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现场，“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结果揭晓。荣获“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的首开股份福州城市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苏新在获奖现场接受了专访。 对于本次获奖，苏新表示这是他第四次获得地产经理人百强荣誉，依然感到非常荣幸，感谢历年来举办的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给了地产人一个舞台。这四年，他见证了地产从兴盛到稳步发展的过程，在苏新看来，2020年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在疫情面前，中国人展示了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的精神和团结一致的作风。困境下，地产行业依然取得了和去年基本一致的收获，让人备受鼓舞。关于明年楼市的看法，他认为明年房市在国家调控的大背景下，会是一个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同时对地产企业的运营能力以及财务的稳健状态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开将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稳步前进。 本次评选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联合指导，自2020年10月10日启动至今，覆盖中国约60个主要城市，全国共两千余位地产、家居、物业经理人参与评选，有效投票数近1亿。 在主流媒体、权威专业机构组成的专家评审会综合评审下，最终评选出六大榜单，分别是《2020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2020中国十大家居年度CEO》、《2020中国家居品牌经理人100强》、《2020中国十大物业年度CEO》、《2020中国物业经理人100强》。 本次评选紧扣行业发展主旋律，以“稳健经营、高质发展、用心筑家和社会责任”为主题，旨在挖掘中国泛房地产行业内最优秀的经理人，推动中国房产、家居和物业人物库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 点击查看2020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更多详细内容>>>
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残疾女性占48.5%，持证的残疾女性有1585万，其中重度残疾人占了46%，达734万人。随着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残疾妇女、女童生存发展状况不断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0年9月28日，由中国残联主办的“融合发展 我们在行动”——残疾妇女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主持座谈会，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章冬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党组成员张卫星，副主席黄悦勤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19位残疾妇女和1位残疾儿童母亲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自己的生活和奋斗经历，就促进残疾妇女融合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张海迪表示，全球有10亿残疾人，中国8500万残疾人中，一半左右是残疾妇女，其中重度残疾人接近一半。残疾妇女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她们承受的痛苦和遇到的困难更多一些，很多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加强和改进对残疾妇女的服务，让她们的生存权得到稳定保障，发展权得到更好实现，是“十四五”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张海迪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事业作出重要论述，对关注残疾妇女的健康需求等提出明确要求。近年来，残疾妇女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略以来，很多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残疾妇女不但自己脱贫，还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山东省平邑县凯凯服饰有限公司经理刘加芹，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2004年，因心脏病手术落下后遗症，造成右腿残疾。此后，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后基本可以自理，并且得到当地政府的帮扶，但是，她不想一辈子靠政府的救济生活。于是，她贷款和村里5个姐妹成立了服装加工点，通过一点一点地拓展业务，如今发展成为日加工服装500余件，年利润达20多万元的服饰公司，她不但自己摆脱了贫困，还带领着更多的姐妹一起实现了脱贫致富。会上，19位残疾妇女和1位残疾儿童母亲代表不光讲述了各自的励志故事，同时，针对残疾妇女目前面临的困难和现状提出了自己看法，并就促进残疾妇女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轮椅小草”郭冬梅，1972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市侯家寨乡罗文峪村。1991年1月2日，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她不慎从高空坠落，造成高位截瘫，此后，她的生活全部由父母照顾。2018年，网红的出现让她看到了机遇，她逐渐地学会了在网上、在直播间里与朋友们面对面交流、学习和分享，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抒发自己的情感。就这样，“轮椅小草”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粉丝量达到100多万人，这让她孤寂的生活里有了阳光和希望。然而，父母日渐衰老，再加上二老身体有恙，照顾她越来越吃力。“像我这样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在全国还有很多，如果去敬老院或请人照料每月得花几千元，我们肯定支付不起。”就此，郭冬梅建议，把像她那样生活半自理的或完全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由县级残联建一个专门的福利院来收养，费用方面由自己支付一小部分，当地政府、国家补贴一部分。值得欣慰的是，全国很多地区在逐步实施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的模式，此类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此外，残疾妇女的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的问题，也受到了与会残疾妇女代表的关注，比如，残疾女性往往比残疾男性更容易受到歧视；由于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残疾妇女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照顾责任和家务劳动，成为影响其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障碍；不论是城镇残疾妇女还是农村残疾妇女，都格外希望解决生育费用问题等等。为此，来自黑龙江的残疾妇女代表张丽莉建议，一是将性别平等纳入残疾人事业发展主流；二是制定残疾妇女中长期发展规划，包括健康、康复及残疾预防、教育、社会保障、参与决策管理及婚姻家庭等领域；三是将残疾人的生育费用纳入医保。显然，尽管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她们仍然是人类社会大家庭中最困难和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实现残疾妇女的平等权利和融合发展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保障残疾妇女平等权利、促进残疾妇女融合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中国残联将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残疾妇女就业创业，实现小康生活；重视残疾妇女康复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健全残疾妇女和女童教育体系，积极推进融合教育，提高残疾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为残疾妇女创造平等参与共享的机会；关心残疾妇女婚姻家庭，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推动建立残疾妇女组织，更好地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帮助残疾妇女参与公共事务，让社会、让世界能够听到她们的声音。张海迪呼吁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国际社会大家庭共同努力，实现残疾妇女的平等权利和融合发展。