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士猝死，却被平台冷漠回应：无劳动合同关系，出于人道主义补偿2000。 骑士猝死，“饿了么”补偿2000 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伟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经警方调查，韩某伟系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饿了么告知，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 今日，饿了么就此不当言论致歉。 饿了么在声明中表示：向逝者致以沉痛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也在反思如何更好地用制度化方式呵护骑士。 “我们对骑士的意外身故保障工作做得还不够，还要做更多。”声明中，饿了么回应了外界对众包骑手保险保障低的担忧，并表态即刻起将在“蓝骑士关爱金”中追加骑士意外身故的专项抚恤金，让全体蓝骑士家庭享有保险和关爱金的双重保障。 从声明来看，目前蓝骑士众包服务合约中，众包骑士每天跑单前会缴纳3元服务费，由饿了么平台代为收取，饿了么平台会再支付一部分费用，共同交给骑手所服务的人力资源商，委托其为众包骑士提供劳务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服务，其中约定由人力资源商为骑士投保意外保险。 对于此前蓝骑士的保险结构不尽合理、承保金额有所不足的情况，饿了么表示，已与有关各方紧急商谈，推动改进保障提升和结构优化事宜，将保额提至60万元。 而在新的保险规则实施前，饿了么将提供相应抚恤金。本次事件中的60万元抚恤金，饿了么将在本周内交付骑士家属。 此外，对此前曝出饿了么员工对当事人家属的不当回应，饿了么也在此份声明中进行了致歉。饿了么表示，“对于生态伙伴在与家属沟通中的不当措辞，我们深感惭愧。即便是生态合作伙伴，也同样是我们管理和沟通中的失职失误，没有借口，非常抱歉。” 企查查显示，饿了么是一个外卖订餐平台。饿了么以“Make Everything 30min”为使命，以创新科技打造全球领先的本地生活平台，为用户提供极致体验的到家服务，为商家提供一体化运营解决方案，推进整个餐饮及零售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磊。 2011年3月开始，饿了么获得数轮融资。2017年4月，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又联手对饿了么增资4亿美元，阿里系对饿了么的持股达到32.94%，取代饿了么管理团队成饿了么最大股东。 新华网：让人无语也无奈 对于饿了么冷漠称：“没有劳动关系，人道主义补偿两千”的行为，新华网（603888）发布评论称，如此廉价的“人道主义”，如此冷漠的“平台回应”，让人无语也无奈。即便追加了保额，受过的伤害也再难恢复如初。” 又一起猝死事件！ 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 家庭支柱轰然倒塌， 网友唏嘘； 饿了么称没有劳动关系， 人道主义补偿两千， 舆论沸腾！ 如此廉价的“人道主义”， 如此冷漠的“平台回应”， 让人无语也无奈。 即便追加了保额， 受过的伤害也再难恢复如初。 互联网外卖平台为了节约用工成本， 往往采用外包、众包等形式， 利用平台优势， 把自己定位为信息撮合方， 规避法律规定用工主体的用工义务， 不给外卖员购买各类社会保险。 近年来， 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 外卖作为新兴行业 推动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 但外卖员“遇交通事故受伤” “配送途中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因赔偿等问题衍生出来的 外卖行业劳动关系的认定， 也常常引发争议。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研究， 完善外卖等新兴行业的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加强执法监督， 维护劳动者权益。
12月9日，“美版美团”DoorDash(DASH.US)美国IPO首日开报163.81美元，较发行价涨60.6%，最终收盘涨幅85.79%，报189.51美元，市值迈过600亿美元大关。 DoorDash美国IPO定价为每股102美元，总共发行3300万股。 据悉，DoorDash估值近2年一路飙升，2018年估值仅为14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估值飙涨至150亿美元，现以IPO发行价计算，其估值约为390亿美元。 另据招股书显示，目前持股份额超5%的机构前三分别是：软银、红杉、GIC，分别占发行前A类股24.9%、20.4%和10.5%。 1、长江后浪推前浪 DoorDash的三位创始人是华人，于2013年7月创立，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 据悉三名创始人徐迅、Andy Fang和Stanley Tang是在一家甜品店得到的创业灵感。那天，甜品店老板向他们展示了一沓她做不了的外卖订单，需求还没有高到聘请专职送货员的程度，但她又难以自行派送所有订单。