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下午，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幼女案辩护律师陈有西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公开案件最新进展，并表示王振华已经明确提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他无罪。 6月17日，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根据两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经合议庭评议，当庭作出判决，以猥亵儿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王振华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周燕芬有期徒刑四年。据了解，王振华的辩护律师为李肖霖、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周燕芬的辩护律师为马朗。据21世纪经济报道，王振华案控辩双方律师都是刑辩高手，从庭审耗时16小时也可见，另外案件涉及证据比较多。不过，王振华案属于非公开审理，控辩双方律师都不便对媒体透露案情细节，但辩方律师证实了对辩护人做无罪辩护一说。 6月18日，陈有西律师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声明称“普陀法院不是从轻而是从重判处”，“王振华没有翻供”，“从侦查阶段，检察阶段，法院阶段，他的供述稳定一致，否定自己进行了对幼女的猥亵行为”。且“他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公安外围侦查排除他任何侵害幼女嫌疑。他坚称自己没有猥亵本案女孩。” 陈有西表示，王振华已经明确提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他无罪，“我们寄希望于二审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声明全文如下： 1. 我们注意到了王振华案宣判以后一天来，网络上的各种舆论，及对法庭及辩护人的批评、攻击和谩骂。如果网络上报导的，引申的，猜测的，透露的案情是真实的，我也会和所有网民一样，痛恨嫌疑人，不会为他做辩护人。中国律师既要遵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依法维护自己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一个社会人，追求匡扶正义，扶助弱小的公共道德伦理。而后一条一直是我本人追求的基本点。 2. 本案是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案件，迄今为止，我和李肖霖律师，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都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没有向社会上透露一句案情的情况。所有记者的来电，来访，我们全部是拒绝的。没有透露任何案情。法庭也明确要求我们不要接受采访。不透露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情。所有网络信息当中的关于我们表达的言论，都是猜测，引申的。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做，不回应所有网络上的疑问、责问和猜测 ，对攻击谩骂，也只能置之不理。所有的事实和理由，将向二审法庭陈述。做好专业的工作。 3. 本案最早曝光上了网络舆论，都是被害人一方寻求有正义感的媒体帮助，向社会进行的消息发布。激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和同情。对上海相关办案机关，以及我们律师，都形成了巨大的舆情压力。王振华本人、辩护律师、家属、公司，迄今为止没有一句发声。案情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边倒的。普陀法院发布的谨慎的审判长答疑，只讲了判决结果，未透露案情争议焦点，更未透露王的自我辩解和辩方意见。因此，所有网民在获取信息，作出判断和评价时，请注意这一现实情况。 4. 普陀法院不是从轻而是从重判处。猥亵罪的定性，是普陀公安严密侦查、扩大范围侦查、检察严格监督、退查补侦、法庭二天十六个小时开庭调查质证后的，公检法一致的定性，普陀法院是根据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做了从重处刑。如果真有阴道撕裂伤，我也支持更重罪名的定性，但是法庭调查实际查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 5. 王振华没有翻供。从侦查阶段，检察阶段，法院阶段，他的供述稳定一致，否定自己进行了对幼女的猥亵行为。他进出房间前后时间只有13分钟，有酒店录像证据。有效可能作案时间5分钟。他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公安外围侦查排除他任何侵害幼女嫌疑。他坚称自己没有猥亵本案女孩。 6. 北京的两家司法鉴定机构，七位国内权威的法医专家，妇科专家，DNA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了书证审查和专家论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支持上海鉴定当中所说的被害人新鲜伤痕、阴道撕裂伤、二级轻伤的结论。且上海的鉴定机构，违反了全国人大的规定，没有对外鉴定资格。 7. 王振华已经明确提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他无罪。 8. 法律是严谨理性的工作。律师只遵从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由于本案的特殊性，我们没法公布我们的辩护词和控方的起诉书。如果公布将会真相大白。法庭的16个小时的调查和辩论，法院也不会公开。我们寄希望于二审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6月18日下午，新城控股原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幼女案辩护律师陈有西通过百度APP发布声明，公开案件最新进展。 声明全文如下： 1. 我们注意到了王振华案宣判以后一天来，网络上的各种舆论，及对法庭及辩护人的批评、攻击和谩骂。如果网络上报导的，引申的，猜测的，透露的案情是真实的，我也会和所有网民一样，痛恨嫌疑人，不会为他做辩护人。中国律师既要遵守律师的职业伦理，依法维护自己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一个社会人，追求匡扶正义，扶助弱小的公共道德伦理。而后一条一直是我本人追求的基本点。 2. 本案是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案件，迄今为止，我和李肖霖律师，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都没有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没有向社会上透露一句案情的情况。所有记者的来电，来访，我们全部是拒绝的。没有透露任何案情。法庭也明确要求我们不要接受采访。不透露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情。所有网络信息当中的关于我们表达的言论，都是猜测，引申的。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做，不回应所有网络上的疑问、责问和猜测 ，对攻击谩骂，也只能置之不理。