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8月11日对市场广泛误读的巴菲特指标做出澄清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布了今年二季度财报。投资组合里面，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美国运通、卡夫亨氏持股比重不变。减持的股票有：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以及万事达卡、Visa、PNC银行等。出清的股票则是有高盛、西方石油、美国四大航空股。 唯一新增持股为加拿大金矿股巴里克黄金（Barrick Gold），这是全球第二大金矿股，投资总额5.64亿美元，仅占伯克希尔投资组合的0.28%，但这笔投资占巴里克黄金股权的1.2%。 市场感到惊讶，因为巴菲特曾多次嘲笑黄金投资，认为黄金并非有生产力的资产，指的是黄金没有股息或利息收入、金价被投机者炒高，以及黄金投资长远会跑输其他有生产力的资产等等。 坦率讲，这个观点不完全准确。根据摩根资产的统计，2005年6月到2020年6月这15年，黄金的年化收益率接近10%，是同期绝大部分资产类别（发达和新兴市场股票、不同等级债券、对冲基金各种策略、全球私人住宅、房地产信托基金等）中表现最好的，而排名第二位的美股年化收益约为9%。 那么买入金矿股是否代表巴菲特非常看好金价的表现？虽然我们认为在美联储“平均目标通胀”新政策框架下美元面临贬值，以及大国地缘政治紧张的环境下，黄金值得适度持有，但必须指出的是，看好一只金矿股不完全等同于看好金价。金矿股的盈利除了受金价影响，各类成本因素亦是关键，包括开采成本、人工成本、利息成本及运输费用等。假如金价在一年平均上升15%，在经营杠杆作用下，金矿股的涨幅是有机会翻倍的。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表现最好的基金恰恰是黄金和贵金属类基金，比科技类或医疗类基金都好，涨幅24%也明显高于黄金价格17%的涨幅。 当然，即使金价不变，一只好的金矿股在成本改善下，盈利亦有机会上升。相反，也会出现金价上升而个股盈利下跌的情况。除了金价及成本因素，投资金矿股需要考虑现有产量、未来产能规划、矿产素质、市场份额、行业竞争，资产负债表及并购机会等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以中长线投资为目标的投资者很少会在看淡黄金价格的情况下而投资金矿股。价格仍是影响盈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巴菲特这次买入至少是代表他认为金价的下跌空间不大。 买黄金不等同于买金矿股或黄金基金。类似地，买房子，和买地产股或房地产信托基金REITs的收益率也是差别非常大的。过去10年，香港房价平均涨幅117%，恒生地产股为16%，而REITs的平均涨幅为139%。 众所周知，巴菲特不做宏观投资也不做行业主题投资，他的名言是，“即使美联储主席告诉我他每天的行动，也不会改变我的投资”。他的价值投资关注的是那些能够产生长期现金流、管理团队素质优秀、在所处市场拥有竞争优势、能为资本提供长期回报的公司。 如果巴菲特担心宏观因素例如美元贬值或者未来通胀上升，他更需要对前五大、占投资组合比重七成的美股进行调整。事实上，过去十年宏观上的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明显不利于价值投资，但巴菲特并未对投资组合进行大的改变。 仔细分析会发现，巴菲特买入巴里克黄金是因为这家公司的未来展望和现金流创造能力都非常强劲，而且被视为全市场经营管理最佳的金矿业上市公司，公司的CEO的领导能力非常强，注重环保生产，也在布局铜的生产。巴菲特从伯克希尔近1，500亿美元的现金拿出不到6亿美元投资它，不值得大惊小怪。相比之下，巴菲特持有的苹果股价市值就高到1250亿美元。 8月30日巴菲特过完九十大寿，伯克希尔旗下的子公司宣布，在过去的一年，分别买入五大日本商社略高于5%的股份。当中包括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住友商事。日语“商事”通常翻译成商社。这次投资金额为62.5亿美元，伯克希尔未来更有可能将持股比例增加到最高9.9%。这个选择是因为一旦达到10%的持股比例，就需要得到这几家日本企业董事会的同意。 消息传出后，市场再次感到意外。因为这是巴菲特第一次买入日本股票，破了天荒。我清晰地记得去年在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时，就有股东问他为什么不多买一些国际股票，当时巴菲特就说主要是因为自己更了解美国股票，对国际股票不太关注。当时还半开玩笑说，如果有国际公司欢迎他的投资，是可以主动上门自我推荐的。 另外一个股东问他会不会考虑再买入中国公司，他回答说很欣赏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比亚迪和中石油上的投资业绩也很好，有一些目标正在考虑。当时我就感觉巴菲特说话很有艺术，因为众所周知，当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正好在股东大会之前宣布要额外增加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但是巴菲特并没有用这个作为暂时没有买入中国股票的理由。 巴菲特这次的投资对象不是普通的日本企业，而是日本传统的五大商社。它们涉猎业务范围十分多元化，由经营连锁便利店，到能源、矿冶、金属以及机械、纺织等轻重工业都有所参与。现今的商社虽然已经扩大业务，尽量多元化发展。但它们的收入大多都是离不开原材料、能源、金属等与日本实体经济息息相关的工业。 伊藤忠会长兼CEO针对巴菲特的投资，表示“世界知名的投资家对鲜有起色的日本股票、尤其是商社股票投以关注的目光，这对于日本市场整体来说是一个大好消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由于疫情导致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日本商社业绩恶化，再加之“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的普及，使得能源、原材料等对于环境不利的股票不太受欢迎； 第二，商社是日本在财阀传统下特有的产物，近似于美国大型综合企业集团，但前者的结构和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日本法律对混业经营、交叉持股、关联交易等相当宽容。通常，一个财阀家族会以一家商社为控股公司，掌控金融、工业、科技、零售、通讯、基建等诸多产业。财阀可能只持有商社一两成股权，就可以间接控制较股票市值高出几十倍甚至百倍的资产运作； 第三，商社常有“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不良现象，伤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投资商社与现在流行的ESG投资理念不符。这也是日本股市在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长久难以恢复的重要原因，海外投资者一直对日本商社敬而远之。在美国股市，也有明显的“大型综合企业集团股价折价（Conglomerate Discount）”现象，也就是说把这些企业拆分后上市，反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市值。 巴菲特的投资也引发了是否应该投资日本股市的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底上任前，日经指数从1990年的高点被动性下跌到大约9500点水平，随后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日元贬值和日本企业利润上升，使得日经指数上升至目前约23000点，累计上涨140%，而同期美股涨幅160%差不多。 即使日本央行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负利率，以及买入大约8%股市市值的背景下，日经指数现在点位仍比1990年的高点低40%。