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是现在的一个热词，但怎么去理解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 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扩大内需已经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但是这次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把内需提到战略的高度，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十年里我国的内需已经在增长，而且增长速度比较快。今天我们确定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时，如何进一步挖掘内需就成为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句话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于2006年-2007年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因此，过去十年，国内大循环已经成为主体。这句话要特别强调的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就是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情。在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 第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我个人觉得当下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有点儿夸大，把国际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看得过高。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向上容易出现失误。对国际环境认知问题，我想重点讨论两点：一是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二是有没有或会不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没有。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实施双循环，才能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是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2001年-2010年：狂飙突进的十年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刚好相等的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是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十年，后十年是震荡下行调整的十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在这7年时间里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也激增。从全球范围来看，年均两位数的GDP经济增长速度无与伦比。北京和很多大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就发生在那十年，城市建设迎来十年的大前进。 另一方面，那十年也出现了周其仁老师所说的“水大鱼大”。“水大”就是经济增长非常快，“鱼大”指的是巨额财富的创造和集中。中国的财富创造速度是惊人的，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我们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另一个问题是结构失衡，表现为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0年-2020年：调整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工业化的高峰已过。当然，工业化高峰过去不代表我们不再发展工业，而是无论从增加值比例还是总量占比而言，第二产业（工业）的比例都在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以及出口对GDP贡献的比例，都在持续下降。 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过去几年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水平，高位甚至到75%。因此，可以说内需推动的经济其实在过去几年已经形成，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需推动、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 年出口额及出口/GDP比例波动曲线（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具体数据来看，上图曲线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这条线最高峰是2006年和2007年，之后持续下降。柱状图显示的年出口总额，除了2009、2015、2016这三年有所下降，其他年份都在上升。我国现在的出口总额将近2.5万亿美元，是英国或者法国GDP的总量。英法是世界主要国家，还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出口量和这两个国家的GDP相当，这证明中国的出口量惊人。 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占比下降。上图是储蓄和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因为储蓄的反面就是消费，储蓄上升了，消费就下降，这是本世纪头十年发生的事情。储蓄下降了，消费占比就上升，2010年是个转折点。 提升国内消费不能靠降低储蓄率 综上可知，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是有限的。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与之相反的是储蓄率降到45%。如果保持这个下降速度，10年到15年之后，我国储蓄率将低于韩国现在35%的水平，而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3万多美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已经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的一半，但估计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还达不到美国的一半，要等到2049年或者最快2045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 因此，中国的储蓄率下降最好不要这么快，而是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韩国的研发投入占本国GDP的4%左右，我国是2.2%。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当然不需要达到4%，但是按比例算我们仍然低于美国的2.8%。 援引这几项数据想说明的是，国内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很高，从占比的角度看，剩余的空间已经不大，但不代表没有结构化的空间。下一步要提升的重点不是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内消费，后面再具体讲。 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前面回顾过去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尤其是结构上的变化，主要是帮助大家理解中国经济的内在调整。 接下来，还要分析一下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外因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一点同样非常重要。 这一部分主要讲两大问题： 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去中国化就是企业撤离中国，中国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 第二，会形成两个平行体系吗？这是指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分别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先给出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对于去中国化问题，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还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对于平行体系问题，我们在技术领域确实已经跟美国有部分的脱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全世界都在脱钩。在金融领域，除了中国到美国的投资在下降之外，中国和美国的金融黏性都有增无减。 1、为什么说没有发生去中国化 中国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 受贸易战的影响，中美贸易去年降幅很大，比前年下降了10.7%。