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垄断协议的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等，并对市场上高度关注的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现象作出了专门规定。 这是对此前一系列中央会议精神的积极落实。2020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0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行为。 强化反垄断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分析称，《指南》的颁布是在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背景下诞生的，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趋势，旨在通过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并强调了“超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重要性。 平台经济新特点呼吁新规范 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制度、规制原则和框架适用于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但是，由于平台经济商业模式和竞争生态复杂、涉及范围广、专业性强，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与头部平台“大而不能倒”的风险，不利于保护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维护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在此背景下，相关法律规范的与时俱进十分必要。 在新兴技术的推动下，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业态，代表着未来产业变革的趋势。在发展初期，监管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资本的无序扩张视而不见。尤其是新技术带来了新挑战，更需要监管规则进一步健全、细化，防止出现监管盲区。 苏筱芮表示，当前科技反垄断已是全球趋势，科技巨头如果形成垄断，可能通过其市场影响力来形成更高的价格，不利于消费者保护。她表示，《指南》的颁布，一方面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更多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平台经济领域内的从业机构平稳有序发展，对维护市场机构、从业人员、消费者等多方的合法权益构成利好。 平台垄断或抑制创新 专家强调，反垄断、反对资本无序扩张与鼓励平台经济、鼓励创新发展并不矛盾，反而可以防止“赢家通吃”下的创新抑制。 “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指的是在更多的范畴领域内依靠资本形成垄断，或是资本进入新的行业领域后对原有行业领域生态的破坏作用。相关利益方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实惠，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行业的供应链产业链，但从长远来说，不利于提高公共价值或是改善行业发展，反而形成了平台垄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而不倒’。”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表示。 例如，此前被业内广泛讨论的平台之间“二选一”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垄断会使“新创造的社会剩余中本该由消费者获取的那一部分被平台掠去”，相当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最终都被平台享受了，消费者权益因此受损。而“二选一”的规则让很多商家缺少了曝光机会，这些都是企业垄断下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对社会福利的一种掠夺。 同时，现有平台巨头不仅对潜在进入者在市场份额、客户、数据方面有压制性优势，还往往拥有巨大的资本优势和流量优势，可通过不断投资新企业、孵化新模式来进行跨领域扩张，这种“赢家通吃”的局面也值得警惕。 “一般而言，资本的助推有助于行业的规范化及规模化发展。”王鹏表示，正常情况下，企业实现对产业链的强控制，有助于控制上下游的产量及价格，借此压低成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有利于社会发展。但如果放松监管、出现新型垄断，不排除部分平台借由资本力量，涉及领域越来越广，尤其是与新技术结合以后，触角伸及新领域，会积累大量系统性风险，不但影响民生，还有可能偏离实体经济。 明确“二选一”等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平台在数据领域的强控制以及借此形成的潜在影响力也值得关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表示，在憧憬数字社会巨大的正面效用的同时，更需要充分认识和评估数据互联互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包括算法模型推动无意识羊群效应的风险、社会机构无序采集信息的风险和大型科技平台企业“赢家通吃”的风险。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此次《指南》明确了垄断协议、限定交易认定方面的相关内容。以平台“二选一”为例，除了以书面协议、口头商定等直接方式呈现外，还可能通过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方面的实际设置限制或者障碍的方式实现。对于上述利用数据、算法、引流机制等形成的新型垄断，《指南》进一步细化了相关要求，明确电商平台花样百出的“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行为。 从国际上来看，欧美多国都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亮出了数字经济反垄断利剑。过去几年中，谷歌、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在欧美遭到多次反垄断调查，也被开过巨额罚单。而欧盟更是一直对数据安全、数据治理领域问题高度重视，不断推动相关立法。 刘晓春建议，我国要从立法层面解决数据的分类管理。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数据使用、交易过程中的法律责任，考虑建立专门的监管部门或监管机制。此外，对数据采集、保存管理和超级平台的垄断问题，必须建立相应制度。
[摘要]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非公有经济。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国家垄断和国有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天(18日)在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郭树清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对世界形成积极影响。最近10年里，中国对世界增长实质贡献平均达到30%左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国际社会也存在着一些负面的舆论。20多年前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并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近些年的指责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中国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国家产业政策扭曲了市场关系。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郭树清从五个方面予以澄清。 第一，中国的民营经济目前占到全部经济的60%。