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7日，孚能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成为科创板新能源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第一股（股票代码：688567），同时也是中国新能源车用软包锂离子动力电池第一股。 孚能科技公布的战略投资者名单中，包含奔驰母公司戴姆勒旗下的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后者投资金额为9.045亿元。此前的7月3日，戴姆勒已经官宣入股孚能科技，持有其约3%的股份。 除了战略投资外，孚能科技与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还签署了一项全面商业合作协议，将在未来10年为梅赛德斯-奔驰在全球推出的电动汽车新产品阵容提供电池。 在最近的第十二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上，孚能科技董事长、总经理王瑀分享了他们的业务进展和他对动力电池行业的看法。他提到，如果今年动力电池能到100美元/kWh、300Wh/Kg，那新能源汽车就能够普及。 以下是王瑀的分享内容，由36氪记录整理： 我们为什么要做电动汽车？有几个原因。 第一，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重要原因之一是二氧化碳排放太多；第二，环境污染。为什么我们对加快零排放有严格要求，因为上世纪60年代发生了汽车尾气严重污染致死的问题；第三，能源安全。1990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但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耗国，需求比例超过70%，远远超过50%的警戒线，这是很危险的。 石油的诞生已经经过2亿年，不可再生。这抛给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可持续发展？环境如何可持续发展？能源如何可持续发展？ 巴黎会议提出，全球平均气温水平升高控制范围不能超过2℃。有超过200个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中国也参加了。美国也承诺2025年比2005年减少28%的温室气体排放。怎么能做得到？ 现在我们交通工具基本上是用化石能源，最好的节能减排办法是用电。第一代汽车用电，后来因为电池的问题才转为蒸汽机。上世纪90年代，通用汽车也曾经开发了EV1用于电动化。 电动化是汽车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下边我讲一下动力电池遇到的挑战。我是搞技术的，从1996年开始做锂电池，1998年开始研发动力电池，一路走来确实看到电池方面飞速的发展和变化。 我们从探讨如何开发适用于汽车的电池系统，到现在的产业化；从如何解决续航里程瓶颈问题，即最早提出的300公里，到现在我们解决了续航里程问题，大家不谈续航里程了，谈的更多的是电池的性能、电池的成本、电池的安全、电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问题中，很重要的挑战是“电芯一致性”。我们现在可以生产1个G甚至100个G的电池，过去不可想象。用在汽车上的动力系统需要很多的电池组装在一起、串联在一起。电芯的一致性非常重要。现在电动车的发展，瓶颈是在电池，电池也是电动车最不成熟的一个零部件产业。电池从3C转化成做动力电池，我们存在很大的转换的变革。 如何使我们的电池能够符合汽车要求的质量？汽车电池如何能满足15年的寿命、上百万公里的续航里程？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如何使原材料质量达到标准，也是我们的挑战。 另一方面，电池系统管理问题。它监控电压、电流、温度、绝缘、过充、过放、均衡、高低温等等，我们觉得做了很多，但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做的远远不够。现在电池包在实际功耗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都是与我们的认知不到是有关系的。 2000年，我提出了一个目标：如果2020年动力电池能到100美元/kWh、300Wh/Kg，新能源汽车就能够普及。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但已经不远。 2015年，我们做电池的时候，当时市场价不含税是2.5元/Wh，现在已经降到了0.8元/Wh，成本的下降需要依靠不断的技术革新。 怎么技术革新？ 举个例子，我们材料含量现在用的是镍、钴、锰。如果我们能开发出一个新的材料，能量密度是523体系的一倍，金属的含量是一样的，意味着我们的成本降了一倍。还有一个降成本途径是制造。我们希望未来通过跟各个高校、研究院所、设备厂合作。 下面我讲讲安全的问题。 大家看到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热失控问题，充电热失控、行驶热失控、车静止热失控，包括碰撞的热失控。电池的热失控，大家也知道温度高了，它会热失控，短路了会热失控，过充了会热失控，过放了也会热失控。但我们发现，很多热失控情况，跟电芯关系不是特别大，往往都是在使用过程中已经超越了电池的安全边界。所以说，对安全边界的认知非常重要。 无论是铅酸电池、镍性电池、还是锂电池，在安全边界之内使用，是安全的。如何保持这些电池在安全边界之内，是我们必须要把握的一件事。电池的安全是设计出来的，同时也是制造出来的、管理出来的。所以我们对电池使用工况的了解熟悉程度，也决定了我们对电池控制的好与坏。 在整车工况使用情况下，不同城市、不同的人、不同地域、不同行为，都会造成对电池的损害。了解这些工况、在实际工况中修正电池的管理系统，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下面我讲一下电池。电池在整车汽车方面的应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电池更大的作用在于能源物联网。智慧出行、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制造，都缺少不了电池的角色。 去年9月，我们和戴姆勒在法兰克福车展上，作为第一家锂电池企业，和整车厂宣布在2039年要达到电池和整车生产的“二氧化碳中和”目标。同时，我们也官宣在钴和锂资源开采和使用过程中严格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另外，在资源及材料回收方面，要保证资源的回收，不向环境排放任何额外的污染，包括粉尘和有机溶剂等，废液和废料等要通过再生循环利用。在终端用户方面，我们也做到从生产电池到整车厂到终端用户，循环使用再生，回到电池当中去。 孚能科技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软包电池生产厂商，也是全球第三大软包动力电池厂商。2017年到2019年，我们连续三年是中国软包电池出货量第一，在中国有两个生产厂，一个在赣州，一个在镇江。我们在全球有三个研发基地，中国、美国、德国。目前我们已经有18年的动力电池开发经验。 孚能科技也是一站式的整体能源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可以提供电池整体方案，包括标准设计、标准模组、标准BMS、系统设计、客户定制、电芯定制、模组定制、管理系统定制。同时，我们也是世界级的标准生产厂商，通过了中西方整车OEM验证，可以满足全球JIT和JIS的供货，服务全球整车厂。 我们也对生命周期后的电池管理有一整套解决方案，包括电池系统的回收、二次再利用、原材料的直接回收。 2011年，我们投产了185Wh/Kg能量密度的电池，到2019年，开始生产285Wh/Kg-320Wh/Kg能量密度的电池，未来我们储备了400Wh/Kg电池的技术，以满足整车厂的需求。我们预测，当电池达到400Wh/Kg的时候，整车厂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汽车电池的标准化就会上到议程上来。 我们从液态电池开始到凝胶到半固态到固态，彻底解决我们电池的安全问题，做成了一个不可燃的电池，使我们整车厂和终端用户对电池不会再有安全方面的忧虑。 针对电池的安全性能，我们做到了欧洲的标准。最近中国出台了热失控测试标准，要求电池包在热失控情况下5分钟内不能起火，我们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做了热失控实验，第一次测试中，在加热启动热失控的情况下，36分钟之后还没有看到任何起火的现象，满足欧洲和中国两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要求。
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在2020博鳌房地产论坛的行程很紧，主题演讲前的间隙，他腾出了半个多小时与我们对话。 经济学家就像猫头鹰，永远一只眼看经济走势，一只眼注视“黑天鹅”。 邱晓华提到较多的“黑天鹅”，是众所周知的新冠疫情，给中国及全球造成了巨大伤害。 他在不同场合都对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如果疫情是一场对国家的考试，那中国就是表现优秀的“考生”。这背后是国家系统的力量支撑，无论是经济物质基础还是基层组织体系，中国的特殊优势都得以放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如果没有其它外部因素干扰，邱晓华认为按照这样的节奏，我国经济下半年就有可能重回正轨。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他给我们提供了自己的预测：第三季经济增长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第四季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但上述预测毕竟基于乐观经济环境的模型，邱晓华一直关注着新的“黑天鹅”——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形容外部环境“似乎乌云滚滚”。 唯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才能掌握主动。 他给出的建议是：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具体举措包括三大方面下力气，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深化市场改革，做好长治久安工作；同时保护好三股力量，企业家的力量，行政组织的力量以及消费者的力量。 我们也讨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基建的话题，这是中国未来刺激内需、打造“双循环”的重要内容之一。邱晓华认为，要摆正新旧动能之间的关系，并要有总体的前瞻性考量。 对于房地产在未来所扮演的角色，他形容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呼吁外界不要将房地产与新经济对立化。 但他也认为，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下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邱晓华接着说：“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以下为观点地产新媒体对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的专访实录： 观点地产新媒体：今年以来，疫情和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次双重考验，您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表现？ 邱晓华：疫情扰动了整个世界，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停摆了经济的运行，也严重伤害了不少人的生命。 回顾这一场与疫情做斗争的不寻常实践，中国是表现比较好的考生，甚至是优秀的考生。我们最早把疫情控制住了，也最早实现了经济由负转正。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场大考中，国家和民族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乃至是优秀的答卷。但是疫情还没有过去，疫情还在海外蔓延和扩散，在国内也还时有发生，因此对疫情的影响还不能过分低估，还要继续保持警觉。 春天虽然迟了，但总会来。在疫情之后，中国正在走向缓慢而稳健的复苏进程当中。Q2增长了3.2%是一个信号，揭示了之后中国经济恢复的新篇章。如果没有特别意外的新“黑天鹅”，按照这样的节奏，中国经济下半年还可以继续保持稳健的复苏态势，我认为Q3会回到4-5%的增长区间，Q4可能就回到5-6%的常态增长区间。 中国是全球大的经济体中唯一一个能够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很幸运的。之所以这么幸运，我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优势，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方方面面一起行动，快速应对疫情，所以很快地把疫情控制住了。 第二，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各级地方政府立即行动，以大局为重，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 第三是来自于国家独特的健全的基层组织体系，村委会、居委会，以及默默无闻的志愿者，他们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责任精神，至今都令人难以忘怀。这三点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充分地表现出优势。 当然，我们还有比较好的经济发展的物资基础，4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奠定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疫情发生之后，我们能够及时地启动各种生产线，来保证医疗物资的供给，来解决医疗资源在一些地方不足的问题。我想这些是我们交出合格答卷很重要的原因，面对特殊的疫情有这些优势。 不过，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觉得不能把这个优势过度地、无边界地传递。因为经济工作毕竟还有经济工作的规律，我们在看到战胜疫情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过程中，转到恢复经济的路上，还是要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 按照中央的深化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经济工作还是要按照经济的办法，不能简单套用对付疫情的办法。 我觉得内部环境今年以来是持续的向友好的方向改进，可以看到企业家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市场的营商环境变得越来越向好，政府的宏观政策也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宏观环境是有利于中国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态势。 但不幸的是外部环境还有“黑天鹅”，这个“黑天鹅”现在还没有飘过来，但是已经看到了雏形，也就是外部环境似乎在变得更严峻、变得更不友好。 面对这些压力，我们当然需要高度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是一个方面，做好应对的准备是更重要的方面。只有思想上警觉、行动上准备，我觉得才能够更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要能够把被动变为主动。 这个世界的格局也在变，疫情后可以看到这种格局还在加快变化。一方面是基本的消费品、医疗物质，大家越来越追求就近或者是本国解决，不要把距离拉得太长。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此就打乱全球生产分工的秩序，想回到各自为政的分割体系当中是不对的。很不幸，今天这种分割倾向也在抬头。回过头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如果全球化被中断、被破坏，我们会增加一些困扰。 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变化，你当先、我追赶，我当先、你追赶，这种变化格局始终在路上。