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拿着拨火棍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如果讨论是一片土壤，那么一个新词就像是一粒新的种子”。近期，“双循环”这个新词激起了各种猜想、讨论和演绎。凡是能说的事情，都必须说清楚。“双循环”也是一个可以说清楚的概念。要理解这个新词，就需要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政策思路的演进。 为了减少个人揣测，笔者尝试从考据的角度对“双循环”的提出过程进行回顾、梳理。 国际大循环与沿海发展战略的巨大成功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王建同志答记者问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国际大循环”的构想很快引发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7年11月至1988年1月初，赵紫阳同志赴江苏省、福建省考察，并向邓小平呈上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参见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文摘》，2008年第11期）。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的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参见田纪云，《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炎黄春秋》，2015年3期）：第一，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在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1992年到2011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了1.1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资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同一时期，中国从全球第12大出口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在此基础上，中国彻底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到2011年11月，以国务院批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为标志，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从南到北、比较完整的体系。 国际大循环战略日益面临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2006年），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已经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1）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2）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云。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此后的情况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大循环为主的条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新常态判断当中也提到：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通过直接投资等渠道，中国引进高质量的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走出去的渠道，对外输出直接投资、广泛建立对外经贸联系。 供改下半场环境变化、首提“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2019年末，上述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 在此过程中，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总需求政策的平衡关系，存在颇多不同观点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应当保持政策定力，着力推进结构改革，同时避免大水漫灌；但也有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适度扩大总需求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在2016、2017年外需不断向好的情况下，扩大总需求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前一种观点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似乎占了上风。 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已经或正在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与上述两个变化对应，经济政策思路也开始调整。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已经有相应体现，也就是明确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一方面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供给补短板、供求衔接的角度，这次会议强调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具体地，“巩固”的提法，肯定了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供给侧改革在降成本、补短板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另外，从“畅通”角度出发，这次会议也特别强调了打通经济循环，会议通稿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虽然只提及“国民经济循环”，不过从具体表述来看还是聚焦在国内经济循环方面。 另一方面，从扩大总需求的角度，这次经济工作会议也第二次提出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次提出是在当时一周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地，会议强调了增强消费能力、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201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基本沿续了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思路，再次强调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且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合理扩大有效投资”等角度，再次指出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2019年初，“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也一度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和讨论。 此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去杠杆的色彩悄然淡出、暂告一段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式将转向了“补短板、强弱项”。会议内容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将“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潜力”与供给侧改革的“补短板”互相衔接起来，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出了具体政策抓手。 从前述政策思路的演进来看，在2018年后期到2019年，在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强大国内市场”从需求端对“供给侧改革”的提法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同时，供给侧改革本身的内容更多转向“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延续，并且兼顾了供给、需求两个方面。 疫情冲击、中美摩擦之下的变与不变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其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2020年初以来，疫情的爆发、中美关系紧张升级，进一步对外部需求、国际供应链带来了双重冲击。