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万达酒店发展发布公告称，将出售位于美国芝加哥的Vista Tower，作价2.7亿美元。 这家酒店规划总建筑面积约为17.6万平方米，楼高350米、地上93层，目前处于在建阶段。 截至2019年底，该项目公司的资产净值约21.93亿港元，税后亏损2190万港元。预计此次出售将为万达酒店发展带来9400万港元的收益。 随着这一项目的出售，王健林清仓了海外的全部地产资产。 从“买买买”到“卖卖卖” “凭什么欧美五星级酒店能来中国发展，中国五星级酒店就不能到国外发展？”在2014年半年工作会议上，王健林对万达高管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万达集团在海外投资酒店也由此开始。同年，万达集团宣布投资投资近7亿英镑在伦敦核心区建设五星级的万达酒店。 随后，万达陆续推出了西班牙马德里、澳洲黄金海岸，以及本次出售的美国芝加哥等项目。 2017年7月，万达酒店设计院、万达酒店建设公司、万达酒店管理公司正式合并为万达酒店发展有限公司，8月，万达酒店发展在港股上市。 然而2018年1月，万达就由“买买买”转变为“卖卖卖”，开启出售海外项目的计划。2018年初，万达先后卖掉了万达·伦敦ONE，以及位于澳大利亚的两个项目。 此外，万达还将13个文旅项目及77间酒店打包卖给融创和富力，并将万达文旅、万达酒店管理两个轻资产注入万达酒店发展。 2019年12月，万达酒店发展宣布完成出售福州恒力城53%的股权。 一季度万达酒店入住率腰斩 两个多月前，万达酒店发展曾发布盈利预警，称今年一季度未经审核的综合收益预计跌幅将不少于40%，来自物业销售的终止经营业务收益，万达酒店发展未经审核综合收益的跌幅将不少于50%。 万达酒店董事会认为，收益下跌主要由3个因素加起来的影响造成，包括新冠疫情、出售项目及项目收益减少。 一季度万达酒店管理费收入同比下降约63%，酒店入住率则大幅下跌至24%，而去年该数字为54%。 出售项目方面，恒力城的出售收益约1.368亿港元，而2018年度出售澳洲及伦敦项目的收益约9.16亿港元。 财报数据显示，万达酒店发展2019年实现营收8.12亿港元，同比仅增长0.1%；净亏损1.5亿港元，而上年同期归属股东净利润为7.67亿港元。 万达酒店发展母公司为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主要业务为投资物业租赁及管理、酒店运营及管理、酒店设计及建设管理服务。 而据万达商管集团年报数据，2019年万达商管实现营收786.56亿元人民币。据此计算，万达酒店发展营收仅占母公司上年度营收比重的不足1%。
科创板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引领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大举措。科创板成立一周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积极落实国家决策部署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全球服务网络、金融科技、资金结算、金融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全面对接企业、交易所等各方主体的金融需求，助力科创板健康发展。 一是做好科创板资金安全的“稳定器”，工商银行为助力科创板的发展，充分发挥国有大行证券资金结算优势，积极地推动系统优化升级，更科学地做好流动性管理，保障科创板证券资金结算体系的高效运转。工商银行作为国内资本市场最重要的资金结算银行，截至6月末，累计为科创板网下申购验资规模市场占比第一。 二是做好科创企业蓬勃发展的“领航员”，为优质科创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工行通过“贷、股、债、投”等多种方式，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和产品支持。科创板推出前夕，工行就率先发布了《科创企业综合金融方案》，在上海、深圳设立了总行级科创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目前已为74家已上市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并与40多家已上市科创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同时，工行还联动重点证券公司，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和新股发行申购积极参与多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和拟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三是做好投资者财富管理的“规划师”，让投资者能够分享企业成长红利，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工行为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提供了丰富产品，积极代销9支科创主题基金；工银理财向市场发行23支科创题材理财产品，累计投资打新基金等科创板类相关投资超200亿元；工银瑞信发行2支科创主题主动权益基金，超额认购资金56亿元，科创板股票持仓市值超13亿元。此外，工行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种方式，积极向投资者进行科创板投资的风险教育和知识宣传，做好投教工作。
未来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结构性潜能，包括追赶的潜能和新涌现的潜能，应搭建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结构性潜能，引领全球发展方式的转型。 刘世锦 疫情下中国经济的三个特征 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总体符合预期，甚至在有些方面超出预期。在疫情这一“压力测试”中，中国经济表现出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出口行业迅速恢复，6月份已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整体呈现小幅增长态势。中国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此次疫情之中突出表现为“应变能力”和“韧性”，中国“出口大国”的称号再次得到验证。但三季度之后出口是否承压仍有待观察。 第二，前段时间需求的恢复速度慢于供给。对此，我试图给出另一种解释：供给侧的机构更多，需求侧的个人更多，在行政和市场力量下，机构的反应速度一般快于个人，行动能力更强，更容易受到政策驱动，因此供给侧的恢复速度会快于需求侧。 第三，需求侧近期逐步回升，但能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仍有待观察。周小川行长提出“数字化生存”的概念，值得关注和研究。疫情后部分需求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减少”，比如过去参会需要坐飞机、住酒店、在餐馆就餐，但现在都通过网上开会，这些需求就难以恢复。 宏观政策调整需关注资金流向 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度”把握得较好，既保持了充足的流动性，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但6月份社融和M2增速均创近年新高，和GDP增速的差距明显拉大。在危机中释放流动性，以保持流动性不中断，这是一种“生存性的放松”；当生存问题大体解决之后，增发货币的流向值得关注。 近期股市火爆显然不是业绩的支撑，一些城市也出现房价上涨的苗头。美国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一些股指已创新高，股市泡沫的上升速度甚至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 从货币操作上来看，收回释放出去的流动性是很困难的。我们既要考虑到中远期的债务兑付问题，也要考虑到近期如何对付泡沫，以及资金流向问题。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但政策预期和人的行为有时是较着劲的，这是目前面临的难点。 只要疫情存在，就会有疫情防控的“成本折扣”。三季度之后，疫情虽未完全消除，但经济会逐步恢复到常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调整，回到常态。当然，就目前来看，政策不宜明显收紧，但也要考虑防止泡沫、资金流向等问题。 