三人听到了许多甜品店老板一样的故事，于是思考着如何用科技帮助小企业。如今，DoorDash的业务增长迅速，遍及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美国外卖市场现阶段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的四家公司：DoorDash（成立于2013年）、Grubhub（成立于2004年）、Uber Eats（成立于2016年）、Postmates（成立于2011年）。 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DoorDash已成为美国市场占有第一的外卖配送平台。按照2020年对总销售额计算，DoorDash累计占据50%的市场份额，以绝对优势稳居第一,相比之下，其竞争对手、昔日的美国外卖龙头 GrubHub 仅有 16%，Uber Eats市占率为26%，以及市占率7%的Postmates等其他玩家。 成立仅仅六年时间的DoorDash，打败了成立了十六年之久的老大哥GrubHub。 中国外卖行业形成两强争霸的格局，这基本意味着外卖行业结束混战，进入成熟阶段。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外卖市场变幻莫测。总体而言来说：四强争霸，江山易主。 Grubhub是一家纽交所上市公司，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食品配送公司,其外卖模式，本质在于提供一个平台，撮合商家和顾客。GrubHub通过地推，吸引商家入驻平台，顾客在app或网站上选择餐厅下单，商家自行配送，GrubHub从用户付费中抽取佣金。这是外卖的旧模式。 换而言之无统一配送。 这意味着平台缺乏粘性与护城河，商家配送无标准化流程，用户无法实时了解配送状态。当然这个打法的好处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没有骑手这个大额支出，甩掉这个不经济的包袱，盈利自然不在话下。 因此，当统一配送打法兴起之后，GrubHub遭遇了严重挑战，为了应对危机后期也不得不进行了妥协，在高线城市采用统一调配打法，而在低线城市仍然采用无统一配送打法，这么一来成本激增导致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尽管GrubHub调整了打法，但大势已去。 2、万亿市值，资本市场的“畅想” Doordash与国内“饿了么”“美团”方法的如出一辙。通过算法由就近骑手接单完成配送，这样统一调配打法攻城略地，凭借先发优势逐步蚕食了GrubHub的市场份额。最终Doordash稳坐美国外卖龙头第一宝座，如今IPO，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龙头地位也必将更加结实。 目前，其总市值达602亿美元，近4000亿人民币，这几乎复刻了2018年美团在港交所上市时的成绩，而后者现已逼近2万亿港币市值。实际上，市场的确寄希望于DoorDash能复制美团的成功。 回顾中国的外卖配送平台的历史，烧钱补贴、行业洗牌、最后胜者为王，实现盈利。美国的外卖配送市场也同样如此。盈利是最后的外卖配送平台的“成人礼”，标志着企业新的增长篇章。DoorDash仍在亏损，2020年前三季度的净亏损为1.49亿美元。 长坡厚雪。长坡是行业的空间，厚雪是公司越滚越大的盈利模式，根据Statista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外卖渗透率为12.5%，线上化率约为6%。今年上半年，美国外卖市场的总规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倍。无论在中国或者美国，外卖配送市场空间都是庞大的。 如今美团已经实现盈利了，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股价从今年的3月份到至今已经涨幅高达200%以上。有着如此的成功的参照，资本市场也给予了美版“美团”DoorDash非常慷慨的涨幅。美国市场的外卖大战方兴未艾，尽管与对手已经拉开一段距离，但就此断言Doordash可“安枕无忧”还维持尚早。随着Uber Eats与Postmates联手，Just Eat Takeaway收购了Grubhub， DoorDash排位战才刚刚拉开。
作者|有鱼 来源 | 新股 华人“三剑客”创办美式饿了么 北京时间12月9日晚，美国外卖服务提供商DoorDash将其首次公开发行定价为每ADS102美元，股票代码为DASH。每股102美元对应市值达387亿美元（约合2500亿人民币），高于最初计划75-85美元的价格区间，其价格提升约为20%。 DoorDash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后，首日开盘一度暴涨近78%，上涨至182美元，市值逼近600亿美元。 DoorDash创立于2013年7月，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Tony Xu和自己同学Stanley Tang、Andy Fang共同创立美国外卖配送平台。 DoorDash三位华人创始人 从左至右分别为：Stanley Tang, Tony Xu, and Andy Fang 创始人Tony Xu徐迅，1985年出生于中国南京。5岁跟随家人移居美国，赴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招股书开篇便提及，早年一家人生活窘迫，其母在中国本是一名医生，但到了美国后，由于中国的医生执照并不被当地认可，其母为实现在美开设属于自己的医疗诊所之梦，连续12年每天做三份工以维持生计。