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历年1月均为房企债券融资高峰期，今年也不例外，但总体发债规模低于市场预期。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630亿元，同比下降5.3%。专家表示，“三道红线”威力开始显现，房地产债券今年到期规模增多，对资金链带来考验。 ● 发力美元债市场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1月房地产企业发行的债券中，境外债券占54%。贝壳研究院称，2021年房企融资新规与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均处于实施前过渡期。监管更趋严格，房企对金融环境预期偏紧。境内融资承压，房企开年继续发力美元债市场。 1月房地产企业境内发债平均票面利率为4.75%，环比下降0.28个百分点；境外发债平均票面利率为7.11%，较上月下降0.68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称，2020年末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将加剧房企金融集中度，预计2021年房企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将加速分化。 “2021年房企面临大规模的债券到期，借新还旧压力较大，故年初不少房企抓住融资成本较低的窗口期加紧发债。”中国指数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副总监刘水说。 境内融资方面，刘水认为，2021年房地产融资仍然处于收紧状态，在“三道红线”试点范围可能扩大的背景下，房企境内债券融资规模将呈现小幅增长，融资成本将大致保持稳定。 境外融资方面，目前房企海外发债只能用来借新还旧，预计2021年该政策仍将延续，因此全年海外债券发行规模将受限于到期规模。受疫情影响，欧美等国家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海外流动性较为充裕，2021年房企境外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 监管部门此前明确的房企融资“三道红线”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上限为70%、净负债与股本之比上限为100%、现金与短期债务比上限为1。 偿债压力上升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月境内外房地产企业债券到期规模约1447亿元，较上月增加43.4%，同比增加118.9%。2021年房企偿债规模将继续增加，全年偿债压力上升。 中指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将创出近年来新高，而全年到期规模将同比增加16.94%至8888.83亿元。由于借新偿旧仍为债务偿还的主要方式，因此房企纷纷加快债券融资步伐以应对偿债高峰的到来。 中信证券分析师认为，目前已有9家境内发债房企发生债券实质违约，虽然大型房企违约案例不多，但重大负面信用事件正频繁发生。 “未来房地产金融政策将维持偏紧态势，同时‘三道红线’有可能扩围，房企应重视现金流管理，积极调整杠杆水平，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刘水建议。
近期，基金行业着实火了一把。例如，基金经理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精选因重仓白酒股一日净值暴涨5%，“蓝筹”、“基金”、“张坤”随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根据通联数据，记者发现，在2020年的新发基金中，近22只的净资产变动率达-99%，达到-90%的基金也接近68只。其中，净资产变动率最高的多数是纯债基金或债券指数型基金，也有少数QD全球基金。 “我们现在基本在零售端都不发行纯债基金了，短债的确是会有一些，但多是作为货币类的替代。由于股市行情好，基本债券基金经理都会发行‘混合型’基金以做高收益。” 某大型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近期，债市再陷震荡，1月27日隔夜利率逼近3%，达到2015年以来6年最高水平，央行再度净回笼千亿资金，这已是本周以来央行连续3天净回笼资金，净回笼资金总规模高达4185亿元。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日收盘突破3.186%，较年初的低点3.135%有所回升。 股基“火出圈”，债基成赎回重灾区 根据通联数据，记者发现，整体2020年新发基金截至同年6月30日的净资产相较于3月末环比下降99%，而9月较6月环比攀升了919倍，规模的暴增也反映了资本市场的火爆行情。到了同年12月末，基金净资产相较于9月的变动较小，整体仅增长0.61%。 2020年的确是机构化程度迅速深化的一年，权益类基金可谓春风得意，头部机构优势明显。截至2020年12月24日，年内新成立的基金发行总规模已超过3万亿元，创下公募基金行业新的历史纪录，而这一数值也逼近2017至2019年三年基金发行总规模之和。从基金类型来看，主动权益基金、“固收+”等产品增势突出，其中主动权益基金发行总规模超过1.5万亿元，占据年内基金发行的半壁江山。全年共发行超300只“固收+”产品，累计规模接近3500亿元，是2019年发行规模的7倍。 在这一基金热潮下，明星基金经理也成功出圈。例如，由于最近几天频登热搜榜，处于聚光灯下的明星基金经理张坤紧急调低了旗下管理基金的大额申购额度，以此应对超高的外界关注。1月27日，易方达基金发布公告称，自1月28日起，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的大额申购额度从原来的10万元调整为5千元，这也是该基金今年以来第二次调整大额申购上限。近期，部分投资者为其建立了全球后援会的微博账号，更让“公募基金火出圈”成为投资界的热门话题。 进入2021年，公募热潮仍在持续，热度也从内地传到香港。天风证券研究显示，1月的前两周，已有27只偏股基金合计发行规模2085亿元。据Wind和基金四季报，去年四季度，公募在港股配置的仓位首次突破10%。中航信托宏观策略总监吴照银对记者说：“内地众多新发行的基金合同中都写了可配置港股，而且港股配置比例提到了50%（过去一般在20%左右），于是估值较低的港股成了底仓。” 