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今日联合举办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G60科创贷”产品发布会。江苏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平在会上表示，江苏银行作为江苏省最大的法人银行，人总行直管的24家全国性银行之一，积极发挥主场优势，主动服务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加速快跑。接下来，江苏银行将以此次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为新起点，以更好、更优的金融服务支持、服务好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工作将重点做好三个聚焦：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共架合作之桥。共同推进协同创新的建设，支持企业新技术研发，搭建新型研发平台，助力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推进产业联盟的建设，“1+7+N”产业体系开展常态化的产能对接，为新技术与传统企业融合赋能，助力打造量级的自主产业，共同推进长三角G60综合服务平台、科创走廊金融服务联盟建设，强化金融配套支持，助力提高产业链、创新链的整体效能。 二是聚焦科创企业，共建服务体系。未来三年，江苏银行将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区域的优质企业提供总额不少于500亿元的融资支持额度，以“G60科创贷”为核心提供包括投贷联动、产业基金、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质押、双创债、融资租赁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产品。江苏银行将整合各领域的技术专家资源、金融科技资源、金融同业资源等，通过“综合金融服务+科技金融支持”的模式，打造独特的长三角G60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三是聚焦核心区域，共绘发展蓝图。江苏银行将以松江为主战场，加大资源倾斜，支持上海分行精准服务松江发展，以松江为重要承载区成立专业化的科技服务机构。逐步推广复制长三角区域，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建设。 据介绍，一直以来，江苏银行战略布局和区域布局主要在长三角，正好覆盖G60区域。早在2017年，江苏银行就与上海市松江区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又与长三角G60联席办、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签署了金融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服务方案合作协议，满足了近百家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
10月8日上午，在京雄城市发展带、京雄科创走廊上的节点城市固安秋季招商会上，规划面积达28平方公里的永定城与京东集团宣布全面深度合作。同时，永定城与快手科技、新浪微博、光环新网、巨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优势互补，将分别在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数字新基建、文创康养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图为前来参观商户） 据悉，5个永定城首批合作企业的市值合计达2万亿元。这意味着京南永定城正在打造的新型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模式受到互联网等领域头部企业的青睐。总投资逾2000亿元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的数字化产业聚集区永定城或将由此有望成为中国北方数字经济新标杆，同时为京雄科创走廊产业集群的构建增添内生力量。 众所周知，经过十几年的东征北扩之后，北京的发展猛然转身，开始一路向南。与以往城市需求外溢发展路径不同的是，南至国家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北京非首都功能迁移带，是一条科创走廊，承载的不是依靠土地财政和传统产业外溢简单复制的居住型城市，而是新兴产业和新型商贸物流等优质产业驱动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城市发展带。 数字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加速落地 据记者了解，永定城一期将以商贸、物流、数据三大产业为重点，构建永定•京东数字商贸中心，永定•京东智能物流中心和永定新基建数据中心三大核心板块。 据该项目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称，永定城一期投入运营后，预计三大核心产业板块规模将如下：在商贸方面，数字商贸中心一期开业后将有2.5万户实体商户，待二期开业后实体商户数将达到6万户；在不计算10万云商户的前提下，开业第一年商品交易总额额即可达到6000亿元以上，一、二期全部建成投运后总交易额将超1.8万亿元；在物流方面，永定•京东智能物流中心将建设超过450万平方米的统一智能仓配物流平台，干线物流年发货量超1.2亿包，是高达数千亿元产值的产业；在新基建方面，永定新基建数据中心将吸纳上万家绿色高效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入驻，给当地带来大量就业及税收，带动数千亿元产值。 “商贸城现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其中一期将于明年开业。”该项目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整体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加速落地中。永定城与京东集团展开全面深度合作，共同实施数字新商贸战略、共建智能物流产业园、共建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服务中心等智能产业园，共同开创商贸流通产业新发展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永定数据中心将以京雄IDC数据中心作为战略性数字基础设施，在京津冀地区培育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同步形成万亿元量级交易量的北方大数据交易所和国际创新基地，同时打造服务全国的大型企业云上总部基地。 成“科创走廊”数字经济高地 在G45高速公路北京至雄安中段，距离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作为“京南第一城”其承接了更多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转化，成为北京城市发展南中轴、京雄发展轴和京雄科技创新发展走廊关键节点城市。 数据显示，固安已经连续4年成为全国经济潜力百强县，2019年GDP达到305亿元。“从发工资都困难的财政穷县到经济强县，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产业新城’。”固安县主要领导曾表示，固安要承接北京优质要素和产业转移，加快融入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规划总投资超2000亿元的永定城项目，成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要载体，也是固安产城融合的新范本、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数字经济高地的一大抓手。 从地理位置看，永定城项目位于固安县西侧，距天安门正南约50公里、雄安新区约50公里、大兴国际机场约15公里，坐拥六高七轨一环线，天然承接了京雄城市发展带、京雄科创大走廊的产业机遇，有望成为服务北方地区、辐射东北亚最重要的商贸枢纽、物流枢纽和数据枢纽，最终形成“一带一廊三枢纽”的产业格局。 构建“科创走廊”助力城市群发展 借鉴国际上城市发展经验看，在超级城市群时代，核心城市与外围节点城市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有较为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不仅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在全球经济层面也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力。 