许多缺乏更佳选项的低收入国家有所帮助,对于那些目前仍能进入金融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却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国家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资本流入,而不是对流出的限制。 暂停偿付会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新兴经济体需要新的净融资——换句话说就其资源需求量要比冻结其偿债义务所能提供的更多;其次,参与延期偿付的国家可能面临某些债券持有人的法律诉讼,进而影响其未来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对于在本币资本市场上拥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家来说,债务延付尤其会成问题。外国投资者撤离市场的冲动将对新兴市场货币构成更大压力,从而推高通胀并限制了可用于缓解新型冠状病毒经济后果的流动性资源。采取防止资本外流的资本管制措施同样是不明智的:资本无论如何都会撤离,同时也会在撤离过程中造成严重破坏。 虽然债务延付对新兴市场弊大于利,但期望私人资本提供这些国家当前所需的融资也是不现实的。 的确,几个新兴经济体在4月以较为合理的条件从主权债券市场筹集了资金:墨西哥发行了60亿美元债务,以色列发行了50亿美元,印尼43亿美元,秘鲁30亿美元,巴拉圭10亿美元,而巴拿马和危地马拉也发行了一小笔数额(此外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发行了总额达240亿美元的债券。)但相对于新兴经济体今明两年预计达2.5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 同时也不能保证将来的债券发行必定成功。新兴经济体不太可能经历V型复苏,因此其信贷状况必将有所恶化。复苏将需要时间,并且(病毒一样)呈现波动性,从而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全球经济数据表现欠佳,投资者将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资产,并减少新兴经济体投资。 那如果既不建议延期偿付,又无法依赖私人资本,我们该怎么办? 常规的应对手段是让新兴经济体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和区域)开发银行那里寻求更多的支持,但是这些机构无法提供所需的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多能调动1万亿美元,而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只能拿出几千亿美元——这反映出这些机构既资本不足又害怕失去其AAA信用等级的窘境。同时在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诸多阻挠之下,为这些机构补充资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我们现在就需要钱。 而解决方案其实有赖于那些发行储备货币因而应当真正关注全球经济健康状况的中央银行。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进行协调,它们应构建一种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 vehicle)以充当眼下全球大量可用流动性与新兴经济体不断增长的融资需求之间的桥梁。 特别是,特殊目的载体可以发行债券,然后那些大型中央银行将根据自身制定的量化宽松计划购买这些债券,然后将所得款项贷给新兴经济体。借助某些提高信用水平的操作,这些贷款可以像其他金融资产一样被证券化和交易。这些特殊目的载体需要包含一定的权益才能达到购买其债券的央行所要求的最低信用等级,而多边开发银行和国家政府都可以提供这些权益。 多边开发银行将管理新贷款的构建,监督和偿付,这可以由特殊目的载体和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实施。但是属于特殊目的载体的贷款当然不会被记入多边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此也不会影响其信用等级。而特殊目的载体贷款应当只能被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紧急状况(包括复苏)。为该机制提供资金的央行将决定哪些国家可以动用该机制。 此外,特殊目的载体可以作为风险缓解工具,以使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新兴经济体,例如它可以在疫情后复苏阶段对外国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直接投资提供股权担保。 最后,多边开发银行应更有效地利用自有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经济复苏。在这方面它们可以且应该做的事情很多——从增加自身获取其他流动性来源的途径以增加其杠杆作用开始。 提议建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可以提供多边开发银行当前缺乏的流动性支持。事实上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专家团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提议过这一点,并预计这一安排将使世界银行的贷款额至少增加10%,各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数量也会大幅增加。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专注于对现有系统进行调整,而不是在这些非常时期中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时建立特殊目的载体的过程也会比需要立法行动的替代方案更加简单快捷。 