而美股刚刚超越疫情之前的高点。 安倍辞职后，我们认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最有可能接任日本首相，继续推动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来改革日本的经济结构，释放民间投资活力。这些年，日本商社在公司治理、重视股东价值上有所改善，正是与此有密切关系。巴菲特的入股很可能进一步促进公司治理改善。 考虑到日本的政经环境相对稳定，有望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和“去中国化”下的赢家，比如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回流日本，汽车、电子产品、半导体将因此受惠。甚至还有一些观点认为香港的国际中心地位会被弱化，有利于提升东京的金融发展。对此，我们并不认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会更加牢固，将来的前景更加光明。 巴菲特投资日本商社，一种可能是担心美元贬值、通胀上涨这些宏观因素，但过去他很少以此为理由进行股票投资。我们认为，更可能的是他希望在美国之外找到一些好的价值投资标的。毕竟美国现在还是成长股的天下，而巴菲特在从70年代至今的三次成长股浪潮中，都选择了袖手旁观，苹果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从价值投资的一些常见指标来看，伊藤忠商事目前股价预期市盈率为9.5倍，股息收益率（Dividend Yield）为3.2%；丸红市盈率8.8倍，股息收益率2.4%；三菱商事预期市盈率为16倍，股息收益率5.3%；三井物产Mitsui预期市盈率13倍，股息收益率4.2%；住友商事目前股价为过去12个月每股盈余9.3倍，2021年度可能面临亏损，但2022年度预期市盈率为9.3倍，股息收益率5.1%，基本上估值合理，股息收益很有吸引力。 不过，这五间商社的股东权益回报率ROE表现一般，只有伊藤忠商事的ROE达到15%，住友商事、三菱商事、三井物产的ROE都低于10%，分别只有1.96%、7.65%、8.12%。丸红过去一年更是录得亏损。 消息公开之后，伊藤忠股价8月31日上午一度上涨6%，创出年初以来新高。三菱商事上涨10%，三井物产上涨9%，住友商事上涨11%，丸红也上涨14%。这恰恰体现了巴菲特的影响力。有研究发现，跟踪巴菲特的持仓披露，模仿他的买卖，将长期跑赢大盘。 除了商社股从盈利能力来看已经低估，巴菲特还在考虑与日本商社展开商业合作。伯克希尔的旗下的能源企业是保险之外的主力业务，通过日本商社在能源产业合作，参与到日本商社在新兴市场国家项目，也有助于改变投资对象偏重于美国的状况。当然，如果未来宏观因素发生明显改变，那么巴菲特就可以同时享受价值股和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的收益。 学术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初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当“比较优势”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这个现象就消失了，更常见的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对这种“产业间贸易”的理解获得诺奖肯定之后，这个现象又变回到从前。金融学同样如此，价值投资在华尔街流行时，学界并无研究，1992年之后学界重点研究价值投资，成长股持续跑赢。当学者们不再关心价值投资时，它的有效性又回来了。金融危机之后，价值和成长再次逆转。而现在人人拥抱成长股时，巴菲特的举动值得关注。 总结来说，巴菲特的投资作风，常常是在大家觉得无聊无趣的公司中找到价值，他乐于对看好的标的进行集中投资，而非分散。这次他投资巴里克黄金和日本五大商社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获利前景看好。当然，巴菲特也不是神，让一切由时间来检验吧。
9月2日晚，英科医疗公告，为满足未来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湖南岳阳的临湘市政府、城陵矶新港区管委会共同签订两份《投资协议书》，其中拟在陵矶新港区北片区（临湘工业园区）投资40亿元，建设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另外还将在此区域投资10亿元建设热电联产项目。 具体来看，公司拟投资1亿元在临湘市境内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英科医疗有限公司（暂定名），实施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投资7000万元设立控股子公司，占股70%，实施城陵矶新港区北片区（临湘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控股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为岳阳湘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股30%。 公司方面表示，两个项目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既能进行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建设，还能充分利用能源，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和持续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优化公司产能及战略布局，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 此次在湖南临湘再拓展公司产业版图，是英科医疗在今年实现业绩迅猛增长背景下扩充产能的又一新动作。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医疗防护企业的成长风口，英科医疗便是其中的“牛股”。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4.5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增352.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更是大增26倍，由去年同期的0.71亿元攀升至19.21亿元。公司也底气十足地在中期便大派“红包”，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并转增5股。 伴随着公司业绩暴涨，下游需求旺盛，英科医疗从疫情期间开始就开启了大规模的产能扩张计划。 据了解，公司在安徽濉芜产业园区投资22.76亿元实施建设“英科医疗防护用品产业园项目”，并投资2400万元建设“年产3亿只口罩及100万套防护服项目”；在江西彭泽投资30亿元实施建设“年产271.68亿只（2744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在安徽怀宁经开区投资40亿元建设“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并在怀宁经开发区投资10亿元实施热电联产项目。目前上述项目正在建设中。 而为了缓解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快速增长的一次性手套市场需求，公司还进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工作，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年产61.84亿只（618.4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此外，公司在半年报中还表示，安徽英科“年产280亿只（28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中10条丁腈手套生产线建成投产。截至上半年报告期末，公司手套年化总产能为超220亿只，其中PVC手套产能超140亿只，丁腈手套产能超80亿只。 可以看到，相对于公司上半年的产能，公司拟在临湘、怀宁扩充的产能均是逼近翻两倍式增长。 此外，2020年半年报中，公司还表示，公司已开始推进全球化制造进程，通过全资子公司新加坡英科投资为投资路径在越南设立子公司，实施年产88.2亿只（882万箱）高端医用手套及其他医疗耗材项目。