今天把眼光都注意到中美两国之间，我想它们的关系是影响到全球、影响到两个国家很重要的关系，合则两立、斗则皆败，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尽快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困难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如果外部有黑天鹅事件，那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疫情之外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必须关注的重大因素。 目前来看，中美之间从两年前开始的贸易战，逐渐的发展到了科技、金融的摩擦和冲突，尽管还没有完全全方位的爆发，但是已经看到了摩擦冲突在加深。 即便如此，对于中国而言，不管是东西南北怎么变化，不管是西风还是东风，不管是暴雨还是平静的天气，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重中之重。我想，应当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来，怎么做好？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让中国成为世界可信赖的、可依赖的，代表推动世界发展和进步的力量，而不是让人误解和误判中国。因此，我们在世界事务当中尽可能求大同存小异，展示出与大家为伍，与大家共同发展的宽阔胸径。 其次，深化改革，要切实把市场存在不足的制度性因素解决好。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把社会的长治久安放在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上来对接。 这三个方面还要下大力气做，在这个前提下，要尽可能把三股力量保护好。 首先，把企业家的力量保护和发挥好，中国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靠创新驱动、要靠有效投资来支撑。我觉得企业家无疑是创新和投资的主体，我们应当尽可能让企业家健康成长，能够做成事、能够做好事。 其次，让各级行政组织有效运转，中国特色是有市场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今天怎么进一步提高行政运转的效力，行政工作人员怎么更有担当、更负责，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第三，要尽可能保护和发挥好消费者的力量。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优势就是大国市场，但是这个市场远远没有释放出力量，所以要尽可能解决消费者购买能力不足、消费者喜爱和想买的商品和服务还不够、消费者进入市场之后还会遇到不愉快的欺诈、垄断的问题。 社保还要健全，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如果我们的消费者真正能够成为市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的潜能释放出来、作用发挥好，何愁外部环境干扰？我们觉得还是要对国家有信心，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要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关于提出的新基建、新经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如何从中破局？ 邱晓华：环顾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智能化、数据化，以生物科技为代表的这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已经大步向我们走来了。中国在这场革命当中不是落伍者，在一定意义上和世界是站在同一起跑线。 中央提出新基建是相对旧基建（即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传统能源、传统制造业建设等基础设施），新基建是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比如说5G、数据中心、物联网建设等等这些方面，包括生物医药的研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在处理新基建、老旧基建关系上还是要摆正态度，中国毕竟刚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老基建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关键是要提高老基建的效率，要提高它的有效性，不要浪费每一分钱。 新基建刚刚走在路上，应该说它的潜力还很大，它的范围还很广。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新基建领域还在不断的拓展，但是要有总体的前瞻性的考量，哪些是关键、哪些是不可或缺，要优先做好。要把新基建建在中国自主立场上，这样就能在这一场新革命期间具有主动作为。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认为房地产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能扮演什么角色？ 邱晓华：房地产还是可以用三句话说：第一，房地产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是影响产业链条最广的产业，解决就业最多的领域，也是对人们生活质量改善、对经济推动最直接的领域。 虽然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依然要重视，发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只是我们需要注意提高房地产的质量，要优化房地产的结构。因此，一定意义上，传统产业也可以插上新经济的翅膀，而且在建材方面，更环保、更智能，在家装方面更智能、更先进，不就是和新经济不矛盾了吗。所以，房地产和新经济不是对立的。 房地产是跟人口的规模，跟人们既有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是相联系的。现在中国人口进入了平缓的阶段，还有很多地方进入到人口的低增长、负增长阶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受人口因素推动的房地产动力已经减弱了，更多转到了提升和优化的阶段。 因此，一马当先、快速前行的时代结束了，房地产进入到了相对稳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稳健，保持平稳的成长和健康的成长，这是第二句话。不要再追求高速度了，因为高速度的年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应当更多追求在有限速度下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看到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在变，我们国家的变，地区之间在变，意味着房地产在不同的地域肯定会分化，所以要看到分化的趋势。在需要的地方、有市场的地方、有人气的地方，还是要尽可能的把潜力发挥出来，在逐渐弱化的地方、不具备靠房地产推动，成为负拖累的地方，我们当然就要谨慎。 中国房地产增长期还没有结束，但确实要靠提升质量、优化结构、嫁接新技术，插上高质量发展的翅膀，我觉得它的前途还是有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关于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等长期政策，您是如何看待的？ 邱晓华：房住不炒只是不能把房子作为炒作对象，并不是不能买卖的对象。毕竟它也是商品，还是应当在有序的市场下，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自由买卖，这还是要坚守的原则，绝对不能够误解房住不炒就是房子不能买卖，这是要扭转的偏见。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宏观政策相对宽松，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足，因此流动性流向更优质的资产，包括黄金和优质的房地产，这是很正常的，将来也会一样，如果说有好的地段的项目还是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经济在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提升，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要因为房住不炒作，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好了。市场还会存在的，只是要变成健康、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 至于“三稳”，主要是为了控制房价，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地价要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核心是稳地价，地价能够稳定，房价大头就稳定了。 因城施策一方面是灵活性，另一方面，原则性也要坚持，不能够出现恶意炒作，不能出现地价无边的变化状态。因城施策是要把责任下移，让地方承担房地产市场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责任，同样，也是给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活力，这是不矛盾的。 观点地产新媒体：您提到“三稳”的核心是稳地价，最近看到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都十分火热，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邱晓华：我想这是两个因素在扰动，一方面是特别特殊的地段，确实是相对稀少、稀缺，一定程度上根据市场规律，就出现了贵的情况，这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政策性因素滞后，土地供应不到位，也造成这种因素。但不管哪种因素，我觉得土地是国有的，也是集体所有的，既然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对于稳地价，政府完全是有主动性，也完全能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房企2020年中期业绩的发布接近尾声。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2020年是不平静的，甚至是曲折的。 从销售端来看，受疫情影响，今年2月百强房企销售业绩跌入低谷，3月开始恢复，进入6月后，整体市场逐渐走出“深V”曲线。受此影响，房企上半年的销售增速较上一年度有所放缓。 从政策端来看，在“房住不炒”的大基调下，今年着重强调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及因城市施策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由于二季度后全国土地市场及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的苗头，8月底住建部、央行举行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设置“三道红线”， 从房企融资端进行管理调控。 “三道红线”的消息，与房企2020年中期业绩的发布几乎同步，业绩会上各大房企的高管也不得不面对投资者关于“三道红线”的问题并给予详细的解答。 这或许也预示着，房企的高杠杆时代将从此逐渐走进历史，稳健增长将成为大多数房企未来发展的关键词。 由于今年市场销售节奏整体后移，为最大程度弥补上半年因疫情带来的业绩影响，房企下半年销售压力仍然巨大。但各大房企的高管在业绩会上都对完成今年预定的销售目标信心满满。 数据显示，业绩前十的房企中超过半数销售均价呈上涨之势，同时房企千亿俱乐部的阵容也正在逐步壮大，2020年或将突破35家。每一次的危机，对于优秀的房企来说同样是机遇。 我们选取了13位房企大佬在业绩上关于“三道红线”、投资拿地策略以及对未来市场的判断等核心观点，其中包括碧桂园莫斌、万科祝九胜、融创孙宏斌等行业内举足轻重的一群人，通过他们的远见卓识，看透中国楼市纷繁复杂的2020年甚至更远的未来。 01 “三道红线” 对于重点房企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问题，比较多的是叫“三道红线”。 我们从2018年开始，其实也在降负债，跟国家的政策比较一致。我们在稳健和发展之间会做比较好的平衡，所以未来融资管理对我们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从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监管机构主要还是从规范房地产整个行业和防范金融风险角度出发的。重点房企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我们会认真地去研究，尽快适应。 目前公司的财务和资金状况一直非常稳健，净负债率保持在27%的低位，手持现金为一年到期债项倍数的两倍和两倍以上，公司已经连续11年保持经营性现金流为正。哪怕今年，受到了疫情和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上半年也实现了226亿的正现金流。长期来看，我们对自己有信心。 融创一直走在政策前面，2017年已经开始保持有息负债稳定，加快降低杠杆率。我们从去年开始，并在未来三年中都把这作为重点规划。 我们已经对政策有了判断，提前进行准备。 从具体指标来看，目前已经能达到央行要求的方向：净负债率迅速下降，今年年底目标120%，明年目标100%以下；短债比年底一定可以达到要求；剔除税收的资产负债率相对较慢，需要随着利润积累、净资产增加而逐步改善，相信未来每年都会逐步下降，争取三年达到目标。 我们也在持续关注“三条红线”，目前没有细则出台，我们的理解是，这一政策将会对行业平稳健康发展有正向作用。 这两年绿城的规模增长符合预期，我们借助融资杠杆，但没有依赖融资杠杆，我们主动对负债规模进行了控制。 绿城的大股东对资产负债有严格要求，目前净负债率66%，现金短债比1.8，从去年到现在各项发展指标良好，未来我们会充分使用经营杠杆和合作杠杆，不过度依赖财务杠杆，推动高质增长。 新政目前只是传言，传言是有“三条红线”对应到企业内部，对全行业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净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对于安全边际本身就不错的企业影响不会太多。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在降杠杆，“三条红线”对整个公司影响不大。 我认为中央出台防控金融风险的措施，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也是促进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这个政策对旭辉来说是有利的，“三条红线”，第一条线，净负债率不超过100%，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净负债率是63%多一点。第二条线，现金短债比要大于1，旭辉在2.4倍，第三条线，扣除预收账款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70%以内，我们现在是74%，这一点略有差异，但我相信我们一年之内可以控制在70%以下。旭辉长期在三个方面与政策保持统一。 新政出台，对靠高财务杠杆，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影响稍微大一些。 中央对房地产调控已经经历过好几个周期，流传的“三条红线”，是国家意在房住不炒，引导行业健康发展。我们会积极配合和支持的，未来我们的净负债率会维持在70%-80%左右，配合国家对房地产的要求，短期和中长期来讲对我们影响不大，长远对行业是有利的，我们也会受惠。 02 投资拿地策略 房地产市场目前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市场持续分化并存在结构性机会，主力市场将向一二线城市及核心城市群回归。 中海的投资逻辑是根据企业所需要的净利润来反推销售规模，再反推投资规模。如果要保持利润总额的持续稳定发展，投资规模也需要持续稳健的增长。 