但是，火爆发行的背后也并非没有愁容。近70只2020年新发行的基金净资产变动率负向超过9成，纯债基金是惨遭赎回的重灾区。 从2020年6月开始，债市便经历持续震荡。先是在5月初，市场预计很快降准，但预期持续落空。进入6月，市场却出现了一波快速去杠杆，隔夜利率从1%以下的超低水平向2%附近回归，10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从2.5%开始飙升。到了三季度，债市稍微喘息，但此后国企债违约事件再度重创市场。先是华晨汽车意外违约，后来是永煤债违约，一系列事件直接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推向3.4%。 “纯债产品很难发行，尤其是股市行情好的时候，基本此前的债券基金经理也以‘固收+’产品为主了。” 一位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除了纯债产品遭遇赎回，也有QD类产品遭遇较大幅度赎回。例如招商普盛全球配置(QDII-FOF)，该产品近一年的收益率为19.09%，配置主要以沪港深和其他境外证券为主。此外，也有全球美元债产品遭遇较大幅度赎回。 当然，也有部分混合类或权益类基金被大幅赎回，“赎旧买新”的情况从去年就频出。“除了基金公司抢发新基金，也主要是银行激励政策导致，银行为了赚中收而狂卖新基金，这也导致‘赎旧买新’的现象较为明显。”上述基金公司市场部人士告诉记者，购买基金的新散户在去年开始大增，而新散户都喜欢买新基金，因为市场轮动快，而且净值是1也让他们有了便宜的错觉。 央行连续3日净回笼，债基的春天将迟到 熊了整整大半年的债市如今并没有回春，不少机构人士也在感叹：究竟债市的春天何时才回来？ 现实令债券人感到失望。1月27日，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质押式回购隔夜品种(GR001)和7天期品种(GR007)加权平均利率继续攀升，逼近3%，隔夜利率一度升破3%，达到2015年以来6年最高水平。交易所国债逆回购品种的GC001和GC007利率“倒挂”趋势继续扩大，GC001利率盘中升破5%。 这一变化令交易员感到意外。“不排除央行在做压力测试，预计后面几天跨年的流动性就会下放了，所以国债收益率也没有大幅飙升，但我们不认为流动性会非常宽松。” 某国有大行利率交易员对记者表示。 尽管政策不会急转弯已经明确，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1月27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表示，中国货币政策会持续聚焦于支持经济，但同时也会关注风险。风险之一在于，中国宏观杠杆率去年有所上升；第二，不良率有所上升；同时还要关注外部风险，这主要指跨境资金流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日前也表示，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就是杠杆率上升得非常快，要求货币政策开始调整；另外一个方面是货币政策转向不能太快。 植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记者说：“中国经济相对表现较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和低利率零利率环境下，‘热钱’流入概率较高，人民币具有一定的升值压力。因此货币政策不宜再松，要在保持稳健的同时还要注重灵活。” 同时，主流机构普遍认为，目前做多债市时机未到。多位交易员表示，年初银行会配置一波债券，收益率会下行，但因为经济持续向好、政策正常化，后面债券收益率还会再升。2021年上半年的经济基本面仍然不利于债券市场，经济强劲增长、通胀上行、货币政策收紧都不利于债券收益率下行，并有可能会推动债券收益率进一步走高。做多债市的窗口期或在2021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启，预计三季度后，经济增长逐步回归潜在增速，连续几个季度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也会降低通胀预期，海外补库存阶段也已结束，债券投资的春天将会来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关于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的要求，推动资本工具创新发展，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保监会结合国内外实践，设计完善了转股型资本债券相关制度，并已批复浙江稠州银行、宁波通商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转股型资本债券。2021年1月20日，宁波通商银行成功发行首单转股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共5亿元，票面利率4.80%，全场认购倍数2.1倍。 转股型资本债券是一种含权的资本补充工具，与此前发行的减记型资本债券相比，当风险事件触发时，减记型资本债券将直接减记，转股型资本债券可转为股权并参与发行人剩余资产分配。从国际实践看，转股型资本债券具有转股的保护功能，有利于加强投资者保护，受到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已得到广泛应用。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进一步加强创新力度，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通过发行转股型资本债券补充资本，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完)
