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怎么样？哪些数据变化是“首次”出现？一起来看~ 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状况怎么样？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有哪些亮点数据？ 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530亿元，同比增长0.8%，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上半年为下降3.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0.2%，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上半年为下降2.7%。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231151亿元，同比增长0.7%，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其中，三季度同比增长7.5%，二季度为下降0.2%。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781元，同比名义增长3.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6%，年内首次转正，上半年为下降1.3%。 最终消费支出对整个GDP的拉动点数由负转正：在一季度下拉4.4个百分点，在二季度缩小到2.3个百分点，到了第三季度是正拉动1.7个百分点。 就业情况怎么样？ 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898万人，基本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调查失业率呈现了稳中有落的态势，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从年初6.2%的高位持续回落。 高校毕业生情况：9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比上个月下降了2.4个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个百分点，说明今年的就业压力对高校毕业生来说是比较大的。 农民工情况：外出务工劳动力三季度末比二季度末有所增长，但是和去年同比是减少380多万人，下降2.1%。 还需要进一步通过保市场主体、助企纾困、鼓励灵活就业等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进一步缓解这些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 内需恢复的势头如何？ 整体内需恢复的势头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消费需求。 近几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经呈现了回升的态势。9月份增长3.3%，连续2个月实现了正增长。 电商表现出了逆势成长的态势。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5.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3%。增长15.3%相比整体零售额下降7.2%，是相当不容易的，表现相当突出。 线下消费也处于加快恢复的态势。比如，一些传统的商超在前三季度销售额增长2.9%。 服务消费在加快恢复。9月份餐饮收入下降2.9%，降幅连续几个月都是收窄的，已经慢慢接近正常水平。 消费升级类产品的增长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和汽车等品类的增长在9月份都恢复到了两位数以上。 民生保障情况怎么样？ 居民收入：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0.6%，这个增速和前三季度经济增长0.7%，基本同步。 物价：物价涨势比较温和。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其中9月份同比上涨1.7%。 社会兜底保障：今年社会兜底保障力度尤其比较大，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同比名义增长8.7%，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增长12.9%，人均政策性生活补贴收入增长11.1%，都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而且远高于整体的居民收入增速。 经济未来走势会怎么样？ 最近IMF最新公布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反映了外界、尤其是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 不管是从需求端还是生产端，目前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复苏过程中，表现在整体经济上，目前整体回升、持续稳定恢复的态势是比较明确的。 总体上来讲，一方面，我们现在的回升态势有基础、有条件，中国经济整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内外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在八天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79%，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同比恢复69.9%。 面对国内消费的快速恢复，专家们表示，因为疫情因素，很多城市“封城”，尤其是湖北武汉等地，此次中秋加国庆的假日弥补了很多人春节、五一节未能消费的遗憾，纷纷感慨过出了第二个春节的感觉。 而我们认为，民间消费对提振经济的重要性愈发重要。上半年，因疫情受到冲击的服务业，都在下半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如酒店、餐饮、交通、旅游以及电影业等，都趁着难得的国庆长假进行补血，希望尽可能的减少点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恢复得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第一类，电影业的数据恢复得还不错。截止至10月8日17时22分，国庆档的总票房近40亿。虽然仍未打破2019年国庆档的票房纪录，但远超了2018年国庆档票房近15亿元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截止目前，2020年中国电影(行情600977,诊股)总票房达到119.91亿元，而北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票房目前只有11.41亿美元（约为77.47元人民币）。显然，中国电影市场在2020年总票房这个数据上面，已经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 第二类，交通运输方面的三个数据也在恢复当中。截止10月8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次，实现旅游收入4665.6亿元。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全国铁路已经连续8天发送游客超千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34列。而在飞行方面，今年国庆长假，家庭出游的人群居多，购买3人以上机票的人数比端午节涨了160%，难怪乎有人称”今年国庆节像过年一样”。 在公路方面，10月1日至8日，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平均流量4766.62万辆，同比2019年同时段下降了4.69%。现在高速公路因车辆堵车而感到“崩溃”。 第三类，景区外卖业务越来越红火。美团外卖数据显示，10月1日至5日期间，热门景区外卖单量同比去年增长200%，平均单价超60元。美团外卖要有多样性，而且更个性化。基本上是代排队、代买奶茶、代买衣服、代送大闸蟹。 其中，最火爆的是代跑腿排队，同比增加419%，成为假日消费的新业务，90后们是此消费的主要群体。而由于外卖业务在节假日的火爆，10月5日开盘的港股美团点评，受到市场的追捧而持续上涨。 第四类，餐饮业出现明显分化。部分网红店的消费情况好于预期，但是大部分餐饮店的生意不及去年同期。很多人现在选择大众点评、美团APP等手机软件来选择餐厅，一般都选择口碑较好的网红餐厅去消费。