随着规模的增长，叠加公开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所以我们要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在公开市场用更多的机会拿到符合我们投资标准的土地。第二方面在非公市场也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大湾区、长三角、环渤海区域，都是我们投资的重点，有合适的机会，符合我们投资刻度的，我们都会比较积极地去拿。 随着存量时代的来临，我们希望我们的销售规模要尽快的进入行业前5。核心发展目标还是希望利润总额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们现在正在把江苏和安徽的地级市基本全部布满，对于整个长三角的深耕，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继续做的。 中西部是比较大的发力点，尤其是云贵区域，区域对整个综合体的需求量、品质还是有需求的，对于政府端来说，我们的产品线非常有吸引力，所以对中西部的发力也会是我们的第二个战场。 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考盈利能力、自身的运营能力，从而体现竞争力。希望我们能够在规模上有一定的成长性。 创新投资是我们内部的需求，在外部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内部能力的确定性。 中南在城市投资上面，会围绕高能级的都市圈去布局。我们会去找裂缝，去找洼地，回避掉热点区域，回避掉高地价，我们会把握小周期的红利，回避掉枪打出头鸟的政策风险。 高能级城市的周边，它会有断裂带，比如人才策略、高铁建设、城市化进程等影响。高能级产业迭代升级，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一块空间领域相对来说受政策的干扰比较小，且灵活度较高，所以这块是我们重点的策略，能够同时实现速度和利润。 我们持续稳定在长三角、珠三角、核心的中西部城市进行布局。我们对长三角这块可能更深入一些，比如说昆山、太仓这些非常有质量的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在百强三四线城市这块会深入下去，但是对于中西部城市，我们没有下沉到更深的城市。 我们也不会再去增加更多城市了，就在深耕的区域里，把单城市产量提上来。更有利于我们节约化的用人，有效的提升我们的人均效能。 坚定回归能级较高城市不会变，具体占比要看竞争情况。关注长江经济带，首选长三角，其次长江中游、成渝；在中西部、环渤海区域，关注中西部首位度（行政中心）高，单核发展的省会、二线城市，未来重点投资二三线城市，特别是基本面好，市场容量大、收益有保障的城市；谨慎投资四线城市，重点考虑都市圈内供需比健康的城市。 下半年土地市场研判比较困难，正荣投资布局区域较多，还是会加强已经进入的区域研判，如长三角、海峡西岸和中西部等城市，对待尚未进入的区域，我们在合适的时机会选择进入。 上半年部分城市土地市场过热，国家政策的收紧对整个房地产来说是好事，对未来房地产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一二线城市的整个市场大基调应该不会变，正荣还是会做好自己，尤其是投资，要坚持几个大原则，一是盈利、现金流安全，二是快周转，三是区域深耕。 我们对经营团队提出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能自己拿地尽量自己拿地。合作太多家后，盈利空间的保障，包括清算的保障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年大幅度提升以自己投资为主。今年权益比应该会在60%以上，未来我们力争在70-80%。 下半年土地市场越来越火爆，整体2020年的策略不会变，全线看好六大都市圈中的一二线的城市，控制好有效的溢价率，在拿地前有清晰的一个投递标准。 我们在收并购和产业拿地上，下半年会有更多的动作。同时我们旧改项目的落地，下半年有相对大的项目进行能够落地，基本上的方向还是与稳健保利润的方向，在我们的核心城市圈内多渠道多元化拓展。 03 整体市场判断 “房住不炒”主基调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会越来越健康，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也会越来越有机会，这种外部环境对碧桂园是最大的利好，我们靠竞争力去提升市场空间，包括盈利空间和规模空间。未来的2-3年，我们追求资源高质量的发展，稳定的健康发展，我们力争能够保持10%-20%的增长速度。 受疫情影响，全国房地产销售和开发投资规模在年初一度大幅下滑，但3月份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市场逐步企稳回升。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下，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促进了市场的平稳和健康发展。 上半年我们的开发业务销售达3204.8亿元，降幅收窄至4%。从5月份开始，我们的销售就开始实现了同比增长。 下半年经营形势依旧比较复杂，无论是疫情还是宏观经济，都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集团将做好以下工作：一、坚持积极销售，每天都是卖楼的好日子。二、全面落实好产品、好服务、好项目，巩固提升基本盘，提升行业的竞争力。三、深化经营运营，提升各项业务的效率和效益。 近几年中央政府房地产一直按照“房住不炒”、“不把房地产作为刺激短期经济的工具”、“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三大政策方向进行调控，这些政策其实与大基调一脉相承：保持稳定，稳存量、控分量，在保持稳定前提下逐渐降低杠杆的方向。 整个行业目前阶段，央行的要求会对未来行业格局带来深刻影响，在整体要求下，想再弯道超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自身，融创不以规模作为首要目标，要提升综合竞争力。 房地产仍是国内经济主要的支柱产业，中央对房地产行业调控，是希望行业得到健康发展，对不同企业有不同影响。 调控对绿城而言是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上半年我们拿了很多项目，疫情发生后，这些地该不该拿我们也曾纠结，不知疫情的影响如何。后来讨论后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疫情下经济会更依赖房地产。下半年我们也会顺势而为，因势而变。 我们现在这个时点上要特别思考，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已经到这样规模、相对比较头部的企业的发展策略，有两个非常大的因素： 第一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国内的大的循环和海外的小循环这样的一个模式治理，这两个循环的模式可能会成为常态。 这里隐含着一个特别大的机遇：新的城市化的模式。 未来中国会以中心城市群结合城市间的高铁以及城市内交通为核心，强化城市功能便捷性。如何通过一些措施去加大消费会成为一个新的竞争增长点。 第二个是最近非常热炒的长效机制的落地，地产本身与金融密不可分，如何进一步规范金融和房地产，其出发点本身是好的。 从这两个点来看，我们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最好的时期到来了。 首先我觉得从大的宏观经济和行业背景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消费市场，且正处于消费升级的阶段和状态。 消费升级在两方面能够明显体现出来，一个是住宅消费的升级需求，第二就是在零售购物中心的消费升级，无论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只要是有好的购物中心，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可以用趋之若鹜来比喻消费者的消费升级的一种渴望和状态。 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单纯看中国的内在经济，我觉得未来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内需的市场很大。未来还是应该是稳健、有序、稳步提升的。 第三是房地产市场今年差不多16万亿的这么一个规模。我们在对市场的看法上，我们也认为中国的16万亿的大市场是已经形成的。 在大的市场规模确定的前提之下，未来是不是有更大的成长空间？我们觉得未必。但是否会有更非常大的下降空间？这个判断也是不会。 未来我们市场的感觉应该在存量市场里面，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面对白热化的竞争或者是能力的竞争，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分蛋糕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对市场的一些简单判断，第一，市场还是非常平稳的，维持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包括“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租售并举”，这些长期的政策，长效机制一定是非常稳定的。 第二，“稳预期、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放在更重要的方面，所以下半年的房价更趋平稳。 第三，受疫情影响，今年行业的销售同比会略有下降，且呈现一个前低后高，上半年少，下半年多，上半年在35%，下半年在65%的比重。 第四，疫情之下的房企更加分化。 第五，下半年的土地市场会更加理性，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机会。 第六，防控风险，市场化，规则化，透明化的融资规则，下半年整个的投资买地的增幅会放缓。 第七，疫情其实改变了需求结构，改善性的需求在加速释放，产品持续的迭代升级更加快速，不同地区，不同能级的城市市场间在加剧分化，沿海和内地，一二线和三四线，甚至二线里面还有不同，甚至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板块也有明显的变化，有些城市核心板块一房难求，但郊区板块或配套不成熟的板块很多项目出现了滞销。这些都是今年市场的特点甚至是下半场市场的特点。 （以上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据美国国会山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周二访问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然而，该州州长托尼•埃弗森建议特朗普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之前基诺沙警察枪击非裔男子布莱克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了持续一周的抗议示威活动，埃弗森警告说特朗普的出现或许会让州政府镇压暴动的努力功亏一篑。 “我代表其他一切对我们施以援手的州长，对您的到来表示担心。我们担心您的到来只会阻碍我们步入正轨的进程，担心您的到来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分裂。”埃弗森在给白宫的信中称，“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护基诺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您的到来无疑意味着我们需要专为您一人调配这些原属于基诺沙人民的资源。”
8月28日，随着圣湘生物登陆科创板，多年来陪伴圣湘生物共同成长、助其走向资本市场的正奇金融引发市场关注。日前，正奇金融总裁李德和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中国领先的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公司凭借“金融+投资+产业”的发展模式实现快速成长，并通过投贷联动、整体方案持续助力中小企业的成长。未来，公司将进一步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疗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投贷联动整体方案 中国证券报：不同于单纯的股权或债权，公司投资项目时经常采用“投贷联动”的模式，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模式？ 李德和：“投贷联动”是我们区别于市场上其他金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传统的类金融企业通常会为企业提供一些债权的产品，比如担保、小贷、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而我们则是以投行思维理念，站在企业的角度，根据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需求提供服务，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概念，而是从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去设计一系列产品，并把产品串联起来，我们叫作“整体方案”。 中国证券报：“整体方案”具体包括哪些产品，在操作的过程中又是如何让不同的产品形成一个整体的？ 李德和：我们在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场景下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形成了自己相对丰富的金融产品组合。总体而言，整体方案是股权+债权、投贷联动的产品组合。即使是投贷联动，我们也会根据企业产能扩建、应收账款、流动资金、资产盘活、并购重组等不同场景提供不同产品服务。比如，企业有长期设备购置需求，我们会给它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如果在销售过程中形成应收账款，我们则通过商业保理把它的应收账款买断，解决它的流动资金需求；企业如果有短期的过桥资金需求，我们还可以提供小贷服务。再比如，企业如果财务杠杆太高，有股权融资的需求，我们也会进行股权投资。也就是说，针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需求，我们主动配置资源，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证券报：公司与君联资本同属联想控股旗下的成员企业，在很多项目中经常和君联资本一起进行投资，这种共同投资的必要性是什么？ 李德和：这种协同投资在联想控股内部叫作“三军联动”，实际上就是大家的资源协同。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股权融资服务，也需要债权融资服务。但君联资本是一家专业的投资机构，更多的是提供股权的投资。如果我们和君联资本协同作战的话，就能实现优势互补，同时也能满足企业的不同需求。 聚焦新兴产业 中国证券报：公司今年投资上市的艾可蓝、天合光能、圣湘生物等企业涵盖了环保、光伏、医疗等不同领域。公司专注的产业有哪些？ 李德和：我们投资的领域聚焦在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上，跟国家的产业政策方向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我们主要在两大领域进行深耕，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生物医药。当然，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代表的绿色产业也是我们关注的，比如艾可蓝属于环保产业，天合光能属于光伏产业，他们其实都属于绿色产业。 中国证券报：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提出了“金融+投资+产业”的发展模式，怎么理解这一模式的内涵？ 李德和：金融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产品的概念，以前企业有什么需求，我们去满足就行了，关注自身的安全性。现在我们发现，金融一定要跟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站在产业的角度去帮助企业发展才行，这跟传统的提供金融产品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们也从宽泛地为企业提供金融产品到现在强调聚焦产业，为产业赋能。 