“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在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上的视角也随之发生了重要调整。 2020年初疫情爆发，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当时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次会议提出的“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已经超出供给侧改革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 之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由于各种原因，同期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明显上升，并且也对我国产业链的稳定带来了新的、更大程度的冲击。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供给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我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上述三点，正是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所进行的详细阐述。 “国民经济循环”向空间、时间维度拓展成为“双循环”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三点论述表明，关于中国经济面临主要挑战的判断，从2020年之前的“体制性、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又进一步加上了疫情的全球冲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析揭示了当下的“变”——外部环境重大变化，以及“不变”——国内基本盘保持稳定。这就使得“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落脚点，具有了国内、国际的空间区分，同时也有了国内、国际重心的区分。正是在这次会议首次公开指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与上述背景一致，2020年5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基于供给、需求视角首次提出了“双循环”概念：“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企业家座谈，进一步明确指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第二，“国内循环为主，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第三，“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次会议上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也可以视为“内循环为主”另一种形式的概括。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了“双循环”的政策思路。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不是一项短期考虑，而是“从持久战的角度的认识”。至此，“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空间上拓展到了“双循环”，在时间上拓展到了持久、中长期的视角。这也意味着，“双循环”将成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路，尤其将对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工作部署产生重要影响。回顾1980年代末，“从国内循环转向国际大循环”构想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地，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也将在经济的空间布局上具有重要的含义。 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性 回顾2020年5月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仍在加快。5月《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正式发布，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印发，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今年已经或还将分步取消期货、基金、证券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在5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专门指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并在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与此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推动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推进RCEP协定的正式签署。 不过另一方面，外部环境正在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供给端的国外供应链不稳定，需求端保护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深入衰退。这些都将使得我国的国际经济循环面临冲击，对外开放的效果受到影响，甚至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面临被动局面。 而从国内来看，尽管同样受到疫情冲击，但经济基本盘未变、发展空间仍然巨大、国内经济政策仍大有可为。但是国内也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需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对应于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对应于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消费更加畅通循环。 在对外开放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边际收益减弱的情况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改革、打通内部经济循环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外面刮风下雨，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从而“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改革开放40余年中，我国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将促使我们更多反思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倒逼国内改革加速。事实上，对外开放当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障碍，其根本制约因素也往往来自于国内的体制和机制问题。目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唯有打通国内大循环，才能够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原发于《财经》