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非公有经济。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国家垄断和国有保护，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第二，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与市场导向改革保持一致。70年代末，鼓励在国内发展轻工业，同时也迅速放开消费品进口，从电视机、洗衣机到小汽车、大卡车，中国成为“万国品牌博览园”。8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的政策目的是防止过度竞争导致的重复建设。最近10年来，淘汰了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负债的企业。正是由于有公开、公平和充分竞争，中国才成为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 第三，国有企业总体上从政府得到的是负补贴。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税负大约是民营企业的2倍。国有企业实际上还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私有工厂和外资公司长期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费优惠。各级政府安排国企相关预算，主要用于分流安置富余职工、补助职工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支出。 第四，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财务完全独立。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强，如果其长期向企业提供补助，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信贷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且银行的股东早已多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国有股份占比较大的银行，也不可能向国有企业输送利益。 第五，中国产品竞争力较强并非由于劳工权益受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都是国家主人。宪法和法律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职工群众被授予了民主管理企业、参加工会活动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过去10年，中国工人收入快速增长，其中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近2倍。 (总台央视记者 王善涛)
历史的时钟，奔流不息。经济与社会的天平，总在效率与公平的两端之间来回摆动。 现下，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还剩不足100个小时，随着中国加入全球互联网经济反垄断大军；人类的天平，在公平的一端，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1 反垄断从来不是新鲜事。同样的戏码100多年前就在上演，而且甚至比今天更惨烈，更离奇。世人都知道摩根财团与摩根家族的辉煌，却鲜少有人知道摩根晚年去世前的凄凉。 将晚年摩根逼上绝路的，多少要归咎于当时美国，乃至当时的整个世界此起彼伏的反垄断浪潮所席卷。 摩根家族的兴起靠的是金融，而晚年的摩根被反垄断所攻讦，主要的目标靶子也是金融。 1870年，摩根33岁。 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政府派人到伦敦融资购买军火，伦敦银行家却无人敢借钱。一是怕法国战败，二是出于对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畏惧。就在伦敦银行家纷纷拒绝之际，摩根站了出来，向法国发放了1000万英镑的银团贷款。 第二年，法国果然大败，接着又爆发了巴黎公社运动。动荡的局势，眼看1000万贷款打了水漂，然而拿破仑三世政府讲究诚信，虽然战败却偿还了债券，于是摩根因此净赚了150万英镑利息。 这次豪赌，让摩根父子从籍籍无名的银行家，一跃成为纵横伦敦—纽约的金融巨子。摩根家族自此站到了世界舞台。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在即，当时的墨西哥政府已然身处破产的边缘，又要面临战争，所以只能厚着脸皮继续发债。然而当时的金融巨头没人愿意借钱给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政府。 然而摩根却艺高人胆大，通过多年以来对墨西哥国情的观察，以及对美国的了解，认为墨西哥虽然会战败，但结果对于墨西哥经济将会是好事。于是，摩根大胆地援助了墨西哥政府。 最终的结果：摩根不仅在当时大赚了一笔，还取得了墨西哥油矿和铁路权的担保，这无疑为他日后在墨西哥捞金铺平了道路。 在此之后，摩根又开始进军南美洲。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战争之后双方元气大伤的时机，摩根通过购买大量的阿根廷国债，控制了阿根廷的铁路权及大量的进出口商品控制权。 当时的人们，不无侧目地说：摩根是全世界的债主。 如果说这一系列的借债操作让摩根声名鹊起，那么1907年的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得摩根一战封神。 1907年，以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博克倒闭的传言为导火索，引发了华尔街局势的失控，股市暴跌，民众挤兑，短短一天之内，几家大银行相继倒闭，整个股市几乎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 当时的摩根正在度假返航，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兼财政部长科特，亲自前往摩根乘船的码头去迎接。二人见面之后，科特一言未发，而是交给了摩根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的，正是美国财政部的大门钥匙！ 当时美国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政府财力薄弱，面对危机来袭，美国的财政仅剩2500万美元的存款。同时当时的美国政府人脉能力很差，金融企业家有自己的圈子，政府根本插不进去手。于是，科特只好请摩根出山相助。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Roosevelt） 当时摩根已经年届古稀，但还是决定出手救难。 于是，摩根召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银行家会议，筹集到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应急资金。在此后的数周里，摩根不眠不休地和众多金融大佬共同制定了救市计划，并获得了前总统老罗斯福的支持。在经过长达数周的奋战之后，这场空前的恐慌终于得以遏制。 摩根出手救市，一时间被公众视为“救世主”，华尔街的“拿破仑”——然而，6年之后，一场听证会，却对当初的救市行为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几乎将白发苍苍的老摩根逼上绝境。 1912年，路易斯安那州某选区议员阿森纳·普若强迫J.P.摩根参加听证会；并在会上强烈批评摩根的垄断行为。在普若的眼中，摩根六年前的“救市”行为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以严重低估的价格购买优质资产。 接下来，指控话锋一转，提到摩根控制的信托实体在全美112家公司中占有341个董事席位，这些公司都是强大的金融机构，它们的总资产在当时高达220亿美元。 言下之意再明确不过：摩根利用金融危机抄底，延展自己的金融帝国，巩固垄断地位。 这次听证会之后，受指控的这些董事默默地辞职，让出了112家公司中的40多家。 摩根实在无法接受一群“宵小之徒”对自己的攻讦，更无法忍受自己一手建立的“债权帝国”被这群政客搞得四分五裂。于是，一连串听证会结束之后，摩根搭乘飞机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离开了美利坚，这片伤心之地。 一年后，1913年3月31日，在意大利罗马寓所，一代金融财阀摩根溘然长逝。