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由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2020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金质量’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高质量发展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重要的意义。本届论坛以“构建新发展格局 传递市场化力量”为主题,吸引了来自监管层、上市公司、投资机构等的500余位嘉宾,共同探讨进一步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上海证券报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国军在致欢迎辞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则是大变局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将对世界、中国乃至每一个人,留下长远影响。 陈国军说,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封”与“开”。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我们在新春的钟声到来前“封门闭户”,共同为“武汉加油”,共同向最美逆行者致敬,共同打赢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抗疫大战。逆势中,改革开放攀峰越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顺利召开、深圳和浦东两座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地标又吹响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乱”与“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但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肆虐;我们经济“深V”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世界经济仍是阴霾笼罩;我们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但国际局势仍在动荡不安。 这一年,我们迈向了“深”与“高”。在地球最深处,“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万米以下;在地球之巅处,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执尺”为珠峰测身高;在地球高轨处,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举头望,“嫦娥”打包“土特产”回家,“天问”正在向火星求答。与此同时,改革不断往深水区处行,经济不断往高质量上转。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不平凡的2020年,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平凡的磅礴伟力,感受到中国经济不平凡的巨大韧劲。”陈国军表示,这一韧劲,离不开很多上市公司、企业家等无数人的团结奋斗和努力拼搏。抗疫时慷慨解囊,复工时争分夺秒,困难时设法突围,攻关时埋头苦干,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要义所在,是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经济展现强大韧性和修复能力的内在因素。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是主力军,又是领跑者、排头兵。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已突破4100家,总市值近80万亿元,涵盖了国民经济90个行业大类。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量虽然只占全国企业总量的万分之一,但利润总额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的近一半,研发投入更是占一半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能。”陈国军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10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为保障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从顶层设计上作出制度性安排。《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作出了系统性、有针对性的部署安排,是今后一段时期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进一步明确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强调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陈国军表示,征途竞相逐,慷慨歌未央。放眼眺望,硕果盈枝,奇迹迭现。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落地落实,新证券法正式施行,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新三板改革平稳落地,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揭幕等,这些为上市公司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更加优化的政策环境、更加健康的生态体系。 “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需要多方形成合力。”陈国军说,上海证券报对资本市场的报道方向,核心就是党中央关心的、监管层关心的、投资者关心的、上市公司关心的、资本市场整个战线关心的问题。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0年是见证历史的一年。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实现,即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扬帆起航,等待见证的将是更多更伟大的奇迹。 “我相信,只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坚定不移,在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这些奇迹之中,就必定有很多是由诸多优秀的高质量上市公司所创造。”陈国军说,让我们带着改革的激情再奋斗,中流击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各国通过宏观政策进行调控,虽然中国的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2020年底甚至到春节之前,全球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表示。 颜色预计,随着疫情防控逐步见效、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明年各项政策要逐步回归正常化。但是政策如何回归正常、采取何种步骤,尚需要严谨精确评估并相机抉择,不会一步到位收紧。 “财政政策明年将回归,速度要快于货币政策”,他认为,“明年的财政支出会以稳为主,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持续投入财政资金。明年的赤字率或将回归到3%左右,地方政府专项债或将稳中略降。” 01 黑天鹅事件下的宏观政策 我们看到过去这段时间,跟此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这是美国GDP的波动率,其实在更早期的时候,美国经济的波动很大,但是从80年代末到2008年左右,其实是有一段岁月静好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平稳,风险也很低。主要受益于两点,一是冷战结束,二是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比较大的技术革命,如互联网革命等。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全球化,尤其是美国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深入合作。所以,这段时间即使有一些冲击都没有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2008年之后,我们发现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从全球来看,基本上过两年就有一个黑天鹅事件,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各种技术红利在收缩,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速在下降,以及前期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导致风险加剧,使得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但是高债务的陷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似乎进入了还没走出上一个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又进入下一个危机的循环。 宏观调控政策被迫长期使用零利率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操作,似乎“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常规化”,导致资产通胀和商品通缩并存。比如说美国这次宽松,疫情期间美股涨得很厉害,美国房债涨得很厉害,但同时也与商品通缩的情况并存。这种情况就导致以邻为壑,部分国家开始把经济矛盾更多归结到游戏规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球风险已经不限于经济领域,如地缘政治领域风险也有所增加。 