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Strawbear Entertainment Group（下称稻草熊）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书。 这家深度绑定吴奇隆、刘诗诗、赵丽颖等演员的影视公司，曾因2016年暴风科技拟斥资10.8亿元购买其60%股权而名噪一时。如今，经过爱奇艺两轮融资的稻草熊已估值近20亿元，刘诗诗、赵丽颖所持股份对应的估值分别接近3亿元、1500万元。 凭借自制剧集业务的快速发展，稻草熊近两年的收入复合增长率高达144.2%。然而，由于视频网站采购价格明显下降，其2019年毛利率大幅下滑16.8个百分点，经调整净利润亦减少12.7%。 压缩预算制作的剧集《两世欢》在今年前三月实现了不错的业绩，但其全部收入来源于爱奇艺又暴露了另一问题。2017~2019年，爱奇艺连续跻身稻草熊TOP2客户，两次成为其TOP3供应商。稻草熊对第二大股东的依赖可见一斑。 截至今年3月末，稻草熊的资产负债率为87.7%，计息债务几乎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三倍，上市无疑能缓解其资金压力。不过，因为影视行业项目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制作多部剧集、并购影视公司及收购IP的做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尚难以预料。 视频网站压价，去年毛利率下降16.8个百分点 稻草熊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制剧集播映权许可业务、买断剧集播映权许可业务。 自制剧集业务，是指将其制作的自制剧集播映权，许可给电视台、视频网站或第三方发行商。买断剧集业务，指的是将其从视频网站或剧集制片商处买断的剧集播映权，许可给电视台、第三方发行商或视频网站。 2017~2019年，稻草熊的自制剧集业务发展迅速，其收入由9580.4万元增长至5.71亿元，两年复合增长率为144.2%；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亦由17.6%提升至74.7%。招股书显示，近三年播映的自制剧集数量呈上升之势，分别为2部、2部、3部。 同一时期，买断剧集收入则由4.23亿元减少至1.83亿元，占总收入之比由77.9%下降至24%。而播映的买断剧集数量则呈下降之势，近三年分别为3部、3部、2部。 （稻草熊近年收入） 此外，单部自制剧集能比买断剧集带来更多的收入，也是自制剧集收入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 2017年至今年前三月，在此期间首轮播映的7部自制剧集中，有4部的收入超过2亿元，2部的收入超过1亿元，最低一部的收入为9390万元。 同一时期，在此期间首轮播映的9部买断剧集中，仅有1部的收入超过3亿元，2部的收入超过1亿元，其余6部的收入均低于1亿元。其中，除了稻草熊参与投资的2部剧集外，剩下7部的运作模式均为稻草熊从视频网站采购、将播映权许可给电视台。 （稻草熊毛利及毛利率） 然而，在收入快速上涨的同时，稻草熊2019年的毛利率却遭遇断崖式下滑。当年其实现毛利1.08亿元，同比减少487%；综合毛利率为14.1%，同比下降16.8个百分点。 稻草熊称，这是由于视频网站2019年的采购价格下降，但当年播映的剧集在2017年或2018年制作。彼时政府政策还未大幅削减演员薪酬，制作成本较高。 因此，稻草熊压缩了2018年开机的《两世欢》的制作预算，使得今年前三月自制剧集业务的毛利率回升至31.7%。今年前三月，稻草熊的总毛利及综合毛利率也分别提升至9469.1万元及29%。 （稻草熊合并损益表） 与毛利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8年、2019年及今年前三月，稻草熊经调整净利润分别为7495万元、6539.6万元及5792.5万元，呈先降后增之势。 不过，由于稻草熊2018年曾增加4200万元的股份奖励开支，其2018年、2019年及今年前三月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43.4万元、5003.2万元及4289.1万元。 刘诗诗、赵丽颖持股，吴奇隆隐身背后 相比于业绩，稻草熊更受关注的是股东阵营。其股东不仅有国内知名演员刘诗诗、赵丽颖，还囊括了国内三大视频网站之一的爱奇艺。 截至今年7月10日，刘诗诗（本名刘诗施）、赵丽颖分别持有稻草熊14.8%、0.79%的股份。稻草熊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翟芳持有6.43%的股份。 稻草熊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小枫持有58.41%的股份，并通过上述三人的委托拥有22.02%的投票权。因此，刘小枫以80.43%的投票权成为稻草熊的控股股东。 （稻草熊股东名单 截至今年7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稻草熊、刘小枫与中国台湾知名演员、刘诗诗的丈夫吴奇隆很有渊源。 天眼查显示，2014年11月，江苏稻草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稻草熊文化）成立，稻草熊（香港）有限公司、江苏稻草熊影业有限公司（下称江苏稻草熊）、无锡影舞影视投资工作室分别持股53.75%、36.25%、19%。吴奇隆、刘小枫分别担任稻草熊文化的董事长、总经理。 彼时，刘小枫全资控股江苏稻草熊（其中分别为刘诗诗、赵丽颖代持20%、1%的股份），吴奇隆担任江苏稻草熊的艺术总监，刘诗诗全资控股无锡影舞。但在2016年10月，稻草熊文化即被注销。 一篇2017年3月刊发的吴奇隆专访文章称，刘小枫为吴奇隆的合伙人；碍于台湾人的身份，吴奇隆不能亲自持股，但他的妻子刘诗诗却是江苏稻草熊的第二大股东。这意味着吴奇隆与江苏稻草熊的利益绑定颇深。 而通过与江苏稻草熊及其登记股东订立合约安排，稻草熊得以间接控制江苏稻草熊，并将江苏稻草熊视为并表联属实体。 （稻草熊间接控制江苏稻草熊） 2016年3月，还发生了另一项轰动娱乐圈与资本圈的大事，即A股公司暴风科技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斥资10.8亿元购买江苏稻草熊60%的股权。由于收购方案中暴风科技需要向刘诗诗支付2.16亿元的现金及股份，这笔收购也被戏称为吴奇隆准备的“聘礼”。 不过，2016年7月，证监会以包括江苏稻草熊在内的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由，否决了这一方案。 此前暴风科技的收购方案称，江苏稻草熊已与吴奇隆达成合作，后者将在2016~2018年期间每年至少出演一部由江苏稻草熊制作发行的剧集。 从招股书披露的信息看，吴奇隆的确履行了约定。2016~2018年，吴奇隆分别参与了三部稻草熊自制剧集的拍摄，三部剧集累计实现收入5.39亿元。但之后吴奇隆再未出演稻草熊的剧集。 另外两位明星股东近年亲自上阵的机会也不多。2016年，刘诗诗出演了稻草熊投资20%的《醉玲珑》，稻草熊买断剧集后累计实现收入3.53亿元。此后，其仅有一部剧集与稻草熊有关，稻草熊将负责该剧集的发行代理。 持股数量更少的赵丽颖，在2015年出演稻草熊的自制剧集《蜀山战纪》后，仅因2016年出演的《楚乔传》与其产生过联系。由于担任《楚乔传》的非执行制片商的联合融资安排，稻草熊累计实现收入940万元。 二股东爱奇艺连续两年成为第一大客户 在暴风科技的收购失败后，江苏稻草熊继续寻求融资。 2016年10月，海南阿里巴巴影视产业基金出资2.25亿购买江苏稻草熊15%的股权，此时江苏稻草熊的估值为15亿元。2018年8月，江苏稻草熊又以2.7亿元回购上述15%的股权，其估值也回到了暴风拟收购时的18亿元。 2018年11月，稻草熊订立与江苏稻草熊的合约安排并对其并表。随后，爱奇艺即以4000万美元收购稻草熊15%的A轮优先股，这时稻草熊估值为2.6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51亿元）。 今年5月，爱奇艺再度斥资1513.88万美元收购稻草熊4.57%的A轮优先股，此时稻草熊的估值增加至2.8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985亿元）。以此计算，刘诗诗、赵丽颖目前所持股份对应的估值分别约为2.96亿元、1575万元。 在爱奇艺入股之前，它与稻草熊的关系就十分紧密。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今年前三月，稻草熊来自爱奇艺的收入占总收入之比分别为21.4%、36%、27.2%及100%。除了2017年是第二大客户外，2018年、2019年及今年前三月，爱奇艺均为稻草熊的单一最大客户。 稻草熊亦从爱奇艺处采购买断剧集。2018年及2019年，其向爱奇艺的采购额占总采购额之比分别为16.2%及15.8%，爱奇艺分别为稻草熊的第三大及第一大供应商。 