多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95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为15220.80亿元，同比微升0.1%；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但增速连续两年收窄。 尽管去年房企融资环境经历了从宽松到收紧的变化，但是融资规模仍创历史新高。 多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95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为15220.80亿元，同比微升0.1%；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但增速连续两年收窄。 开年房企融资继续井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开年6天房企美元融资已经超过45亿美元（约合291亿人民币），而且大部分成本刷新企业历史最低纪录。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融资井喷的主要原因是房企未雨绸缪，加大融资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预计2021年房企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房企偿债压力继续攀升，但在扩大适用融资新规的影响下，更多房企主动“降负”，全年融资规模将保持低位。中小型房企或将率先感受到债市的紧张压力。 去年房企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融资成本下降 回顾去年房企融资情况，中国指数研究院指出，上半年，受疫情因素影响，中央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房企融资出现“小阳春”，如1月海外债融资规模超1200亿元，3月信用债发行规模超千亿元，均为全年最高值。下半年，房地产金融监管不断强化，“三道红线”监管新规流出，行业资金呈现出紧平衡状态，9月及10月房企信用债、海外债融资规模明显下降。 从去年12月同策研究院监测的数据看，40家典型上市房企共完成融资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983.48亿元，环比下降9.86%，其中，股权融资占比进一步加大。 全年来看，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数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95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为15220.80亿元，同比微升0.1%。 具体来看，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累计同比增长3%，累计增幅较2019年同期收窄10个百分点。自2018年房企债券融资规模连续两年增速收窄，金融调控效果显现。其中，境外债券融资规模约4519亿元，同比减少18.3%，境外规模占比约37%，较2019年下降10个百分点，与2018年占比相近；境内债市表现出较强韧性，融资规模约7613亿元，同比增加21.3%，境内债券规模占比63%。 对于去年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的原因，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1-8月，受利率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房企发债规模明显上升，“三道红线政策”使9-12月发债规模同比下降，但从全年看发债规模仍然有一定增长。 从融资成本来看，贝壳研究院指出，2020全年境内外融资票面利率较上一年均有所下降，境内平均票面利率达2015年以来低点。 对于去年融资成本下降的原因，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主要在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房企的境内外融资成本“普降”。此外，由于历来境外债发行成本高于境内债券，而年内境外债/境内债的值为0.93，较2019年减少0.83，境外债发行量的下降也是导致整体融资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 今年开年房企融资继续井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开年6天房企美元融资已经超过45亿美元（约合291亿人民币），而且大部分成本刷新企业历史最低纪录。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当下房企融资井喷，境外融资爆发，主要原因是房企未雨绸缪，加大融资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另外整体政策看，不论是“三条红线”还是其他政策，目前还未落地，企业抓紧窗口期，加大融资，融资成本也非常低，有利于企业置换过去的高额度融资。 今年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融资规模或保持低位 经过前几年的融资扩张，近年来，房企迎来偿债高峰，业内预计，2021年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房企资金压力不小。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1年，房地产行业包括海外债券在内的债券偿还总规模将达10909亿元，其中，海外债券偿还规模为4083亿元，公司债券需偿还规模为3744亿元；2022年，房地产行业需偿还规模将回落至7856亿元水平；2023年，这一规模将大致维持在8000亿元水平。 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20年房企偿债规模约9154亿，同比增长28.7%；2021年到期债务规模（不含2021年将发行的超短期债券）预计将达12448亿元，同比增长36%，历史性突破万亿大关，房企偿债压力继续攀升。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后，出现了新增发债规模不能覆盖当期到期债务规模的情况。贝壳研究院指出，2016年下半年证监会对房企融资资金用途进行约束后，房企发债规模与到期债务规模差额在2017-2018年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区间，2019年两者差额有所减小，2020年前10月两者差额区间进一步收窄。从月度数据中体现出房企在融资新规后，9-10月期间出现新增发债规模不能覆盖当期到期债务规模的情况，融资新规对房企在债券融资端的影响逐渐显现，整体发债规模增速将受到短期抑制。 