今年上半年仍然在下降，比去年上半年下降了6.6%。所以这两年来，贸易战的确使中美贸易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下降。因此，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去年因为贸易战，中国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要跟中国脱钩，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这一点是我着重要强调的：美国没有形成一个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中美的贸易不平衡在今年急剧上升，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急剧上升，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维持，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所以特朗普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本意是缩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贸易战打下来，实际结果是贸易不平衡不减反增。中国失去的这些出口转移到了东南亚、墨西哥等其他国家，而美国的整个贸易状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出现恶化。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份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份出口已经转正。进口早在6月份就已经转正，8月再度转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还没有完全恢复，相对偏弱。 总体而言，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正增长3%，GDP正增长2%左右。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全面的产业链断裂没有发生 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也就是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受影响非常大。如果明年华为还是不能获得高端芯片的供应，华为高端手机的生产就难以为继。这对华为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因为其手机业务销售额已经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一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形势可控，全面的产业链断裂并没有发生。 一般的企业是否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大部分都没有。这说明190多家企业、大学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即使是华为，我也想强调，9月15日禁令生效以来，美国的Intel还有AMD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这意味着华为的电脑业务和平板业务不会受影响，只有最高端的芯片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从华为一家企业来看，美国政府其实也没有形成一致性措施，并不是非要把华为彻底打趴下，给华为全部断供。 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外资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离中国呢？美国企业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另外是我们日常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国外品牌，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其实也是联合利华的，后者是欧洲品牌。这些企业愿意离开中国吗？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另一个例子是沃尔玛，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以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卖回美国，卖到全世界。同时，沃尔玛也早已经扎根了中国的零售业，甚至深入一些县级城市。他们愿意搬离中国吗？当然不愿意。 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资金规模很小，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些企业也未必都是完全搬离中国，只不过回日本再设一个厂而已。 当然，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说一些企业正搬到东南亚去，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有些中国人开始着急。只要认真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20%，即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的出口下降2%，更何况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另一方面，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因为这是一个生产网络。越南生产服装鞋帽进行出口，需要从中国进口棉纱、棉布，这本质上也是我们服装鞋帽生产的升级，是中国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纺纱纺布，这是好事。我考察过江苏的一个纺织大镇，那里的纺纱企业已经位列世界五百强。所以这样的出口转移，我们没必要过于担心。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 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明年还会继续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具体而言，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去年达到美国的2/3强，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还比不上日本，当年日本五百强企业有40多家。去年我们已经达到119家，今年达到124家，超过了美国。 我们也有了全球领先的公司，包括技术领先的公司和产量领先的公司。 在技术上领先的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十年前我们没有，现在这些企业都进入了“无人地带”；在产量上领先的有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世界第一的企业。 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提高，我们的市场在扩大。这是事实。 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在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 包括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因为他们生产低端产品，中端产品大多来自中国。东亚地区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中间做了一些调整。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而是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的优势除了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以外，还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跟中国竞争。 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 我们也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在西方，政府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在西方国家想要立法，涉及的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 政府也可以给予企业补贴，但非常有限，因为政府财力有限，同样还会涉及利益平衡。以是否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不是要离开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断链，它们自己才是最后的决策者。我们不能只听西方政府说了什么就以为要发生什么。在西方法治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没有义务听政府的，反而是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2、技术完全脱钩不会发生 为什么说技术完全脱钩不太可能发生？我认为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难以突破。