其中一份就是在当地做餐厅服务员，经过多年努力，其母终于成功开设诊所。DoorDash的存在就是为了鼓励像他妈妈一样怀揣梦想的人们。 在股权方面，红杉资本持有18.2％股权，软银愿景基金持有22.1％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持有9.3％股权，三位创始人各自拥有大约5％的股份。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三个人目前都还只有三十多岁，身家都已经高达数十亿美元。 作为Y Combinator孵化的项目之一，该配送平台的商业模式，与国内“饿了么”“美团”的外卖+配送的双轮驱动模式如出一辙。通过算法由就近骑手接单完成配送，成为一个稳定的生态圈。 DoorDash将商家，消费者以及Dashers（类似国内配送员）三者之间紧密连接，平均每个月连接39万个商家，1800万消费者以及100万名Dashers，通过DoorDash平台赚得超过70亿美元。其市场订单总额(GOV)也在今年前9个月飙升至165亿美元。据招股书显示，该公司已经覆盖全美50个州，目前已将业务拓展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打败Uber Eats、 Grubhub 成全美第一市场份额的外卖公司 借疫情爆发带来了业绩增长，根据招股书数据显示，该公司已成为美国市场占有第一的外卖配送平台。按照2020年对总销售额计算，DoorDash累计占据50%的市场份额，以绝对优势稳居第一。相比之下，其竞争对手、昔日的美国外卖龙头 GrubHub 仅有 16%，Uber Eats市占率为26%，以及市占率7%的Postmates等其他玩家。 突然一跃成行业老大，作为美国外卖江湖的新一代掌门人。DoorDash到底做对了什么？作者罗列出以下几点关键因素： 1）DoorDash在美国有针对地选取主要市场并且大幅进攻。根据Second Measure的数据，DoorDash在华盛顿特区、休斯顿和旧金山拥有最多的客户。 2）精准定位用户群体，与大型餐饮签订合作协议。该公司与美国大型连锁餐厅例如Cheesecake Factory建立了独家合作关系，并与在美国越来越受年轻人欢迎的健康饮食餐厅Chipotle Mexican Grill达成了送货协议，毋庸置疑，这些将会给DoorDash带来庞大的用户体量。 3）利用促销活动，扩大会员体量。截至2020年9月30日，它拥有超过500万名DashPass会员，他们每月充值9.99美元的DashPass，就可以享受免平台外送费的服务。 难盈利是配送平台 绕不开的硬伤 疫情让外卖配送行业迎来的前所未有的商机，尽管各大平台均宣称自己在特殊时期配送销售量剧增，但亏损仍然成为每个配送平台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多半是由于，疫情期间安全设备的配置以及人员成本的增加，反倒成为盈利的负担。 2020年前三季度DoorDash的净收入为19.16亿美元，但和竞争激烈的快递市场中的许多公司一样，DoorDash仍在亏损，2020年前三季度的净亏损为1.49亿美元。实际上，本次上市的DoorDash也在招股书中写明“ 未来可能无法维持或增加盈利能力” 除了盈利能力让其担忧，监管，竞争均不可忽视。加州一项法律规定，自明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该公司从事先未取得许可的餐厅取送外卖。这或将对 DoorDash 的业务拓展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美国市场的外卖大战方兴未艾，尽管与对手已经拉开一段距离。但就此断言Doordash可“安枕无忧”还维持尚早，随着Uber Eats与Postmates联手，Just Eat Takeaway收购了Grubhub， DoorDash排位战才刚刚拉开。 厚雪是盈利模式，长坡是行业的发展空间。根据Statista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外卖渗透率为12.5%，线上化率约为6%。截至6月底，美国外卖市场的总规模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这也意味着，外卖配送平台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外卖配送需求无疑是这个行业最大的亮点，在确认行业有旷阔空间的同时，DoorDash成功登陆美股后，下一步就该思考如何盈利与创收了。
2020年的双11，不止加速了线上线下的融合共振，也正在悄然改变外卖行业的潮水走向。双11首周，饿了么上百万餐饮商家率先踏上“囤券”消费热浪。根据饿了么的数据显示，卡券已成为外卖行业增长新支点，餐饮商家近一周卡券类销售增长超八成。 今年双11期间，饿了么携手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大牌商家共同推出可多次使用的电子卡券包。消费者在今年双11，可以实现如囤衣服包包一样囤美食，囤完这一次，可以持续享受“双11价”。当大牌们拿出了最给力的专属“囤券”优惠，消费者对这种行业引领性的新消费也表现出强烈买单意愿。 据饿了么统计：仅在双11首周，商家卡券日均销量就实现了超八成的增长，部分商家卡券销售增幅更是较日常翻了数番。以连锁品牌为例，德克士在首周卡券销售增幅达639%，海底捞和肯德基的卡券销售增幅达分别达393%和376%，星巴克、老乡鸡、麦当劳的卡券销售增幅都实现了翻倍增长。 这种全新的“囤券”式消费，让原本受限于供应链和消费特性、难在一天内突破性增长的餐饮商家，也一跃成为今年双11的新主角。卡券在购物狂欢季的集中爆发，让餐饮外卖商家有了增长的新支点。 “利器”袭来，变局已开。值得注意的是，乘着这波“囤券”消费浪潮，商家外卖业务在饿了么上持续趁势突破。根据饿了么双11数据，华莱士、肯德基等品牌的外卖交易额相比去年同期都实现了50%以上的涨幅，而必胜客和麦当劳在平台上的外卖销售额也增长两成以上。当“囤”热度从电商燃至外卖，“囤券”式消费已成行业新必争之地。