9月3日，国内安防视频监控芯片领先企业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附属公司西藏东方企慧投资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获得了富瀚微792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富瀚微总股份数的9.90%。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2017年2月IPO上市，是我国专注于以视频为核心的专业安防、智能硬件、汽车电子领域芯片设计开发的领先企业。2019年，富瀚微实现营业收入5.2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86%。2020年上半年，富瀚微积极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了营业收入2.8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9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8.72%，取得了收入和盈利双增长。 据了解，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是联想控股财务投资业务长期关注的重要投资方向，联想控股旗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君联资本就是富瀚微最早也是唯一的机构投资人，并且一路支持富瀚微的发展。此外，君联资本在此领域还投资了多家知名企业，如展讯通讯、谱瑞科技、奕斯伟计算等；联想控股旗下的天使投资基金联想之星，在AI应用+光芯片领域也进行了投资布局，代表项目包括驭光科技、灵明光子、博升光电等。 此次联想控股战略性入股富瀚微，也是联想控股在半导体、集成电路赛道上的直接布局。“我们看好半导体赛道和泛安防领域的长期发展潜力，在入股富瀚微获批之后，将与公司管理团队一起在半导体产业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公司的长期发展。”联想控股表示。 富瀚微表示，联想控股在产业投资上拥有丰富资源，其投资布局和关注领域也与富瀚微未来战略布局方向具备协同空间，联想控股此次战略入股富瀚微，未来双方将在产业发展上更加深度融合、协同并进，绘就振“芯”蓝图。
1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威胁到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国家，都被美国用各种“阴招”坑过。这其中就有日本。二战过后的日本，苍凉凋敝，一片狼藉。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日本非但没有被战争打垮，反而没多久就迎来了高速增长的新时期：1960~197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了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同样高达11. 3%；1966年与1967年，日本经济体量先后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正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了1973年，日本已初步完成了工业的现代化。希腊神话中有个“不死鸟”的传说，讲的是一只名叫菲尼克斯的神鸟，在熊熊烈火焚烧中获得新生，展翅腾空，很多人都以这个传说来比喻战后日本经济的浴火重生。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外贸易的扩张。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困难，日本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贸易立国”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制成品出口换取外汇，同时引进技术设备和进口原料，扩大工业生产规模，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而在实践中，日本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了纺织、煤炭、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外贸规模稳步增长。在此过程中，日本不忘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产业竞争力日益提升，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过就在此时，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且越来越难以为继。随着经济的重新崛起，日本开始不断谋求更多的国际经贸治理话语权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在196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由顺差转变为逆差，当年逆差额度高达513亿美元，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于是，美国以遏制日本为目的，开启了长期的贸易制裁，从上世纪60年代的钢铁制品到70年代的彩电，再到80年代的汽车、半导体、电信等多个领域，均出现过大型贸易摩擦，前后历时近40年之久。由于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日本不得不一再妥协，自愿限制出口。而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又使得日元急速升值，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经济增长愈发乏力。除了频繁的贸易摩擦之外，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暴露出两点缺陷：一来，该模式受海外政策与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的原油价格上涨，就让日本陷入了严重的滞涨，经济随之步入萧条；二来，对出口的片面重视，引发了日本经济结构的失衡，也限制了日本的产业升级，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日益制约着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痛定思痛的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于1986年制定通过了著名的《前川报告》，重点强调了经济发展思路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此后又接连出台了《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着力于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况，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1987年新任首相竹下登上台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88~1992年的新经济计划，把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率定为4%，其中内需增长目标是4.5%，出口则为-0.5%，思路的切换不言自明。