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一个国家想控制整个产业链几乎不可能。比如，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最后不了了之。特朗普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结果发现反而是美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 实力决定了话语权，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 其次是标准问题。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 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前有个说法，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其实这句话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技术强大者才能掌握标准。在5G领域，不用国家出面，华为就把标准掌握住了。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是美国企业的作用。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一道命令说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如果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虽然实施了，但Intel和AMD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努力争取许可。 良性竞争是技术领域的最好结局 现在美国采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我称之为Tanya Hardin手段。Tanya Hardin是1990年代美国的一名花样滑冰选手，她出身工人阶级，滑得不是很好，她的竞争对手出身于中产阶级，滑得也比她好。为了参加奥运会，她买通黑帮把竞争对手的脚踝敲坏了。事情很快败露，她的竞争对手无法上场比赛，而Tanya本人不仅无法上场比赛，还进了监狱。这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五。 美国现在做的不少事情也基本上属于这个逻辑。美国业界没有多少人支持特朗普政府的这种行为，主要是特朗普政府中的鹰派主张如此策略。美国政府里还有一些温和派、理性派，对谈判的进展也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我的判断是，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的最好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3、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金融会不会脱钩？中国会被排除在SWIFT之外吗？SWIFT是一个多边电报协议，一个多边支付的协助体系，自身并没有支付能力，美国对此也没有控制权，与美元也无直接的关系。 美元结算体系CHIPS、CLS等是美国能够掌握的。只要进行国际贸易或买卖资产中用到了美元，最后的结算都要通过纽约的CHIPS结算。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也可以完全把一个交易方排除在外，也可以对其进行监控。 美国是否会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呢？对此，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从美国人的角度想想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 首先，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就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美国就可以“割他们的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可以想象美元贬值了多少倍。所以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想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甚至是SWIFT外。这是有先例的，伊朗和俄罗斯的一些银行就被排除在外，但是美国都找到了貌似“正当”的理由，比如称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俄罗斯兼并了克里米亚。所以我们也要做好应对这种情况的预案，如果美国用某种“正当”理由把我们的个别企业排除在外，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点要提前有所思考和准备。 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 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新的《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由于人民币升值，如果按照美元来计算，这一增长速度更快。 央行数字货币预期 我国央行现在发展数字货币，这能否应对美国的金融脱钩？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 问题是，数字货币根本上仍然是人民币，所以仍然面临人民币面临的所有问题。 有人设想过，在一个平台上跑一个数字货币，两头都是本国货币。比如中国给津巴布韦出口100万人民币的产品，津巴布韦的买家用津巴布韦币换成平台上跑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再换成人民币，所以津巴布韦的买家支付的是津巴布韦币，中国的卖家得到的还是人民币。听上去似乎可行，但仔细一想，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对津巴布韦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这就会导致大量津巴布韦币积累在这个平台上。鉴于津巴布韦的超高通胀率，用这种办法虽然脱离了美元陷阱，但其实又落入了津巴布韦币陷阱。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问题的关键还是世界是否接受人民币，需要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因为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 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因为纸币最终会消失，我国每年制造纸币的成本是200亿元到300亿元，发行数字货币也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就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这一部分的总结是：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影响夸大。如果按照夸大的影响来做决策，可能要出问题。 三、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应该做什么 1．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怎么走？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5%-6%是可能的，明年达到7%-8%也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2016年-2017年中国新的景气周期已经开始，但由于“去杠杆”和疫情的影响，景气周期被打破，我认为明年能够接续。 如果较高水平的增长能够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追赶就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的增长率为2.2%，通胀率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括了升值的成分，5年以内中国即使保持6.5%的高增长率也赶不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以预测的中速度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预测的低增长率，也跟美国比较接近。 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2．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24日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说，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主要在技术领域，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去搞自主创新？在我看来大有可为。 让市场做创新主体 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全会都以改革为主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1978年改革的起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的改革蓝图发布，我想他提这两个三中全会是有深意的。