因此，稻草熊在招股书中提示，倘若其无法与爱奇艺维持业务关系，或倘若爱奇艺失去领军市场地位或不再受欢迎，其业绩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稻草熊与爱奇艺的关联交易） 实际上，稻草熊客户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不只是源于爱奇艺。2017年、2018年、2019年及今年前三月，其来自于东方/湖南/江苏/北京/浙江卫视以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这八大渠道的收入，占总收入之比分别为80.6%、95.5%、63.2%及100%。 而八大渠道议价能力较高的情况，不仅在2019年稻草熊综合毛利率暴跌时有所反映，还体现在稻草熊较高的应收账款上。 2019年末及今年3月末，其贸易应收款项及应收票据占总资产之比分别为23.7%及29.4%，已确认的贸易应收款项减值亏损分别为152.8万元及12.1万元。 另一方面，稻草熊还面临存货高企的问题。在上述时间节点，其存货占总资产之比分别为44.8%、40.8%，但无存货撇减。 （稻草熊主要财务指标） 偿债指标方面，近年稻草熊的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在2019年末及今年3月末分别为90.5%及87.7%。相对于计息债务而言，其现金储备也不算充足。 2019年末及今年3月末，稻草熊包含银行借款、应付一名关联方款项等在内的计息债务分别为2.82亿元及2.84亿元，而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受限制现金分别合计为1.07亿元及9503.1万元。 此外，2018年及2019年，稻草熊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分别减少了5600.3万元及4490.6万元。2018年，其经营现金流净流出6398.6万元。稻草熊称，这主要是由于其制作发行更多剧集，导致存货、预付款项、已付所得税等增加。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要辨证看待房地产税的影响：将房产税作为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最后，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我国房地产税结构呈“重增量住房、轻存量住房，重开发建设与交易环节、轻保有环节”的特征，房产税在“开发建设、流转、保有”三大环节中占比较小。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意见》对房地产税的表述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焦点在于是否会在持有环节加征“房产税”。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要辨证看待房地产税的影响：将房产税作为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最后，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广义的房地产税在我国早已有之，是个较为复杂的税收体系，主要涉及十多个税种，涵盖了开发建设、流转和保有三大环节。狭义的房地产税在我国仅指“房产税”，针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范围仅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且对居民自有住房在内的五类征税对象免纳房产税。 房产税自始至终是我国整个房地产税的组成部分，因其属于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款，将对民众持有住房的成本产生较大的影响，《意见》对房地产税的表述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焦点在于是否会在持有环节加征“房产税”。 一、我国房地产税现状：“两重两轻” 我国房地产税结构呈“重增量住房、轻存量住房，重开发建设与交易环节、轻保有环节”的特征，房产税在“开发建设、流转、保有”三大环节中占比较小。 （一）现状 目前，我国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只包括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两个税种不仅税率低、税基较窄，而且对居民非营业用房免征，整体税负水平较低。与之相比，开发环节和流转环节的税种多、税负重。两者共同造成了在房地产开发、交易过程中整体税负水平较高。 表 1：各国房地产税的征收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中国税务年鉴》数据显示：房地产行业税收总额中，房产税占比仅2%，加上保有环节的另一项税收城镇土地使用税，整个保有环节税收贡献不超过5%。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的占比均在15%以上，其中营业税占比甚至达到30%以上。 （二）弊端与改进方向 我国房产税制度匮乏和不完善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土地资源缺乏合理配置、居民贫富扩大等问题。借鉴国外的房地产税制度是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实际问题的一个破局方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加强对财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 二、房产税的目的：利益相关者视角 2018年3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答记者问时称会按照中国国情合理设立房地产税制度，认为房地产税主要作用是调节收入分配、筹集财政收入。 实际上，加征房产税的目的更加丰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统筹考虑，才能深刻理解房产税的利弊。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有四大利益相关者，对房产税的诉求有较大差别、甚至完全相反。 表 2：各利益相关者对房产税的诉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加征房地产税在中国预期的政策目的有三个：一是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和财产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三是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 三、加征房产税的影响：国内经验和国际对比 全球加征房地产税有四个共性安排：一是按照评估值征税，即按照价值征税；二是房地产税都有税收优惠，但具体的方式和水平不一样；三是属于地方税，收入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用于满足教育、治安等公共基础提供；四是房地产税税基确定较复杂，需要建立较完备的税收征管模式，才能征得到、征得公平。从房价、市场调控、财政收入、金融稳定四个方面分别评价房产税的影响： （一）不会大幅降低房价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在保有环节加征房产税不会对房价长期趋势带来翻转。房产税可能延缓、阻止部分买家的购房，但仅凭房产税单一因素无法影响房地产市场长期趋势，金融政策、土地供应、人口流入等因素的作用可能更有决定性。 国外方面，房地产税以Council Tax（英国，针对居住用房地产）、Domestic Rates（英国，针对商用房地产）、Rates（澳大利亚，针对土地）、Property Tax（美国/日本）、Comprehensive Real Estate Holding Tax（韩国）等形式出现，但基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房产税多年的实施情况来看，当地房价走势受其影响甚微：根据英国National Wide和美国OFHED公开的住房价格指数显示，近三十年英国住房价格上涨近4倍，美国住房价格上涨2.5倍左右，且已超过次贷危机前的房价水准。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开征物业税，80年代增加对土地短期交易开征资本利得税，但都无法阻挡居民炒房热请，直至90年代泡沫破裂。 