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两个大循环是当前最重要的宏观逻辑，发挥供给优势支撑经济领先企稳，缓解经营压力，降低经营负担，推升营收增速和利润率帮助企业盈利维持高增长，推动累积库存持续去化。我们认为，在两个大循环的多重支撑下，企业盈利有望在Q3末、Q4初转正，企业库存也将逐步进入“蓄力”阶段。 两个大循环对利润拉动开始显现 1-6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12.8%，前值-19.3%；6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为11.5%，前值6%。当前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稳定需求、强化供给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出口。此前降成本政策呵护对企业盈利修复有重要作用，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在全球经济相对低迷背景下，我国经济领先性企稳，两个大循环对利润的拉动作用开始显现，国内经济企稳带动市场活跃度走高，提振企业营收和利润率，缓解现金流量表压力，1-6月工业企业营收及利润率分别为-5.2%和5.42%，同时借助我国的供给优势，二季度出口表现出超预期的强劲拉动，支撑经济企稳，改善企业经营，6月PMI新订单及新出口订单分别为51.4和42.6，环比回升0.5和7.3个百分点。 我们认为，中期两个大循环将对盈利产生持续拉动作用，内需稳中有进，供给优势持续支撑出口，在两个大循环利好下，企业盈利累计同比或在Q3末、Q4初转正。 后续库存将经历”下蹲-蓄力-起跳“三个阶段 2020年6月末规模以上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8.3%，前值9%。库存是需求和生产变动的净结果，我们认为接下来库存走势将经历“下蹲-蓄力-起跳”三个阶段，目前处于“下蹲”向“蓄力”演进的阶段。 6月库存延续去化，两个大循环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需求端，内需领先性企稳，出口超预期强劲，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等数据逐步回归常态，基建、地产投资带动内需稳定内需，PPI同比开始触底回升，中国供给优势带动出口数据表现较强，在全球整体贸易量显著下滑背景下，我国6月出口交货值同比增2.6%。生产端，未来仍有改善空间，本次疫情本质上仍是一轮供给出清，有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的合意水平，目前Q2产能利用率环比大幅回升至74.4%，仅达到16年底部，尚未达到18年底部，预计产能利用率仍有回升空间，有助于推动库存向“蓄力”和“起跳”切换。 我们认为两个大循环的作用正在显现，短期，“投资带动内需+供给优势推动出口”是主导因素，将推动库存继续去化。中期，随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上升，部分逆周期政策支撑下降，库存将进入蓄力阶段。未来，全球经济回升叠加内需出口共振，有望促使库存周期向主动补库切换（起跳阶段），时间点最早可能在Q4。 行业结构：两个大循环重点提示两条行业逻辑 疫情对全行业供需产生较大冲击，但由于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供给存在结构化差异，其库存及企业盈利也呈现结构性特征，我们提示，两个大循环有重要的行业逻辑： 一方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需求回升、强化供给，二季度，高技术制造业的突出表现在利润和投资端均有反映，环保标准切换、基建项目加快推进带动汽车、专用设备行业的利润明显回升，基建推进对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回升也有利好，在刚性必选消费、“宅经济”和补偿性可选消费的影响下，消费制造业盈利显著回升。此外，受益于市场活跃度提升和政策呵护，私营部门工业企业利润修复处于领先水平。在国内大循环的支撑下，前期累积库存持续去化，部分行业逐步向“蓄力”、“起跳”切换。 另一方面是发挥我国供给优势弥补海外供需缺口、替代海外供给，我国产业门类全、经济领先企稳占据全球供应链重塑优势地位，我们前瞻提示出口超预期也得到印证，目前计算机通信、医药、造纸、食品等行业盈利回升较快，部分行业已经有一定补库的“抢跑”特征。 风险提示 逆周期政策不及预期，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中美关系超预期恶化。
我们必须要将复苏的主体不仅集中在中小企业，还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复苏上，而民营企业的复苏一方面是他常态化的供应链、生态链的生产，另一方面是要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使民营企业的投资有个常态化的状态。 我也是这个报告撰写者之一，所以很多想法已经融入到这个报告里来了，我主要讲补充的几个观点： 第一，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当前各类宏观参数出现了超预期的反弹，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是第一个取得疫情阻击战和复工复产胜利的经济大国，原因是什么。报告里已经谈到，最典型的指标，发电量同比增长了4.3%，货运量同比增长0.4%，服务指数由负转正，增长1%，供给侧的参数表明，目前5月份宏观参数对应的GDP名义增长速度达到了2.25%的水平，也就是说供给侧恢复比预期要好得多，因为很多人特别是国外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能够在6月底出现正增长就算不错的了。目前来看，我们在5月份已经实现了供给侧的正增长。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供给侧参数的分摊在本质上是行政性复工复产的一种产物，因此，它与我们在前期进行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是同出一脉的，显示了我们党领导一切，举国上下一盘棋的显著制度优势，这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的。 第二，从3月份全面进行复工复产或者在4月8日武汉开城之后，全面加足马力进行复工复产，到6月初期取得这样的胜利，也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这个弹性和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 1、很多企业尤其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没有恶化，相对健康。 2、金融市场相对稳定，股票市场1月20日3000点，今天6月20日，就是5个月之后也接近3000点，没有大上大下，债券市场违约率不仅没上升还在下降；债券融资同期新增长差不多2.8万亿，功能还不错。这几个方面保证了我们的基本面。 3、中国40%的储蓄率，居民的储蓄存款达到88万亿，接近GDP90%的规模，是我们社会秩序不乱，经济秩序不乱的关键，也是我们采取中国式抗疫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说，我们停工停产，但大家腰包里还有钱。当然，我们要关注目前腰包里没有钱的这批人。 4、我们秩序所在，复工复产所产，健全的供应链、产业链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失。所以，我们在国外就会看到，疫情带来的是供给侧损失大于需求侧。依据一季度宏观数据和5月份的宏观数据公布，我们的感性认识是，在停工停产全面停摆的过程中，好像供给侧损失更大。事实上从复工复产过程中会看到，供给侧损失相对较小，而需求侧的损失比较大，而需求这种潜在性的萎缩很厉害。原因是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生存与发展的决策中，我们的居民、企业选择更保守，从而导致耐用品的消费，扩张性的投资会大幅度地减少。这个我们可能要认识到。因此，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相对健全是我们复工复产快速的基础。当然，这也与我们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大循环相关联。 这样的基本面以及这种基本面所构成的弹性和韧性，是复工复产在行政化的主导下出现超预期现象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要认识到超预期反弹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国基本面不错，供给面的损失较小，行政性的复工复产展现了我们的举国体制强大的制度优势，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当前的核心问题，报告中总结了六大方面，我觉得这六大方面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行政式复工复产已经到了尽头，如果我们依然依靠行政式的推动复工复产在供给侧来做文章，中国经济的复苏很难走上稳定的市场自我循环的良性复苏路径。因此，当前的核心要点是，我们要通过快速地提升有效需求来弥补目前越来越扩大的供需缺口，从而使市场循环能够常态化，从行政性的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我循环式的复工复产，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里我们要抓哪些核心问题呢？ 1、对于中小企业的救助要迅速到位，在救助的同时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救助、供应链救助以及其他的短板救助，要转移到给中小企业订单，通过大河涨水小河满，市场需求的快速提升，给予企业（特别是边际企业）以订单、需求、利润，从而使它走上一个自我循环的良性的复苏路径。在这上面，如果简单地还按照疫情期间的主体救助，来按照欧美模式的企业主体救助，我认为不太合适，一定要根据中国目前的状况把供给侧救助向需求侧扶持进行全面转变。 2、我们必须要将复苏的主体不仅集中在中小企业，还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复苏上，而民营企业的复苏一方面是他常态化的供应链、生态链的生产，另一方面是要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使民营企业的投资有个常态化的状态。1-5月份，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过去-25%的水平反弹到-6.3%，反弹幅度接近20个点，就是投资反弹很厉害。大家一定看到，这个投资反弹主体来源于我们的国有控股公司，基础建设投资等等大型项目的投资反弹上，民营企业固定资产增速依然是-9.63%，比国有企业足足低了8个点。而民营投资占整个投资60%。因此，民营企业没有全面地复苏、信心没有全面地提振，要想我们整个经济全面复苏就很难。 