座谈会还提到，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确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 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大量资金搞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最近有人统计各省对芯片企业和转产芯片企业投资的增长率，其中西北地区某省增长约500%，是个天文数字。芯片是个高举高打的行业，不是人人都能干，没有一点技术积累就去做，一定行不通。 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 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不是道道工序都有能力做？这个问号也很大。 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 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两个年轻人设计的AI芯片，还有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握。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又给我们敲响警钟。英国人也反对这次收购，因为这意味着英伟达对芯片设计辅助软件的完全垄断。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IT方面还有很多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 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好在我们不用太担心日本卡我们，因为我们和日本之间有更多谈判空间。 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本来中芯国际订购了7纳米的机器，但是美国动用瓦森纳协定禁止阿斯麦出口。 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小一些。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 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中国不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短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他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影响会很大。 评判一个企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企业，我的标准就是它敢不敢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曾经的IBM是一个，现在的华为是一个。 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去做。 3．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要扩大国内消费，应该怎么做？开头已经说过，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2016年家户收入分布（元）（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这张图是2016年全国的家户收入分配，来自我们北大国发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连续性调查，每两年做一次，2018年的数据还未整理完毕，这是2016年的数据。这两年数字有变化，但是整体分布没有太大变化。 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推进社保体系建设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呢？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我想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不能像美国那样还有两千多万人没有医保。我国台湾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全民社保，到2035年大陆的平均收入会超过台湾上世纪90年代末的收入水平，我们更有理由实现全民社保。 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的建议是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 其次，是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我们未来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4．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把这部分人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才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一些。 城市化怎么推进呢？习近平总书记座谈会上，九位发言的专家里最年轻的是陆铭，他的研究领域就是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他主张着力发展大都市。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与国家未来的城市化战略并不违背，今后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是这样的过程，所谓“大集中、小分散”。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面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有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还有很多小城市，形成一个城市网络。中国几大城市群未来最终可能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小结 首要的一点，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为此做充足的准备，但也不能把这个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我们在1960年代基于底线思维搞过三线建设，因为要应对可能的战争，把很多经济建设挪到了西南地区，但后来把战争风险解除之后，底线思维演变成了常规政策，这些经济建设最后基本上全失败了。 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来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 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今天想坚持韬光养晦已经行不通了，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恰好中国经济体量排全球第二，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就冲着中国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跟美国人去谈新的世界秩序，并让这个秩序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要做好牺牲一些自己利益的准备，因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讲自己的利益，而要讲全球的利益。我想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作为一个业余投资者，缺时间、缺专业方法、缺资金，我应该怎么投资？ 对于投资这件事，市场中从来不缺乏投资教育的书和讲座，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风口投资等投资理念层出不穷，却少有人去认真地讲述，一个业余的投资者应该如何认识投资这件事，秉承什么样的投资态度，成为什么样的投资者。 《聪明的投资者》就是这样一本告诉业余投资者如何投资的经典书籍。 这本书自1949年问世，就开启了无数投资者“科学投资”的生涯。作者本杰明·格雷厄姆有着“现代证券分析之父”、价值投资理论奠基人等众多美誉。本书被股神巴菲特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著作，也是开启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钥匙，巴菲特就是看了《聪明的投资者》后，才开始信奉和实践价值投资的。时至今日，《聪明的投资者》仍然极为畅销，并且成为股市上的《圣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投资者。 1 《聪明的投资者》是一本既复杂又简单的书。 说其复杂，是因为书中很多投资理念和分析方法至今仍然有效，被众多投资大鳄奉为圭臬。 说其简单，是因为这是一本为业余投资者撰写的投资书籍，全书就围绕着“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的话题展开。 在思考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投资”。 格雷厄姆在书中对“投机者”和“投资者”作了明确区分。 作为投资者，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 第一，投资的前提，投资者对投资公司的业务状况进行全面研究分析，而投机者可能只是依赖于直觉或是情绪进行决策。 第二，操作底线，投资者的任何操作都应坚守一个底线，保证本金安全。投机者则往往会孤注—掷、杠杆交易。 第三，投资的预期回报，投资者对投资设定适当的回报预期，长期来看，10%的收益率是一个较高的水平。