当然,额外的全球贷款机制并不能解决新兴经济体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但这将为它们提供一些崭新的工具,而设置这一机制将需要果断行动和国际协调——就跟帮助我们战胜病毒本身的原则一样。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魏天谌 美联储的一系列空前调整措施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2020年3月3日,美国新冠病例确诊不足100人,标普500股指比一年前上涨8%,美联储突然宣布紧急降息50基点,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并坚持表示美国经济保持“强劲”。12天后,美联储不等3天后正式例会召开,出乎市场意料地宣布再次降息100基点至零点,随后推出了包括“无上限”量化宽松在内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资产负债表在2个月内扩张2.5万亿美元,扩张速度为08年危机期间的2倍。 美联储本次政策调整的速度、范围和力度都是历史空前,显著地推动了美国风险资产市场的价格上涨,然而对于新兴市场而言,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 首先,美联储政策调整只是推高了美国股市债市,对于实体经济刺激效用有限。这在笔者的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已有论述。因此,美联储政策调整无法阻止美国经济继续滑坡,而实体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连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在5月18日表示,复苏时间可能要拉长至明年年底。全球经济也将陷入泥潭。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市场,美国的经济危机将会严重影响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大幅降低进口需求,从而抑制全球其他国家的消费品出口需求,抑制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抑制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来源。而新兴市场经济实力较弱,对外需依赖度较高,金融监管体系不够健全,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将受到严重冲击。 其次,历年来美联储政策的放松或者收紧往往会导致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美联储政策放松,通过降息压低短期利率或者通过QE压低长期利率,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央行也会感受压力跟随降息。但因为考虑本国通胀等原因,其力度往往小于美联储,因而增大了两国利差。美联储的宽松政策降低了美元的借贷成本,美国资本会借美元投资到相对利率更高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回报。 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通常会形成美元贬值压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相对于美元一定时间内会升值,给美国资本带来更高收益,除非严重危机下美元能够作为避险货币保持坚挺。 另外,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加强美国资本风险投资的底气,更敢于投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联储的宽松(紧缩)政策往往导致大批资金流入(流出)发展中国家。 这些资金流动往往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造成不良影响。当资金涌入时,往往造成债台高筑,泡沫滋生,经济虚假繁荣。当资金流出时,往往造成流动性枯竭,债台崩溃,泡沫破裂,经济陷入危机。 1990年代中期,美联储的低息政策,造成资金大量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公司大举借取低息美元贷款;1997年,美联储升息导致资金流出,公司美元贷款难以续借,造成流动性困难,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联储研究显示,美国货币政策紧缩会增加依赖美国资金的国家爆发银行危机的风险。 再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美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陷入困境之时,大肆做空其货币和股市,引发货币和股票市场崩盘,美国资本空头获取暴利。随后,美联储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为由迅速降息,美国资本廉价借入美元,换取这些国家大幅贬值的货币,抄底他们的低价优质资产。例如韩国在国内“改革派”的推动下,答应开放国内市场换取美国把持的IMF的“援助”,使美国资本得以廉价收购包括三星在内的战略性企业。 历史在2008年再次重复,美联储同样通过空前宽松政策为美国资本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信心,在全球进行抄底。 一贯过于乐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宣布,本次危机程度历史罕见,将出现上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在本次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新兴经济体本身基本面更为脆弱,在席卷全球的衰退面前将遭遇更加猛烈的冲击: 首先,股市债市可能面临大幅下跌,幅度甚至大于美国。由下图可见,在2008年危机和本次危机中,新兴市场遭遇的打击都要甚于美国,股市波动幅度远大于美国市场。 