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历史性的跨越，事后看来，更多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我们绝不能这样简单去理解。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全年同比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也许你会认为，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干扰，全年经济增长远不止2.3%，100万亿的GDP，照样是轻松一跃。可事实上，这轻轻一跃，就是那么不轻松，这样的成绩，来得并不容易，不能因为结果上的唾手可得，就忽视了过程的艰难不易。GDP破百万亿意味着什么？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的回答，简单明确，“意味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如果加深一点，对宁吉喆这番话的理解，可以换一种说法，GDP破百万亿意味着，我们有了一个更好更坚实的基础，意味着我们要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今天，GDP破百万亿；明天，人均GDP可以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后天，GDP总量还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都不能离开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那就是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是意味着一个单纯的GDP数字，更意味着，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人均GDP的可持续增长，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优化，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高质量发展，是进入新阶段、新征程之后的新目标。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是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中国经济而言，就是要在保证高效投资和合理进出口顺差水平的情况下，做大消费，做大国内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是，要提高消费，并不容易，在2020年GDP破百万亿的情况下，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全年负增长，这当然也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所致。按照宁吉喆的说法，尽管全年消费增长为负，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季回升，三四季度增速已转正，并且接近前几年正常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尽管如此，未来如何激发消费潜力，应该会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对于今年，甚至以后很多年来说，寄望于出口如此强劲是不现实的，要把消费增长放在第一位。要真正持续促进消费，就必须激活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要激活一个国内大市场，当下最关键的，还是要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堵点和难点。最近，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内要素市场中还存在的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比如，在金融市场上，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税收占全国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他们的金融需求得不到很好满足；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还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人才合理流动；比如，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再比如，在土地市场上，要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增加土地供给。应该说，这些堵点和难点，都和促进消费息息相关，尤其房住不炒，如果居民储蓄都去加杠杆炒房，如何促进消费？总之，高质量发展是长远之计，是双循环的核心，尤其是以国内大市场大循环为主的核心，而建立一个国内大市场，促进国内大消费，则是核心中的核心。GDP破百万亿，轻轻一跃，只是一个新起点。
2020年，注定不凡。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从惊恐万分不知所措到全民抗疫坦然处之，从停工停产到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从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实现小康全面建设现代化，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于国于民向善向好，于企于己吹响改变号角。 站在年末，回首伊始，难以忘记有一群勇敢、无畏、可爱的人们，他们逆风而行，坚定勇毅，舍小家、顾大家，使出全力奋力搏击，用大爱护佑生命平安；难以忘记有一批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的企业，他们挺身而出，捐款捐物，用使命、责任和担当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长城，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次抗疫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医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年，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股份）发挥行业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捐款捐物共克时艰；践行特色党建，以“四带四促”创新文化传承；抓住历史机遇，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助力产品销售；调整“4+2”经营模式，提高经营效率；加大科研创新，打造新的产品周期。 山河无恙，家国同圆，成果来之不易，同仁堂股份也是硕果累累。在此，同仁小堂盘点了年度八大关键词，和您一起回顾这不平凡的一年。 1、战疫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疫情面前，同仁堂股份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积极开展药品捐赠、生产、采购及配送工作，激活睡眠品种“时疫清瘟丸”，全力保障消费者对于日常用药及防疫用品的需求；并专注提升用药指导及健康服务水平，推动完善终端功能维护客户资源；依托新媒体开展专家健康直播、中医知识宣传活动，加速拓展线上合作渠道，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在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同仁堂股份积极承担责任，践行“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初心与使命，为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竭诚奉献。 2、数字营销 疫情的出现，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心理影响较大，更多的数字化商业应用被激发出来，比如在线问诊和治疗、线上购药等，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医事服务。 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的同时，同仁堂股份积极踏乘线上医疗的春风。通过喜马拉雅、平安好医生、阿里健康等平台，进行广布式的中医药宣传与科普。同时，在微博上创建女性健康话题；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推出图文类科普文章，形成矩阵式宣传推广模式，更好地将正确的中医药常识推介给广大消费者。 在双循环的历史机遇下，同仁堂股份将构建数字化营销新发展格局，着力连接人与商品的终端服务和体验，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同仁堂力量。 3、优化管理 今年，同仁堂启动了“4+2”经营模式，成立品种运营事业部、终端事业部、医疗事业部、药酒事业部和大品种专项小组、发展品种专项小组，并展开线上销售拉动工作。 新的经营模式下，各个事业部都有各自的发展重点，面向市场，激励渠道营销创新，释放了更好的活力，达到管理做优、品种做大、渠道做实、市场做透的目的。 如果说品质是同仁堂的根基，那么管理和营销则是同仁堂释放发展动力的关键。持续三个季度，效率指标都呈现着不错的表现，接下来增速有希望进一步提升。 4、科研向上 同仁堂股份的发展远不只是保持稳健、改善管理，当前，同仁堂股份一方面有意识的控制成本开支，另一方面则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代表的就是创新和未来，同仁堂股份正在有意识通过加大投入、鼓励创新，推动未来新的发展周期。 十三五期间，同仁堂完成新产品研发265个，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已进入产业化实施阶段，十四五时期，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同时借助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数字化，全面实施电子监管码，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管控，做精产品。 