死后的法医检测结果表明，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周内，曾经连续每日吸食20根以上雪茄。 2 反垄断的另一个经典案例的是19世纪后期的美国石油大王——标准石油公司，以及它的创始人——洛克菲勒（Rockefeller）。 1870年1月，洛克菲勒在俄亥俄州创建了股份制的标准石油公司。由于幼时家境贫寒，因而洛克菲勒对赚钱有着极其迫切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市场上充斥着他的产品，洛克菲勒与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达成秘密交易，让火车装满了洛克菲勒的油桶才发车。这样，途中再经过其它石油公司，他们的产品就装不上去了。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洛克菲勒大力发动价格战，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自己的石油；同时垄断运输渠道，让竞争对手的产品运不出去。。。最终竞争者只好缴械投降——一旦洛克菲勒成功收购了对手，他就会转而提高价格，把价格战牺牲的利润补回来。这个逻辑像不像今天互联网巨头烧钱补贴干掉对手然后抬价抽佣的过程？ 就这样，在商业竞技场上玩得风生水起，洛克菲勒仅仅用了20年之间，就几乎垄断了美国境内95%的石油供应，也因此成为美国首富，第一个亿万富翁（billionaire）。 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Rockefeller） 事实上，对洛克菲勒的攻讦伴随着标准石油的发展全程。早在1881年，《大西洋月刊》记者亨利·劳埃德就抨击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是“托拉斯”（Trust，垄断的一种形式）——然而由于洛克菲勒长期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的灰度关系，因而这篇文章出来，几乎没有对洛克菲勒产生任何伤害。 “标准石油不可战胜”的神话，是被一位叫做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女记者终结的。 如果说时装界的先锋人物是Coco Chanel，那么新闻界的先锋运动领军者当之无愧就应该是Ida Tarbell。塔贝尔几乎是以自己的一支笔，将标准石油的庞然大物挑落马下。 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 塔贝尔1857年生于美国中部矿产大州，克利夫兰。这也是洛克菲勒石油生意起步的地方。 1895年，28岁的塔贝尔从法国巴黎完成学业，返回美国，当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克利夫兰遭受标准石油公司的欺压之后，她决定与洛克菲勒进行长期斗争。 面对庞大的对手，塔贝尔的工作是浩繁复杂的，她的心情是孤独的，甚至还面临着各种打击报复。她在克利夫兰州悄无声息地散发问卷，调查人们对标准石油的看法，并结合暗访，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真相。此外，通过马克吐温，塔贝尔还秘密地接触标准石油的部分高管以及政府官员。 终于，1902年，塔贝尔的调查结果问世。在一份叫做《麦克卢尔》的杂志上，塔贝尔连续刊登了体系列叫做《标准石油公司史》的连载文章，一共15篇。对洛克菲勒排挤对手、非公平竞争、勾结政客、甚至影响司法流程等隐秘行为以一种全方位无死角的方式呈现出来…… 克利夫兰的炼油基地 有了记者的文章打头阵，还有“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坚强后盾，“战狼总统”罗斯福决定与石油垄断巨头开战。 1904年，依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联邦政府拆分了北方铁路公司。紧接着，发起了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调查。 在经历了6年旷日持久的的诉讼过程之后，1911年5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对标准石油公司垄断案进行判决，标准石油公司是一个垄断机构，应予拆散，庞大的帝国被分拆成30多个公司，判决下达，司法部长欢呼雀跃，《纽约时报》1911年5月16日的头版使用的标题是“标准石油公司在六个月内拆分”。 事实上，百足大虫，死而不僵。被拆分出来的30多个子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和不断的兼并重组，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新的石油巨头。几家小石油公司成为埃克森美孚，加州标准石油更名为雪佛龙，印第安纳标准石油更名为阿莫科…… 3 在干掉了洛克菲勒与摩根的垄断帝国之后，美国政界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哲学总统威尔逊在国联大会上大谈人类命运，宇宙担当。 在他的带领下，1909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美国开始正式开征个人所得税；签署《克莱顿反托拉斯法》，限制股份公司董事会交叉任职的现象；《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创立了一个消除遏制贸易竞争的各种行为。 1913年12月23日，威尔逊签署《联邦储备法》，据此在全美范围内设立了12家联邦储备银行，并由他们共同成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Federal Reserve）。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中央银行。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ilson） 经济上的反垄断，叠加政治上的全球民粹，几近吞噬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威尔逊带领下的美国，以一个“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变得令人陌生。 垄断资本家摩根在1913年的去世，仿佛为他所在的那个年代画上了句话。一年后，欧洲列强的战争旋即打响，隆隆的炮声下，一切梦碎。 4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当代经济学大师熊彼得（Schumpeter）将资本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创造性破坏”（innovative destruction，也叫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creation）。熊彼得认为，创造性破坏是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也是经济演进的内在动力。 创造性破坏发挥其作用的具体形式就是经济危机。故而熊彼得将其比喻做“永不停息的风暴”。 “新的技术、管理、组织形式等因素在旧的体制中积累，逐渐形成破坏旧的体制的力量。而每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旧经济的残骸中，脱胎孕育而出的便是新的东西。因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不是简单的对上一次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当代西方经济学集大成者 约瑟夫·熊彼得（Schumpeter） 当然，旧的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阻碍这些新的因素的形成和孕育；垄断就是其中一种形式。 例如近期美国十州议员“围攻”Facebook，指控其垄断，甚至上溯到2012年其对Whatsapp的收购。当时扎克伯格与员工的邮件往来被披露出来，里面提到了Whatsapp的潜在威胁，而扎克伯格说： “既然它（Whatsapp）威胁到我们，那我们就把它买下来吧。” 基于同样的逻辑后来Facebook收购了Instagram。 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在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一向被视为及其恶劣的垄断行为。因为一旦竞争对手被纳入巨头的体系，它将被迫接受这个巨头对他的定位，也就再也无法具备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力，无法推动经济结构自身的优化与改进。 