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行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 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网络视频会议。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王汉锋从“从业者”的角度阐述了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以及对其背后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下为发言全文 我想从“从业者”的角度来阐述资本市场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以及对其背后一部分原因的理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主要汇报两方面的话题： 第一，基于最近的深度研究，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可能正到了拐点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最近资本市场的一些新的动向。 第二，结合今天讨论的核心话题，我们从从业者的角度对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提出一些总括性的建议。 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拐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正在进入一个拐点——中国整个居民家庭的收入支配行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显现一些阶段性的特征。 比如，在我们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就会重点满足生活的必需品的需求，例如吃和穿。等到收入水平增长的时候，会考虑多一些耐用消费品。等到收入水平再增长的时候，就会去买更大件的耐用消费品，比如房子和车。今年4月央行公布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的城镇家庭基本上96%的比例有一套房。在这些家庭中有10%、20%的家庭拥有两套甚至三套以上住房。如果在这些需求已经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未来还有收入，大家会怎么办？我们在综合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中国目前的基本特征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处于一个拐点，即未来中国的居民家庭，可能有更大比例的资产会配往金融资产。 我们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居民资产配置的行为往往在这一水平前后会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化。例如在201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到了6000美元左右，居民行为就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的趋向。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居民的行为阶段性发生变化，中国整个经济随着GDP的增长形成的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比如2000-2010年，中国处于一个快速工业化、打产能基础的阶段，所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2010年之后，投资产能到了一定程度，投资增速又下降，带动整个经济增速下降，但是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整个消费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趋势。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结构在调整。现在在一些大件消费品需求基本满足情况下，居民资产开始更多地寻求金融资产配置。 二是资产配置结构。依据央行4月份的调查，以及根据我们自下而上的估计，现在中国居民资产的80%左右是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占比约20%。考虑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变化以及住房拥有率相对比较高的状态，未来增量资金再继续大比例配往房地产市场的概率相对降低。 三是人口结构变化。整个生命周期当中，资产配置的理论也支持年龄阶段对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日本、美国等国不动产配置的拐点和20-5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拐点比较接近。中国现在也到了这个阶段。 四是资本市场发展。在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时，居民将大量的钱进行储蓄。现在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取得显著发展，无论是债市，还是股市，还是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都已经初具规模，居民进行金融资产配置已经具备初步条件。 五是低利率市场环境。最近几年，整个低利率市场环境使居民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机会成本在下降。居民多渠道寻求收益，在此过程中加大了对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配置。 基于上述五方面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更多倾向于金融资产的拐点之上。金融资产里面，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可能会加大。例如，在2000~2010年，中国大规模的产能建设、快速地打造工业化基础，带动大宗商品需求，推动全球商品市场当时形成一轮很大的牛市。这一次如果中国的居民家庭资产更大比例配往金融资产，不仅对中国，对全球可能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拐点还会带来八大趋势： 第一，中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市场，可能会加速扩容。 第二，市场均衡利率水平易降难升。 第三，中国居民家庭不动产配置比例可能已经见顶。 第四，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将加速增长。 第五，养老金市场的潜力巨大，养老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第六，机构化趋势进一步巩固，机构投资者占市场的比例继续提升。 第七，在这样一个居民资产配置拐点之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可能再次迎来快速发展。 第八，中国居民资产海外配置的需求会增加，资本账户的改革亟待深化。 对资本市场发展和改革的建议 最近几年，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在切实推进。在今年4月9日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重点提到了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把这方面提升到很高的高度，这是一个战略之举。去年9月，证监会提出资本市场改革十二条，为这一轮资本市场的改革，或者解决紧迫的问题，提出大的纲领，非常让人振奋。 我们对资本市场发展及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八个字：抓严、放活、培育、开放。 第一，抓严。 一是打击虚假信息、内幕交易这些违规行为，尽快落实证券市场集体诉讼制度，实现资本市场的风清气正，公平正义，保护中小投资者，这是一个非常紧迫且在基本制度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 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强化监管责任，落实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的行为合规守则。最近这几年已经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起到了风清气正的作用，后期更需要让这些制度得以延续。 第二，放活。 一是推进及推广注册制在更大范围落地。我认为，注册制是在补历史上的欠账，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早一点推行注册制，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会不那么紧迫。现在注册制已经在科创板落地，很快会在创业板落地，需要尽快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快推广到其他的板块，进一步地实现新股发行的常态化。 二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最近几年也在重点推进。 三是引入多种产品，资本市场的多空机制更为均衡。融资融券制度已经推行了很多年，融资是非常便利通畅的，现在融资余额1.3万亿，最近也有一些上升。但是融券非常少，现在只有几百亿，占整个市场的成交比例非常低。多空不均衡，导致市场容易大涨大跌，市场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机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缺少工具来表达自己的判断。香港市场的多空交易相对比较均衡，卖空交易占到整个市场成交平均在10%~15%，这对市场的股价涨跌有一个约束机制。A股在这方面要做进一步优化。 第三，培育。 一是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源头活水，要加大退市力度，促进优胜劣汰。现在资本市场主板交易的股票已经有3900多支，但是每年退市的数量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有所增加。我们一定要对那些违法违规、符合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加大退市力度，这样才能促进优胜劣汰，才能把上市公司的质量不断优化提高，才能够形成源头活水。 