遇到危机,美国就采用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目标利率迅速降到“零利率”(指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在0~0.25%的超低水平)。今年疫情期间美联储的目标利率也降为“零利率”。事实上这次疫情期间,美联储的扩表比以前大得多。 以中国为例,其实我们的经济也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受到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比如说,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经历了低迷和系统性风险,从2016年乐观起来,到2017年经济非常好了,但是第一次去杠杆,我认为去杠杆有一些过度,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18年下半年开始政策有一些转变,又开始乐观起来,但是2019年又出现第二次黑天鹅事件,中美原计划在5月份的时候达成协议,结果没有达成。再之后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到2020年1月中美签订了阶段协议,这应该是乐观的事情,但是遭遇了第三次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次冲击得太厉害了。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世界不确定性越来越上升。 02 疫情冲击全球经济 说到疫情,千万不要以为疫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现在每天增加26万例。中国相对而言还比较好,当然防控疫情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秋冬季的时候,我们始终有零散案例出现,外防输入的压力非常大。疫苗进展现在比较顺利,但是始终无法保证强制接种。由于疫情的压力在明年持续存在,所有经济和政策的研判当中都不能过度乐观,要非常审慎。 我们知道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IMF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可能会萎缩4.9%,发达国家冲击更大。但中国是一枝独秀,IMF预测中国经济将增长1.9%,我们认为可能要达到2.3%以上,因为我们四季度表现会非常好,一枝独秀地增长。 疫情的冲击如此之大,面对疫情,最快速的经济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财政政策要国会通过会非常缓慢,美国的第五次刺激计划主要是财政政策,拖了很久,可能要等到拜登上台以后才行。应对疫情的全球货币宽松可能至少持续到2023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会稳定在0.1%左右。 新冠疫情还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出现大幅下降。从2020年4月份开始,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从数值上来看没有回到历史高位,但是美国从别的国家进口却有下降,所以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当中的所占比重又达到历史新高。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为全球的抗疫工作生产各种产品。 出口作为一个巨大的推动,导致今年经济很快要回升到正常的轨道。我们知道,一季度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比下降了6.8%。这是史无前例的下降,二季度迅速回升到3.2%,三季度到4.9%,四季度按现在了解的情况同比增速预计会超过6%,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回升。其中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就是出口,出口又带动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回升,消费也在稳步回升,所以今年中国经济是一枝独秀。 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回升?我认为货币政策承担了非常主要的维稳功能。今年1月底暴发疫情,到5月20号才开两会,期间财政的盘子定不下来,从2月份到5月底,有4个月是靠货币政策维稳为主。我们做的事情跟美国的工具都差不多,但是力度有很大的差异,美国把利率调到0~0.25%,我们从头到尾只降了30个基点的政策利率,我们非常审慎。事实上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今年的货币政策是松,但没有太松,利率其实就降了30个基点。我们的特点是信贷和流动性非常宽松,量上宽松。央行通过逆回购、MLF、降准与再贷款再贴现向市场注入近6万亿元流动性,还有三次降准。 如果政策利率基本保持不变,市场流动性很足,会导致市场利率大幅降低,结果就是市场利率严重偏离政策性利率。金融机构不需要到银行拿钱,市场上钱便宜得多。2020年4月份的时候央行还是2.2%,市场利率只有1%左右了,可以看到市场的回购利率是严重偏离央行提供的7天回购利率,这个情况是非常失常的。 从6月份以后,因为“两会”开过了,财政政策开始发力,今年赤字率目标一下提升至3.6%以上,发行了1万亿的特别国债,专项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亿。可以看到,今年的债券发行相较去年有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6月份以后。所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导致市场流动性相对偏紧,6月份以后货币政策逐渐正常化。总体来说,虽然货币政策从6月份以后逐步正常化,但是到今年年底甚至春节之前,流动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宽松的。 03 明年政策渐进回归 明年政策的关键词就是渐进回归。我们需要回归,今年这么宽松,疫情防控总体往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稳步回升,宏观杠杆率显著上升。比如宏观杠杆率,疫情期间实体经济,非金融部门,居民的杠杆率都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延续,肯定要回归。正如近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明年的政策是渐进回归。 为什么?一是疫情的压力依然存在;二是全球经济可能长期低迷,明年同比增速反弹了,但是由于基数效应,从总量来说要回到正常,起码要到2022年或2023年,所以全球经济低迷,长远来说对中国的经济是有影响的;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超预期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西方国家在某一时间点可能出现剧烈调整,因为业绩无法支持股价,会对我们的金融市场造成输入性冲击;四是汇率的问题,中美国债利差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0个基点,就是因为我们降息降得少,美国降息降得多。所以,我们的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导致大量资本内流,人民币汇率不停往上走,这对我们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 并不是人民币越升值越好,我们的出口压力非常大,今年的出口情况是产业很不平均,跟疫情相关的出口非常好,但有一些行业的出口依然存在压力。所以并不希望汇率持续升值,因为没必要过快的收紧政策。对于明年货币政策与市场核心的预测,我认为明年全年都不会加息,跟大家相关的LPR利率明年可能会全年保持不变。到二季度有一个自然收紧的信贷和流动性。什么是自然收紧?有一些优惠政策不再延续了,但是并不会特意收紧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常态化。 下半年可能经济增长压力会略有加大,可能会有宽松一点的流动性和信用。很多人认为明年社融见顶了,我认为明年全年社融规模增速依然会保持在12%以上。汇率可能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到明年一季度末,还会有一波升值,可能会升到6.2-6.3,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我认为很难到6左右。再比如今年市场很关注永煤事件,过高的收益率不利于化解信用债的问题。我认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十年国债收益率或难以突破6.5%。总体上,虽然不会像今年的股市这么火,但是权益市场依然有很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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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一级教授、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的责任与使命”。 吴晓求认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吴晓求看来,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吴晓求表示,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吴晓求进一步表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 在吴晓求看来,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仍要大幅提高科学性。“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 以下为吴晓求发言实录: 一、 中国应用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中,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之分,逻辑上说,经济学是一体化的,但在学科目录中把经济学区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的分类,不是说要把经济学的逻辑割裂开来,也不是说应用经济学就没有理论逻辑。