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网消息：1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决定将《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 李克强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人民监督，是宪法规定的重要职责，对促进政府效能不断提高至关重要。起草好《报告》和《纲要（草案）》，要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问计于众、问需于民，凝聚共识、增强信心，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李克强指出，过去一年极为特殊、极不平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衰退等多重罕见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克难奋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六稳”“六保”成效显著，经济顶住巨大压力稳住了基本盘、实现了全年正增长，总量迈上一百万亿元新台阶，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十三五”圆满收官。成绩殊为不易、成之惟艰。 李克强说，“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依靠改革开放破解发展难题，扎实推进重大战略举措落地实施，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李克强指出，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政府工作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要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毫不松懈地科学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强化科技创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促进企业增强元气、提振信心、升级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防范和化解风险，提高安全发展能力，确保“十四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李克强说，这次征求意见要把群众和企业的难点和关心的热点反映上来，使政府工作、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实际、更有针对性，更好体现决策程序科学化、民主化，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各项工作往前赶，力争早见成效。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和国务委员王勇、肖捷、赵克志等出席会议。
中国政府网消息 1月21日，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听取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情况、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十四五”期间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下一阶段促进中小企业稳定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建议的汇报，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财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工作进展和建议的汇报，商务部关于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工作进展和建议的汇报。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知识产权局、贸促会、全国工商联、国家开发银行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在帮扶中小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和稳定健康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小企业仍面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升等诸多困难，需要加强有针对性的精准帮扶。 会议认为，中小企业的韧性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高度重叠，是保市场主体、保就业的主力军，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量，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具有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重要作用。要牢牢把握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围绕抓好政策体系、服务体系、发展环境三个领域，聚焦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着力加强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两个重点，紧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这一目标，努力构建中小企业“321”工作体系。 会议强调，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努力帮助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解决最直接的现实困难。要把握好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能力，做到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要充分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创造和持续优化适宜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要做好长期性、基础性制度研究，加强国际惯例和国际经验研究，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引导和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要加强统筹协调，有效调动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地方“十四五”产业布局路线图正密集浮现。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浙江、湖北、海南、江西、四川、吉林等逾10个省份相继出炉地方“十四五”规划建议。记者采访发现，围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各地纷纷圈定发力重点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成三大主线，包括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在内的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有望加速崛起。 在专家看来，“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要起好步开好局。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引领带动作用，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这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川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产业是核心支撑，创新是关键动力。”“产业升级和发展规律表明，塑强现代产业优势，很重要的就是培育优良产业生态。”“加快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四川、山东、上海等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在做“十四五”规划建议说明时，“产业”无一例外成为关键词。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地方正加快绘制未来五年的产业布局路线图。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开启的产业发展新赛道上，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成为地方布局的三大主线。 比如，上海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湖北提出，加快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主导、现代服务业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基于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一批万亿级产业集群也将蓄势崛起。