而多数普通餐厅的消费量肯定不如去年同期的，餐饮业由于同质化竞争严重，恢复起来也是好坏不一。 那么，国庆假期6亿人出游，实现收入4665亿，这背后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潜力是无穷的。中国发展内循环经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把收入分配收入多向民间倾斜，把国内偏高的房价降下来，这样中国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消费的能量会更加爆发，这样才能有实力，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家。目前，并非大家不愿意消费，而是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国民消费能力有限，或者有后顾之忧。 第二，想让国民的消费能力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尚需些时日。本来大家寄希望于在五一劳动节启动消费，现在看来，这个报复性消费被延迟至国庆黄金周来消费了。尽管大家拿出了集中了大半年的消费能力，但即使是这样，还是不及去年同期的水平。 说明疫情过后，国民的消费能力降低明显，消费需求要想全面复苏仍有待时日。2021年春节也未必恢复得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01 8天超级“大长假”结束，惯例该盘点了。 这几天，大家都在为疫情后消费的强劲复苏而感到乐观。 据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数据统计，8天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665.6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69.9%。 一如网络上一些朋友说的那样，今年的国庆节，更像是迟来的春节，硬是过出了“年味儿”。能恢复到正常状态70%-80%的水平，很是不容易，值得欣慰。 不过，春节五一滞后需求、海外需求回归叠加一起，促消费政策一波一波，各方拼尽全力，才恢复70%-80%，也不能太乐观。 掰开微观数据看，确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乐观。 今年黄金周，95后首次成为黄金周全国出游的主力，占比30%排名第一，2019年为14.5%；90后（包括00后）占比63%，比2019年大概攀升了至少10个百分点（2020年的数据来自央视新闻联播、2019年的数据来自央广网）。 02 可见，旅游出行的，多数是偏年轻的人群，他们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传统景区、徒步或探险；70后、80后的旅游人群有所减少，他们的旅游很多是休闲度假游。 看来，疫情也好，内外环境变化也好（比如资产涨价红利退潮，轻松赚钱时代结束），对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收入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网友留言区，关于降工资、缩减支出、砍掉季度奖、毕业找不到工作之类的非常多。估计，大家身边亲戚朋友这类情况不在少数。 从官方数据也能看出端倪，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回升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 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上半年中位数收入增长0.4%，平均数收入增长1.5%。可见，上半年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了，中产及低收入人群基本没增长。进一步匡算，如果扣除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产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很多下降了。映射到消费市场，就是消费的两级分化。 比如，今年国庆黄金周，海南4家免税店零售额同比增长167%；再比如，阿里2020年“十一”假期消费出行报告显示，高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00%；再比如，很多网友反映，国庆期间茅台酒卖得好，零售价涨到2100多元，各地SUV汽车卖得好，连续5个月增长。 同时，核心通胀（剔除一些价格变动巨大、且频繁或短期性价格波动的商品或服务后的CPI）从2019年的2%降到2020年初的1%附近，今年8月份降到了0.5%的最低点，衣着类、居住类（租金）、交通类价格同比增速都降到了负值区间。“房价涨、租金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看来，由于收入下降，预期转淡，中产及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受到影响，相关商品价格就会下跌。 03 在楼市，也是这样的局面。我们看黄金周的商品房销售状况，发现与收入的变化非常契合。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黄金周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升温，18个城市二手房日均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0%，杭州、合肥交易量增长超过1倍，重庆、西安、北京、上海和广州等超过50%。当然，深圳是个例外，7月中旬祭出狠招，二手房成交下跌，但新房成交量创2年新高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今年国庆节期间，重点18城市二手房成交均价同比上涨12%左右，而去年国庆节期间均价下跌。上海、广州、合肥、南京等城市价格同比涨幅较大。主要原因在于： （1）改善型换房需求明显提升； （2）中高价位房源成交占比提高。 根据贝壳的数据，北京300-450万的刚需盘交易占比比去年下降，450-600万房源占比上升；上海300万以下房源占比下降，800万以上房源占比上升，广州高总价房源交易占比也上升了。笔者的岳母说，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但凡是3房户型的，一挂出来，马上就卖出去了。 这种价格走势，也反映到业主挂牌价的调整上。以深圳为例，7月深圳出台了严厉的调控政策，特别是对二手房的打压，可谓史无前例，包括增值税免征期“2年改5年”，住宅限售5年（买了5年后才能卖），重拾豪宅税等，都是针对二手房。而且，国庆期间，深圳新房热卖，二手房成交量跌了20%。但是，深圳业主的心气很高，挂牌价就是不降，涨价占比较去年升了42%。 上海、广州、杭州等热点城市，都是一样的，近年来人口大规模涌入、年轻人口多，富豪多，优质资源密集，IT、互联网、金融、文化、体育等高薪就业机会多，购买力和资金都是跟着这些走的。 因此，即便现在调控高压，成交量下行，但房子绝对不愁卖，绝对不愁卖不上价格。一位资深中介告诉我，深圳富豪够多， 但买深圳房子的，可绝对不止是深圳的富豪。 新房市场，今年黄金周期间，上海成交13.1万平方米，去年国庆期间还不到1万平方米，复苏尤为强劲。根据中指院数据，广州、北京、深圳黄金周成交面积均超过了2018年同期的水平。 04 其他城市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下图，很多二线城市，业主都在下调二手房挂牌价。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二线城市二手房海量挂牌的报道。 截止2020年7月，二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都创历史新高，相比2019年翻了一倍左右。2016-2018年楼市大繁荣，终于开始转化为海量供应了。 能不能接得住盘，非常考验这个城市的基本面，能接得住，楼市不下跌，基本面就是强大的。 2017年开始，以武汉、西安为代表的二线城市，纷纷推出新政，吸引大学生落户就业，手段就是“三板斧”，送钱、送房、送户口。而且，落户门槛越来越低，目的就是夯实楼市基本面。 但是，效果怎么样呢？ 以打响“抢人”第一枪，祭出“百万人才留汉计划”的武汉市为例。从2016届到2019届，武汉大学本科生留在本省就业的比例，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反而，2018年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去广东就业的本科生，比留在湖北就业的还要多，湖北其他名校也是如此。 图：2019年武汉名校省内就业率（单位：%） 数据来源：网易数读 近日，我咨询了一个TOP60开发商武汉公司的总经理，他告诉我，国庆期间，武汉楼市不温不火，除了少数几个区域外，外围区域卖不动，9月以来就这样。 