比如，由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大都市带组成了全球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由芝加哥、多伦多等城市组成了北美制造业都市带；以英国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聚集了全英国超过10%的人口，成为了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从我国城市群发展历程来看，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也正在规划出一条区域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道路。而依托便捷交通网络打造的“科创走廊”上聚焦的产业生态集群，往往是超级城市群兴起的内生动力。 2016年，上海松江区提出，沿G60高速公路构建产城融合的科创走廊；2018年，沪嘉杭G60科创走廊从城市战略上升为长三角区域战略；2017年底，广东省发布《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明确一个走廊、十个核心科创平台、多个创新节点，节点间建立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助推珠三角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驱的北方超级城市群京津冀区域，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内生力量之一无疑是“京雄科技创新走廊”，其沿途经过的北京大兴区、房山区、河北固安、霸州、涿州、高碑店到雄安新区，将成为我国第三条科创大走廊，这些节点城市同时迎来发展红利。 据此，有业内人士测算称，位于固安的永定城有望以商贸、物流和数据三大产业为引擎，撬动万亿元产值，未来将带动固安整体就业超30万人，服务京津冀地区1.2亿人，辐射整个东北亚地区。同时，该产城融合新范本也将助力固安向北承接北京商贸、科创要素转移，向南联通和服务雄安，成为京雄科创大走廊上的支柱性节点，打造环首都新生态的经济中心。
2日，在第三届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黑河）云端年会暨全省养老服务发展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记者获悉，又有12个城市正式加入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达到30个，覆盖8个省份。 据悉，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是黑龙江省政府在2018年发出倡议，哈尔滨市与伊春市联合大小兴安岭城市圈，与南京市、武汉市等南北18个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的，致力于合作城市间养老资源共享、养老资金互流、养老产业互促。 本次大会上，宣传推介黑龙江省养老服务业发展优质资源，进一步完善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公布了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章程，并又吸纳了12个城市正式加入经济走廊合作机制。此次新增的经济走廊合作城市有：桂林、防城港、北海、益阳、湛江5个省外城市，以及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鸡西、双鸭山、七台河、绥化7个省内城市。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达到30个，覆盖黑龙江、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8个省份。同时，会议确定牡丹江市为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第四届年会主办城市，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 会上，“南蚕北养、南来北往”项目、北药种植项目、养老骨干网建设项目、生态康养特色小镇项目、黑龙江省康养学院项目、智慧科技康养辅具产业园项目等6个养老产业项目进行了线上签约。 据悉，此次会议还对接下来黑龙江省进一步推进黑龙江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五个聚焦”的工作部署。 一是聚焦“高质量”，提高养老服务业发展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产品升级，深入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养老服务产品的多元化，持续推进养老服务质量建设，建立完善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开发养老服务优势产品，找准养老产品“亮点”，提升核心竞争力，利用自然资源、优质机构资源、中医资源，开发康养、休闲观光型候鸟式养老产品、输出管理护理产品和“南病北治、北药南用”医养产品。推动养老企业做强做优，在全省扶持打造具有盈利能力的品牌化、连锁化养老服务机构，打造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 二是聚焦“内循环”，提升养老服务业持续发展能力。拓展养老市场空间，加大养老服务业政策支持力度，按照产业发展模式对养老服务业进行规划推动，延伸产业链条、培育价值链，增强养老服务业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产融结合，通过养老金融创新业务，高效提升养老产业资产、资金、资源的整合能力。扩大区域合作，完善黑龙江天鹅颐养联盟和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加强省内外旅游康养资源和协同合作。 三是聚焦“适老化”，培育养老服务业消费市场。打造康养旅居示范基地，围绕“南病北治、北药南用、森林康养、中医保健、休闲旅居、文化民俗”等方面，打造“丰富多样、一地一品、有竞争力”的北方健康文化旅居养老示范基地。扶持适老产业发展，依托省内的科研技术优势打造老年用品产业集群，依托绿色有机农业优势开发适老化有机食品和营养保健品，推动公共老年产品在养老机构、社区的公益化配置和使用。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业，鼓励嵌入社区的小微型养老机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短托、日托、健康、文化、娱乐、维权等基本社区服务。 四是聚焦“体系化”，夯实养老服务业发展基础。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确保养老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协调。持续加大资金投入，重点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面向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和养护型、医护型养老床位。实施养老人才战略，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育和保障制度，发展养老企业职业经理人培育体制，吸引省内外更多高端管理人才投身养老产业领域。 五是聚焦“放管服”，激发养老服务业发展活力。切实落实国家有关养老服务发展的减负、融资、消费、赋能等一揽子扶持政策，发挥养老产业金融支持联盟作用，推动解决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遇到的问题。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同步举办方式，参会人员集体在线上云上虚拟3D展厅观摩了“第三届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云端博览会”，3D展厅设置5个特色展馆进行参观，展厅涵盖超过500个品牌，集中展示30座城市人文、旅游、美食、旅居基地等信息，全方位展示天鹅颐养经济走廊城市合作机制成果及大美龙江独特魅力。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10日告诉《今晚世界新闻》的主持人大卫·缪尔，上周在佐治亚州拍摄的一张学校走廊拥挤人群的照片在网络走红，这张照片让人感到十分不安。 当被问及重新开学的问题时，福奇说：“人们普遍应该戴口罩。应该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群聚集。户外总归比室内好，你们应该确保自己处于这种状况，即可以频繁洗手和使用消毒剂清洁。” 汉娜·沃特斯是佐治亚州达拉斯市北波尔丁高中的高二学生。她在学校走廊拍下了这张照片并分享到社交网站推特上，随后因违反学生行为准则被停学，几天后学校取消了这项惩罚。 10日，北波尔丁高中9人新冠肺炎检测结果为阳性，随后官方宣布学校将关闭并进行清洁。 针对这张照片反映的学生未戴口罩且在封闭空间内没能保持社交距离等问题，福奇建议采取一种全面的方法予以避免。尽管福奇承认，有关戴口罩的指令取决于地方政府，但他表示佩戴口罩是预防新冠肺炎感染激增的重要做法之一。