近日，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原文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文章称在外卖平台智能算法的深度学习下，外卖骑手送餐的时间被平台逐渐压缩。 人们一边因“共情”而转发分享，一边又不禁思考：外卖平台运用的“算法”是什么操作？外卖骑手的安全如何保障？我们引以为豪的算法如何不再冰冷、更有温度？ 1 平台是怎样利用“算法”计算时间的？ 随着互联网和外卖行业的发展，算法被用在送外卖上。为了让用户体验更佳，很多平台都从“人工抢单模式”变为了“系统派单模式”，并预估了配送时间，这个过程我们也称之为“外卖履约时间预估”。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餐厅和骑手的“配合”问题。餐厅的备餐、骑手的取餐和送餐都需要时间。然而如何把这几个时间段更好地配合在一起？平台需要从中协调用户、餐厅、骑手并兼顾配送效率。 ▲订单在平台流转的过程示意图。图片来源：阿里技术▲订单在平台流转的过程示意图。图片来源：阿里技术 再比如，订单指派与路径规划。订单指派是指将订单分给附近合适的骑手，而路径规划是指给骑手推荐合理的取送路径，此路径需要同时考虑骑手配送距离和订单超时风险。以上还没有考虑一些特殊情况，如交通、天气状况等。 另外，还有供需关系的动态影响。很多用户应该都能注意到，平时半个小时能送到的外卖，在中午、晚间的用餐高峰时段，配送时间会大大增加。针对这种供需变化，很多平台构造了基于时段的供需比和完成率等特征。当供需比越高时，履约时间会越长。 ▲一天中外卖履约时间预估(OFCT)的变化(蓝色线代表工作日，黄色线代表周末)。图片来源：阿里技术▲一天中外卖履约时间预估(OFCT)的变化(蓝色线代表工作日，黄色线代表周末)。图片来源：阿里技术 算法所触及的远不止这些，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各大平台的外卖配送机制日趋成熟。这种配送机制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也让用户更快吃到一口热乎饭。 但它真的一点问题没有吗？ 2 有了智能导航，外卖骑手为何还疯狂冲卡？ 对于外卖骑手的送餐路，外卖平台不是没有花过心思。 无论是美团外卖的“超脑”系统还是饿了么的“方舟”系统，无不号称通过大数据调配，实现高峰时期外卖也可在半小时内送达。 根据相关报道，通过智能系统智能配单和路线指导，美团平均配送时长从41分钟缩短至30分钟，饿了么平均每单配送时长已经缩短至28分36秒。 ▲美团“超脑”系统▲美团“超脑”系统 平台导航不考虑绕路和等待红绿灯、导航指示骑手逆行，甚至是引导“穿墙而过”，再加上无法预计的商家出餐慢、高峰时长时间等待电梯……这一切因素都逼迫着外卖员压缩路上的送餐时间。 正是这个时不时不智能的“智能路线”导航，加上平台的超时惩罚，逼迫着外卖骑手在“安全”和“准时”间不断博弈。 一位骑手在知乎上谈到由算法造成的送单压力： 系统会给骑手派同一个方向的不同单子，因为顺路，一切正常的话成功送完问题不大，但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点餐高峰时间，可能遇到其中一个商家到点没出餐；多个消费者都住在高层，等电梯耗时长；若联系不到消费者一般会先等3~5分钟，等不到会先离开，但后续联系到了还要回去再送…… 而“所有客户的问题，商家的问题，骑手配送的问题以及大多数意外情况，都要骑手来负责，异常数据要罚骑手的钱。” 可见，单纯依靠算法和智能导航并不能完全解决外卖骑手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系统是死的，但制定系统和游戏规则的人是活的！”面对外卖骑手遇到的种种问题，网民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3 到底谁该为“消失的时间”买单？ 9月9日凌晨，饿了么通过官方微博宣布，将于近期发布两个新功能：一是在结算付款时增加“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自主小按钮，消费者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饿了么会为按下按钮的消费者提供红包或吃货豆等权益；二是针对历史信用好、服务好的蓝骑士提供个别订单的“超时免责”权益。 回应一出，立刻引发网友热议。一些网友表示支持，如果多等5分钟，能够让外卖员遵守交通规则，确实值得。 但也有很多的网友觉得明明是平台机制的问题，企业却把矛盾转移给了消费者，让步的应该是平台，而不应该由消费者买单。 在“互联网+”浪潮下，餐饮外卖蓬勃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外卖市场规模超6500亿元，覆盖4.6亿消费者。 对企业来说，商业有时是责任和利益的平衡，以及如何倾斜的选择。