新兴市场ETF(蓝色)和美国标普500指数(粉色)走势 数据来源:雅虎财经 其次,本地货币或将大幅贬值。随着危机深化,资本将逃离新兴市场倾向于持有美元这一避险货币,造成新兴市场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第三,银行危机风险加剧。在严重危机打击下,那些银行体系资本薄弱,监管较为稀松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爆发银行危机。 IMF近来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包括低收入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如今是受到本次疫情影响和经济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 随着经济形势逐步恶化,美国向外转移矛盾的需求将更加迫切。美联储将持续大幅增加QE力度,所印出的大量美元将赋予美国资本充足资金。在雄厚的军事实力支撑的美元霸权下,试图无成本抄底新兴经济体的优质资产,这是新兴市场目前需要警惕的主要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介绍:AICPA/CFA持证候选人,曾供职于毕马威资产管理部,纽约对冲基金宏观分析师。毕业于维克森林大学会计、历史系双学位,经济系辅修学位。)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涵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金融之际,近日阿根廷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引发市场担忧新兴市场脆弱性。在此背景下,我们探讨三个问题:(1)阿根廷为何债务违约,是自身脆弱性还是受疫情冲击?(2)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发生了哪些边际变化?(3)往后看新兴市场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哪些国家(地区)风险较大? 阿根廷债务违约:自身脆弱是本质,疫情是导火索 近日阿根廷公布“债务重组”方案,发生“事实违约”。4月中旬,阿根廷政府公布了一份约6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减免36亿美元债务本金、减免379亿美元债务利息、给予偿还债务3年宽限期等;按照该方案,阿根廷政府一直到2022年将不会偿还任何债务。但阿根廷债权人委员会对该债务重组方案并不满意,近期阿根廷政府和债权人关于债务重组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恐难获得债权人委员会通过。阿根廷财长此前表示目前阿根廷已经无力偿还债务,因此无论债权人接受或是拒绝债务重组方案,阿根廷已经处于主权债务“事实违约”状态。 此次违约之前阿根廷主权债务问题已经显现。主权债务问题是阿根廷的沉疴,阿根廷之前曾发生过8次主权债务违约。而在本次主权债务违约之前两年,阿根廷债务问题就已经凸显。2018年,IMF与阿根廷政府签署了总额570亿美元的救助协议,创下IMF救助之最,之后2019年8月,阿根廷再次向IMF申请展期该笔债务;2019年12月阿根廷政府单方面延长当月到期的外债,当时市场曾将此视为违约;2020年2月IMF评估阿根廷债务状态为不可持续;2020年4月,阿根廷向债权人集团提出债务重组,发生“事实违约”。 阿根廷债务违约原因:疫情冲击是导火索,根本原因是自身脆弱性。阿根廷发生主权债务违约后,引起市场警惕阿根廷的债务违约是不是因为直接受疫情冲击所致?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疫情发展情况看:阿根廷疫情恶化形势并不是新兴经济体最严重的。对比各个新兴经济体4月以来新冠肺炎日均新增病例数与2月以来新冠肺炎日均新增病例数的比值,阿根廷这一比值为1.42;全球范围对比来看,俄罗斯、印度、菲律宾、埃及等新兴经济体这一数值要高于2,远高于阿根廷的水平,即使从拉美区域对比来看,巴西、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这些拉美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数值都要高于阿根廷。阿根廷的疫情蔓延形势,无论是从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范围对比来看,或者是从拉美新兴经济体的范围对比来看,都不是最严重的。 经济数据层面看:(1)阿根廷经济长期处于滞胀环境中。2010年以来,阿根廷经济整体呈下滑趋势,2018年以来经济增长更是跌入负值区间一直持续至今,通货膨胀自2014年以来快速抬升,2016年以来通胀一直处于50%左右的高位。(2)阿根廷经常账户常年逆差,财政赤字不断扩大。2010年以来阿根廷经常账户处于持续逆差状态,其中一直到2017年逆差趋势都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中,2018年以来虽然经常账户逆差收窄,但是出口大幅下滑、进口持续为负,是衰退型逆差改善。2014-2019年,阿根廷经常账户累计产生了4440亿美元逆差,近5年年均逆差规模约为900亿美元。财政收支自2010年以来持续处于赤字状态,2014-2018年财政赤字规模由2%左右扩大到6%左右,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债务数据层面看:(1)前期经历债务规模快速扩张。2016年以来,阿根廷外债规模快速攀升,其中短期外债攀升尤其明显,2016-2018年债务规模增加约1000亿美元,外债规模整体扩张了70%,外债/GDP比值由前期40%左右快速攀升至超过60%的水平,债务压力加大。(2)外储对外债覆盖比例快速走低。2016-2018年外债快速扩张的同时,虽然外储也有所增加,但相较于1000亿美元的外债扩张规模,外储仅扩张了约300亿美元,外储对外债的覆盖比例自2017年以来持续下滑,由超过20%下滑至14%左右;外储对短期外债的覆盖比例下滑的则更严重,由超过70%下滑至40%左右,截止2019年末外储已不足以覆盖短期外债的一半。 阿根廷疫情蔓延形势在新兴经济体中并不严重;但阿根廷经济“滞胀”问题已持续多年,经常账户常年逆差、财政状况赤字不断扩大,前期大规模举借外债,外汇储备对外债覆盖能力大幅下滑,且2020年之前阿根廷债务问题已经多次暴雷。