但地方复工复产压力很大、指标任务很重，还在不停地增加供地、上马地产项目，拉动开发投资，未来的供应还会明显增长。 其他二线城市，都很类似武汉，未来新房供应和二手房挂牌有增无减。另外，大家看看最近十几个城市发布的调控政策，里面都有“增加供应”这一条。所以，未来除了京沪深以及都市圈链接的城市（如雄安、东莞、苏州、杭州、宁波等）以外，其他城市不缺房子，房子会越来越多。 如果在“抢人”上无法实现明显的绩效，或者“留不住”，未来接盘能力有多大呢？而且，本来已很优秀的一线城市，都开始加入“抢人”队列了。本来在就业机会上、新兴行业上（IT、互联网、金融、智能制造、文化创意、体育等）不占优势的二线城市，能抢多少人才呢？ 看短期的话，由于各方对楼市的诉求太强烈、太多元，拼命维护“向上”的局面，你可能会被楼市量价表现蒙蔽。 未来，楼市的硬核城市（不怕没人买、不担心跌价），只有具备硬核购买力的城市，比如京沪深。当然，很多二线城市优质公共服务集中的中心城区，也比较硬核。 上述区域的房子，将被很多人和很多资金追逐，不仅有本地改善型客户，也有本地的富豪，还有全国各地的投资客，甚至是国外的购买力。其他城市、其他区域，会有大量的房子供应，不仅新房项目越来越多，二手房挂牌也会增加，但支付能力却越来越弱了，这就是住房消费上的两级分化。 05 这两天，我也咨询了珠三角外围城市的开发商们，大家普遍反映，国庆黄金周成交比较惨淡，平时一个月能卖100套的项目，国庆期间只能卖30套，还得把渠道都用上，用尽浑身解数。而且，大家都跟着龙头开发商在降价，有的项目已经是贴着成本在卖，甚至是亏损在卖。 但即便如此，也卖不动，因为越降价越是没人买。更关键的是，这些城市根本不缺新楼盘。老百姓买房，也不再抢了，甚至没有什么欲望买房。挑三拣四的，迟迟不下定。这就是当下大湾区三四线城市的现状。内地三四线城市，量价更是在下跌了，只不过，数据上没有表现出来。 基于以上分析，从房产税的角度看，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布实施”的12字原则，当2023年完成立法后，国家会将征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征不征收、哪里征收、税率高低等等，全都由地方决策。能有底气、勇气征收，不怕购买力用脚投票的城市，现在来看，恐怕只有京沪深这三个城市。 即便这三个城市征收房产税，也不用担心房价下跌，资金和购买力外逃。因为，高薪就业机会、优质公共服务，附加值最高的产业，最优质的人才，都在这些城市，这是支撑房价的基本面。房产税征收，会反哺到公共服务，从而形成人才和公共服务的聚集、完善，这是支撑房价的引擎。 这就和豪宅区的物业费很贵，但无人因为贵而搬离，是一个道理。相反，很多富人会想办法迁到这里。同时，因为物业费涨价或很多人长期欠缴（物业费其实很低了），很多社区的管理每况愈下，有钱人都搬走了，没钱的得过且过，也想着有朝一日也搬走。这就是住房消费分化的结果。 因此，对于很多城市来说，更担心税收赶跑人，只可能将“无税收”作为吸引购买力的手段。 房产税即便征收，也只会在极少部分区域征收，如果你住在这个区域，恭喜你，不要为那几千、几万元担心，因为你的房子也好，个人的价值也好，每年的增值部分，远远比这几千或几万元要多很多倍。
消费修复虽已步入加速通道，但疫情前消费的回落已持续近两年，我们试图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重新审视消费动能。我们认为四季度，消费将扮演抬升经济动能的重要角色，在疫情冲击加剧收入分配不均与内循环政策导向下，可选消费的亮点值得期待。 1．国内消费的下降与分化已持续多年，并非疫情导致 疫情冲击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成为最严重拖累。最终消费支出对当季GDP同比的贡献率从常态的60%左右，快速下降到-70%左右。三大需求中，投资修复最为迅速，出口在防疫物资和远程办公产品的支撑下始终保持较高韧性，只有消费表现持续疲弱。进入8月后，社零增速开始转正，服务业PMI冲高，线下消费修复进入加速期。但是整体来看消费者消费意愿仍然较弱，消费信心指数反弹也相对有限。 其实，拉长视角来看，中国的消费增速在疫情前已经出现了长达一年半以上的下行时间。这个阶段中也出现了关于消费升级与降级并行的激烈讨论。而疫情的冲击之中，一面是社零相对疲弱以及可选消费修复迟缓，一面是奢侈品、高档住宅、高级轿车的销量大增，消费背后的结构分化再度被拉大。我们认为，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由此衍生的居民资产持有结构。 2．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与资产负债格局 影响消费的因素复杂，我们试图从收入分层的角度对国内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分析，原因有三点： ü一是收入分配不均当前正成为国内经济运行和双循环展开的核心问题之一，特别是疫情在年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 ü二是收入分配角度的结构化视角利于摆脱总量角度对于消费的泛泛之谈。从分层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入手，能够更好地判断不同消费分项的走势。 ü三是收入因素在众多要素中，对消费的中枢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于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其实同样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趋势性上升（图6），疫情冲击导致分配不均的进一步加剧。回顾近三年来，不同收入层收入增速大致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增速趋缓，中低收入群体增速提升。但是两个增速差仍持续带来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一是城镇与农村的高收入户群体增速差持续在拉大，二是城镇居民中，高收入户群体的增速虽然趋缓，但依然高于其他城镇居民收入层的增速。此外，从地域角度来看，收入分配在不同地区与省份的差异也在不断加大（图7）。 从疫情前的收入格局来看，居民家庭收入、资产、负债情况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居民部门的杠杆仍有一定的空间，疫情后杠杆提升相对温和（图8）。居民部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速持续大于居民户新增贷款累计增速。 （2）资产分布不均与负债相对集中，导致净资产分化现象强于总资产。 （3）中国家庭资产构成主要以实物资产为主，越高收入的家庭，金融资产比重越大，但居民整体投资方向有限，高收入群体现金过多（图9）。 （4）中国家庭的负债结构相对单一，构成主要以房贷为主。负债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及三成。 资产端方面，中国家庭资产分布分化显著，财富集中在少数家庭。根据最新的央行统计调查，2019年总资产排名前10%家庭，占国内家庭总资产比例接近50%。排名后40%的家庭，占总资产比例不及10%。高收入家庭户均总资产相对于最低收入家庭户均资产接近14倍差距。 在家庭资产构成中，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主要以实物资产为主（占总资产79.6%），其中住房是重要构成（占总资产59%，图12）。金融资产中，银行理财、定期存款、现金及活期存款占比超过65%。股票资产和基金资产占比不到10%，居民投资方向非常有限，现金持有率过高（图13）。 中国家庭负债集中化现象显著，有负债的家庭占比56.5%，其中过半家庭的负债在30万元以下。家庭负债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其中房贷为主要构成。家庭户均银行贷款49.6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96.8%。在负债家庭中，76.8%的家庭有住房贷款，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为75.9%（图14）。对于负债的使用上，75.9%的居民家庭将负债用于购房，24.8%的居民家庭用于日常消费。 由于低收入家庭的银行负债参与率最低，更多依赖高利息民间借贷（图15）。在负债集中化影响下，中国家庭净资产分化情况甚至强于总资产，排名前1%的家庭占总净资产的17%。在资产负债率分布上，低收入家庭中有负债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较高，低收入家庭偿债压力较大，甚至存在部分资不抵债的现象（表1）。 疫情冲击在年内导致上述收入分配不均格局的进一步加剧。我们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状态可以感知中低收入群体所受冲击巨大，一方面工作岗位出现减少，另一方面月均收入大幅下降后修复乏力（图16），整体对消费拖累显著。家庭财富角度，二季度低收入家庭以及自由职业家庭财富指数下行较大（图17）。 