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何看待货币政策以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流动性是否会持续收紧？信用环境是否再度紧张？市场会如何消化应对？天风证券研究所总量团队将为大家奉上每周论势！ 内外流动性依然是焦点。过去一周，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溢价从35%提升到了40%分位。通常6-7月由于资金跨季和财政缴款会出现季节性钱紧，8月资金面相对宽松，但近期的钱紧超越了季节性。今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超储率为1.6%，较1季度末的2.1%大幅回落，与季节性规律明显背离，我们测算的7月超储率已经下降到了1.1%，处于历史极低位置。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量较大，尤其是3季度大概率仍然是年内净融资规模最高的季度，因此3季度末政府存款规模环比继续上升的概率较大，这将进一步降低超储率。 近期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并重启14天逆回购，对市场流动性预期有一定支撑，但并不改变流动性环境紧平衡的状态。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提到了货币政策的“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或者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经济政策，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退出问题。预计后续超储率仍处于近年偏低水平，流动性环境继续维持紧平衡，信用扩张见顶后回落，全年新增信贷在19-20万亿之间，经济持续复苏但斜率不会太快。 海外市场关注鲍威尔本周四关于“货币政策框架回顾”的讲话内容，这次讲话可能会阐述“平均通胀目标”，意味着美联储将能在一段时期内容忍高于2%的通胀水平，为持续货币宽松提供理由。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提过类似的“提高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但按照债王冈德拉克的看法，美联储容忍“通胀超标”的真实动机是希望通胀高于利率可以消化庞大的债务负担，本质是给债务货币化寻找理由。总之，更高的通胀容忍度至少给通胀预期的上行提供了空间，也给实际利率的下行打开了空间，但并不代表它们的方向一定是上行或下行。如果经济复苏乏力和货币宽松的状态持续，实际利率维持在当前低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这一次美联储的宽松会维持多久才会退出？我们认为至少要看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基本面，包括失业率和通胀，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用了将近6年（2008-2014），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深度、失业率的高点和通缩持续的时间都超过了金融危机，好在经济重启初期的恢复速度较快，但是贫富差距加大、全球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都让这一次退出宽松政策的时间可能与上一次相当甚至更长。第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美联储发明了各种信用支持工具，并通过不承担信用风险和使用特殊目的载体（SPV）的方式，依然保留了名义上的独立性，但事实上美联储的实践已经是财政货币化，而财政是党派政治的博弈场。如果特朗普连任，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场景可能会贯穿其第二任期，并有可能削减工资税，提高赤字率。如果拜登就任，可能在赤字、税收和福利的问题上会有所平衡，但不太可能在第一任期紧缩财政。 策略 1、‘诗和远方’的长期方向，并没有太多分歧，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变迁：1973年以来美股73年至今，年化收益率高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消费与科技，比如航空和国防+10.9%、软件和计算机服务+10.8%、一般零售业+9.8%、电子电器设备+9.4%、卫生保健+9.3%等。日本经济社会、股市发展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但股市长期收益率最高的板块依然是消费与科技。1973-2019年，日本股市中年化收益率最高的三个行业：卫生保健（+5.8%）、食品饮料（+4.7%）、科技（+4.5%）；因此，中长期来看，把A股的核心配置放在消费和科技的方向中，分歧不大。只是短期来说，这些板块大多面临估值“贵”的现实问题。 2、什么因素导致了泡沫的形成、最终就会因为这个因素的逆转导致泡沫的破灭。针对当前科技板块和消费板块面临的高估值情况，我们要分别从影响其板块估值泡沫的核心因素去思考：①从美日的经验来看，对于盈利稳定的消费板块，宏观贴现因子的变化对消费板块的估值泡沫变化影响较大；②而对于盈利和产业周期波动更大的科技板块，宏观因子往往不是决定其估值波动的决定因素，产业周期的起落是科技板块估值泡沫变化的核心因素。 3、对于A股的消费核心资产，近年来的估值大幅提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估值模型：17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挑选了一批中国最核心的资产，近似当做能够永续增长的公司，于是估值体系经历了从重视增长的PEG，到重视稳定性的DCF的变迁。 （2）贴现因子：在全球流动性宽松、利率接近0的背景下，全球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下降、所要的投资回报率目标也降低，于是对应的是贴现率因子的下降，而在DCF或者DDM的模型中，贴现因子对估值的影响极其敏感。 4、因此，向前看，对于A股消费核心资产的高估值，我们的结论是： （1）在全球宏观因子出现显著变化之前，A股的消费核心资产仍然是合意的底仓品种，估值具备持续维持高位的条件。 （2）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政策收缩、利率上行、美元升值的宏观变化，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高利率下的“漂亮50”的情况，当前A股核心消费股的估值消化过程可能会更加温和，考虑到外资长期流入的趋势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核心资产出现一定幅度的杀估值，其估值回落的幅度也可能很有限或者更多是阶段性的。 5、对于A股的科技股而言，在当前的高估值背景下，未来股价可能会面临分化，后续景气度能够快速提升的板块将继续对高估值保持容忍度。不管是买入估值对未来股价表现敏感度的测试，还是同一贴现率下不同产业周期企业的假设，我们发现： （1）对于成长期企业（增速>30%），买入估值对未来一年股价区分度不强，最终都是表现最好的公司； （2）对于稳定期企业（增速在0-30%），买入估值对未来一年股价区分度较强，买入估值较低的板块未来一年表现要好于买入估值较高的板块； 6、寻找仍然处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我们建议以渗透率大概率底部提升为线索，关注两个维度： （1）第一维度：全球范围内销量提升带动渗透率提升的新能源汽车和无线耳机； （2）第二维度：国内大循环为主背景下国产化率提升的军工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信创（芯片、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半导体设备等生产线设备。 固收 近期从央行操作层面来看，最大的变化就是央行最近连续投放14天的逆回购。这样的投放节奏，让人想到了2016年8月份的情况，当时紧接着就进入了去杠杆的过程。从当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央行解释当时增加14天和28天逆回购品种的原因包括： l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期限搭配需求，提高市场资金面稳定性。 l缓解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供求的扰动，维护货币市场平稳运行。 l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行为，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 而之后张晓慧行长助理进一步解释：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市场利率随经济基本面和通胀走势变化适度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那么当前央行为什么要连续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 与2016年对比观察，主要应该还是对冲地方债和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性供求扰动。当然，市场还会有进一步的担心，会不会以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 毕竟当前政策基调基本延续了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的表述，即防风险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随后有关领导也反复强调跨周期设计和防风险，与2016年对比，市场越看越觉得比较相似。 那我们怎么看？我们认为虽有相似，但还是不同。 第一点不同，目前隔夜交易规模占比较低。二季度以来，央行主导开始打击资金套利行为，隔夜占比回落，而2016年还是处于比较高的位置。从央行引导市场的合理预期和资金流通行为的角度来看，二季度央行采取行动之后，金融机构行为上已经做出了调整，达到了央行预期的阶段性效果。这个位置，再进一步通过政策推动交易去杠杆的必要性不充分。 第二点不同，经济状况不同。目前我们二季度的GDP增速达到3.2%，我们现在还是在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速回归的过程中，这与 2016年三季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第三点不同，通胀形势不同。2016年6月份，煤炭钢铁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市场开始正面评估，PPI出现显著回升。目前，通胀如何走，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所以综合从基本面来看，与2016年相比就有3点不同。 