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外卖平台应该在配送效率、消费者感受、外卖小哥安全之中求得一个平衡点和公约数，不应偏废，整个行业更不能为了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从业者的安全，否则也会危及长远的发展。 其实，在这个高速运转和发展的社会里，不只是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也不只是外卖员是高危群体。要想让行业变得不高危，也需要适当慢下来，更需要规则的完善、法律的保障。刹车其实比油门重要。 算法是冰冷的，如何给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文关怀，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
图片来源 / 图虫 《人物》杂志9月8日发布的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引发很多讨论。 大家关心这个问题，不仅是关心外卖骑手的遭遇，更是因为很多人都有面临“系统”算法前相似的困境。在国外，网约车、外卖平台对员工的劳动关系等，也多年是个引起争议待解的问题。 技术的控制并不是新鲜事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外卖骑手和卓别林在1936年《摩登时代》里演的流水线上扭紧六角螺帽的工人一样，都是受技术控制。只不过控制人的技术变了，从机械化工厂流水线换成了计算机算法。 算法想让骑手送货更快，和工厂流水线想让工人动作更快，都是为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本质并无不同。只是工厂内封闭环境好控制，公共空间开放环境不确定因素多，控制难度更大。以前还只是工厂内部的安全生产问题，现在引起交通安全等社会问题，外部性更大。 根本在于企业盈利追求和社会责任的矛盾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事件，这几年关注度高的几乎都是互联网企业，因为头部平台基本形成了垄断之势，和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次和以前不太一样的是，以前多数是对用户造成了危害，如百度魏则西事件，滴滴女乘客被害事件，而这次主要是对外卖骑手（本文为简化称为员工，但他们多数没有和企业形成传统稳定的雇佣关系）的压榨。由于外卖骑手不遵守交规，对路上的其他人也可能造成危害。不管是对用户还是员工，其实都是一个企业怎么处理自己盈利追求和对利益相关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中美都形成了少数外卖平台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局面。中国的市场集中度更高。 美国消费市场分析公司Second Measure统计，2020年6月，美国餐饮外卖市场份额第一名DoorDash（拟于今年IPO）为45%，第二名Uber Eats（Uber已上市）为24%，第三名Grubhub（已上市）为22%，第四名Postmates（未上市）为8%。第五名Waitr为不到1%。 Uber 今年5月欲收购Grubhub未果（6月，Grubhub 被总部在荷兰的Just Eat Takeaway以68亿美元收购），7月宣布以26.5亿美元收购Postmates，还待监管审批。 据 Trustdata 统计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美团外卖占中国外卖市场份额的 67.3%，饿了么及其旗下“饿了么星选”共计 30.9%，形成双寡头格局。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引起争议的共性问题，一是对餐馆收取的佣金定价，二是劳动用工形式和薪酬支付。 美国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戴维·西西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Uber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向司机支付基本生活工资，而Grubhub则存在通过欺骗策略及勒索费用剥削当地餐馆的‘黑历史’。” “今年4月，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和其他食品配送公司被消费者起诉，被指在外卖订单中收取了过高的佣金。实际上，在全球许多国家，餐饮外卖的高佣金也引发了舆论争议，在有的国家，外卖平台佣金加上税费，餐馆需要支付订单金额的四成左右，这些费用被转嫁给了消费者，高额佣金引发了餐馆行业和消费者的不满。”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在2018年9月签署了“第5号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5，简称AB5）。根据这一2020年1月生效的法案，企业必须将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在内的“零工经济”工人作为正式雇员对待，而不是独立承包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s），使他们有权获得最低工资等雇员保障，并有权组织工会。 