国内方面，中国香港的房产税由差饷+物业税+地租组成，其中差饷已有百年的历史，2010年香港政府还针对非港居民推出“买家印花税”（15%）来抑制房价上涨，期间印花税一度调高至16%，但依旧无法阻挡购房者热情。上海和重庆作为大陆仅有的两个针对部分非营业性住房征收房产税的城市，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住宅价格数据，2011年至今两地的住宅价格涨幅与同期全国楼市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不明显。 （二）能够调控房地产市场 房产税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还有调控房地产市场功能，传递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信号，改变市场预期。历史上，除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两项常备房产税之外，日本还出台过以调控市场为目的的特别土地保有税（1992年）、地价税（1991年）以及提高短期转让土地所得税（1969年）等类房产税手段。日本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依赖多个税种构成的涉房税收体系，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一项税收政策。 2017年，我国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的定位，同时也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通过住房结构（租售并举）、土地供给（盘活存量土地、农村集体所有地改革等）、税收（房产税）和金融（资产证券化、信贷政策）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可见，房产税是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的一个环节。从效果上看，多种调控手段的结合使用取得了明显效果，有效抑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态势。 （三）能够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达到高点。2019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1.8%，比2018年上升1.9个百分点，再创新高。2019年在经济增速下行、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更加依赖于卖地来对冲债务风险。此外，“一城一策”对于某些财政比较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城市而言，地方政府在卖地上增加了一些灵活性。 但是，我国房地产市场正逐渐进入存量时代：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新增规划用地将不断减少，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交易量已经超过新房，呈典型“存量房市场”特征。三四线城市库存仍然较高，开发商拿地和新开工意愿不足。土地出让金增速逐年下滑，地方政府亟需优化财政收入结构。 图 1：土地出让金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财政部 从筹集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房地产税相对于土地出让金主要有两点优势：第一是持续性。在房屋的存续期间政府每年定期收取，有效的保证了此项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第二是稳定性。一般来讲，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评估值每隔几年评估一次，评估值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使得其不会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受到太大影响。 从国际经验来看，房地产税是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稳定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支出主要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治安等固定支出项目，具有弱周期性的房产税对地方财政十分重要。以美国为例，房产税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总收入、来源于州和地方政府收入、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大致为15%、20%和30%左右。实际上，单对地方政府而言，房产税占比分别达到25%、40%和70%左右。以日本为例，日本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均属于地方税种（市町村级政府）。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18）》，2012-2014年房产税占市町村税的比重分别为48.2%、48%和47.4%。 从国内实践看，上海、重庆两地实行房产税以来，房产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占总体地方财政比重仍然很低。两地房地产税试点推进困难重重，并没有充分发其筹集收入的作用，计税依据、税基过窄、税率过低是主要原因。两地的税率普遍较低，最高税率不超过1.2%，最低税率仅为0.4%。加之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实际征收率远低于理论征收率。房地产税在全国推广要充分吸取两地的经验和教训。 资料来源：重庆、上海财政局 （四）不能抑制房地产金融化 房地产税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工具，但是对金融系统稳定性作用不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税完全没有阻止银行业房地产贷款快速增长的趋势，最高点时房地产贷款（公司类、个人类合计）占银行业贷款比重达到63.5%。金融危机后，该比例一路下降到2019年末的48.6%。可见，金融机构房地产业务、资产质量并不取决于房产税，金融系统自身的经营行为更关键。 图 4：美国银行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基本不受房地产税的影响 资料来源：FDIC （五）不能明显减少贫富差距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房地产既有“财富效应”又有“挤出效应”。我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发现，居民杠杆率（住户贷款余额/GDP）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意味着，近年来居民贷款购房导致的杠杆上升会抑制消费能力，损害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房产税对房地产贷款增长的抑制效果不明显，因此，也很难降低房地产的挤出效应。 从美国、英国看，居民基尼系数波动与房产税关系并不明显，房产税在调节居民财富方面的作用需要其他配套政策的支持。 图 5：基尼系数与房产税的关系并不明显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欧盟统计局 四、结论 房地产税在我国存在已久，本次《意见》重提“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意在房产税（保有环节）做加法。