中国证券报：自2012年成立以来，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领先的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李德和：自2012年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从战略1.0阶段到战略3.0的发展阶段。一开始我们的发展非常快，服务也比较宽泛，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按照传统的打法是很难胜出的。因此，从2015年起我们提出了投行思维，并逐步形成了投行思维、整体方案的发展路径，有了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到2019年开始战略3.0时，我们发现必须进一步聚焦到产业，特别是聚焦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以投贷联动作为手段，以“金融+投资+产业”模式打造产业赋能平台，以产业投行理念深度切入产业。 打造核心优势 中国证券报：提出聚焦产业，打造“产业投行”模式，这与公司之前业务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李德和：中小企业的数量庞大，而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深度切入产业，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金融+投资+产业”业务模式，搭建和导入金融业务场景，运用投贷联动、资源整合等各种赋能举措，打造产业赋能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深入产业、理解产业，然后影响产业、提升产业、整合产业，再形成价值共创、产融共创。 中国证券报：与专业的投资机构相比，公司有哪些独特之处和相对优势？ 李德和：第一，我们会以投资的眼光去审视企业的成长性，发掘优质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第二，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我们是以产业投行的理念剖析企业，通过整体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第三，传统投资机构更喜欢“锦上添花”，而“雪中送炭”是我们的强项，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产品去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中国证券报：在债权方面，很多投资机构也有债权的基金，包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能做债权。与他们相比，正奇金融又有哪些优势？ 李德和：我们的产品丰富、机制灵活，尤其是对于企业的短期过桥资金等需求，我们能够做到快速响应。比如我们的小贷产品，一周、半个月、一个月都是可以的，而且可以随借随还，真正做到快速响应，这是投资机构以及商业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无法做到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快速响应机制，使得我们能够和君联资本等投资机构进行优势互补，以产品组合的方式去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8月22日下午，2020上海财经大学校友高峰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办。黄奇帆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很高兴今天来到上海财经大学讨论疫情后的世界经济走向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我想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讲疫情下美国目前对中国采取的脱钩措施，面对这些措施我国应该怎么应对，以及我国正在启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 今年世界经济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疫情，这个疫情上半年造成全球1000万人确诊，目前已经将近2500万人。按照这样的增速，估计到年底会达到5000万人确诊。如果今年能够研发出疫苗或者特效药，确诊人数明年可能会有所收敛，逐渐变成疫情后的状态。像蒋传海校长刚才说的，疫苗和特效药有可能研发出来，也可能研发不出来。如果真的研发不出来，那么明年全球确诊的人突破1个亿都是有可能的。此次疫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已经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甚至会超越1929年到1933年全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的整整国际经济10年萧条那场灾难。 疫情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当下美国社会三大特征 PART/01 目前的美国社会有三个特征：一是滞胀，二是民粹主义，三是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 1、滞涨。美国经济的滞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无底线、无上限的QE，发放超级贷款，这些都在加速通货膨胀。在这几个月里，美联储超级贷款3万亿，美国政府透支国债3万亿，这6万亿的钱一部分进入疫情下的卫生治理系统，一部分救济疫情影响下的困难群体，但是大部分很难用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算得到钱也恢复不了生产。这些钱大部分都进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股市，第二就是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不是表现为各种商品，因为在疫情下，其实是通货收缩，经济萎缩，那就表现为贵金属。这几个月黄金的价格，每盎司从一千多美元变成了2000多美元/盎司，由此可见，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二是失业严重。美国目前失业人群已经突破4000万人次，失业率达到20%，这应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三是经济萎缩。美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比一季度环比缩水32%，说明整个美国处在严重的经济萎缩之中。一边是通胀一边是收缩，这是世界经济灾难中最糟糕的现象——滞涨。通胀，货币会贬值，至少经济热，失业也不会那多。通缩，经济在萎缩，失业人多，但是货币不贬值。现在则是两种灾难叠加在一起。 2、民粹主义。由于滞涨的状态使得美国社会不安宁，穷人越来越穷，整个社会干柴烈火，左得更左，右的更右，极左极右在民粹主义的思潮下走极端。所以一个警察把黑人打死事件一发生，干柴烈火，美国170多个城市，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两个月的游行示威，打砸抢，社会非常混乱，这是民粹主义的状态。 3、政客把矛盾集中到中国。政客在今年美国的这个状况下，很努力地在做三件事：第一，疫情搞得一塌糊涂，到底谁的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还是政府胡作非为、无所作为？渎职、卸职造成的？在这个方面政客们便进行甩锅，就说中国病毒，中国造成了他们几百万人确诊，十几万、二十万人死亡等等。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一听就是笑话。但是美国的政客，上到总统，下到各个方面的官员，可以厚着脸皮，堂而皇之说这些话，主要是为了甩锅，希望甩掉自己的责任。第二，几千万人失业，当然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就造谣也罢，出题目也罢，说中国人造成了美国失业，中国的企业抢走了美国的饭碗，造这样的一种舆论，这也是今年甩锅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第三，今年又是竞选年，对特朗普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在这个过程中，骂中国，甩锅中国，从中国撤资，或者做各种跟中国有关的话题，转移矛盾，转移责任。通过这样，使得政客们、选民们，方方面面形成一种奇特的舆论或者观念，就变成了只要说中国坏话，选票就会多，民意就会增加。在这个情况下，政客们谁对中国的问题有过之无不及，讲得更极端，谁就更能民情选举当中领先。 这三个特征，就是目前的美国经济社会的状态。 十大脱钩措施 PART/02 在目前美国这三种状态下，几个月以来，美国对中国搞的撤资论、脱钩论，逆全球化的观点、贸易摩擦、贸易战的观点，要比2018年、2019年这两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各种概念有过之无不及。现在我把这几个月以来美国的议员、国务卿、总统，各种政客讲得跟中国脱钩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可以理出一个系统的美国跟中国脱钩论，这个脱钩论可以归纳出十个方面。当然，这些方面还不是震慑的行动纲领，因为一旦都变成了行动纲领，形成了政府的决议，对全世界作出声明的话，那当然是贸易战、金融战、冷战等等就发生了，那现在还是那么一说，只是这十个方面中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可能有案例已经在行动，但是还没有构成系统的行动。 1、贸易脱钩。表现为不和你做贸易，你想买的我不卖给你，你想卖给我的我也不买。轻一点给你加关税，重一点就是彻底的贸易中断。 2、金融脱钩。让美国的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不给中国的企业贷款，不和中国企业发生金融业务关系，不仅贷款中断，保险业务也中断。 3、资本脱钩。资本脱钩，其实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几千个股票里有200多个中概股，是在过去20多年陆续上市的，也是美国投行、美国的会计事务所、美国的各种中介机构保荐推上去的，当然符合美国财经的各种政策、制度。但是现在他们是想再造一个为中国上市公司量身定做的制度标准体系，这种标准体系一出来，中概股不符合就必须退市。那么在这个氛围下呢，中国企业如果现在新的企业要到美国上市，其实也是很难了，那么总的是讲资本市场跟中国脱钩，好像中国在美国上市占了美国多少便宜，它不说美国人赚了中国这些企业多少红利。 4、技术脱钩。表现为严禁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制造高科技产品的装备，以及软件、技术、专利都不卖给中国。他们对华为和中兴的措施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迹象。 5、SWIFT脱钩。在设想美国商业银行联合会清算网络把中国的贸易机构、商业银行的业务从这里面断钩。 6、教育脱钩。现在中国在美国有36万研究生、博士生或者本科生、留学生。美国认为学理工科专业（stem），如学技术专业的、工程专业的、数学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是在偷美国的技术，因此在签证等方面对他们进行各种卡壳，另一方面这些学生如果毕业以后要在美国工作，今后可能也是非常的艰难。 7、互联网脱钩。上个星期蓬佩奥抛出言论，设想美国和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进行脱钩。 8、投资脱钩。这个投资不是指金融而是实体经济。美国要求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也限制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中国工商企业走出去到美国投资，美国加以各种阻挠，收购兼并各方面都不批准，用各种理由拒绝。 9、外汇脱钩。中国香港跟美元是联系汇率，美国扬言要跟香港联系汇率脱钩。这叫莫名其妙，赚了便宜还卖乖。那么我们中国，人民币是我们货币发行的一个锚，是跟外汇一篮子货币有关系的，我们30多万亿的基础货币发行，有20多万亿和外汇储备是关联在一起的，那么它觉得美元要在这里边怎么脱钩？ 10、长臂管辖。表现为对中国的企业或者各种政府的资金，找出理由给你冻结或者罚款。甚至也有美国议员扬言，中国造成了美国疫情，给美国带来重大损失，因此需要中国赔。还有的政客主张把中国的一万多亿美元国债冻结、赖掉等等。 以上十个方面，有五个方面是非金融的，如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投资脱钩、互联网脱钩。有五个方面是和金融战、汇率战有关的，包括金融脱钩、资本市场脱钩、外汇脱钩、SWIFT脱钩，长臂管辖里的资本债务冻结这一类的脱钩是与金融相关的。 那么大家如果深深一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如果真出现了以上10个方面的脱钩，我们中国经济会必然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同时这也将是美国的灾难。所以对这10个方面的脱钩，尽管现在没有真正的发生，只是部分的有发生的迹象，或者有的已经发生，但是毕竟没有系统的、全面的变成政府决断的这种发生，所以真正的贸易战、金融战现在还没有开打。 如何应对十大脱钩措施 PART/03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件事，就是毛主席说的话：“战略上要藐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宏观上看，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是毛主席以前说的很浪漫的一句话，战略上就该藐视他。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十个方面可以分为两类，五个非金融的品种，如果脱钩发生的话，我认为基本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同归于尽。比的是耐力，比的是回旋余地，比的是谁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补上自己的短板，最后在持久战中胜出。 具体的讲，比如说，贸易战无非就是不做生意。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那么技术战无非就是我需要的东西你不卖给我，投资战无非就是明明你到我这儿投资，赚了我的钱，你现在撤资，让我这儿有失业，反正把我需要的东西你断了，那么这些事情无异于都是同归于尽。 比如美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一万几千个，是过去20多年产生的。这些企业在去年整个的在中国市场销售七千亿美元，相当于五万亿人民币，可见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份额。如果真的全部撤资停产，中国市场少了五万亿销售值，当然会有一批工人下岗，税收也会减少，GDP也会负增长，对我们当然是一个灾难。 但是反过来想，美国几千个外资企业，二十多年里在中国投资去年的营业额7000亿美元，有500亿美元的利润，销售利润率是7%左右，应该说效益各方面都比较好。让他们撤资，丢掉7000亿美元市场，去掉500亿美元的利润，企业家听政客的还是听市场的？企业家的国王是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家们是要为董事会服务，为股东服务，为10年、20年100年的企业长盛不衰而服务的，不会为8年10年换届就走掉的政客服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美国政客真能逼得美国7000亿美资在中国撤资。 比如说通用汽车，90年代在上海跟上海汽车公司合资。通用在世界是排名第一的汽车公司，每年总生产800多万辆企业，如果中国的300万辆不算，它再也找不到每年300万辆的销售市场，立马就是第二流中后边的汽车公司。所以，不管是撤资还是中断贸易，其实是做不成的。 包括技术脱钩也是一样。从技术的角度讲，就讲芯片，全世界去年生产5000亿美元的芯片，中国采购进口3000亿美元。这3000亿美元芯片有1000多亿美元是美国7个芯片企业提供的，所以美国这些芯片企业百分之六七十的销售量是在中国。如果全部脱钩，要不了三年，高通、英特尔都会倒闭。这句话不是我们主观上咒他们，而是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4月份的一篇文章就分析了美国7家芯片企业得出的结论。 波士顿咨询公司分析说，如果中国的这一千几百亿的市场一旦放弃，要不了三年，中国自己的企业，以及欧洲、亚洲、日本、韩国的企业就会70%的覆盖掉美国这些企业的产品市场。