我们进一步观察居民的收入结构特征，城乡居民整体创收能力在不断增强，收入来源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特别是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的占比超过七成，体现出农村居民收入对于农业生产依赖已经相对较弱，但这种收入来源格局也意味着，疫情冲击对于农村居民的影响相对更大。由于经营性收入的大幅降低以及工资性收入的走弱（临时性雇佣、中小微企业雇佣），导致农村居民的收入整体冲击强于城镇居民，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疫情的政策刺激当前也带来了信贷下沉，低收入群体信贷获得难度在二季度有所缓解（图20、21）。而在信贷资源的使用上，不同年龄层家庭的使用方向存在明显差异，年轻家庭主要用于购房购车，中年家庭主要用于教育，老年家庭主要用于医疗。 整体来看，中国收入分配和家庭资产格局呈现出低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负债率高，高收入户持有“现金”过多，住房成为连接中国家庭资产与负债的主要源头。在这种背景下低收入户无能力大肆扩张消费，中等收入户存在负债制约，高收入户消费需求有限，最终导致消费整体疲弱。 3．收入分层下，潜在的消费突破口在哪？ 分化的收入格局下，不同收入层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如何？对待不同商品的消费需求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应对收入分配不均下，提升消费的结构性发力点。 我们提取了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1985-2012年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建立了人均消费支出相对于人均年收入的实证模型： 其中，Cik表示第i等级收入户在第k类商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Yi表示第i等级收入户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εik表示随机误差项。按照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我们将全部数据划分为最低收入户至高收入户共7个等级。则βik即为第i等级收入户对第k类商品边际消费倾向的回归测算结果。 从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 （1）边际消费倾向方面，困难户和低收入户高于高等收入群体，随着收入水平抬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所弱化。 （2）分项方面，食品类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强于其他分项，且随着收入层级的上升而下降（图23）。 （3）不同收入组角度，居住方面低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其他组，交通和通信方面中等、高等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医疗保健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所有分项中相对有限。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收入组下相对均等（其中，高收入组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图24）。 对不同收入组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1）如果基于收入有效改善的前提，那么必选消费仍然存在上升空间（食品、衣着等），而必选消费的动能将主要源于中低收入层。必选消费再次大幅改善的宏观因素源于两种情况，一是政策刺激带来低收入群体资金获得显著改善，二是经济修复至常态水平后居民收入预期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再度改善。 （2）对于可选消费，在收入分配不均的背景下，改善的确定性会大于必选消费（交通和通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因此，当前的疫情冲击格局对可选消费边际利好会更加显著。 4．内循环政策下的消费发力意味着什么？ “双循环”将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理念，那么作为核心的内循环必然需要对内需——消费带来新的要求。基于对不同收入分层边际消费倾向的认知，如何在政策层面发现线索？从年内的政策导向以及居民收入分层背景中来看，我们认为短期核心在于三个方向，一是免税政策方向，二是国货潮，三是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发挥（图25）。 免税行业短期正构成内循环政策的重要落地点，7月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销售额增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年内的免税政策，我们看到商品的扩充以及离岛旅客购物累计限额的提升和单件限额的取消。考虑到年度累计限额10万元，消费电子类产品的加入以及海外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差异性，综合商品和金额角度，我们认为免税政策主要导向是发展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在当前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的背景下，负面冲击相对有限，且竞争性角度和消费群体角度，免税概念与国内产品和品牌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长期来看，免税概念还将承担国内文化和品牌输出的功能，国产品牌的海外市场拓展未来也将借力免税政策，同时拉动国内航空、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与免税店概念相比，在疫情加剧了居民的线上购物行为后，国货潮的力量不容忽视。我们认为当前国货概念仍主要针对的是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消费目标。该类消费者，整体负债约束明显，对于商品性价比要求较高且价格相对敏感。国货潮背后的支撑不仅源于中等以及中低收入层居民的消费习惯，也离不开网络技术、MCN机构的发展。线上销售方式的发展，对于推进社会集团（企业）消费也进入了加速阶段。企业采购电商市场的发展，会使得国产商品的推广出现更多的助力。同时企业采购电商市场的发展对于国内支付体系、国内物流体系、信息技术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外溢效应。 综合免税概念以及国货潮概念，我们认为海外消费回流以及国产商品市场份额提升将出现新的动能。前期报告中，我们强调国内居民在海外消费的体量在万亿人民币以上，如果有25%-50%回流，可额外拉动居民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图29）。服务消费方面，“经常账户”下货物和服务的“旅行”项借方额，发现2012年以后，我国消费者在海外的消费额明显增长，特别是2015至2019年间，我国消费者每年平均在海外消费2579亿美元（图28）。如果我国居民海外消费25-50%回流，按照海外消费对应的人民币数额以及相应年份GDP最终居民消费，平均可额外拉动GDP居民最终消费0.49-0.98个百分点。若叠加海外实物消费的线上销售，那么整体海外消费体量将更大，消费回流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针对资本市场发展，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家庭资产在股票、基金资产配置比例非常有限，从理财、存款、现金占比角度，整体配置的潜在力量仍然较高。前期报告中对于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我们判断在过去牛短熊长的局面中，A股财富效应显著但是影响非常短暂，正向影响基本停留在1-2个季度内，市场上涨对于可选消费的提振作用大于必选消费。作为内循环核心节点的资本市场，当前监管层持续表态，要通过对外开放有力促进资本市场运行质量的提升，使投资者投资行为更加理性，市场估值更加合理，推动脉冲式的市场消失，迎接新一轮“慢牛”的到来。我们认为，在资产增配、市场运行等多方面角度，A股市场在财富效应显著的背景中将承接部分收入改善的功能，即将经济质量提升红利向居民部门传递的职能。 展望后续消费，一方面我们认为，经济常态化运行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并不会带来永久性的中枢下移，因此后续消费复苏主线将扮演后疫情阶段，经济动能抬升的主角。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短期可选消费在收入分配差距快速加剧中存在改善机会，特别是后续伴随企业收入改善，企业采购行为的修复。必选消费仍然存在改善空间，但改善的催化剂存在于两种可能，一是政策刺激下信贷资金的下沉，二是居民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常态化后的改善，短期来看两种可能性相对有限。年内后续消费亮点，我们认为仍将集中在线下免税概念的增长以及线上国货潮两个脉络，相对而言在疫情冲击后的收入格局中偏向于可选消费层面，同时二者也将分别带来旅游、航空等服务消费，和相关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化的推进。
