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双循环”新发展战略，国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国家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很多的解读。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从5月14日到现在已经在八九个重要的场合进行了深度的说明，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进行了很深刻的表述。通过学习，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第一，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以外促外、两头在外”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题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格局。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国际大循环内生动力、发展格局、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更是中国内部主要矛盾所呈现的新现象和新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大变局中拔得头筹、赢得胜利，必须以内为主，必须要扎稳自身的基本盘，必须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技术、核心技术、 “卡脖子”技术的全面突破，才能够真正实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统筹。 第二，“双循环”发展格局必须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以扩大内需作为它的战略基点。同时，要达到这样的几个要求所依托的必须是以国内分工体系、以国内技术动态良性发展、以国内大循环畅通为载体，而不是将我们的运行重心依托于国际大循环，依托于世界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以及整个政治格局之上，要把目前我们面临的发展的主要目标放在更好的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上。因此，“双循环”格局是国内分工体系、国内技术发展和国内市场自我良性循环三位一体的体系，是以内为主、安全为底线的内外互动的一种格局。 第三，“以内为主”并不意味着内循环是封闭循环。内循环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内循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它本质上要依从于更高水平的开放，更为法制化和制度化的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要以内部循环的畅通、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满足作为落脚点。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以内为主”不仅不拒绝国际大循环，并且要求我们要以更好的、更有弹性、更为安全、更为深入的国际大循环参与作为前提、补充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展开。 第四，内循环必须以突破“卡脖子”技术，全面实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它的动力源。目前处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民族复兴的窗口期，最为重要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力以及整个技术创新和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双循环不是静止的循环，而是一种动态的循环，它不仅要满足静态资源配置的有效，更要满足跨期资源配置的有效，这一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技术创新、技术革命上的显著制度优势。双循环新发展战略检验的根本标准依然在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5年期间就体现为是否能够有效突破卡脖子问题，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我们参与国际大循环必须以内为主，必须以内生技术发展突破“卡脖子”问题为基础来进行重构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基础。我们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是必须要有自身的能力、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不是来源于简单地参与国际，而是来源于内部大循环的畅通，来源于自我生产力的快速突破。当然，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大循环也要适应国际分工在新形势特别是在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格局、新规律下的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在进出口战略上的安排，在资本输入输出上的定位，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上要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布局，不是简单地依托于美国市场，简单地依托于美国技术。我们要顺应目前这种全球化周期性、趋势性、结构性的变化，在洞悉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布局，通过新的国际布局进一步助推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进一步形成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的这种新的制度基础、新的战略举措。 所以，理解新发展格局应当从这五大方面来进行深入把握，而不是把它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成为个别错误思潮、激进理论的代言词。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国民生产循环体系的规律，加大对于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构建和解读，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基础上，强化思想共识和行动的合力。 目前大家对于“双循环”的意义、内涵、概念已经做了很多的解析。我个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思想将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主导理论和主导思想。因此，下一步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怎么落实“十四五”战略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要点必须要把握住。 第一，我们必须对于目前理论上的噪音和杂音进行准确的理论批判，防止一些错误思潮、激进人士利用“双循环”来表达他们错误的理念。目前我们会看到在思想界和各个层面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新闭关锁国论、新内卷论、新出口转内销论等等，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思潮，这是目前大家形成的共识！总书记也专门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对于“双循环”理解得很狭窄。一是把新发展格局理解为一时一地的短期应对举措，而不是中长期的战略，没有理解到新发展格局是面对一些持久性问题和长期性问题所做出的新的行动纲领。这种错误理解很容易产生 “战略问题战术化”的问题，简单地把双循环理论理解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内需，理解为为应对外部短期冲击实行的出口转内销，这可能就理解偏了。二是把全局战略理解成局部区域的措施。目前很多地区都在学习双循环理论，很多地方领导都纷纷表态，“一定要用“双循环”理论加速构建本地区的大循环，使本地区经济成为完整统一的循环体系”。这种表态表面上这是在拥护中央，但实际上却南辕北辙了！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循环，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就形成不了。我们必须要看到局部区域必须是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目前在学习领会贯彻“双循环”新思想、新理论中间的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二，战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中长期和短期的战略战术衔接，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框架理论下加速理论完善和理论理解，同时推出从中长期所制定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第三，在短期衔接上，必须要把在疫情常态化前提下尽快实现国内经济的复苏当成当前的一个基本要点。最近中国出口已经实现连续五个月正增长，外资实现了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超预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疫情和国际疫情的不同步给予了目前全面启动内循环、构建双循环很重要的战略战术契机。近期，我们利用国外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的战略空档期，对本国产业链供应量及其弹性和韧性有一个全面的摸底、全面的考量。 第四，要与前期战略和前期政策对接。汪涛首席、毛振华所长、管涛教授都谈到，双循环战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2008年以来顺应逆全球化趋势性、格局性的变化，中国从外向内进行转移，进一步提升深化的产物。一是新发展格局要与新发展观相契合，要在新发展观里增加安全的思维；二是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全面疏通对接，三是必须要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几大要点、几大关口，把国内大循环真正做成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基本盘和核心基础，要与他们进行对接。四是要紧紧抓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同时要把改革开放作为这种动力源，基础性改革依然是营商环境改善，依然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依然是打通各种“断点堵点”的关键。 第五，我们要全面启动核心技术攻坚战，改革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个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动力源，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没有突破，没有使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双循环”也是无本之源，无法在内部大循环提升的基础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上来构建新的合作平台和新的战略。 第六，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高水平开放迎接未来格局的变化，我们对于前期“一带一路”这种战略要有所调整和布局，必须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而不是原来的“大写意”。金融开放也要坚持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我们在全球的资本布局也一定要按照新的格局和风险控制来进行。因此，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外部大循环，而是更进一步适应目前国际大循环的新冲突、新格局、新规律、新挑战。 这几大方面是我们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也是在下一步逐步推进的几大步骤。