从国际经验来看，房产税对稳定政府财政收入，维持城市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税收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在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我国房地产利益相关者众多，要辩证地看加征房地产税的利弊： 表 3：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房产税立法、授权、推进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打消居民期望与房产税作用的“预期差” 开征房产税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房价高的问题，还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各利益相关方没有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意见。社会公众倾向把房价和税收联系在一起，认为房产税主要为了解决房价问题，通过收税抑制投资需求，从而降低房价，必然会导致现实和期望出现较大反差。 （二）房产税是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的一部分 国内外实践显示，开征房产税并不会对房价造成很大的直接冲击，无论在房价处于调整期还是快速上涨通道中，房产税都不是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同时，在房地产价格仍持续上涨的时期，房产税也不能有效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为此，出台房产税只适宜作为调控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不能对其调控功能寄以过高期望。 （三）房产税征收手段、范围等细节仍需要审慎推敲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合理设计房地产税制度，采用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原则，避免重复征税。合并相关的税种、合理降低房地产在建设交易环节的一些税费负担。兼顾社会公平，采用差别化税率，利用税收豁免政策进行二次调节，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税负结构。逐步使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主要来源，长期来看，房产税应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其中的毒丸条款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是其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地位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本文原发于中国经济周刊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盘点：24省份仅4例正增长，广东体量稳居第一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潇枭 疫情冲击下，上半年我国GDP下降1.6%，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7.9%。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截至7月23日，已有24个省份公布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数据，仅4省份财政收入增速转正，分别是青海、河北、广西、贵州。其中，青海增长5.4%，河北、广西、贵州的涨幅在1%左右。 综合来看，东部财政大省运行较平稳，财政收入降幅相对较小。中西部省份分化更明显，部分实现了正增长，部分降幅在两位数。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近四成；海南的旅游经济受到重创，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26%。 疫情使得税基减少，在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翘尾影响，以及与企业共度时艰采取的减税缓税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降幅较大。不过，随着经济的不断恢复，下半年财政收入也有望实现增长。 京沪降幅较大 相对于全国平均7.9%的降幅，东部财政大省表现较好。 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分别为6460、4741、4253亿元，增速分别为-5.8%、-2.8%、-2.6%。三者上半年GDP规模分别为49234、46723、29087亿元，增速分别为-2.5%、0.9%、0.5%。 财政收入与经济表现相当，广东经济、财政体量稳居第一。增速上之所以有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外贸第一大省，海外疫情蔓延对其进出口影响相对较大。 近几年，浙江的财政收入表现亮眼。前几年逐渐超过山东，规模升至第四；2019年与上海开展了第三名的“拉锯战”，一季度超过上海，上半年上海反超，前三季度浙江再度领先，全年上海以120亿元的优势领先。 今年上半年，浙江超过上海，目前差距为320亿元。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互联网数字经济逆势大涨。政策层面力推新基建，数字经济有望进一步得到发展，拥有诸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浙江前景可期。 浙江上半年GDP增速转正，得益于服务业的支撑，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5%。其中，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5%，增速居前。 东部财政大省中，上半年京沪表现相对较弱。上海、北京若从GDP体量来看，2019年全国排名在11、12位，其聚集了大量公司总部，总部经济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收入。尤其在房地产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上海、北京财政收入增速曾经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财政收入体量分别位居第4、6位，降幅分别为12.2%、11%。两个直辖市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速都偏低，这跟房地产调控、部分重点产业调整及产业疏解有关。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上海作为直辖市，跟广东、浙江、江苏等省比起来，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上海的财政收入，对部分产业依赖较大，像汽车、房地产、化工等。去年上海财政收入增速也比较低，当时还挖掘了部分存量资金，今年财政收入的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反映。 山东GDP规模居第4，财政收入规模居第5位。上半年山东GDP同比下降0.2%，地方财政收入下降5.8%，表现也比较稳健。传统工业占比较大、新经济占比较低，是山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出发点，也是其财政产出弱于浙江的原因。 少数省份实现正增长 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正增长的省份，多数已经实现了GDP增速的转正。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河北、广西、贵州等省份财政收入转正，得益于非税收入的增长，税收收入依然为负增长；青海是实打实的税收正增长，但可能主要由于去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原因，受惠于去年经济表现。 比如，广西上半年GDP为10206亿元，同比增长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962亿元，同比增长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552.87亿元，同比下降9.4%；非税收入409.18亿元，同比增长20.5%。 财政部国库支付中心主任刘金云曾表示，上半年地方非税收入增长5.6%，主要是一些地区为缓解收支平衡压力，多渠道盘活国有资源(资产)，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同比增加1013亿元。 