在大品种培育层面，立足人民急慢性病用药及适应市场需求，同仁堂围绕核心品种，精选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乌鸡白凤丸等药品，一方面依据产品的科技内涵、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质量控制水平和药材资源利用率开展创新研究，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营销创新，精心培育大品种，满足人民健康需求。 5、匠人匠心 今年是同仁堂股份大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年，通过创新和尝试多元化的培养方式，突出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今年以来，同仁堂股份分别举办了中药炮制短训班和中药材鉴别短训班，并且在传统师带徒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式，通过“四带四促”党建创新文化传承行动，营造尊重、敬畏、发扬“劳动精神”的氛围，形成关爱、崇拜、追求“劳模精神”的局面，唱响传承、培育、践行“工匠精神”的时代强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人才保障。 6、榜上有名 本年度，同仁堂股份荣获“最佳持续投资价值上市公司奖”和“最佳上市公司董事会奖”。 “最佳持续投资价值奖”旨在评选出那些具备优异可持续的盈利能力、较强的竞争力，并且治理结构完善、运作机制高效、发展战略明晰的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是中医药行业中仅有的获此奖项的上市公司。 “最佳上市公司董事会奖”旨在肯定董事会成员履职能力，以及董事会在公司治理、战略发展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本次评选活动，同仁堂股份囊括两项殊荣，是对公司积极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所展现的持续市场潜力，以及投资价值的高度肯定。 7、中医药名片 随着我国疫情的有效控制，各类展会纷纷如期举办。在科博会、西普会、服贸会等大型展会上，同仁堂围绕中医“防控抗养”理念，集中展示安宫牛黄丸、苏合香丸、紫雪散、时疫清瘟丸等防疫类产品，向大众呈现同仁堂在防疫抗疫中的努力，及保护和传承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服贸会现场，同仁堂安宫牛黄丸传统制作技艺展示，受到央视等媒体的关注与直播，向世界展现了一张中医药文化名片。 8、健康扶贫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虽然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增加了脱贫攻坚难度，但不能阻挡我们如期实现全面脱贫的伟大目标。 同仁堂股份按照市国资委、同仁堂集团扶贫攻坚工作整体部署，积极发挥自身医药企业优势，践行国企社会责任，自去年11月份以来连续两次捐助百万元药品，助力张家口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在脱贫攻坚战中，汇聚政府、企业力量，同仁同行聚力健康扶贫，向着同一个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努力。 未来，同仁堂股份在集团的统一部署下，继续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播健康理念，创造健康美好生活，推动同仁堂品牌走向世界，推动中医药文化惠泽世界，努力成为全球中式健康解决方案的贡献者。 （CIS）
12月23日，由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金质量’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来自监管层及上市公司群体的多位重要嘉宾分别作了精彩演讲，从不同层面求索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之道。本次论坛汇聚了435家上市公司高管，这些公司合计市值超过17.8万亿元。 本次论坛以“构建新发展格局 传递市场化力量”为主题，上海证券报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国军首先致欢迎辞，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勇致辞。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姜小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董国群、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委副主任付彦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沪硅产业董事长俞跃辉出席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是主力军，又是领跑者、排头兵。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能。”陈国军在致辞时表示，今年一系列制度改革，为上市公司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更加优化的政策环境、更加健康的生态体系。“让我们带着改革的激情再奋斗，中流击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作为中小股东的“代言人”，投服中心在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不遗余力。黄勇在致辞中分享了助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三项举措——深化持股行权工作机制，推动特别代表人诉讼落地，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投服中心将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着力提升工作效能和质量，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黄勇说。 “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宋志平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为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中上协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窗口、平台、阵地的组织优势，做好三方面主要工作：积极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交流沟通；做好培训引导工作，抓好对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培训，并配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展央企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培训；加强会员服务工作，为上市公司解难纾困。 “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落实国家战略、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没有好的资本市场。”姜小勇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抓好上市公司质量建设，是我国实体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关键之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要加快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上市公司群体，更好发挥上市公司“头雁”作用，努力通过上市公司发展，带动产业链壮大，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引领经济长远发展。 围绕“资本市场推动上市公司科技创新”主题，上交所副总经理董国群提出，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更具紧迫性，同时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正处于快速“提升期”。“上市公司科技创新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正处于最足和最好的时期。但也应清醒的认识到，从国际科技竞争格局看，国内上市公司整体上还处于‘跟跑’、少数‘并跑’和‘领跑’的阶段，距离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目标仍有差距，还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 “面对现状，上交所将为上市公司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更多支持，具体有四大举措：坚持资本赋能、提供制度支持、提升监管效能及构建良性生态。”董国群表示。 深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委副主任付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关键在于激发上市公司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主观能动性。国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强、规范化水平高、风险问题相对少、公司治理基础好，可以说是上市公司群体中的“优等生”，充分发挥国有上市公司“优等生”的引领带动作用，激发民营上市公司发展动力，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携手谋发展、促转型、增活力，有利于上市公司群体整体质量全面提升。 在论坛圆桌对话环节，盐津铺子董事长张学武、利亚德董事长李军、苏美达董事长杨永清、市北高新董事长罗岚、开能健康董事长瞿建国、黄山旅游董事长章德辉、广联达董事长刁志中、我爱我家董事长谢勇、明阳智能董事长张传卫、万华化学总裁寇光武、金力永磁董事长蔡报贵、航天工程董事长唐国宏等上市公司掌门人围绕主题，从自身实践出发，纵论新发展格局下公司高质量发展之道。 论坛之后是“金质量”奖颁奖典礼。本届“金质量”奖颁奖典礼共评出462项大奖，来自435家公司。