二是培育机构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最近监管层提出，要打造“航母级”的券商，打造有实力的中介机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向。 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研究，这个图显示出中国A股的散户化趋势已经得到一定扭转。原来机构和散户持有的流通市值是3/7开，机构持有3成，散户持有7成；最近几年，随着市场开放和本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这个比例已经5/5开了。A股市场的核心特征——投资者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从我们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给市场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本质上股市底层涨跌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图是用量化的方式来解释过去这几年市场的表现特征和2016年之前有哪些本质不同，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析超额收益的驱动因素来看的。 前些年，市场喜欢炒小市值的公司，喜欢“短炒”，炒垃圾股，一涨就跑。相反的，包括公司赚钱与否、估值高低、盈利增长在内的基本面因子对超额收益的解释力很低。而最近这几年，公司赚钱与否、净资产收益率高低、盈利增长快慢、估值高低等基本面因子，成为投这支股票能否赚取超额收益的很重要的解释变量。随着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市场底层运行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正在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向去走。 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机构投资者的收益比散户要好？这里有一个相互强化的问题。因为机构占的比例在提升，现在短炒去赚钱的难度越来越高，投资正在变成真正的专业化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现象。这个方向是值得重视的，要创造条件让它进一步强化。 三是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美国人均GDP到了1万美金之后，养老这一类资产发展很快。居民资产入市去配置股票，不都是直接开股票账户买卖股票，而是很大部分通过养老金的配置来实现。中国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育更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市场才会表现更加稳定。 第四，开放。 从中国开始引入沪港通制度起，资本市场的开放已经在加快。近几年已经收获了一些果实，机构投资者的比例在上升也部分是开放带来的结果。未来开放的道路上，还可以走得更快，面更宽。 一是国际指数纳入A股。除了陆港通机制，我们也看到了国际指数纳入A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国际指数纳入A股的比例进一步提升。比如，现在MSCI指数已经是20%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整个中国资产占海外投资人投资组合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只有约3至4个百分点，和中国经济占全球15%-20%的比重相比，这个比例是极度不称的，因此应该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前进。 MSCI提出中国市场改革的方向和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问题，在一些特殊行业可能需要有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在实体经济已经放开的情况下，在不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持股比例也可以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适度放宽。 二是互联互通扩大覆盖范围。沪港通、深港通覆盖的只是一部分股票，未来股票的范围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覆盖的品种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三是QFII、RQFII与互联互通的机制。QFII、RQFII和互联互通未来应该是什么定位？这些不同的开放途径是一直分离还是要把它统一？怎么把这些机制统一化？我认为不应该使目前的差异在未来进一步拉大。如果在目前不同开放渠道的体量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前瞻性的设计，制定路线图，把不同开放渠道的差异最终统一，实现一体化开放，那么未来的监管难度会减小一些。这是从现在要开始规划的问题。 结合最近香港市场的一些变化，中美金融战有打起来的可能。从长期看，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能否用人民币计价来交易，这对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抵御外部的干扰，防范金融风险，也有重要意义，这些课题可以从现在开始研究。
欢迎关注36氪出海微信公众号（ID：wow36krchuhai），及时获取前沿资讯、了解全球新趋势。文末扫码关注并加入出海社群，遇见全球商业伙伴。 8月26日，36氪出海联合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简称UOB），共同推出了以“出海东南亚，银行如何助力中资企业”为主题的线上直播分享沙龙活动。本次活动，我们邀请到了大华银行集团国际管理外国直接投资咨询部高级副总裁戴丽彦女士及大华银行商业银行客户经理陈俊煌先生，就银行如何助力中资企业发展进行分享。 近年来，拥有6.5亿人口的东南亚，无疑是中国企业出海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不过，“走出去”只是出海的第一步。中资企业落地海外，招聘、管理、合规、跨国资金流动等，是每一个出海企业都关心的话题。 外国直接投资（FDI）走势如何？企业落地海外如何开户？资金如何合规流动？当地的法律税制要求是怎样的？以及如何通过银行关系网络获得更多商业机会？本期线上直播分享，我们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公司全球化，36氪出海将围绕中国公司出海的难点，定期进行出海止难系列分享并组建细分社群。目前，我们已经开设了「出海止难」系列分享，欢迎希望了解出海干货内容的公司 Founder / CEO、HR、财务人员下方扫码关注「36氪出海」公众号，添加小助手并私信「出海止难」入群交流。 以下是分享内容节选，经36氪出海编辑发布。 疫情期间，全球对外投资有何新的趋势？东南亚国家又有哪些值得中企关注的机遇？ 戴丽彦：受今年黑天鹅事件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 FDI 降幅40%，企业跨境并购活动延缓，二季度全球并购交易创近几年的新低。尽管中国是最早受疫情影响的国家，但今年上半年对外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有159个国家，投资总额达到515亿美元，仅仅下降0.7%。其中对东盟国家投资达到62.3亿美元，逆势同比增长53.1%。按行业划分，租赁和商务服务同比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行业，制造业因为国内疫情限制，稍微有些下降。 今年的疫情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便与新的挑战，有一些行业在疫情期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比如远程通讯、在线教育、医疗、游戏、娱乐等行业。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投资随着国力的强大而逐渐增长，对外投资计划通常是长期的有策略性的，所以会逐渐回归。 现在东盟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并有望在2030年升至第四。目前东盟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智能手机市场之一，2020年智能手机用户预计将达到4.32亿。此外到2030年，预计东盟“富裕阶层”人口将从5700万增长到1.37亿，有超过9000万人口实现城市化，20万至200万“中产阶层”城市居民将推动本地区40%的经济增长，这会是很多中资企业关注的热门市场。 中资企业落地新加坡，如果在其它国家进行投资，资金如何合规流动呢？ 戴丽彦：新加坡是没有外汇管制以及繁琐投资限制的国家，很多企业将新加坡作为进入东盟市场的跳板，通过新加坡这个平台进入东南亚市场。同时新加坡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其中有部分原因就是海外的资本利用新加坡的平台将资金投入中国。 在新加坡投资中国市场，主要关注投注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在中间是有多少可以作为股权的，怎样充分利用新加坡金融平台将这些资金投资到国内，支持国内业务的发展。我们有很多跨境投融资的案例，可以与客户分享。 如果通过新加坡平台投资其它东南亚国家，市场准入的要求也不同，比如设立外资企业的条件、流程以及外汇管制等。具体内容可以向我们银行咨询。 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注册公司，开户时，选择新加坡本地银行和继续选用在中国合作的中系银行，有什么差异？ 戴丽彦：大部分企业刚刚出海，可能确实不太了解出海当地国的银行，会去寻找在海外的中系银行。两者相比，其实本地银行在当地设立时间较长，同时网络覆盖全面。无论是资金流动的成本还是金融产品的种类，都与当地的工作人员、多年的经营息息相关。 企业出海也需要网银服务，网银的便利度是否可以支持企业的需求，这也是企业需要考量的问题。同时出海企业也希望公司附近有银行，这样便于支持他们的现金业务，因为在东南亚在线支付并不如国内普及。 中国企业落地新加坡，是否可以通过银行的关系网络获得商业机会和服务呢？ 戴丽彦：企业出海一定会对当地市场进行分析以及业务规划，落地新加坡也是利用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以降低资金成本，使得企业将资金利用到最大化。 我们银行也会帮助企业更好的在本地发展，比如越南当地，某服务型企业租用土地新建厂房，需要在海外采购设备，也需要设备贷款。