所有的事实和理由，将向二审法庭陈述。做好专业的工作。 3. 本案最早曝光上了网络舆论，都是被害人一方寻求有正义感的媒体帮助，向社会进行的消息发布。激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和同情。对上海相关办案机关，以及我们律师，都形成了巨大的舆情压力。王振华本人、辩护律师、家属、公司，迄今为止没有一句发声。案情信息是不对称的，一边倒的。普陀法院发布的谨慎的审判长答疑，只讲了判决结果，未透露案情争议焦点，更未透露王的自我辩解和辩方意见。因此，所有网民在获取信息，作出判断和评价时，请注意这一现实情况。 4. 普陀法院不是从轻而是从重判处。猥亵罪的定性，是普陀公安严密侦查、扩大范围侦查、检察严格监督、退查补侦、法庭二天十六个小时开庭调查质证后的，公检法一致的定性，普陀法院是根据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做了从重处刑。如果真有阴道撕裂伤，我也支持更重罪名的定性，但是法庭调查实际查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 5. 王振华没有翻供。从侦查阶段，检察阶段，法院阶段，他的供述稳定一致，否定自己进行了对幼女的猥亵行为。他进出房间前后时间只有13分钟，有酒店录像证据。有效可能作案时间5分钟。他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公安外围侦查排除他任何侵害幼女嫌疑。他坚称自己没有猥亵本案女孩。 6. 北京的两家司法鉴定机构，七位国内权威的法医专家，妇科专家，DNA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了书证审查和专家论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支持上海鉴定当中所说的被害人新鲜伤痕、阴道撕裂伤、二级轻伤的结论。且上海的鉴定机构，违反了全国人大的规定，没有对外鉴定资格。 7. 王振华已经明确提起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他无罪。 8. 法律是严谨理性的工作。律师只遵从事实、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由于本案的特殊性，我们没法公布我们的辩护词和控方的起诉书。如果公布将会真相大白。法庭的16个小时的调查和辩论，法院也不会公开。我们寄希望于二审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近日接受《中国金融》杂志专访，就如何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如何从财政政策角度采取措施保住企业渡过难关，以及中国经济如何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等一些列问题作出回答。对于现在比较强调的新基建投资，白重恩表示赞成并支持这个方向，但是结合以往的经验教训，他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一哄而上。 -1- 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直接影响，疫情对很多经济活动带来了冲击。前期我国经济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已经逐渐恢复正常，而国外的经济活动仍然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个是间接影响，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当外部经济活动没有恢复正常时，对产品的需求减弱，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二是如果企业生产环节的上游产品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疫情导致这些国家生产能力受限，则该企业也会受到影响。三是疫情之后，一些经济体认为在某些方面自给自足非常重要，容易形成一种反全球化的情绪。例如，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很多国家对医疗设备等生产销售提出限制措施，只顾本国利益，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反感。这可能导致人们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信心不足，从而更多考虑用自给自足来防范风险。同时，有些国家出于选举等国内政治层面的考虑，会采取一些对经贸关系不利的措施，这也会对供应链和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 为此，我国特别提出要“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来看才比较全面。在疫情冲击下，从短期看，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可能性不大，因为重构产业链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中期看，反全球化思潮确实可能会带来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重新调整，这个调整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长期看，情况可能又不是那么悲观。过去这些年全球价值链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它带来了效率的改善。现在人们不仅仅关心效率，还同时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安全性，使其具有足够的“韧性”。而这个韧性和效率可能稍微有一些冲突。从保证效率的角度，需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从保持韧性的角度，又要考虑如何保证经济体安全，使得价值链上的环节不要过度集中于某一市场、某一企业，而是要适当分散。短期内，一些国家对“韧性”的考虑可能会多一点，但是长期来看，又会重新意识到效率的重要性。所以我认为，尽管可能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产业链的重构，但最终当人们重新呼唤效率时，又会继续让全球价值链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管未来情况究竟如何，我国都要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方面，要考虑与我们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充分评估它的稳定性、安全性；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对效率的追求，要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局面。这个局面能否维护好，与各个国家的努力是直接相关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我们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前提下，应作出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最好的结果。 现在我们特别关注“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对此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到有基本的供应能力，当别人“卡脖子”的时候，企业也能够继续生存。