12月7日至11日，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深交所联合湖北省金融局、湖北证监局、襄阳市政府举办“2020深交所资本市场服务湖北周”。这是深交所以促进上市公司提质增效带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实践。深交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沙雁出席相关活动，来自政府部门、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共700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服务周活动进一步贯彻落实2020湖北高质量发展（全球）资本大会相关部署要求，通过举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开展并购重组和企业规范治理等主题培训、举办投融资对接会、组织“深市上市公司走进湖北”活动等一揽子务实举措，为湖北企业提供“上门服务”，全面助力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落实与湖北省战略合作。一是支持湖北上市公司规范发展，支持企业利用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工具转型升级、做优做强，推动形成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湖北上市公司群体；二是关口前移做深做实企业培优服务，促进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更好发挥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支持带动作用；三是加大交易所固定收益市场支持力度，支持湖北用好地方政府债、信用债、ABS、公募REITs等工具，为重要基建项目筹集资金，切实防控金融风险，帮助国企民企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资产负债率；四是发挥平台服务功能。依托“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投融资信息服务力度；发挥深交所“中小企业之家”、“金融办之家”等作用，加强金融人才交流，共建区域资本市场良好运行生态。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因“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立案调查。此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整治影响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更好更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绝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可以走向垄断。垄断不是平台企业的基因和特权。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平台企业，都是在公平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都是从当年的小公司、小网站起家的。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平台经济才展现出蓬勃生机、无限潜力，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因此，各方面都很期待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能为后进入的小公司、小网站留有良性竞争的机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带头强化行业自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体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反垄断监管，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护。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但互联网企业也需要遵规守法。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虽然呈现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新特点，但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要义仍然适用，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完善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环境。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不约而同完善规制，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竞争的有效性，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纵观互联网经济发展史，反垄断为行业健康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欧美国家通过反垄断制约了微软、IBM等科技巨头，才促使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新锐诞生和成长，并为行业带来强劲活力。当前，我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利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厚植平台企业不断涌现、蓬勃生长的良好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广大互联网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行业监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将监管要求内化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起点，更好走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资本市场论坛。本次论坛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意义十分特殊。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史，也是上市公司群体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上市公司既实现了量的增长，更取得了质的飞跃，折射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资本市场的成长蜕变。借此机会，我围绕上市公司发展与监管情况，与大家作个交流。 一、上市公司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我国上市公司起步于上交所的“老八股”和深交所的“老五股”，最初仅有13家，总市值不足100亿元；2020年底已超过4100家，总市值80万亿元，分别位居全球第三和第二。30年来，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优质企业相继发行上市，并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成为我国经济中最活跃、最富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为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作出了积极贡献。突出表现为“四个不断”： 一是上市公司群体经营绩效不断提升。目前，实体上市公司数量仅占全国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但利润总额相当于其近5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105%、净利润增长89%、净资产增长163%，上市公司作为实体经济“基本盘”、资本市场“动力源”的战略地位不断巩固。2020年，实体上市公司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率先复工复产，三季度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1%和24.9%，增速较规上工业企业高出6.3和9.0个百分点，成为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排头兵”，发展韧性进一步彰显。 二是上市公司群体结构不断优化。从控股类型看，上市公司从国企“一枝独秀”，逐步转向国企、民企、外企“百花齐放”。截至2020年底，民营上市公司共2627家，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其中科创板民营企业占比高达80%，体现了资本市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基本方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鲜明导向。从行业分布看，上市公司从局限于少数传统行业，到逐步涵盖国民经济90个行业大类，战略新兴行业上市公司家数占比从2016年底的33.13%上升至目前的42.63%。从市值规模看，聚焦主业、稳健经营的大市值上市公司数量不断增多，2020年底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公司已达126家，较2016年底增长125%，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发挥了经济发展“压舱石”的作用。 三是上市公司群体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多年来，上市公司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科技成果应用，已经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2020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03%，研发强度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目前，上市公司共拥有专利数量165.2万个，约占全国有效专利量的14%。