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减税降费的短期成效及中长期目标 我国减税降费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提出的结构性减税计划。而为各方耳熟能详的全面减税降费开始于2018年。据财政部门的统计，2018年和2019年减税降费累计超过3.6万亿元。这一规模约占我国GDP比重的2%，财政收入比重的15%左右。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决策，提出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其中新增减税5414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9631亿元。而据最新估算，全年可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超过2.5万亿元。如若兑现，将是我国年度减税降费规模的历史之最。 减税降费短期成效明显 为什么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通过财政刺激稳定经济运行基础。减税降费则是令企业增加投资、个人增加消费的主要财政举措。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减税降费能够加快国家经济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尽快实现。 在成熟经济体中，实施大规模减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彼时，两国都将减税降费作为振兴经济的主要办法。这一改传统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时只会增加政府支出，加重社会负担的做法，而是采用了直接为经济社会减负，来帮助企业发展并刺激民众消费。最终效果显示，两国虽然在减税降费中承担了一定的财政压力(税费减收)，但是经济则走出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英国明确了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则为后来走向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 我国减税降费效果也正在显现。相关研究显示，2012年至2016年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了重复征税，鼓励了服务业发展。另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估算，5年时间里，仅此一项改革累计减税就超过2万亿元，为小微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及清理各项收费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同时，减税降费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创新投入受到减税降费的鼓励，现代服务业受益于税收抵扣政策的优惠。 减税降费在今年被赋予全新的任务目标——不仅要继续为经济转型输送减负红利，而且要为稳定经济社会运行提供保障。减税降费力度加大，以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困难。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安排包括：在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的同时，强化阶段性政策，出台实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和复工复产的税费政策并延长执行期限，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 可以看到，代表性政策背后有很强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作为中国现行税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税种——2019年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为39.5%。减增值税意味着多数行业和企业将获益。从减税过程上看，增值税标准税率在2018年5月1日，从之前的17%降至16%，下调一个百分点；2019年4月1日税率又从16%降至13%，下调三个百分点，下调幅度接近20%。增值税税率下调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前所未有，而且在全世界开征增值税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所罕见。事实上，增值税税率降低有显著减轻增值税纳税人负担的作用。同时，由于只有生产经营产品或服务才会有增值税纳税，因此减税负也是鼓励复工复产的举措，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的一种经济激励。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减税，降费的内容和意义可能要陌生一些。这次降费中一项关键内容是调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2019年之前，我国长期实行20%左右的缴费率水平，而今开始执行16%的缴费率，以此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此基础上，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对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将更多资金用于复工复产，有很大的提振作用。进一步看，我们还要更加深刻认识到减税降费对保就业等重要目标的支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定经济运行和保就业分别是头号目标。企业恢复生产也就恢复了用工。民众有了工作，也就有了基本收入。有了基本收入，不但可以减轻财政保障负担，而且可以稳定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循环正常运转。这样的逻辑下，减税降费的短期作用陡然提升。其稳定社会经济运行的作用不是减轻负担所能囊括的，而是关系到了整体战略布局。 减税降费中长期目标更须关注 相对于关注减税降费的短期成效，其中长期目标更值得思考。尤其是减税降费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中长期影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体现。新的挑战和机遇亟待甄别。首先，如何实施可持续的减负政策。这不仅考验决策定力，而且关乎财政实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还比较繁重。依靠减税降费推动改革还可能会有比较长的周期。因此，财政减收所承担的压力极有可能比多数国家要大。当财政减收与政府增支同时出现时，财政赤字将长期存在。这无疑会给财政工作乃至政府运行带来挑战。其次，减税降费的切入点怎样选择。普遍性的减税降费会走到“十字路口”，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延续时间会更长。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了解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的力度将在未来决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最后，减税降费如何与其他政策配合。面向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帮助了他们渡过难关。与财税政策配套的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也在发挥同样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起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上述政策还需要更加密切协调配合。 第一，未来的减税降费要与政府减支对应起来。在确保民生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要削减其他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今年中央部门带头削减不必要预算支出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第二，要加强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财税部门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先进技术方法和微观数据资源，用以及时准确的判断减税降费的实际成效，不断积累制定未来政策的经验。第三，将各类政策优势进行全面分类，建立常态化政策协调机制。部门之间的协调是政策协调的前提。财税、金融、发改和人社部门都需要坐下来，为中长期的政策协调搭建合作平台。 (何代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