那也就是说，美国企业哪怕再想恢复回来，也就只能在中国占领30%的部分，相当于说，它原来的70%的市场份额就没了。同时，在这两三年里，由于丢掉了一千几百亿美元的这个市场空间，而集成电路的折旧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折旧，一般四到五年，三到四年就会折旧，就要重新来一遍。也就是说，它只有规模效益下才会把这个折旧平衡，没有规模效益的市场订单，它资本折旧折不了，它就会亏损，一旦进入亏损，它再要搞第二代、第三代的集成电路，摩尔定律，每隔30年就翻一个新产品出来，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开发，它会进入螺旋形的萎缩，最后趋于死亡。 这个话不仅是波士顿咨询这么说，其实包括高通的老总们自己都有这个判断。所以，美国一旦宣布芯片的相关政策，第一，有那么三个月、四个月的缓和期，到了这三四个月要到期的时候，这些企业都上书给他们政府，要他们政府改变。所以，事实上，最近九月一号以后，对华为的这个隔离或者说脱钩的概念要实施到位了，最近我们看到新闻，高通他们又在策划美国政府进行政策松动。芯片企业的国王不是特朗普，而是市场，是订单。 所以说，非金融的那五个方面的措施，对我们中国一旦实施，的确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同时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市场也会有巨大的反冲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用害怕，真要发生鸡飞蛋打，就要看谁更有耐力、谁更有回旋余地，看谁更有能力集中力量补齐短板，立于不败之地。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另外五个金融的措施。 大家有时候一想到金融上搞金融战，觉得比技术战、贸易战更恐怖，觉得金融战美国人称王称霸，觉得金融战一搞起来，中国会比技术战还要严重的损伤，而且美国一定会赢。我恰恰认为，这五个金融战一旦展开，对美国来说都是自杀性的，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的措施。 比如说，如果美国金融，保险、银行不跟中国企业做生意，美国的银行资金来源，央行给的各种资金来源几乎是零利息，然后在充分的QE的背景下，资金来源极其广阔。这个资金来源要到美国实体经济，不管是疫情还是别的情况，资金是饱和的，需求并不大。美国股市已经炒到28000，真到38000再进去都是会套死的。所以这会儿资金最好的去的地方，一个避难的地方，一个有欣欣向荣增长的地方就是中国市场。 所以我们国务院上个月让中国的金融、保险、证券、信托、基金、银行、股权限制放开，独资控股都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放开，营业范围的活动量都放开。这个措施一出来，今年其实美资企业，不管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还是高盛、花旗，就这些金融机构在我国各地申请注册的资本金至少增加了70多亿美元。我可能了解得还不全，至少是我在五六月份了解到的。这六七十亿美元还只是资本金，金融资本金变成金融的量是可以放大10倍，那就是七八百亿。这还是刚开始，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哪怕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不得了的蓝色海洋。中国整个有300万亿的金融资产，外资占中国金融资产只有1.8%，2%不到。如果加一个点，就是3万亿，加10个点30万亿，如果十几年以后中国外资金融资产从现在的1.8变成10%，或者15%，这个不会给我们中国金融带来不安全。如果有百分之十几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这里面不占比例，都听特朗普的撤资脱钩，那不就莫名其妙，我根本不相信华尔街的老板会跟着特朗普的做法跟进。所以，真要脱钩，丢弃市场，而且恰恰对我们没有损伤的，比物资上的脱钩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他其实就是自损两千，杀我们一千都杀不了。 资本市场脱钩也是一样。资本市场的确很重要，但是200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真要脱了钩，如果有100个回到中国上海、深圳，有50个回到香港，还有50个转到欧洲去上市，资本的钱都是一样的，管你是欧元还是美元还是其他元，总之对企业发展它就是个钱，对企业发展的其他的机构没有什么变化的，反过来还繁荣了中国资本市场。所以，若是脱钩了，我不认为对我们有多大的冲击，反倒会给美国资本市场造成损失。因为中国这200家美国上市企业，占美国30万亿美元的市值股市里只占1/6，只占5万亿左右，但是恰恰它们的交易量、效益、增长率是美国现在这3000多个股票里集中度比较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若是资本市场脱钩，美国资本市场丢掉一块肥肉，丢掉一个有增长的市场。 再比如SWIFT脱钩，听起来很恐怖，但SWIFT也就存在于世界70年，但人类1000年前做贸易也有支付，100年前也有支付，没有SWIFT的时候世界照样在做贸易，也在走全球化。SWIFT当然一万多个商业银行的联合会有它的方便性。但仔细想，任何贸易总是，只要互相有合同，有贸易，就要支付。这个支付，如果有便捷的网络，一秒钟就付完当然好。没有便捷网络，拎着一个个皮包，直接现金付钱也是做生意。那么现在SWIFT若是把世界贸易最大的进出口国家中国除名，自然丢掉了一个重要的市场份额。反过来，我们国家要跟其他的国家做生意不方便了，但是还是会有通道的。我国人民银行2012年搞的cips网络，现在也有40多个国家，800多个商业银行在网络里。作为一个备胎，也作为一个SWIFT的尊重，我们不好意思也不可能还在SWIFT的网络里进行活动的时候，推出一个另外的网络。因为我们也是这个SWIFT网的一个主人，一起活动的成员。但是你如果把我国脱钩了，那我国推出那个网络依然是有效的。而且SWIFT的网络已经70多年，整个网络体系总体上设备陈旧，误差率也比较大，效率比较低，况且里面还有莫名其妙的信息追踪。美国的长臂管辖主要是通过SWIFT网络收集全世界各个国家企业贸易或者各种隐私的内容。我们现在的网络跟区块链连在一起，还就是个公平公正，更有效率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都觉得美国若真的采取这样的措施，形同自杀，也不用太担心。 再说到港币。因为我们实施了《国家安全法》，美国为了表示抗议或者是表示不满，扬言要对香港制裁，其中包括美元跟港币脱钩。其实美元跟港币没有什么好脱钩的，本来港币100年都是跟英镑挂钩的，1984年才跟美元挂钩，若真要脱钩了，港币不会跨的。我们每发7.8元港币，要放1美元。香港如果1年有1万亿货币印发的话，拿着这1万亿的港币，要相应的等比例的联系汇率1比7.8，要把美元放着，香港政府是在帮美元赚造币税，香港的这个造币税不能用，全都换成美元不能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明明是美国得了便宜还卖乖，好像我们要求美国，没这回事。所以我自己感觉，金融领域这些事，仔细分析，只要发生对我们都是常规状态的一个颠覆，必然带来混乱，带来困难，但是这种混乱困难不是致命的，是可以补救的。 我们补救的过程，美国却丢掉了金融市场，就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从这个意义上我做这个分析也不是盲目乐观，我们稍微深入想一下毛主席的那句话：“战略上藐视他”，别太紧张是很客观的，但是另一方面“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重视？就是我们国家现在采取的对付美国贸易战、贸易摩擦的方针原则，四句话，32个字。 一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尽管这十个方面都是那么一说，但是也要高度重视。尽管现在是选战之前，有时候有个侥幸心理，选举完了，这些东西就抛在后边没有了，或者换一个总统这个情况会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要重视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如果这十条都发生了，我们要有所准备。 二是保持定力，增强信心； 三是守住底线，灵活应对； 第四抓住关键，补齐短板。 也就是说，这个四句话其实是战术上高度重视，然后按这四个原则来进行方方面面的工作。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战略 新的发展战略是必由之路 PART/01 这个战略就是总书记在5月下旬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总书记提出这个战略不仅仅是面对疫情全球产业链支离破碎现状，我们不得已来搞一个内循环，也不是美国人跟我们脱钩，倒逼我们搞内循环。总书记这一段话指出了中国今后5年“十四五”、15年到2035年在更长的时间到2050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个今后的二三十年的强国之路，这个大循环政策、双循环政策是一个强国战略，是我们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的一个必然选择，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路径。 讲到这，首先要讲一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家的战略应该是以外循环为主体，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也是双循环，但是这个双循环里以大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体。这个战略是在1986年正式由党中央国务院把它确定下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在80年代我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劳动积极性巨大的释放，形成大量的农民，农村里多余劳动力转到沿海就业。沿海地区就形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廉价的、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这样就可以搞大量的出口竞争。 2、我们国家80年代初期，不管是政府还是国有企业，还是民间的企业，总的财力薄弱，资本金薄弱，缺资金，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通过引进外资，带来资本，也带来一定的技术，带来产品，带来市场。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资本大量的引进，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必然选择。 3、我们沿海地区先行开放，这个沿海地区先行开放政策有利于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产业发展，不管是5个特区，还是15个沿海经济开发城市，还是27个沿海开发区，都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非常好的营商环境。 4、八九十年代直到2007年之前，这20多年，欧美市场总体是向上的，对我们这些国家的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同时他们也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的产业转移到亚洲等世界其他地方，那么这也就有个大形势、大市场的一个结合。 由于这四方面原因，就形成沿海地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制造业。由于这个的战略的提出，外循环为主体的开放战略提出，推动中国经济比较好的发展。在80年代初，中国GDP总量非常小，封闭里产生了中国经济进出口几乎是0，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进出口量占GDP的比重5%左右，大进大出外循环搞了20多年，到2006年中国经济外循环比重到了64%，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当年的GDP64%，是世界外向度最高的。日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也是外向度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达到40%—50%。到2009年，中国的GDP赶上了日本，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同时我们的工业产值进入到世界第一。同时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在2011年也成了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过程，也是外向型经济产生的一个结果。 2008年全球出现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在那个当口，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者外向度经济发展的最充分的时候，也同时出现了5种不适应、不适合再搞外向型的压力。 1、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世界的经济受到重创，欧美国家各个方面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进口需求订单各个方面都在萎缩缩减。而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如果我国还是高歌猛进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占领更多的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压力增大。实际上，后来我们发现，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甚至萎缩不是暂时的，而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到了天花板，危机之后增速稳步下降已成定局。 2、也是在这个阶段，贸易保护主义也好，逆全球化也好，反正其他国家跟我国贸易摩擦增多，打贸易官司的事情就多了。就从我国成世界第一大的进出口国以后，有研究显示，2006—2009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数占全球的比率超过了35%，2015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31%左右。从反倾销最终实施的结果来看，1995—2015年中国共遭受国际对华反倾销裁决820件，占世界总数的25%，也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肯定性裁决比例和中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税率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贸易摩擦是正常WTO中的纠纷案，跟中美贸易摩擦，美国颠三倒四的跟我国挑衅、打压是另外一回事。 3、中国的劳动力在2012年出现了逆转。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每年退休1500万，新增的劳动力包括农村转移过来的，一年是1200多万，每年少了200多万。这个六七年其实要少了1000多万人，但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多，也就在这个六七年里，我们GDP从11%降到了6%，降了5点几个点。一个点拉动200万，这样下来就减少1000多万的需求，本身就说明劳动力因素多么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各方面都有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价格也是翻了一番。 4、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 5、生态环保要求越来越高。 面对这五个方面再加其他的影响，中央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的调控措施，使我们外向度极高的外循环开始跟内循环结合在一起，开始增加内循环的比例。到2019年，我们100万亿的GDP，46000亿美元（30多万亿人民币）的进出口，相当于CDP的32%。