2019年年底，优步（Uber）与Postmates等向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认为该法案是不理性的、违反了美国宪法，剥夺了工人享有的灵活性，要求阻止该法案生效。 中美外卖平台面临的有所不同的问题，美国是小费引起的骑手薪酬不透明问题，中国是交通安全问题。消费者给的小费，DoorDash分给骑手的比例不透明，引起骑手抱怨。 美国的小费文化，中国倒不存在。DoorDash声称付给骑手平均每个“活跃小时”（active hour）的工资是18.54美元，但有媒体调查骑手发现扣除骑手自己支付的成本外，只有11%的工作纯收入在联邦规定的最低小时7.25美元以上（注4）。在中国比较突出的交通违规和安全问题，在美国没这么明显。估计是不敢这样，虽然外卖员是比一般行人着急，也骑车/开车速度挺快。似乎和美国比起来，在中国当外卖骑手相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一些，对送餐时间要求的压力更大一些，而这两者之间也有因果关系。 这问题到底怪谁？ 怪消费者？ 外卖服务中消费者希望快，就像消费者总是想买便宜货一样，都是核心关注点。但和过去不同的是，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更换服务者的转换成本大为降低，只在一个APP的下载甚至只在一个小程序的点击之间。有的APP可替代性低，比如微信。有的APP可替代性极高。消费者教育也是需要的，要尊重、体谅提供外卖服务的劳动者，要适当换位思考。但是特别重视速度的消费者，对服务者还是会用脚投票。所以消费者教育会有所帮助，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怪企业？ 企业总要压低成本、提高效率、赢得客户，也就是增加利润，利润是任何企业最重要的追求。企业战略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低成本和差异化。除了低成本之外的所有战略几乎都可以归为差异化战略——不是以低价，而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客户的偏好，比如集中于细分市场，也是一种差异化。而差异化之后，还是要竞争谁能更低成本地满足差异化的需求。所以，企业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追求是永恒的，企业可能也会自律，讲商业伦理、讲社会责任，这从长远看有利于企业发展，但和企业短期盈利追求间是有矛盾的。如果企业在利润压力下没有足够的自律，过了合法合理的边界，到了损害消费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程度，就需要有外部力量的干预。 怪政府？ 政府需要提供的服务，就是划定各方的责权利边界并予以强制执行。比如交规方面。“2019年4月，全国正式实行电动车新国标——根据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小时。在《人物》此次调查接触到的近30名外卖骑手中，无论美团还是饿了么，没有一人的电动车符合新国标，这些电动车的时速一般都能跑到40公里左右，远远超过限速。骑手群和贴吧里，还有很多人交流如何通过改装，让新买的电动车解除限速。”是企业算法逼迫骑手普遍性违反电动车速国标、普遍性违反交规，因为几百万骑手的存在，都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骑手个人的问题，是否需要处罚企业？ 更重要的是劳动者保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人社部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互联网企业是否需要遵守？平台趋向把成本外部化/社会化，能否允许。这还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市场失灵和有形之手失灵 关于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名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即资本家、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利益。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家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这句也经常被引用来描述资本。 其实，资本“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既可为善，也可为恶。为善还是为恶，并非一念之间，而是资本趋利动机和其他社会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千万不要把资本、把企业妖魔化。企业自律是基石，也需要媒体、监管部门、法律的外部监督和约束。 “资本”根本没有一般人想象得那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谓“资本”，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投资者资金的合成。外卖平台普遍盈利困难，美团2019年才在成立9年后首现实现盈利。