去年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会后网传“三道红线”盛传，对房企的金融监管严厉程度拉升至新高度。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调整房地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将监管升级延续至年末，并向2021年释放出金融监管的决心。 展望未来，贝壳研究院认为，在防风险的背景下，预计房企债券融资难度将不断升级，2021年在扩大适用融资新规的影响下，更多房企主动“降负”，全年融资规模将保持低位。中小型房企或将率先感受到债市的紧张压力。 克而瑞研究中心也认为，一方面，房企财务降杠杆将是主旋律，未来融资主要以借新还旧为主，融资增速或将下降，企业将更多加大经营杠杆和合作杠杆的使用，来实现规模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房企融资渠道或将进一步受到限制，一些如明股实债等融资方式可能受到打击，房企融资转向真股权融资，同时加速分拆旗下子公司上市实现资产增厚，改善负债指标。此外，“三条红线”监管也将倒逼房企提升自身产品力及经营能力，减少对融资依赖，提高项目去化，加快开发周期。房企之间的发展也将出现分化，高杠杆房企发展受限，未来增速放缓，而部分财务能力优秀的房企则得到更多的机会，行业内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尽管去年房企融资环境经历了从宽松到收紧的变化，但是融资规模仍创历史新高。 多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95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为15220.80亿元，同比微升0.1%；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但增速连续两年收窄。 开年房企融资继续井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开年6天房企美元融资已经超过45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成本刷新企业历史最低记录。 业内人士认为，当下融资井喷的主要原因是房企未雨绸缪，加大融资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预计2021年房企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房企偿债压力继续攀升，但在扩大适用融资新规的影响下，更多房企主动“降负”，全年融资规模将保持低位。中小型房企或将率先感受到债市的紧张压力。 去年房企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 融资成本下降 回顾去年房企融资情况，中国指数研究院指出，上半年，受疫情因素影响，中央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房企融资出现“小阳春”，如1月海外债融资规模超1200亿元，3月信用债发行规模超千亿元，均为全年最高值。下半年，房地产金融监管不断强化，“三道红线”监管新规流出，行业资金呈现出紧平衡状态，9月及10月房企信用债、海外债融资规模明显下降。 从去年12月同策研究院监测的数据看，40家典型上市房企共完成融资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983.48亿元，环比下降9.86%，其中，股权融资占比进一步加大。 全年来看，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数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95家典型房企融资总量为15220.80亿元，同比微升0.1%。 具体来看，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累计约12132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新高，累计同比增长3%，累计增幅较2019年同期收窄10个百分点。自2018年房企债券融资规模连续两年增速收窄，金融调控效果显现。其中，境外债券融资规模约4519亿元，同比减少18.3%，境外规模占比约37%，较2019年下降10个百分点，与2018年占比相近；境内债市表现出较强韧性，融资规模约7613亿元，同比增加21.3%，境内债券规模占比63%。 对于去年房企境内外债券融资规模创历史新高的原因，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8月，受利率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房企发债规模明显上升，“三道红线政策”使9-12月发债规模同比下降，但从全年看发债规模仍然有一定增长。 从融资成本来看，贝壳研究院的指出，2020全年境内外融资票面利率较上一年均有所下降，境内平均票面利率达2015年以来低点。 对于去年融资成本下降的原因，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主要在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房企的境内外融资成本“普降”。此外，由于历来境外债发行成本高于境内债券，而年内境外债/境内债的值为0.93，较2019年减少0.83，境外债发行量的下降也是导致整体融资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 今年开年房企融资继续井喷。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开年6天房企美元融资已经超过45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成本刷新企业历史最低记录。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当下房企融资井喷，境外融资爆发，主要原因是房企未雨绸缪，加大融资避免可能的政策风险。另外整体政策看，不论是“三条红线”还是其他政策，目前还未落地，企业抓紧窗口期，加大融资，融资成本也非常低，有利于企业置换过去的高额度融资。 