但对于企业无论是否有美元收入，境内都无法提供美元中长期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海外做美元贷款，利用企业已经在越南的设备和资产，可以做一站式的金融和债务的服务，可以采用境外母公司通过母子借贷方式，提供境外子公司中长期贷款。 企业出海到东南亚，无论从对外的投资，还是金融的合作、国际贸易、物流交通，这些在东南亚都有很大的需求和上升的空间。 国内企业出海，想寻求东盟市场的商机，可以将总部设立在新加坡或者香港，新加坡是亚太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也是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大华银行可以提供东南亚当地货币贷款、当地债券发行、自然外汇对冲、区域性现金管理等业务帮助出海企业发展。 同时银行网点的布局对企业而言，也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大华银行在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500个分行和办事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网络业务，尤其是在亚洲。在帮助企业了解当地市场机遇、因地制宜制定商业策略，以及应对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的复杂性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 中国出海企业落地新加坡，在当地银行贷款审批的效率如何？ 戴丽彦：这需要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而定，企业所处的行业，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评级、以及银行对企业了解的程度，都决定了银行对企业贷款审批的时长。综合来说，银行审批需要1—3个月。如果我们非常了解企业所在的行业，同时企业也有抵押物或者现金存款，那么审批时间会大大缩短。 出海企业落地新加坡，如何开设当地账户？ 陈俊煌：在开户时，银行都会去了解企业的业务性质，比如如果是贸易公司，经营的是什么类型的贸易产品，也就是所经营的业务不能出现在禁止的行业名单中，例如国防工业、加密货币交易、网上赌博或相关业务、货币兑换商/汇款代理等。 同时也需要了解公司营业额，如果是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我们会请母公司提供国内的业务以及营业额。我们还需要了解开设账户用途，例如是用来支付员工薪水，还是支付公司租金等等。 对于公司业务经营的范围，以及员工数量、本地客户、交易对手等等，我们银行会一一了解清楚。同时我们也需要企业提供一些资料，比如：ACRA 业务资料、董事股东的身份证护照、公司结构图、公司章程、地址证明等。 大华银行有三种不同的来往账户，每种来往账户的提前关闭费、每月最低费用等都不同。我们会根据企业不同业务性质和需要为企业介绍适合他们的账户。同时企业也有多币种的需求，我们银行也涵盖了多种外币账户，包含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 初创企业出海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大华银行会为企业提供贷款的服务吗？ 戴丽彦：是的，大华银行会为大中小型企业提供一些借贷服务，我们也全力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同时我们也有和微小型企业的对接部门。大华银行会根据企业客户的需求，提供多种不同的方案分享给企业客户。 活动完整视频如下，欢迎观看。 编 | 赵小纯@36氪出海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第五届全球吉商大会在长春开幕 巴音朝鲁鲁勇致辞 景俊海主持 昨日，第五届全球吉商大会在长春开幕。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鲁勇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 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2700万家乡父老，向与会吉商代表和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吉商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从首届全球吉商大会到现在，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五个年头。五年来，我们共同结识众多新老朋友，全球吉商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人，吉商组织达到84个、会员企业达到4.8万个，吉商队伍越来越壮大；五年来，我们共同分享拼搏奋斗和事业成长的喜悦，吉商的脚步遍及全球，吉商的发展世人瞩目；五年来，我们共同见证吉商的倾情奉献，广大吉商心向故土、心系家乡，积极投身转型升级、脱贫攻坚和公益事业，为家乡投资引资3500多亿元，捐助善款近10亿元；五年来，我们凝练和光大了吉商精神，广大吉商“重德重义”坚守君子之道，“敢闯敢为”建树进取之业，“善融善创”谋划顺时应变之举，“思源思报”大兴知恩感恩、爱国爱乡之行，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吉商精神的内核，升华了吉商精神的底蕴。2020年是注定载入史册的一年，也是吉商精神得到集中展现的一年。我们不会忘记，在抗击疫情最为艰难的时刻，广大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克服原料、物流、设备、人员等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开足马力，产能迅速增长几十倍、上百倍，有力保障了抗疫需求；我们不会忘记，在疫情基本稳定之后，广大吉商积极响应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号召，不等不靠、奋发图强，迅速重启经济运转发动机，为全省经济快速恢复、逆势飘红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不会忘记，在疫情暴发、危及故园的紧要关头，国内外吉商商会和海外吉商辗转奔走，尽一切可能、尽最大努力，为家乡和祖国抗疫斗争筹集紧缺医疗物资。你们的奉献和付出，吉林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 巴音朝鲁说，我们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上全面加速，“数字吉林”、智能制造给吉林振兴注入了新能量，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变化亮点纷呈；我们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全面加速，粮食总产连续7年保持700亿斤以上，吉林大米、人参、梅花鹿、杂粮杂豆等“吉字号”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全面加速，新基础设施“761”工程、交通强省建设吹响号角，一大批重大项目启动实施；我们在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上全面加速，公主岭由长春市代管，长吉一体化、长平一体化加快推进，一个蓄势起航的中部城市群正等待各方参与建设；我们在改革开放平台建设上全面加速，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深入实施，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珲春海洋经济合作示范区等重大平台相继获批，中国（吉林）自贸区申建工作积极推进，吉林正快步奔向开放前沿；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全面加速，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路子越走越扎实，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这两座金山银山需要我们更加精心呵护、更好利用发展。 巴音朝鲁指出，今天的吉林势头正劲、能量愈足、机遇多多。希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与吉商心连心，永远做吉商的坚强后盾，让广大吉商在既亲又清的氛围下如沐春风，在更加惬意的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中如鱼得水，让吉商在自己的家乡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开创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乡亲的新业绩。 鲁勇在致辞中希望广大吉商朋友持续履行好社会责任，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稳岗稳企稳主体、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不懈努力，为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增添新力量。各级工商联及所属商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在助力纾困惠企政策落实、助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打造，共促亲清政商关系构建、共帮个体工商户发展中展现出更大作为。全国工商联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助力吉林书写新时代更加辉煌篇章。 开幕式上，吉商联合会主席张思民，知名企业家代表陈 云、丁佐宏、唐德福、曹和平先后发言。会议还播放了吉林省情宣传片和“吉商荣耀”成果片，举行了“吉商荣耀”表彰颁奖仪式和现场签约仪式。 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全球吉商代表，吉林省全国各地商会和外埠吉林商会代表，知名商会代表，国外客商和港澳台地区客商代表，全国知名企业家、相关行业领军人物、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代表，部分省（市、区）商务部门、工商联及贸促会负责人；吉林省及长春市领导高广滨、胡家福、王凯、李景浩、彭永林、安立佳、蔡东、赵晓君、李维斗、张志军，省政府秘书长王志厚，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梅河口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开幕式。