经济学还是要经世济民的。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学科,不能停留在象牙塔,既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要概括出基于中国实践同时又具有普遍规律的经济学规范,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责任重大,要讨论和概括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要有中国的元素。 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具有现代市场内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容非常丰富,其中一定有经济发展带有规律性的特征。实际上,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透了,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人口众多,产业链非常完整,同时又是一个转型的国家,还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它身上有非常多的需要研究的内容。中国过去40年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期,如何由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包括应用经济学在内的整个经济学都要深度思考和研究的。过去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改革开放让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困、落后、封闭的国家,迈向了一个全面小康、不断开放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其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困难和挑战。对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实践我们要进行科学研究、理性思考和客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到今天超过1万美元,这其间有大量的中国经验需要概括,包括宏观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和产业布局。“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宝贵的经验,发改委的宏观规划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否定国家宏观规划的作用,因为顶层设计站得高、看得远,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这也是国民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很大,经济功能显著,制订区域内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应该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个经验。 在中国,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的设立,到现在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东北经济圈等等,这些都构筑了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出一些理论逻辑和范畴。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也是有周期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有周期的。如何降低经济周期的消极作用,减弱经济的波动幅度,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有一些中国特色。其中,货币政策和金融的作用尤为突出。40多年来,中国金融发展非常迅速,应该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金融业态最多样化的国家。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推动中国金融的跨越式发展。对金融学科来说,这些都是重大的课题和研究对象。M2较长时期保持快速增长,M2存量已经超过210万亿,中国经济GDP规模100万亿人民币,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些国家经常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在过去40多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现象,只是在1990年前后价格双轨制及并轨初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就没有出现过,这就是货币之谜。在中国,如何推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换代,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同时又要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也获得相应的发展,中国的财税政策,特别是转移支付政策,对此都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在我们政策的设计中,产业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从2011年,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4.0时代,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中国经济跟上了世界的步伐,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世界。在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数字经济时代,政策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让中国产业空心化,重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现象,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都要有很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来看是成功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改革一点弯路都没有走,但方向是既定的、正确的。我们在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情况下,完成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里面有丰富的思想需要研究。 2019年3月24日我与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理论的创立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在人民大学有一次两小时的对话,专门就他的休克疗法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进行了讨论。萨克斯教授高度评价中国渐进式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中国40多年来改革开放有大量的丰富内容,滋养着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应用经济学有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随着经济的转型、时代的变化,这些已经确定的无论是目录内还是目录外的学科,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一方面可能要更换学科名称,另一方面,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的内涵要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带来的全面挑战,必须高度认识到科技以及外部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应用经济学科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赋予应用经济学中这10多个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以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学科的发展一定要与时俱进的,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在这10多个二级学科中,坦率的讲,有一些蓬勃发展,有一些过去很辉煌,今天似乎边缘化了。不是说它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匮乏了,是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没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甚至拖时代的后腿,观念、思维还停留在40多年前的那个环境中、那种状态中。 中国社会浩浩荡荡,只会前行,不会后退,梦想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可能回到封闭经济的时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时代潮流,未来只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赋予应用经济学巨大的内涵,丰富的养料。