在“双循环”下的国际关系处理 从背景上来说，我们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寻求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逆全球化的不良因素，以及需要慎重和理性处理的国际关系变化。我们要应对挑战，把握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机遇。 在这个背景之下，看我们当前的国际关系，可能要有几个角度： 首先，从已经被称为全球最主要、最举足轻重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来看当前的时代主题。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到现在，中美博弈实际上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人文交流的对抗因素也在上升，还有现在有人在议论的可能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等等。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现在是处在冷战之峰的山脚下。显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大的战略思维进行正确把握，与之相关的其他国际关系也必须一起来进行审慎的判断。我觉得最关键的战略思维，要立足于一个判断，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我们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不是变化了？是不是得重新表述了？我认为正如中央所明确表述的，这个主题并没有变。它遭遇到了挑战，但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的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原来确定的现代化伟大复兴为导向的和平轨道上发展。 第二，认清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如果从我们现在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来做论证，从整个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由人们构成社会群体组成的国家关系来看，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了全球化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格局，这个没有变。脱钩只是少数极端政客的一种威胁性的说法。实际脱钩谈何容易！这个共享一个产业链所升华出的“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在信息革命时代，实际上已经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也在实际的生产力层面支撑着社会关系的演进，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配套条件。 第三，和平发展的主题背后，还有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这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有了一战、二战，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核武器在二战快结束时的使用告诉全世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这种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投入实战，那么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核威慑进而推进到的核战略平衡。 共享经济和核威慑是在互相呼应着来支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这个是被时间所验证的一种正确的战略判断。现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极端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只是一些逆流，并没有颠覆人类文明往上提升的这样的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主潮流。这样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要有底气。我们和美国相比是处守势，确实综合实力不如美国，美国在打压中国方面手上的牌可能还有不少，我们的牌却寥寥可数了。这个时候，我们处守势的时候要更多地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们不跟着他的节奏走，我们绝不脱钩。我们在守住底线的同时，是争取斗而不破，这是现阶段处理国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压舱石。 其他的关系，对欧、日等这种被划为美国盟友的一些关系处理上，我们不要把他们看做铁板一块，绝不四面出击，要更多地跟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被划做美国大联盟里面的国家求同存异，更积极地发展多边关系。这种多边关系，客观上来说是有空间的。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的份额，由于贸易战而缩减，其他经济体现在是可以乘虚而入的，这个实际的反制关系，是客观上可以形成的。 总的来说，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在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和其他的国家求同存异。当然还有跟我们客观上形成一些战略协作关系的国家，形成一种在国际战略平衡里重要的砝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循环：追求升级版的发展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决策层明确地提出要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我有这样一些初步的领会，就是面对着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原来的发展轨道、战略策略组合有必要适当调整。 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其实和前面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扩大内需，是一脉相承的。扩大内需，我们继而在市场上给内需以相应的有效供给，推进到一种循环状态，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供需互动形成一种经济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实际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内在逻辑上，由扩大内需，落到了供需互动，而现在在表述上说得更清楚了，并注重了基于本土的内循环要成为主体部分。 我们已经在前些年改革开放中，一步步发展起来成为具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扩大内需进一步带动本土所有有效供给的回应所形成的内循环，要成为我们进一步维持经济景气和繁荣水平的一种主要支撑因素。 同时，我们决不放弃继续在国际循环这方面争取一切的可能性。这个国际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称为“国际大循环”。中国那时候本土的市场发育还很有限，于是首先强调的是两头在外，通过国际循环把中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引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到经济起飞的状态。那时候的国际大循环，不仅引入资金同时带来技术、管理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与规则。之后的发展，从标志性的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到2000年前后入世，中国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培育起来，融入了全球的市场经济大舞台，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之后，我们现在审时度势，要考虑更多依靠业已有雄厚实力的国内统一市场来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演变的过程中间，还加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严重冲击。种种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美国大选关键时刻临近，特朗普手上还会出什么打压中国的牌？这时候首先要更多地以内循环为主体，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可以把握好的确定性。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审时度势，利用我们已经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面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更好地掌握主动权。 这个内循环为主体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轨道上，以自己本身的更深层次的改革，匹配上更高水平更好的对外开放，来形成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也是必然的，是在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广阔的全球化舞台上面，会发生的一种积极效应。要在开拓创新中形成新发展格局，我的理解就是要以更为优化的双循环，追求更高质量的、以结构优化和应变能力提升实现的中国升级版的发展。 发展“内循环”的要领 我认为在把握内循环方面，需主要掌握如下几个要领： 第一，要强调必须抓好有效投融资。