特别是科创板开板后，已上市各类高新技术企业200多家，汇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行业的优势企业，有力推动了科技创新产业的蓬勃发展。 四是上市公司群体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三会”运作，加强内部控制，完善激励机制，治理水平始终走在国内各类企业前列。上市公司累计现金分红10.45万亿元，特别是近年来现金分红金额逐年递增、屡创新高，2020年达1.4万亿元，接近同期股权融资金额，回报投资者力度不断加大。同时，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2019年扶贫投入458.9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捐款捐物超过75亿元，并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上市公司监管效能持续提升 监管与市场发展相生相伴。随着上市公司群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监管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在改革中加强，形成了以辖区监管责任制为基础，会机关、派出机构、交易所“三点一线”协同配合的监管体制，统筹抓好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监管，努力给市场和投资者一个真实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突出表现为“四个持续”： 一是持续夯实法治基础，强化上市公司监管的制度保障。上市公司监管涉及主体众多，利益关系复杂，必须采用规则治理的方式。证监会持续推进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积极推动证券法修订，其中专章规定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推动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刑事惩戒力度；修订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治理准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沪深交易所配套完善相关自律规则。同时，会计、审计等领域的制度安排也不断健全。目前，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四梁八柱”初步确立，具体制度安排逐步优化，为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是持续深化简政放权，纵深推进市场化改革。30年资本市场发展史，也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证监会坚决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持续减少和简化行政许可事项，有序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引导市场主体通过充分博弈优化资源配置。目前，上市公司日常监管领域仅保留3项许可事项，且审核效率大幅提高。2020年，全市场并购重组项目中经我会审核的仅占2.79%，平均审核用时37天，远低于法定的90天标准；科创板、创业板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实行注册制，我会注册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简政放权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交易规模稳居世界前列，资本市场成为并购重组的主渠道、盘活存量的主战场。 三是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全面提升监管震慑力。经过不懈探索，证监会建立了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密切配合、日常监管与稽查执法有机联动、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相互衔接的执法机制，形成了持续监管、分类监管、精准监管、专业监管等重要理念。2006年，证监会在我国行政机关中率先设立独立的行政处罚部门，实行“查审分离”，提高了稽查执法质量和效率，树立了严格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2013年以来，证监会共做出涉及上市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132项，市场禁入199人，依法查处了一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向市场释放了从严监管和“零容忍”的强烈信号。 四是持续加强风险防控，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我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占比达96%，客观上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较弱，必须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开展了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化解工作，高比例质押公司家数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从高峰时的20%减少至目前的7%；积极推动风险公司压降，消除影响市场平稳运行的风险隐患。在监测预警和风险处置过程中，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多维度对上市公司进行画像，发现风险苗头和违规线索，监管的及时性、精准度不断提高。 三、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没有好的上市公司，就没有好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的永恒主题，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的一贯要求。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批转《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发布“新国九条”，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5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明确指示；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时隔15年再次就这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上市公司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是在“双循环”下强化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为此，要着力抓好“四个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基础制度带有方向性和根本性，强化制度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是2019年以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鲜明特征。证监会将继续推动公司法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条例制定，不断夯实监管工作的制度基础。同时，结合注册制改革进展与市场发展情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健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退市等各方面规则，加快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 二是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企业上市后，不仅获得了融资，还提升了规范性、透明度和市场知名度，这些都是投资者给予企业的支持。上市公司只有牢记回报投资者的初心，不断提升内在质量，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无愧于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上市公司及“关键少数”要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诚实守信，守法合规；完善治理，规范发展；专注主业，稳健经营；引领创新，防控风险，真正扛起提高质量的主体责任、第一责任。 三是进一步优化监管与服务。证监会将统筹处理好创新与监管、发展与安全、整体与局部等关系，一方面，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创新“领跑者”和产业“排头兵”作用；另一方面，严格履行监管主责主业，推动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落实“零容忍”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是进一步凝聚各方合力。资本市场具有涉及主体多元、参与机制多元、利益诉求多元的鲜明特征。发展好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各方主体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证监会将坚持系统观念，不断强化与立法司法机关、宏观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的协作联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营造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最后，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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