同时，不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使其向更加完善的方向迈进，从而对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而不仅仅是依靠每一个国家的自给自足。 -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关系 谈到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认为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应配合财政政策，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自身的目标。实际上，这种配合很多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比如，财政要实现对各类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势必要有比较大的投入，从而可能产生一定的赤字，政府发行的债券将吸引大批投资者，如果说此时的货币政策还是很“紧”，那么企业再去融资就会面临很高的成本，融资也会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需要与财政政策有一定的配合，来使得融资成本不因财政赤字而上升。当然，这里不是说财政做什么，货币当局就要被动接受什么，而是在维护货币政策自身目标前提下增强协同性。 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目标是既能比较高效地救助企业，又不会带来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这对财政当局提出的要求是，要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对货币政策当局提出的要求是，在满足货币政策既定目标前提下配合财政政策。 谈到美联储或者欧洲中央银行的情况，总体上我认为，疫情发生后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一些恐慌。如美国以及欧洲的资本市场一度面临着流动性被冻结的可能性，聚集着很大的金融风险，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及时向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正常运行，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各经济体面临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国面临的挑战、经济上的困难一定程度上并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到那种要实行负利率、无限度购买资产的程度。但我认为，各个经济体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保持市场正常的流动性，保持价格相对稳定，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持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当然，尽管政策目标总体上一致，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一样的。 -3- 财政政策角度，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这次疫情给很多企业都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其中有一些企业如果无法获得救助，很可能会破产。需要说明一点，通常情况下，企业因经营不善，或者说由于市场环境改变等原因退出市场，政府是不应该去救助的，应让市场机制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但是，这次疫情中企业受到的冲击不是自身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企业所无法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救助企业不会带来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风险问题；相反，如果不救，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救助举措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金融支持层面，实践中金融支持往往很难有针对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市场来运行。这里要特别强调，财政政策能够针对不同类的企业，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力度的帮助和支持，这种支持更直接。 救助企业还要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差异非常大。从统计数据来看，2020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7.4%，但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设备等行业的利润增长15%。如果给所有企业以同样的政策、同样力度的帮助，而我们的财政能力是有限的，效果必然不理想。为此，应针对那些面临困难比较大的行业和企业，提供更大力度、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第一类企业尚能维持生产，但外部需求疲软。为保住这些企业，让其能够在外部需求恢复时继续满足市场需要，可以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做一些促进工作。比如，前段时间一些地区尝试发放消费券，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消费券应该鼓励哪一种消费呢？我觉得应该鼓励受外贸影响比较大的企业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券的设定应当更有针对性一些，侧重于增加这一领域的消费需求。 第二类企业难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行，但未来仍有前景。以国际旅游为例，因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一行业已陷入停滞。然而我们知道，国际旅游的需求仍会长期存在，如果这些企业退出了，它们多年建立起来的与国外旅行社、酒店、旅游景点等的业务合作关系就丧失了价值，未来想重新开展合作也会很困难，所以需要帮助企业保持这些资源，避免其破产。对这一类企业，由于业务停滞，减税没有意义；暂缓社保缴费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能够降低人工的成本；很多企业比较小，没有贷款，或者通过正式渠道无法获得贷款，贷款延期的措施也难有成效。那么就需要财政对这些企业提供一些补助，让它们能够生存下去。 第三类企业没有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疫情带来很多新的需求，那就不需要提供财政支持。 