那么我们围绕民营企业投资反弹要做一系列文章： 1、在大规模财政救助、货币投放过程中，一定要消除所有制歧视。因为任何一次刺激政策在过去历史上都是偏向型的，都是以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为先锋、为主力军，民营企业靠边站。所以，目前我们在新基建、在城市群、城市带的构建上，在一些大型项目构建上，要充分考虑民营企业。 2、我们一定要在改革上进一步做文章，进一步地落实在今年所出台的三个重要的文件和法律：一是市场经济体系改革的若干意见。二是要素市场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三是民法典的全面宣传和落实。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发展的方向，具有举棋定性的作用，稳定民营企业成为一个关键点。 3、目前财政政策有2万亿赤字要通过特殊转移支付直达基层，解决保基层运转的作用。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4、货币政策要通过对于小微企业延期支持和信贷支持，一系列直达工具，使4.7万亿的资金能到位。这些资金能够使小微企业保生存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小微企业的救助方式是什么？如果通过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量的边际企业、边际人群没有纳入到税收体系和信贷体系之中的这些企业怎么办？因为目前微型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只有46%；其中失业保险，小微企业参保率只有15%；养老保险只有31%；工伤保险只有18%；对于各种银行资金的获得性，小微企业里面不足50%。一是获得性的问题，浸润不到；二是新式的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你会发现短期也很难，这么大剂量的直投，我们怎么考虑它的有效性？ 在保证生存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利用这些方案保证它发展，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要使中小企业、小微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给他资金，给他财政补贴，而是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市场。因此，我们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的途径和着力点应不应该在目前已经完成保生存、完成供给侧复苏的基础上，向需求侧进行大规模的转移？有效需求提升战略就需要快速落实，政策工具也要集中在这上面，同时也要对于供给侧工具进行梳理，需求侧的工具也要进行梳理，这个供给侧就是要回归到常态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的疫情救助转换到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中长期改革定位上。 需求侧，必须要从前期的小规模救助向大规模需求扩张，特别是短期的需求扩张上进行进展。当然，这个短期需求扩张并不等于中期的大水漫灌，这是要拒绝的。我们要在一揽子方案的基础上调整宏观政策的节奏，特别是二季度末和三季度是关键点。如果留到四季度，使供需喇叭口越张越大，反而出现的问题会更为严峻。我们“双直达”的规模、途径要做出一个再评估。对于供给侧的救助举措必须要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转变。对于需求侧的疫情救助要向规模化的有效需求提升进行转变。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点。 下半年，怎么有效对冲三季度、四季度的外部冲击。报告里谈到二季度是个关键点，实际我认为，目前我们团队应该对这个看法做出一些调整。也就是说全球疫情的蔓延，已经显示出这一轮疫情的拐点并不是在以前预测的二季度。目前全球每天新增的病例还在持续上涨，在欧美出现阶段性控制住之后，第三波疫情已经开始在扩张，同时局部区域还在进行反弹。因此，我们看得见的是，疫情拐点在往后退，全球经济最底部可能会从二季度向三季度进行蔓延，因为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欧美发达经济体虽然有可能在二季度见底，但是新兴经济体总体规模已经超过了欧美体量，他们的经济持续恶化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底部向三季度进行迈进。 因此，对于外部需求，对于我们资金畅通的冲击，三季度甚至四季度依然是我们高度关注的点，因为这里面包括地缘政治的问题。最近中美关系好像有一些缓和的迹象，但大家一定记住，现在大国极限博弈存在着不确定性，政治家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同时，疫情本身就具有“黑天鹅”的属性。所以，我们在未来思考外部环境上面要进一步地下功夫，要进一步地进行底线思维，有效对冲三季度、四季度外部冲击是我们下半年可能要高度关注的一个着眼点。 上述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年中期)上的发言
摘要： 对于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市场担心来源还是5月以来的惊魂未定。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判断还在于央行的行动：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展望后市，政策并不只关注环比改善，而更关注政策阈值，最早能够确认就业阈值是否达成还需要等到9、10月（按照往年经验）。在此背景下，央行仍然需要采取更大的对冲力度。 财政部正式披露本周四将发行两期特别国债（5Y、7Y，各500亿），这意味着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正式开启。因为没有看到特别安排，市场倍感担忧，虽然利率供给增大对于债市而言并非全然是负面冲击，但是5月以来调整历历在目，那么该如何看待特别国债发行及其影响呢？ 首先需要明确供给规模有多大？ 包含特别国债，总体政府债券供给有多大？ 如果1万亿特别国债在7月底之前发行完毕，那么确实会带来一定的供给压力，但冲击小于5月。 一是地方债发行显著回落。4月20日财政部提出再提前下达1万亿专项债额度，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5月地方债发行13，024.58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9，980.18亿元，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目前新增一般债、专项债额度分别剩余4279亿元、1.86万亿元，如果在三季度之前发行完毕，则每月需要发行5270亿元新增债，再融资债券每月规模在1000-2000亿元，置换债全年规模较小暂不考虑，那么未来两个月单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在6000-7000亿元。6月以来地方债发行节奏明显放缓，单月发行规模可能还会低于这个水平。从目前披露的地方债发行计划来看，目前尚未看到发行加速的迹象，下周地方债供给可能维持在1000亿附近。 根据国债发行计划，6、7两月记账式附息国债+贴现国债数量均未超过5月，预计发行规模基本持平。注意到，6月发行计划中仅剩下3期未发，包括1期30年、1期50年和1期贴现国债，其中30年国债将在本周五开始发行。普通国债供给本周稍多（1400亿），下周50年国债和贴现国债总规模可能在500至600亿，处于单周较低水平。 二是特别国债发行节奏相对平滑。5月地方债供给集中在下旬，第四周单周发行规模高达7700亿元，对利率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扰动。从特别国债的发行安排来看，整体预计比较平滑，本周发行两期共1000亿元。如果7月底发行完毕，单周发行规模1000-1500亿元。 因而，即使考虑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无论是单月还是周度来看，政府债券总供给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下周约3000亿元，不仅远低于五月底的水平（5月最后一周高达9000亿），和5月平均发行规模相比也并未高出多少。但是7月单周4000至5000亿元，相比今年上半年有显著提高，所以即使担心供给压力，6月压力相对较小，7月则需要关注。 需要担忧特别国债发行带来资金面紧张吗？ 经过五月以来的债市调整，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可能也心存疑虑。如果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那么可能会对资金面带来较大的扰动，债券市场可能迎来进一步的调整。对此，我们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供给压力是客观情况，对于商业银行可能存在或有的超预期因素，导致资金挤占等问题，但是是否一定影响资金面其实还是在于央行。 5月底资金紧张固然有地方债集中发行的影响，但是在逻辑上完全是央行可以预期的问题，资金紧张的根本还在于货币政策短期偏中性，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希望抑制空转套利、打击“浑水摸鱼”。因而刚刚过去的5月地方债发行高峰叠加所得税汇算清缴导致资金紧张，关键不在于供给过高，而在于货币政策本身。 