投机者则经常期望过高，希望通过—两次的冒险实现远超常规的收益。 那些有强烈的碰运气成分的行为，都属于投机行为，是投资中需要尽量避免的。 但是，贪婪和赌博是人的天性，千万不要妄想着完全避免投资生涯中的投机成分。很多新人刚接触股票时都是在行情好的阶段，就像一个新的赌徒，带着一颗想要暴富的心，在涨跌的刺激中寻求快感，在贪婪和恐怖中疯狂摇摆。投资者需要做的是严格区分投资和投机，对投机进行严格约束，这是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的前提。 同时，格雷厄姆基于大量的事实明确地指出，聪明的投资者与个人智商毫不相关，更多是表现在性格方面，如耐心、自我约束、渴望学习、掌握自己的情绪、自我反思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牛顿在南海公司股票上的投资，在回报率达到100%、获利7000英镑的时候卖出。但仅过了一个月，狂热的市场情绪又让牛顿以更高的价格买回了这只股票，最终亏损20000英镑。 也正是因为此，牛顿留下了广为人知的感言：“我可以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所以，约束好投机，才能做好投资，这是前提条件。 2 在了解了这些后，其次要做的就是投资者最为感兴趣的：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 典型的投资者分为两类：防御型投资者和积极型投资者。 防御型投资者既关心本金的安全，又不想多花时间和精力；积极型投资者愿意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以期同等风险水平下获得比被动投资者更高的回报。 防御型投资者因为缺少时间或精力很难进行深度研究，因此策略层面较为简单：建立投资组合并持有。组合中会包含预期收益不同的股票、债券、现金资产等。然后就是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即使股票市场大幅上涨，也不在投资组合中提高股票占比，反之亦然。 此外，还有两个替代做法：选择优秀的基金或者ETF，代替自己亲自构建股票组合；股票定投每个月投入等额资金买入股票。 其实，大部分人都属于防御型投资者，只要保证基本安全性、选择方法简单、预期合理，即可获得成功。 至于积极型投资者，有“三做”和“三不做”。 “三不做”是不应该有的投资操作，看似能获得超额收益，实则大概率损失。一是波段操作（低买高卖），然而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既不能保证本金的安全，又不能获得满意回报；二是基于业绩预增或者即将公布重大利好来短线择股，而结果多数是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三是力求发现最有前景的股票做长线。当然，关于这一点，在格雷厄姆晚年也不再那么坚持，而是转为了价值成长型投资。 “三做”则是积极型投资者应该投资的操作。 一是选择不太受欢迎的大公司，市场会习惯高估增长极快或者有利好预期的股票，同时一些发展不太令人满意的公司的股票会暂时失宠。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来度过难关，并重新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 二是购买廉价的股票。例如有持续稳定的利润，但价格和市盈率都处于历史低位；或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三是挑选“二类企业”。也就是那些在重要行业中没有占据领导地位的企业，或者非重点业务领域的主要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为行业第二梯队的公司。因为行业领导者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所以这样的企业会因为被忽视而可能被低估。 3 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格雷厄姆介绍完不同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和一些通用的投资方法之后，在最后一个章节重新强调了一个核心观念：安全边际！ 格雷厄姆认为，安全边际是投资的中心思想，也是贯穿之前所有投资策略的主线。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什么是一个公司的安全边际。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 书中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从实际的投资经验中，我们仍然可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安全边际可以理解为每一笔投资中，都尽量保证本金的安全性。例如投资一笔债券，那么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要至少超过该公司利息费用的支出。 当然，时代的变化也会导致安全边际在不断变化，在如今信息扁平化的时代，有价值的东西变得越来越贵，安全边际正在逐渐脱离原本各类指标的束缚。比如互联网公司，很多方面是赢家通吃，只要在商业模式或者技术上形成领先优势以后，这家公司就会形成碾压的绝对优势。为了拓展自己的护城河，这些公司必须重金去打造护城河的深度和宽度。典型如滴滴、亚马逊等公司，这些公司虽然亏损多、盈利少，但一旦开始释放利润，就会变得极其恐怖。 但即便所投资的标的都有较高的安全边际，还是不能确保风险的完全规避，因此在投资中需要采取分散化的策略。安全边际能够保证每投资一种证券，盈利的机会都要大于亏损的机会。当能购买的具有安全边际的证券种类越来越多时，总体利润超过总体亏损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这也是分散性投资的意义。 最后，每一个投资者都要明确，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非常好的结果，不是为了一定要跑赢市场，而是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即可。 了解这些后，再回到本书的目标，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你是投资者吗？ 你清楚你的风险偏好，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者吗？ 你的投资策略和你所属的投资者类型匹配吗？ 你的投资有分散风险吗？ 你的每一笔投资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吗？ 你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吗？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那么以上这些问题是在读完本书后，留给你去深思的问题。
双循环 1 为什么要提双循环？ 今天活动的主题是“特区40年”，我是70年代末出生的人，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大概40岁出头，正好和改革开放同行。 我们这代人挺幸运，因为这40年，正好是中国发展最快、经济最繁荣的40年，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遇到什么苦难。所以，无论从专业研究还是翻看历史的角度，我是真诚地感谢改革开放。 大约在2011年、2012年期间，我们研究全球化得出了一个初步推演的结论：全球化可能会发生逆转。此前一轮全球化，很多人是把它从“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再到全球市场开始统一”算起的。 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全球化时，已经发现：全球化的繁荣景象可能会逆转。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国家内部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 今天，不幸言中——现在看来全球化的逆转，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先从“双循环”开始说起，“双循环”是今年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判断，在5月23号对“双循环”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要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特别提出了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比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格局的描述是一个国际大循环的逻辑。 而国际区域布局，是一个梯度转移。 中国领导人在202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提出“双循环”，有特定的含义。无论我们如何去强调“内、外双循环”，并不是所谓的“闭关锁国”。 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国际大门确实越关越小了，它和过去40年面临的开放的环境相比，确实有了重大的变化。同时，国内面临的挑战也多了，既包括疫情的冲击，还有经济减速。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20-30年，有的甚至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一般都会经历一个减速期，这个减速期大概平均20年。 所以，中国的减速期从2009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大概10年时间，算下来还要经历10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谓“百年变局”。