所以，总的来说，希望我们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在此强调的是，这和通常情况下说我们要实行普惠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普惠政策的出发点是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也主张通常的情况下政策要普惠，但现在各行业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疫情导致有些行业所处环境非常恶劣，有些行业则处于比较有利的局面。这时对一定行业的政策倾斜是有必要的。但是在同一个行业之内，对于不同的企业，我们应该提供一致的帮助。所以我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大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有多大，有针对性地对行业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帮助，真正以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效率地来落实保市场主体的这样一个最关键的任务。 -4- “六稳”与“六保”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疫情影响，守住基本盘？ 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今年不设定GDP增速目标并不等于对经济增长没有要求，相反“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要求经济仍要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方面，而这里面保市场主体又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市场主体没保住，那保就业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如果不是由市场来提供就业，那就要靠政府做很多事儿来提供就业，效率就可能会比较低。所以，保市场主体对于保就业是至关重要的，而保就业对保基本民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很多人失业，那他们的生计完全靠政府来提供支持，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在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方面，我国基于较强的调配能力做得相对比较好，属于强项。至于基层的运转，基层财政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正在通过大量增加转移支付来保基层，这方面的困难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 我认为这“六保”里面，保市场主体和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尤为重要，需要非常精心地去设计政策，非常好地去实施这些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把握好度，不仅考虑近期的影响，还要考虑长期的影响，这样来设计好我们的政策。如果说怎样抓住“牛鼻子”的话，可能这两个就是“牛鼻子”。 对于保就业，我这里有一个鲜活的案例。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建议设立青年志愿服务队》的提案，得到很多政协委员的支持。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从调查失业率来看，今年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但是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3.8%，是总体调查失业率的2倍多。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尤其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同时，我们又有很多疫情所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需要有人去提供服务。那么，能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匹配在一起进行解决呢？ 我的提案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疫情期间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很特殊的挑战，不能面对面上课，很多课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我的同事和他的合作者做了一个研究，通过高考模拟考试成绩来分析高三学生的学习效果，发现线上授课对于弱势群体是很不利的。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家长辅导孩子的能力、网络硬件存在差异等。线上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果不得到矫正，很可能会变成孩子今后的“软肋”。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组织一些就业困难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为“青年志愿服务队”来给弱势群体孩子们补课，用一年的时间补上这段欠缺。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到市场供给需求不平衡时，就要寻找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比较弱。而疫情又带来了公共服务的新需求，正好这两个可以抵消。再进一步看，组织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去基层给弱势群体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对他们了解中国的现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建议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政策鼓励，比如对一年后考公务员、应聘国有企业、考研究生等给予适当倾斜，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孩子把他们的青春用到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5- 如何才能做到投资适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刚才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如果定了一个目标，不管是什么，在市场面临着这么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来实现这个增长目标。所以，当处于单一投资目的时，就不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满足一个事先人为设定的增长目标，那个时候，投资就可能非常低效。过去就出现过一些地方为了保增长速度，盲目开工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资源挤占以及产能过剩情况，同时，使得企业获得生产要素的成本变得很高。因此，如果为了要达到一个既定增长目标而进行这种低效的投资，我是不主张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没有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点，也会很大程度地避免低效投资的驱动。 