紧张的资金利率已经导致债券市场出现超预期调整，并且对从地方债到信用债的发行构成了实质性影响。那么政策本身需要调整应对，所以我们看到6月以来虽然央行没有进行降准降息等操作，但是总体市场流动性逐步进入稳定区间。 因为在当前宏观环境之下，边际变化大概率只是阶段性的，货币政策目前并不具备明确转向收紧的条件。 6月2日人民银行新闻发布会上潘功胜副行长表示，“支持地方政府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顺利低成本发行”[1]。6月4日郭树清明确“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涉及人民银行的各项任务”[2]。 近期央行逆回购投放基本显示出呵护资金面的态度，逆回购利率基本构成了DR007的上限，表明央行心目中还是有一个资金利率的合理区间。 只要货币政策不会推波助澜的保持所谓中性，那么大概率还是会按照以往的操作模式，在政府债券大量发行时进行有效对冲。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pl/zj/202005/t20200518_191001.html） 考虑到1998年和2007年两次特别国债发行与当前不具备可比性，我们认为更相近的是1998年-2003年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15年-2016年的专项建设债券。考虑银行间市场情况，专项建设债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015年8月推出专项建设债券，由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定向发行，建立专项建设基金，以支持项目建设。2016年开始，专项建设债券定向发行对象扩围，可向四大行、股份行、保险机构、社保基金等定向发行。如果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国开行、农发行还可以公开招标发行。因而，专项建设债券经历了定向发行向市场化发行的过渡，这和特别国债比较类似。其中，2016年上半年发行的第五批、第六批专项建设债券规模分别为4000亿元、6000亿元，偏向于市场化发行。 201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整体维持宽松，3月1日降准0.5个百分点，同时逆回购投放力度继续加大。隐性利率走廊约束下资金利率保持平稳，长债利率并没有受到这一发行因素的明显冲击。 此外，根据证券时报报道，为缓解特别国债发行对市场资金面的潜在扰动，财政部已与央行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协调[3]。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充分预计到的风险无需特别担忧。 [1]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33015/index.html [2]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34004/index.html [3] http://stock.stcn.com/2020/0616/16136421.shtml 总结 特别国债带来多大的供给冲击？从政府债券总体供给规模观察，6月后续单周最大发行不仅远低于五月底的水平（5月最后一周高达9000亿），和5月平均发行规模相比也并未高出多少。 债券市场可能需要接受这一事实，即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债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不断屡创新高，但从历史上观察，供给压力从来都不是核心矛盾，至多只是节奏扰动。市场一直担心供给冲击，但其实历史很清晰的展示了：供给冲击是否会发生关键看央行的对冲力度和态度。 对于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市场担心来源还是5月以来的惊魂未定。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判断还在于央行的行动：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展望后市，政策并不只关注环比改善，而更关注政策阈值，最早能够确认就业阈值是否达成还需要等到9、10月（按照往年经验）。在此背景下，央行仍然需要采取更大的对冲力度。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风险提示 政府债券集中发行，货币政策对冲力度不及预期。
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供需缺口扩大”的新现象——需求端复苏的速度越来越慢于供给端复苏的速度，导致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瓶颈性约束从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因素转向订单缺乏等需求侧因素。 要想推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型深度复苏进行顺利转换，需要我们在快速落实中国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快速提升有效需求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焦点，普惠式的疫情救助应当向全面刺激有效需求进行转变，供给侧扶持政策应当向需求侧刺激政策转变。 5月的宏观数据大幅度反弹表明中国复工复产取得了超预期成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恢复比预期要快。 一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快速提升说明中国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其使命。到5月底6月初，规模以上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超过了99%。工信部数据表明，5月下旬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到91%，全部工业复工率接近100%； 二是供给侧恢复基本完成，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比去年同期增速近低0.6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第一次有负转正，有4月的-4.5%上升到1%。全社会发电量也从4月的0.3% 上升到4.3%； 三是从挖掘机销售来看，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扩展。全国挖掘机销售增速从3月取得11.4% 增长的基础上，4月和5月分别达到了61%和68%。在复工复产和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各类需求参数出现了持续反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这些快速反弹的数据之上，必须深入把握一下几个现象。 一是复工复产率的快速提升和接近全面完成，并不意味着产能利用率和达产率常态化。到5月下旬，产能恢复到8成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仅占67.4%，规模以上工业还有15%达产率不足50%，规模以上服务业还有30%企业达产率不足50%，有资质的建筑业40%企业达产率不足50%。要提升企业的产能率和达产率必须要有充足的订单和市场需求，否则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的产能恢复状况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二是各类高频数据上升速度很快，但是总量水平却没有达到去年的常态水平。第一财经研究院公布的基于交通、能源环境、消费、贸易、企业与消费者信心5个维度、8个分项的日度高频指标体系“第一财经中国高频经济活动指数（YHEI）”，在6月4日仅为86%，还没有达到常态化100的水平，显示经济活动已快速改善，但仍未回到正常水平。 三是供给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的推动下上升很快，但需求端的恢复速度却相对延缓，供需缺口在经济运行常态化进程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持续扩大的现象。 利用6季度、4月、5月的供需宏观参数所测算的供需两端GDP名义增速缺口分别为1、1.7和3.8个百分点，其中利用5月的供给端参数测算出来对应的GDP增速在2.22%，而需求端参数对应的GDP名义增速却为-1.6%。因此供需缺口在复工复产进程中反而扩大了2.8个百分点。 其原因在于，在各类疫情救助政策作用下经济的供给能力能够得到快速提升，生产的基本面在2个月的停摆下没有出现系统性损伤，但需求端却在疫情不确定性和收入下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系统性损伤，同时即使在政策救助下也难以在短期中得到恢复。 四是各类价格指标的持续回落也充分表明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威胁。5月CPI和PPI持续回落，其中PPI持续4个月负增长达到-3.7%，说明工业萧条已经出现，核心CPI连续4个月低于1.5%到5月仅为1.1%，这说明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抬头，并存在加速的现象。 