如果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应用经济学科还不能发展,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教授出了问题,院长出了问题,甚至校长出了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如此浩荡,你不研究它,还停留在过去的理论框架、思维方法中,还在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没有生命力的时代,那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代给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无与伦比的丰富养料。 二、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与未来中国经济 刚才我说经济学不是一个小众的学科,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过去,中国应用经济学科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未来我们有更大的使命、更大的责任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1978年-2020年,我们全面实现了小康的战略目标,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 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十四五规划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要从一个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个目标一点都不会比过去40年的目标轻松,可能会更复杂、更艰难。 在中国,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释放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吃饭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过去之所以吃不饱饭,是因为体制、观念的严重约束,体制问题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能解决的。但是,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对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目标。应用经济学科要认真思考研究在全面小康社会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这15年中,我们将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出我们的智慧?这其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首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很多新兴国家难以跨越的一种现象。这些国家即使短期达到了发达经济体人均GDP的指标,但难以持续,会迅速倒退回来。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学术上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十四五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联合国和OECD及一些国际组织的标准,人均GDP12400美元是一个基本门槛。如何跨越它?跨越之后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我们未来15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这一目标就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深度思考,但这的确必须进行国别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到启示和教训。关于这个话题,我今天就不展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保持高质量人才支撑以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等。这些都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元素。 除了制度作用外,十四五时期我们如何推动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科技创新,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为继。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我们如何培养出与发达国家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特别重要。这里说的人才,非常重要的在于思想观念,思想要解放,要有国际视野,要有担当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元素,很难说这样的人才可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在未来,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还有诸如生态环境,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如何面对未来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应对,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防止产业的空心化,如何保持中国产业体系和价值链的完整,同时又要坚持开放,我们如何平衡好?我们不能搞封闭的经济体系。双循环战略的核心是内需推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开放式发展,是创新驱动科技推动的开放的经济体系。这都是未来我们应用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这其中既包括宏观经济的协调,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布局,也包括财税政策,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的开放和国际化,推动科技金融的发展,提高金融的普惠性,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的效率等,这都是未来面临的重大课题。应用经济学应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的统一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就成不了学科。应用经济学科必须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同时也要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这是学者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理性的精神,在当今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问题,理性地分析问题,不能人云亦云,那不是科学。科学有时候是讲死理的。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是要讲死理的。什么是死理?就是心中的真理,就是那个理论逻辑。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认知上的缺陷,有些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逻辑,甚至违背常识,我们要用锐利的眼光看出问题,在这里,理性分析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理性、客观,在学术研究中特别重要,它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一旦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性的精神,离开了科学的思维,我们离学术就越来越远了,离谬误越来越近了。中国应用经济学科应秉承这样一个原则。同时我们又必须要接地气,研究要扎根中国大地。我们有一些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套一些中国数据,就想得出新的结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一个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现象:唯模型论。唯模型论的研究方法走向了一个极端,甚至形成了新八股之风,误导了中国经济学界。我不知道这种研究有多大的价值。我们不能沉迷于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学术评价出了一些问题。我看过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基本上不发表对问题进行理论逻辑或制度分析的论文,我很困惑。用大量篇幅论证人所共知的逻辑,不知道这种研究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大的作用,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多大作用。 当然,整体而言,对中国应用经济学学科来说,科学性仍要大幅提高,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唯模型论,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要提高,数据和理论逻辑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我相信,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扎根中国大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统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有重大进步,我也相信应用经济学科在整个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5年,会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共同进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020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本届论坛以“双循环:国家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林毅夫等诸多学者和嘉宾从国家发展的不同角度带来深度分享和公共讨论。