有地方财政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地方可用的国有资源、资产，主要是土地、厂房等不动产。通过出售、出租等，能增加地方可用财力，又不会增加企业负担。 青海上半年GDP1390.74亿元，同比增长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9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税收收入109.5亿元，同比增长7.6%；非税收入36.5亿元，同比下降0.8%。 青海财政厅数据显示，青海上半年税收正增长，主要源于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28.2%)，而第一大主体税种增值税仍为负增长(-7.1%)。 范子英表示，这可能得益于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为当年预缴，下年5月底前完成汇算清缴，今年由于疫情延长到6月底。部分企业由于预缴不足，今年需要补缴部分税款，相当于去年的税收留到了今年。 更多省份财政收入仍然是负增长。以近几年GDP增速居前的云南为例，上半年云南GDP同比增长0.5%，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仍然下降了5.3%。 云南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上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带动上半年企业所得税增长14.3%。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去年减税翘尾因素，第一大主体税种增值税同比下降12.2%；受疫情以及落实疫情期间税费减免政策，部分地方小税种出现减收；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非税收入普遍增长缓慢或负增长。 湖北、海南在不断恢复 相较于部分省份3月份开启复工复产的进程，湖北这项工作推迟到4月。上半年湖北GDP下降19.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8.4%，受疫情影响最大。不过，在中央政策支持下，上半年湖北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下降12.5%。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半年湖北恢复最快的是工业，5月份工业增速转正，6月份加快到4%。上半年湖北进出口总额下降1.5%，恢复得也比较快，因为湖北有一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通过中欧班列出口欧洲，与东南亚的贸易也起到支撑作用。与全国情况一致，消费恢复较慢，上半年湖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4%。 海南财政收入降幅居前，不过6月初出台的自由贸易港方案，在帮助海南加速恢复。上半年海南GDP下降2.6%，地方财政收入下降26.2%。 上半年海南接待旅客数量几近腰斩，旅游收入缩水一半。虽然上半年整体消费不振，但6月免税政策带动明显。上半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9.45亿元，同比下降16.2%；但6月份离岛免税品零售额22.99亿元，同比增长235%。 从月度趋势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在不断恢复。据河北省财政厅厅长王东伟介绍，二季度，随着复工复产复商进度加快和经济稳步复苏，财政收入明显恢复增长，二季度河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6%，比一季度提高32个百分点。不过，综合一季度数据，河北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下降0.7%。
这个月IPO有点多，上市一夜暴富的新闻让凡人你我羡慕都来不及。 蚂蚁金服要上市，整层楼都洋溢着财富自由的欢呼。据说蚂蚁15000亿元估值里有70%都由阿里合伙人及退役高管持有，人均大约持有30-50亿美元。杭州的房价闻讯已在瑟瑟发抖了。 7月20日寒武纪上市，85后董事长陈天石身家暴增至超过300亿元。陈董事长履历本身就足够让人眼红：16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少年班，毕业后担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四年前创业成立寒武纪如今财富等身。 除国内的造富神话外，国外一位低调富豪亦在上演着人凭股票贵的戏码。 7月20日，特斯拉股价大涨9.47%收报1643美元，市值亦达到新高3047.36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第一股”，总市值高于福特、法拉利、通用和宝马总和。 同日，持有特斯拉20.8% 股票的马斯克净资产亦水涨船高至超过74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富豪，位列贝索斯、奢侈品巨头LVMH掌门人贝尔纳·阿尔诺、比尔·盖茨及马克·扎克伯格之后。 而在3月18日，马斯克的净资产还不到246亿美元。四个月之间，钢铁侠财富就增长近两倍。 富到没朋友的马斯克对之态度却坦然，基本不care，只幽然道数字上上落落，我只在意为消费者提供喜闻乐见的产品。 富豪境界毕竟与常人不一样，人家已到兼济天下的层面。 仇富可耻且无用，与其吃富豪的柠檬，还不如挖掘一下马斯克背后的“财富密码”，借鉴一下致富之道。 1 画一个大饼，再去实现它 马斯克2004年出任特斯拉董事长，两年之后提出著名的“秘密宏图”，这个“秘密”的宏图如今还挂在特斯拉的官网上： 第一步：打造一款产量很小的车型，该车型价格肯定是昂贵的； 第二步：用赚到的钱，开发一款产量适中的、价格相对低一些的车型； 第三步：再用赚到的钱，创造一款量产的、价格亲民的车型； 第四步：提供太阳能电力。 按马斯克的说法，第一步先推出昂贵车型是必然的。因为当时的特斯拉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批量生产，无法通过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所以只能打造高端车型先立起特斯拉的品牌。 第二步对应特斯拉的Model X/S，第三步是Model 3/Y，第四步则是特斯拉的太阳能电池。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斯克14年前订下的计划，都先后一一实现了。而且还实现得不错。 按最新第二季财报显示，特斯拉报告期内录得营收60.4亿美元，同比下降4.9%。归属股东净利润为1.04亿美元，去年同期为亏损4.08亿美元。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第二季度，特斯拉全球新能源汽车交付量达9.065万辆，环比增加1.8%。这还是在疫情停产近两个月情况下取得的销售业绩。其中，国产Model 3交付量为2.97万辆，环比增加78%；美产Model Y 交付1.67万辆，环比增加632%。 （图源：兴业证券研报） 按交付新能源汽车划分，Model S/X交付量第二季再下降40%，但Model 3/Y交付量受疫情影响仍同比增加3%。该计划再次证明了马斯克当初提出“秘密宏图”第三步是可行的——即主要销售价格亲民的新能源汽车策略。 （图源：公司财报） 特斯拉在第二季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采取临时措施令雇员开支下降，经营开支从而下降。另外，监管积分收入增加及确认FSD递延收入4800万美元亦支撑了公司营收。 特斯拉第二季度实现盈利，还将带来另一重利好——公司连续四个季度实现盈利，将纳入标普500指数，之后便是足量的被动追踪资金流入。 从资本角度看，特斯拉未来估值增长逻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盈利增长，二是估值提升。 盈利增长主要来自特斯拉业务放量。具体则是现有中国/美国超级工厂的产能爬坡，及市场需求复苏。结合特斯拉在中美市场的销售情况，特斯拉业务放量确定性较高。 估值提升来自对特斯拉属性从汽车生产商到科技公司的转变。特斯拉的软件服务主要分为三项：Auto Pilot FSD自动驾驶软件选装包、OTA付费升级及高级车联网的订阅付费。其中FSD占大头，贡献最多的软件服务收入。 （图源：安信证券研报） 按照FSD递延收入的确认原则，第一季FSD累计递延收入超过6亿美元。得出FSD激活率超过25%，累计现金收入超过10亿美元。去年产生现金为5.6亿美元。