而且从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央行引导的合理资金利率应该是以OMO利率为中枢，DR007围绕OMO波动，也就是以2.2%为中枢。CD应该是以MLF利率，也就是2.95%为中枢。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还专门强调MLF、OMO等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和波动中枢作用，同时也强调回购、拆借、同业存单、债券曲线应该都围绕政策利率波动。从这个角度考虑，10年期国债跟MLF的2.95%的利率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再观察，至少不是简单的下限关系。 此外，国务院吹风会上也提到金融机构要让利[3]。央行的表述比较清晰——下一阶段预计贷款利率还会下行。从历史经验来看，贷款利率下行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利率的单边熊市。 综合来看，政策还是围绕适度、中性、稳健来展开，即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要判断利率的合意中枢和合意区间。我们认为，短端DR007还是锚定2.2%，长端应该锚定2.95%，国债曲线应该还是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目前市场担忧还有结构问题：一个是利率曲线平坦化，票息变薄；另外，结构性存款等原因导致银行负债端压力比较大。市场担心这个位置很难守住？这就取决于央行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引导。 我们目前仍然处于经济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速回归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虽降息的可行性很小，但是流动性的投放，比如14天的逆回购，想向市场传达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像2016年那样的收紧信号。 总结来看，在经济增速还没有达到潜在增速的情况下，国债利率应该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我们认为偏中性一些，更多是振荡。前期结构的平衡有所改变，现在市场再平衡，再平衡应该可以控制在一个可控的区间范围内，而不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当然对于市场没有应不应该，只能接受，毕竟最终的锚还是牢牢扣在货币政策的行为上。
2020年的结构性行情当中，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科技股。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心态走向成熟，把资金交给专业人士管理，已经成为更主流的选择，而其中科技股主题基金更是受到青睐。 相比A股而言，港股市场科技股拥有较低估值的优势。从2008年开始，以恒生指数纳入腾讯控股为标志，港股投资者对科技股的关注不断提升。2018年开始，因为同股不同权机制的引入，小米集团、美团点评等企业都赴港上市，也有阿里巴巴、网易、京东等中概股回归，港股逐步形成了龙头互联网公司聚集的良好生态。 在广发基金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广发港股通成长精选拟任基金经理李耀柱看来，绩优中概股的回归改善了港股市场的结构，为港股长期向好奠定了基础。未来，随着港股通和海外资金的流入，中国的产业升级和5G带来的新科技周期的开启，在资金面和基本面共振之下，这些公司有望迎来基本面和估值双升的戴维斯双击。很多新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已经进了香港的主要指数，这样就会把香港市场的活跃度带起来，这是下一波香港市场结构性行情的催化剂。 他认为，投资需要抓住产业链当中的“最大价值”部分，未来也要抓住“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供给端产业升级，以及需求端品牌升级的机会。 “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只有不断进化，才有可能脱颖而出。优秀的公司要不断进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也要不断进化。”热爱研究，喜欢新生事物，从而时刻保持年轻的心态，是李耀柱在科技股的投资中能够取得优秀业绩的关键秘诀之一。他透露，自己平时的工作时间里面有大部分时间花在调研和研究公司上。 中概股回归奠定港股结构性行情的基础 ：如何看待中概股回归对港股市场结构的影响？ 李耀柱：随着中概股的回归，未来中国新经济在港股市场的占比会大幅提升，这也有可能把投资中国新经济的主要资金都吸引到香港。 从本质上来说，中概股的回归能够改善港股的上市公司结构，能够让港股上市的股票资产平均质量变得更好；同时，中概股的回归还能吸引更多长期资金投向香港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为港股带来增量资金，增量资金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这也是我们看好中概股回归的长期逻辑。 ：港股之前的牛市行情，恒生指数都一度突破了三万点大关，港股下一波牛市将会由什么触发？ 李耀柱：现在香港个别公司的结构性行情已经开始了。我认为下一波港股投资机会可能来源于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公司，这跟2016年到2017年的港股牛市不一样。 2016年是中国经济复苏带来低估值周期股行情。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经济公司到香港上市，海外资金和南下资金会增加港股的配置比例，在资金面和基本面共振之下，这些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会得到更好的体现。从长期来看，随着更多的新经济公司被纳入成为香港主要指数的成分股，香港市场的活跃度会逐步提升，这也许会成为港股牛市行情的催化剂。 中国的新经济行业在港股市场中的占比将会逐步提升，这个过程中，港股对内资的市场吸引力也会随之提升，进而拓展了港股估值的提升空间。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看好港股的长期投资机会。 把握“国内大循环”：从产业升级到品牌升级 ：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李耀柱：我理解的“国内大循环”是这样的，国内有需求但缺乏供给的，我们就要创造供给；国内有供给但缺乏需求的，我们就要创造需求。我认为“国内大循环”就是在供给端推动科技产业升级，在需求端实现品牌升级。 “国内大循环”实际上就是要推动我国的产业升级，而且要形成更多需求和供给的闭环。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国内需求占全球总需求一个非常大的比例，然而主要供给方在海外。所以提升国内半导体产业的供给能力是我们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打造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是我们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 ：供给端的产业升级，如何理解某些政府扶持力度较大的行业？ 李耀柱：有些行业通过政府扶持能够发展起来，有些行业扶持不起来。比如经过多年扶持，我国光伏行业在全球已经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定价权；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上进行复制，还需要观察。但是有一点是必要的，就是这些行业里面的公司需要持续高效地投入研发，这才能让这些公司积累长期竞争力。 通过对某些行业的扶持，可以让这个行业快速崛起，有利于产业链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目前全球环境非常复杂的状况下，我们一定要迅速地把先进制造业扶持起来。从投资层面来看，我们要将资金投资到在产业链中具有话语权，能够最大化引领产业快速发展的龙头企业。 ：如何理解需求端的品牌升级？ 李耀柱：国内有巨大的制造业体量，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品牌优势。 不仅是手机、家电、汽车，也包括食品加工行业，国内很多食品加工原来只是帮某些品牌代工，未来或许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对于需求端来说，原本没有品牌的公司，我们通过升级、通过品牌营销，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实现品牌溢价。 ：如何看待传统行业的投资机会？ 李耀柱：传统行业其实也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比如我投资服装产业链，包含有品牌、经销商、上游原材料、制造、面料等不同的细分领域，比较不同行业的细分净资产收益率，发现成衣制造和面料环节的最高，所以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细分产业链进行投资，这其实跟科技股产业链的投资选股逻辑是类似的，投资产业链里面价值链最大的部分。 白酒行业目前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部分企业如果未来品牌不能升级的话，可能会被市场淘汰，品牌升级是消费行业未来很重要的变化，这无论对于传统消费品行业还是科技企业，其实都是一样的。 金融业方面，我看好保险行业的投资机会，保险行业的渗透率比较低，今年这个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导致代理人的活动率降低，但是随着未来经济活动的恢复，我们认为保险行业会有不错的复苏，我们认为这是较为确定的投资机会。 某些传统制造企业向科技集团转型，要对传统模式进行革新，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大的考验，不一定成功，因为它需要组织的变革，也需要管理层执行力的贯彻。但是一旦成功，这个公司就有可能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纵观全球，我们也看到不少传统产业的公司进行自我革命成长成为伟大的公司的。所以对这些公司我们要以开放和中立的心态去观察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评估企业转型带来的投资机会。