同时，面对短期的疫情冲击，中长期的经济减速，企业层面，要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政府层面，要转变发展方式，都是其中应有之意。 2 “修昔底德”陷阱与政治强人时代 未来十年面临的内、外压力仍然比较大，中国企业界要在中国的内、外压力之下，实现惊险的一跃。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视角。中国确实处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未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会走向何方，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到底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大影响，我们很难得出确定的判断。 但是翻看过去的历史，很多事情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过去100多年里面，有很多重大的事件节点，仔细去研究事件本身会发现有很多偶发因素。 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辛亥革命、日本全面侵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这些事件的偶发因素非常多，这提示了我们在今天的“百年变局”的背景下，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取决于外界，也取决于我们自身。 经济数据上拉长时间周期看，从经济总量占比的变化看，中美关系发生质变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占到美国三分之二的时候。 当年美国和日本之间关系变化，大概也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部分人的判断，即中国崛起会出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无论从国际政治专家说的安全维度，还是经济专家说的全球经济失衡，或是全球化运转的角度，似乎都说明了中美博弈难以避免。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朗普”，中美的关系已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我们要认清当前的形势。 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全球处在“政治强人时代”。 关于“政治强人时代”，我没有清晰的界定，或者也很难界定。我们观察世界的大型经济体或者大国，都是属于“强势人物执政”阶段。 强势人物执政和以往“讲规则、讲规矩”的领导人不太一样。就像美国，特朗普总统可以随意发一条推特“吐槽”。 大国博弈在未来5-10年里还会有很多交集。 比如俄罗斯，普京希望俄罗斯在2024年成为全球前五大经济体。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俄罗斯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但俄罗斯专家已经解释：2020年将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但维持该地位不会容易。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7年底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所以俄罗斯也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普京基本兑现了对俄罗斯选民的承诺，用20年还一个新的俄罗斯。他用了20年的时间，把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打造成跟广东省差不多的水平。 3 国内经济发展5个趋势 从国内形势来看，疫情加速了这些趋势，但是，没有疫情这些趋势也在发生。 第一个趋势，移动互联网化。 移动互联网加速了人类的分层，分层可能来自于价值观，可能来自于地域，可能来自于收入水平。移动互联网导致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个难题：全世界有共同观点的人，可以很快地联合起来。 从企业家看，我们要抓住商机；从政治家的层面来看，我们要抓住社会的难题，所谓“广场政治”（缘于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城邦时代，广场是为市民争取权利和议政的最佳空间），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第二个趋势，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指经济学家探讨的劳动力红利的消退，因为没有了劳动力红利，还有工程师红利。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趋势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波生育高峰期，大概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口，在未来五到十年整体步入老龄化，大概有2.94亿至3亿人口要整体步入老龄化。 “老龄化”对经济系统的冲击是不可逆的，而且结果不可预测。由于“老龄化”的趋势，要害不在于它是不是会发生，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第三个趋势，地产行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而地产行业涉及到几十个行业。 简而言之，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这种逻辑的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第四个趋势，贫富或财富差距拉大。 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中国资产价格的上升，会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这个难题很难用传统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财政手段解决，没有特别好或者说似乎很难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 特别是在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以后，财富差距几乎是不可逆的。我个人不同意美联储现任鲍威尔主席说的：美国的财富差距和财政政策没有关系。我认为当然有关系，因为宽松政策天生有利于富人。 第五个趋势，与美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宏观管理政策的逻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日本、欧洲的中小银行是“有心无力”，希望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却发现空间越来越小，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中国的货币当局是“有力无心”——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不想这么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经历过三轮大宽松，分别是2009年、2012年、2014年——2009年是4万亿，2012年是GDP保7.5%，2014年是GDP保7%。 这三轮大宽松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结果就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以不可遏制的趋势在拉大，而且不可逆，造成了社会内生性的冲突。 中国经济像日本30年代的运行状态略多，官方的说法叫“经济步入中低速增长、新常态”。 4 新常态下的双循环 我认为2017年我们进入到了“收缩型经济新常态”，它有5个特点： 第一，投资方面“泡沫”的钱很难赚了，赚快钱很难了； 第二，收入增长变得极其艰难，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收入水平是下降的； 第三，大家在生活工作上会变得越来越简洁，因为现在是从“泡沫化”到“挤泡沫”的过程； 第四，从企业角度来讲，除需要创新外，企业需要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我主张向日本企业学习，比如优衣库，特别在日本失去的30年中，优衣库从普通企业到了世界级企业； 第五，大家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更多了。如果实现“双循环”，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非常重要的环节在于降低体制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我自己从3个维度去理解双循环：第一，物理空间；第二，动力机制；第三，体制机制改革。 从物理空间来讲，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将成为我们拓展市场、深化市场的市场载体。特别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开放，是我们构建“双循环，启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从动力来讲，重要的是启动内需、统一市场，特别是统一市场。加入WTO之前，中国掀起过一轮学习WTO的贸易、金融、法律、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等活动。