但是，在熊彼得的书中，他话锋一转，提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逻辑，技术进步。紧接着他认为，适当的垄断能够保证足够利润，而一定的利润是企业能够保证对技术投入的必要因素。 事实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上古经济学家们所普遍崇尚的“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对于技术进步几乎是灾难。因为完全竞争意味着没有利润，所有收入全部用来cover成本（如果企业家自身改善生活水平也算一种成本的话），那么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投入到开发新技术这种“务虚”的环节中去。 因此，垄断本身是一个把双刃剑，它虽然有不利的一面，但可控范围内的一定程度的垄断，对于经济和民生，并不完全是坏事。当然，恶性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那就是必须要遏制的了。 此外，垄断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但如果与政治因素相叠加，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例如20世纪初是全球民粹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因而经济上的反垄断被政治上的民粹劫持，有矫枉过正之嫌。 针对洛克菲勒的反垄断斗争成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洛克菲勒人生的失败。洛克菲勒虽然在打击对手和垄断市场份额上作风狠辣，但生活中却是一个好人，而且确实对慈善事业贡献良多。事实上，就连与洛克菲勒“死磕到底”的那位女记者塔贝尔，也不得不在自己的文章中承认洛克菲勒的贡献： “标准石油是领头羊，它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章程和传统。在现存的托拉斯中，它的发展最为完善，即它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托拉斯完全控制某种商品的理想。” 她完全承认石油帝国的成功，对于洛克菲勒父子的描写，也是写成“拿破仑”式的枭雄。 老年的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图中右二） 事实上，100多年后的今天，石油市场的四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四大中，仍有两家是“标准石油公司”的后裔。 在全球化合作高潮的90年代末期，通过反垄断敲打微软，缴纳罚金，免于拆分，对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敲打和限制微软，才给了Facebook、Google、Amazon等企业生存空间，从某种意义上，那一波互联网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火种，一直保留到今天。
垄断影响公平和效率 如何理解垄断？生产要素是垄断形成的关键。狭义上讲，垄断是一种市场结构，指代一个行业中极少的公司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供给份额（商品或服务），形成垄断。这种认识相对较浅，我们认为更应理解广义上的垄断，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与竞争相对，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一国在全球范围内或者某一产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本质上是在生产要素端占据优势并得以发挥，生产要素是垄断形成的关键。 以美国为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凭借自然禀赋的要素优势促成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等出现；信息革命启动后，凭借资本实力和科学技术的要素优势，美国通信、计算机等科技行业快速发展引领经济增长，并形成了IBM、微软、谷歌等巨头。进入21世纪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凭借着在数据方面的优势地位，一系列全球性、跨地域性、超空间性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借助独占性优势累积了大量资本形成垄断，并通过资本优势、产业经验等进一步收购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巩固垄断地位；拥有数据要素优势的美国也得以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搭上了以5G、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新一轮技术发展快车，数据要素优势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等方面也带来积极影响。 结合外发的《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一文可以看到，狭义上来看垄断影响市场结构，表现在垄断企业（产业）通过操纵市场价格、借助优势地位恶意收购、挤兑等一系列不公平竞争行为，会造成市场扭曲并带来社会、居民的福利损失。我们认为这只是表面，从广义上来讲，由生产要素占优形成的垄断实质会影响效率和公平，对应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基础命题——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 有关垄断如何影响公平和效率，不同学者观点不一，哈佛学派认为垄断的存在会导致市场扭曲，会降低效率；芝加哥学派认为由“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量决定的自然垄断可以有效促进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效率并促进“公平”（而非平均）。弗莱堡学派和新布兰代斯学派则认为垄断会破坏有效的市场秩序，影响效率和公平，应通过反垄断措施维护经济秩序，特别是维护相对的公平、正义，这种更注重公平的反垄断措施可能会带来效率的适当牺牲，这也与欧洲在近年来大企业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我们认为，生产要素占优形成的垄断表面是不公平竞争，实质是影响了公平与效率，效率和公平问题实际是增长和分配问题。 效率层面，垄断限制整体蛋糕做大。一个主体或部门发挥优势生产要素作用带动经济增长，实现宏观经济层面的效率提升，但优势生产要素的逐步发展也会导致垄断势力的形成，垄断产生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原本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可能在横向、纵向形成了垄断势力，对同行业或者上下游企业形成压制，这种垄断特征会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率。 公平层面，垄断影响蛋糕分割；借助要素优势地位，通过价格歧视、恶性竞争等方式，垄断部门可以在财富分配中拥有更重要的话语权，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从而影响公平。 垄断为何影响效率？ 结合理论与实践来看，市场经济制度下，垄断对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反映在扭曲市场机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阻碍技术进步等方面，这种无效率也体现为有效投资不足、限制创新、侵犯消费者权益等等。 垄断扭曲市场机制。在“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价格形成过程中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但垄断的出现，一方面影响价格的形成，另一方面扭曲价格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无效率。这一特征在拥有要素优势可以形成自然垄断的钢铁、石油、铁路、汽车等领域较为显著。 行业垄断导致有效投资不足，并限制创新。一个行业由竞争性格局走向垄断格局会产生以下后果，其一是供给方的市场进入门槛会提升，导致市场进入者减少，部分供给厂商会由于处于竞争劣势退出，加剧行业垄断特征；其二是垄断企业可以持续获得垄断利润，进一步提升垄断优势并阻碍新进入者，进一步通过投资、创新等方式扩大业务规模的积极性降低。