近日，融慧金科董事长兼CEO王劲以远程连线的方式，就“2020年金融机构的危机与机遇”话题，采访了前美国运通CRO、全球风险和信息管理总裁Ash Gupta。王劲曾是前百度金融风控负责人，曾任美国运通公司高级副总裁；他在运通的十七年职业生涯，正是在Ash Gupta的领导下度过。王劲：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金融机构有什么影响？Ash Gupta：从短期来看，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已经下降至50%-100%之间，但机构的流动性或可持续经营能力目前不受影响。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这些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充分准备，以便能够在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二是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向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财政援助；三是这些金融机构在此衰退期也采取了相当负责任的行为，通过设置关怀计划与宽容期计划，使客户获得了短期流动资金。从中长期来看，全球金融机构的坏账率和不良贷款率都会上升，当前呈现出的良好态势在未来的发展演变中可能充满风险，因此，当前绝对不能放松防守。随着疫情的爆发，大型企业也可能会进行大量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将会较现在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需要提前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疫情对金融科技公司又有怎样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放小额贷款的公司，疫情使他们损失增加，面临着寻找资金和新客户的挑战。这些公司亏损的原因是没有遵循良好的信用管理基本原则，比如风险管理并不是在完成授信后就结束了，而是延申至回款环节；风险决策使用的数据不仅是最新的数据，还包括以往经济衰退期的数据；利用灵活的系统与流程，随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策略等。事实上，整体贷款量多少并不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因素，还需要与贷款质量结合来看。放款很简单，款项回收才是业务成功的关键。另一类是金融科技公司，他们能够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智能化平台。融慧金科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们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可能会成为未来智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科技公司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前沿科技落地应用，将从根本上对金融市场进行变革。王劲：这次新冠危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何不同？Ash Gupta：此次新冠危机与2009年的金融危机非常相似，因为它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公司，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尽管就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而言，金融危机影响更深，但本次疫情危机在许多方面与金融危机有所不同。首先，本次新冠危机在一个月内就达到了顶峰，而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2009年达到顶峰，历时整整18个月。其次，疫情之前，金融机构一直在为即将到来的衰退期做充分准备，而金融机构在资本和流动性方面并没有真正为2007年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第三，政府在新冠危机来临后的第一个月就采取了各种援助行动，而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行动非常延后。因此，在此次新冠危机影响下，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状态都保持相对稳定，没有一家机构停止营业。这些现状与现有的金融科技技术革命是相辅相成的，相较于上次金融危机，这些新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快速地研究数据并找到对应地解决方案。王劲：危机与机遇常常并存， 在这场危机下还有哪些机会？Ash Gupta：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将客户置于一切工作的中心。无论是设计产品还是提供服务，我们都应该基于与客户的双向沟通，让客户能够拥有有效渠道与我们对话，并告知我们什么是适合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在过去，我们一直采用单项沟通的方式与客户交流，但现在我们除了向客户传达我们的想法外，也需要与客户多进行沟通对话，了解其更多想法。未来，金融机构将拥有更多的用户数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明确的管理机制，来告知用户其数据会被合理地运用，并且可以使他们受益。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充分获取客户授权的前提下，采用最适合客户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触达他们。在中国对于不富裕的人来说，金融服务的成本将会下降，无论是利率还是交易成本都有可能降低。市场的效率必须通过更有效的运营和合理的定价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的普惠金融。王劲：危机过后，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将如何变化？Ash Gupta：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负责任地为客户服务的行动，都应当对我们的员工和客户保持完全公开透明。首先，应以前瞻性的方式构建我们的分析，前瞻性意味着了解病毒的传播地点、公众对病毒的反应，以及病毒对关键经济指标的影响。同时，在设计客户使用的产品时，它们必须简单、易于执行，并且可供大多数人使用。其次，市场上涌现了大量专业的大数据分析及策略系统。专业人士可根据用户体验微调策略，并使之对不同类型的客户更具有针对性。但关键的是，分析的结果应该立即转化为行动。此外，在微观的层次上进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监控能让我们快速了解哪些程序正在工作，哪些程序需要修改。比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相信抵押贷款就可以降低风险，但在经济衰退期间，这种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于我们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监控，因此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据此改进了我们的分析方式，帮助客户并结合现实采用对应处理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帮助我们更快地走出衰退期——我们应该认识到，品牌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建立起来的。 银行是存款机构，当客户因为你的品牌把钱存在你那里，你就获得了客户永久的信任。（雷锋网）
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主管(戏剧)刘祺丰，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以及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应邀参与讨论。著名导演陈德森亦作为特别嘉宾录制短片分享了对疫情下电影业生存发展的看法。 嘉宾们在线上分享观点。上排左起：影节协会总监利雅博，香港沙龙电影有限公司董事长汪长禹，台北艺术节策展人邓富权。 突破重围需要众人努力 利雅博指出，电影院现在因为人流量受限而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维持影院的运作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因为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香港影院最大开支是租金，其次是支付给电影制作人和影院员工的薪金。因此，维持影院的生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们和艺术家们要思考如何探索更多可能性来维持存在感，同时与不同观众保持互动，”刘祺丰说，“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要开始尽可能地思考不同的商业模式，包括重新思考平台的选择，以及思考如何通过不同平台来获得收益，从而让艺术家和工作人员们获得正常的报酬。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艺术家们的表演不是免费的，我们需要认可他们的工作，并认识到他们的工作带来的价值。” 目前社交距离措施仍在延续，人们在剧院中也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刘祺丰表示，西九龙文化区有很多的户外场地，大家可以利用这些空间，在遵守防疫措施的前提下，重新想象和规划文化艺术的表演方式。而汪长禹则认为，政府需要带个好头，更合理地利用现在因为疫情而空置的电影院和戏院。这些场所不仅仅是用来欣赏电影的，也可以是多用途的（例如用作选举投票或者是比赛）。我们应该把影院变成具有社会功能的地点，而不仅仅是一个电影院。 邓富权说：“对于台北艺术节来说，我们是很幸运的。因为观众和艺术家可以进入剧院，所以我们没有举办任何线上活动。我们拒绝为观众带去数字化疲劳，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运用了一些数码元素以提升表演的质量。” 电影行业的新常态和新机遇 利雅博认为，处于暂停发行状态的新电影，为本地小成本的独立电影提供了一些机会。但归根结底，电影属于商业活动，我们必须考虑回报。目前来讲，在疫情爆发之前已经投资了很多电影，而这些电影很多尚未发布。因此他们现在是非常谨慎的，他们将在了解疫情后观众对于回归电影院的反应以及对新电影的评价以后，再决定下一步计划。 