截至7月23日，科创板累计受理来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企业78家，其中30家成功上市；九城市完成“双创债”发行6单，融资31.7亿元；13家合作银行为九城市企业复工复产、抗击疫情授信208亿元；总规模达500亿元的产业基金正加紧酝酿，助力区域协同创新…… 由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主办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金融工作座谈会7月23日在苏州举行，会上传递出G60科创走廊发展的最新信息。作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以及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域协同的样本，G60科创走廊今年还有一个新变化，就是资本和金融力量正在这里集聚。 G60两指数走势良好：优质企业加速成长 昨日座谈会上，德邦基金基金经理王本昌亮出了一款基金产品——G60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其最大的特点是，该产品根据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上证指数而设计。 作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与上交所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上证G60创新综合指数（950048）和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950049），自2019年11月29日发布以来走势良好，截至7月17日，上证G60创新综合指数上涨26.29%，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上涨38.21%，涨幅均高于同期中证500等指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九城市上市公司的整体实力。 王本昌说， G60科创走廊作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是“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一个主阵地。而上证G60创新综合指数是反映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晴雨表，非常适合开发指数化产品。“G60指数化产品有望成为爆款。” “双创债”试点稳步推进：助企业融资逾31亿元 为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活力，支持企业创新创业，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金融主管部门还积极推动“双创债”发行。 所谓“双创债”，全称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今年2月，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在G60科创走廊先行先试发行“双创债”。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副主任、联席办金融商务组组长贾占锋说，上述文件发布后，G60联席办立即组织学习，并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年度发行30家目标。 目前，九城市完成“双创债”发行6单，融资31.7亿元；正在准备材料的12单，意向发行培育企业16家。其中，东吴证券承销的苏州金枪新材料有限公司创新创业公司债成为国内首单知识产权质押“双创债”。东吴证券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兼创新业务部总经理胡俊华认为，“双创债”堪称科创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彩虹桥。 G60科创走廊产业基金：助力打造一体化产业链 昨日会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还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一起，就设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基金进行了深入探讨。 据介绍，该基金将作为支持区域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将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七大先进制造业的重大项目，聚焦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一体化布局，推动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优势产业发展。根据方案设计，该基金总规模有望达500亿元，首期规模预计达50亿元。 贾占锋说，聚焦产业链一体化布局，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将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未来随着产业基金的设立及科创板上市联动机制的完善，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将进一步丰富。
大飞机和长三角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联手，实质性举措跟进 6月18日上午，“中国商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链合作大会”在上海松江召开。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合作，围绕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载体，共建大飞机产业链，打造央地融合与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协作的典范。此前6月6日，2020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中国商飞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作为重大项目进行签约。 记者获悉，在战略合作指引下，双方的实质性举措“紧锣密鼓”跟进。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吕鸣，国家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副组长、上海市松江区区委书记程向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领导，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G60科创走廊合作银行相关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共同见证中国商飞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签约。 本次会议发布了中国商飞面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产业合作指引、中国商飞供应商开发需求等技术标准。启动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成立了中国商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增材制造协同创新联盟。截至目前，G60科创走廊九城市中已有14家企业列入商飞合格供应商、3家企业列入商飞潜在供应商、近千家企业纳入G60科创走廊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其中124家企业作为首批重点培养对象。5月20日，中国商飞面向G60科创走廊首场原材料供应商培育技术培训会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行，九城市7.3万余家企业在线参加培训。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飞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承担ARJ21-700新支线飞机、C919大型客机和CR929宽体客机的研制和产业化使命，是我国民用飞机产业的核心企业和骨干央企。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以上海市松江区为枢纽，以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高速铁路为轴线，覆盖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城市的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平台。