因此,阿根廷自身内部的脆弱性问题是导致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的本质原因,疫情冲击是导火索加剧了其脆弱性风险,导致其主权债务违约。 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三个边际变化加剧新兴市场风险 为什么新兴市场又出事?2018年新兴市场动荡之际,我们在前期报告中分析了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原因,提供了新兴市场“自身脆弱+外部冲击”脆弱性分析框架(详见20180830《为什么一些新兴市场老出事儿?——阿根廷、土耳其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疫情冲击背景下,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新兴市场发生了三个边际变化,使新兴市场脆弱性风险暴露压力加大。 边际变化1:疫情蔓延+油价拖累,双重施压新兴市场出口 新兴市场主要出口原材料,对发达国家外需依赖程度大。新兴市场是重要的原材料出口国,对原材料出口依赖度较高。2018年新兴市场原材料出口占全球比重约55%,比发达国家高17个百分点,原材料出口占自身总出口比重超过20%,比发达国家高1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出口的需求端主要在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统计口径,中等收入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口依赖度超过60%,外需(尤其是发达国家外需)变化对新兴市场会产生重要影响。 疫情蔓延+油价暴跌,新兴市场出口面临量价双重压力。一是疫情蔓延使新兴市场外部需求和内部经济都遭受冲击。2月以来疫情在全球不断蔓延,各国普遍采取“封城”措施,生产、消费活动受到严重限制,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跌6.8%,美国经济下跌4.8%,当前市场预计二季度美国经济下滑将超过30%,IMF于4月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滑至-3%,全球经济下滑严重冲击了新兴经济体外需。与此同时,3月以来疫情在新兴市场蔓延形势也十分严峻,对新兴市场经济活动形成冲击。二是油价暴跌拖累工业、农业大宗商品价格齐跌,进一步施压新兴市场出口。一季度在原油价格暴跌拖累下,工业、农业大宗商品价格均受拖累,CRB大宗商品综合指数大幅下滑,从价格方面对新兴市场出口形成额外拖累。 边际变化2:美元流动性紧张,新兴市场债务延续压力加大 新兴市场融资依赖外债,受美元流动性影响明显。新兴市场主权信用相对较差,本币信用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融资对外币债依赖程度高,尤其是美元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大幅宽松,驱动资金大幅流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市场,也推高了新兴市场外债规模。回顾新兴市场以往几轮危机爆发可以发现,共性的外部特征是美国利率走高、美元走强,美元流动性是影响新兴市场脆弱性的核心因素,往往是新兴市场危机的导火索。 美元流动性紧张使新兴市场外债可持续性承压。疫情冲击下,美国金融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甚至一度发生投资者抛售一切资产换取美元流动性的极端局面(详见20200320《本轮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现状与展望》)。美元流动性紧张使新兴市场一方面面临资本外流压力,一方面在国际市场获取新的美元融资进行债务滚动的难度加大。此外由于前期大规模举债,从2020年开始新兴市场到期外债偿付规模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存量债务续存压力加大。 边际变化3:全球风险上升,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动承压 新兴市场风险属性较大,全球风险上升对新兴市场冲击较大。相较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资产风险相对较高。主权债方面,新兴市场主权债信用评级普遍偏低,主权信用违约互换(CDS)息差相对较高,反映主权债务风险相对较高;股市方面,新兴市场股市相比发达国家而言Beta更大。由于风险属性高,当全球风险抬升(波动率上升)时,市场避险情绪抬头,新兴市场资产往往下跌,同时会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压力。 全球风险加大冲击新兴市场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动。疫情境外蔓延以来,境外金融市场出现了大幅调整,全球风险上升,VIX指数跳涨超过历史水平,市场情绪一度从避险演绎到恐慌,美国发生流动性危机。新兴市场一季度遭遇了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外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南非、俄罗斯汇率贬值超过15%,埃及、匈牙利、波兰、印尼、智利外储储备下滑超过5%。 新兴市场又出事主要是因为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发生了三个边际变化:(1)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和需求+油价暴跌拖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市场出口面临量价双重压力;(2)美元流动性紧张使全球融资环境恶化,新兴市场债务可持续性压力加大;(3)全球风险上升,避险情绪驱动跨境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新兴市场货币和外汇储备普遍承压。