五是出口参数虽然4、5月连续正增长，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外需的冲击刚刚开始体现，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世界经济恶化带来的深度冲击的艰难期。 1）人民币贬值效应对冲了一些外部冲击，如果用美元计价，1-2季度出口增速存在在波动中恶化的趋势，5月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速为1.4%，但美元计价增速为-3.8%； 2）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提前恢复不仅很好地补偿了一季度经济停摆的出口供应缺口，同时也在一些贸易竞争对手国家经济停摆时替代了很多的出口供应； 3）疫情带来的卫生防护物质需求激增是中国外贸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各类微观调研和宏观出口先行数据表明，2季度末和3季度的出口订单面临大幅度下滑的冲击 ； 5）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速的大幅度回落充分说明目前国内内需十分疲软。5月份进口增速在4月份下滑14.2%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到-16.7% ，2季度激增的贸易顺差具有强烈的“萧条性顺差”的特性。 6）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疫情并没有达到高峰，3月以来欧美第二波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刚刚全面体现，对于进口需求的冲击需要3个月滞后期，考验中国外部需求压力可能在3季度全面显化。 从上面5个方面可以清晰看到几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1）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会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反而加剧呢？ 2）这种有效需求缺口扩大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复苏进入到新阶段呢？ 3）这个新阶段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适度进行调整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停摆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与传统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具有本质性的差别。新冠疫情不仅给宏观经济带来供给的冲击，同时也带来需求和预期的冲击。经济社会的停摆在初期可能使供给冲击和预期冲击更为明显，供给收缩较需求收缩力度更大，而经济危机往往直接体现为需求的大幅度下滑，然后才是企业倒闭和供给损失；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对冲政策首先是疫情救助，然后是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生命救助和经济主体生存救助，然后是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因此疫后经济恢复首先体现为社会恢复、生产恢复，然后才是预期与需求的修复，因此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供给恢复快于需求恢复，特别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进程中供给过快恢复往往会带来需求缺口的放大，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而常态的经济危机治理中往往直接体现为有效需求的扩张和需求缺口的缩小。 需求缺口的大幅度放大以及复工复产率超过90%，就意味着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为我们不可能进一步通过行政性手段来疏通疫情时期产生的断点和堵点来进一步提升复工复产率和产能利用率。市场经济循环面临的最大瓶颈不是企业在疫情中的停摆，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我们不仅要扩张有效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快速缩小已经扩大的供需缺口，需求扩展速度必须大大快于供给扩展速度。这就需要我们将政策的核心从经济主体简单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阶段向全面提高企业市场订单和需求的阶段。在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应当加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供给端补贴政策、供给端扶持政策、供给端刺激政策必须让位于需求端刺激，通过促进供需平衡来恢复市场的循环。 因此，下一步的政策应当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1、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发型复工复产，在自发性复工复产阶段如果没有快速的有效需求扩展，很可能面临需求缺口进一步放大、就业难题全面显化等问题，因此供给扶持必须全面转向需求扩张，使需求扩展速度大大快于供给恢复的幅度，以快速缩小供需缺口，防止出现第二轮停工停产。 2、对于生产者的资金救助应当转向订单扶持和政府采购，对于生产者扶持应当转向消费者补贴，小微企业主体资金救助很重要，但必须惕防过度资金投放和过度授信。 3、考虑到3季度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快速强化内需的提升以缓解外需的收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征收房地产有助于减少房地产市场的炒作，有助于地方税制体系建设，还能优化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和财产配置的再分配等。”贾康表示，房地产税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立法程序，因为它牵动的是千家万户。 自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再提房地产税后。眼下，房地产税再次成为人们热议话题。 《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房地产税的描述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如今改为‘稳妥推进’，那就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在当下不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5月20日，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曾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贾康，是业内公认的财税专家，也是力挺征收房地产税的代表之一。 “征收房地产有助于减少房地产市场的炒作，有助于地方税制体系建设，还能优化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和财产配置的再分配等。”贾康表示，房地产税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立法程序，因为它牵动的是千家万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房地产税有助减少市场炒作 时代周报：《意见》提出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如何看待这一表述？ 贾康：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首次提出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如今改为“稳妥推进”，那就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在当下不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也说明内部研讨中对此还存有一定顾虑。但是中央这个文件还是非常明确肯定了这一改革方向，关键就是时机和条件的问题。 时代周报：有哪些前提条件需要满足？ 贾康：关键是能够进入立法程序，目前这个步骤还没有实际推出。至于其它条件，就见仁见智了。 时代周报：房地产税讨论多年，为何迟迟进入不了立法程序？ 贾康：这个税牵动的是千家万户。比如手上有多套住房的人，之前他们持有这些房子是没有成本的，可以非常从容地考虑如何处理手上这些存量房产。一旦有税，他们就要面临前所未有的税负压力。 再比如没有房子的人，他们一直迫切期待着收入上升之后买一个属于自己的产权房，如果想到要交税，估计也会反对。 时代周报：征收房地产税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贾康：征收房地产税是多元目的，不是一个目的。 比如它会有助于减少房地产市场的炒作，有一些空置房会进入市场增加供给；有助于地方税制体系建设迈出实质性一步，房地产税未来有可能成为不少地方的主力财源之一；优化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和财产配置的再分配等。 