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致力于打造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成立了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11个产业联盟和11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浙江省九地市，安徽省芜湖市、宣城市等产业协同创新中心纷纷落户G60科创走廊策源地――上海松江，形成了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的良好态势。 中国商飞与G60科创走廊的战略合作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大飞机国家战略的重大举措，双方将加强在智能制造等高端装备领域的合作，加速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链配套能力建设，共同打造大飞机产业集群。同时，双方将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校、科研机构和重点企业云集的优势，深入推进联合科技攻关，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同努力。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梁中华（中泰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利率调控：“利率走廊+政策利率”模式 （一）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的作用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调控可直接对银行间市场利率产生较大影响，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传导，影响长端利率，最终实现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调节。 货币政策对短端利率的调控一般通过“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模式来实现。利率走廊是央行设定的一个利率操作区间，目的是让市场利率在该区间内波动，从而实现对利率的管理。但由于利率走廊的操作区间往往比较宽，即使市场利率在上下限之间波动，其波幅依然非常大，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因此，央行还需要有个更确切的利率目标，然后通过公开市场的资金投放和回笼让市场利率接近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政策利率，它是更为精确的利率管理工具，可使市场利率在其附近波动。 （二）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管理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走廊的下限往往是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如果市场利率为2%，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的利率为3%，并且金融机构在央行存款不受限制，那么金融机构一般都会选择在央行存款，而不是按照2%的利率向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拆借，因为在央行存款不仅回报高，而且更安全。欧洲央行的隔夜存款利率是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利率（ON RRP）是美国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 利率走廊的上限往往是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利率。在实践中，欧洲央行将边际贷款利率设定为利率走廊的上限，美联储将贴现率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 利率走廊可保证市场利率不会突破上下限。例如，欧洲央行在2009年之前的政策利率是公开市场主要再融资利率，市场利率则在利率走廊区间内波动，并且基本上都在主要再融资利率附近波动。2009年以后，随着欧洲经济持续不景气、流动性大量投放，欧洲央行利率走廊的下限（隔夜存款利率）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政策利率，欧元区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开始贴着利率走廊的下限波动（见图1）。 （三）我国的利率走廊与政策利率分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利率走廊+政策利率”的管理模式也在逐渐成形。 我国的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具有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因此SLF利率很可能成为我国利率走廊的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应该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即我国利率走廊的下限。 逆回购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应该是目标政策利率，而公开市场操作的目的就是让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与目标政策利率相匹配。例如，央行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与银行间市场以利率债为质押的7天期回购利率（DR007）相匹配，1年期MLF利率理论上也应该与1年期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只不过我国的目标利率较多，1年期与7天期市场利率的期限利差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很难实现多个政策利率都与对应期限的市场利率相匹配。基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以及我国DR007的重要性[1]，笔者认为7天期逆回购利率应该是我国最重要的政策利率。 我国逆回购利率：从“顶”到“底”的变化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逆回购利率逐渐成为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底”。自2018年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多次在向下触及逆回购利率后迅速回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市场利率一直稳定在逆回购利率附近，两者呈现匹配状态（见图2）。 但如果我们将时间维度拉长，就会发现在2014年之前逆回购利率基本上是银行间市场利率的“顶”。银行间市场利率高于逆回购利率的情况非常少，尤其是在2003—2011年，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低于逆回购利率（见图3）。 上述现象变化反映的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变化。在2014年之前，随着我国外贸和外商投资规模的增长，外汇占款规模显著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在此情况下，央行采取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回笼流动性，货币政策操作更多强调“量”的调节。同时，由于外汇占款是最主要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我国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并不大。 在2014年以后，随着外汇占款增速放缓甚至下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为了弥补基础货币投放缺口，央行一方面减少央行票据的存量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通过逆回购、MLF、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尽管公开市场操作与外汇占款都是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但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在外汇占款模式下，银行具有主动权；而在公开市场操作模式下，央行具有主动权，可以对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时点进行掌控。 