2006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外向度从64%降到32%，不管是因为国际因素给我们倒逼的压力，还是我们中央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外向度降了下来。 所以，大家要明白，外循环转为内循环，并不是突然提出的，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在的已经在调整。在今年的疫情下，现在正式把它提出来作为以后强国战略、发展战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是我们在美国贸易摩擦脱钩论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想把这个观点说明一下：这一战略，第一它不是突发的，第二它有内在的原因，第三外向型战略并不是唯一的强国战略。外向型战略使国家经济从小到大，从穷到富，它会起到作用，但是所有的世界强国都不是靠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全世界G20，所有比较强的国家，它的进出口总量占这个国家的GDP大多只有20%到25%。可见，外向型是小头，强国75%到80%是内循环产生的经济强盛，才是真正的强盛。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非常有前瞻性的，是我们国家的强国之路。 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相支持的战略之重要意义 PART/02 1、从工业的产值角度讲，大进大出的工业，100亿产值一般只有10%到12%的增加值，因为它带动的大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全是外边进来的，是带动外国人的零部件、劳动力以及零部件的利润、税收都是在外国。我们只是浩浩荡荡运来表现为进口，加工完了之后出口，出口听起来量很大，但带动GDP、税收、劳动力和企业的效率并不高。但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同样是进出口的，并不是闭门造车跟国际脱钩，并不是两头在内，而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形成国内的一个产业链的集群，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这个时候同样100亿出口可能是30%到35%的增加值，效益高这是不言而喻的情况。 2、内循环为主体、又是开放的双循环的产业系统，对国家经济安全当然是很重要的。比如，就产业链而言，疫情下，许多地方产品市场是有的，但是供应他的零部件，如果1000个零部件少供应10个，这个产业就瘫痪，产品就做不出来。中国有五个城市，苏州、深圳、重庆、成都、郑州，都是中国这20年电子产品产业链集群，60%到70%，甚至80%本地化。它这个本地化不是大而全、小而全，并不是本地企业、国内企业自己干起来，还是全世界的企业，1000个可能有800个是外资企业，但是这个企业不管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都在一个地区形成集群，我们叫水平分工下的开放，垂直整合的集约。在疫情下，这四五个地方，不仅订单没有萎缩，而且逆势而上，许多产品40%—50%的增长。 你问为什么他们今年四五月份有40%—50%的订单增长，说起来很简单，他说我们的老板在这儿开了厂，然后在欧洲也有厂，在巴西也有厂，现在那边因为疫情都停产了，但是市场这个订单还是需要的。特别电子产品，大家宅在家里，这些笔记本电脑、手机都还是需要的，那么外边做不出来，把订单甩到我这儿，我这儿也不要增加新的设备，就是加班加点，“5+2、白加黑”，订单就上来了。 讲这些就说明这个产业链集群是有它的安全性的。 再放大一点，我国工业系统现在一年要用6.5亿吨原油，本国只能生产2亿吨，我们能源的外向度、依存度达到70%。今后我国能源需求增长不可遏止，再过十几年，如果中国需要从6.5亿变成8.5亿吨原油，中国自己产生的原油就有2亿吨，这个时候90%外向度，人家在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卡你一下，我们半条命就没有了，这比芯片脱钩严重100倍。在这个意义上，能源增长不可遏止，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这样的原油的外向度，是不是国内的页岩气，现在200亿方，是否加个零变2000亿方？如果有两千几百亿方页岩气，就相当于两亿吨的原油能量。 另外，我们中国有50亿吨煤的开采能力，实际只生产38亿吨。如果多生产10亿吨煤来替代石油，4.5亿吨煤就能转化为1亿吨油，10亿吨煤相当于2亿多吨的油，煤炭不能做燃料，燃烧有污染，但是把煤做成煤化工，把这个做起来就可以替代少增长进口2亿吨的需求。如果10年以后中国还是6点几亿吨原油，还保留我们的能源进口4亿多吨的状态，但是总的能源量，因为煤炭的替代，因为页岩气的替代，我们会安全得多。所以内循环下，国家经济安全把命运掌在自己手里很重要。 3、内循环下会更注重科研开发，注重独立自主的关键环节的发明创造。在外循环体系里普遍有一个概念，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反正市场优化配置，听起来好象非常浪漫的、理想的，没有任何政治和国家之间利益的冲击，完全按照市场，有钱就可以买买买。在外循环体系里，这样的思维方式比比皆是，所以就会对国内的研发重视度不够。 那么我们在内循环体系里，大家一定会明白，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所以会重视创新。创新就是内循环的立身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技术是产业链当中的核心环节，加大创新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各方面都会发展起来。 4、内循环才会使我们中国的要素市场形成良性循环。在外循环下，我们的商品市场是发展了，全世界商品都在中国转，所以商品定价由市场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97%商品的定价是由政府定价。现在我们97%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但是中国的要素市场，不管是土地市场、资本市场，还是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数据市场各种要素市场，包括石油能源期货市场，说白了，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有障碍。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政府说了算，要素市场的价格百分之七八十政府定价，要素市场的发育不到位，这是外循环必然的结果。 在内循环体系下，中国的要素市场一定会出现真正的畅通循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由市场来配置。中央今年4月份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素市场一旦启动，一旦市场配置，国家不需要出钱，这个机制一转，每个要素市场至少一年多一到两万亿的红利，或者叫GDP，或者是税收，或者是老百姓收入，总之，额外的增加一到两万亿。 中央提的五大要素市场，我们算过，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资本市场、数据市场，每个市场真正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到位都会有1点几万亿到2万亿的红利，五个市场加起来一年六七万亿，十年六七十万亿，30年200万亿，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真要有200万亿内循环的这笔钱出来，我们哪怕实体经济中，这儿有破产，那儿有产能过剩，那儿有坏账，假如一年产生的这些坏账被要素市场的利润一裹挟，进出相抵，国家经济会更充分的发展。所以，我对这个要素市场的理解，我看到的就是钱钱钱，而且是不言而喻的。 就像我们农村联产承包制，这么一搞，农村一年多一万多亿。联产承包以前，中国差不多八九亿农民搞粮食，每年就是两三千亿斤粮，承包以后，每年产粮一万多亿斤，每斤按1元钱计算，是不是就多了一万多亿的钱。城市土地批租1990年一搞，30年时间，城市土地批租48万亿人民币，那么政府收进48万亿就搞了城市化改造，轰轰烈烈的中国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就靠这笔钱。中国财政从来是吃饭财政，今天也是吃饭财政，是没有钱拿来搞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就是土地批租出来的。没有土地批租的话，这个钱看不到，有了这个土地批租，政府多了48万亿，房产商们除了付近50万亿的钱买地，然后投入100万亿造了房子并卖掉。现在这些房子值400万亿，这个当中成本150万亿。所以总的来说市场化会涨钱。在这个意义上内循环一定是市场化的内循环，是我们要素市场的内循环。 5、内循环当然是更高层次开放的内循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我们能够开放得更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内循环的市场，当我们内循环搞好了，市场生生不息的潜力挖掘出来，中国就会有更大的进口市场。进口多了，我们对世界商品有定价权；进口多了，我们可以用人民币来支付。大家知道，人民币国际化绝不是靠出口，绝不是出口创汇然后有两万亿、三万亿、四万亿美元，因为我们家里美元多、黄金多，所以我们的人民币值钱。这是一种说法，但人民币真正的国际化不是靠出口创汇，出口创汇还是在承认美元外汇的神圣。人民币的神圣、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地进口，进口多了以后我们有商品定价权，进口多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支付人民币，人民币是在支付进口商品钱的过程中，人民币出去了，国际化。人民币的造币税是通过进口外国商品，支付了人民币，造币税也就这么来了。 总而言之，国家在开放当中，内循环会不但有助于国家开放，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地位也是在内循环中实现的。我们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在这个内循环中形成的，我们国家也就让整个世界跟我们脱不了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想到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多么的英明伟大，提出的战略为我们二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强国之路。 五个不变趋势 最后，我要说一些结论性的话。疫情下美国政客甩锅或者抛出来的观点，说全球化要终止等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我是完全赞成刚才蒋传海校长说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不可阻挡的，某一时期某一个阶段来讲，有脱钩、有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整体上是挡不住的。疫情后，在中国内循环的体系推动下，我们会看到五个趋势不变。 1、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但是全球化的结构会发展变化，美国作为霸主一国独大，统领全球化的这种状态会变成多极化的全球化，美国、欧洲、中国是一极，俄罗斯、日本、英国也都可以在某些方面构成一极，最终多极化的全球化会出现。 2、世界经济东移亚洲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的比重，从1970年的17%，到80年代的20%，到现在的36%，每十年涨四个百分点。今后30年还会继续涨十几个点，最终2050年世界经济总量的50%是亚洲贡献的。之所以这样，当然因为中国的比重增加了，因为上世纪80年年代中国只占1%，亚洲占20%，现在亚洲占36%，中国从1变成16，所以这个比重就上来了。 3、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世界经济从衰退中重新振兴这个趋势不会变。工业革命从来是让人类让社会经济摆脱困境的一个颠覆性的手段，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恰恰中国是引领者之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中国没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中国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不是引领者，但我们改革开放跟进了，也因此我们发展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与美国、欧洲共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而不简单是跟进者，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趋势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 4、中国改革开放的趋势不会变。 5、因为中国搞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中国巨大的内在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引领世界经济做出更多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的30%，今后我们增长的比例不会像以前那样10%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哪怕是4%到5%的增长，因为我们基数大了，所以我们可能每年的增长量还是全球经济总增长量的30%，因此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这个趋势不会变。 有这5个趋势不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20年890新商学第一场年中经济论坛“半程2020，风往哪里吹”，于8月29日（昨天）落下帷幕。 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国际局势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当下的环境，是所有与会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而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本次论坛带给我们的万字解答，共分为“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十四五’期间政策转向”三大部分，一起来看看吧。 Part 1．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 今天绝大多数来的人都是做企业的，做企业的往往会被短期的事情所左右。 这让我想起来刘震云先生在2017年我们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他讲道，他外婆是在他们那个村子里头干活最勤劳的，每一次割麦子是割得最快的，因为她一蹲下身去就从来不起来，从这边一直割到那边头上，因为不起腰所以她割得最快。 但是他话锋一转说，你们北大的毕业生不能这样，你们应该抬起头来向前面看一看，才能有长进。如果都像我外婆似的，可能一辈子低头割麦子，就割了一辈子。 我们做企业，也应该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一下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抬起头来看看中国所处的阶段。 1 后工业时代 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狂飙突进的。 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无与伦比的重要。我们老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无与伦比的增长，但事实上中国的变化，就是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才真正发生的。 