如果想使所有的经济活动能够有后劲，前置环节是要有投资来形成有效的产能，即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本年度的投融资已经被概括为“两新一重”，从新基建到新型城镇化，再到传统基础设施，要合成投融资的通盘安排。 第二，以内循环为主体，要特别注重怎么样优化收入再分配以释放14亿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我们老百姓的收入这些年确实是在上升，但我们不必讳言收入分配里面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不合理之处，要通过优化收入再分配，更好地改进民生，稳定预期，在前面有效投资的支撑之下，保持我们的就业达到一定的水平，老百姓的收入可以稳定和形成较好预期，进而继续提高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收入的支撑，同时要加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来支持民众预期的稳定和向好，消费潜力就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这也是对于经济景气和以经济内需为主体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三，中国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总体上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中，要在配套改革中间让要素充分地流动，首当其冲是要通过户籍改革等形成的配套改革，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相对顺利地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构造内循环新局面。中央在一系列改革的配套方面都有明确的部署，凡是可以在实际运行中有条件放开户籍的中小城镇，要尽快放开户籍限制，有压力的一线和一些省会、中心城市等等，也要积极地以积分制度来实施过渡，让已经进入城市里的常住人口——被称为从农村迁移过来又没有取得户籍的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后有更好的条件尽快地对接到市民身份上。 第四，企业在外部阴晴不定的形势下，积极地进一步发展外贸的同时，需注重在必要的时候“出口转内销”。 第五，“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要以举国体制的2.0版，即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支持内循环。 所有这些，一定是在积极的进一步考虑外循环和内循环相互促进的广阔舞台上，来积极把握和推进的。我们的完整表述，一定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而不是只讲一边。讲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退回到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客观规律也决定着我们是有可能在积极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来开拓发展新格局、打开新局面的。 这里的龙头因素归结到一个概念，就是中央所说的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改革深水区要以有效的制度供给、结构的优化，促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这个供给体系一定是我们立足本土，对接全球化广阔舞台，追求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
第一，双循环战略，是因为发展阶段外部环境变化提出的，它要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刚才范教授给大家展示了贸易依赖度这些年的变化，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达到60%多，近年来持续有一些下降，这种下降的变化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出口的产品比较低级，而是因为内需比重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自身经济体量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贸易中的体现就非常明显。自己本身体量很大，外部市场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大了，一直总是在外面的市场上增加份额是不现实的。从全球来看，大的经济体的外需所占比重都是相对较低的，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美国更是如此，美国的出口占比在大经济体里相对来说比较低，虽然它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是它的进出口总量占GDP比重低于日本和德国，尤其是相对外向型的德国，但其比重和我国目前差不多，比我国2007年时要小很多。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的体量之后自然出现的，我们的内需比重上升，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大幅缩减。经济体越大，内需占比就越高，外部市场规模相对越小，所以，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迫切的提出了转变生产模式，提出扩大内需，提出供给侧改革，今年又提出要加速要素市场的改革。我认为双循环的战略实际与最近十多年经济模式的转化及战略供给侧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的战略。 双循环战略是在过去渐变战略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广泛了，把过去战略的内涵全部都涵盖进来了，而且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这可能是它的特点。 双循环战略是为了顺应最近外部环境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发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新的变化就是全球化在放慢，而且有一些逆全球化的压力，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一轮新的打击，产业链重构的压力也在加大，而且产业链重构在加速，全球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在上升。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让过去十来年不断强调的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等变得更加迫切，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双循环”战略的提出。 双循环战略有几个特点： 第一，习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内循环为主其实并不是说要封闭。开放一直都是发展和改革的动力，今后也仍然会是，只是相比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相对于国内经济大车来说，这个动力可能越来越不足，需要加大国内发展的动力和引擎。而且与外需有关的经济，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因为参与了全球竞争，跟外需有关的经济还是比较市场化，效率比较高，而国内以内需为主的一些经济依然有很多问题，急需改革。所以，内循环需要打通，因为之前打通了外循环之后，企业和产业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升，而内循环这块需要自己来练内功，因此国内循环更多提的是要发掘国内发展的潜力，要增长新动力。在新的时期则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从而提高生产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在内需方面，刚才毛振华教授也提到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前我们经常强调的是供给、投资拉动，似乎很难消费拉动。但是，消费其实与需求和供给是一个自然的结合，因为消费会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引领和引导供给的有效发展。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得到消费，就会变成过剩产能，或者可以说是资源浪费。故消费的作用是用市场力量引领供给的有效发展，使得更多资源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市场变化向相关产业去配置，比如说向服务业发展，在服务业里更多的是养老、医疗、健康、数字经济等各方面，这并不是要推动计划和规划，而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来引领，这样循环才能打通。 第三，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到“双循环”和内循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自主创新、发展科技。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再加上国外尤其是美国在高科技方面加强了对我国的限制，发生了这两点：一是产业升级以后从外面可以学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二是想学习更高级的东西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自主创新是我们向产业链更高端升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保证我们产业链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现在在这个阶段提出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科技方面、自主创新方面、产业升级方面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另外一个不曾有过的重点。 我再讲一下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关系。 首先是内循环绝对不是自成一体，大家也提到了，内循环很重要的是提高国内的效率，才能更高效的参与国际竞争，不管是国企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供给侧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既是打通内循环的关键，也是保证我们继续高效高质量参加外循环的关键。 其次是我国未来五年、十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肯定是持续上升的，我们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平均下降到4.5%，通胀大概是2%左右，十年后GDP将达到28万亿美元，这是非常高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来源。