时代周报：房地产税会对房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贾康：很多人说房地产税对于房价不起作用，这个认识是不对的。 当大家都觉得真正要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有多套房的人想出手，来规避税负负担这样的现象，这是合乎经济分析的，因为大家都要考虑利益。 但并不是说有这么一个措施出台，房价就应声而落那么简单，房价是多种变量的合力，造成了它的表现。 房地产税税率可“因地制宜” 时代周报：你建议如何征收房地产税？ 贾康：如果要征收房地产税，扣除是一定要做的，就是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免税单位。但未必就能按照人均多少平方米来扣除，因为在家庭成员变化的情况下，会有非常多的麻烦，而且会出现非常尴尬的情况。 我建议可以考虑按照套数，如果简单说扣除第一套房会引发离婚潮。那就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前两套房，一般正常情况下的家庭从第三套房开始征这个税。 时代周报：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同时，如何避免全国“一刀切”？ 贾康：通过立法以后，中央可以给出一些弹性空间。比如税率，各地走自己程序，确定到底是什么样的税率。另外一些选项，各地自己走程序决定，这个选项你要哪些不要哪些。另外在执行的时候也不会一刀切，中央对地方是充分授权，分步做。 时代周报：一旦房地产税开征，房地产领域其他税收要怎么调整？ 贾康：和房地产相关的税费有十一二种，比如前面的土地开发建设、交易环节，还有后面持有环节的税，这是一个系统。我的建议是借税制改革之机，对房地产相关所有的税费进行优化整合，使其更加合理化。 时代周报：推进房地产税过程中，共有产权住房如何征税？小产权房该如何解决？ 贾康：共有产权房可以有一个形式上的税，但是税率为零，那就把它散开了，或者税率非常象征性地一点点，都可以考虑。真正要调的还是市场轨上的商品房。 小产权房需要分类解决，不能一刀切，将所有的都算数，或者所有的都不算数。分类解决一旦说定，利益兑现可以逐步完成。并不一定一次就兑现清楚，但它一定是一劳永逸要把它解决掉，不然矛盾会越积越多。 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是一回事 时代周报：2011年，上海、重庆便开始试点房产税。房产税和房地产税有区别吗？ 贾康：只是名义上不同，其实是一回事。 当时之所以称为房产税，是因为当时认为房地产税立法时间太长，本土的试水可以借助房产税这个名义，在它的相关规定里面有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那么国务院就同意上海、重庆两地在实施细则这方面，首先把征收范围扩大到住宅，这就是它房产税试点，采取了一种相对便捷的、可以迅速启动的办法。 有人说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一个违法的问题，其实不存在，它是在法律允许框架里做的先行试点。 时代周报：当时为什么选择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两地在征税对象上有何不同？ 贾康：当时中央和地方都反复讨论过，哪些地方愿意做，哪些地方坚决不做。当时这两个地方的领导有他们的战略思维。而且这个试点对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房地产税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本土经验的支持。 至于说不同，简单来说，上海试点是对增量的征税，即无论之前有多少套房子，不买新的就没事了，只要买新房就会对之前的存量进行加总然后完税；重庆是对增量和花园洋房(独立别墅)的存量征税，存量仅针对最高端的独栋别墅。 时代周报：为何之后没有推广开来？ 贾康：曾经想扩大试点范围，但“十八届三中全会”说会加快立法，立法先行就似乎可以不用再扩大试点范围了，然后就等待立法的加快，但加快又不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滕泰 张海冰 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每一单位土地在转为非农用地以后，其对GDP的贡献提高10倍以上，上述土地红利是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是近年来，由于土地要素供给约束严重，土地供给成本快速上涨，土地红利迅速下降，因此去年以来，关于土地要素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出台，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其中较受关注的也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内容。 一、土地供给约束的主要表现形式 1990年代以来，城市土地市场逐步建立，但在土地公有的基本制度框架下，中国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一直相对比较谨慎，在土地要素流转制度中也留下了较多的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例如土地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使用限制以及土地转让权限制等等。 具体而言，现阶段中国土地要素供给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供给被人为限制在很窄的领域，在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之前，只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能够入市交易，大量农村土地无法进入市场交易；二是农村土地的权利界定非常不明确；三是国有土地的供给受到严格的规划、计划限制，同时还受到繁琐的审批机制约束；四是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非常不发达，大量土地使用权被沉淀在低效产业和领域，无法通过交易实现流转和优化配置。因此，土地要素市场化的问题，本质是通过对法律、政策的修改，放松对土地要素的供给约束，释放更多的土地要素红利。 去年以来，在土地要素市场化领域，一些新的法律和政策举措正在出台，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已经出现再度启动的迹象，相关政策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扩大土地要素进入市场的范围。例如，2020年1月1日，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付诸实施，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可以入市，改变了原先建设用地只能用国有土地的格局；同时，“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也已经进入法律规定。 第二，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的进度。历经五年之久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于2018年底全面结束；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也在加快，自然资源部提出2020年底基本完成这两项工作。 第三，放松土地审批的权限。例如，2020年3月12号，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省一级地方政府批准，同时试点将永久的基本农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级政府批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作为首批的试点省市。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也提出，“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 第四，加快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建设步伐。2019年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全、监管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 近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更是提出，要“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以上这些措施与我们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多年来呼吁的放松土地要素供给约束，降低供给成本，提高供给效率等学术主张也是一致的。 二、放松土地供给约束，长期难题仍待破解 近来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土地要素配制市场化的程度，放松土地供给约束，这是值得肯定的进展，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是打通现有政策落实的梗阻点，确保“好经要念好，好事要办成”。