头十年，我们出口的增长是每年29%，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已经翻了五番，外汇储备猛增，经济以每年两位数增长。 总结这十年，就是水大鱼大，财富快速积累。 而2010年之后的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是结构变化的十年，中国的工业化高峰过去了。 工业占比，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先上升，然后下降。中间迟滞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在80年代、90年代，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主要在调整，怎么走出计划经济，怎么转移到市场经济。在这里朱镕基总理为中国经济过去20年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0年代那种奋不顾身的改革，奠定了我们腾飞的基础。 在工业就业占比这块，事实上比统计局给的要高一些，我估计最高峰应该达到35%，但统计局统计只有30%。无论如何，这个数据在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不等于不要工业发展，工业仍然重要。因为工业的劳动生产力比其他部门要高得多。一个工业部门的工人一年创造10万元的产值，那是比较轻松的，而一个服务业的工人要创造10万元的产值是比较难的。 此外，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也快于服务业。比如理发，一百年前理发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理发还是半个小时，也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但工业的进步却一直在发生。 最后还有一点是国际竞争，一个没有工业的国家，你想在国际上竞争占据有利地位是不太可能的。我可以举一个非洲的例子。非洲基本上没有工业，所以我们的企业到非洲去生产，无论你生产什么，都可以赚钱，因为非洲什么都贵。而且物价动荡不定，当非洲自己的货币贬值时，老百姓就倒霉了，物价就上去了。 所以一个国家掌握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到服务业里去呢？因为服务业付的工资要高一些，资本的报酬要低一些。工业刚好反过来，工业主要的收益是资本拥有者，劳动者报酬是比较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工业化的时候财富就会集中起来，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而当劳动力从农业，特别是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时候，GDP增长速度就要下来。 2 出口状况 再看看出口和GDP的比例，从出口的增长来看，明显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增长速度上去了。中间当然有升有降，但总体而言是在上升。我们现在出口总量是多少呢，是2.5万亿美元。有些人担心说中国的出口被东南亚在替代，特别是越南在替代我们。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 两个原因： 1． 这些国家其实出口量是很小的，越南出口量是多少呢，是中国的1/10，我们是2.5万亿美元，它是2500亿美元。越南的出口增长20%，那是很大的增长，即使这20%全是中国给它的，中国下降多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中国下降2%。 再说它增长20%，也未必都是从中国抢去的。 2．越南的出口增加了，但是不见得中国的出口就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增加了，我们现在是把一些服装鞋帽给越南去做了，纺纱、织布还在中国。所以，它们的服装出口增加了，我们对它的纱、布出口也增加了。 但话说回来，出口对GDP的贡献，增长的贡献是在下降，我们最高峰是在危机之前，2006年，那时候出口/GDP比例达到35%，现在降到只有17%、18%，和日本差不多。但美国比我们还低，只有10%左右，国家越大这个比例越小，这个比例还会下降。 3 消费与储蓄 与此同时，我们消费占比在急剧上升，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来越大，2018年贡献度在76.2%，2019年是57.8%。 这意味着，事实上2010年国内循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占主导地位了。 消费占比上升，它的反面就是储蓄占比在下降。 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家庭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加总起来占GDP的比例，最高峰2010年时达到52%，这是无与伦比的储蓄率。这样的储蓄率只有新加坡在和平时代曾超过我们，因为它有强制储蓄。其他国家呢，恐怕只有战争时候才超过这个比例。 为什么我们的储蓄率会这么高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搞工业化。你搞工业了，财富就是向资本拥有者手里集中。 2010年之后呢，我们的工业增长速度慢下来了，制造业想赚快钱不那么容易了，宏观数据上也反映出来储蓄率在下降。 这时候我想提下四万亿的事儿。 我们一提四万亿就老说我们做错了，这个观念得变。没有四万亿，就没有中国今天。四万亿是将头十年的储蓄迸发出来了。头十年攒了那么多钱，储蓄留在国内就变成货币了，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储蓄，你存在银行，银行就发贷款，就发货币。前十年我们没有敞开口子发货币，把储蓄憋下来了。2008年之后我们敞开发货币，就把储蓄动能全都释放出来了。 4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了，这里看的是GDP份额、出口份额，这都是名义量计算的。 GDP，一开始份额是下降的，因为我们货币在贬值，后来在上升。上升到现在，我们占世界的16%-17%。出口，占到将近14%，估计今年能够超过14%，因为全世界出口数都在下降，中国反倒是微增的。 给大家看这张图，想让大家对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中国GDP占世界比例最高的时候是19世纪30年代，我们那时候人口占到世界的37%，GDP占到世界的1/3。 我们老说整个清代是衰落，但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仍然能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 如此一看，今天我们离那时候还远了去，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达到世界的平均收入。总理说我们还有6亿人，每个月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大家都吃了一惊，其实这个数经济学家早知道了。 我给学员看过国家的收入分配，看的是年收入，但学员说老师，你看的是月收入吧，我说不对，是年收入。我们的学员轻轻松松都属于中国收入最高的那10%，估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收入最高的那10%。 另外是出口，出口现在是14%，即使在20世纪初时，中国的出口仍然占到世界的11%。 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194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收入的1/5，是个极其贫穷的国家。现在能够追到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追赶又加速了，2009年我们的GDP总量，按照名义量计算是美国的34%。到了十年之后，去年达到68%。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过去这十年里，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的依赖度是在下降的，而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是在上升的，尤其那些资源出口国。 另一种依赖在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总结一下，中国所处的阶段，我认为是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我理解中国从秦以来2000年的历史，头一千年是中华民族的上升期。到了北宋的时候，我们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都走到了一个巅峰时期，中华文明走到巅峰，其实是农耕文明走到了巅峰。 但自那以后将近1000年的时间，中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或者说在停滞。到了民国，民国是个过渡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起点，到2049年刚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我分成三个阶段：头30年准备阶段，勒紧裤腰带，给工业打下基础，社会改造；中间40年，我们是个起飞阶段；未来这30年，才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是一个高光阶段。 到2049年，我们GDP总量能占到世界的1/3以上，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60%，那就意味着我们的GDP总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才能说我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日本比较一下也能看出来端倪，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办奥运会，的的确确是一个上升民族必做的事情。1964年东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大概相当于日本7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日本在高光时代，最高光的时代，实际上是70年代、80年代。那时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日本，然后日元升值到多少，大概升值了3倍，日元的购买力增加了3倍。 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有1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界的。中国人因为老爱跟人家比，老抱怨中国怎么培养不出诺贝尔奖来，我们的教育体制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都是胡扯。 日本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所做出来的贡献是什么时候做的呢，绝大多数都是70年代、80年代做的，很少有90年代做的。因为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就停滞了，就歇菜了。 我敢保证，中国科学家现在所做的研究里，有很多都是诺贝尔奖级的，30年之后，我们就会像日本一样，每年产生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未来的30年是中国的高光时代，所以我们做企业的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 Part 2．国际环境变化 1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 美国对华战略改变的原因，具体是以下几点： ▶ 一是中国影响力的增加。 在中国还是一个小老弟时，美国可以容忍我们做很多事情，但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巨人时，美国就不能再容忍了。我们的技术，特别在通信技术领域，现在最先进的领域，还有AI领域，基本上跟美国可以说能够平起平坐，甚至能够超过它。比如5G技术，我们讲的是超过它。 ▶二是美国人原先跟中国搞在一起，一开始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苏联。 1991年苏联瓦解后，为什么美国人还跟中国人搞在一起，原因在于它认为把中国拉进来，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可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中国有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建立在这个文化之上独特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美国，所以如今美国精英有一个共识：美国对华政策在过去50年都是失败的。哪怕是以前对华比较友好的人，基本上也认同这一点的。 ▶ 三是特朗普及周边很多鹰派。 其他人意识到美国的计划落空了，不一定会和中国胡来。但因为特朗普周边都是一帮鹰派，这些鹰派目光非常狭窄，开始胡来，把中国定义为敌对关系。 2 去中国化是不是发生了？ 我觉得去中国化并没有发生。 从中美贸易角度看，去年中美贸易额是下降的，中国已不再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虽然贸易额还在下降，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下降更快。所以中国在今年4月份已经重新变成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了。 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下降13%-30%，但是中国的出口上半年下降3%，6月份出口增长4.3%，7月份应该是增长了10%，那就更高了。 所以你说是去中国化了吗？反倒是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高了。我们的进口也在增长，说明我们的国内的经济恢复还是比较好的。 整个世界今年大概下降5%，但是中国我觉得1%、2%的增长是有保障的，甚至我们可能达到2%-3%。今年美国至少要下降5%，那么中国又增长2%-3%的话，中国的GDP和美国相比，就能达到它的73%左右。 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链是不是断裂了？在部分高科技企业上，的确是断裂了。华为还有其他实体清单上的这些企业，日子的确难过。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断裂并没有发生。 从这里头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混乱矛盾的。比方说它打击华为，主要是打击高端芯片。因为低端芯片我们自己能够生产。 高端芯片主要用在移动端，就是手机上面，比如说7纳米的、5纳米的，华为已经设计出来了5纳米的芯片，现在生产不成了，因而华为的手机肯定会遭受重创。 但低端芯片方面，小米、vivo等还可以用。特朗普打击我们一个企业，但是并没有打击我们全部的手机行业。 另外一方面，特朗普打击华为移动端的的确确对华为手机销售影响非常大，但是对华为的5G技术其实影响并不大。5G通信它用不着那么高端的芯片。对于我们的军事工业来说，根本它就够不着，我们军事工业用的芯片还是毫米级别的，也用不着这么先进的芯片。 还有一个角度，国外企业是不是在大规模撤出中国呢？ 特朗普政府老是说这个事，但有多少美国企业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撤出中国的呢？其实是比较少的。日本是出了一些钱，大概147亿元人民币，现在大概有80多家日本企业撤离中国。而且所谓的撤离，也未必是全部撤离，可能是把部分产能搬回到了日本，而不是全部的撤离。 而那些以中国为市场的企业，根本没有撤离，反而投资还在增加。 原因在于，整个国家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现在随便你拿出一个制造业的产品来说，你都不能绝对说这个产品是某个国家制造的，因为这里头的元器件来自多个国家，现在一个产品是绕世界一圈最后才到了消费者手里。 另外中国的优势不降反升：我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我们的技术水平又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巨大的市场，没有一个企业是愿意轻易放弃的；我们的生产网络，你在中国要想生产一个小螺丝钉，很容易找到，你要生产大型的设备，中国也可以找到。