过去十年我们就已经是了，已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已经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一数二的出口市场，未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会更加提升，所以，把我们变得更加有效率也是进一步和世界经济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会吸引到更多的国际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下竞争，共同的发展，也会促进国内效率的提高。 关于实施内循环或双循环战略的重点、难点，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扩大内需也需结构改革。短期有财政刺激和减税等，长期有收入分配的一些政策。但是，扩大内需结构改革呼应一下刚才张明教授讲到的，其实很重要的是如何系统持续增加居民收入，这意味着至少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扩大就业，二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就业包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改革，劳动力资源如何流动是很重要的；降低储蓄率包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这些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需要深化结构改革。 第二，实施内循环战略的堵点和难点也是改革的难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很多改革目标和方针，这里面有几点：一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刚才也讲到了，包括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这需要打通养老医疗全国参保接续和办理，包括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如果农民工家庭在落户上得到解决，不仅解决当前消费的问题，也与未来子女教育、人力资源培育有很重要的关系。二是资本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竞争的中性，在资本获得上一视同仁，推动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是要素市场改革中非常重要的点。 第三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怎样能够培育和创造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在准入各个方面包括土地和信用市场的准入、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应一视同仁，创造更公平的环境，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国企改革。改革的重点难点没有改变，过去十年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推进的，未来仍然需要推进。 第四，非常赞同刘元春校长刚才讲到的，讲“内循环”我们千万不要去建设所谓小而全、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这不就是要回到为什么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不成功，当时也是因为战略环境，也有很多教训。在目前中国已经参与到全球化，全面的竞争格局后，虽然面临挑战，也不要退回到之前那种体系，而是要在制度上、监管上、要素流动上、法律体制上统一实行全国的体制，所谓打通内循环，就是要在这些方面打通，在战略上要坚持市场导向，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不是各个地市县自己有一套内部规划循环。另外内循环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但是要提出一点，我们一直都在讲开放倒逼改革，但是开放不能代替改革。当下尤其需要直面深层次的改革，包括刚才说的要素改革、国企竞争的环境的改革。这些问题不是金融开放或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讲开放比较容易，讲改革面临很多困难，推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停滞，因此开放不能代替改革。这里也呼应一下前面专家讲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更多的是要制度性而非功利性的，我个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水到渠成，切勿拔苗助长，需要科技实力、硬实力、金融体系健全在背后做支撑，在这些实力没有达到的时候，急功近利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金融体系的问题。 第五，科技创新也是一个难点，如果没有困难的话，大家都能去创新了。所以，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突破核心技术、基础研究、硬件等，这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尤其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怎样更高效的调动资源。我们，这里面有人才、有市场、有决心，更需要发展的是机制、产权保护和市场导向，这些方面要做的有更多。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需要时间、投资和耐心。另外，产业安全、科学创新并不需要都自己主做，要有所取舍，尽量利用外面的技术和产品，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攻坚“卡脖子”技术上，同时鼓励保护创新，并非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自己做就是加大内循环了，这一点要特别提醒。 以下观点整理自汪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上的发言
技术变革日益深入生活的毛细血管，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日常消费到尖端产业，华映的投资逻辑始终紧扣数字技术的进化更迭。 9月17日，在2020华映资本年度大会上，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发表了主题演讲《双循环与新基建》，管清友表示，在双循环、新基建的背景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新时代： 1．国内环境发生了变化。未来发展方式转变不是“要不要干”，而是“怎么干好”的问题。 2．在货币政策常态化、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很难出现高估值、高溢价情况，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和方式要发生改变，避免出现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情况。 以下为在管清友在2020华映资本年度大会上的演讲实录： 非常荣幸接受华映资本的邀请。 无论是今年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有生之年，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只是“喊喊口号”的新时代，而确实是一个可以在历史教科书里看到的变化之年。 双循环、新基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 我今天想着重从《双循环与新基建》角度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几年的观察。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紧张感、焦虑感。无论你是来自于政府、投资机构，还是创业企业，过去只是在电视上看看而已的一些因素，现在要作为企业经营或者是投资当中的一个考量了。 新基建，就是现在必须要认真学习、认真思考、认真考量的一个事情。 中国领导人在5月份，正式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样一个构想。这个事非常重要，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宏大的命题或者是发展跟你没什么关系，其实跟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 “双循环”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5月23日，中国领导人做了比较精确的阐述，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落脚点，特别强调的是“逐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短期来讲，双循环是“十四五”规划重要的关健词；长期来讲，这意味着我们过去的国际大循环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 做这个事情的必要性、可行性，在领导人的讲话里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从背景来讲： 第一，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无论是LP、投资机构还是被投企业，特别是被投企业，过去不太关注这个事，一般是“我们都搞自己的研发、销售就可以了，这些跟我没关系”。但是这次张一鸣事件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去关注它，它会关注你。 第二，国内环境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面临着发展方式变化，同时疫情对我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外部环境压力下，发展方式转变也不是“要不要干”的问题，而是要干好的问题。如果不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5到10年国际竞争中，我们会落下一大截。 第三，在货币政策常态化、注册制改革背景下，资本市场作为主要的退出通道，很难再出现高估值、高溢价的情况。而退出逻辑的改变，势必会促使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和方式要发生改变，避免出现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情况。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六个关键词 国内大循环可不可以搞成？可以，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径。 那么在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有哪些关键问题呢？我个人初步总结了一下，大概有6个关健词。 第一，平行世界。未来的世界，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角度来讲，很难再回到全球化最繁荣的时候。 投资机构在全球的投资，对外币基金的管理，还有创业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可能都要考虑“目的地”，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些国家或者是经济体，了解他们对于投资和并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投资风险增加了。 