新华网北京9月15日电(黄浩)“禁塑令”再次加码。9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召开全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塑料污染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细化措施，全面系统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 9月1日，在广州一超市的出口，市民用纸箱子将刚购买的商品打包回家。当日，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开始实施。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此时，距离年底不足4个月，第一批禁塑试点城市围绕阶段性目标进入倒计时。在央地多项禁限政策下，塑料制品产业进入调整期，各地纷纷加速布局替代品生产项目。 央地政策频发 禁塑限塑时间表愈加清晰 据了解，在十部门电话会议之前，国家层面已经五次出台禁塑限塑领域相关政策和法规。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正式施行；8月28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务领域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7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4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塑料制品目录(征求意见稿)》；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下称《意见》)。 其中，《意见》被业界称为新版“禁塑令”(相对于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明确了三个禁塑限塑关键时间节点：2020年底、2022年底和2025年底。《意见》要求到2020年底，将率先在部分地区及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2022年底，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到2025年前，国内将逐渐限制、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宾馆和酒店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快递塑料袋等。《意见》还明确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需在2020年底前应完成的禁塑任务，禁塑范围包括这些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等。 到目前为止，广东、海南、陕西、山东等20余个省级行政区域均发布了地方性禁塑限塑政策，相应省会、计划单列市开始进入禁塑倒计时。 以湖北版“禁塑令”为例(8月18日，湖北发布《湖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武汉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到2021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宜昌市、襄阳市建成区；到2022年底，实施范围扩大至湖北地级市和直管市建成区；到2025年底上述区域的集贸市场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记者梳理各地政策发展，各省的禁塑节奏类似，多为2020年在主要城市试点，2022年推广到全省，2025年达成全省禁塑限塑的目标。 “央地禁塑限塑政策密集出台，打出了‘组合拳’，逐渐形成政策、法规的合力”，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禁塑限塑的时间表和操作路径也愈发清晰。而相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此次新政策密集出台，除了限制，还明确了禁止。他强调，禁止则意味着政策的刚性。这势必“倒逼”整个产业生态的重塑。 产业加速调整 谁是最佳替代品 禁限之下，相关市场应声而动。不可降解，是此次禁塑的矛头所向。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6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塑料制品产量累计为3176.8万吨，同比下降9.6%。刘建国分析认为，国内塑料制品产能已经进入调整期。未来不可降解产能有所收缩，可降解产能布局将加速。 2020年1-6月我国塑料制品产量分地区统计表(单位：万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企业侧，记者发现，金丹科技、金发科技、恒力石化、华峰集团等多家国内塑料制品企业已经围绕可降解塑料材料和制品扩建产能。金丹科技半年报显示，公司规划项目中包含10万吨的PLA(聚乳酸)工程项目。金发科技披露，目前在建6万吨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酯(PBAT)生产线进展顺利，预计新建产能将于2021年投产。恒力石化在答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新建的3.3万吨PBAT项目，预计在今年年底投产；3月18日，华峰集团与南通市签约，将投资100亿元建设华峰可降解新材料一体化项目，包括年产30万吨PBAT、30万吨聚碳酸环己内酯(PCHC)，以及环己烯、环己酮、环己醇、己二酸、过氧化氢基础原料等项目……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经营范围为可降解材料的相关企业共计3358家。其中，2019年相关企业新增数量达514家，同比增长15.05%。今年上半年新增相关企业255家，同比增长23%。 在城市侧，围绕可降解材料，各城市间正形成新一轮产能与研发资源的“抢夺战”。3月10日，《海南省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发布，从基金、政策、规划、标准各维度率先打出了一套组合拳；9月，广东提出了到2025年50万吨的阶段性产能目标，着力打造5到10个可降解塑料原材料和制品产业示范基地；湖南正在筹划可降解塑料产业创新联盟，通过市场化手段培育相关产业链…… “尽管市场产能在加速，但未来可降解塑料产能缺口仍然非常大”，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温宗国表示，目前国内的可降解塑料主要以PLA和PBAT项目为主，总体市场占比不足1%。他分析，面临刚性的政策时间表，除了产能不足，高昂的市场价格也是制约可降解塑料快速市场化的因素。 据了解，目前国内传统PE、PP塑料主流报价为6000—10000元/吨，PLA的价格则高达25000—40000元/吨；PBAT的价格一般在20000—30000元/吨。这意味着可降解塑料与传统塑料之间仅成本价格就相差1到3倍。 成本压力下，消费市场是如何选择的？ 餐饮业是较早动起来的一环。6月30日，麦当劳中国宣布，北上广深等地近千家餐厅将率先停用塑料吸管，通过杯盖的设计上的微调代替吸管功能。记者在北京的走访过程中发现，星巴克、喜茶等企业开始在门店提供环保纸质吸管。上海则公布了外卖餐盒团体标准，倡议用淋膜纸碗代替塑料送餐盒。 在替代产品方面，《意见》明确，以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为导向，推广应用安全可控、性能达标、绿色环保、经济适用的塑料制品及相关替代产品。业内部分声音认为，特种纸和可降解材料均有望成为传统塑料材质的替代品。但也有声音认为，特种纸最大的问题在于应用场景有限。 “目前，包装原纸主流产品的价格区间为4000—5000元/吨，但如果要让纸袋的强度达到同体积塑料袋的强度，其耗材重量要增加3倍左右，实际应用成本并不低”，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表示，当前市场层面还缺乏与一次性塑料制品一样便利、廉价，应用场景广泛的替代品。他建议，传统塑料替代品市场还需要从政企学研用等多维度综合考虑，或可参考新能源汽车模式，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加速主流替代技术和产品的市场化。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 消费低迷的原因 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 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 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 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 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 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 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 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 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 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 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 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 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 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 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 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 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 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 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 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 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 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 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 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 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 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 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 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 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 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 2、推动新型消费 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 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 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 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 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 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5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对话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主持，全球近600位企业家参加。 