面对疫情，串流影音平台发展强劲，利雅博认为这对影院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串流影音平台是另外一种创建和观看内容的平台，电影内容可以在戏院、家庭影院、在线平台和电视等多平台播放。汪长禹说，我们应该让市场去尝试新的电影形态，但也要观察现时环境和各支援领域是否可以支撑新行业的诞生和可持续发展。“我认为疫情后，人们或许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了。但可能会有上亿人一同坐在家里观看3D或者AR电影。这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电影公司去实现这些，例如拥有资金和专业制作团队的华特迪士尼公司。Netflix等新串流平台的确是后起之秀，但在疫情下也缺少新节目，“内容为王”是关键。在大型电影分销前，市场始终需要好的内容。 后疫情时代，电影业必能再创辉煌 “受疫情打击，我认为整个电影行业在三四年内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发展水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整个行业，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并做出很多改变，这将是一个很漫长的恢复过程。尽管我很忧心电影业中短期内的发展，但从长远来讲，我仍旧看好电影产业。”利雅博说。 汪长禹认为，未来电影行业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传统的电影产业已经很成熟并在快速发展。他相信年轻的后起之秀们也会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来支撑行业的进步。他指出，电影业不仅应该关注影片质量和收益，更应关注普罗大众。电影投资者应该多关注全民的电影鉴赏水平，从而将社会变得更好。 陈德森，曾导演《十月围城》《特务迷城》等多部电影，希望线下影院早日恢复正常。 有人说，电影院将逐渐消失。而导演《十月围城》等影片的陈德森认为，看电影是一种社交行为，因此居家观影是无法替代在影院看电影的。“举一个例子，比如富裕一些的家庭，在家里布置了一个放映院。但问题是，就算音响很好，画面100尺，单单几个人一起坐在家里看，与几百个人的影院里一起分享笑声、分享惊悚片紧张的感觉，两者的气氛和情绪都是不一样的。人们在黑暗空间里产生的共鸣，与自己在家看电影的感觉不同。”他说。 “一些文化艺术工作者会仍会因为怀念疫情前的境况而感到沮丧，但我相信，会有一批拥有创新精神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带着意志力和智慧继续前进。”邓富权说。 关于子报等十余种媒介平台，全媒体用户总数超过2.2亿。中国日报微博粉丝数超过5500万；微信订阅人数830万，客户端全球下载用户超过3200万，是中国唯一下载量过千万的英文新闻客户端；脸谱账号粉丝数超过9200万，位居全球媒体账号粉丝数第二位；推特账号粉丝数437万。 关于中国日报亚洲领袖圆桌论坛 亚洲领袖圆桌（www.cdroundtable.com），旨在搭建一个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商学界领袖和社会精英参与的高端对话和交流平台，围绕亚洲地区经济、商业、产业和社会发展等具有战略影响的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和分享见解，以增进中国与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交流理解。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该从寒冬走向暖春的创投市场充满了“黑天鹅”。如果说，投资人工作的核心始终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当下可能是他们所能遇到最极致的大环境了。作为始终执创业者手的伙伴与伯乐，面对不确定性的当下，投资人们将如何拨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暗涌，飞跃天鹅湖？8月26日-27日，36氪“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百家主流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分享如何在行业短期波动中保持长线思维，追求长期的增长机会。 随着风口祛魅，理性回归，动荡的外部环境让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往长远看，中国市场有3500万家注册企业的市场，这是比美国更广阔的企业服务市场基数，以当前的渗透率来看，还有至少10倍的提升空间。如何在这篇广阔的领域中找准标的，做出明晰判断？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机会点？ 在近日的2020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上，云启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榆镔、线性资本创始人及CEO王淮、磐霖资本创始主管合伙人李宇辉、绿洲资本合伙人张津剑、DCM合伙人赵磊及德联资本合伙人肖然，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企业服务投资中的共识与非共识》讨论。 图源：36kr 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经36氪编辑： 蔡哲敏：欢迎大家来到圆桌环节，这次的主题是企业服务投资中的共识与非共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蔡哲敏，来自浦发硅谷银行。首先，我们先请各位嘉宾说一家他们心目中被投企业吧，在企业服务领域之中的“之最”，也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家怎样的“之最”的公司，是最有意思的，还是最好玩的，还是最令你们难忘的。 黄榆镔：大家好，我叫黄榆镔，我是云启资本的合伙人，云启资本一直致力于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领域的早中期投资，其中企业服务是持续聚焦的领域之一。 企业服务的定义范围非常大，我提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好的被投公司——PingCAP，它是一个开源数据库，可以从底层赋能企业进行数字化提升，服务的客户非常多，既有传统的一点京东、美团，新一点的拼多多、字节跳动，海外的有Paypal，还有更传统企业中的银行等等。 也许大部分在座的人没有听过这家公司，是北京的一家创业公司，我为什么想提它？是因为企业服务的定义非常广，我借今天的机会让投硬科技的、投B2B的再细分一下，让大家有更深刻的理解。 王淮：我是王淮，线性资本创始人。线性是一个早期机构，主要聚焦的是关注于怎么用数据科技、AI科技跟产业当中的关键点的决策问题结合，能够让这种决策效率得到10倍、100倍，甚至1000倍的效率提升。 我们对于企业服务的理解，字面上来看就是服务于企业的公司，但是我们选择了当中的一块，服务企业有很多把企业当做流程管理起来，机器自动化等，这不在线性的核心关注范畴内。我们非常关注的是当中哪些在数据化之后，能够把做决策的过程通过算法，把它大规模地提效，过程需要软件和硬件的配合，这是我们的视角。我们非常关注的是服务企业的决策流程、效率的大规模提升。 举一个例子，神策数据。我们投的企业里大概90%是技术大牛做的公司，但是这些技术大牛有一个天然缺陷，天天觉得自己的技术很牛，但是在商业当中落地的时候，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如果活不过A轮、B轮，就挂了，很多都是这样挂掉了。神策这家创始团队花了6、7年时间从无到有构建了百度用户日志大数据平台，技术很牛，他们想把大数据框架变成水和电一样，让中国大大小小的企业非常方便地用起来，想法非常美好，过程非常艰辛。从一开始的零客户，到后面服务了很多电商、互联网公司，再从互联网的服务对象到达传统产业、银行还有纯粹的传统制造业，这个路径非常难。 之所以提这个，我想说，神策数据是典型的从技术出发，最后给一个产业里面基于数据的决策效率（主要聚焦在营销这个点上），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提升。我们看到它缓慢走过来了，这个过程是最艰难的。我非常感慨，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满分一百分的话，估计现在在四五十分的状态，但是绝大多数的技术大牛创业在十分二十分就倒下了。 李宇辉：我是磐霖资本的李宇辉。我们的投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医疗领域，投创新药；另外一个是to B，投资于消费供给端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改造，2016年就沿着这个主题进行投资。 疫情期间，我们投的公司表现都非常不错。举一个例子，今年我本人负责投的项目叫做瑞云冷链，创始人是从京东生鲜刚刚出来的一个业内大咖创立的，他要做的事情是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冷链物流这个领域里的整合。一方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冷链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智能化的要求促使这个行业做一些更多的提升效率的事情，希望能做成一个冷链版的滴滴，谢谢！ 张津剑：大家好，我是绿洲资本的张津剑。我做投资之前，我是修雷达的，我修了7年的雷达，这7年主要的工作是解决雷达信号里面的信号和照射问题，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修不同的雷达。我从2012年开始学习投资，一直在思考不同的资产包，不同的资产类别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信号，观察了很多年，后来发现时代最大的信号就是生命力，就是一个生命一个企业家与生俱来的那种自我进化和自我忍耐的能力，所以2019年我们进一步做了绿洲资本。 如果要说一个公司，叫容联通讯，是我2014年发现投资的公司。当年这家公司只有200万收入，去年能做到10个亿，它是做线上线下的融合通讯，监管比较严格，一路上非常坎坷，如果说最的话，我觉得他是最小强，他每一年都有不同挑战，他每一年都在进化，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企业。 赵磊：我是DCM的赵磊，DCM是96年在硅谷成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基金，现在在中国、美国、日本都有投资团队，我们投资阶段从A轮到C轮，过去是to C的投资战略比重比较高，最近几年to B占比逐渐升高，甚至比to C还要多。 我们典型的投资案例就是沃趣科技，它虽然不是to B估值最高的，但非常具有代表性。公司最开始做的是HR SaaS，后面发现客户招聘是痛点，又开始延伸到招聘服务，是很成功的从SaaS出发又扩展到交易服务的公司。