摘要：长期关注诺亚研究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不同资产长期趋势和投资策略的研究，是与学术最前沿的发现紧密挂钩的。周一瑞典银行将宣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最新得主。今天我就来分析一下可能获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通常，获奖的学术成果是得主在20-30年之前完成的，而且与当下的经济主题关系并不密切，这就使得预测谁能得奖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学术界群星璀璨，巨星云集，够资格获奖，年龄也很大的潜在经济学家还不少，就使得预测难上加难。 我虽然每年都参与到预测游戏，但也只是在2017年准确预测到得奖人将是行为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Richard Thaler教授，之所以猜到还因为一点点私心，因为我在2017年9月下旬在喜马拉雅FM推出了一门建立在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上的投资课程，叫做《经济学家夏春的投资必修课》。其他时间我的预测基本落空，不过我通常会在颁奖结果宣布后的第一时间对得主的学术贡献和八卦故事进行介绍。 最近两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挑选获奖者时，比较注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世人认识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解决之道两方面做出的贡献。例如2018年两位学者Paul Romer和William Nordhaus分别以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也就是科研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对环境经济学的深刻认识而获奖。2019年三位获奖者的贡献在于通过随机参照实验来研究穷人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解释为什么穷人和穷国难以翻身走出贫困陷阱，走向富裕，以及找到帮助他们脱贫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去年的经济学颁奖似乎打破了年龄的限制，就好比物理化学奖，只要公认研究成果重要，学者就不必等上几十年。 贫富差距比想象的可怕 如果诺奖委员会保持这个趋势，那么我认为今年最可能的获奖的研究主题很可能集中在宏观领域最受世人瞩目的一个关键问题上，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同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导致了民粹主义和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为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的崛起。此外，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他在过去20年的研究发现，贫富差距远比大家想象的严重和可怕。虽然大家现在听了可能觉得没什么奇怪，但这些发现在当时，以至于现在，仍然在整个经济学界产生巨大的震撼效果。 因为两个原因，使得贫富差距问题，在马克思之后，基本上从来不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第一是经济学家信奉自由竞争，认为竞争下产生的贫富差距，一方面会带来激励效果，激励穷人努力工作或者创新，变成富人；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也会随竞争的优胜劣汰而消失，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话来说就是“富不过三代”。因此，贫富差距是经济中自然出现的现象，不值得研究。 第二是过去经济学家发现，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贫富差距很小，大家是共同贫穷，随着经济发展，贫富差距会变大，但当经济进入到高水平发展阶段，贫富差距会缩小，大家是共同富裕。 简言之就是只要把经济这块饼做大，一开始大家分得不够均匀，很多抱怨，但社会分配机制，特别是税收机制，会自动发挥作用并且不断改进，这就使得大饼会分得越来越均匀，社会越来越和谐。另一种机制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会产生先富带后福的效果，就好比把酒杯叠成金字塔，一瓶酒从最高的杯子倒下去，酒会从上面的杯子溢出，流到下面的杯子里。 这两个主流经济思想的论证者SimonKuznets和Milton Friedman分别在1971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从此，贫富差距问题就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消失，而美国和英国以经济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全世界国家竞相效仿的对象。尽管香港的贫富差距是全球最高之一，但每当香港被美国评为年度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时，政府官员总是大书特书，沾沾自喜。如今，美国和英国都被贫富差距搞得焦头烂额，但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2019年诺奖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穷人难以翻身成为富人，而Piketty的发现用一句话总结就是，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之间并非倒U型，而是U型关系。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反而会越变越大！经济这块饼越分越不均匀。一瓶酒倒进上面的杯子，不是溢出进入下面的杯子，而是留在了最上面越变越大的酒杯里！ 为什么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现象，之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此前经济学家用到的收入数据收集不够完整，只能对不同群体的收入进行简单粗糙的划分。他们按收入不同将居民分成五等分，收入或者财富是前20%是富人，而后20%是穷人，中间的是中产阶级。 第二是当初经济学家研究收入问题的阶段，恰好是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重建，全球化带来高增长，大家的收入都在快速增加，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阶段，因此，经济学家得出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倒U型的结论。 但是，1980年之后，由于经济自由竞争思想带来放松监管、国退民进，以及和英美国家的减税潮（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90%左右降到40%左右），导致之前逐渐缩小的贫富差距来了一个大逆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例如，2014年，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1%的家庭净财富占国民财富的40%，这些比重都回到了一战开始前的水平，是一个非常显著的U型。 