怎样看待一个城市？我去过布鲁塞尔、巴黎等，发现欧洲也堵车，但是没有我们的大城市严重，那么人们是怎么看待城市堵车问题的呢？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无论到布鲁塞尔还是到巴黎、罗马，路网非常丰富，城市的毛细血管是畅通的。所谓路网丰富，就是路口、城市道路贯穿着整个城市。 而我们的城市看起来很大，但是路网很多是封闭的，虽有城市的快速通道，但是在快速通道之内有大块的大院，例如住宅小区、各种机构大院把城市分割了，所以汽车只能到主干线上行驶。这就是我们堵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全国的城市都几乎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新建住宅小区，以过去农业的方式盖一个大院以保证院内的平安，但是忘记了城市所有的要素应该向社会开放开通，这不仅能解决微循环的问题，还能解决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当一个院子处于开放的路网中时，沿街住房便可以变成服务业供给的地方。 还有生态环境的保护。第一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第二是城市资源供给的问题。我们很难在欧美看见一个特别大的广场，特别大的公园。欧美很多城市，除了英国的海德公园、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其他绝大部分公园都是小型的街心公园，花园不大，路也不宽，目的是增加城市的紧凑度，出门不开车就可以走到公园。但不少的中国公园绿地离家很远，不利于步行到达，人们只好开车。 怎么样实现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怎么实现紧凑型城市，怎么使城市达到节碳节能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不仅是城市规划管理的观念、城市的生态文明，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化的文明是否能够深入人心，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我们必须要经过的，什么是通过城市结伴发展、循序互补能够得到的。 一些古老的城市，沿路两边全是店铺，现在没有店铺了，为什么？快速交通发展起来把城市分割了，城市的规划、各种基础设施的供给，客观上把城市的功能分割了。正因为如此，城市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方便性就大幅降低了。 这样当然导致能源消耗大，不生态、不经济。其实从国际上的城市来看，人们步行出行是最好的生态保护方式。可是我们现在哪个城市能做到通过步行缓解大部分问题？除非到小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这个误区需要反思。 阅读延伸 紧凑城市 紧凑城市是针对城市无序蔓延发展而提出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凑城市的形态取决于城市中人口和建筑的密度，强调土地混合使用和密集开发的策略，主张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工作地点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服务设施的地方，是一种基于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城市精致发展的新思维，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功能紧凑、规模紧凑和结构紧凑。在中国，紧凑城市理念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集中布局城市功能要素、加强城市空间增长管理、促进城市土地的高密度、混合利用、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等。 本文原发于北京日报
王鸿8月26日，以“浪奔”为主题的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在上海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主办，结合“后疫情时代地产行业新机遇”和“新基建下中国地产经济发展”等时下热点，200余位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论企业战略和布局，共谋行业健康发展。直播》》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致辞表示，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开启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契机。在忧患中前行，在逆势中振兴，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方面需要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危机中所孕育的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他提出四点建议：首先要着眼于“稳”谋发展，第二要着眼于“练内功”谋发展，第三是着眼于创新谋发展，最后是“有信心”。 他提到，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房地产企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体制机制的因素促进发展，在市场规制上利用了房地产企业甲方的强势市场强势，轻视了中小企业的利益。大多数房企在付工程款、付材料款当中，不能及时付款。这个条例规定，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的30天内付款，约定付款期限的不得超过60天。同时条例中要求行业协会禁止行业的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延迟付款。这是经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以下为致辞全文：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浪奔——2020第三届年度论坛”，并代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正在重构，对我们房地产及上下游企业而言，可以说是风吹浪打、极具挑战性的一年。同时，也是我们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开启新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契机。在忧患中前行，在逆势中振兴，方显出英雄本色。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危机中所孕育的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我建议： 首先要着眼于“稳”谋发展。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更稳的启动，保就业、促消费、扩大内需是重点。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框架下，要适当发挥房地产业在稳定经济、促进就业及保障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面对不断增长中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面对城市更新的增长点，房地产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发展，需要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过去，作为高周转、高负债、高杠杆的“三高”行业，疫情对于房企资金链冲击较大，暴露出房企发展方式的内在短板，这就需要房企不断提高投资决策能力，并加强资金管控，防范现金流风险，从而真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第二要着眼于“练内功”谋发展。要坚守“房子是用来住的”。房屋的本质应该是其具备的居住属性，这是房屋价值最核心的体现。人一生当中大概60%-70%的时间是在房子里渡过的，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次疫情以后，也是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需要重新进行思考，住宅给老百姓提供的健康保障能力够不够？有什么不足需要我们改进？房企无论何时，都需要将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要放在首位，打磨好的产品、提供好的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心愿。 目前房地产发展非常重要的事件，李克强总理签署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房地产企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体制机制的因素促进发展，在市场规制上利用了房地产企业甲方的强势市场强势，轻视了中小企业的利益。大多数房企在付工程款、付材料款当中，不能及时付款。这个条例规定，没有约定付款期限的30天内付款，约定付款期限的不得超过60天。同时条例中要求行业协会禁止行业的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延迟付款。这是经济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条例9月1号实施以后，相信在不短的时间里面，就会组织检查。 第三是着眼于创新谋发展。扩大内需与发展创新经济是促增长的重点，房地产的供给侧改革也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我觉得是我们要不断思考创新的。今年的疫情也推动了很多房企去不断尝试新的东西，比如线上售房。年初大家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置业顾问上网做直播，伴随直播的风气，到了年中各大房企的总裁们都纷纷上阵，直播售楼非常火爆。还有网上售楼处、线上房展等，在今年也展示除了与往年不同的营销效果。虽然房地产这项特殊的产品无法彻底去除线下地域属性，但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房地产营销线上闭环已经逐渐实现，帮助老百姓增加房产专业知识、便捷看房选房体验、简化和安全护航买房卖房过程等也已经成为现实。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营销方式的创新当然有助于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但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创新，推进智慧建造和建筑工业化，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产品质量，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更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最后是“有信心”。今年下半年，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会双轮驱动，成为短期内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力量。房地产属于传统基建，但以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也为房地产行业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比如随着城际高铁、轨道交通的快速普及，将大大缩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会快速推进，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等地区会获得快速发展。还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会使得房地产的生产更加智慧化和提升运营效率等等。经济增速减缓，可能会使得群众收入增加减缓，会直接影响到群众购房、租房的支付能力。但是，从长远看，住房的消费是一种长期消费，其基本需求增长是相对稳定的；而且住房的消费支出量比较大，决定支付能力的主要是长期积蓄因素，而不是短期收入的波动。所以，要以发展的眼光看房地产发展的需求。 谢谢！