很多企业服务公司都有这种从软件切入，后面开始做到交易的战略设想，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多，沃趣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实现了跨越的公司。 肖然：大家好，我是德联资本的肖然。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机构。我们这个机构早期是以科技和toB切入的机构，我们的射程在A到C轮的样子，成立也有八年时间了，过去七八年时间里积累了大几十家科技和toB的项目。今天的主题是经典企业服务的话题，我们更多的是以科技的视角，去切入企业服务的入局者，所以今天也是抱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跟大家互动。我们基因上和线性资本有些接近，也是以技术驱动，架构上与磐霖资本也有接近的地方，我们也有医疗和制造方面的布局。 案例上，我们最新投资的项目名字叫做OpsMind，如果是“最”的话，应该最能代表我们对于底层基础设施或者IT基础设施大趋势的判断，这个项目是我们找到的在国内最能对标ServiceNow的公司，我们期待它后期能长成独角兽。 蔡哲敏：接下来我们进入分享的环节。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李总和肖总，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企业服务赛道异常的火热，与其他赛道不同的是，它对于投资的准确性还是有相当的要求的，想请教二位，在这些公司里面您是如何用哪些标准判断他们具备一个成长潜力，同时您又如何保证您投资的准确性？ 李宇辉：前几年to C投资非常热，其实在消费互联网热之前toB的投资都已经在进行了，为什么前面没有热起来，或者被消费互联网风头给盖下去了。第一就是估值空间，做投资的是基于成长性进行投资的，之前to B的方向从需求这个维度，还不是那么得刚性，不是那么强烈。从这个维度而言，它的成长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另外，现在面临更大一个问题就是CVC对于早期做VC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的投资空间的限制。to B的估值空间一直是投资人在思考的问题，刚才主持人谈到做投资的眼光毒辣性就要求很高。 就磐霖的实践，我们主要从三个维度看待这样的事情： 第一，需求。刚才线性资本还有德联也谈到，他们偏重技术，我们首先从需求，我们希望这样的需求是刚性需求。从一个to B的维度我们主要看两个。第一是消费供给端提供富有个性化和科技感强的产品及服务；第二宏观经济下行所带来的要求B端降本增效的压力。如果能够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我们认为需求是比较刚性的，当然这个需求是排在第一的。我们会从消费升级逻辑的角度，看待产业里面的进步。对刚需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精准把握是保障投资成功率的前提。 第二，技术。我们希望这样的创始人本身具有这样的特质，不一定是技术大牛，但是它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很强的人士，同时他可以有效地解决场景下的刚性需求，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其实就具备商业推广的价值，to B首先要BD。怎么带来高成长？基于我们的实践，企服公司通过软硬件切入满足客户刚需推广铺开后，收集到相关数据，进而为客户提供进一步的数据服务，成长的速度及估值空间被打开，沿着数据化的逻辑进行投资是保障成长潜力的重要因素。 第三，创始人。对创始人的把握我觉得非常关键，第一，我们希望这样的创始人对行业里面的痛点，对行业里面整个的生态要非常熟悉和了解；第二，有成就事业的雄心与成长为企业家的潜力，创始人能否成长为企业家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如何能找到这些优质创始人，对我们投资人也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会跟行业里的人士交朋友，把握住这些投资机会。 肖然：我们看一个企业服务的项目确实如您所说，有可能对准确率的要求会比to C高一些，从实际跑出来的结果来看，可能也确实是不低的准确率。我们会看的相对全面一点，因为企业服务我们理解是更长的链条，从研发做到产品，做到销售，再做到客户成功，这是很长的链条，在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成长性就会遇到一定的瓶颈，所以大的前提是希望看得全面。 在全面的前提下，在公司层面，大家都会聊需求，对应拿出相应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些我们都会看。我想分享的点偏向于客户成功的点，对于一些上了一定体量的企业服务公司，到了一定阶段是不是有客户成功的意识和能力，就显得比较关键。我们发现对于早期的项目可能在客户成功的意识上，还是相对偏薄弱了一些。 除了看你的产品以外，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是蛮关注具体的流程，产品怎么做的、销售怎么管的。通常你的流程和管理相对清晰的公司，做出来的产品和带出来的销售团队通常也不会太差，这是一个相对的正相关的关系。 企业服务有很多数据是可以看的，这对投资人来说是一个工具，为什么说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刚才李总提到需求的话题，我有一个感受，对于企业服务的需求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概括它，比如我是一个产品，我能给你节省10个人的能力，我卖你一个人成本的价格，你是不是能接受？理论上这个事是能接受的，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产品客户是不接受的，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客户的需求。所以这时候，数据就发挥了它的价值，数据其实提炼了一个行业或者一个群体的画像，而不是让我们聚焦在为什么这个客户不去买，或者那个客户不去买。因此数据的价值也是蛮重要。 从团队的视角，必然要看团队。我们希望看到团队有两个素质，第一是学习能力，除非特别全面的大牛出来创业，否则在刚才讲到的链条里面很难在一开始就非常成熟，所以要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在产品ok的时候学销售，在销售ok的时候去学客户成功。学习能力强的基础是具有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的事物。 另外，企业服务创业者的定力和相持力要强一些。链条很长，假如销售不给力，动不动把销售人员开掉，这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要有一个定力真正地发觉问题的实质，所以创业者不能太过于浮躁。 蔡哲敏：谢谢二位。第二个问题请教一下黄榆镔总和王淮总。to B非常火热，企业服务很多人转向了to B领域，您所在的机构对于企业服务的投资上有没有方法论和认知上的壁垒，目前这个领域里投资上有些什么误区？ 黄榆镔：欢迎to C的一起来交学费，2014年开始我们就专注to B，其实to B和to C差别很大，to C下载玩一下有点感觉，能不能成功没关系，如果觉得蛮好玩的可以尝试一下，进行一部分的投资。对于to B来说，除非你有很多年的认知和经验沉淀，了解企业真正的痛点需求或者供应链是怎样的，如何能够用to B和技术缩短供应链路径，提高产业效率，或者了解开源软件等基础数字基建，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然都没有办法创业，也没有办法做投资尽调，更没有办法跟你的合伙人讨论，说我想要投一个项目但是说不清楚。今年可能to B会热一点，很多VC进来，欢迎大家交学费，明年我们再看还有谁留在这里吧。 王淮：四、五年前在AI领域也是一大波，每个基金都搞了AI小组，四、五年下来发现跑得太多了，去年开始没怎么听到大家来强调AI这个东西，都觉得AI寒冬来了。我们是一直在这条路上这么过来的，企业服务两、三年前提这块没人会觉得这是一个酷的领域，也没人愿意，都觉得慢，中国会有起来的好的企业服务公司吗？各种原因分析起来都对的。有人说过一句话，悲观者往往是正确的，但是只有乐观的人才能够最后成功。当时很多对于企业服务抱有悲观看法的，今天都跑过来投企业服务了，这还是风来了，猪还都可以飞起来。 我们作为早期机构的角度挺好的，毕竟接盘的这些基金品牌都还不错，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非常欢迎。这里面现在有泡沫，但是只要这里面九成是啤酒，一成是泡沫，而不是反过来，这就是一件好事，有泡沫的啤酒肯定比没有泡沫的啤酒好喝。 另外，还是要区分早期、中期以及后面IPO阶段，看TPF（Tech-Problem-Fit）的差异化，在中期当开始有十几二十个客户的时候，你对于需求的分析，对于后面市场的分析，可以重视起来了。我觉得那个层面有一些套路可以玩，很多公司从A轮到C轮，十几亿美金，我们看到不少它的成长，到后面虽然难度有，但是它的能见度，尤其从市场、从需求、从收入的角度看，这个雾是在散去的。在早期的时候，是有一个能见度的难度，这也是逼着我们从技术这个视角去出发的原因。 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企业有需求，为此研发了一个技术，如果这个技术门槛不高，很多人可以干这块，融到A轮的时候，十几家竞品可能就出来了。如果技术非常得牛，你又会担心这个问题将来能不能最后成长成为一个大的市场，所谓大的市场是很多人愿意为这个问题买单。从线性角度非常重要的判断，如果问题错了，方向错了，技术再好有什么用。后来我们花了很久去理解产业，究竟技术问题能不能带来巨大的杠杆效应，我们认为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壁垒。这个壁垒我认为是中国这些基金，真的沉下心，让团队认真干五到七年，但问题是生命力在投资人当中也能产生一个壁垒，生命力需要转换成持续性认知的壁垒，这在我看来是有机会形成门槛的。 蔡哲敏：第三个问题，企业服务有做很多to B服务和上市服务的，年收入超过15亿人民币的非常少，想请教二位，在您当下的投资的企业里面，如何能够突破这个天花板，或者说年收入并不是您追求的东西，或者判断价值的纬度。 张津剑：这个跟产业发展阶段有关系，产业早期对数字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像今天我们看到十万块钱一平的房子很正常，十年前觉得一万块钱买不起，事物会有相关量化的标准会不断地变化。 今天大家做企业服务经常会说ERP。ERP并不是今天叫ERP，1963年之前不叫ERP，之前叫库存管理；1963年到1983年间又变了，叫MR，从库存管理变成物质的需求；到了第三个阶段变成了ERP。很多事物会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变会发生很多变化，对应的收入模式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对我们而言，15亿不会成为我们投资一个企业与否的很重要的门槛，因为它只是在今天这个阶段的一个结果和指标，我们坚信在中国土地上会长出伟大的企业服务公司，今天才刚刚开始。 