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闭幕演讲整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 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 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的年份(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就已经是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 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 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中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个比例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第二,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是,将来更会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之外,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我们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的,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大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进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首先,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是4.2万美元相比,我们的收入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比例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二十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中国台湾二十年每年8.9%的增长、韩国二十年每年8.4%的增长。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们还有8%的增长潜力。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换道超车优势。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我们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十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就有中国的206家,美国是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的进入到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最近刚刚签署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金融界网站讯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全球经济汹涌巨变,不确定性大幅攀升,中国金融行业遭遇了巨大挑战,同样也是这一年,银行理财子公司横空出世,金融科技赋能如火如荼,财富管理转型风起云涌,基金业迎来前所未有之大风口。在此背景下,由金融界主办的第五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20金融界领航年度盛典于12月10日在京召开,百位金融业大咖齐聚一堂,就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公募基金大时代、养老金融的未来等话题进行深入务实的探讨交流。 新华基金研究总监张霖在证券平行论坛讨论时表示,数据是财富管理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 图为:新华基金研究总监 张霖 张霖说道,从必要性来讲,每个金融机构都必须面临由传统方式向数字化金融进行转型。从可行性角度来讲,我们也感受到了目前整个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的成熟度。今年的4月9日,国务院专门把数据这种资产作为和劳动力、技术以及人才等这些生产要素并列齐驱,头一次纳入到生产要素的范畴之内,明确了数据是一个国家级的战略资源。 新华基金管理规模预计2020年底超过500亿,公司高速发展的背后主要是:一方面业绩优异,基本上是连续三年、五年都在前1/4左右,同业领先;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数字化的赋能,从而实现以投资者为先、坚持长期主义、并且用专业能力给投资人持续创造财富。” 张霖提道,具体来讲数字赋能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比如在客户导流的阶段就发现一个现在跟以前相比,特别显著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投研人员,大部分都是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潜心研究上市公司报表,看看哪些标的被价值低估了,但是现在除了我们要做这些传统研究投资工作之外,公司还成立了直播间,我们还要增加很多直播的环节,每周都有投研人员分享观点,以更好的陪伴我们的客户,解惑他们投资历程中的疑点难点。 第二,在构建投资组合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静态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和调研,从而去寻找价值被低估的洼地。近年,很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我作为新华研究总监专门创立了“新华COMEP”选股体系,我司增加了很多行业+量化的策略。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数据之间的智能化关联,最后可以自动生成人类语言式的研究信息来辅助证券投资;接入市场资讯数据,编制国内外市场指数池,由产品经理针对不同市场方向选择配置不同参数,保证系统给出实时配置建议。 第三,在这些投资组合、财富管理的过程当中,与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运用数字化的方式去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阶段,应用大数据识别宏观微观中的相关信号,触发资产组合再平衡。例如,我们不必再像过去等季报年报出来才能跟踪和分析上市公司的变化,而是用“爬虫” 的方式,可以得到每周的高频数据跟踪消费品或者电子科技等相关标的的最新动态,第一时间做出组合微调修正。 第四,我们用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风险的管控和整个信用体系的评级。 整体来讲,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驱动,使得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更好的提升整个的投研的效率,并且给我们的客户以更具个性化的财富管理。 张霖表示,整个金融科技的核心主要就是引导投资人去购买产品,然后在产品购买的过程当中要实现投资人效益的最大化,而这个过程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我们要对整个客户端以及产品匹配要精准画像。要做好KYC与KYP的融合与实现。那么这就需要深入落实三个方面,分别是:数据沉淀、数据质量、数据运营。 数据沉淀是财富管理机构发挥创造力,从多个角度,利用多元而多源的数据形成对于客户的准确认识。这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收集更多数据能够解决的,而是我们要在业务流程中充分嵌入数据沉淀的可能性,创造让机构和客户认识自己的机会,开拓出新的有效数据源。 数据运营,是我们在三方面实现产品与服务的适当匹配:在前端销售环节,一是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对投资者进行360度精准画像,从多个场景、多个维度了解投资者,从而实现精准营销;二是根据投资者的各项指标,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形成动态的资产配置方案,为客户提供投资组合选择、交易执行、组合再平衡等个性化投资建议。 至于数据的质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数据准确度越高,数据的复杂度越高,数据的颗粒度越精致,则我们数据的质量越好。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不仅要全面、准确,而且数据颗粒度越精细、则数据集的清晰程度越详尽,越有助于了解事实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可以灵活地组合调用不同的数据元素段,以满足不同情境下的业务需求。例如蚂蚁小微贷风控和胜率相对传统商业银行的优势也在于此。而且在金融、市场交易等场景下,时效性是一个高权重的因素。数据时效性反映了在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与品牌获取可用的相关数据之间的时间差, 以利于我们更好的赚取市场预期差的钱。 张霖最后总结,整体上来讲,数字经济大潮已经汹涌而来,我们应该去积极的拥抱它,让数字为财富管理赋能,插上飞翔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