7月20日，全国影院开启复工。 8月20日，影院复工满一个月之际，在国内院线龙头企业万达电影（002739）的办公室， 危机时“精练内功” 行业复工好于预期 今年受疫情冲击，全国影院停摆长达半年之久，行业遭遇重创，其中规模最大的万达电影从盈利6亿到亏损15亿。危机时的心态与应对，无时无刻不考验着公司掌门人。交谈中曾茂军却对行业的复苏抱有十足信心，也向我们透露了许多疫情背后鲜为人知的举措。 曾茂军：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复工率约90%，大概比行业高10个百分点。复工以来票房情况比预期要好，在没有新片的情况下，复工第二天票房接近500万元；很快，现在周一到周五单日票房都能突破7000万元，而且是在只有一部新片（上映）情况下，说明整体复苏的情况比较好。中国在疫情控制方面做得很好，影院复工一个月各地没有出现一起复工造成的疫情。 （编者注：截至发稿，电影《八佰》正式上映6日，票房突破12亿元，七夕节当日全国单日票房达4.22亿，刷新影院复工后的最高纪录 曾茂军：疫情期间我们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影院租金谈判，包括疫情期间租金的减免、部分原本签署租金较高的合约重新签订，最终几乎所有的业主租金都进行了减免，所以今年我们影院的租金成本会大幅下降。 第二项工作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系统建设和研发方面做了很多精练内功的工作。我们利用疫情期间，将自己研发的大数据经营决策系统进行云端化开发；我们还开发了自己的线上广告系统，未来可以为中小广告主实现精准投放，降低投放门槛。疫情后，我们的生产成本、租金会比过去低，同时我们的效率会比过去高。除此以外，我们在疫情期间还推出了“特许经营权加盟”模式、直播带货、实景娱乐等多个新的利润增长点，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线上冲击不足惧 未来影院仍有很大空间 影院数量和银幕的增长，有力拉动我国电影市场发展。2019年我国票房总量突破600亿大关，创下新高，但增速有所放缓，行业单银幕产出首次降至百万元以下，加之疫情冲击，对影院经营提出更多挑战。 曾茂军：50%的限流措施其实影响不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去年中国电影院的整体上座率不到11%，万达是15%。除了极个别大片的首映日以外，50%的上座率限制基本没有影响。这次电影院复工做了分级管理，像航空、餐饮等行业一样，影院的恢复也需要一个过渡过程，相信在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趋势下，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开。 曾茂军：这是个别偶然现象。首先，电影本身是大银幕的艺术，他所带来的沉浸式的体验是不可替代的。很多导演都不愿意他的电影只在线上放映，不然就没有必要做那么多特效，这是电影的特点决定的。第二，到电影院看电影也是一种社交行为，特别是年轻人，这也决定了影院放映这种形式不会消失。第三，网络播放相对比较适合一些小成本投资的影片，成本稍微大一点的电影在网络播放收回成本的可能性很低，特别是大额投资的重量级电影，很少有网络视频平台能够（持续）花高价买断采购放到线上播放，所以这个模式长远来讲是不太可能的。年初出现第一部在网络播放的影片后，很多人预计很多影片会跟进，但实际上并没有。 曾茂军：从观影人次看，成熟国家的人均年度观影频次基本都在3.5-4次之间，而中国整体平均观影人次仅1.2次。当人均观影频次提升到2.2次，中国票房就能超过1千亿量级，中国其实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全球成熟国家的主要票房都集中在几大院线，基本上前五名至少会占有50%以上的市场份额，比如美国前三名院线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这个行业的规模没有那么大，所以集中度一定要比较高，这是正常的。 中国2002年启动院线制改革，发展主要是在最近10年。过去几年主要是增量（影院）发展很快，所以进来了很多投资者。行业里真正有融资能力的企业不是很多，电影院运营维护成本又相对较高，没有融资能力想发展（规模）就有相当大难度。而当达到一定规模时，又必须要解决系统化和标准化的问题，系统化开发需要很高投入，所以（影院行业）并不适合一些太小的玩家。未来逐渐进入存量（影城）竞争时代，行业会发生很多变化。 已签约影院近200家 管理输出颠覆传统模式 危机会是一次重新整合的机会，把握好就是公司的机遇。今年万达电影在疫情下逆势抛出定增方案，成为影视行业首单获批的再融资，为后续自建扩张获取了先发资金优势。自建之余，公司6月3日还开放了特许经营权加盟，颠覆了行业传统的松散型加盟模式，引发业内热议。这种几乎零成本的新商业模式有望成为拉动利润增长的新引擎，也开启了公司市占率提升的“加速键”。 曾茂军：到目前为止，2个月签约（影城）数量已经接近200家，平均每周还在以5-10家的速度增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业内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曾茂军：管理输出模式其实有非常高的门槛，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品牌（影响力）；第二必须要有成熟的（管理）团队，我们连续11年各项主要指标都排名行业第一，区域管理的模式也已经执行了10年，非常稳定；第三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系统。今年这几个条件我们都成熟了，就算没有疫情，我们也会做，只是疫情加速了我们（推出）的进度。疫情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去研究，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把这套系统全面完善了，内部也反复论证了很多次，所以在6月正式发布了。 我们的经营效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单银幕产出是行业的1.7倍，凭借自己多年的影院管理运营经验，通过我们的管理能帮（管理输出）影城实现业绩的提升。另外，通过使用我们的管理系统、采购渠道和营销资源，（管理输出）影城的成本也会比过去少。 曾茂军：现在还不是并购的好时机，因为影院未来可能会更便宜，所以现在我们主要靠自建+管理输出，将来有更合适的机会时我们再进行并购。实际上管理输出要比并购难很多。 以IP驱动内容生产 明年将迎来“内容大年” 打通内容板块，让万达电影全产业链生态布局完成了关键一环。2019年底从《误杀》《唐人街探案网剧》到《唐人街探案3》……让外界看到其生态协同的爆发力；疫情下电影业务受阻，上半年公司电视剧业务却异军突起，《幸福触手可及》《怪你过分美丽》双双登上热搜话题。未来，如何形成持续稳定的高质量内容产出，平滑内容产业波动性，源源不断带来业绩增量是曾茂军一直在思考的方向。 曾茂军：万达影视板块是我们的增量板块，旗下有三个平台：一个是万达影视，主要以精品电影为主；第二个是新媒诚品，主要做精品电视剧；第三个是骋亚影视，定位深度参与陈思诚导演的电影作品，也会制作更多网剧和网络电影。 三个平台定位三种不同发展方向，既独立，又由同一个CEO统管，相互协同。我们会将这三个平台完全打通，以IP为链接点，做更多IP联动。比如我们近期就有一个IP的电影和电视剧在同步开发，剧本都已经完成了，今年年内就会启动拍摄，希望像唐人街探案网剧和唐探3一样，形成IP在电影、电视剧上的整体联动。今后我们会有比较多这方面的规划，我认为未来2-3年会是万达影视的“内容大年”。项目储备丰富，未来2-3年会是万达电影新的利润增长点，与院线业务并驾齐驱。 曾茂军：万达在内容上的第一发展思路是系列化。我们现在系列化的能力更强了，电视剧已形成了几个系列，《正阳门下》系列中，《正阳门下的年轻人》剧本已经完成了，会在春节前后开机；军旅系列中，去年的《空降利刃》获得了年度收视冠军，今年我们刚刚拍摄杀青的《号手就位》是第一部以中国火箭军为题材的电视剧，有望成为今年的爆款剧目；《亲爱的》系列中，目前《亲爱的他们》已在筹备。同样的，电影方面我们也形成了很多系列化开发能力，第一超级IP就是《唐人街探案》系列，还有《寻龙诀》《快把我哥带走》等系列在持续开发筹备。第二是要题材丰富化，各种类型都要有。第三是要保证有足够的数量，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内容波动风险。 我们未来每年都具备至少5-10部电影、8-10部电视剧上映的能力，可能还会有3-5部网剧，每年累计内容产出会有15-25部，未来几年我们基本上会保持这个规模。 曾茂军：陈思诚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万达投资的，他的所有电影都有万达的投资，后来通过并购把这个IP收入到公司旗下。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一系列这种IP长期拍下去，像《唐人街探案》这种类型就很适合，因为唐人街是遍布全球的，探案故事前后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做一个个全新的故事，将来我们可能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种类型的IP。 在《唐人街探案》网剧的制作中，我们在考虑怎么样去培养新导演，这其实是我们新导演培养的一种方式，让他参与网剧的制作，因为导演到底好不好，只有作品出来才知道。唐探的网剧，我们选择了4个导演，3个故事，并且在其中发掘了后来执导《误杀》的导演柯汶利。 《唐探3》本身就是春节档定制的影片，它的类型比较综合，有合家欢的元素，可以满足比较多消费者的需求。