李克强在致辞时表示，当前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给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面对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广泛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尽早战胜疫情并推动世界经济重现繁荣。 李克强在介绍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时说，面对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实现企稳回升，近几个月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态势，表明中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中国有1.2亿市场主体，中国人民勤劳、智慧。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目标，稳住经济基本盘，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李克强表示，宏观调控必须把握好度，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可持续。我们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财政资金建立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机制，提高政策落地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及时为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提供支撑。在实施好宏观政策的同时，并重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表示，7、8月份中国经济继续稳定恢复，说明宏观政策的积极成效在不断显现。但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仍面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在保持宏观政策适时有力合理过程中，将注重政策实施，也会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年度主要预期目标，全年经济有望实现正增长。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上升，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世界趋势。各方要共同承担责任，支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给世界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自由贸易在曲折中前进，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会改变。要共同维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尽快恢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让世界经济“活”起来。 李克强强调，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都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内需空间广阔。中国将继续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外资合法权益，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将在有效防控疫情前提下，开辟更多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便利。 致辞后，李克强还就国际治理、全球产业链、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等回答了各国企业家代表的提问。 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复苏的结构性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事实，即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复苏、生产复苏快于需求复苏、投资复苏快于消费复苏。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情况却不容乐观。消费低迷的原因造成结构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总体而言，消费是顺周期变量，自主恢复的速度较慢，且虽然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其造成的社交隔离和居民警惕情绪比较明显地影响了居民消费习惯和偏好，边际消费倾向下滑，恢复正常也需要时间，拖累了消费复苏的速度。第二，消费的主导因素是收入，对利率、信贷等政策变量并不敏感，这导致了促消费政策抓手的缺乏，对冲政策难以迅速到达消费问题的“病灶”，短期效果有限。第三，社零总额中，限额以上（基本对应中高端消费需求）恢复相对较快，汽车、家电等大件消费已经恢复正常水平，原因可能是繁荣的房地产销售带动的房地产下游产业链复苏。但限额以下（对应低端消费需求）的终端消费行业受到疫情冲击最大，又受制于政策抓手的缺乏，复苏很慢，同时这些行业的就业人群多，收入的减少也产生了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换言之，是限额以下的低端收入被打击，拖累了整体消费复苏。面对结构性问题，传统的总量刺激政策效果有限，过度的刺激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领域过热，却并未对弱势部门起到对冲作用。由此来看，面对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结构性的对冲政策来缓解。但结构性的对策，意味着一部分人享受政策利好，其他人享受不到政策利好，这衍生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公平和效率谁更重要？在当前背景下，问题被具体化：要促进消费，尤其是促进低端消费，就要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这涉及到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又存在不顾收入分配的市场规律、损失效率的嫌疑。为什么现阶段要更加强调公平？到底是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现阶段，公平更加重要。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1、公平政策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首先要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工业、大企业、投资等“颗粒度”较大的、对政策和利率敏感的部门复苏较快，但居民、小企业、消费等更“细碎”和弱势的部门复苏较慢，且对传统刺激政策“免疫”。想要经济加速复苏，唯有加强对中低收入居民、小微企业的补贴，短期内止住收入减少的趋势，才能保住消费基本盘。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做法给了我们借鉴。美国在面临疫情冲击时，很快就决定给老百姓直接发钱，通过收入补贴的方式支持居民和小企业。具体如下：①现金支付，已婚夫妇最高2400美元，每个孩子最高500美元，总计发放5000亿美元，每周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最多四个月；②设立规模为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以缓解裁员和支持薪资的状况；③2400亿美元的医疗救助；④750亿美元的医院援助；⑤200亿美元用于退伍军人的医疗保健援助；⑥200亿美元用于紧急公共交通救济的援助；⑦100亿美元用于机场救助的援助；⑧加强失业保险，这可能会在一个州给受益人的基础上每周增加600美元。这些政策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消费和零售业的恢复。在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美国零售业缩水了近20%，但很快零售业就恢复了正增长，7月份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同比达到3.83%，明显高于中国社零同比。