这两种后果将导致整体行业的有效投资不足，科技创新受到限制，从而不利于整体行业的增长和效率提升。部分依靠特许经营权实现垄断优势的企业表现较为显著，如能源、航空、烟草等领域。 侵犯消费者权益，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经济学领域，垄断扭曲资源配置导致整体社会的福利损失，带来了经济的无效率（非帕累托最优），垄断价格也导致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侵犯消费者权益。 垄断为何影响公平？ 垄断对公平也会产生影响，主要反映在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两个方面。一方面，竞争与垄断是对应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企业借助垄断地位可以影响公平竞争环境，导致整体的效率损失和自身效率的提升。其次，在垄断地位之下，企业可以影响财富分配，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由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等某方面的区别，不同经济体在反垄断促进公平时，也会有相对不同的侧重点。 垄断影响竞争公平。理论上讲，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自私自利”有内生的垄断倾向，并借助垄断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不论何种形式的垄断，均会对市场的竞争性产生冲击，影响竞争公平。 实践中，伴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案例频繁出现。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资源、技术、数据等要素帮助不同的美国企业在不同阶段建立了垄断优势，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电力、汽车、石油等工业快速发展形成标准石油、美国钢铁等垄断企业，通过价格操控、政商勾结获取特权、挤兑对手恶意竞争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二战后进入信息革命时代，科技巨头通过技术垄断等方式限制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如AT&；T公司在奠定了长话市场的垄断地位后利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采用交叉补贴的方式，用长话市场上的收入补贴市话市场上的亏损，以极低的资费在市场上竞争，迫使其他企业逐步退出了市场。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之中，数据要素垄断对竞争公平也有显著影响，如2019年两家软件开发商起诉苹果强迫必须通过APP Store进行下载，并抽成30%；亚马逊利用创业公司获得的信息作为情报、通过有选择地有限设置产品清单强迫商家使用其服务。国内也是如此，互联网平台公司严格要求二选一、平台运营者要求平台使用者只能在本平台提供内容服务等均是借助垄断地位影响竞争公平的案例。 此外，垄断影响分配公平。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决定财富分配，财富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净结果，从宏观的生产要素角度来看，科学技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断提升导致了财富分配更多的流向资本、科技密集型的部门，借助资本、科技力量形成的垄断企业不在少数，在房地产、互联网、通信、石油、钢铁、烟草等领域较为突出，同时部分企业借助牌照优势或者特许经营权等方式也获得了垄断优势。上述这些垄断优势帮助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可在财富分配中获得更大比例，长期垄断带来超额利润的持续累积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影响分配公平。 实践中，垄断影响分配公平的案例不胜枚举。譬如，垄断企业往往采用差异性的价格体系，通过“价格歧视”掠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如网约车平台对新老乘客制定差异化的价格标准以获得更多利润；部分因特许经营权的垄断企业通过制定更高的垄断价格来实现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能源、数据、航空等领域，国内外均有诸多案例。 反垄断更多是注重公平 如前文论述，垄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导致效率损失并影响公平，各国政府会针对性地实施反垄断措施，我们在《三轮大型反垄断浪潮均源自生产要素垄断》提出，19世纪至今先后形成了三轮反垄断浪潮： 第一轮反垄断针对资源优势形成垄断的巨头，始于19世纪末，伴随一战开始暂告段落，本轮反垄断源于巨头肆意并购、垄断价格以及压榨劳工引发的社会矛盾，最终以多个巨头的拆分为尾声（典型案例如标准石油公司拆分）。 第二轮反垄断针对拥有技术优势的科技巨头，始于二战后，于80年代迎来高潮，伴随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到来告一段落。以信息革命下逐步产生的科技巨头为对象，分为三个子阶段。第一轮AT&；T遭遇审查，在反垄断压力下开放晶体管技术，随后遭遇拆分。第二轮是IBM受益于晶体管技术开放崛起，遭遇反垄断审查后开放PC技术标准。第三轮是微软、英特尔受益于PC技术标准开放崛起，遭遇反垄断审查后开放兼容性垄断，推动了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崛起。 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中，主要针对拥有数据要素优势的数字经济巨头。近两年，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数字经济新型巨头的崛起引发的价格垄断、恶意收购以及数据隐私滥用等问题引发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先后遭遇反垄断调查，国内数据平台的反垄断问题也成为近期关注的焦点。 从三次反垄断浪潮的历史经验来看，反垄断案例更注重公平，在是否带来了效率提升方面存在争议。 美国反垄断注重公平而非效率。 一战前，美国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垄断力量，石油、钢铁、电气等领域的巨头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大量垄断利润，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已有“富可敌国”的特征。19世纪末美国开启了首轮反垄断之路，颁布全国性的《谢尔曼反垄断法》，限制自然垄断性行业，1908年上任的老罗斯福积极推动反垄断的实践，在一系列反垄断措施的作用下，美国标准石油、美国钢铁集团、烟草公司等巨头被分拆为多个小企业，改善了行业的竞争格局，促进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均。但在效率层面，反垄断产生的影响是差异化的，一方面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善有利于整体行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整体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巨头分拆也产生了规模经济效果下降、内部成本外部化等影响，这些会带来经济效率的下降。 美国第二轮、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也有相似的特征，更加注重公平。譬如，二战后，美国对AT&；T进行反垄断审查，要求强制专利开放，旨在重塑行业生态，促进半导体等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20世纪70至80年代，受美国司法部反垄断措施的影响，IBM先后放弃软件和服务的捆绑式销售，并公开其PC的技术标准，此举促进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带来了行业的全面发展，此后在IBM上下游的微软和英特尔迅速崛起，分别称为操作系统和芯片领域的领导者；除此之外，同样作为个人电脑厂商的戴尔、联想等厂商也开始崛起，为千禧年前美国出现的互联网景气也奠定了基础。 