另外这部电影本身投资比较高，再加上电影的品质很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春节档上映。 创新业务吸睛 扩张能力边界 “创新”是这次访谈中曾茂军提及最多的词语。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万达电影也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反而积极尝试抖音直播、实景娱乐，为未来发展拓路前行。在公司越发多元化的业态下，掌舵者曾茂军的思路却十分清晰、笃定。 曾茂军：其实我们每年都在创新，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逐渐发现直播带货将会成为一种趋势，今年疫情期间传统业务受到影响，就利用这段时间去签约了很多艺人，同时完成了直播带货的一系列准备。 （直播前）我们先做了一年的大数据研究，所有的直播带货背后都有很强的逻辑，比如说选品，艺人有自己的粉丝属性，他的粉丝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如果货品选不准，就不会有太多的销售额。我们有一套严格的选品逻辑，同样的商品不是谁都能卖的。 我们未来会打造一个直播生态，不仅仅是直播带货，还会有直播间，有培训体系专门培养网红，会有专门的货品展示。我们认为未来直播带货会成为一种新的零售形式，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曾茂军：成都侏罗纪世界电影特展项目7月17日开业，首月收入突破了600万元，特别是它的人均卖品收入是电影院的三倍。 从目前的运营来看，效果比预期好。我们与IP持有方采取独家授权合作的模式，收益分成。未来这种“轻资产”项目我们可能会在全国做二三十个，因为基于对我们实力和能力的信任，我们能拿到很多超级IP的独家授权。 未来万达文旅项目里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IP实景娱乐，它的投资量不是那么大，对物业的条件要求不是那么高，但是对运营能力要求很高，特别是运营方要知道怎么去把这个IP故事讲好，更有吸引力。 曾茂军：我们的战略是非常清晰的，未来就是“三轮驱动”。第一是IP驱动，内容靠IP驱动，但内容和IP还是有区别的。把内容打造成IP，必须有持续的产出能力；另外影响力得足够大，如果电影票房很差，其实都不能成为好的IP，因为它没有更多的衍生价值，所以未来我们要做更多的系列化。 第二是平台驱动，到今年年底，我们管理输出加自营的影院规模将会达到1000家，全国超过400个城市会有我们的电影院，无形之中就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平台，还有线上的App、直播带货的子公司，这些平台未来都可以给我们的内容赋能，同样我们的IP也可以给线下场景赋能。 第三是资本驱动，这次43.5亿元的定向增发，就反映出我们的资本能力。只有足够多的资本，才有可能去投出更多的利润。很多内容都是花了多年时间才产生的，所以如果不提前布局，后期的利润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每年都要产出20部以上的影视剧，就需要更大的投入，所以融资能力对持续的内容产出有很大好处。 未来我们将围绕这“三轮驱动”，让“三轮驱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继续保持公司在行中的领先地位。
经济学家圈：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何现在提出？ 李稻葵：其实这个概念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至少我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提这个想法。也许我们用的不是“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个词，但是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经济形势经过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以及之后的几个调整，到现在我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重大的变化，从量上说，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依赖度已经大大下降了。 讲一个数字，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粗略地说，我们每100块钱的GDP中，有35块是出口。为了这35块钱的出口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那么我们的净出口是10块钱，也就是10%。现在这个数字到了什么水平呢？去年一年，2019年我们基本是平衡了，净出口大约是1%，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每100块钱的GDP对应的是17块钱的出口，16块钱多一点的进口。所以现在不能说中国经济还是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是一个最粗浅的、最直观的现象。 再往深层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其他两个方面也是下降的。比如说一个是外资，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常年是保持在1200-1400亿美元这个水平，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的GDP是1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GDP的1%左右。几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左右。 再讲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过去我们加入WT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层面，我们是靠大量地出让市场，来说我们来和你们合资，一起来做。典型的例子是，华晨宝马，宝马持股50%，华晨50%，那么华晨帮助宝马克服一些当地市场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华晨宝马和宝马公司一起去寻找零配件，再帮助中国的零配件厂发展起来了。宝马的技术部分转给了华晨、转给了零配件厂，从生产椅子、到生产保险杠、到生产发动机的仪表盘，全都是国产化了。 就是我们在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调整：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我们对外依存度都下降了，这是一个本来的趋势。那么在新冠危机之后，这个趋势又得到了加强。因为新冠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快了他们去中国化的步伐。他们到处都讲，他们的生产链不能单依靠某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们到处都讲，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多元化，而且还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关税，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外的这些主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他的逆全球化也好，他要搞自己经济相对的独立性也好，出于各种考虑，都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靠中国的市场。所以新冠危机爆发以后，在未来的这十年，我们想用国外的市场、资本、技术，这在客观上讲，这种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必须得提，就是可见的未来5-10年，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不到10年之内，两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是目前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再回到过去的十年和二十年的高增长时代。 总结来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大了。我们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16%，我这个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汇率算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物价算的话，可能得22%-23%，而十几年前是8%都不到。现在光靠外面的市场，我们吃不饱了。 第二个因素，是国外对我们猜疑了，不愿意搞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愿意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深度合作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会放缓，它也拉不动我们了。 这三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过去的十年中在不断推进，只不过这个疫情让它变得更为鲜明、突出，让大家都觉醒了。 那么内循环，它的内涵是三个要求： 第一，市场主要靠自己； 第二，资本主要靠自己，我指的资本主要是说，未来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未来要想方设法放到香港、上海A股或者深圳上市； 第三，科技，更多的科学技术、商业创新得靠自己。 三方面逐步要靠自己。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外循环，绝对不能放弃对外开放。 如果说国内经济内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量，那么外循环是支撑我们增长的质。质跟量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扩大我们的市场，关起门来。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走出去，我们的技术不跟人家PK，我们不去跟别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那中国经济很多方面发展的质量会打折扣。 经济学家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稻葵：我认为要在三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要释放潜在的，我们国内的市场需求。 