2、公平政策减少额外的收入差距疫情额外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稳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正在下降。首先，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部门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其次，在疫情冲击下，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甚至有可能增加，因为疫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原来的奢侈型、享受型消费行为，例如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消费、健身等，客观上造成了收入的节约，同时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并未受到疫情的明显影响，甚至还在上涨，使得投资这些资产的高收入群体财产收入增加。而低收入群体则陷入零售餐饮等行业困境，导致收入困境，进而减少消费，又反过来恶化行业困境的循环中。由此看来，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也相当于用“非常”手段应对疫情这个“非常事件”，道理上是说得通的。3、公平政策不等于效率损失给低收入居民补贴，并不意味着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之间进行二选一，并不是说为公平而公平，当然也更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和各类产业刺激政策不重要，而是考虑公平带来的实际效果：现在讲公平，能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社会主体的稳定，让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更加顺利，同时这种收入补贴也不会产生额外的后遗症。事实上，政府每年拨给贫困地区用于发展当地的所谓产业，却最终因为企业经营效益差而浪费掉的钱可谓不计其数，何不将这些钱给到低收入群体，这样至少还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需求。在“双循环”的国家战略框架下，直接补贴也是有效率的事情。美国政府给居民的收入补贴，事实上促进中国的外循环，因为这些收入补贴使得即使在疫情之下，美国居民依然保有了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恢复。而给本国居民发钱，则是在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等方面贡献力量。公平政策如何促消费？那么，公平政策如何促销费呢？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1、保持收入补贴力度针对限额以下的终端消费、线下服务业的收缩，在防控疫情不放松的前提下，应该重点聚焦这些领域的持续支持。财政政策方面，收入补贴政策有必要继续推进，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力度底线。同样重要的是，保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也有助于保住就业、增加用于消费的收入。2、推动新型消费近期国常会提到消费是经济恢复薄弱环节，并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支持新型消费。推动新型消费，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熨平极端事件对消费习惯的冲击，稳住消费基本盘。首先，技术使得消费供给更加公平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消费服务：新型消费结合了互联网，增长迅速，覆盖的消费和服务领域也在持续扩张，占总体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重要性越来愈大，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性加大。其次，新型消费深度应用信息、智能技术，消费者信息更加完全，消费质量更高，有助于长期的、可持续的消费升级。鉴于消费将成为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以及新型消费对于消费可持续增长的作用，新型消费的发展空间和紧迫性都比较大，因此未来相关鼓励政策和监管标准的规范化将同步进行，在发展中同步完成对行业规制的制度建设。3、放开大城市户籍制度从长期看，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学术研究表明，在有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比城市常住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16%-20%。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他们的消费平均可以增长16%-20%。很多人在大城市就业、服务，贡献了5年、10年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市民”身份，这不论是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还是从促进消费的角度看，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500万人以下的城市已经逐步放开了户籍限制，未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期待更多的城市，尤其是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能够逐步放开户籍限制，进而实现中国更大的消费红利。
9月12日和14日，省长赵一德先后主持召开稳增长工作专题会、中小微企业座谈会，进一步部署落实稳增长政策举措。赵一德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六稳”“六保”重点工作落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好成绩。副省长赵刚、方光华出席相关会议。 赵一德指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经济运行动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企业的实际获得感为标准，畅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提升政策集成效益。要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认真梳理项目推进清单，强化要素保障，强力推进，加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督导协调，坚决守住“保”的底线，筑牢“稳”的基础，保持“进”的态势。 赵一德指出，市场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级各部门要夯实“政策底”，对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进行全面评估，提高减税降费、贴息贷款、融资担保等政策的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打造生态圈，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成长创造优质发展空间；提升保障力，加大“陕企通”等涉企服务平台推广应用，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切实为中小微企业保驾护航。面对复杂形势，中小微企业经营者要有保持发展的定力、敢于创新的魄力、锻造品牌的毅力，通过补短板、强内功、促转型，不断挖掘自身潜力，推动企业实现更好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方玮峰，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李克强总理9月11日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营商环境竞争力就是国际竞争力。要落实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清理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各地区各部门要落实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清单之外不得设限。针对一些外资大项目落地难的问题，要在用地审批、人员跨境流动等方面给予便利。要进一步做好安商稳商、招商引商工作，充分听取外国商会、外贸企业的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增加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 总理强调，要为拓展贸易提供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继续优化通关作业流程，放开口岸服务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并降低收费标准。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信用保险等政策，支持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要继续推进试点建设，支持海外仓发展，进一步发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用，优化商品归类、申报、检验流程，探索与贸易新业态相适应的结售汇管理方式。打造更优开放环境，使中国开放的决心让外商放心、开放的政策让外商受惠。（文章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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