第二，内需主导。内需主导，简而言之，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过去的需求拉动主要是靠外需，这种局面确实要改变。但如何去启动内需？启动内需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启动内需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改革，跟今天的主题最密切的生产要素就是数据。 数据的应用者，是不是要分享整个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红利呢？政府是不是要进行监管？这种新的产权形式如何构成？这些都是关键问题。其他拉动内需所需要改革的生产要素，还有土地、劳动力等等。 第三，统一市场。简而言之，在加入WTO之前，“统一市场”主要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但在当前的内外形势变化下，我们对市场统一性的要求更高了。这里面确实有大量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商业机会，比如说社保统一、市场行业管理统一、监管更加透明等等。 第四，数字基建。我相信我们这一轮的新基建或者是数字基建堪比美国90年代初期所谓的数字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中国最大的意义，就是基础设施的升维。 那么这些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第五点，区域变局。很多城市的经济功能，要面临重新定位或者是区域上面临大的洗牌。 另一个结果是：第六点，产业链重构。国际分工变化，倒逼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竞争日益激烈。 所以新基建特别重要，最大的一点是基础设备升维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对于投资、创业机构来讲，这是确定无疑的赛道，从政策上来讲，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三类代表性企业逐鹿新基建 我们简单帮大家梳理了一下500多家新基建的代表性企业，其中70%以上是上市公司。这500家公司，2019年营收是12万亿，横跨大概七大领域，这里面有的大，有的小，我们大概把它划分成三类公司： 一类是实力雄厚的综合巨头，业务横跨七大领域当中至少三四个。他们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和资源，全面布局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核心领域，并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先发优势。这一类企业有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 第二类是赛道升维的老牌强者，他们基于比较深的护城河，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会因新基建技术的加持出现赛道升维，在新的赛道上实现新的跨越。二级市场上来讲，最大的增量来自于第二类公司。由于赛道升维，他们的估值逻辑发生变化，原来可能是把它当做制造业企业，现在把它当成新基建企业。联想、新东方、紫光股份等归于此类。 第三类公司是快速抢跑的垂直新锐。他们从新基建关键细分领域快速切入，在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不断丰富内涵，绽放新光彩。宁德时代、科大讯飞、汇川技术等都是优秀代表。 帮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个人持乐观态度，不用太焦虑； 第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尽管全球化逆转，中国增长的潜力确实还是最大的； 第三，双循环大的格局下，我们今天所处的赛道也是确定无疑的，对投资机构来讲，我们要在确定的赛道上，选到好的运动员。
前不久，佛山市工商联组织了佛山一批民营企业家到长三角访问学习，给我一个机会，可以跟着一块去学习。 我们第一站到了江阴的双良集团，它也是民营五百强的企业。 双良集团是做环保装备的，它的业绩发展历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企业老总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民营企业都是骑在虎背上，不是骑在马背上，只有奋勇向前一条路可以走。 大家知道，马背下来还可以上去，虎背就不同了，下来就几乎没有机会上去了。 这句话今天听来，非常契合目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因为今天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增长速度跌一两个百分点、三四个百分点，也不单单是疫情，甚至也不单单是中美贸易摩擦，它是一系列综合因素，带有结构性的一种压力。 我把这个压力描述为全球竞争格局出现了一个“夹心”的情况：包括民营企业，我们冲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们的成本已经在全球看不是最低的了，但是中国经济、中国民营企业、中国制造业手里，独到性的产品还是非常之少。 哪两个压力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前后堵截呢？ 第一个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管有多大问题，它们手里有很多产品是独到的，只有它们有，而且全世界很多企业、很多产业、很多国家、很多消费者非用不可，这是发达国家今天在全球竞争当中的一把杀手锏。 大家记得，2008年由美国而起的全球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烧得一塌糊涂，可就是2008年，全世界消费者通宵排队去买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就是苹果手机。 现在我们又说疫情，又说贸易摩擦，但特斯拉照样卖得很好，为什么？独到。这是市场竞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这个独到性远远不够。 第二个压力，是我们的成本，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越南比我们便宜，印度比我们便宜。 它们的成本为什么便宜？因为它们是在中国之后开放。 中国早年把国内的工人、知识分子、工程师、干部收入低转化成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因为成本低就有市场，我们就是这么打进去，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问题是中国的经验会启发很多后起的国家，中国可以开放，它们也可以开放；中国可以改革，它们也可以改革。它们越晚开放，要素成本就越低。 所以，今天中国经济从结构上来看，就处在这样一个前面有发达国家企业独到性压着我们，后头有成本更低的经济体在追的局面，这是整个局面的特点。 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还是回到中国的实际来，还是要把成本优势在不同条件下进一步发挥，把这篇文章做好。 无数人类的行为，最后经济学把它抽象画成一条成本曲线，侧面看像一只碗，成本降到最优点以后，一定会掉头向上，无一例外，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是如此。 经济增长很有意思，经济增长就是收入提高，收入提高倒过来成本就涨了，所以到了最优点以后，成本一定会上去。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应对呢？有两个应对方向，一个方向是开启新的成本曲线，找到向右下方的一条曲线，形成一条切线，是长期向下的成本优势。 中国很多的企业，大家走进去看，由于常年我们过去的人工很便宜，因此它也是个经济规律，要素便宜，常常要素利用得并不充分有效。 所以我们的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服务也好，还有很大的成本优化的潜力。 降费降税、营商环境改善、政府服务，都是降低体制性成本。企业内部流程再造、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优化，都是降低组织成本，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经验。 成本曲线还有一个应对的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我用更贵的人、更贵的地，打到更贵的地方去，但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 这样成本居然往上走，往上走这条线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呢？因为开始生产独到性的东西，有独到性就不要求成本最低。 天下好公司，都是请人工价最高的专家员工，但是这些公司还有很大的盈利，有很大的投资力量。 所以，这两个方向，一条越杀越难杀，但是只要在市场里竞争，非杀不可。 所以成本管理，成本优化，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课题，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学会要往上打，要开始打独到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国际形势目前的情况激发我们这种激情。 从商业来看，独到性就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会带来超额的投资，然后公司就有更大的研发力量，可以请世界上最好的头脑来做出更好的产品，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尤其走在头部的公司，一定要考虑往这个方向走。 下面我概括一下，我们怎么走这条路。 第一阶段，刚建国时，什么叫做要完成工业化？就是要造很多东西。那么所有前沿的装备、技术、元器件，一直到集成电路，发达国家领先的经济都有，所以我们开始的阶段，一定是先看到产品，然后看到第一阶段不会造。 第二阶段，我们研发，包括汽车、飞机等填补国内的空白。会造，但是造不好。 第三阶段，会造，造得不够好，但是价格有竞争优势。因为我们成本低，这是我们过去高速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招，很多企业东西造得有点样子，价格不可拒绝，打向全球市场。 第四阶段，怎么能够从数量转向品质，怎么能够让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原创不是我们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造得好一点，好到比原创的公司造得还要好。 这些迹象已经出现，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已经造得比原创的公司、原创的国家还要好，倒过来占领它们的市场，不仅仅是进口替代，开始出口替代。 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难攻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了产品后，我们再生产制造。 那么这些产品哪来的呢？飞机哪来的？汽车哪来的？互联网哪来的？集成电路哪来的？半导体哪来的？都是想到了造出来的，这个“想”，不仅仅在经验当中想，主要是用科学的一套程序来想。 做实验、假说，找到因果联系，然后把它转化为发明技术，把技术集合成产品，把产品做成市场，把产品做成产业。 所以我简单地讲，我们这条路就是要从 “看到了造”，转到 “想到了造”。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但是中国经济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民营企业不仅仅在国内骑大马、戴红花，而且要在全球走到前列，一定要完成这个转变，因为这才是对人类最大贡献的一种制造业。 