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方面，一定要抓住未来十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未来的十年，我们会进入到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峰期，一定要在若干方面能够做到全球领跑。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资金循环要做得更好。 展开来讲的话，什么叫释放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是有的。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10+4”的问题。 我们还有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这十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高铁、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甚至没有取暖的暖气。这十亿人，要让他们的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镇化。有些进了城的，但是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要把他们迎进来、安顿下来，让他们真正的在城里扎根，让他们在农村的那些地，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要长期的稳定的租出去。现在不能卖，但是租出去。让他安安心心在城里生活，在城市为家。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是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这四亿人口，他们现在也还有需求没有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有要求，但是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完成，因此他们不敢花钱，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基本住房——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所以这几个方面，对应四亿人口，公共政策必须发力，必须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拿教育为例，政府应该兜底，应该尽快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保证四亿人口对应的孩子们，最起码能够高中毕业，能够有一技所长。因为就算他上不了大学，他也应该有比较好的技能，应该今后能够做一个技工，有一个上升的通道，跟德国人似的，德国技工的工资也很高的，生活也很好的。 医疗也是，就是有些摊上大病了，比方说透析那种东西，万一真得了那个病，至少有一部分费用，政府来出。这些逐步逐步的，不是一步到位啊，但应该可以逐步来解决了。 基本住房也是，如果有人暂时在城里买不起房，比方说北漂的，政府可以修一点平租房。以北京为例，五十平米，一个月三千块钱——当然要严格控制啊，不能说高收入人去占那个便宜，把它稳定住。 还有基本养老，如果实在老无所依的，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基本的设施。 所以这些方面，我想未来十年，得发力。如果这方面能发力的话，很多中等收入人群就愿意花钱了。所以这是释放需求，是内循环的第一件事。 再补充一点，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不能搞地方割据。现在地方割据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北京现在的出租车还是以北京现代为主，上海的还是以上海大众为主，重庆还是以长安为主。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打通，打成一片，这个也是要改革的。怎么改革呢，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地方政府的激励要调整过来。地方政府的激励现在是抓生产、抓税收，因为地方政府最愿意干的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投一笔钱，花二十个亿、五十个亿，把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工厂给拉过来，它指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未来能够给它交税，同时产生GDP，这是最典型的玩法。比如京东方，那个做电视屏的，在重庆、合肥都投资了，把京东方拉过去。或者弄一个江淮大众，搞个生产线，然后就交税了。所以现在各级政府抓的是生产，谁也不关心消费。各地政府希望生产在我这个地方，消费在别的地方，是重商主义的。你看汽车，连续两年负增长，地方政府不愿意管这个事，只愿意生产。以后应该是哪个地方消费，那么税收就归哪个政府，这样地方政府才愿意去抓市场、抓消费。 内循环的第二件事呢，是资金也要循环起来。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有了钱，我们想投资于国内的股票。但是国内的都不是最好的上市公司，至少不全。你看腾讯、京东最近都创了新高，但都不在我们A股上。腾讯在香港，京东在美国，都跟我们关系不大。当然我们贡献的是腾讯的流量，我们贡献的是京东实打实的GMV——它的总销量，但是我们养活了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部分投资者都还是在境外，当然也有境内的一部分走出国的，但这没有形成闭环。再比方说，我们的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的Naspers（南非报业），阿里第一大股东还是孙正义，这不太对。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应该至少能够做到，我们百姓养活的企业，它的投资回报应该能够回到我们的百姓的腰包。这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 第三件事，就是科技。 我刚才反复地讲，我们的科技在一些制高点上一定要站住。比方说人工智能，互联网的深入应用，还有生命科学。还有就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现在据我调研，咱们跟美国还是差一点，但是差的不是太远，还是有可能赶上去的。 经济学家圈：中美争议加剧，中美会脱钩吗？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李稻葵：中美的关系用脱钩也好，用继续合作也好，这些描述都过于简单了。我倒倾向于认为，未来是一个深度博弈的时代，是极其复杂的博弈。 在某些领域，美国人肯定会继续去升级打压中国，尤其是科技方面，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方面，一定会打压的。像华为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还有点合作。它是一个波动的深度博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脱钩和不脱钩来分析。因为中美今天的关系和当年美苏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它的交往太多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中国现在的科技和二战结束时的科技不一样了，二战结束的时候是靠天才，靠几个爱因斯坦、费米，它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但现在的科技是人海战术。今天的科技，我有时候开玩笑，是做饭的技术，是一种实验科学，是千军万马一块反复做饭，看谁做得好、谁吃得好，这是反复尝试。今天这个科学是靠人，所以中国每年培养的将近四百万的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人才，这个资源美国人也不会放弃的。所以他可能以后对我们顶尖的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会严加防范，也对我们的顶尖科学家、科技公司到美国去访问严加防范。但是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控制留学生。清华的这些本科毕业生到美国的MIT，那是给教授干活的。没有这些中国学生，美国的很多科学发现都会被拖后腿的。我们一年工科的毕业生是印度加韩国加日本加美国加欧洲之和。所以以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时这个博弈也是极其波动的。我认为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的一百天，美国进入大选，特朗普选情告急。就算选举出了结果，如果对特朗普不利，还可能折腾。特朗普可能不认这个选举结果，很可能还会闹到最高法院，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一碰到美国的竞选，双方都很可能拿中国说事。而且美国的“幕后国务院”，或者说“深层外交部”，这个deep state，深不可测呀。美国的外交部、国防部，他们有一帮职业的官僚，你搞不懂他们是怎么一个想法，他们和政治家的想法又可能不一样，可能会浑水摸鱼、甚至制造混乱。 拿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说，在二十年前，199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当时我就发现，胡佛研究院每年请来做研究的这些学者都有来自国防部、外交部的，而且那时候的研究选题不约而同的都是中国。当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呢，但是那些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中国的政策基础之上的。他们一定是要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做文章，才能够得到个人的职业发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摩拳擦掌。 未来一百天是非常复杂的，讲的大一点，我在最近一个发言中说：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十年。因为未来这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是从来没有那么复杂过的。未来若干年，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一种焦虑感。他们都认为，时间来不及了，要对中国干点事，再晚就不行了。 