她表示，中国残联和康复国际将继续搭建全球残疾妇女事务交流合作的平台，与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开展广泛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一个不能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章冬梅表示，妇联组织注重关心关爱残疾妇女等特殊群体，注重发挥她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人生理想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追求。全国妇联将继续和中国残联携手合作，用广大残疾妇女的精神激励广大妇女增强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加大力度服务残疾妇女等各类特殊妇女群体，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让全社会更加尊重和关爱残疾人。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吕晓莉表示，民政部在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基本民生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注重加强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和服务供给，注重培育发展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并将进一步推动相关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共同推进残疾人社会组织发展和残疾妇女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欧敏行表示，中国残疾妇女在各个领域展示出卓越的才华，令人感动和敬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致力于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帮助残疾人获得各方面的公共服务，更好实现自己的权利。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共同演唱了由张海迪作词、盲人歌手蒋灿作曲的《我心向天唱》，现场气氛热烈。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5周年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5周年。9月17日，由中国残联发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康复国际共同支持发布了《行动呼吁：赋能残疾妇女和女童，共创我们想要的未来》，呼吁各国和国际社会以务实的行为保障残疾妇女和女童权利、增进残疾妇女和女童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背景下，“融合发展.我们在行动”——残疾妇女座谈会回应前述系列纪念活动，充分听取残疾妇女诉求愿望，进一步保障残疾妇女权益，促进残疾妇女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发展。记者手记：细微之处暖人心。记者在会议现场留意到，座谈会的会场布置一改平时的排排坐，改由将桌子围成一个大长方形的模式，每个位子留出充裕的空间安放轮椅。同时，桌子四周留出很宽的过道，以便轮椅可以自行穿梭其中。此外，会场同层的无障碍卫生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隔间的门都被最大程度的打开着，方便轮椅进出和原地转动。同时,离会场最近的两个房间被精心布置成了休息室，里面不光有床，还有洗脸盆、毛巾、纸尿裤等残疾妇女需要的物品。记者从中国残联维权部获悉，这是张海迪主席刻意安排的工作，她提出要为参会残疾妇女代表提供“像在家一样”的无障碍服务，希望她们不会因为担心不方便而控制饮水，希望她们可以有休息和更换衣服的地方。
梁舒晴 发自上海12月12日，在“2020（第四届）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现场，“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评选”结果揭晓。荣获“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的阳光城集团广州区域总裁张平在获奖现场接受了专访。 对于本次获奖，张平表示，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感谢给了地产人一个机会，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和帮助，为我们2021年努力发展提供动力。 在张平看来，2020年确实比较艰难，由于年初的疫情，今年以来楼市加强调控力度，在经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今年行业比以往任何年份都增加不少难度。但是收获颇多，让我们知道将来如何去做真正的房地产，不只是追求规模，更需要的是更多的精细化管理。 现场张平还谈到对于明年楼市的看法，他认为明年楼市发展就像今日的主题，“行稳致远”，回归理性。他希望所有的职业经理人，从地产回归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行业，能够慢慢地促使地产行业回归理性，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本次评选由主办，新浪财经、中国企业家、中房网、中物研协联合主办，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业商会联合指导，自2020年10月10日启动至今，覆盖中国约60个主要城市，全国共两千余位地产、家居、物业经理人参与评选，有效投票数近1亿。 在主流媒体、权威专业机构组成的专家评审会综合评审下，最终评选出六大榜单，分别是《2020中国十大地产年度CEO》、《2020中国地产经理人100强》、《2020中国十大家居年度CEO》、《2020中国家居品牌经理人100强》、《2020中国十大物业年度CEO》、《2020中国物业经理人100强》。 本次评选紧扣行业发展主旋律，以“稳健经营、高质发展、用心筑家和社会责任”为主题，旨在挖掘中国泛房地产行业内最优秀的经理人，推动中国房产、家居和物业人物库建设和行业健康发展。 点击查看2020中国地产新时代盛典更多详细内容>>>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公司创新“三农”普惠金融业务模式，降低农户经营成本，科技赋能助力农产品销售；微众银行的全线上、纯信用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服务于普适性的小微企业融资需要，贴合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广大供应商、经销商需求……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数字技术提供了新路径。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情况如何？11月12日，在由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与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中国银行保险报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发展峰会上，《中国普惠金融创新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发布，30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普惠金融典型案例和《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案例集锦（2020）》也同步公布。《报告》认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四个特点：一是银行保险机构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三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践行普惠金融战略；四是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越来越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为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99.2%，全国乡镇保险服务覆盖率为95.4%。这些数字显示近些年普惠金融发展的成绩非常显著。”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说。面向未来，发展普惠金融仍需多方合力。“发展普惠金融要守正创新，从解决风控问题、深化激励考核等方面打通‘最后一公里’。”国务院参事、银保监会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利用新技术开展金融创新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发展普惠金融的初心，要让更多人能更加便捷、经济、实惠地获得金融服务。需要看到，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难点依然存在。王兆星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要深化改革，关键在于银行要解决风控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等问题，优化银行内部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以及发挥保险、地方政府和财政等多方合力的作用。此外，金融消费者教育问题也不容忽视。李扬表示，我国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仍存在较大短板，而金融机构还缺乏动力和资源去广泛开展相关教育。建议监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牵头，建立长期性、系统性、多元化和广覆盖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体系。（徐阳 贺霞）《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 第10版）