虽然该部分软件服务当前销售额不算太高，但随着激活率/特斯拉电动车销量提升，及未来FSD从一次性安装转为订阅服务持续收费，特斯拉软件服务有望稳定贡献现金流。 按照FSD递延收入确认原则（收入一半确认为递延收入，见下图）反推，第二季该服务已能贡献近１亿美元的收入。未来FSD服务会成为特斯拉软件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 （图源：安信证券研报） 基于此，市场对特斯拉公司属性判断会从汽车生产商向全球性的车联网科技公司转变，从而获得更高的估值。对比 FAANG市值，特斯拉目前还没有做到像脸书、谷歌及苹果这样的全球市场经营规模，依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图源：安信证券研报） 如果只从经营角度来看的话，马斯克的成功关键主要在于前期订立了一个可行的远期计划，然后逐步实现计划上的每个目标。 2 成功归因：产品力、品牌力、坚持缺一不可 财报的数据只是结果，要窥探马斯克的成功，还要从现象上升到本质。 首先，要提早很多选对一条正确的赛道。这需要很长远的战略眼光。找到新能源汽车赛道并不难，难的是马斯克是在14年前提出的“秘密宏图”计划。 目前特斯拉的宏图计划已走到第四步，准备以太阳能电力（即光伏发电板）再革新行业，并在自研新能源汽车电池，而同行其他对手仍在第三步量产价格亲民车型上奋斗。 第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上文提到，秘密宏图计划的每一步都是结合公司当时的情况能给出的最优解。从价格89000美元的Tesla Roadster到Model S/X，再到现在主打的20W+价位平民版Model 3/Y，特斯拉逐渐渗透电动车主流消费市场。 如果一开始做Model 3价位电动车，难控制成本的特斯拉也许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第三是保证产品的产品力和品牌力。特斯拉是全球少数上半年交付量实现正增长的汽车制造商，中国市场贡献了其中可观的增量。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持续承压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只有初来报道不久的特斯拉可以笑得灿烂呢？ （图源：公司财报） 这离不开特斯拉新能演汽车优于同行的产品力和品牌力。以自动驾驶为例，目前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能力优于其他主流车厂，但仍只处于L2+级别。公司的愿景是在未来尽快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L4级别。 若特斯拉实现L4自动驾驶，FSD 激活率自然会大幅上升，带来可观的软件收入。这才是特斯拉被视为是物联网时代优秀科技公司（对标苹果）的真正原因，优秀的软硬件产品力、品牌力，两者缺一不可。 特斯拉在中国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它的特斯拉新能源电动车性能、续航能力，乃至驾驶体验（配套使用软件）都优于同行。 最后，便是领导者对于创业的坚持。在这方面，应该没有人比马斯克更有资格发言。 6月1日，Space X旗下的龙飞船成功将宇航员送上太空，完成全球首宗航天商业发射。马斯克成立Space X的时间比特斯拉本身还要早，时间是2002年。在2002年成立太空运输公司，听上去就像洋葱新闻。直到18年后，马斯克的坚持才有结果。 所以，马斯克最后一条致富秘诀便是对创业的坚持，这个坚持会是很多很多年。 至于财富，马斯克本人其实并不太在意。之前，他才表示要套现特斯拉股票，以推进另一家更烧钱的公司Space X的发展。 更早之前，他还把自己在洛杉矶的四套房产作价6250万美元出售给Ardie Tavangarian，原因是避免其他人仇富，另外便是兑现他不持有任何实物资产的承诺。 3 特斯拉的下一个“秘密宏图” 短期内，特斯拉还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增长点，如国产特斯拉要完成80%的国产化率，利润空间将会扩大；德国超级工厂施工中，美国德州皮卡新厂建设已搬上日程。 （图源：公司财报） 但特斯拉的远景，或更加让人心潮澎湃。 就在两日前，马斯克又在官网挂出“秘密宏图”2.0版本。 简而言之，2.0版本的特斯拉将专注四方面业务： 一是配备集成储电功能太阳能板； 二是扩充电动汽车产品线，满足各细分市场需求； 三是通过大量的车队学习功能，开发出比人类手动驾驶安全10倍的自动驾驶技术； 四是让车辆在闲置的时候，通过分享赚钱。 第四个目标是将车主闲置的特斯拉电动车召集起来，由公司统一调配供其他人使用，借此提高资源利用率，并从中为车主赚取收入。 这时候的特斯拉公司又转变成一个出行服务供应平台。而满大街可自动驾驶的特斯拉电动车就像科幻小说才会有的场景。 但谁说这不会实现呢？ 对比过去，特斯拉真的很像是物联网时代的苹果公司。它的每一项产品都足以颠覆行业的发展，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在更远期，现在的苹果可能还不足以想象特斯拉的未来。 那时的马斯克，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富有。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近日，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孩子王）创业板发行上市获受理。 凭借将奶粉、纸尿裤、洗护用品等母婴商品源源不断地销售给自己的会员，孩子王近两年的业绩快速增长，其营收、扣非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速分别达到25.5%、101.5%。 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尽管孩子王在行业内居于优势地位，也不免陷入价格战，其核心业务母婴商品的毛利率两年下滑了3.15个百分点。依靠高毛利率的母婴服务、供应商服务等增值服务帮助，其主营业务毛利率才得以稳住。 为了在“门槛较低”的母婴零售行业抢得先机，目前持有21.77亿元现金和理财的孩子王，仍计划通过IPO募资24.49亿元，并打算未来3年新建300家门店。在人口红利逐渐减退的当下，将自己的门店数量增加几乎一倍，它能抓住时间窗口吗？ 此外，孩子王还拥有高瓴资本、华平投资、腾讯等明星股东。不过，神州优车已无法享受这场资本盛宴。7月7日，孩子王第十大股东福建优车投资合伙企业更名为福建大钲一期投资合伙企业，神州优车从该公司的合伙人名单中退出。 去年销售40亿奶粉，贡献一半营收 孩子王称，其主要从事母婴童商品零售及增值服务，是一家数据驱动的，基于顾客关系经营的创新型新家庭全渠道服务提供商。 从业务构成上看，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包括奶粉、纸尿裤、洗护用品、零食辅食在内的母婴商品。2017年、2018年及2019年，母婴商品分别实现收入49.51亿元、61.52亿元及74.11亿元，占营收之比在89%~95%之间。 近两年，母婴商品的收入复合增速为22.3%。在该业务的带动下，孩子王的营收由2017年的52.35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82.43亿元，两年的营收复合增速达到25.5%。 （孩子王近年营收） 在母婴商品中，奶粉、纸尿裤、洗护用品、零食辅食是收入排名前四的品类。2017年、2018年及2019年，上述四类商品的合计收入占母婴商品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7%、81.4%及83.6%，占母婴商品毛利的比重分别为65.1%、71.1%及74.6%。 不过，上述四类商品的发展态势并不相同。近两年，奶粉、零食辅食的收入复合增速分别为36.5%、23.5%，毛利复合增速分别为38.5%、19.5%，是拉动母婴商品业绩增长的主力。 到了2019年，奶粉品类甚至以40.01亿元贡献了48.5%的营收，以8.24亿元贡献了33%的毛利。 孩子王称，奶粉收入及毛利大幅增加，源于我国婴儿奶粉的零售价格上涨；加强与国内外主要品牌奶粉厂家的合作，促使其中高端奶粉销售规模扩大、价格提升；对供应商议价能力增强，单位成本增速低于销售单价增幅等。 （孩子王母婴商品收入） 而纸尿裤、洗护用品、规模较小但毛利率颇高（2019年为49.51%）的内衣家纺，在母婴商品各品类中处于贡献业绩的第二梯队。近两年，这三类商品的收入复合增速分别为13.6%、10.8%、15.3%，毛利复合增速分别为10.1%、-7.4%及11.7%。 至于其他几项品类，有的面临增长乏力乃至衰退的情况，例如玩具、外服童鞋、车床椅；也有营养保健、文教智能等品类保持了不错的增长势头。但它们贡献的收入与毛利均较少。 目前，A股以母婴商品及相关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仅有爱婴室一家。