限于时间，我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这条后发路线到底怎么走。 例子一：一家深圳公司，这家公司今天到底能不能成，没有人知道，因为它的主要产品是柔性视频。创办人叫刘志宏，是江西出身的一个学霸，清华毕业在斯坦福的机电系，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这个。 原理弄清楚了，他毕业以后组织公司，就要把柔性视频、折叠视频完成专利，就是把一个原理变成一个可以用的技术，然后变成产品，变成产业。 现在在深圳已经投入了一百多亿的产能，产量化的规模。 当然，三星也有折叠屏，全世界有好几个产品已经上线，到底哪个能杀出重围我们不知道，但这是中国企业“想到了造”的一个典型案例——先有论文，先有想法，然后把想法变成现实。 第二个故事，华为的故事。华为的独到性从哪来？ 华为在全球各地都有研发中心，看全球基础研究中哪些东西可以变成技术。 十年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俄罗斯数学家的一篇论文，做了判断——叫“极化码”，是一种算法，华为投资十年，把这篇论文的构想变成专利，变成标准，变成5G全球电信联盟的标准之一。 5G另外一部分的标准是这位教授的老师（MIT的一位教授）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奠定了5G技术标准的两个环节。华为把它变成专利，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可能性，再变成产品，变成基站，变成5G可以布局的产业。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不一定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基础研究是全世界通用的，这里的成果都有可能变成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源泉，这要引起中国头部民营企业家高度重视，要把这个触角伸出去，看全球的头脑。 其实美国很多公司的独到性并不是美国人的贡献，是全世界的头脑，美国是创造了一个环境，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头脑，包括爱因斯坦，都集合到美国。 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在这个问题上，不利用全人类最厉害的想法，不利用全人类科学最新最厚实的基础，完全关起门来搞，很难打到全球先进水平里。 2011年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门槛是60多亿元，今年已经超过了200亿元，为什么？市场大了，市场厚了。 现在问题是不光是水大，而且是浪急，在浪急的情况下，哪些领域有更大的生命力？哪些鱼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呢？哪些鱼会引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呢？ 我的看法，两手都要注意：一手就是继续控制成本，让我们的成本优势延续，增加延续的竞争力；另外一手，就是中国到了要往独到性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了，还不单单是你卡我什么脖子我就攻什么关。 中国1964年就有原子弹了，可是1964年的时候还没有集成电路，还没有芯片。所以，最要卡住脖子的是现在还不知道的那些东西，这是未来可能卡脖子的。 所以，中国的企业，但凡有能力的，一定要打到前面去，过去我们实力不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可是我看到国内这么多过剩产能都是资源，为什么不把那些资源用到新的事情上来呢？ 我们对标一个国家——以色列，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色列是1948年建国，差了一年。以色列自然环境、资源状态很糟糕，国际和平环境远不如中国，但是，它手里的核心技术却很多。 所以有时候不单单和经济水平、地理条件息息相关，它和“企业家精神”有关——把什么作为自己的使命？不同的阶段使命要迭代，要更新。 中国发展到今天，不但要用使命做大做强，成本做优，往未来看，应该往全球的独到性使劲。 本文根据北大博雅讲席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9月10日在“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8月28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参加美国前财长鲍尔森主持的“对话鲍尔森”播客访谈节目，重点就当前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国际治理、中国经济形势等问题进行交流互动。有关访谈内容已于9月14日对外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鲍尔森：大使先生，欢迎来到播客访谈节目。去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很显然，未来40年的美中关系将会变得大为不同。目前，我们两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5%左右，还是全球军费支出最多的国家。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都在关注美中两国如何相处或针锋相对。在双边关系紧张时刻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你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一直很尊重你的专业精神和沉着冷静，尊重你代表中国政府努力了解美方对两国关系看法并寻求共识的努力。首先，我想从你如何开始个人职业生涯这个问题谈起。你生于1952年。中国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你二十多岁，见证了许多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你的外交职业生涯是如何开始的？你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受到身边事物影响的？ 崔大使：首先，很高兴同财长先生再次交流，也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此次访谈节目。当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我二十多岁。在此之前，我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学没毕业就离开家乡到紧临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农村插队，在那里种植大豆和小麦5年多。这段经历让我对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也对国家真正需要什么有了深刻认识。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大部分工作时间处于改革开放年代，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国家处于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全力以赴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样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到美国工作和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个人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经历，这让我对中美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对彼此有何需求、如何相互学习有了更好的理解。我的外交职业生涯的开始或多或少与我的好奇心有关。我一直对国际问题、世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这也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联合国译训班录取的原因，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初，我成为一名联合国译员并在纽约总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你说得太对了。目前，美中关系处于低点。在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提出的四百多项议案正在挑战中国，这种对华强硬政策得到两党一致支持。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自然带来地缘政治上的雄心。从某种程度上讲，美中关系的变化是必然的。坦率地讲，我认为中方所作所为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一直说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快地适应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还应共同应对挑战，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使之在当今世界更为有效。我们双方还面临一系列棘手的战略安全和政治热点等分歧，如台湾、香港、南海、科技等问题。我们过去已就此讨论很多，今天不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最好把时间用到展望未来上。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中方对构建美中建设性关系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是什么？ 崔大使：中国外交政策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在当今世界通过发展同各国关系来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满足人民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政策是明确、一致、连贯的。如你所说，去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明年是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50周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自始至终希望同美方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而非对抗关系，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照顾彼此关切、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自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本质，从未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更丰富、更深入、更复杂、更全面。双方在很多早年难以想象的领域开展了合作。比如，你任财长期间中美共同倡导了二十国集团的进程，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在尼克松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抗击埃博拉病毒等传染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美两国省州和城市之间、企业之间、机构之间也开展了良好合作。