作者刘锋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宸为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研究员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全文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要素，即长期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包括文件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等。《意见》中进一步强调数据要素，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要素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特殊背景下，《意见》的发布是中央着眼于激发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树立国内外正面经济发展预期，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及时做出的重要部署。 当前，世界形势变化深刻而复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风险上升，内部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停滞风险更加剧了一系列矛盾的复杂变化。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要求我们探寻国家发展在新时代的正确路径。一、推动要素配置改革是实现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腾飞的两个关键支柱和伟大推动力。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展奇迹：人均收入大幅提高，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常住城市人口约达60%；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断提高，从一个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很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贡献达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无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开放与融入。唯有切实提升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法治制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吸引全球市场参与者进入中国市场，令中国经济中的各类产业和服务进一步以全球为腹地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需要通过提升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培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创新动力。中国经济近十年间正在经历持续减速换挡，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行将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企业成本压力大又兼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约束持续强化。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因为得到大量政府补贴以及金融资源支撑而存续，扭曲了市场的真实供需与价格。事实上，近年来造成中国实体经济增速下行的真正原因是中国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相对低下所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因此，中国迫切需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态势，培育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新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多依靠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市场化的要素资源配置体系是中国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繁荣最根本的微观基石。只有形成真正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才能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恶化。当前，有必要坚持所有制中立与竞争中性原则，促使国有企业管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进一步实现平等对待所有经济成分，使各类产权更加明晰并得到法制体系的妥善保护，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实现从双轨制向市场化轨道的转型。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意义与挑战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6年提出的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经济过去四十余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在要素投入的增长和要素使用效率两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较而言，重投入轻效率的发展特征较为明显，比如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变成产业工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释放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同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如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抵押品，扩大了社会信用，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宝贵的要素资本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的维持并不容易。美国在1870—1970年近百年的工业化阶段，保持了年均2.1%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在进入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了明显下降。中国在建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也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来看，中国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43%。换言之，同样的要素投入，在中国所能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是美国的43%左右，说明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间。对比其他一些主要工业化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本达到美国的70%、80%甚至90%。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如果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应该达到或者接近类似的水平。美国过去二十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平均低于1%，大约在0.7%或者0.8%。因此，从现在开始，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能够达到年均2.5%-3%的水平，才能实现到2035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约65%的高度，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至今的世界经济史上，尚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尾声，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保持在2%以上。我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该增速水平也从过往四十余年的4%左右降到2%左右水平。