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要搬离中国，到别的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去搞制造业，难度都很大。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老爱用中国人的逻辑去想象西方政治的逻辑。在西方，政府是不能命令企业做事情的。 在西方，要想让企业做事情，一定要通过法律。比方说搞实体清单，不是说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不能普遍去立法，让企业做这做那。因为这些企业，在议会里头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会反对。 如果立法做不成，政府要想让企业就范，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给钱。但是你这个政府有没有那么多钱呀？像日本政府，好不容易拿出来了147亿元人民币，但是对这个企业来说是毛毛雨。另外还有一个利益平衡问题，你给谁不给谁啊，在一个民主机制下，它其实是很难摆平的。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能高估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不要光看政府说什么，有时候政府说的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它如果拿不出实际的措施来，是没有用的。 接下来我说说我对美国的认识。 第一个认识，是关于“美国退群”“美国第一”。 这不是说美国在放弃对世界的领导力、领导权，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重申它的领导权。战后建立的这套秩序是美国人主导的，但是美国人在这个秩序里头有得有失，得主要是它的美元霸权，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刚要瓦解的时候，一盎司金子相当于35美元，今天一盎司金子卖到2000美元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美元贬值了多少。 美国通过贬值割了世界无数茬的韭菜。 同时它也承担了很多责任，要花自己的钱，去维护所谓的世界秩序。今天它要重构世界体系，是不想再出这些冤枉钱了。 第二个认识，美国衰退没衰退？ 美国根本没衰退，只不过它相对位置在下降，这个是两码事。 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位置在上升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地位在绝对地下降。它在经济领域、金融领域、军事领域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所以我想说，中国至少在近期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取代美国的旗手。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即便拜登能当选，美国肯定也要以新的姿态重新来领导世界。 第三个认识，中美技术会不会脱钩？ 我自己判断，技术是部分脱钩。 什么叫部分脱钩？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控制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恐怕我们也不会形成两个平行的体系。 原因在两个因素，一个是现代技术非常非常复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掌握一个现代的特别是通信领域的技术，非常非常困难。 华为在5G里头掌握了40%的技术，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例了，但仍然需要有其他国家的企业参与，整个5G技术才能搞成。正因为这样，它的标准就必须是统一的，否则这个事儿就没法干。而且标准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企业来制定的，也就是这些龙头企业一起坐下来谈出来的。 我们国家曾经为了3G技术花了很多钱，使了很大的劲，把自己的3G标准推出去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没从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制造能力。当你没有制造能力，你去硬推这个标准的时候，你得不到好处。 所以，不是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技术，而是首先你掌握了技术，你才能掌握标准，不掌握技术，哪能参与标准的制定，硬挤进去也没有用。 此外还有美国企业的作用。 比如，高通一半的销量在中国，高通如果把中国市场失去了，那它再想跟上台积电都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现在已经掉队了。 7纳米的芯片只有3家企业能做，台积电、三星、高通，然后5纳米的芯片只有台积电能做。现在就看高通和三星愿不愿意再去追台积电，台积电投资5纳米的生产线花多少钱？300亿美元。高通想跟上台积电，那你就得保持市场份额，要有钱，你没钱就做不成。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再延期，最近的消息，美国半导体协会再向美国政府沟通，对华为的禁令再延长，再延长150天。大家想想，再延长150天，说不定特朗普下台了，被选下去了，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是不愿意看到中美脱钩的。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也是一样的，台积电、富士康它们都不愿意看到，因为中国大陆是它们最大的市场。 它们有什么底气说服政府呢？这些企业都在美国有投资，这个投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同美国政府沟通的谈判筹码。 现在美国人采用的策略是先把中国人的脚打残了，然后跟中国PK，当然这时候中国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但这个策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且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自己也不可持续，企业会造反的。 但是，我们中国和美国的技术竞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我们中国要想找到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在统一的规则、统一的标准下面，和美国进行和平的竞争。 技术领域会出现部分脱钩，而且跟美国或者说跟整个西方世界是比较严重的部分脱钩，所以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在关键性的领域里发展自己的自主技术。 第四个认识，金融脱钩。 这也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话题，金融领域会不会脱钩，美国会不会把中国排除在SWIFT之外。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SWIFT。 SWIFT是一个国际联盟，其实它是一个电报通知系统。一个银行或者说我们个人，你们做生意，要把你们银行里头的钱换成美元，然后要打到国外的客户的手里头，你就到银行去，我要换一笔钱，换100万美元，你的银行就从你的账上扣减100万美元。 你怎么去通知对方的银行呢？你这个银行就会发一个电文，这个电文里头就有一个所谓的SWIFT协议，把对方的账号填进去。然后你通过这个电报系统通知那家银行，然后那家银行就在客户的账户里面填上那100万美元，交易就完成了。 所以SWIFT系统它不是一个支付系统，它是一个通知系统。但是它也很重要，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麻烦。但是它跟美元是没关系的。 美国不完全能够控制SWIFT？但美元结算体系，所谓的CHIPS、CLS这些，这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控制的。它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是可以的。 但是美国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就别做了，将近8000亿美元的贸易怎么做，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全是美元结算，这做不成了，美国人吃亏。 美元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的好处，如果你手上你自己可以滥发一种货币，你甭管是谁，哪怕你的敌人都在用你的货币你都高兴，因为你在割他的韭菜，薅他的羊毛，多好啊。 在国内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担心美国不让中国用美元了，这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发生了，除非它疯了，绝对是用的人越多越好。 所以，把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制裁我们某些银行，这有可能的。特别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这些是有可能的。只要你在香港开的银行，就别到我这儿来结算美元。对它来说，只是用美元的人少了一些，但是却立即把香港给打趴下，至少是一段时间会混乱。 但即便如此，也会导致香港干脆就用人民币。一旦这么干了之后，美国痛快一时，把香港给打趴下了，但是很快就换成人民币了，啥都没了。所以我想美国人不太可能做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央行在推电子货币，电子货币能不能绕开美国的控制呢？ 数字货币是点对点交易，分散交割，通过网络进行。所以可以绕开SWIFT，也可以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这样你就可以绕开整个美元的控制，或者美国的控制。 这就能辅助人民币国际化，因为你自己建立一套体系，独立运行，绕开了美国。当然了，你这里最终还是要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别人是不是相信你人民币。你数字货币仍然是人民币，别人不相信人民币，别人就不会相信你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币可兑换。所以，还是有很大的距离要走。 Part 3．“十四五”期间的政策转向 1 经济增长预期 未来5-1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还是在5%-6%之间，未来5年，潜在增长率5.5%-6.5%之间，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再过五年是4.5%-5.5%区间里。 现在中国经济明显是V型反转，复苏是很明显的。我想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四季度达到6%-7%，完全有可能。明年我们的经济很容易达到7%，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头两个季度太低了，明年头两个季度只要恢复就自动增长了，所以明年经济增长会比较好。 除非是疫情出现重大反复。 事实上2016年，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新的经济景气周期，但是2018年、2019年，我们的去杠杆太猛了，把经济基本上去死掉了，然后又是疫情冲击。所以明年或者今年下半年开始的景气周期，是2016年、2017年景气周期的延续。也就是说，我们在2010年开始之后，经济结构的调整到了2016年、2017年，基本上调整到位了。 本来就应该有个新的周期，只不过由于过去这两三年的时间比较特殊，把经济的复苏打断了。 这是与美国的对比预测，假设未来美国2.2%的增长率，这是美国的平均增长率，通胀率2%。中国3个预测：高、中、低。中国的通胀率是以美元计价的通胀率，所以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的份额。 到2025年，即使中国以6.5%的速度增长，仍然没有超过美国。当然，预测的基础是去年。如果以今年来预测，未来5年能保持6.5%的增长，2025年就超过它了。我刚才说了，今年美国下降5%，我们微增。到2030年，即使是中预测5.5%，我们也超过美国。按照低预测，还差一点。 总体而言，我估计在2025—2030年之间，我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 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 为什么要在现在提出国内大循环呢，我觉得这是国际环境恶化带来一个底线思维，就是要保底线。 包括我们现在又重提粮食安全问题，节约问题。其实中国缺粮食吗，一点都不缺，啤酒的价格还不如矿泉水的价格，能缺粮食吗。我们喝白酒，每年喝掉几千万斤的粮食，少喝点白酒，我们的粮食就够了。 我的解读，就是国际环境恶化，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那么在消费领域，我们是不是还有空间？ 刚才大家看到从2010年开始，我们的储蓄率在下降，实质消费率以同样的速度上升。消费率过去十年每年提高0.86个百分点，所以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如果照着这个速度提高下去，储蓄率十年之后下降到35%。什么概念呢，这就是韩国现在的水平，韩国的人均收入大概还是中国的3倍，如果我们储蓄率下降到和韩国一样，那时候人均收入恐怕只能达到它的1/2左右，或者略高一点，但我们的储蓄率跟人家一样，增长潜力就会下来。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而是要把消费的结构搞好，要让那些在拼多多上买东西的人最后不用拼多多了。我的意思是，要把现在买拼多多那些人都升级了，这才是正解。 我们还可以加速城市化的步伐。 现在城市化率60%，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农业人口，农业就业劳动力只占到全部劳动力的28%。按照劳动力来计算，城市化率应该是72%，所以还是比较慢。 我们当然会形成一些城市化地区，这里标出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恐怕未来的城市化会在三四线城市展开。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城市人口逆流动，从2014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是在下降的，说明他们已经回到本县了。 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会下沉，进一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然后中西部，这也是我们搞内循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循环。 总结一下。 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肯定在恶化，而且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但是刨除这些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十四五”期间提出来内循环，给在座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说小一点，你要看政府大政策的走向。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政府是没有规划的，所以你也不用去看政府。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政府调动巨额的资金，政府资金往什么地方流，我们的企业恐怕成长的机会就会更大一些。 以上是姚洋在2020年中经济论坛上分享的部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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