现在比较强调新基建投资，我认为，一是当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大一些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尤其是疫情期间，我们加快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加了；二是需要用新的技术来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三是新基建能够更好地支持研究和开发工作。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非常赞成新基建这个方向，但是不希望一哄而上。从这些年的经验教训看，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认为一个事儿该做，往往一哄而上，过程中又缺乏协调，最后就容易造成做得过度了。我们过去的一些产业政策，事后来看，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过大，最后出现产能过剩。我不希望新基建又重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总体来说，我支持这个方向，但是希望能够把握节奏，能够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6- 在复工复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当特别关注和防范哪些风险？ 我认为，目前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在实施中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尤其是在遇到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候，就会觉得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那么，怎样把握好这个度呢？目前形势下，希望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似乎比较高。我认为，对此特别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更科学、更长远地去看问题，使政府真正更好地去配合、服务市场，而不是“喧宾夺主”。 二是要尽量让金融机构按市场原则来做事。当前，我们的政策目标是支持中小微企业，但要把财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结合起来看。如果政府对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大力度的担保，那么商业银行可能就会更愿意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但是，如果是硬“压”指标，可能容易带来新的风险，甚至放大刚才所谈的各行业分化问题。最后谁为这个风险来负责呢？那就有可能又把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的边界搞模糊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希望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所以，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个长期目标。政府该做的事儿政府做，金融机构在不放弃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很好地去配合。 本文原发于《中国金融》杂志。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前景如何？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改革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下半年股债市场会有怎样的机会？科创板运行一年又将面临哪些期许和挑战？ 在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召开前夕，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界面新闻专访，就近期他对全球和中国金融经济形势的思考和见解发表看法。 以下为访谈实录： 全球经济仍处下行趋势，疫情不能通过印钞来解决 界面新闻：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遭遇冲击，随着各国逐步复工复产，对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走向您有何预期？ 李迅雷：我认为全球经济还是有一个衰退的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全球经济的停摆比预期的要更加严重。疫情从前期在欧美的蔓延，到现在整个呈现出从北往南扩散的趋势，例如拉美、印度、南非，这些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也更进一步拖延了全球经济恢复正常的时间。 事实上，即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处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这种下行的本质原因是结构失衡，比如说像美国目前的动乱，其实根本上说并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政府采取的应对举措并不能够改变经济衰退的趋势，只是缓解了斜率而已。 界面新闻：您提到政府的应对举措，我们看到近期欧美多国纷纷推出刺激方案以提振经济。多国央行执行负利率以刺激信贷供给。您认为“负利率”是否是拯救经济的良药？长期来看是否存在隐患？ 李迅雷：负利率其实也没什么用，譬如说日本、欧盟等，都是负利率，其他国家也有往这方面靠拢的趋势，大家也在担忧，美国将来要搞负利率。这种做法其实能够缓解一下经济衰退斜率。本来斜率会很陡峭，有了负利率，有了量化宽松，这个斜率会变得比较平缓一点，但它改变不了趋势。像日本的话，它失去了20年，它的利率也是长期处于非常低的状态，但是还是没有用。 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我们对于货币政策方面不要寄予过大的期望，因为结构性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来推进，疫情的问题也不能够通过印钞来解决。 GDP本身是一个结果，“六稳”“六保”目标更加精准 界面新闻：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是否更为“克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设GDP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实现“六保”“六稳”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李迅雷：这样的话就使得“六稳”“六保”目标更加精准，因为GDP本身是一个结果，并不是一个目标，我们要定目标的话还是要定一些比较具体的目标，比如保就业。 这次两会上也提出来，要新增就业900万。 这些具体目标会拉动GDP的增长，比如900万的新增就业人数，对应的GDP大概在三个百分点左右。所以实际上，虽然没有设定GDP的直接目标，但也还是有间接目标的。 