赵磊：先定义一下收入。收入是一个会计上的概念，大家都很好理解。但是不同的收入背后对应的商业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你是一个做软件外包或者做项目的公司，达到一个亿的收入，但是人力成本可能就有八千万，这个事的毛利只有20%。如果你是一个SaaS公司，毛利可能有80%，并且后面每一年都还持续有收入，换做一个卖传统软件的公司第一年一个亿，第二年只能收10%。 另外一种纬度，如果是一个交易公司，讲收入可能是毛收入的概念，可能是流水的概念，这种公司它的毛利可能跟SaaS公司所谓的收入是直接可比的。一般可能看到去美国或者香港上市的话，企业公司在美国比较多，美国一亿美金的净收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门槛，一亿美金的净收入，成长在50%~100%的话，可能拿到10~20亿美金，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IPO的例子。 同比，如果换到交易平台的话，如果能做到一亿美金的毛利，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到了一个可以上市的阶段。 当然收入是很重要的指标，反映了这个企业目前的规模。除了收入之外，可能还有一些指标我们也很看重，比如增速、单位经济模型、收入是不是来得很健康，比如赚一块钱得亏两块钱出去…..收入不能是持续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背后要看的东西比较多。 现在目前达到15亿收入如果是说净收入的话，并且是可重复的净收入的公司，还比较少，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是在这个方向成长的，可能几年后我们会看到更多公司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 蔡哲敏：谢谢。第四个问题，企业服务赛道从比较冷清的赛道到了现在火热的赛道，一般来说VC赚的钱是赚只有你能看到的钱，而不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钱，所以请二位投资人分享一下，您认为在企业服务这个赛道中，现在有哪些刚刚起来的，还是说尚未发生的机遇点，大家分享一下。 王淮：严格意义上企业服务，我们的视角是以数据、AI技术为代表的，跟企业服务结合我们称之为“Smart SaaS”，这块我们看不少，但是传统意义的企业服务我们只看其中的一块，那些技术含量特别高，能够找到结合点和带来特别大的变化。其实这个领域占我们大概20~30%，我们还有一些视角属于，今天中国什么样的大产业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是可供改进的，这个产业里面的人开始在琢磨说，我要降本、增效、增收，这开始成为他们在苦恼的点。 如果一个产业躺着赚钱，大家肯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只有当钱难赚了，对于技术结合的诉求开始起来了。所以产业里面的这些拥有者的思想有没有变化我们很看重，我们经常走进产业的活动，走进星巴克，走进吉利，明天我们就要去吉利跟他们研究院做一下午的交流，就是想弄明白这些产业怎么思考跟新技术结合。 刚才说的这些标准下来之后，我们肯定非常感兴趣的，第一个是AI+SaaS，第二是AI+工业。中国是工业大国，但是绝对不是工业强国，由于时间原因就不展开了，但是当中有很多环节可以利用数据，利用AI，利用机器人、机械臂，很多能够把当中的生产流程、设计流程一条环有机会串起来，让它不仅仅是大规模同质化的生产，如何做到大规模、个性化、低成本的生产，从数据到执行整个层面管理起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大。 AI+建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去年开始关注的新的领域。建筑这个领域，可能两年前绝对是躺着赚钱，但是日子开始难过了，从难过到愿意跟供应商合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举一个例子，某房地产集团的机器人技术部门总共三千人，一年得花大几十亿，上百亿的成本下去，他们作为传统产业的想法还是自己搞，但是到了一定阶段搞不动了，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可能不愿意加入一个传统行业公司。这就涉及到外部合作，给了很多技术型公司机会，但是它们不仅仅服务于这些产业，服务于旧经济，改造新经济，自己变成新经济，自己变成一个玩家，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变化，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领域。 李宇辉：我分享两个思路，刚才我也谈到，to B投资或者企业服务里面，最大的难题在于估值提升空间的难题，否则对于投资人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沿着数据化的脉络进行投资。我刚才谈到，首先从场景出发，不管是在消费供给端，还是现在所谓的工业互联网或者产业里面，不管是C端需求还是B端的降本增效的需求，首先这个需求一定是刚需，然后用AI、大数据、云计算，甚至区块链这样一些新兴的技术，去解决场景中间的刚需问题，达到BD的目的。大量B端在使用企业服务，达到数据收集的目的，如此这般，我们投资的标的可能就从一个纯粹做企业级服务的公司，演变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公司，估值空间就能完全打开，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我们会非常强调平台化的机会，如果to大企业，面对垄断性行业，比如能源、化工，这些企业服务公司如果主要和里面的产业公司去学习，或者互相探讨怎么来提升效率，数据是没办法积累到企业服务公司上面来的。但是面对一些所谓离散型的、或者竞争激烈的行业，像餐饮、家具、服装这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这时企业服务公司成为平台化公司的机会就出现了。而如果成为平台化公司，会演变成产业互联网公司，投资估值空间就完全被打开了。所以，磐霖资本会沿着这两个逻辑在to B的赛道进行布局。我们不拘泥于某一个具体行业，沿着这个投资逻辑进行投资的话，有广阔的标的可供我们投资选择，从不同视角出发就会收获不同机遇，在我们的角度，企服领域只要去深耕就能挖掘很多机会，现在还远没到需要人盯人的抢跑阶段。 蔡哲敏：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其余四个嘉宾，浦发硅谷银行一个股东是浦发银行，另外是硅谷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在美国服务很多科创企业，也包括企业服务赛道。浦发硅谷银行也是用了同样的模式，服务中国的企业。从美国的数据来说，美国市场上很多企业服务类的公司都具有很高的估值，比如zoom，zoom今天市值819亿美元，上市时大概200多亿美元。在中国企业服务赛道里面，会不会有公司复制美国高估值公司的成功，如果暂时没有障碍是什么？能否被克服？ 肖然：我自己觉得完全复制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大的经济环境、商业环境差异蛮大，但是涨到一定的体量机会还是蛮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因是，随着这些年大家不断地在中国相对比较恶劣的企业服务环境中打磨锻炼，出现了一批蛮小强的创业者的存在，这些创业者其实有机会打造产品矩阵、平台化，甚至是生态的潜力。当然不能所有公司都去做平台，所以未来的小趋势在于，企业服务领域会出现一些并购。这些并购不一定是像我们过去传统的上市公司的并购，可能会发生在相对比较中期甚至早期的企业服务项目之间的并购，所以这一系列的机会都会让企业服务级的企业逐渐地长大。 赵磊：中美服务企业服务市场对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在定价上。同样的企业服务在美国可以卖十万美金，在中国可能收费十万人民币都很困难，一方面跟人工的水平有关系，最终来算帐的话，我上了一套系统后大概省了几个员工，能够提高多少能效，这是直接跟人的工资对标的。 其次在中国，尤其在一个领域的初级阶段，竞争比美国更激烈。一个好的赛道大家都很看好的话，很容易有十几家公司来做， 这时候大家往往会打价格战，在一些头部的客户面前不惜代价做进去，让大家都很难受。美国的企业服务市场里面有很多家，可能百亿美金级的公司，即使中国价格比美国低很多，大概六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的价格，再考虑到竞争因素，未来处于若干个十亿到数十亿美金级的公司，我们还是表示乐观的。只是说因为客单价低，花的时间会更长。美国公司如果十万美金的客单价，只需要一千个客户就能做到一亿美金，中国十万人民币的客单价，做到六亿人民币，可能需要六千个客户，时间可能需要花得更久一些。 张津剑：中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产业结构很大的不同。如果把美国所有企业做一个排序的话，你户发现美国的企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的，中间的企业很多，五十到五百人的企业很多，五百人大公司很少，五十人以下的小公司也很少。任何一个中间层的公司的单一功能都可以切出来，但中国企业服务会倒过来，大型、超大型公司很多，五十人以下的小微企业也很多，最后发现中国的企业服务公司没有续费率，而是没有小公司的存续率，所以造成中国做企业服务很难在单一功能里面做得很深，很大，因为市场不允许。 第二，中美文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农耕文明，核心是对内管理，对内兼容；海洋文明的特点其实是对外管理，是对外兼容，海洋文明一千个结构像一个结构，所以才有“最佳实践”，农耕文明一千个结构有一千个不同的组织方式。落到企业服务里面，如果欧美小国家用不了这个SalesForce，会想自己太落后了，希望将组织修改的和最佳实践一样。你发现，中国的企业用不了会说：“你过来改一下，你改得和我一样”。这两种文明之间不同的冲突会造成企业服务本身市场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改变有更大的发展和空间。 黄榆镔: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态度，企业服务过了一波热浪之后，希望明年能平息一点，这个是一条漫长的路。不管是在开源软件、技术软件、或者B2B供应链服务平台，包括有美菜、百布等，一些企业服务公司开始有比较大的收入，到15亿应该没有，10亿的应该还会有，5到10亿都会比较多。 第二，2002、2003年我在硅谷，刚刚开始做投资，那时候有一家公司上市了，市值也不大，叫Salesforce，他们慢慢地成长，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有两千亿美金市值。所以，to B企业的成长轨迹跟to C企业是不一样的，开始时虽然比较慢，但只要产品好，企业开始用上了之后，持续性可以做到非常高，所以我还是持续看好的。 蔡哲敏：时间到了，但是思考、实践一直在路上，一直在继续，也谢谢各位嘉宾！