三个边际变化使新兴市场脆弱性风险暴露压力加大。 哪些国家(地区)风险较大:新兴市场脆弱性多维度评估 前期在疫情冲击背景下,经济、金融和市场情绪发生三个边际变化,点爆新兴市场脆弱性。近期,经济层面各国复工复产在推进,金融层面美股流动性危机暂缓;往后看,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是疫情不确定性,而新兴经济体本身的脆弱性将决定哪些国家(地区)在面临冲击时风险较大。 往后看,新兴市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疫情不确定性。 近期,经济层面各国推进复工复产,金融层面美股流动性危机暂缓,新兴市场前期三个边际压力虽有所缓解,但后续最大不确定性是疫情。正如我们在前期报告(详见20200430《美国GDP大幅萎缩:最差时刻还没到来 ——美国1季度GDP数据点评》)中所提醒的,3月下旬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回暖,反映的是市场对全球封城缓解、经济后期将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预期。往后看有两个风险点需要关注:一是经济是否真的会如预期快速恢复,景气数据显示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当前正在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蔓延,联储在最近的议息会议中也着重提醒疫情对美国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风险。二是需要警惕疫情二次爆发风险,一方面当前新兴市场新增确诊病例依旧未见拐点,疫情蔓延形势依旧严峻,一方面欧美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复工复产,有可能发生疫情二次爆发。如果后续发生疫情二次爆发,新兴市场或将再次经历与2020年上半年类似的冲击情景,各新兴经济体本身的脆弱性程度将决定哪些国家(地区)潜在风险较大。 哪些国家潜在风险较大:新兴市场脆弱性多维度评估 我们从三个角度对新兴市场脆弱性情况进行了评估。(1)角度1:已经发生的风险。从前期冲击时期新兴经济体的表现角度,考察新兴经济体前期的脆弱性表现。(2)角度2:自身脆弱性。根据IMF的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考察新兴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情况。(3)角度3:疫情冲击的影响。综合考察新兴经济体疫情发展形势、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空间、外需依赖程度,评估疫情冲击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额外压力。 角度1:前期冲击时期新兴经济体脆弱性表现。 2020年1月下旬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疫情冲击下,金融市场最先反应,全球避险情绪快速走高,美国金融市场发生流动性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普遍降息对冲,新兴经济体也跟随降息对冲,但诸多新兴经济体遭遇了汇率和资本流动冲击,造成汇率大幅波动、储备折损。从三个方面考察新兴经济体前期在面临冲击时候的脆弱性事实。(1)利率变化:降息幅度越大,说明承受的压力越大;(2)汇率波动:汇率贬值幅度越大,说明脆弱性越高;(3)储备变化:储备流失越严重,说明资本外流冲击越大。 结果显示:(1)在前期冲击中,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已发脆弱性较高,亚洲新兴经济体已发脆弱性不高。拉美方面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有阿根廷、智利、巴西,欧非中东方面脆弱性较高的新兴经济体有俄罗斯、南非、土耳其、波兰、乌克兰。(2)前期疫情冲击中,中国脆弱性风险并不高。在前期疫情全球蔓延,全球经济金融遭受严重冲击背景下,中国降息幅度为30BP左右,汇率至年初以来小幅贬值1.22%,外汇储备小幅下降1.52%,在全球经济金融大动荡的环境中,受到的冲击不大,韧性较好。 角度2:基于IMF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的考察。IMF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框架考虑的主要因素有:(1)整体外债规模:外债规模越大,可持续性越低。(2)外储对外债的覆盖:覆盖程度越低,可持续性越低。(3)贸易和国际收支结构以及财政状态是否能够支持债务持续:出口或者经常账户差额,以及财政盈余对外债的覆盖程度越低,可持续性越低。根据以上评估因素,从外债/GDP、外储/外债、外储/短期外债、出口/外债、经常账户差额/外债以及财政收支差额/外债6个指标层面,对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进行评估。 结果显示:(1)亚洲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较好,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债务可持续性较弱。拉美方面: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的债务可持续性风险较大;欧非中东方面:南非、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过债务可持续性风险较大。(2)中国主权债务可持续处于较好水平。整体外债规模占GDP比例为14%,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外储对外债的覆盖程度超过150%,出口对外债覆盖程度超过150%,债务可持续性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 角度3:疫情冲击可能引发的脆弱性。考虑的因素有疫情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政策对冲。