例如，在2013—2018年的土地确权过程中，由于部分地方政府选择不改变既形成的土地承包权，所以未公开宣布土地承包权的确认情况，而是低调地选择与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确认土地承包情况，在有关登记系统中予以确认，而忽视了大量不合理失去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的利益。如果在这样的承包权确权基础上，开展土地流转，难免会引发更深层次的利益冲突。 又比如，尽管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已经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写入法律，但是在现实中还面临着利益机制尚未理顺，地方政府对此积极性不高的困局。最近黄奇帆先生就此曾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原来的办法，低进高出征收集体用地，对地方政府发展是一个既增财又省事的方案。如果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跟城市的建设性用地是同地同价同分配，对城市政府来说就少了一块本来可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所以在这件事上，地方政府往往积极性不高。应当加快调研，尽快理顺各方的利益诉求，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加快入市步伐。 另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土地入市实际上还要受到规划、登记等环节的制约：入市的土地要符合规划，规划必须是工业或者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必须要经过依法登记；在每年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要作出安排。在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应当呼吁适度放松土地供给在和规划、计划上的约束，增加土地投放，降低土地供给成本，提升经济的活力和增长潜力。 其次，要继续加大土地要素领域的硬骨头、老大难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力度，例如，在深圳等城市存在很多“城中村”，即当地农民利用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修建的小产权房。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城中村解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发挥过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到了今天，城中村已成为城市升级的重要障碍，城中村和小产权房导致土地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在政府、农村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被瓜分，留下了大量无法拆除的“肿瘤”。 城中村改造，是土地市场化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但如果解决好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一线城市住宅供给不足、房价高企的问题。对此各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尚未有地方政府推出实质性的政策来解决。已经有学者提出，借鉴国际上的“增值溢价捕获”（land value capture）的理论和实践，来实现土地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公私协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是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有效路径，这实际上与我们提出的“采取改革措施，增强市场在土地供给中的作用，建立政府、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协调机制，如鼓励原土地使用者以股东身份参与土地开发，引入社会资本分担开发成本，避免政府主导导致的一级土地市场垄断，可以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土地成本”的思路不谋而合。 宅基地的流转也是土地要素领域的硬骨头之一，尽管2018年就提出“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但目前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还停留在只能在本村流转的阶段，几乎是原地踏步，导致大量已经离开农村的农民手中的宅基地无法转化为在城市购房的现金收入。尽管相关部门曾明确“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这个口子不能开”，但宅基地流转也并非只有简单买卖一种方式，已经有地区在试点通过股权化的方式将宅基地转换为现金流，这样的试点应当鼓励。 第三，要重视一些创新政策的实际效果。例如有企业家反映，在某些土地供给压力很大的城市，对提供给企业的用地提出严苛的业绩要求，达不到就要收回土地，限期迁出，被称为“亩产论英雄”。有些产业园区对入园企业生命周期内的绩效评估重重加码、层层加码，不仅有“法则”还有严苛的“罚则”。提升土地绩效无可厚非，考核评估也是政府管理的有力手段，但是更应该考虑到目前因为疫情和全球经济下行的困境，以及大多企业的实际困难，及时调整前经济乐观时的旧指标，让考核变得更合理、更包容、更谨慎。同时，科技产业园若过短的产业培育期（比如2年）、过高的考核指标，都是不切实际、不健康的。 我们认为这位企业家的观点值得重视，在土地集约化利用的高压下，过于考核用地企业的收入、利润和税收贡献，将促使企业行为短期化，对于培育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实际上是有害的，这种做法本质上仍然是在加重而不是放松土地的供给约束。 三、释放土地要素红利，提升经济增长动力 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并不缺土地，缺的是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长期以来，中国实施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最严格的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政策，这对于保证中国长期发展的资源底气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土地作为一项基本的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这项的供给要素长期处于收紧、偏紧甚至过紧的状态，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培育是不利的。 从新供给经济学放松供给约束的原理可以看出，解除土地的供给约束，有助于提升经济体的产出。当土地供给数量不受约束时，企业对土地的需求为Q*，对应的产出为Y*；当土地供给受到约束时，土地供给低于企业的最优需求，能够得到的土地上数量为Q1，则产量也只能达到Y1；如果采取改革措施，解除土地要素的供给约束，土地的供给会从Q1增加到Q*，那么产出将从Y1增加到Y*（图1）。 图1放松土地供给约束，将提升产量 根据新供给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需要土地、劳动和资金作为要素，技术进步作为驱动力，适宜的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如果没有适当的制度，要素和技术的供给处于被抑制的状态，经济增长就缺乏长期的动力。 有研究机构做过这样的比较：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建设用地加起来，只有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58%。而美国2.4亿城镇人口居住的地区则占了其国土面积的3%。全世界的城市占地球陆地面积的比例是2.7%。这几个数据的比较相对粗略，但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如果我们长期将土地供给约束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全球平均数的水平上，无论我们怎样精巧地设计政策，供给的紧缺和成本的上涨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多年来在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下，中国在集约化利用土地和节约利用土地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若能进一步适当放松土地供给约束，切实降低土地供给成本、提高土地供给效率，定能为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创造新的红利。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沃顿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新供给经济学和软价值理论的提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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