Piketty发现，富人越来越富的原因除了受益于减税潮，更重要的是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并且享受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收益率。简单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收益率大约是8%，而全球发达经济体GDP的增长率大约在2%，发展中国家高一些，平均也只有4%左右，都低于股票投资收益率。 今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瑞银和普华永道刚发布的报告就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在今年4-7月财富增长了41%。美国则发现，643名最富有的美国人在3-9月的财富增加了29%，相当于8450亿美元。主要都是受益于股价上涨。 Piketty在经济学上更大的贡献是首创了通过个人税收记录来详细研究每个人税表上反映出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变化，这些数据在去掉个人信息之后是可以长期跟踪的。有了这些微观层面非常颗粒化的数据，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就可以研究前10%，前1%，前0.1%，前0.01%以至于Forbes财富排行榜上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的收入，财富和税收记录。 他们最有趣的发现是，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比如美国前1%的家庭税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20%，而前0.1%的家庭则占了10%，前0.01%的家庭占了5%。这些数据相对于1980年都变化巨大，但无论是收入排在后50%的穷人阶层，或者排在中间40%的中产阶层，在过去40年里的收入占比或者不变或者减少。这个现象是全球性的，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差不多，而且，如果把刚才的收入占比改成财富占比，那么差距将变得更加惊人！ 如何解决贫富差距？ Piketty的研究第一次走出象牙塔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不满在2011年转化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口号，表达了对于前1%的群体的严重不满。 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提出解决贫富差距的方法是向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或者增加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他们发表了一系列同样令人震惊的研究成果，哪怕其中一些只是被人遗忘的历史常识，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就是实行财富税。再比如，他们发现，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叠加之前多届政府的减税，使得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面对的综合税率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还要更低，既比其他超级富豪低，也比最穷的群体低。 他们还发现，过去经济学界认为增税的坏处在于降低富豪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全社会财富创造创造的理由站不住脚。实际上，去年获得诺贝尔奖的AbhijitBanerjee和Esther Duflo就发现，增税不会降低富豪的工作激励。Piketty的研究激发了很多学者跟进，例如2010年获得诺奖的Peter Dimond与Piketty的长期合作者Emmanuel Saez就主张应该将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到70%以上。 这些研究主张在2019年开始的美国大选中受到高度重视，提议财富税的民主党候选人都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而现在拜登提出的部分逆转特朗普向企业减税的政策，并且提高对超级富豪的所得税的主张，都是受到了Piketty与他的合作者的研究启发。这也符合我前面所说，经济学前沿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可能受到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 顺便说一句，Piketty也是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最透彻的学者。前不久总理说，中国6亿人口税后月可支配收入只有1000元，这个抽样调查结果来自于国内学者，但他们却忽视了抽样调查的不足，得出了中国可支配月收入超过2万元仅有70万人的错误结论。 前面说过，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大，但是抽样却很难充分反映。Piketty就与他的合作者利用了中国国家税务局个人纳税数据和统计局收入数据，以及一些富豪榜数据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了目前最好的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5.4亿低收入人口的税前月收入平均为1470元，这十分接近总理说的数字。但是2015年中国税前月收入达到2万元的就有1亿人，远远超过国内学者估计的70万人。这些就是中国收入前10%的人。在2015年月收入超过2.7万，在中国就能进入到前1%。 房价波动比想象的可怕 虽然今天主要介绍Piketty的学术贡献，但我认为日本经济学家NoubhiroKiyotaki（清泷信宏）和英国经济学家John Moore以对宏观经济中经济周期的研究成果获奖可能性更大。限于他们理论的复杂性，我只提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在Kiyotaki和Moore之前，宏观经济学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由于经济变量都是内生的，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需要一个随机出现而且很强的外生推动力。这就好比物理学家非常想知道什么造成了宇宙大爆炸。过去，经济学家假设的第一推动力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例子，即使战争，石油价格冲击，以及天才科学家发明的新技术都很难产生现实中观察到的经济周期。当然，今年的疫情冲击是一个极好的外生推动力的例子。 Kiyotaki和Moore发现，这一不足和过去研究对经济周期产生的内生机制理解不够充分有关。经济中的耐用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其实会产生放大经济周期的作用，原因在于耐用品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作为抵押品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他们会起到一个外生冲击的“放大器”的作用。换句话说，耐用品特别是房子的价格波动远比大家想象的可怕。这就改变了经济学界过去寻找外生动力的努力，而把目光聚焦到之前考虑不充分的内生扩散机制，大大推进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找到许多新的“经济周期内生放大器”。 特别是，这一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带动了美国经济繁荣，而房地产衰退则导致美国经济即使在量化宽松刺激下，复苏依然极其缓慢。 当然，这项研究也带来一个“副产品”，就是各国对房地产市场变得格外呵护，只要房价稍微下跌，政府就变得极其紧张，各种政策托市，房价易涨难跌。今年全球经济衰退，大城市和发达国家的房价却在上涨，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顶尖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也许有人会说，房价波动会放大经济波动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为什么值得诺奖？这就需要我们了解顶尖的经济学研究可以是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其他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数据或理论结果。