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变，启动国内大循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诸多方面能够统一标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是下一步体制机制改革要做的事情。 从体制机制改革领域来讲，竞争中性、监管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我们绕不过去的。其中涉及到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 新基建 1 深圳40年与大湾区的未来 我想聊一下深圳，每次去深圳都觉得特别提气。深圳是标杆性城市，过了40年的发展，确实给中国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样板。在此，我们对深圳各个时期的建设者、领导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今年是深圳特区40周年，从指标来看，深圳处于遥遥领先的地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的成绩，密码是什么？ 无论从规模总量还是结构来看，深圳都遥遥领先其他同时作为特区的四个城市。深圳对标的城市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城市了，从世界来讲，与三大湾区的定义，深圳还有非常大的可以发挥潜力的空间。 举个例子，“粤港澳大湾区”从面积、人口来讲比世界成熟的三大湾区（东京、纽约、旧金山）要大。 从港口和机场的吞吐量也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很明显。 但是从人均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来讲，我们确实和世界另外三大湾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件事情从不同的维度印证了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后发式突围创新的重要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向大都市、大城市集中是一个趋势。我的观察结论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路改变了80年代以来控制大城市规模，鼓励发展小城市的思路。 现在的思路还是发展大城市，城市化仍然是一个大趋势，特别是向大城市集中。而中国城市从城市分层来看，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城市，承载的人口和产业是不够的。 我们做过一个研究，中国至少需要8个第一层级城市，每个城市大概容纳2000万常住人口，总共承载约1.6亿人。需要16个第二层级的城市，每个城市需要1000万常住人口。 现在深圳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国可能会有20多个城市有希望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到一线城市圈——我们把它们称之为新一线城市。广州相对紧张一些，因为很多人提到一线城市不说“北上广深”了，广州比较着急。 有人说，广州要加快发展速度，不然20年后会变成了环深圳城市。深圳还是中国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领跑者。 无论从全球定位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经济任务和形势的倒逼，还是深圳发展的潜力和动力，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毫无疑问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的发动机。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数字化基建或者新基建可能是中国版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要引擎，这是中国继高铁以后再度实现基础设施升维的难得机会。就像从乡间公路到高速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铁，每一轮基础设施的升维都会带来产业和区域功能的大洗牌，而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有它的优势。 我们梳理了涉及到七大行业共500家新基建公司，特别是华为、腾讯这样的公司，为深圳领跑下一轮的新基建创造了条件。 2 四个“10年”，四代企业家 说一下企业家的机会，因为体制改革营造的好的营商环境是基础。回顾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个“10年”，形成了四代企业家。 我本人将1978年到1998这20年称之为“市场化时代”，中国的企业家有两个群体，“84派”和“92派”； 1999年到2008年我称之为“工业化时代”，我们利用全球化的红利、劳动力红利，当然也利用了城镇化、互联网红利。 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也随之崛起，特别是深圳的企业家。 随着互联网和地产的崛起，如果说在2007年以前富豪榜排在前面的企业家是来自地产行业，到了后期互联网企业开始崛起，互联网企业家占据了富豪榜的前列。 2009年到2016年我称之为“金融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政府、企业、家庭都在加杠杆，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加杠杆的时代。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润排行榜上的企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产和互联网，或者地产、金融、互联网都出现了很多富豪。 结语 那么，外部环境，未来是什么状态？ 我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改革1.0版本；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第三，无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中国宏观管理，特别是货币政策方面不大会再采取过去十几年这三轮大宽松的方式，而可能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克制，类似于疫情爆发后的操作方式。 这对地产、金融业的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从2008年到2017年金融泡沫化时代的背景很难再出现了，金融化宣告结束了，很难再出现金融泡沫化了。 当然，从货币当局的主观意图来看，他们也想极力避免“泡沫化”。从广深地区来看，广深地区的企业家在每个时代都算是勇立潮头。 我们希望深圳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全国，并且能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也可以说深圳在建立特区40年以后的新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仍然是要艰苦卓绝的努力。 希望再过若干年，如果深圳能够在这两个目标的建设上有所突破，我们还能够有机会来一起探讨，谢谢大家。
摘要 【水皮：基本面决定了下一波行情转换的方向】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投资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消费的增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本面，也决定了下一波行情完全有可能转换的方向。(华夏时报)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周一很多投资者对沪深股市的走势都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在有这么多利好的前提下，上证指数和深成指不但没有上涨，而且还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呢？在水皮看来，这个就叫做好事多磨。 的确上周末的利好是相当多的，首先券商重组落听了第一单，国联证券和国金证券要换股合并。对于券商板块来讲应该有一个刺激作用。 其次，上周五是富时罗素基金扩容生效的日子，不管是主动配置的资金，还是被动配置的北向资金都在最后一刻大规模进入A股市场。也直接导致北向资金有上百亿的流入。当然这也是一个利好。 第三，人民币的升值不断，周一已经涨到了6.75。 第四，富时罗素基金将会在9月25日揭晓是否把中国国债纳入世界政府债券指数里。现在来看纳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这就意味着国际上的资金可以配置中国的国债，初步估计跟踪的被动配置在1.5万亿人民币左右。换句话来讲，有大批的预期资金很有可能进入A股市场。 周一央行公布的市场操作实际上也是净投放的，也就是银行头寸。所以现在的流动性宽松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是国内，甚至国外的也都是如此。但可能是因为市场就怕形成共识，所以在周末这么多利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对金融股今后一段时间的行情开始形成短期共识的时候，金融股不但没有给大家面子，反而砸了大家的场子。 我们周一看到调整在前面第一位的就是保险，大家知道保险上周末是涨停的板块。还有就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券商板块，券商居然也不给面子，上涨的个股甚至都没有下跌的个股多，出现高开低走的格局。最关键的就是前期的所谓机构抱团核心股跌势依旧。