当前，我们所处的第三轮反垄断浪潮中，数据平台公司是反垄断的重点之一，美国近年来加强了对Facebook、亚马逊等数据经济企业进行大数据方面的监管，旨在促进公平竞争，限制Facebook以非法掠夺性手段收购竞争对手，并通过对亚马逊公司的反垄断审查建议，亚马逊按业务条线拆分成3个互相独立并且接受监管的公司，避免亚马逊的垄断和支配地位对电子商务和云计算服务的影响。 效率层面，美国这两轮反垄断产生的效果也是差异化的，第二轮反垄断带来了半导体、通信等行业的多点开花，促进了一系列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发展；但当下对于数据平台公司的反垄断审查更多是基于公平的考虑，而非效率，反垄断措施可能会影响Facebook和亚马逊在其行业的领先性地位。 相比美国，欧盟更注重反垄断层面的公平属性。欧盟的反垄断法被称为欧盟竞争法体系，其价值目标是追求经济平等和竞争自由，深受德国法和法国法影响，弗莱堡学派思想对欧盟反垄断法有重要影响，该学派强调反垄断是维护整体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石，相比效率更强调竞争的公平性，特别是体现在对中小企业权利的保护之上，这也导致欧洲成长起来的大企业相对较少，更多是使用反垄断法对美国企业开刀。 我国反垄断法也更为关注公平，平台经济指南也有体现。2007年8月30日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反垄断法》在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方面予以明确的认定和判断，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公平竞争，形成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从而达到鼓励创新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2021年2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平台经济这一市场焦点领域予以要求，《指南》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对平台经济可能出现的垄断特质进行了一定的界定，从《指南》的具体条文来看，更加注重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方面是对于已经出现垄断特征的领域，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限制，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垄断特征的界定，约束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垄断化行为。 反垄断有助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改革开放后，我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并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考虑我国经济底子薄弱的特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逐步带动其他群体富起来。这其中，借助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一部分群体在市场机制下，通过占据较多的生产资料、发挥生产要素优势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应，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实现了富裕。同时，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弥合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国家战略，让先发优势部门带动薄弱部门协同发展，让先富区域带动薄弱区域，配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发挥作用，从而带动我国全面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反垄断有助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国重要战略，十九届五中全会在2035年远期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财富分配，先富起来的经济部门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在创造巨大经济利益的背后，垄断特征也在产生，有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垄断，有借助先发优势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垄断部门，也有占据资源形成自然垄断部门，这些垄断部门对共同富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当下时点来看，我们认为反垄断对促进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促进更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善行业竞争格局，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再投资，释放经济活力，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良性发展，形成不同经济部门的良性循环，改善我国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可反垄断豁免，但也要有监督和价格调整机制 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赋予国有企业被豁免的权利。在反垄断法和各国反垄断实践中，私有企业的豁免往往受到严格的限制，相较而言，反垄断法对待国有企业的立场却更为宽松，这是由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不同立场所决定的，国有企业要承担诸多具有公共属性的职能，因此为保证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必要特殊任务的实现，如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则可以针对个别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的特定行为给予豁免。 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两个条款给国有企业反垄断留有一定的豁免空间。一是《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经营者”的界定隐含了对某些国有企业的豁免，该条法律规定经营者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组织”，我国某些特殊的国有企业或因未参加市场经济活动而不属于经营者，因此就被排除在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外；二是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特定行业国有企业某些垄断行为的豁免。 国有企业可反垄断豁免，但也要有监督和价格调整机制。在实际反垄断实践中，国内外均有对国有企业实行反垄断豁免的案例。以美国为例，2004年当美国邮政局（USPS）决定终止与邮袋供应商弗拉明戈工业公司的合同时，弗拉明戈在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声称美国邮政局通过其行为试图压制竞争，并在邮袋生产中形成垄断，这违反了联邦反垄断法。但最高法院裁定USPS不承担反垄断责任，法院认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职能上，美国邮政局都不是独立于美国的反垄断机构，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不受反垄断法的控制。 