比如Piketty是第一个用数据说服大家贫富差距越来越恶化的人。 比这个层次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是对一个人人都知道非常重要，但还没有人在原有经济分析框架下清楚解释的新机制，进行首次证明。从这点来说，好的理论研究就类似数学里面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虽然人人知道房价波动影响大，但却是Kiyotaki和Moore第一次清楚刻画其影响其他经济变量如消费，投资和就业的过程。 当然，比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更强的经济学研究，是突破旧的经济分析框架，创造全新的经济分析框架，既可以包容旧理论，还可以创造新理论。这就类似物理学的演化过程。将来会有在这方面贡献突出的经济学家获得诺奖。 其次，不完全统计，过去19年，日本学者拿到19个诺奖，平均一年一个，今年这项荣誉很可能由Kiyotaki摘取。顺便说一句，我这个预测也有些私心。Kiyotaki作为宏观领域的大师，最重要的研究都在Minnesota大学做出，而这是我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校。 我在读期间，两位老师Edward Prescott和Leonid Hurwicz分别以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巨大贡献，在2004和2007年获得诺奖。2011年以宏观经济研究获得诺奖的ThomasSargent和Christopher Sims最重要的成果也都是在Minnesota完成的。 第三，2016年诺奖颁发给了对合约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OliverHart和Bengt Holmstrom，当时圈内就认为Moore没有一同获奖是委员会的疏忽，因为Hart的获奖论文是和Moore一起完成的，但大家转念一想，考虑到评奖有3人的人数限制，如果给了Moore，又会错过Kiyotaki，所以不如之后再单独颁发给他们。 最后，坦率说，去年的颁奖结果在圈内争议很大，对贫穷和发展问题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得到的发现，基本上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与中国解决贫困问题取得的成就相比显得薄弱，也不具备Piketty的发现所产生的震撼效果，似乎不符合我前面说的顶尖研究三个层次的标准。 因此，今年的诺奖很有可能回归“重理论”的传统，Kiyotaki和Moore都是公认的理论大师，而Piketty虽然以对收入和财富数据的挖掘闻名于天下，他也是凤毛麟角的理论天才。Piketty18岁上大学，与大多数人22岁本科毕业不同的是，他22岁已经靠对财富分布的纯理论研究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开始任教于MIT。 当然，我这次的预测很可能完全错误，但这三位学者一定会拿到诺奖。够得上诺奖份量的研究还很多，等今年的颁奖结果出来，我再向大家解释获奖者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的八卦故事。
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提质增效 “十三五”积极财政更有为 从15万亿元到19万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从14万亿元到23.9万亿元，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基层民生，财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回眸“十三五”，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5年间，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提速，现代财政体制建设不断迈步向前。 财政实力迈上新台阶 减税红利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19年)，在陆续出台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的情况下，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全国财政收入分别超过15万亿元、17万亿元、18万亿元、19万亿元，为2015年的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5.7%，国家财政实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5年来，伴随经济总量稳步增长，财政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增长，与此同时，结合税制改革，重点围绕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红利不断向深度释放。 “十三五”期间，我国全面推广营改增，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增值税税率，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及一系列降费等措施，有效降低企业税费成本和居民个人负担。 “营改增”全部推开，深化增值税改革，简并税率档次，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留抵退税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政策不断扩围，支持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完善。 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实施专项附加扣除，减轻工薪阶层税负。降低关税总水平，支持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普遍性降费力度，持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通过较大幅度降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 上述一揽子举措持续发力，2016年至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分别约5700亿元、1万亿元、1.3万亿元和2.36万亿元，今年预计全年再新增2.5万亿元，其中前8个月新增减税降费已超过1.8万亿元。 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数据显示，5年间，财政收入增速从2017年的7.4%，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3.8%。同时，企业负担持续减轻，涉企收费继续下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连续四年负增长，地方教育费附加等专项收入增幅从2016年的16.1%回落至2019年的-4.8%。 超20万亿支出重点保障有力 强大的财力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三大攻坚战、三农、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能看到财政资金的身影。 受经济增速换挡回落、大力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十三五”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总体有所放缓，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过增加一定的财政赤字，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以更好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力度：2016年至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从2.18万亿元增加到2.76万亿元，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到3.76万亿元。通过统筹财政收入、赤字、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方面，财政支出从2013年的14万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3.9万亿元，年均增长9.6%，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速2.4个百分点。