经济学家圈：对企业的制裁是本轮争端的一个特点，应该如何应对，您2年前包括提出的反制措施，现在看可行么？ 李稻葵：目前呢，美国方面在关税上对我们已经有制裁了。关税一点儿都没有降，这个呢我们对他也有一定的对等措施。这对双方都不利，但是也没办法，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都已经割肉了。就像买股票似的，已经是止损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尤其是未来100天，美国方面还有可能搞什么动作。现在中国方面最需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前跟美国方面打招呼。有些你要制裁我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杀手锏。提前打招呼，有言在先，双方互相画红线，你别越界，我也别越界。 美国方面最有可能给咱们做文章的，就是芯片。我们芯片对外依赖度是很高的，讲的更细一点，我们对外依赖的芯片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服务器。我们的电脑，Windows以及英特尔联合系统是我们最主要依赖的地方。军事上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美国方面如果在芯片上耍赖——他纯粹是耍赖，因为美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生产芯片，美国人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合作。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用了部分的美国的技术，同时也把美国的很多公司当成大客户而生产芯片的。美国人有可能耍赖，说你看你这些企业，你的大客户是我，你用的专利是我的，那我不许你们给中国供应芯片，如果你供应的话我就停止你和我的企业有任何的来往。因为美国是霸权，所以一宣布的话，有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跟着，这就是一种耍赖的游戏。 但是，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们不是说没有对等的工具。我们也有我们的维生素、我们的抗生素——维生素、抗生素，90%以上的原材料是中国生产的。这是事实，你短期内你肯定搞不出来，因为这是发酵的细菌，不像机器你可以搬回去。我们绝对不率先这么干，但是你如果率先耍赖，你胆敢在芯片上你跟我耍赖的话，我们也有反制措施。 所以这就是有言在先，大家都有武器，你也有，我也有。谁也不许动，你要是敢在芯片问题上做文章，就相当于你动了“核武器”了。你把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打乱了，就是相当于跟中国的老百姓在粮食问题做文章。那我就不客气，在药品上我也做文章，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圈：有人很担心swift清算系统可能被踢出来，会发生吗？有何应对措施？ 李稻葵：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的快速资金转让的系统的话，那么很多国际业务无法开展。那我们很多银行的很多国际交易就停顿了，包括我们一带一路的很多的汇款资金的转账都停顿了。那如果这么干的话，我们给美国方面的定性也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我们这些银行，如果犯了什么规，你调查。但是你不能这么干，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也要找你麻烦。 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也有武器，但是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看法是要事先沟通，要跟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咱们都可以协商、可以谈判，但如果你蛮不讲理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惜代价和你玩这个。武器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定性：你这么干，相当于在经济领域率先使用“核武器”了。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有抓住对方把柄的地方。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李稻葵：有三个方面都要突破。 第一，经济方面必须保持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内循环，这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释放我们的内需，建立统一大市场，那么释放内需的一个关键就是提升我们的收入，其中的关键是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如果说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十四五期间，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市场需求的释放上来。要去经营和培育我们长期的国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循环外循环要配合。要保持一定的量，比如百分之五，但同时也不能没有质。 第二，科技必须要占领若干制高点。因为这一轮很可能是赢者通吃，你如果占不到制高点，那么谁理你呀，别人不可能把技术给你了，人家封锁你还来不及呢。 第三件事情，对于我们经济学有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我们理论和道德的软实力提升。就是基于理论和道理之后，我们一定要有突破。怎么突破呢？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国际上讲清楚我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对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要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干预，从来不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这套办法、体制，搞经济让政府跟市场同时发力，让政府成为市场的有机的参与者，这套办法也是合理的，也不是歪门邪道。对于这些做法，我们一定要打破有理讲不出，做了好事还被人骂这种窘况。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下功夫了，这就是软实力。军事上是硬实力，科技是硬实力，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软实力也要提高。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理论。 经济学家圈：您一直强调经济学本土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 李稻葵：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形，但是无神。 有形无神，如果用戏剧的说法来讲，就是一个戏剧演员，他的形象很漂亮，动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传神，没走心。说的更严重一点、更具体，就是现在国外一切的工具我们都学会了，国外的一些写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双差分啊、随机实验、随机一般均衡，动态随机等等都学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没有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呢？我们有哪些是讲出来西方人一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让他们觉得中国这70年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过去4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但他们有些方面可能没注意到的。 我们缺少的是就是经济学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那么任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好，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答案的第三条是紧密相关的。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学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从D甚至于F提到了A-。但这个学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能提高，这样别人就老怀疑你抄作业，也怀疑你考试作弊了。我们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个学生考试成绩从F提升变成了A-的这个过程讲清楚。要告诉全世界同行，中国经济这位优秀学生，他过去做对了哪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经济学里以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强调过的。那这几件事情，其他学生也可以学。比如非洲，甚至于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学会了，你成绩也能从F变成A-。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别人自然就不会指责你在作弊了。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结合。我自己过去两年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努力，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这个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在国际上搞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提出应该需要有个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它的行为。不是说把政府从市场中拎出来，去想政府在干坏事，或者是干好事。