要发挥结构性潜能的作用 如果把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增长分为上、下场，上半场以宏观救助、恢复增长为主，在经济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之后，下半场的宏观政策就要退居次位，让“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 所谓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赶或跟跑的潜能。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约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多在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6万多美元，这中间至少有3万美元的差距。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中国也应做、但尚未做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二是新涌现的潜能，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如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很多、且相互关联。在此，我想提出一个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所以今后十年，中国70%-80%的经济增长潜能都将来自于这一范围。目前人口流动已经反映出这样的规律。 “3”指实体经济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第一，基础产业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下一步要开放竞争、提升效率。开放竞争不仅可以促进投资，更可以降低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第二，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在消费升级方面，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是增加商品消费，中高阶层的消费重点是扩大服务消费。在产业升级方面，要通过优胜劣汰、重组创新，提升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提高要素生产率；第三，高端领域要加强基础研发、源头创新的能力建设，为长期创新打下牢固基础。补上这三大短板，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的三大攻坚战。过了这一关，中国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是横向的、对全社会各领域都会发生影响的要素。比如街头卖水果都普遍使用微信支付，这种“地摊数字经济”实际上就体现了数字化对经济的系统化改造。绿色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会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最近欧盟，特别德国和法国，提出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两个支柱”——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所以“两翼”是全球范围的新潜能。而中国有更为先进的理念、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条件，完全有机会在这“两翼”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所以总结来说，“1+3+2”的内涵即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发挥结构性潜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 释放结构性潜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除宏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抓住“1+3+2”的重点，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文件的精神，推出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 针对“一个龙头”要强调两大改革。第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第二，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空间规划（包括城市规划）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人口流动的市场信号。 最近几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杭州和深圳，背后反映出市场的力量。城市化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按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城市规划。 补齐“新三大短板”应推出针对性的措施。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在内的基础产业领域，在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石油天然气行业，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通信行业，允许设立一两家由民营资本或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投资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这样的改革既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成本。 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在“保基本”基础上，重点转向人力资本“提素质”。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战略。中国虽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但消费能力从哪来？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把消费能力转化成生产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利用收入的增长推动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不仅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更应成为产业链条效率最高、应变能力最强、最具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把消费能力转化为生产和创新能力，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着眼点，也是“内循环”的一个基本含义。 在创新居于前列、科教资源丰厚的若干城市，如杭州、深圳和内地一些城市，像当年办经济特区一样，创办高水平大学教育和研发特区，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政策的不合理约束，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身份等方面实行特殊体制和政策。西湖大学开了头，应该支持鼓励更多的类似大学和研究机构脱颖而出，营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催生重大科学发现的机制和文化，吸引全球一流人才，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形成一批有中国特色、与国际一流水准接轨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发机构。 对外开放应谋划一些更具想象力和前瞻性的重大举措。在国际上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在国内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面对卡脖子、脱钩的压力，要利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更聪明的方法推动开放，对国际上的某些势力形成有效制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出“三个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张牌，实际推动很难，但要站上制高点，争取国际博弈的主动权。