今年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 融资规模或保持低位 经过前几年的融资扩张，近年来，房企迎来偿债高峰，业内预计，2021年偿债规模或破万亿大关，房企资金压力不小。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1年，房地产行业包括海外债券在内的债券偿还总规模将达10909亿元，其中，海外债券偿还规模为4083亿元，公司债券需偿还规模为3744亿元；2022年，房地产行业需偿还规模将回落至7856亿元水平；2023年，这一规模将大致维持在8000亿元水平。 贝壳研究院的统计数据也显示，2020年房企偿债规模约9154亿，同比增长28.7%；2021年到期债务规模（不含2021年将发行的超短期债券）预计将达12448亿元，同比增长36%，历史性突破万亿大关，房企偿债压力继续攀升。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后，出现了新增发债规模不能覆盖当期到期债务规模的情况。贝壳研究院指出，2016年下半年证监会对房企融资资金用途进行约束后，房企发债规模与到期债务规模差额在2017-2018年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区间，2019年两者差额有所减小，2020年前10月两者差额区间进一步收窄。从月度数据中体现出房企在融资新规后，9-10月期间出现新增发债规模不能覆盖当期到期债务规模的情况，融资新规对房企在债券融资端的影响逐渐显现，整体发债规模增速将受到短期抑制。 去年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召开重点房企座谈会，会后网传“三道红线”盛传，对房企的金融监管严厉程度拉升至新高度。12月31日，央行、银保监会调整房地产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将监管升级延续至年末，并向2021年释放出金融监管的决心。 展望未来，贝壳研究院认为，在防风险的背景下，预计房企债券融资难度将不断升级，2021年在扩大适用融资新规的影响下，更多房企主动“降负”，全年融资规模将保持低位。中小型房企或将率先感受到债市的紧张压力。 克而瑞研究中心也认为，一方面，房企财务降杠杆将是主旋律，未来融资主要以借新还旧为主，融资增速或将下降，企业将更多加大经营杠杆和合作杠杆的使用，来实现规模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房企融资渠道或将进一步受到限制，一些如明股实债等融资方式可能受到打击，房企融资转向真股权融资，同时加速分拆旗下子公司上市实现资产增厚，改善负债指标。此外，“三条红线”监管也将倒逼房企提升自身产品力及经营能力，减少对融资依赖，提高项目去化，加快开发周期。房企之间的发展也将出现分化，高杠杆房企发展受限，未来增速放缓，而部分财务能力优秀的房企则得到更多的机会，行业内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31日讯近日，上银基金正在发行一只新债基，即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010899)，认购期为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15日。 根据基金合同，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投资于股票资产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基金合同显示，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不主动投资于信用评级低于AA的信用债，信用评级依照评级机构出具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体信用评级。 而据招募说明书，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的发售时间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最低募集份额总额为2亿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并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200人。 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拟采取双基金经理制，拟任基金经理为高永和陈芳菲。资料显示，高永历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产品开发及风险管理、货币经纪人员，深圳发展银行资金交易中心债券自营交易员，平安银行金融市场部理财债券资产投资经理，平安银行资产管理事业部资深投资经理。目前担任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收事业部投资总监兼研究总监。 陈芳菲现任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收投资副总监。此前，陈芳菲于2006年3月6日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固定收益部债券分析员、社保组合投资经理及基金经理、固定收益专户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历任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债券高级投资经理，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专户投资经理等职务。 目前，除正在发行的上银慧恒收益增强债券以外，高永共管理着5只基金，全部为债基。具体来看，上银慧丰利债券(009284)、上银聚永益一年定开债券(009577)分别于今年4月份和6月份成立，在今年债市波动行情下，这2只债基的业绩表现较为一般，截至12月30日，上银慧丰利债券成立来的累计收益率仅有0.50%，上银聚永益一年定开债券的净值则每周更新一次，截至其最新净值更新日12月25日，该基金成立来的累计收益率为1.18%。 