因此，如何维持一定增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成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精准深化制约土地、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本、技术等要素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更高水平城市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激发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维持一定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以推动中国在未来15年间，保持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突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停滞陷阱，才能有机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三、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例如假定有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均自由流动且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具有有效的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等。这些假设条件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特征描述，而也正是我国当前制度供给中缺乏或者不完善的基础条件。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轨的经济体，中国的许多体制机制还在改革进程之中，尚难以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简单套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经验来估计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和空间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从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的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包容性的均衡性高质量发展转型。国际观察比较发现，在工业化末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呈下降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未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如何在中国维系全要素生产率一定速度的增长？对此，我们首先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即中国的工业化或者说是现代化进程真的进入尾声了吗？以下几个基本事实表明：一是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与主要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已超过7万美元）；二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已经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超过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全球首位，但产业链优势主要集中体现在中下游制造领域，而在美国及西方主要工业国占据优势的高端产业环节，中国还有很大发展提升空间；三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只有60%左右，对比西方主要工业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四是一系列体制机制仍然处于亟待从“双轨”二元体制向市场化一元体制并轨的进程中，制度供给改革所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是强化要素配置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为例，其重视规模扩张而轻视发展质量效益和体制建设的特点十分凸出。一方面，金融机构数量越来越多、资产规模也越来越庞大，四大国有控股银行几乎年年跻身全球商业银行规模榜首，股市和债市市值也位列全球第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还难言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信贷资金分配、汇率调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大型金融机构管理（控股、资产、人事等）等方面政府都还发挥着相对大的配置影响力。截至2015年，中国的金融抑制的程度在有数据的13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4位。换言之，金融抑制在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四十余年之后仍然是一个需要得到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现实条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题，同时还要补贴经营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企业，政府实施了“不对称市场化”，即产品市场逐渐全部放开，而要素市场受体制机制制约，仍大量采用行政或政策性配置，市场化进程迟缓。通过人为地压低要素价格并引导资金配置，变相补贴国有企业或“特殊”部门，而金融抑制就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具体体现。实际上，抑制性金融政策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两个效应，一是帮助快速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转换、支持金融稳定，从而助力经济增长（斯蒂格利茨效应）；二是降低金融效率、遏制金融发展，从而遏制经济增长（麦金农效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显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金融抑制主要呈现斯蒂格利茨效应，而在发展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麦金农效应开始逐渐显现。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资本投入或者说金融效率不断下降（体现为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不断上升），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唯一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得不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反映了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而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累积的新特点。金融抑制政策的风险-效率补偿机制（以粗放型风险发展换取效率的模式）逐步失灵，说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一万美元表明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因此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其背后是利益藩篱固化、改革发展停滞等深层次原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内外风险累积。为了跨越这一陷阱，中国需要培育、发展或改造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支持新的经济增长，替代对经济增长贡献效率明显下降的、在低成本基础上建立的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过去成功地支持了资本要素驱动型粗放经济增长的金融体系，今天就迫切地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实现资本要素的市场化高效配置。四、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核心 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土地、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实现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本次《意见》从上述不同要素角度，均强调了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凸出地位。价格作为“看不见的手”始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通过价格平衡供给和需求来配置资源。