今年预算安排财政支出24.8万亿元，继续保持较高的支出强度。 与此同时，为支持地方稳投资、补短板，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16年至2020年新增债务限额从1000亿元增加到3.75万亿元，发挥对拉动投资的杠杆作用。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科技创新。2016年至2020年，财政科技投入累计4.13万亿元，比“十二五”时期增长超过69%。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从2016年的1858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3482亿元，支持补齐“三农”短板。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2016年至202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5305亿元，连续5年每年新增200亿元，全力保障好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财政生态环保相关支出累计安排18743亿元，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用财政资金织牢民生保障网。2016年至2019年，与民生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住房保障、节能环保、文化体育与传媒等重点支出合计从9.6万亿元增加到12.4万亿元，占总支出比重从51.1%提高到52.1%。 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财税部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持有保有压，不断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推动现代财税体制建设步入“快车道”。 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至今我国已基本搭建起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现代预算制度为基础，以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为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主体框架。 近年来，政府预算报告，越来越公开透明，绩效评价也越来越凸显。“没有预算，就不能有支出，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预算改革沿着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目标前进，全面规范、公开透明且有约束力，注重绩效管理，预算管理更具科学性。 5年来，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税收制度在保持总体框架稳定的基础上，在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推进资源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税收法定全面提速。 5年来，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稳步推进，顶层设计指导意见、承上启下改革方案、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公共文化、应急救援等领域的分领域文件陆续出炉，相关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作出了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新的战略部署，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展望未来，我国现代财税体制建设还将迈出新的步伐。(记者 孙韶华 实习生 王惠民)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8月份，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18773亿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全国企业销售形势稳步向好，供给需求双向发力。 从前8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来看，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11711亿元；二是去年年中出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7062亿元。 今年各项减税降费政策陆续实施以来，企业负担持续下降。比如，前8个月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享受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的约占92%，余下8%左右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从3%降为1%（其中湖北省免征），降幅达67%。 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认为，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直达市场主体，实实在在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市场活力，取得了良好效果。各项支持创新政策措施的继续实施，使得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和技术改进中。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33万户企业，购进高技术设备和高技术服务金额同比增长24%，推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百分点，显示出较好的发展势头。1至8月份，全国重点税源企业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0%，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同时，今年1至8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7%，高于全国企业总体水平11.2个百分点。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等高技术服务分别增长38.7%和19.5%；医疗仪器设备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等高技术制造分别增长12.5%和4.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利用增值税发票等税收大数据，跟踪反映全国复工复产复销和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企业发票销售收入同比降幅收窄至0.5%，已基本与去年持平。截至9月20日，全国企业累计销售收入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年内累计增速首次实现正增长。 蔡自力表示，今年7、8月份，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已连续两个月保持9%以上的增长，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回升势头更强，连续4个月销售收入保持15%以上的增长，成为引领制造业恢复的重要引擎。 税务总局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景气调查问卷显示，89.4%的重点税源企业预计四季度生产经营形势为“平稳”或“好转”，较三季度预测提高4.7个百分点。增值税发票数据也显示，8月份，全国企业购进货物服务总金额同比增长9.6%，快于销售收入增速0.2个百分点，反映企业对经营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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