高永管理的3只此前年度成立的老基金中，上银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007390)的跟踪标的为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全价(总值)指数，从今年来的业绩表现来看，上银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的涨幅虽然领先于指数表现，截至12月30日，在跟踪指数下跌1.14%的情况下，该基金净值年内上涨1.99%，但却跑输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涨幅4.19%，在2053只同类基金中排名1664位。 另外2只基金分别是2019年12月成立的上银政策性金融债(007492)、2017年成立的上银聚增富定期开放债券(005431)，上银聚增富定期开放债券是高永管理时间最长的1只债基，自该基金成立之日起一直由高永独立管理至今，因此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 上银聚增富定期开放债券也是净值每周更新一次，截至其最新净值更新日12月25日，该基金今年来收益率为2.32%，跑输同期同类基金平均收益率2.98%，同类排名也相对落后，在767只基金中排在541名。 整体来看，上银聚增富定期开放债券的业绩表现较为一般，各阶段的涨幅均略跑输同期同类基金均值，该基金近2年、近1年、近6月、近3月的阶段涨幅分别为6.42%、2.44%、0.81%、0.76%，同期同类均值分别为7.90%、3.01%、0.91%、0.78%。 上银聚增富定期开放债券成立至今约3年的时间里，累计收益率为11.48%，累计单位净值为1.1116元。这只基金也是高永所管理的债基中任职回报最佳的1只产品。 上银政策性金融债成立至今约1年，截至12月30日，该基金今年来收益率为3.15%，成立来累计收益率为3.21%，累计净值为1.0319%。 上银政策性金融债成立时也由高永独立管理，并一直持续到今年10月19日，期间其任职回报为1.81%。自今年10月20日起，陈芳菲加入该基金管理行列，两人共同管理该基金至今，任职回报为1.37%。 值得一提的是，上银政策性金融债是陈芳菲在上银基金所管理的首只基金，同时也是陈芳菲目前在管的唯一产品。此前，陈芳菲在博时基金任职时曾有过管理基金的经验，但从管理时间来看，其早在2014年1月便卸任基金经理一职，换句话说，自2014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陈芳菲并不曾担任基金经理。 资料显示，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在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等。公司大股东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0%。 据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资产净值约为705亿元，在公募基金公司中排名第50名。其中，非货基管理规模约为438亿元，在公募基金公司中排名第54名。
“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敢装睡，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本态度。”这是日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杭州中院”）在“五洋债”欺诈发行案公布一审判决时的表述。 从2016年底的危机初步爆发，到2017年的偿付风险暴露，再到随后的投资者诉讼，这起全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终于有了最新进展。根据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案件中，主承销商、律所、会计所、评级公司等中介机构均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这一判决拨动了债券市场的“神经”，如果终审保持不变，那么这一案件将有可能成为首例券商承担债券承销连带赔偿责任的案例。对此，不少债市从业者直呼“信用债市场已经变了”，未来中介机构或将无法再“独善其身”。 不过，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德邦证券相关人士表示将提起上诉。德邦证券称，该案的一审判决将对债券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发展进程造成极大冲击。“我方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并将于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看门人”被判承担连带责任 2020年12月31日，轰动一时的“五洋债”迎来了重大进展。杭州中院连同代表人诉讼在内的共计24件债券持有人起诉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五洋建设”）等被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五洋建设以虚假财务数据骗取债券发行资格，构成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部分原告已通过其他维权程序处理与五洋建设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法院对不同原告作出了不同的程序处理。 具体来看，德邦证券系案涉债券承销商、大信会计所为用于债券公开发行的五洋建设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均未勤勉尽职，对案涉债券得以发行、交易存在重大过错，应对五洋建设应负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德邦证券和大信会计所赔偿金额将高达7.4亿元左右。 大公国际作为债券发行的资信评级机构、锦天城律所为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均未勤勉尽职，存在一定过错，法院酌定大公国际在五洋建设应负责任10%范围内，锦天城律所在五洋建设应负责任5%范围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大公评级和锦天城律所的赔偿金额分别约为7400万元和3700万元。 另外，关于五洋建设实控人陈志樟的民事责任问题，法院认为，陈志樟系五洋建设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利润水平以及利润产生方式应当知晓。