至此，一场浩浩荡荡的“内循环”大转型，正式在日本拉开了帷幕。2经济转型并不容易。为了切实达成国民经济由“外循环”向“内循环”转变的目标，日本祭出了一整套“组合拳”，涵盖领域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招招直击要害：第一招，促进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想要以内需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居民势必要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为此，日本重点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增加老百姓的获得感。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一直都格外重视提高老百姓的钱袋子，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搞过一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民众收入与生活水平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到了80年代，日本继续发力提高老百姓的最低工资，并增加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有数据表明，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工资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大部分民众都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购买力也一再提升。除了涨工资之外，日本还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并通过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来解决老百姓花钱的后顾之忧。其间，日本还一改此前周日单休的局面，大力推广双休制度以及带薪休假制度，延长老百姓的闲暇时光，以此来增加人们的消费机会和时间，受此影响，日本的旅游业、商店和百货店的销售额均明显增长。二是着力推动减税降费。日本政府及时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税制改革，其中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 降至50% , 税率的档次由15个减为6个，从10.5%~70%改为10%~50 %；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随后又降为37.5%；在利息税方面，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得益于这些税制改革，1987年日本减税规模高达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规模更是达到了2万亿日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意愿，鼓励了个人消费，并扩大了国内需求。第二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断然无法长久地支持日本经济的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于是，日本政府基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具体实践中，日本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先是大幅度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制造业部门的规模，缩减幅度约为20 %，其压缩的人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新兴产业之中；随后，日本积极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不少企业都“改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力支持教育科研与基础研发工作，通过一系列财税优惠等正向激励手段来为产业升级保驾护航。如此一来，日本的主导产业逐渐由传统部门切换至中高端部门，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无论是在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论文发表数量还是专利申请数量上，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而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精尖领域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也让日本跻身于全球为数不多的技术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开展基建投资。二战以后，日本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于是借此机会，为了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日本政府把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为主的公共事业投资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不仅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而且设法不断提高其质量，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升级且多元化的需求。数据显示，1987/1988财政年度，日本追加了6万亿日元的投资，其中有5万亿日元用于扩大公共事业的投资；1988/1989财政年度，日本再度增加公共设施建设开支，该年度日本财政预算支出增加了4.8%，其中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足足增加了19.7%。在公共事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是公共住宅项目，这相当于是保障房。仅1987年一年，日本就新建住宅165万套，1988年又新建住宅140万套。公共投资的高增长还极大地带动了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发展，为扩大内需狠狠地助了一把力。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日本已是连年财政赤字，截至1986年日本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国债余额高达145万亿日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2.7%，但日本政府在支持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出却丝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大力发行国债和地方债来增加财政预算，为基建投资提供了重要财源。