价值投资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对的，很多人反驳它恰恰说明吃亏吃少了。在过去核准制之下，股票成为稀缺资产，所以估值偏贵。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挑出那些性价比好的、真正质地好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投资的过程。 1 如果以月度为观察周期来看，7月份以来的指数上涨是资金推动型牛市，一系列的宽松政策推动了资产价值的升高，而这种资金推动下的牛市也面临“来得快去得快”的风险。但如果我们从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维度来看，这也是一个大周期的起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居民资产池的转换，即房地产市场不断趋稳，居民金融资产比例慢慢提高的资产转换周期。从长期持有的角度来看，中短期内的市场波动都可以忽略不计，但前提是你持有的是真正优质的资产。但是短期内，在A股市场优质资产价格被不断推高且贸易摩擦不断的内外环境下，股市的波动性会更强，投资风险也更高。 2 短期市场存在三个风险点：一是中美博弈仍会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这会增大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二是很多板块的估值都太高了，已经到达历史高位，如此高的估值是走不远的。三是整个流动性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宽松，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尤其是6月底以后，国内货币政策实际上边际上收紧。虽然现在政策相对比较友好，监管也比较严格，但流动性边际上的收缩并不算是个特别正向的因素。 3 6月以后，货币政策的边际收紧对一级市场的影响不是很大，对二级市场的影响比较大。货币边际上要收紧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是3月份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政策作用已经生效。到了6月份，复产已经在有序推进了。很多企业的抵押贷款量在增多。这个时候从货币政策的操作节奏上来讲，本来可以继续宽松，但政策没有加码反而是收紧了，所以我们从7月份的社融和M2数据中就看得非常清楚。第二方面原因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经验教训。国际上的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宏观政策失误。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也是日元升值之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宏观政策操作，出现了重大事故，就酿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从国内教训来看，过去十几年我们经历过三轮大宽松，也经历过三轮资产泡沫。2009年4万亿、2012年保7.5、2014年保7，特别是2014年这一波，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到2016年的资产泡沫非常巨大，引发了股灾。2017年为了收拾这一轮资产泡沫，国家出台了严厉的金融监管调控政策。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的当下，国内又面临着结构改革、产业升级的重要关口，宏观政策一定不能出现重大失误，尤其是要避免重大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仍存有可操作空间，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我们中国的利率仍为正、资产收益率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于较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一种相对克制的政策态度，通过我们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的复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学习美国日本这种无上限的宽松政策。而美国和日本并没有这么大的政策空间，他们只能通过印钱加强流动性来拯救经济，但是印钱只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且很难从根本上复苏实体经济。 4 经济复苏是超出预期的，特别是7月份数据的大幅反弹。之前大家担心的中国可能被排除出全球产业链条，现在看来不用这么担心，也反映出中国在保障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完整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形势是前低后高，一季度负6.8%的增速也打出了底部，未来肯定是稳步回升的微弱复苏趋势，同时我们看到复产的进程也在有序推进中，环比表现越来越好。二季度的增长速度亦是来之不易，说明我们从基础数据上来看也在稳步提升，中国宏观政策把握得比较得当。 5 价值投资的理念毫无疑问是对的，很多人反驳它恰恰说明吃亏吃少了。在过去核准制之下，股票成为稀缺资产，所以估值偏贵。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挑出那些性价比好的、真正质地好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投资的过程。很多人说大盘指数长期来看没有大涨，但这对指数基金投资者才会有真正的影响，股市中的结构性机会其实很多。买指数基金赚不到钱，并不代表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的股票赚不到钱，也不代表价值投资的理念存在问题。更可能的情况是，许多投资者还不理解价值投资，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和投机的心态去做股票投资，那样就像是赌博一样。殊不知，人性的弱点在这个市场上会暴露无遗。很多人没有认清楚底层逻辑，对所谓的人性也没有基本的理解。质疑价值投资的人本身就是不专业的。从国际经验上来看，股市去散户化的过程，就是散户亏钱退出的过程，没有别的方法能教育普通散户。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也不是说拿了股票之后永远不卖了。得知道买的时候是值得这个钱的，更要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卖出。 6 A股这些年确实也有好股票，主要集中在科技、消费、健康赛道。科技赛道，包括新经济、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也涉及到企业服务业务，商业航天、通用航空等领域。消费赛道，在中国市场的基本盘很大，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需求将会更加多元化、个性化，而且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同时存在，无论是头部的大品牌还是以性价比为主导的小品牌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大健康赛道，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疗、养老、生物医药等行业必然会受到高度重视，这几个行业过去就常出大牛股，未来的前景值得看好。那些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以及健康相关的行业是稳定性最好的赛道，但要挑出这些好股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7 黄金价格上涨对全世界不是好事。国际金价日前涨破2000美元，创下新的历史纪录。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在7月创下了十年来最大跌幅。美元指数下跌主要是因为美国债务太高、经济太差，导致美元贬值。美元和黄金一般都是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也会脱离，但这一次确实表现出了负相关性。黄金价格上涨对全世界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全球经济很差，前景不明朗，风险特别大。金价涨破2000美元后，至于还要不要配置黄金，专业投资者有自己的投资逻辑，普通投资者则要是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现在可以买入一些，但对整个资产组合的影响不会太大。 8 把美元贬值与美元衰落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美元升值、贬值跟它的国际货币、强势货币地位没有关系，升值和贬值只是汇率的波动。从历史经验看，美国经济规模、工业生产规模超过英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但美元真正替代英镑是在二战以后，前后经历将近100年的时间。很多人认为美元地位在走向衰落，实际上是自我认知不够准确。 9 中国房地产会越来越像一般制造业或一般消费业，要赚辛苦钱了。目前的政策不太希望看到大波大动。这一轮楼市调控的意图就是“摁住”，引导资金从地产流向其他行业。房地产融资环境的改变，直接导致“高杠杆融资、高周转滚动”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而且拿地自有资金的比例提高、杠杆加不上去了，这样赚不到金融的钱、杠杆的钱，以后也像制造业、消费业一样，赚的是品牌溢价、经营溢价等“辛苦钱”。 10 地产的投资逻辑变了，估值逻辑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最近很多板块都接近历史高位，但也有些板块处于相对低位，比如房地产估值水位在历史20%的水平。房地产板块主要受政策的影响，政策很清楚，让资源更多流向其他行业。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地产IPO很慢，物业IPO相对很快，大消费等企业的IPO速度更是会越来越快。即使在这一轮IPO窗口期，地产或不能分羹到太多份额。这也正是决策层的指挥棒，希望发展的方向。那么二级市场给它的评估是低周转、低杠杆，回报率降低。相应的，估值就很难上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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