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不少地方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制造业立市”“制造强省”。围绕发展先进制造业，浙江提出，实施产业集群培育升级行动，打造数字安防、汽车及零部件、绿色化工、现代纺织服装等万亿级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湖北提出，发挥汽车整车产能和零部件配套优势，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黑龙江也提出，健全振兴先进制造业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万亿级产业集群。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发力点。 基于此，湖北提出，集中力量建设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网络、生物医药等四大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光芯屏端网”、大健康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万亿产业集群；江西将推动移动智能终端、半导体照明、数字视听等优势领域取得新突破，打造万亿级京九(江西)电子信息产业带。 现代服务业在不少地方占GDP比重过半，在未来仍具有较大成长空间。湖北指出培育现代服务业万千亿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高端商务、人力资源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海南则强调形成互联网、消费(含免税购物)、大健康和教育、旅游文化体育等一批万亿级产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各地“十四五”规划建议纷纷把科技创新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突出位置，体现出“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仍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只有优化供给体系，才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相关布局将助推地方在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以扩大供给来满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需求，用新动能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规划所副所长周游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专家也指出，各地在谋划未来产业发展“施工图”时，也要注意因地制宜做好统筹布局，更好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周游表示，各地既要充分利用自身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选择性发展未来产业和主导产业，也要综合考虑和周边城市、区域内城市产业配套发展，避免一拥而上造成资源浪费和新的过剩产能。各地政府要注重在产业梯度转移中发展壮大产业，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产业链的完整布局，从而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平衡发展。此外，各地还要在人才、营商环境等“软环境”上持续发力。 在刘向东看来，对地方来说，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既要锻长板还要补短板，锻长板就要抓住优势提升发展竞争力，补短板就要抓住薄弱环节，特别是破解共性短板问题。政府应主要发挥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要更多发挥企业主体的重要作用，促使供需适配。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初步预计，今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为3500万千瓦，将持续八年保持全球第一；累计装机将达2.4亿千瓦，将超越风电成为国内第三大电源。 这是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任育之12月10日在2020年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透露的信息。他介绍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在测算“十四五”“十五五”时期新能源的发展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十四五”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需求将远高于“十三五”。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预测，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新增发电装机中占比将达到95%，光伏在所有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中占比将达到60%。“十四五”一般预计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是70GW，乐观预计国内年均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是90GW。 据透露，目前“十四五”光伏系列新政正在酝酿。其中包括，考虑在三北、西南布局多个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在各地推动建设一批百万千瓦级的光伏发电平价基地，推进一批“光伏+储能”、光伏制氢、光伏直供等新产业新业态示范项目建设。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6年底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模达1.1亿千瓦以上。实际的发展已远超预期，截至2019年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已超过2亿千瓦。中国光伏新增装机已连续七年全球第一，光伏累计装机已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并基本实现全产业链国产化。 任育之指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光伏发电都具备了平价上网的条件。但是“十四五”期间，光伏发电仍需要破解如何继续以较快速度扩大规模、如何融入电力系统、如何成功参与电力市场等问题。 对此，他建议首先要持续推动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十四五”期间光伏发展将从补贴驱动转为创新驱动，鼓励企业以更大力度推动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大光伏零部件制造技术的补短板力度，加大与光伏密切相关的储能、智能电网、智能控制的研发力度。 其次是推动发电成本下降。据透露，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谋划“十四五”期间新能源发展布局、基地示范工程行动计划，考虑在三北、西南布局多个千万千瓦级的新能源基地，在各地推动建设一批百万千瓦级的光伏发电平价基地，还要推动屋顶和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建设，使分布式光伏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以超大市场规模支持国内光伏发电成本的持续下降。 任育之还建议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创新商业模式。据透露，“十四五”期间将推进一批示范项目建设，推动“光伏+储能”、光伏制氢、光伏直供等新产业新业态，并实施一批行动计划，促进光伏发电多点开花。(王璐)