而是我们把政府就作为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来研究他的行为是怎样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干好事，什么时候他干的不对，干坏事的话怎么能够把它的激励搞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有心得的，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的道理，而且我们这个经验也能够为人类的其他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为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了。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李稻葵：首先互联网会改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相信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学者一定会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方法、更加及时地去研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举例子的话就是疫情期间用腾讯，用阿里的数据来写很快的经济的反应和经济体的运行。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最深层次的一些规律可能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深层次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的行为是多个层面的：人有社会行为，有政治行为，也有经济思维和经济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会表现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跟不认识的人，在上班的时候，八小时之内他更多的表现是经济思维，比如他要跟别人谈判、讨价还价；八小时之外，在家庭表现的是一种家庭行为，那他就不谈个人经济利益了；在政治场合呢，他又谈的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影响力、是权利、是尊重。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是基础，人只有满足了经济需求，才会进一步演进到政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这个规律是没有变的。 但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会影响什么呢？它首先会影响人的行为，人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行为。因为基本的经济生存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来了以后，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人更多的会表现成一种利他的社会行为，或者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尊重。所以就是说最基本的规律没有变——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动力——这个没有变。但是他在边界可能有所改变，可能他程度有所改变，更多的是考虑的是社会行为了，在社会行为驱动下他有一套新的行为机制。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交上、在上微信。在微信互联网的交往中，大量的行为是干嘛呢？是在争取或者维持和别人的感情，包括尊重。你给我发一个帖子赞扬我，我开心；但是过一会儿你发个朋友圈我也得点赞你啊。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个感情的交易。不是经济交易了，不是为了生存，我不玩这个我照样能生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会变。 所以我倒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会改变最根本的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但是会让很多非经济的行为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活动中来，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可能要与时俱进，就是要更多地理解很多社会交往中的非经济行为。我也提醒我同行，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子过多的、过分的用利己主义的，纯粹的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要开阔眼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学。
将电竞引入棋牌游戏，增加竞技性，舍弃“房卡”等容易与赌博沾边的功能模块……在最近举行的创新中国论坛上，*ST天娱（002354）不断向外界介绍“棋牌+电竞”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自2018年以来，棋牌游戏因涉赌等违规现象而被严格监管。引入电竞模式，是*ST天娱让棋牌游戏走向规范化所做的探索。在接受 待规范的巨大市场 棋牌游戏是游戏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电子棋牌游戏行业在中国发展已有20余年，目前用户数量达到4.3亿人。 早年的电子棋牌游戏主要以休闲娱乐为主，竞技功能较弱。后来，部分游戏厂商为了增加游戏吸引力，开始为游戏中的虚拟币提供变现业务。此后，电子棋牌游戏的娱乐功能渐弱，涉赌功能成为一些产品强化的卖点。 2018年，棋牌游戏行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监管风暴，涉赌棋牌游戏成为重点整治监管对象，绝大部分平台对相关产品进行了下架处理。 *ST天娱副总经理李燕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游戏行业整体稳步增长的情况下，棋牌游戏的市场规模下滑了28%。港股市场上，部分主要从事棋牌游戏业务的上市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市值明显缩水。 时至今日，棋牌游戏版号依然处于严控阶段，近两年来，除少数益智棋类游戏外，获得版号的其他棋牌游戏几乎为零。 不过，在棋牌游戏的整治过程中，已获版号的棋牌游戏版号并未被取消，目前市场上依然有部分以娱乐模式为主的存量棋牌游戏在运行，2019年以来也屡有棋牌游戏企业在港股上市。让棋牌游戏走向规范化，走到阳光下，成为行业共同的期盼。 远离“争议区” “赌博是一种形式，棋牌游戏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当成一种工具了。监管部门对于棋牌游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游戏下架但版号依然保留，这说明监管部门是一种理性的监管，希望有良性商业模式出现，为棋牌游戏行业回归娱乐竞技本源，留有创新发展的空间。”李燕飞表示。 “经过国内外的严厉打击，现在棋牌游戏的赌博空间已经很小了，现在我们希望引领它回归到娱乐和竞技模式。”*ST天娱总经理徐德伟说。 据介绍，为了让棋牌游戏回归娱乐本源，天神娱乐一方面通过改善功能模块，完全杜绝涉赌风险；另一方面引入电竞形式，增强游戏的娱乐性，提高用户粘性。 “我们在产品设计上就杜绝了涉赌风险，首先产品里不存在‘房卡’模式，不提供熟人之间互相变现的通路；另外我们采用的完全是匹配机制，用户都是随机匹配，正常情况下熟人很难进入到同一个房间。“李燕飞介绍。 “房卡“模式外加便利的变现渠道，是以往很多棋牌游戏滋生赌博行为的重要原因。“我们不是规避，而是杜绝，完全没有这样的功能模块。“李燕飞强调。 李燕飞介绍，在公司开发的游戏中，周一到周五玩家可以正常玩游戏，根据水平高低获得不同的竞技分，竞技分无法交易，到了周六周日通过消耗竞技分报名参加比赛。这种模式下，赛事的筛选标准纯粹是选手的水平，而非其他。 此外，为了让赛事的竞技属性更加纯粹，天神娱乐选择与第三方公司进行合作，所有电竞赛事均由第三方公司组织。 “我们其实就是把产品做好，把心思花在本身的功能创新上，增加一些丰富的玩法，让赛事回归竞技性。”徐德伟表示。“之前棋牌游戏因为引入了一些不健康的内容而变味了，我们把这些内容去掉，再加上更多娱乐化和竞技化的引导。我们希望行业得到完全的净化，大家在一个良好的行业基础上竞争。” 效果需市场检验 “棋牌+电竞”，是天神娱乐在行业规范化方面进行的初步尝试，是否真的能给行业带来变化，还需要市场检验。 “我们现在做纯绿色的产品，要重新培育用户，引领用户回归娱乐和竞技的这种模式，虽然现在用户量少一点，但至少是个趋势。我们把产品做得很正统，也需要时间让市场去验证。”徐德伟表示。 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引入电竞的确对提高棋牌游戏的竞技性，提高用户粘性产生了作用。 徐德伟介绍，自1月20日上线以来，公司旗下产品的用户参与度、参赛率、活跃度都有明显提升。 据公司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在公司棋牌电竞产品参赛周期较长的情况下，玩家的报名率持续稳定在98%以上。“这说明赛事确实能帮我们的产品留住用户。”李燕飞表示，“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测试，相当于用一个新模式了解现在的用户市场，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的玩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 作为上市公司，解决了绿色运营的问题，收入也是天神娱乐需要面对的，毕竟，回归绿色，彻底舍弃“房卡”等模式，意味着失去重要的盈利方式。 *ST天娱的底气来自棋牌游戏的市场表现。“游戏行业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而棋牌游戏的增速又快于游戏行业整体，棋牌游戏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棋牌游戏用户群体年轻化的趋势是非常显著的。”李燕飞表示。 据介绍，公司产品近阶段将主要依靠游戏中玩家的付费充值，但远期会尝试会员服务等更多盈利方式。“‘棋牌+电竞’的模式目前只有我们在做，我们认为它比以前的纯休闲模式要好很多，是一片蓝海。”李燕飞说。 而在徐德伟看来，电竞能够连接参赛者、游戏制作公司，赛事相关的落地、执行的企业，未来可以将相关的业态聚集到一起，以产业园的方式运营，或许可以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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