我国的贸易优势与关税保护没有多大关系，要在全球化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上、规则制定上走到前面，至少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在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对全球开放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在2020年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活动日期间，青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全省住建系统代表及企业代表，观摩位于海东市的超低能耗建筑和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在发展低碳经济、力推建筑节能的大背景下,秉承节能、环保、低碳理念的“绿色建筑”正在青海省普及。 近年来，我省建筑能效提升、绿色建筑发展、工程建设标准和建筑科技创新得到长足发展。其中，西宁市率先出台了《西宁市绿色建筑管理办法》《西宁市加快推进绿色建筑发展奖励办法》，据统计，西宁市2019年度城镇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达到60.5%，已超过国家“十三五”绿色建筑发展规划50%的目标，完成了绿色建筑从无到有、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进、从低星级到高星级绿建，处于跳跃式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321个项目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筑面积约1442万平方米，其中中房·萨尔斯堡蓝韵项目荣获西宁市首个三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碧桂园·御川府、西宁万科城等40个项目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西宁海湖万达广场购物中心、西宁新华联广场获得二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标志着我省城乡建设事业绿色发展迈上了新台阶，绿色建筑进入高质量规模化发展时期。 活动期间围绕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对推进发展绿色建筑形势与政策进行了宣讲。同时，还对我省最新发布实施的《青海省绿色建筑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青海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预制构件制作和验收规程》两项标准进行宣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科技处处长马淑珍表示，这两项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范我省绿色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统一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加快推进我省全面实施绿色建筑标准工作健康开展，有效规范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预制构件生产质量和构件检查验收,为推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用有机肥替代化肥，成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发布的2020年国家重点强农惠农政策也提出了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政策支持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造施用有机肥，培育一批生产性服务组织，加快有机肥应用，促进种养结合。 政策的加码以及绿色发展的趋势所向，部分相关农业企业纷纷投资建设有机肥项目。亚盛集团7月2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亚盛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600万元投资建设有机肥项目。 公告显示，该项目总投资3600万元，建设5万吨/年有机肥产品生产装置以及相关辅助设施，拟新建18000平米车间，其中包括发酵车间、有机肥料加工车间、陈化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并配套给排水、采暖、供电等辅助设施，新增办公楼、宿舍以及分析化验室等配套设施。 亚盛集团是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研发、农资服务、商贸流通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公司集中核心优势培育壮大具有发展前景的“拳头产业”和“拳头产品”。确定牧草、啤酒花、马铃薯等七个产业为“拳头产业”；颗粒啤酒花、苜蓿草、马铃薯、黄冠梨等八个特色产品作为“拳头产品”。 谈及投资建设该项目的原因，亚盛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有机肥在我们产品的培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农产品自身物质与能量的再循环，而且能够净化生态环境，使废弃资源再生。另一方面，国家目前正在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机肥替代化肥是绿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上述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达到年产5万吨颗粒有机肥的生产能力。通过该项目的建设，能够为公司种植基地的土壤增加优质的有机肥供给量，改善土壤环境，保证作物稳产増产，增强作物的抗逆性能，减轻病虫草害，打造一个绿色、健康的产品基地。”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李光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机肥代替化肥可以促进我国农产品质量提高，满足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能节省能源节省耗费，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此外，有机肥行业的发展也会消耗养殖业的排泄物，减少养殖业的污染，降低养殖业的成本，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在李光洲看来，有机肥替代化肥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形势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用有机肥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增加国内优质农产品和肉类的产量，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7月28日晚间，共进股份发布2020年半年度报告。半年报数据显示，共进股份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1.93亿元，同比增长10%；净利润达1.29亿元，同比增长51%，公司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快速恢复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公司第二季度业绩展现出良好的抗压性和成长性。共进股份表示公司快速洞察产品市场变化，把握通信终端设备升级新需求，积极拓展市场发展新客户。同时，得益于领先的市场规模，以及与供应商长期稳定的合作，公司供应链率先恢复正常运转，保证了客户订单按期交付。充足的战略准备，为公司赢得更多商业机会。 2020年，三大运营商提出进入“5G+固网宽带+WiFi”的三千兆时代，加速覆盖全场景高速上网服务，通信行业发展刺激终端设备新一轮的更新换代。