陈志樟在公司报表利润与实际情况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下，在相关募集文件上签字确认，积极推进公司债券的发行，且未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与五洋建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于此次判决结果，杭州中院表示，本案中，发行人财务造假骗取债券发行资格，承销商与中介机构不勤勉尽责履职不当，严重损害市场信用，扰乱市场秩序，侵犯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信息披露不实者、怠于勤勉履职者均应付出违法违规的成本，对投资者的损失予以赔偿。 “从赔付金额来看，对中介机构的警示作用颇大。”一位债市资深从业者对记者说道，虽然目前杭州中院的判决还没有生效，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二审的情况，但中介机构未来势必将加强风控管理，否则一旦踩雷，将得不偿失，毕竟每单的收入可能远远少于罚金。 目前，五洋建设已经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对于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德邦证券、大信会计所等中介机构而言，赔偿压力较大。记者获悉，判决结果发布后，德邦证券将提起上诉。 德邦证券相关人士表示，一审判决结果与最高院在去年7月发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中提出“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的原则相违背，也与本案的实际情况不符。该案的一审判决将对债券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发展进程造成极大冲击。“我方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并将于规定时间内提起上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证券领域全国首例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 一直以来，“五洋债”案件就备受关注，2020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时，庭审公开直播累计播放量更是高达10万余次。这不仅因为“五洋债”是全国首例公司债券欺诈发行案，也因此案是首起证券诉讼代表人诉讼案。 据了解，自2019年起，债券投资者就陆续起诉至杭州中院称，五洋建设在不符合债券发行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制作虚假财务报表欺诈发行“15五洋债”“15五洋02”两只公募债券，请求五洋建设偿付债券本息及逾期利息；陈志樟作为实际控制人，德邦证券、大信会计所等作为承销商和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 而为便于投资者主张权利，杭州中院积极探索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向社会公开征集适格自然人投资者，推选确定诉讼代表人。2020年3月13日，杭州中院发布《“15五洋债”“15五洋02”债券自然人投资者诉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公告》，通知适格投资者参加登记。该案成为《证券法》新修订以来并于2020年3月1日实施以来，普通代表人诉讼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领域的首次司法实践。 如今，该案还有可能成为证券纠纷领域中对中介机构责任判定的“首例”，将对中介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杭州中院表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依托于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切实而严肃地践行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健康繁荣的根本保证，也是投资者在充分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自行作出交易判断、承担交易风险的前提。 法院认为，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的传统痼疾，不仅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更对公平公开的投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敢装睡，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本态度。 一位专业人士对记者称，对于承销机构而言，未来对资管产品等的销售责任可能要同步强化注意义务，在合格投资者制度同步建设体系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容易导致投资者审慎义务的消弱。 在一审判决后，原告代理律师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宋一欣称，败诉或部分败诉的一方或多方都将一定会上诉至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的进程，该案将可能在2021年年中取得生效判决。宋一欣还建议，尚未起诉的债民尽快起诉，无争议诉讼时效仅剩6个月。 不过，也有券商人士表示，相较于诉讼判决这一刚性处理方式而言，选择收购和解方式化解五洋债风险或是更妥善的路径，可避免对行业形成过度冲击。如若五洋债成为首例证券公司承担债券承销连带赔偿责任的判例，券商将承担远超股票虚假陈述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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