母婴商品同样为其主要收入来源，2019年母婴商品收入占爱婴室营收之比为93.6%。 按照爱婴室的业务划分标准，孩子王的纸尿裤与洗护用品品类、内衣家纺与外服童鞋品类、零食辅食与营养保健品类，分别对应的是爱婴室的用品类业务、棉纺类业务、食品类业务。 （孩子王、爱婴室主要母婴商品经营数据） 2019年，与门店主要集中在华东的爱婴室相比，全国布局的孩子王在这四类业务的收入规模上均处于领先地位。除棉纺类业务外，孩子王其他三类业务的收入增速也高于爱婴室，奶粉类业务的收入增速甚至高出11.7个百分点。 但除了棉纺类业务，孩子王其他三类业务的2019年毛利率均低于爱婴室。其中，奶粉类业务的毛利率比爱婴室低3.07个百分点。 另据天眼查显示，孩子王曾在4起涉及商品销售的案件中成为被告，案由分别为消费者权益纠纷（2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这些案件分别因原告撤诉或未到庭而告终。 其中一起案件的裁判文书称，消费者范某曾在孩子王某门店购买某品牌进口婴儿鳕鱼肝油，后因所购鱼肝油属于违法的不安全食品为由起诉孩子王。其余3起案件的裁判文书均未披露具体内容。 母婴商品毛利率下滑，高毛利增值服务解围 虽然从收入及毛利构成上看，孩子王仍以销售母婴相关的实物商品为主，但其在经营模式上根据行业趋势进行了多项调整。 通过建立会员制，强化客户的黏性，进而提升客户的复购率与单客产值，这是目前国内母婴商品零售业的通常做法。 招股书称，截至2019年末，孩子王的会员人数超过3300万人，较2017年初的1154万人增长约186%；会员贡献收入占其母婴商品收入的98%以上，即超过72.62亿元。 另据爱婴室公告，截至2019年末，其会员人数为385万人，较2016年末的约250万人增长约54%；活跃会员实现销售占其总销售的87.5%。 在母婴商品的销售渠道上，孩子王亦有变化。 2017~2019年，其门店线下销售金额占母婴商品收入的比重由84.6%下降至55.8%，门店扫码购占母婴商品收入之比由10.6%上升至39%，电商平台占母婴商品收入之比由4.8%提高到5.2%。 孩子王称，扫码购及电商平台实现的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是由于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快速革新以及公司全渠道战略融合所致。 （孩子王母婴商品销售渠道） 而孩子王的线下门店数量还在增加。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其实体门店的净增加数量分别为39家、45家及94家。截至2019年末，其拥有352家直营的实体门店，门店面积平均超过2700平方米。 在此期间，爱婴室的实体门店净增加数量分别为10家、34家及56家。截至2019年末，其拥有297家直营实体门店，门店面积平均约为585平方米。 此外，虽然孩子王增值服务的收入较少，但凭借较高的毛利率，这类收入依然贡献了可观的毛利。 2019年，孩子王母婴服务、供应商服务的收入占营收之比分别为3.2%、5.1%。由于两者的毛利率分别为94.32%、97.33%，故两者实现的毛利占全部毛利之比分别可达9.9%、16.4%。 （孩子王主营业务毛利率） 2017~2019年，孩子王的母婴服务收入由1.27亿元增长至2.64亿元，两年的收入复合增速为43.8%。孩子王称，该业务的收入增加，主要来自于其推出付费会员制度，增加大型亲子互动活动，新开部分门店涉及“童乐园”儿童游乐服务。 供应商服务，是指孩子王利用自身的品牌及会员资源，为供应商提供会员开发、互动活动冠名、线上线下推广等服务。 同一时期，供应商服务的收入由1.05亿元提高到4.21亿元，两年的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00.3%。孩子王称，该业务的收入增加，主要源自其规模扩大提升品牌影响力；门店较大且位于大型购物中心，有开展活动的优势；增加对供应商服务的项目等。 （孩子王母婴商品毛利率） 因此，尽管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打折促销等原因，孩子王除奶粉之外的主要母婴商品品类的毛利率，在近两年出现了一定下滑。其母婴商品毛利率也由2017年的26.93%下降至2019年的23.78%。 但因为高毛利率的母婴服务、供应商服务持续扩大业务规模，抵销了母婴商品毛利率下降的冲击，这使得孩子王的主营业务毛利率保持在29.9%左右。 持有现金理财22亿，拟募资24亿为哪般？ 截至2019年末，孩子王的资产负债率为60.9%，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为1.44倍及1.02倍。而爱婴室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35%、2.39倍及1.41倍，均优于孩子王。 孩子王称，其资产负债率升高，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导致应付账款上升。同时，为完成一处物流仓库基地建设，采用抵押担保借款，增加了长期借款。 截至2019年末，孩子王的应付账款为12.26亿元，占总负债之比为46.4%，是总负债中占比最大的科目。孩子王还表示，为满足多个节日活动的需要，其一般会在四季度加大商品的采购量，由此导致应付账款逐年上升；其信用水平良好，与供应商不存在纠纷。 剔除经营性负债后，孩子王的有息负债较低。截至2019年末，其即期与长期的有息负债合计为2.95亿元，两者合计占总负债之比为11.2%。 资产方面，截至2019年末，孩子王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为21.77亿元，两者合计占总资产之比为50.1%。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由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及债券投资组成。 除了资金储备外，孩子王另一项值得关注的资产是存货。 截至2019年末，其存货为9.94亿元，占总资产之比为22.9%。孩子王称，这是由于其门店、配送中心及中心仓均需要保持必要的安全库存；经营规模扩大，库存相应增加；为年末年初各项节日增加备货，以满足促销活动及消费需要等。 截至2019年末，孩子王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82.07万元，计提比例为1.1%；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293.06万元，计提比例为6%。 （孩子王流动资产） 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孩子王似乎并不缺钱。它上市的目的是什么？ 招股书显示，孩子王本次IPO计划募资24.49亿元。其中，15.32亿元的募资拟用于全渠道零售终端建设，即未来3年在22省市建设300家数字化门店，以及升级改造C端平台。计划建设的门店数量，几乎比孩子王现存的门店数量多一倍。 2.06亿元及2.11亿元的募资，则分别拟用于全渠道数字化平台建设及全渠道物流中心建设。前者主要是升级改造业务中台、数据中台、AI中台、基础平台等，后者主要为在一二线城市新建、扩建仓储基地。剩余的5亿元募资，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孩子王募资运用概况） 孩子王对募投项目的核心——全渠道零售终端建设寄予厚望。招股书称，该项目完成后将新增收入112.19亿元、净利润5.02亿元，还会带来完善零售终端网络布局、增强获客能力和客户粘度等好处。 但招股书也表示，其新开门店的扩张，会因为市场培育期的长短差异、前期资金投入、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一定风险。 更为关键的是，招股书还提到，我国新生儿出生率从2017年开始连续下滑，到2019年降至10.48‰，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如果未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仍维持下滑趋势，将对母婴零售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神州优车从第十大股东撤资 孩子王背后的明星股东，也颇受市场关注。 截至今年7月3日，孩子王创始人、董事长汪建国通过其全资持有的江苏博思达以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千秒诺、南京子泉间接控制孩子王46.25%的股份，为孩子王实际控制人。 高瓴资本通过HCM KW持有孩子王12.49%的股份，为第三大股东。身兼江小白、良品铺子、公牛集团、猿辅导、蓝月亮等多家明星公司董事的高瓴资本合伙人曹伟，还出任了孩子王的董事。 华平投资通过Coral Root持有孩子王6.89的股份，为第五大股东。