在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变后，央行对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调节力度明显增强，这有利于实施更加精细化的利率管理，货币政策调控也更加精准。 从全球央行的视角来看，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本身就不是一种常态，传统的基础货币投放更多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当基础货币投放模式转向传统投放模式后，为了更好地管理利率，我国央行开始更加注重利率走廊和政策利率的建设。近年来，每当实施降准、财政资金投放导致短端资金利率下行至逆回购利率以下时，央行都会通过收紧公开市场投放量来促使利率回升，这时逆回购利率成为市场利率的“底”。 近年来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价”的调节 尽管逆回购乃至整个公开市场操作的量并不大，但是在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模式下，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意义更加体现为 “价”的调节，即对市场短端利率的管理，而短端利率又会影响中长端利率走势。例如，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与银行存单利率、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走势高度相关（见图4、图5）。2016—2018年，尽管贷款基准利率没有调整，但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走高，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贷款利率却出现攀升。而此后随着银行间市场利率回落以及信用政策边际放松，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逐渐回落。 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最重要的还是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这是因为单纯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压降金融机构利差的空间已经很小，而且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定价主要基于负债端成本来考虑，如果负债端成本不下降，即便下调了LPR，银行也可以调整贷款利率上浮的比例。 要降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成本，最重要的就是降低短端利率。同业负债在金融机构负债中通常占有相当比例。例如，我国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占比约为40%，而同业负债成本与短端市场利率的走势密切相关。在存款利率处于低位、难以下调的情况下，要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在边际上能够下调的就是短端利率。若要引导短端利率继续下行，需要下调更具指导意义的逆回购利率。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降息的必要性不断上升。此前有市场分析认为猪肉价格和房价是阻碍降息的两个因素，笔者认为，基本面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供给端的扰动，目前正在通过供给端的手段在解决，依靠货币政策的需求端调控无法解决猪肉价格上涨问题。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我国将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但LPR形成机制改革已经为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做了铺垫，有利于利率结构的优化。此外，在猪肉价格上涨和房地产价格存在韧性的情况下，央行首先下调了MLF利率。笔者认为，这样的调整向市场传达了一个重要信号，即猪肉价格和房价或许并不是降息的主要障碍。 我国的利率水平并不高 从其他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利率水平往往与其经济增速大致相当。例如，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的走势几乎一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都在零值附近徘徊。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现象。 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较高，但利率水平并不高。在2008年之前，我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与名义GDP增速的差距在10%以上。在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两者的差距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左右。 笔者通过观察2018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和经济增速发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更为接近；在金砖五国中，除印度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利率与其经济增速的差距均较大。其中，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利率都明显高于其经济增速，这与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汇率和通胀压力有很大关系；我国的利率水平则远远低于经济增速（见图6）。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并不高。根据笔者的测算，在2001年之后，我国的资本回报率连续几年出现小幅上行，到2007—2008年时达到11.8%的峰值，而当时我国的名义GDP增速在20%以上。尽管2012年以后我国名义GDP增速在10%左右，但资本回报率却只有5.5%，并没有比其他经济体高很多。由于本文所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是平均资本回报率，而决定利率的主要因素是边际资本回报率，且边际资本回报率呈逐渐递减的趋势，因此我国的利率水平要比平均资本回报率低很多。 我国利率仍将长期处于下行通道 从长期因素来看，随着房地产和基建融资规模的回落，我国利率有下行的趋势。从短期因素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回落、资本回报率下降将推动降息政策的实施。 根据笔者的测算，截至2018年底，我国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与2016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见图7）。而宏观经济增速仍在下行，我国的资本回报率大概率将继续回落，即比2016年低。资本回报率是决定利率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我国的利率中枢有望突破上一轮的低点。 从金融市场来看，我国7天期逆回购利率有望降至2.25%以下，1年期MLF有望降至2.85%以下，10年期国债利率有望降至2.6%附近。从整体上看，2020年债券市场的调整风险不大，利率有望继续下行。 注：1． 《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DR007可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抵押品质量对利率定价的扰动，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松紧状况，对于培育市场基准利率有积极作用”。 本文原发于《债券》2020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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