共进股份根据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新产品、新领域、新客户”三新业务推进发展，在通信终端产品升级、小基站产品线完善、闻远智慧社区落地、EMS新业务开拓等方面共同发力，深化公司发展布局。 上半年，公司不断开发新客户，WiFi设备市场份额继续扩大，成功抓住WiFi6市场爆发机遇，实现WiFi5及WiFi6项目开发及量产的衔接。同时，公司也加大了对WiFi6功能的其他产品研发力度，包括PON、VDSL等多种借入设备，出货辐射范围包括北美及国内等地。 太平洋证券表示：“据IDC预测，到2020年，全球WiFi6设备出货量预计将达到100亿元。共进股份目前AP产品收入约12亿，随着WiFi6的应用持续推进，公司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均会有较大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共进股份在5G小基站的战略布局和产品均领先同业。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协议栈技术、推出基于O-RAN的5G小基站产品方案、打通全球首个高通毫米波SA模式FirstCall，研发实力雄厚，5G产品质量优于同行。目前，公司高通毫米波小基站也已基本完成产品研发，具备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同时，公司不光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有广泛的创新合作关系，还与海外意向客户保持密切沟通，有望在未来5G小基站建设中占据优势地位。 除了聚焦通信终端产品升级、小基站产品线完善之外，共进股份在智慧社区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亮眼的业绩。 2020年上半年，子公司山东闻远一方面实现了收入利润的双增长；另一方面自研安防智慧社区产品，建设华东首家网红智慧社区并落地济南。社区圈融合养老、医疗、商业便民服务，街道圈打造生活、教育、金融、办公、文体和公共环境的一体化，完善民生服务，便利居民生活。 除智慧社区外，闻远的公安专网电子围栏产品将与公司5G基站及模组业务深度融合，将5G技术应用于电子围栏等硬件设备中。继续纵向深挖行业需求，横向外延拓展产品线，不断打造高质量产品，建立品牌知名度。 目前，公司已经实现100G以太网交换机EMS项目并顺利量产出货，2020年下半年将继续深耕高端交换机领域，并加强高端服务器新业务的开发导入。共进股份表示，未来将继续扩大公司在市场和生产规模、技术及研发创新、供应链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借助产品升级和精益改革促进通信终端业绩增长和毛利提高；加速发展5G移动及移动应用产品，提升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力和市场领先地位。
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如火如荼的变化，南北经济之间的比例、大国经济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处于一个全面重构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由于美国退群的决策，由于各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崛起，直接导致全球步入到长期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意味着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看到，在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出现了超级裂痕，加速了逆全球化，加速了大国博弈之间的激化，也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所以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发展格局正处于一个加速裂变的关键期。 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民族崛起已经处于爬坡上升的时期，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我们通过过去一系列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新的部署使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迈进，那么中国金融、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这一个基础上已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格局。我们迫切在内部经济大循环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体现现代产业、现代金融之间的互动，而现代金融必须是一种在全方位的格局下的一种重构。因此在两个时代的重要发展潮流、重要发展时刻交汇之下，我们来探讨全球金融中心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然，我想强调的是在目前这个时点，对金融本身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史诗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出现了整个格局的大动荡。 上半年美国股市四次停摆，美国国债收益率甚至出现负利率、石油期货出现负价，以及全球同步实施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那么使我们整个金融市场的政策、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和进一步的深化，会进一步的强化。下半年我们会看到整个发达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进一步宽松的作用下，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和金融在新兴经济体与金融中心之间的震荡还将进一步的持续。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的挑战，因此我们由之产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政策环境下面，我们金融开放的步伐将如何进行。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不仅仅面临经济激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还面临着大国博弈进入窗口期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风险和一系列的冲突。今年疫情使中美冲突上升到一个新台阶，而这种冲突不仅仅会产生强烈的动荡，对金融风险、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深度的冲击，更为重要的中美之间的冲突还直接体现在金融冲突之上，甚至很多学者称之为金融战。 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如何布局、我们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新格局、新秩序，使我们的金融能够进一步地在开放体系下服务于民族的崛起、大国的复兴和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时代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就会看到： 第一，我们如何进一步的进行金融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我们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我们如何在中美冲突之中使中国金融循环、金融风险具有进一步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可控性。 第三，也就是更为具体的、我们今天论坛所讨论的，就是人民币如何进一步的国际化。 同时我们如何在资本项目开放上面，在目前这样的外部环境大变局的状况下来构建我们有效的管理体系、监管体系以及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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