美团2019年餐饮外卖的销售成本为446亿元，其中支付给399万外卖骑手的成本为410.4亿元，从积极的方面看的确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特别在疫情下就业困难时期。美国的外卖平台龙头DoorDash去年营业收入近10亿美元，亏损约4.5亿美元，现在它准备上市，投资者和分析师在担心外卖平台很难盈利，未必是个好的投资。 不过股价倒涨得不错。美团点评2018年上市发行价69港元，现在涨到230多港元。Grubhub2014年上市发行价26美元，现在约70美元。 市场能自动解决很多问题，但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能解决不少问题，也存在政府失灵。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的，需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 问题解决靠谁？ 《人物》这次的深度报道，总体反响正面，引发社会关注。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报道发声看起来以善意推动了改变，但其实却只是无用的“圣母”。“试图解决一部分弱者的问题，结果却给另一部分弱者造成问题。”（注5）我反对这种看法。媒体对社会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虽然媒体有时也令人失望，在新时期下同样面临很多挑战，本文不讨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也称“黑幕揭发运动”）是个突出典型。当时一些媒体记者致力于深入调查报道黑幕，揭发丑闻，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揭示，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中国非常需要更多调查记者去深入报道社会问题。引起关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一报道，已经使美团和饿了吗做出反馈，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也会有所改善。 这事如何解决呢？ 维舟认为，“从历史上看，有三种演进可能：一是依靠公权力来‘主持公道’，但最终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特定利益的‘系统’。二是社会的自组织化，不同利益团体在一套中立的框架下，通过复杂的博弈、交易、妥协，为自身争取利益。三是自我边缘化，即对这些系统完全失望，变成游离其外的一分子——这看似是撤出，但其实也是博弈。” 我觉得其实是一和二的结合。社会利益的博弈最后反映在公权力如何来划定各方责权利，如何“主持公道”上。公权力，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部门等。 这是个困难的博弈过程。比如，在美国，关于零工工人福利的争论已经持续多年。早在2013年，就有多起针对优步、Lyft和其他零工经济公司的诉讼。上文提到的优步与Postmates起诉加州零工经济法案，2020年2月，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拒绝了优步与Postmates提出的阻止加州零工经济法案生效的要求，称该法案的公共利益超过了这些公司的担忧。洛杉矶联邦地方法院法官Dolly Gee表示，虽然这些公司已经证明，他们可能因该法案而遭受一定程度的不可弥补的损害，但这些潜在的风险远不如该法案在设定生活工资和管理就业方面的公共利益重要。 2020年5月，加州总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Xavier Becerra）根据AB5法案正式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指控这两家公司将网约车司机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直接导致了加州数十万工人被剥削。贝塞拉指出，“创新并不是要求你虐待员工。加州有保护工人及其雇主权利的基本法律，我们要确保优步和Lyft能够遵守游戏规则。”来自旧金山、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市检察官也已经加入了贝塞拉提出的这起诉讼。加州劳工专员Lilia García-Brower 也另案对优步和Lyft提出起诉，同样指控其损害工人利益，使工人没有带薪的病假、超时工资补偿和最低工资等雇员应享受的权利。此前劳工专员已接到近5000件工人对这两家公司克扣工资的投诉。优步则反击说政府应更关注于解决300万加州人失业的问题，为他们创造工作，而不是要毁了外卖行业。优步和Lyft还发起加州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废止AB5法案。 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各方利益的平衡是个难题。比如既不能让外卖平台成本过重导致严重亏损，也得保护工人权利，还会经过各方力量反复的博弈。 对一些问题，平台有其解决方式。比如外卖送餐平台面临的吃饭高峰人员紧张、其他时间闲暇的问题，东南亚打车租车服务供应商Grab和进入外卖领域的Uber通过相关多元化来解决。Grab主席Ming Maa说：“我们可以让司机在高峰时段载客，午餐和晚餐时间送外卖，中间时段送快递。”