总之，我们之间已开拓了越来越多的合作领域，同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实事求是地讲，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和经济制度等差异，中美之间难免存在分歧。但我们必须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这些分歧。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美两国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自然灾害，中美均无法独力应对。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也是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 坦率地讲，我们之间有很多分歧，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台湾、涉港、涉疆、南海等问题，如果大家看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要么涉及中国领土，要么处于中国周边，没有一个靠近美国，更不在美国领土范围之内。对中方而言，这些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有时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明明都是中国的内政。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我们必须解决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问题，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言，中美关系确实复杂，有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幸运的是，我们双方长期以来很好地管控了分歧。但当前形势令人担忧甚至警惕，美国一些人试图突破“红线”，这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希望人们能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鲍尔森：大使先生，感谢你全面的回答。我想谈两点，一是你刚才谈到的香港以及其他涉及主权的问题，美国国内对此存在各种不同看法。美方理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但往往会说中方是否违反了所签署的协议？美中两国存在的分歧确实很难消除，当前重要的是你们和美方官员和高层保持经常性对话，因为当前美中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有些问题如你所说很难解决。二是你刚才所谈让我想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形，那种情况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曾说过，如果美中没有建设性关系、我没有及时同中方同事通上电话，世界将大为不同。危机期间的协调合作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后，美中两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成立二十国集团，中方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发挥重要作用，帮助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这成为美中合作的成功范例。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国经济。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实现经济快速复苏。近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了聚焦刺激国内消费的“内循环发展模式”。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中方这种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理念是否可能意味着要与全球经济脱节？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改变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 崔大使：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当务之急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且尽快重启和恢复经济。中方积极致力于此。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恢复。同时，我们认为要化危为机，通过加快和深化发展模式转变，致力于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加有效保护环境和推进减贫工作。我们当前所做工作都是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明年，中国将开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清晰的，那就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将关闭开放的大门，也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实际上，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会越来越高。关于自力更生，这一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方面，有人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靠占他国便宜、窃取他国技术来实现的。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民很不公平。你很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勤劳且富有创新精神。我们明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否则不可能实现发展。中国始终有自力更生精神，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闭关锁国。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因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真正目标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潜力，让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加高效。因此，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实际上，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经营多年，早已成为中国国内循环和市场的一部分。通过聚焦国内循环和市场，他们将在中国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外国企业也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天然纽带，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我希望他们能抓住这些机遇。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现在我们谈下国际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开展合作是个重大遗憾。有人认为，我们如不能在疫情上开展合作，还能在哪些领域开展合作呢？当前，世界各国在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却越来越缺乏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应对疫情、推动经济复苏、解决贸易问题，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我想再次展望未来，请问中方是否愿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为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而作出努力？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 崔大使：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方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即使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中方在过去几个月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例如，《外商投资法》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中国依然吸引了大量外资。今年6月，中国颁布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自贸区负面清单，而且清单越来越短。6月，中方还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零关税、零壁垒目标。总之，中方正竭尽全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绝不会放弃。对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市场准入、更好发展机遇和可预测性。然而，真正的挑战是，在中国坚持提高开放水平的时候，有些国家却在想方设法设置障碍，他们针对TikTok（抖音国际版）、Wechat（微信国际版）、华为等设置各种壁垒。这才是我们的真正挑战。在我们开门迎客时，他们却在筑墙挡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鲍尔森：科技应该是美中之间最麻烦的领域。经贸关系本来可以缓解美中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但现实是安全竞争扩散到经贸领域，科技成为焦点。问题是我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还会走多远。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为了让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对于美方最具竞争力的能源、农业、金融等行业，中方是否会继续对美开放市场？ 崔大使：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近年来中方在金融领域出台一系列开放新举措，包括取消外资在金融服务业投资的相关限制等。对于很多美高科技企业而言，他们都在增加在华投资和运营规模。特斯拉在华设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看到了中国市场潜力，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并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好投资环境、法律制度。