我们看到不管是白酒板块，还是大消费其他的海天味业，伊利股份都是如此。而且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显而易见调整并没有结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 也就是说，机构抱团的个股并没有在上周末完全止跌，还有调整的空间。这也符合风格转换的特征，水皮以前也说过，前期炒作的资金都有一个变现的需求，新的主力不会为旧资金去抬轿子，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如果没人抬轿子，前期机构炒高的个股早晚得有一个回落，甚至会出现过度回落的可能。就像涨过头一样的，跌也是会跌过头的。从现在的调整来看，这些核心抱团股还没有到跌过头的时候。所以对指数也会构成一定的压力。 我们看到周一的盘中始终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换句话来讲就是周一小盘股比指标股活跃得多，资金有向创业板回流的迹象，特别是上午的一段时间。但最终依然还是延续了前期的调整，深沪指数又保持了同样向下的方向。本身就说明创业板内在的调整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在高价股跟创业板的调整都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低估值的大盘蓝筹要想重新持续的上涨，其实也是有难度的。 因为市场的情绪并不稳定，除非有可能出现强势的领涨板块。但是目前来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水皮说过，现在处在风格转换的档口，基金、机构都有仓位调整的过程，并不是说到了尾声持续拉升的阶段，现在只是仓位调整的开始。所以就必然会出现脉冲式的行情。冲一段就泄下来了，或者是进二退一的过程。 水皮觉得大家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就能理解了。首先是流动性宽松依然，其次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在逐步的改善，这样答案就很清楚了，经济有可能进入下一个周期。换句话来讲，周期股有可能比前期的消费股有更好的表现空间。 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投资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消费的增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基本面，也决定了下一波行情完全有可能转换的方向。 一句话点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晓非 9月29日上午，2020中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郑州举行。《物业英雄》系列活动总策划、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易居中国董事局主席周忻发表演讲。 对于获得“特殊贡献人物”奖，他表示：“这个奖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们所有行业人。我能够为这个行业尽一些微薄之力感到非常开心！” 他谈到，物业是中国房地产业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但不管是房地产经纪人还是物业人，过去一直缺少尊严。而今年行业人受到了社会的集体尊重，总书记给圆方集团写了信。短短四五年时间，中国的物业行业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尊严的行业，中国的物业人通过这次疫情，通过自身努力使行业成为受尊重的行业，这是最宝贵的财富。 他指出，中国物业行业的红利时代到来了。在疫情期间，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聚集在三个区域，其中就有新基建、物业管理。一个一个物业公司在资本市场亮相，物业管理企业慢慢变大了，人员的素质慢慢变好了，对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慢慢变强了，这是资本给行业带来的力量。 他认为，以社区为支点，以商圈为半径的居民消费一定是未来内循环的一个核心。所以，物管行业正在变强、变大，未来会变得更强、更大，中国物管行业处在一个最好最好的发展期。“易居愿意做大家的服务生，为行业、为企业、为人，伴随着大家，服务好大家，和大家一起成长。”
202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如期而至，改革后股票日涨跌幅限制由10%放宽至20%。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创业板的涨跌幅调整令深沪主板及中小板的交易量受到巨大影响，外界关注的创业板“虹吸效应”给市场带来冲击和思考。 9月27日， 由《华夏时报》主办的“局部20%涨跌幅对全市场的影响、改革建议及投资策略应对”投资沙龙召开，券商、基金、投资者代表，以及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交流，剖析市场影响，展望发展趋势，提出应对策略，为制度改革建言献策。 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水皮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散户市场，要正视这个特征。需要注意到，散户很多行为跟市场交易行为有巨大的反差。 数据显示，散户的持仓市值不及全市场25%，但它的交易量却占据全市场的75%左右。在A股市场上买卖的绝大多数都是散户，每个交易日中8000亿元到10000亿元的交易量，占据全市场70%到80%，都由散户提供，这就是散户群体的交易特征。 需要注意到，散户的特征不以大家的意志为转移，所以A股制度建设就要有针对性。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年份，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关键之年，是一个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的年份。换句话来讲，也是开始全面对接国际资本市场通常交易规则的年份。 落实到三个字就是“注册制”。去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是一个增量市场，是一个小范围的试验田，其门槛较高，散户参与度还是比较低的，只有大散户才有资格。 今年，注册制试点扩大到创业板，创业板作为存量市场，有800多个老股。水皮认为，在所有老股上放开涨跌停的限制，应该讲管理层已经考虑到风险了，这是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如果不考虑相关风险的话，也许在主板市场就同步放开了，可能就是考虑到相关的风险了，所以在创业板上做了有限的增量。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监管层本来想去泡沫化，但引发了出现泡沫，因为交易制度出现了溢价。一个涨停挣10%，一个大板涨停挣20%， 99%的散户都会要20%不要10%。20%的跌停不是散户考虑的问题，散户考虑的是20%涨停是否能够抓住。 目前而言，中国的散户至少在1.5亿人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一人买一百股任何股票都可以有无数的场景，这就是散户的力量。 水皮认为，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讲，应该尽快推动全市场实行注册制。同时，希望尽快推动解决目前出现的相关问题。既然注册制是个方向，在试点过程中，发生问题就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投资者的投资喜好和风格，肯定不能下行政命令，但是一定要管，如何管？机构投资者要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但是很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机构投资者起不了作用。之前寄希望于北上资金，但北上资金也分“真假”。原来是14点40分以后流入流出，现在变成14点50分以后，但这并不能真正显示北上资金的流入流出，它只能表示北上资金最后10分钟被动力量大增。 水皮表示，一方面希望机构投资者在这方面能警醒，但更关键的，还是要在制度上尽快完善。需要注意到，局部对整体影响太大了，如果要让市场纠正的话代价太大，那就意味着很多散户会在这里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散户的特征就是光看到涨看不到跌。现在暴风科技是跌停板的，但是很多人仍然觉得暴风科技是个例。如果真的这么发展下去，发生像天山生物这样的情况，很难相信监管层会网开一面，现在只会加强对它的监管。 一方面，应该呼吁监管层尽快出台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引导，特别是在价值投资方面做一些引导。水皮表示，注册制下20%涨跌停，仅仅是结果的一部分，最应该的是取消涨跌停限制，既然新股首周可以取消涨跌停限制，为什么第二周要设涨跌停？ 水皮认为，下一步的制度安排建议就是取消涨跌停限制和T+0，只有这样才算是跟国际接轨。现在QFII、RQFII进一步放开限制，北上资金也进一步加大中国股票的配置，都需要交易制度跟国际接轨，这是一个趋势。 另一方面，如果还要循序渐进、渐进式改革做试点，是不是可以在蓝筹股上先行先试，有效激活这些严重低估的金融资产。比如说T+0，现在来看T+0更符合市场稳定的标准和预期，可以管控。水皮认为，T+0应该尽快出台，因为股指期货是T+0，如果T+0要做试点，建议在金融蓝筹股板块，至少在沪深300这种指数权重股上放开，可能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形成价值投资的氛围有一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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