腾讯通过Tencent Mobility持有孩子王3%的股份，为第九大股东。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优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孩子王2.4%股份，跻身前十大股东行列。2019年7月，福建优车以4.8亿元的价格受让了孩子王2349.3万股股份，每股受让价格为20.43元。 （孩子王前十大股东 截至今年7月3日） 福建优车为私募基金。截至今年7月3日，其GP及执业事务合伙人为日照大钲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为黎辉。LP包括工银瑞信、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并购母基金、日照优智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中，日照大钲、神州优车、日照优智对福建优车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200万元、10亿元2.5亿元，持股比例分别为0.06%、30.75%、7.69%。 天眼查显示，日照大钲、日照优智的执业事务合伙人均为霍尔果斯大钲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由黎辉担任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的北京大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霍尔果斯大钲。 在黎辉的操盘下，大钲资本领投了瑞幸咖啡的两轮融资，并在瑞幸上市后通过多次减持收回投资。目前，大钲资本仍有瑞幸7.15%的股份和43.5%的投票权，但黎辉已经从瑞幸董事会出局。 神州优车的董事长、总经理为陆正耀。因创办的瑞幸咖啡虚增收入21.2亿元并引发退市，陆正耀陷入了财务危机。目前，陆正耀持有的神州优车10.05%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 （福建优车工商信息变更记录） 随着瑞幸财务造假事件发酵，福建优车也开始了“去优车化”。天眼查显示，今年7月7日福建优车发生了合伙人变更，神州优车退出合伙人名单，南京柏语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入。 在同一天，福建优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更名为福建大钲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大学控制的山东山大鸥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鸥玛软件）向创业板发起冲刺。 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等行业资格考试并不陌生，机考系统就来自鸥玛软件。中国证券业协会、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育部考试中心等均为鸥玛软件的大客户。而从毛利率来看，鸥玛软件的业务毛利率也超过了60%。 不过鸥玛软件在报告期内存在会计差错更正问题，鸥玛软件2018年度、2017年度个别项目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存在跨期现象。除此之外，公司还存在人员薪酬在营业成本、研发费用之间分配不准确等事项。 毛利率超过同行 一家机考服务商要冲刺创业板，这家企业正是鸥玛软件。公司主营业务为考试与测评领域信息化产品的研究、开发、销售及服务，也就是俗称的机考。 会计职称资格考试、证券从业资格考试、建造师资格考试……这类资格考试耳熟能详，鸥玛软件提供无纸化考试服务系统。据鸥玛软件介绍，公司自主研发的无纸化考试服务系统已经部署在全国范围内超过10000个考场。 从业绩来看，2017~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46亿元、1.69亿元和1.75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692.82万元、6192.12万元和6977.86万元。有意思的是，鸥玛软件的资产负债率不高，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仅为4.15%。 尽管鸥玛软件的考试系统在全国部署，但收入还是集中在华北和华东。2019年，公司在华北和华东的收入达到了1.46亿元。因为承接的全国性考试，鸥玛软件的收入集中在前五大客户。2017~2019年，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0.86%、51.71%和51.19%。2019年，公司的前五大客户分别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2018年，鸥玛软件的大客户还有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鸥玛软件收入依赖前五大客户，公司表示，这与同行业整体情况相符。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尽管鸥玛软件的客户集中，公司的毛利率较高。2017~2019年，鸥玛软件的毛利率分别为62.13%、65.64%和69.68%。不过相比考试系统，鸥玛软件的软件开发的毛利更高，维持在80%左右。鸥玛软件的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行业平均值在55%上下。从鸥玛软件的解释来看，主要是公司使用自主研发的软硬件产品提高了项目实施效率、业务集中于全国统一考试及省级考试等。 不过，上海新古律师事务所王怀涛律师表示，毛利率指标一直是证监会审核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证监会一般关注毛利率高于同行的原因及合理性、与同行业收入的变化趋势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收入确认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方面。” 部分项目跨期确认收入 鸥玛软件拟投入5.76亿元募集资金用于无纸化考试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数字化网上评卷智能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智能题库平台建设项目等。 特别是智能题库平台建设项目，这说明了鸥玛软件看重该方向。鸥玛软件表示，种类繁多的资格类考试、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考、行业考试也存在大量的命题服务需求，为本项目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鸥玛软件具有高校背景，山东大学持有山大资本100%的股权，并通过山大资本间接持有公司发行前41.08%的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多位董事也曾在山东大学任职。董事长马磊曾在1981年2月至1994年7月，就职于山东大学实验中心；董事刘永新曾就职于山东大学人事处；副总经理张华英曾就职于山东大学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鸥玛软件在报告期内还存在会计差错更正。鸥玛软件2018年度、2017年度个别项目收入确认和成本结转存在跨期现象。除此之外，公司还存在人员薪酬在营业成本、研发费用之间分配不准确等事项。 影响较大的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比如在2017年，鸥玛软件营业收入调减了425.6万元，净利润调减了402.7万元；2018年，鸥玛软件营业收入调减了134.9万元，净利润调减了104万元。 实际上，拟IPO企业的会计差错并非少见，今年也有多家公司存在会计差错更正。比如力源环保，2018年，公司将原来7964.7万元的应收票据调整为1.6亿元，短期借款从2407万元调整为5044万元；航宇科技在报告期内曾出现重要的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等情况。 对于鸥玛软件更正会计差错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了公司并发送了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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