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你的回答非常睿智。显然，中国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和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新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断涌现。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解和对话，弄清楚哪些方面能达成共识，哪些方面存在分歧，哪些地方存在潜在冲突，如何有效避免冲突，防止局势失控，我认为这些问题特别重要。你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7年多时间，见证了很多事情，包括美中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过渡到特朗普政府、美中元首海湖庄园会晤、艰苦的美中经贸谈判等。我曾看到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同特朗普总统、刘鹤副总理站在一起，也看到当前双边关系恶化的危险态势。回顾7年任期，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崔大使：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每个国家关心自身国家安全合情合理，但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毫无根据的恐惧、猜疑、仇恨等情绪所误导、蒙蔽，甚至落入陷阱。如果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安全，这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驰。 关于出任驻美大使7年之久的经历，我必须承认到任时并未想到会干这么长时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我为能继续服务中美关系而深感荣幸。这很可能是我外交生涯最后一任常驻，然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为能在此继续履行使命、应对挑战而深感荣幸。我将全力以赴，不负祖国和人民重托，也不辜负美各界朋友的期望。我愿同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崔大使：我认为我有幸见证了这么多历史时刻。我参与了几乎所有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包括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会晤、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亲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元首是如何互动交流的、双方共识是如何引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正如我们常说的，总要对自己提出更高目标、设定更高标准。我将继续尽己所能做好这些事情。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我现在入睡前经常问自己，二三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判我们？我们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是否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不遗余力？我经常拿这些问题问自己。展望未来，我们面临着强化中美合作、构建更加强劲双边关系的巨大机遇。首先是要合作抗击疫情，合作研发疫苗和治疗药物，努力拯救生命，保障民生和就业，恢复经济增长，恢复世人对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其次，双方还要恢复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朝核、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中美合作就大有可为。 鲍尔森：你说的很对，这确实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感谢崔大使接受此次访谈。我想告诉你，十分感谢你在如此困难且重要的时刻在这个国家坚守岗位，也感谢你今天所分享的一切。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大循环要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仅仅关注就业数量是不够的。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提出，当前形势下，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 他认为，技术进步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产业空心化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对于目前一些996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避免出现其他国家发生的民粹主义现象。” 刘晓春还建议，普惠金融应该更多考虑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当我们提起就业机会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的数量，但从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光讲数量远远不够。因为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都不同，实际上对就业岗位有各自的诉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应该也包括了对就业需求的满足问题。 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劳动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已经很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已经不再仅是满足养家糊口，还关注个人的职业规划，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发挥。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一需求。有了这样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要关注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 关于人口结构，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劳动人口的年龄问题，还需要关注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问题。从我过往工作中的观察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原因就与就业有关，劳动人口知识结构与劳动岗位技术含量结构存在错位。在经济结构变化当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晋升的渠道基本上没有。 此外，技术的发展让好多人担心低层级的岗位会就此消失，但我觉得并不会，反而会创造更多简单的劳动岗位。即便是为我们提供高科技产品、服务和享受的科技公司，它们在创造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应用了大量重复、简单的劳动力。“码农”一词据说就是开发人员的自嘲用语，每天没日没夜做的就是简单的重复劳动，而真正的高科技岗位是在此之上做设计或架构等，底层的开发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这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一是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将对就业结构带来变化。二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收入增长却基本停滞了。我们国家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这一程度，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出现了。例如香港爆发SARS的时候，大学毕业生进银行的月工资大概是1.2-1.5万港币，最近新冠期间还是1.2-1.5万港币，但香港的物价、房租都在涨。也就是说，香港的中产阶层在分化，而且是向下迁移的，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拉大了。 因此我认为，对于目前一些996阶层的产生，在双循环的形势下要提前进行关注。对收入结构分化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专家和研究机构，应未雨绸缪、重点研究，避免出现其他国家发生的民粹主义现象。 第二，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除了设定一些优先战略性发展的产业和行业，地方政府在规划中应当避免对传统产业和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过去，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并不是在市场中被淘汰，而是在地产政府的产业规划调整中被挤压掉了，这实际上对多层次就业岗位的提供形成了伤害。 特别是县域经济，毕竟不可能全国每个县都搞金融中心、基金小镇、新能源、高科技、互联网金融……相关行业的人才不可能去所有的县域。因此，大部分县域应该考虑让市场去决定，让企业家自己去投资，发展各类产业和行业，以满足就业的多层次需求。 第三，普惠金融更多应该考虑普惠保险。 一般来说，提起普惠金融，大家就会想到贷款，但实际上普惠金融要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靠消费金融不能提高和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只能是雪上加霜，反而应该是提供普惠保险。要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 第四，要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这可能是双循环中需要补的短板。 最后，我想简单强调一下，我们在波动和稳定之间要考虑的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让市场去波动。 市场本身就应该是波动的，不是始终平衡的，但我们执行监管政策应该要稳定，要严格执行，不应该是变通执行。比如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做一些调整，这是应该的；但调整以后，执行当中必须是严格的。所以执行法规、执行政策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手段，或者是宏观调控的补充手段。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可以去进行方方面面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层次丰富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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