第四招，发展中小城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上世纪80年代，日本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已呈现出明显的失衡之势，其中首都东京一城独大，而其他中小城市及农村则要落后得多。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区域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恰恰可以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禀赋，尤其随着大城市发展的日趋饱和，在正确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意识到这一点后，日本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加快疏散东京冗余的产业，并将其中心城市功能的一部分释放到全国各地：一方面，包括东京、大阪等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带动了周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日本着力支持小城市和农村工业发展，扩大这些区域产业经营能力和范围。其结果便是日本的区域失衡得到了极大改善，民生证券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日本最富裕的东京和最不富裕的冲绳，人均GDP差距一度不超过一倍，这为日本内需潜力的释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日本还不断放开金融领域的种种限制：一来，推动利率市场化，允许办理银行存款的各类金融机构自行规定存款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借贷成本，并刺激他们进行新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二来，减弱了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使得各种交易更为便利。受此影响，日本的住房金融和汽车金融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居民贷款也迅速增加。3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着实给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切换，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攀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最终民间消费率始终保持在55%上下的高位状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追求丰富多样化的消费领域和休闲娱乐性较强的生活状态，餐饮、旅游、文娱、医疗等众多行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同样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日本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增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获得了极大便利，效率不断提升。然而客观地讲，日本这场“内循环”大转型的效果并非完美无瑕，典型例证便是泡沫的加剧与负债程度的加深。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日本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央行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可是这并没有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太大的积极作用，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加剧了日本楼市泡沫的一再膨胀，进而为后来的日本房地产崩溃与“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笔。此外，财政政策的过度宽松与大肆举债发力基建投资，加剧了日本政府的负债，很多基建投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带来有效的回报，使得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大型经济体之一。尽管如此，这场发生在30多年前的“内循环”大转型，还是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理念和启示，最为核心的几条，便是切实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些经验和教训，至今仍极具启示意义。参考文献：1、 民生证券：《日本“双循环”经济对我国启示》，2020年；2、 严学旺：《日本经济转轨成功——实现由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的转变》，1989年；3、 付一夫：《日本制造业兴衰启示录》，2018年；4、 冯永琦、张天舒：《日本进口贸易模式转型及其启示》，2017年。
近日，资本市场的一大热点莫过于蚂蚁集团推进两地上市，却不料成为多位投资者控诉春华资本及春华资本创始人胡祖六的“契机”。 早在2011年9月28日，《平安财富-秋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立，期限为6年但可以延长2年，信托总募集20多亿元，胡祖六领导的春华资本为信托基金管理人。信托资金通过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LP）入伙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信托资金占比约99%；春华明德（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GP）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占比约1%。 2015年5月，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出资约2亿元入股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心，占比22.22%；随后，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心投资蚂蚁集团，占比0.47%。经计算，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蚂蚁集团约0.1%。 有多位投资者向记者表示，当时信托计划中约有2亿元投资了蚂蚁集团。根据蚂蚁集团招股书，2018年7月估值约为1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00亿元），0.1%的股权对应估值是9.6亿元。但在2018年底、2019年初，在不知情之下，上述蚂蚁集团0.1%的股权被胡祖六以4.49亿元的价格打包“甩卖”给他的亲兄妹。 有投资者向记者表示，已经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 日前，春华资本回应称，从未从事、并坚决反对输送不当利益的关联交易。不过，上述蚂蚁集团的股权接手方是否为胡祖六的自家人？截至记者发稿，春华资本尚未回应。 “贱卖”蚂蚁股权 2011年的《平安财富-秋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显示，将通过信托计划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企业的股权。拟投资的企业为金融、信息技术、农业、医疗以及其他⾏业。推介书上定的⽬标内部收益率为大于20%；胡祖六领导下的春华资本为执行团队。 此后，信托资本进⼊胡祖六团队管理的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信托资⾦总计20多亿元；胡祖六团队的春华资本同步进⼊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出资0.205533亿元。 在2011年到2015年6月期间，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完成对A项⽬（华夏基⾦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及约30%的退出，完成对B项⽬（明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及100%的退出，并完成对最后⼀个项⽬C项⽬的投资，C项⽬为蚂蚁集团（曾⽤名“蚂蚁金服”）。 据投资者透露，当时进入的方式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L1102）先入股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持股22.22%；后由春华景信（天津）投资中⼼投资蚂蚁集团，占⽐0.47%，由此，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有蚂蚁集团股权为0.1%。 “不过，到了2017年9月份，我们收到了《清算报告》，信托方面单⽅宣布信托计划终⽌，并对正处于A项⽬华夏基⾦公司与C项⽬蚂蚁集团投资中67.21%的信托财产宣布进⼊‘代保管期’。”有投资者告诉记者，“不过我们没有当真，原因是当时从信托公司得到的消息是，蚂蚁集团拟登陆A股资本市场，上述计划继续持有至蚂蚁集团完成A股IPO后从二级市场退出。” “但在2019年4月，我们被告知投资蚂蚁集团的项目已经退出，收回4.49亿元。”一位投资者告诉记者，他投资的100万元，经过春华资本7年的运营，扣去各种费用，每年的收益仅为1000多元。 而蚂蚁集团在2018年6月完成第三轮融资后的估值水平为1500亿美元，在2018年12月底，0.1%股权的价值在10亿元以上，却以4.49亿元的低价打包“甩卖”。 2019年1月30日，作为LP的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退出春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天眼查数据显示，春华（天津）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穿透来看，实际控制人为胡元满，另外一个股东为王学清（变更前股东为胡祖五，今年8月退出）。 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一位投资者在《胡祖六，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一文中称，投资人聘请的律师团队，经过了接近一年的调查，发现蚂蚁集团股权被低价打包转让给了第三方，而受让人的名字为胡祖五、胡元满。 “胡祖五、胡元满是胡祖六的亲兄妹，我已经拿到证据了。如果不信，可以去湖南走一趟，说不定还能见到胡元满本人。胡祖六表面上以4.49亿元的价格贱卖，而实际上未曾退出，蚂蚁集团的部分股权实际归属于胡祖六本人。”上述投资者告诉记者。 近日，春华资本进行回应称，春华资本是专业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一贯合法合规经营，在业界和市场上享有极高声誉。作为基金管理人，春华资本根据合同和法律履行义务和职责，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春华从未从事、并坚决反对输送不当利益的关联交易、向投资者作出回报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 “侵权贴的发布者及文章中所谓的投资人，均非春华资本客户，与春华之间也不存在法律关系，其陈述的关键情节严重失实、毫无事实依据，且包含诋毁春华商誉和侮辱胡祖六先生名誉的恶劣内容，严重侵犯春华和胡祖六先生的合法权益。春华资本已于第一时间采取维权行动，并保留未来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的全部权利。”春华资本表示。 公开资料显示，胡祖六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同时担任工商银行、蚂蚁集团、民生金融租赁等多家机构的董事会成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高盛集团大中华区主席、合伙人、董事总经理。
青青稞酒3日午间公告，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青海华实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控股股东华实投资自2019年5月20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股份225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本次权益变动后，华实投资持有公司股份为2.72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5168%。 据悉，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华实投资偿还融资借款。截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华实投资仍实施于2020年7月30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同时，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青青稞酒股票的可能。
英科医疗公告，公司拟与临湘市人民政府、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订两份《投资协议书》：“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投资协议，约定在城陵矶新港区北片区（临湘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项目总投资40亿元，占地约1000亩；“城陵矶新港区北片区（临湘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协议，项目总投资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8亿元，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亿元。 2020年9月2日，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临湘市人民政府、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年产400亿只（4000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和城陵矶新港区北片区（临湘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投资协议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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