河北省南皮县乌马营镇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 南宝通 2016年3月我开始担任河北省南皮县乌马营镇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5年多来，1800个日日夜夜，我感受到了脱贫工作的艰辛，也积累了不少脱贫经验，品尝到了乡亲们脱贫增收的喜悦。 办实事，解决群众所盼。刚到村子时，进出村子的4条道路都是土路，有的地方坑深１米多，雨雪天根本不能行车，村里也基本没有公共文化设施。我一次次到扶贫办、农业农村局、水务局、城投公司、文广新局、镇政府等部门汇报情况，寻求项目支持。2016年底，终于修通了全长1050米的育才路，村里的孩子再也不会为出村上学发愁了。2017年，我积极协调广东温氏集团捐助扶贫资金90万元，修通了王庄村2000米的柏油路。2018年至今，又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修通了3条村级道路。修好了5条路，方便村民出行的同时，又争取项目修建了文化广场，并多次为村文艺队购买服装、道具等，还安装了路灯、健身器材，粉刷村内墙壁，建起了安全饮水站，修缮了村委会办公室。 谋发展，提高农民收益。我带领村党支部、村两委制定了“三种三养”发展方式，养猪、羊、牛，林下间作蔬菜、向日葵(行情300111,诊股)、大豆。发展养猪大户3个，建猪棚5个，年出栏4000多头；发展养羊大户2个，占地40亩，存栏400多只；养牛大户2个，年存栏80多头；发展大棚蔬菜10亩，连片植树1000亩，并在树下发展向日葵、大豆间作，形成了当地特色农业。 我在完成组织交办扶贫任务的同时，创新开展了圆梦助学、授渔产业、敬老助残、爱心园林等四大项目。 圆梦助学是帮扶村里每年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4名，为家境困难的小学生联系结对帮扶；授渔产业主要动员贫困户养殖山羊、鸡、鸭、鹅、兔，自己带货销售的同时，联系爱心企业保价回购；敬老助残是针对全村老弱病残开展的帮扶项目；爱心园林是由县爱心协会主要成员流转本村土地1000亩，每年每亩承包费800元，这样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为全县的爱心志愿者及其家属、孩子们提供了义务劳动、环保教育的平台。 几年的驻村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百姓心里有杆秤。在百姓心里，第一书记是党派来领他们奔小康的人，是贫困群众的贴心人。虽然王庄村已经脱贫，但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为下一步的巩固提高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这意味着发展多样化的养老金融业务势在必行。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也于近日透露，银保监会正在持续推进养老金融发展，着力完善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围绕养老金融长期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特征，采取多种措施，丰富和优化银行业、保险业养老金融产品体系。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举办内部研讨会“养老金融业务的规范与创新”，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第三支柱发展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系统建设较为复杂，常规改革难以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匹配。二是养老产品特征不明确，产品设计和监管框架有待优化。 未来，可从三方面入手推动第三支柱商业养老市场发展。首先，从合格金融产品以及专业金融机构两方面入手，鼓励市场更多探索。其次，同步推进以个人养老金账户对接合格金融产品和合格投资管理机构的机制建设。最后，养老产品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现有监管框架应考虑做出适当调整。 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业务亟待发展 我国养老金融保障体系存在短板，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亟待发展。当前，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资金不足，空账运行较为明显；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发展迅速，但人群覆盖范围小，只覆盖约2000万人，以央企和国企为主。在社会和企业养老体系面临瓶颈背景下，推进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比较来看，美国的第二、三支柱发展非常迅速，已经成为居民养老主要来源。截至2018年底，美国第二、三支柱占养老金融体系总规模达到90%，其制度设计强制性、灵活性与吸引力兼备，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各类资管机构参与度高。 推动补充养老金融体系发展，既可服务于企业直接融资，又可满足居民养老需求。 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养老资金作为长期资本，对服务企业直接融资、发展资本市场、支撑产业变革有重要作用。有观点认为，养老资金形成的动员资本是一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劲发展的压舱石和根基，以美国为例，养老资金形成的规模、期限和风险偏好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稳定资本，支撑了产业迭代升级。 从居民角度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演变、金融发育程度加深，居民对养老金融的需求在不断增长。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有助于丰富居民资产配置选择，在保证一定安全性基础上为居民提供更高收益。有助于实现个人投资者从依靠住房、储蓄养老向依靠投资与金融产品养老的转变。 我国第三支柱发展面临两方面问题 当前，我国第三支柱发展仍较为滞后，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 在制度设计层面，个人养老金系统建设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仅靠常规化推进难以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匹配。参考国际经验，成熟的个人养老金系统需要建立个人养老账户、需要经监管认定的合格养老金融产品、专业管理机构，以及高度协调的监管制度，系统建设需花费较长时间。而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随着时间推移，养老需求将越发急迫，因此，仅靠制度层面的推进恐难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匹配。 在养老金融产品层面，当前产品设计仍显不足。其一，产品同质化严重，养老特征不突出。目前市面上的养老产品定义不清晰，除了期限较长外，较难与养老主题找到契合点，关键的申赎制度也与一般理财产品没有差别，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其二，策略开发与产品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养老产品未能自成体系，可提供给客户的产品策略、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其三，监管框架未能对养老产品做出例外解释和规定。在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等普适性法规下运作，与其他理财产品相比未有独立政策安排。 基于我国现实情况渐进推进养老金融发展 首先，从合格金融产品以及专业金融机构两方面入手，鼓励市场自主创新。在初期账户和制度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可以从合格金融产品以及专业金融机构两方面入手，采取先行先试的方式，鼓励市场自主创新。 一方面，监管部门应结合市场现实，对合格养老金融产品的内涵予以清晰界定。业界专家认为，有必要对养老产品予以整体规范和统一，包括对产品名称、风险评级、风险提示书、信息披露、起投金额等标准予以统一。监管专家认为，对养老产品予以界定，进一步梳理养老金融产品的细节特征，明确养老金融产品与一般理财产品的差异，也有助于厘清监管规则（如资管新规）是否应该对养老产品区别对待。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养老金融服务。业界专家认为，监管可以适时考虑引入更多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以往保险公司参与养老领域较多，如今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各类资管机构都有意愿参与进来。最终目的是不再依靠行政管理部门设计产品，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金融机构产品设计能力，尊重市场选择。 其次，同步推进以个人养老金账户对接合格金融产品和合格投资管理机构的机制建设。会上专家讨论聚焦在，当前我国养老金融发展应该如何权衡好推进个人养老金账户建设（即制度推动）与推进商业养老金融产品发展（即市场推动）。从国际经验来看，成熟的商业养老体系最终需要制度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需要建立起个人养老账户，并在账户下对接合格金融产品与合格投资管理机构。因此，账户建设与养老产品设计在当前是并行不悖的，最终也会组合成有机整体。 最后，基于养老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现有监管框架应考虑做出适当调整。有观点认为，养老产品同时具有商业性和准公共产品性质，前者意味着养老产品需要资管新规等制度予以规范，后者则意味着养老产品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一定的特殊政策安排。在明确养老产品具体内涵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对养老产品的相关监管做适当的特殊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包括：对养老产品投资范围适当放开，考核机制适当放松，流动性安排上予以支持等。与此同时，为了契合居民养老的现实需求，养老产品在安全性方面的监管要求不能放松。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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