(1)直接影响:疫情在新兴经济体蔓延,防控措施会影响生产、消费活动,挫伤经济运行。直接影响评估指标:4月以来日均新增病例数/2月以来日均新增病例数,衡量新兴经济体疫情蔓延形势。(2)间接影响:疫情冲击全球需求萎缩会冲击新兴经济体外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会形成额外拖累。间接影响评估指标:出口依赖度(出口/GDP),原材料出口依赖度(原材料出口/GDP)。(3)政策对冲:考虑新兴经济体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冲,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越大,对冲能力也就越大。政策对冲空间评估指标:货币政策空间以利率水平评估,财政政策空间以2018年财政赤字率与过往5年财政赤字率均值的差值评估(负值表示赤字增加,正值表示盈余增加),差值越小表示财政政策空间越小。 结果显示:(1)亚洲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较小,欧非中东、拉美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冲击潜在的脆弱性较大。拉美方面:智利,秘鲁的脆弱性风险较大;欧非中东方面:南非、匈牙利、以色列、波兰等脆弱性风险较大。(2)中国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风险较小。当前疫情对中国冲击最严重时期已经过去,后疫情时期中国在利率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还有空间,即使考虑外需下滑有一定的冲击,但一方面中国出口依赖度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较大,整体来看,受疫情冲击潜在脆弱性风险较小。 往后看,疫情不确定性是影响新兴市场脆弱性的关键因素,自身脆弱性将决定哪些国家在面临冲击时风险较大。综合考虑“前期已经发生的风险+当前自身的脆弱性+疫情冲击影响”,拉美、欧非新兴经济体风险较大,拉美除阿根廷外,智利、巴西风险较大;欧非方面南非、土耳其、乌克兰、匈牙利、波兰风险较大。 中国风险不大,但需警惕外部动荡可能会引起资本外流、外储损耗、汇率贬值风险。前期疫情冲击下中国表现出一定韧性,当前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受疫情影响潜在脆弱性较低,整体来看脆弱性不高、风险不大。但如果海外疫情二次爆发,海外市场再起动荡,中国需警惕:(1)海外动荡通过情绪渠道蔓延影响国内;(2)避险情绪拖累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加大;(3)资本外流会损耗外汇储备、加大汇率波动,极端情景下警惕形成“资本外流-储备下滑-汇率贬值”恶性循环。 风险提示:疫情二次爆发再次冲击新兴市场 (本文作者介绍:兴业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近日,“数字基建云聚广州”广州市首批数字新基建重大项目签约及揭牌活动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同步举行。16个重磅项目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集中签约,总投资额566亿元,其覆盖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产业等。 其中,国内车联网龙头企业高新兴科技集团(下称“高新兴”或“公司”)将投资建设“智能网联制造与研发总部基地”,该基地将承载智能制造+高新技术研发综合性功能,实现全集团在大数据、AI、5G、视频分析等核心技术上的研发资源整合,促进公司在车联网、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大交通等业务领域的应用场景化产品和方案深度融合。 高新兴董事长刘双广表示,高新兴将重点打造黄埔区内领先、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智能制造基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先进制造业人才和高新技术专业人才,并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融合创新,做大做强车联网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区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此次高新兴在广州落地智能网联制造与研发总部基地预计在2022年投产运营,达产后将为黄埔区年贡献55亿元以上工业产值,实现1亿元以上税收。 据介绍,在全球供应链运营上,高新兴与国际合作伙伴协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形成了关务、物流、转运、配送、售后等服务体系。在生产制造能力上,高新兴拥有全系列的检验检测及生产加工设备,具备车载产品、通讯类终端及设施、公共安全类产品全流程大规模生产制造能力。近两年公司通过引入业内先进的SMT设备及上线智能制造系统,生产制造及质量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功通过相关认证并获得欧美日韩等众多国际一线品牌的认可,特别是与高通、华为、海康威视等全球顶级的方案及设备供应商均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据介绍,截至目前高新兴共有员工3500余人,其中核心研发技术人员(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超过1500人,占比近40%,其中大部分为国家重点211/985院校优质人才。高新兴智能网联制造与研发总部基地项目投产运营后,公司将重点整合总部及区内外子公司部分高精尖技术研发团队并统一入驻新基地。高新兴集团的智能制造及供应链整体运营能力将再提升一个台阶,将高新兴打造成黄埔区智能制造的一张名片,并为周边企业提供专业的供应链服务,实现产业协同效益,为黄埔区经济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