用一套运输网络系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为司机/外卖员提供更多的赚钱机会，也能降低为消费者送货的成本。 科技发展引起的新问题，可能最后科技发展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比如，以前的工厂很多残酷压榨工人，被称为“血汗工厂”，现在再进现代化工厂流水线，工人大多很轻松，看看机器避免出故障，或在流水线起承转合一些未完全机械化自动化的环节干预一下。除了研发人员，流水线上工人面临的更大问题可能是单调乏味，还不如送外卖有意思，所以年轻人更不爱干。现在的外卖骑手，终有一天大部分可能被无人机、机器人取代。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8日，一篇名为《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是什么让骑手们越跑越快？》的文章刷爆朋友圈，讲述了外卖骑手们在外卖系统的算法驱使下疲于奔命，从事着高危行业，而收入却逐渐下滑的生存状况，引起各界关注。 9月9日凌晨，饿了么连夜回应，宣布会尽快发布新功能：在结算付款的时候增加一个 “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的小按钮。如果顾客不是很着急，可以点一下，多给蓝骑士一点点时间。饿了么也会为顾客的善解人意做一些回馈，可能是一个小红包或者吃货豆。 同时饿了么还称，会对历史信用好、服务好的优秀蓝骑士，提供鼓励机制，及时个别订单超时，也不用承担责任。 而文中被点名的另一外卖巨头美团方面目前尚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指出，外卖骑手普遍有过配送时间被压缩的经历。系统通过AI智能算法，接连不断地吞掉骑手的配送时间。 超时意味着差评、收入降低，甚至被淘汰，而骑手们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这也导致外卖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数量急剧上升。 而该操作出现在美团点评的财报亮点介绍中，被视为提高配送效率的必要手段。美团点评认为，由于在配送端进一步完善智能调度系统的算法，不断优化配送网络运营能力，公司得以在2020年第二季度进一步提高了配送效率。 据美团点评不久前公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餐饮外卖业务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2020年上半年收入240.35亿元，占总营收的58%。此外，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上半年收入76.39亿元，新业务及其他收入98亿元。 虽贡献了过半的收入，餐饮外卖业务的盈利能力却不及到店、酒店及旅游业务。今年上半年，餐饮外卖共实现净利润11.83亿元，不及后者的1/2。 据统计，上半年美团点评的餐饮外卖交易笔数共计36.03亿笔，交易金额高达1803.31亿元。据此计算，上半年美团点评的日均餐饮外卖交易笔数为1974.25万笔。 美团点评并未公布今年上半年的骑手数量，去年通过美团点评平台获得过收入的外卖骑手共398.7万人。 美团点评在二季报提到，智能调度系统算法提升配送效率外，全国各地充足的运力及有利的天气条件也使公司相较于上个季度减少向配送骑手支付的季节性奖励金额。 上述因素共同促使美团点评更好地实现同比及环比对每笔订单的配送成本的控制。上半年，餐饮外卖骑手成本共计169.87亿元，同比减少4.27%。 二季度，美团点评的销售成本由一季度的116亿元增长39.7%至161亿元，而占收入的百分比由69.0%下降至65.3%。美团点评解释，销售成本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交易量增加令餐饮外卖骑手成本增加30亿元。 而占收入百分比环比下降，主要由于向配送骑手支付的补贴有所减少，加上运力较为充足，因而每笔订单的配送成本降低，令餐饮外卖业务的毛利率有所提高。 美团点评认为，平台的配送网络保证了疫情期间人们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因而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未来将继续探索多元化的配送模式，并投资于无人配送相关的尖端技术，以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和能力。 此前，美团点评曾在2019年报中说明，配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全职雇员或合同工。平台并未与配送骑手订立雇佣协议，配送骑手并非平台的雇员。 “配送骑手的安全对平台至关重要，已实施多项措施监督配送合作伙伴，为配送骑手提供安全保障。平台亦注重骑手的权益保护，要求合作商为每位配送骑手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第三方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保险。”美团点评在2019年报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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