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要素利用效率更高的主体往往会对要素支付更高的价格，比那些生产效率低的主体更容易获取必要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尽可能理顺一系列相关的体制机制供给，发挥市场价格的调节功能，通过制度革新减少权力寻租和套利空间，真正实现价格双轨制向市场化定价机制的并轨。因此我们看到《意见》对于诸如城乡基准地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者报酬的差距，市场化利率和存贷款利率的差距、以及技术创新资本化价格形成机制的凸出强调，背后都体现了中央决心以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发全要素生产率以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政策逻辑。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产权改革与坚持所有制竞争中性原则的重要性。生产要素资源定价双轨制问题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体量、信用风险上的差异，而背后实际上是二元产权结构内生的必然结果。因此，要解决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国企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则，双轨制导致的资源错配和价格扭曲，将使得国企要素成本不断下降；而民企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国企超过最优规模，边际效益递减；民企则因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而难以维持持续经营与扩大再生产，生存能力每况愈下，体量持续小于最优规模。这将进一步加剧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规模与信用风险差距，进一步稳固要素资源配置的双轨制定价模式。以2018年为例，这种要素价格双轨制的外部性在经济下行压力与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环境下变得尤为凸出，造成了实体经济的显著困难。 总体而言，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与实际经济增速的不断放缓，背后根本性因素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意见》所涉及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要素等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的“双轨制”既存体制机制都对相关要素的高效配置形成了制约，从而阻碍了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因此，近年来我们不断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寄希望于通过改革，进一步推动“双轨制”二元结构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体系实现转型并轨，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局面下激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活力。
我国制定了城乡规划法，但是，在城乡规划中却没有考虑到个体摊贩发展的空间需求。 乔新生 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我国许多城市修改城市管理规则，放开集贸市场，允许占道经营。这是我国城市管理观念的重大更新。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催生了集贸市场，个体户成为集贸市场的经营者。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一些人认为集贸市场占道经营，扰乱城市交通秩序，决定彻底取缔集贸市场。一些城市集贸市场从路边经营摊点，变成了高楼大厦的经营店铺，集贸市场经营的成本大幅度增加，而集贸市场从业者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城市居民失去了就业岗位。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采取灵活就业的政策。国家在文明城市考核中，不再对集贸市场和零售摊贩占道经营问题实施严格管理，中国集贸市场重新恢复。这是好事。 然而，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那么，中国集贸市场管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多年前湖北省就已经取消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所有费用，目的就是要促进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不过，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集贸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市场管理部门支持，同时还需要城市管理部门配合。如果城市管理部门为了市容市貌，而禁止个体摊贩从事经营活动，那么，个体工商户将会失去立足之地。 所以，解决城市集贸市场发展问题，关键就在于转变观念。如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增加允许个体摊贩摆摊设点的场所，食品卫生、价格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及时跟上，随时抽查个体摊贩销售的食品和出售的商品，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那么，个体摊贩完全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中国现代化不能以牺牲中低收入阶层为代价，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个体摊贩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等，但是，所有这些，恰恰是需要政府监督管理的内容。如果政府一刀切，取缔所有的个体摊贩，那么，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可能会失去生活来源。允许中低收入阶层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解决生活困难，方便消费者，应当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笔者建议：国务院应当统筹兼顾，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将我国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城市管理和市场管理有机结合。我国制定了城乡规划法，但是，在城乡规划中却没有考虑到个体摊贩发展的空间需求。我国制定了市场管理的一系列法律，但是，却没有考虑到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生存和发展问题。国务院可以在统筹兼顾的基础之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我国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市场管理的整体要求，制定统一的城市管理法，一方面规范我国城市管理的执法队伍，明确城市管理执法机关的职责，将我国许多城市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针对我国集贸市场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譬如要求政府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必须为小商小贩经营提供必要的场所，要求城市规划必须考虑到公共空间包括集贸市场的问题。 中国集贸市场发展必须找到平衡点，根据城市的人口规模，设立必要的集贸市场，并允许社区居民在集贸市场出售商品，这对于活跃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提高城市的就业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11月18日，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在北京正式成立。基金由中宣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设立，目标规模500亿元，首期已募集资金317亿元。基金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完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主要围绕落实国家文化战略和规划积极发挥作用，以政府引导资金撬动，吸引各方资本投入，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支持文化企业改制重组和并购，促进文化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金主要投向新闻信息服务、媒体融合发展、数字化文化新业态等文化产业核心领域，以及与文化产业高度相关的旅游、体育等相关行业，支持电影等重点行业发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支持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文化企业，增强文化产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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