以我国为例，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垄断行为确实实施了豁免，但为防止再次发生，也在价格机制和监督行为方面提出了要求，如在2011-2014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行情600050,诊股)一案中，两家国有企业因为存在不公平交易与价格歧视被实名举报涉及反垄断，发改委随即介入调查。发改委公布调查消息后，两家公司提出了中止调查申请，并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提交了整改报告，因整改情况较好，价格歧视行为得以纠正，反垄断的执法机构接受了中止调查申请，对两家公司实施了豁免。 风险提示 各国反垄断力度不及预期导致产业结构固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明年要抓好八大重点任务，其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其中一条，会议提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经济学的理论表明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价格升高的同时社会供给短缺，同时，垄断还造成进入市场的门槛提高，垄断厂商利用其优势地位阻碍其他厂商进入，削弱了市场竞争机制，抑制了市场创新热情。不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垄断的出现是种必然，并且与传统垄断影响有较大不同，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是一种基于技术和资本的垄断，一方面，头部互联网企业有着足够的技术储备和科研人才，科技创新能力强，无形中修筑起了企业护城河，另一方面，强大的资本实力能够让头部企业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获取潜在竞争者的技术，比如通过收购或控股。因此，现代企业的垄断实际上并没有阻碍技术的进步，同时因为技术在构成垄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垄断无形中甚至刺激了社会创新活力，并且，数字化的垄断也并没有致使资源配置低效。 那么是否反垄断就是多余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垄断没有降低市场技术创新的活力，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但其会导致社会福利分配的严重失衡，以“大数据杀熟”为例，正常来讲，大数据的能够有效赋能消费，既让消费者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让生产者赚取更多的收益，但如果遇到大数据杀熟，新创造的社会剩余中本该由消费者获取的那一部分被平台掠夺而去，相当于科技创新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最终都被平台享受了。 垄断还可能掠夺生产者的社会福利，比如平台二选一，平台本来能够方便商家进行线上交易，但“二选一”的规则让很多商家少了曝光的机会，平台的刻意导流也是如此，被导流的商家所卖产品得不到曝光，导致同类商品因店铺不同点击率有明显的区别，这些都是垄断下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对社会福利的一种掠夺。如果这些不规范的行为不能被有效识别、监管以及纠正那么将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入明年的重点工作是规范市场运行的及时雨，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强心剂，同时，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入明年的重点工作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已经在开展，比如，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就在前些天，更是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涉嫌反垄断被罚款的事件发生，国家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动作只会越来越大，监管只会越来越严。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反垄断并不是一种打压互联网企业和平台经济发展的行为，国家总体还是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包括数字基建等，更多是在规范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市场竞争，实现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和平衡，保证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福利能够全社会共享，监管的价值在于帮助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守护创新和发展活力。应该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疫情期间，正是这些“新东西”撑起了我国的消费市场，保证了国家在疫情时期没有出现严重消费萎缩，因此，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反垄断工作的部署不应简单理解为打压，而应看做是互联网企业进一步规范发展的新起点。 实际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趋势也渐渐开始显现，巨头的快速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因此，反垄断其实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需求。特别的，反垄断通过重新平衡社会福利的分配可以强化市场消费信心，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助力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1风云突变 双11前夕，市场监管总局打响了反垄断第一枪——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而在此几天前，27家互联网企业参加了三部门联合召开的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 对此，港股资本市场反应剧烈，几大互联网巨头2天跌掉了2万亿，要知道去年全年中国GDP一共99万亿。 后来，一份意见征求稿似乎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波澜与警示。近来1个月，社区团购的互联网巨头争夺战愈演愈烈，俨然要把菜篮子生意玩成下一个共享单车、团购外卖。 12月11日，人民日报重磅发声，直指社区团购乱象：互联网巨头们不能只低头捡六便士还要抬头看月亮，应该有更多追求、更多作为，别只惦记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 高举高打的社区团购，一下子进入了凌冽寒冬。 这并没有结束。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有两点重磅表述： 第一，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第二，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是最高层的经济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大超市场预期，意义可谓重大。 紧接着1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三家互联网企业罚款150万元，每家50万元。虽然金额不多，但意义不小。 市场监管总局在回答记者问表示，尽管罚款额度较低，但是上述三个案件的处罚可以向社会释放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的信号，打消一些企业可能存在的侥幸和观望心理，产生相应的威慑效果。 短短1个多月，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宏观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变，有人惊呼中国互联网野蛮扩张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 为什么会是现在，监管层一改过往宽松监管状态？为什么高层还要强化反垄断？一些列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热议。 2为何被批？ 过去多年，互联网巨头逐步涵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行业增量蛋糕被吃干吃净，已经转向了激烈且残酷的存量竞争。 在过去，互联网资本瞧不上买菜生意，然而今年却是所谓的大风口，想继续玩“补贴—垄断—收割”的老套路。 但社区团购跟单车、出行不一样，这是民生重要的菜篮子工程。一旦形成寡头垄断，会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是当下的中国现状。如果社区团购做大做强走向垄断了，如毛细血管般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菜贩、水果店从业者面临失业风险。这显然不是国家想要的，不利于稳就业的大方针。 其次，只要让互联网巨头实现对渠道的垄断，资本扩张的本能将驱使着巨头向上下游进行蚕食。极端情况下，对于上游，依靠垄断话语权，甚至可以决定农民种什么，对于下游，甚至还能决定百姓吃什么。 一旦完成垄断，到了“收割”的阶段，可以进行提价，直接影响CPI指数，进而影响到国家的货币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全国一盘棋而言，粮食安全、素菜安全、肉食安全那是立国之本。 所以，互联网资本这次染指社区团购遭遇打压与批评，源于菜篮子百姓民生领域，是不允许垄断企业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会迅速发声批评社区团购、最高层会议强调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3内循环战略 下面，我们将从宏观大局维度来看待监管层反垄断的一系列组合拳，会有一个更加直观、更为清晰的认识。 早在今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高层战略决策，重点在于内循环。 怎样才能减少对于外贸的依存度，做大做强内循环呢？ 其实，从2018年开始的贸易摩擦，中兴、华为、大疆、海康等众多科技公司被美国残酷打压，硬核科技被别人卡脖子，成为了亟待去弥补的科技短板。 然而我国的互联网巨头基本在做应用层、模式上的创新，在硬核、底层上的科技创新乏善可陈。对外能打的超级巨头，只有华为一家，但我国还有不少短板，仅仅依靠华为是显然不够的。就如人民日报所言，互联网巨头不仅能在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更能承担起推进科技创新的责任。 并且，科技创新才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引擎。过去很多年，我们吃人口的红利，吃房地产、基建投资的红利，未来要保持高质量增长，唯有科技创新才能做大做强经济的蛋糕。 10月29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里用了“核心”一词，意味着未来会大力围绕“科技自立自强”总指导方针去发展。 然而，互联网平台垄断却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这是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9月底的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所传达的意思。另外，周小川也在不同场合直言，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和市场份额，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可能对当前国家发展产生某些阻碍作用。 那么，怎么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十四五规划有这么一段表述： （来源：十四五规划原文） 如果互联网资本不断染指各行各业，继续强化垄断的话，显然不利于生产生活要素的流通，不利于竞争，不利于创新，跟国家内循环战略不相符合。 加强硬核科技的创新，降低对外的依存度，对内减缓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稳就业扩收入、提振消费，才是内循环的应有之义。对内的举措，跟互联网资本垄断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 互联网资本肆意扩张，对于稳就业一点不利。周小川在一次演讲中就提到，互联网巨头的过分发展，可能引发结构性失业。 互联网巨头依靠资本、资源优势不断挤占中小企业、个体户的生存空间，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出来。只有限制互联网巨头垄断，激发中小企业活力，才能承接内循环下的就业目标。 另外，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内循环大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一场新冠疫情下来，全球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包括中国。但富人越来越有钱，基础消费只有那么一些，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效用太小。唯有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扩大消费，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过去，我们的互联网巨头享受了时代红利，本应该依靠强大的资源投入科技创新，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然而现在却老盯着流量生意，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所以，互联网资本的扩张一定要有边界，反垄断一系列组合拳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西方已经给出了足够的历史教训。即便是中国香港，也给了我们足够深刻的警示。过往名噪一时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发展这么多年，被地产和金融资本绑得死死的，而一河之隔的深圳，依靠科技创新，从小渔村发展壮大为全国GDP第三城，把香港越甩越开。 香港还在金融地产的泥沼里不能自拔，这亦是资本不断垄断后的必然后果。为了避免重蹈过往的历史教训，强化反垄断与加强监管，成为中长远谋发展、做大内循环经济下的明智之举。 4尾声 反垄断强监管之下，中国互联网野蛮生长的时代算是翻篇了。站在当下，对于投资者而言，也是真正思考互联网企业的增长逻辑有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了。 过去，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大体可以简化为：互联网总用户（14亿）*渗透率*单个用户盈利数。企业想要高增长，无非就是要提升用户数以及提升单个用户的利润水平。 但现在互联网用户数的红利吃完了，单个用户的利润水平提升却没那么容易。无他，只有去拼过往看不上、利润并不高的其它细分领域，想方设法扩大边界去增厚利润，这是背后的资本本性所决定的。 但也从侧面反应出互联网企业内生增长遇到了不小的瓶颈。而外部的宏观政策环境呢，又不允许资本无序扩张，那么业绩高速增长前景应该是遭到了不小的破坏。 当然，C端红利吃透后，可以往B端走，赋能传统行业和企业是上策，而不是老想着去颠覆，成为披着科技外衣的新的吸血鬼。越是做利于内循环战略的互联网企业，越是值得投资者期待。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一些心存侥幸的互联网企业继续不懂要义，逆势而动，未来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在国外，这样的案例不少。早在1911年，洛克菲勒掌托的标准石油被美国高院拆解；1999年的微软操作系统，因为垄断差一点被肢解最终接受巨额罚款；还有当今，FTC正在逼 Facebook 分拆资产，包括 whatsapp 和 instagram。 强化反垄断，制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引导互联网资本往科技创新上去，这是监管层的本来初心。屠龙少年不应变成恶龙，这亦是我们普通人所期待的。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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