另外一方面，跟欧盟相比，跟美国相比，我们在改革上面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这就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当然增速也得下一个台阶，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现实。 界面新闻：有观点认为，“新基建”将成为我国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未来增长提供动力的重要抓手，您怎么看？ 李迅雷：新基建主要影响是两方面，一个是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比如5g就是一个新基建的主要内容，要建大量的基站，这样的话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对我们经济转型是有利的，对我们培养形成新的经济热点也是有利的。 另外一方面是补短板，比如特高压城市轨道交通这些短板的基建，我觉得还是需要做的，对于我们提升我们城市的效率，解决居民的一些出行难问题，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审核2.0有助于科创板形成规模，T+0应该是个长期目标 界面新闻：科创板开板已满一整年，对于这一年来科创板的表现您作何评价？ 李迅雷：我觉得总体表现还是令人满意的，科创板采取市场化的定价之后，它所显现出来的是充满活力和机会的，使得参与者能够从中受益。这背后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经济正在实现转型升级，科创板的推出是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样一种大的趋势，推动了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也带来了很多投资机会。 现在科创板还是刚刚运行一周年，可能大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忧。我想将来的话，随着退市制度的逐步规范和严格执行，还是希望能够把质量关把好，让市场来决定市场。如果公司不行，在信息披露上面有违规，或是在某方面没有达到要求，就应该退出市场。 界面新闻：今年以来特别是进入6月，科创板审核速度出现明显加快。上交所也提出，以实施“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2.0”为抓手，切实提高效率，优化审核服务，促进科创板做优做大。在您看来，这一新版审核的主要特点及成效有哪些？ 李迅雷：我们过去总是会担心股票扩容规模过大，投资者是否有能力承受，但是科创板现在加快审核速度，我觉得是有效的，也不必抱有这样的担忧。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是按股票的多少来定价的，而是看预期回报率有多少来进行合理定价。科创板的审核2.0版其实也是一种进步，通过增加资本市场的供给，使得科创板由小到大，将来能够逐步形成一定量的规模。有了规模之后，才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参与这个市场。 界面新闻：近期市场热议“T+0”等交易制度话题，能否谈下对于这一交易制度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实施的要点和难点？ 李迅雷：我觉得T+0应该是个长期目标，中国毕竟还是一个新兴市场，我们不急着要求任何的制度跟全球成熟市场接轨，方向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这中间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资本市场需要改革的方面是非常多，比如说像上证综指的权重设置还是需要调整。与之相比的话， t+0未来肯定会实施的，但不是最急的事情。 界面新闻：科创板指数迟迟未见推出，您认为这是出于哪些考虑？ 李迅雷：指数是一个代表，能够准确的代表我们整个板块的这种发展的情况。当科创板刚刚创设，股票数量还比较少的时候，如果过早推出指数，那么将来随着大量的科创企业上市，指数代表性会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还不是很着急，要吸取当年上证综指的教训，使得我们的指数编制更加科学、更有代表性。 界面新闻：对于上证综指的调整，您能否具体讲讲有何建议？ 李迅雷：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新股在纳入上证综指的时间上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延后一下，目前这个时间还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从历史经验来讲，由于很多股票发行的定价，还不是完全市场化的。这类不完全市场化定价的股票，如果将其过早纳入到上证综指的话，恐怕对指数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二， 从范围来讲，是不是所有股票都要纳入到指数里面？对那些业绩很差的、市值很小的、交易很不活跃的股票，是不是要纳入？ 第三，纳入标准到底是看整个股票总市值的大小，还是看流通市值的大小，我觉得这方面也是要考虑的。 界面新闻：目前创业板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您认为创业板注册制能否激发市场及企业活力？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建设及管理？ 李迅雷：注册制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上通行的一个制度，我国资本市场成立30周年，现在施行注册制，也是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逐渐走向成熟。 推行注册制，对于提高我们直接融资的比重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注册制下，企业上市的条件更加宽松。同时也可以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大家一直在抱怨，我们的市场总是“熊长牛短”，如果实行注册制，对于那些比较差的上市公司、亏损的上市公司，就可以采取退市等举措，这就使得整个市场能够优胜劣汰，触发上市公司的危机感，使得他们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等方面都能够有所提升。 此外，注册制也好，退市制度也好，都需要有法律做保障。证券法经过修改，目前也已经实施了，新版证券法加强了对于市场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我觉得这都是有利于我们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的。 债券市场是慢牛，A股结构性机会始终存在 界面新闻：对于下半年的A股市场您怎么看？ 李迅雷：A股首先我认为不大会有一个大牛市，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经济下行的趋势当中，疫情何时结束还是不清楚，就像我们现在没有设定 GDP目标一样，我们要判断整个A股的走势有一定难度。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结构性的机会始终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A股市场越来越会跟全球接轨，跟全球的价值投资理念相接轨，对于那些经营规范的、行业属性比较好的头部企业，我想在今年下半年表现应该还是会比较好的。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利率水平还会进一步的下调，估值也有望进一步的提升，所以我觉得结构性机会永远还是存在的。 界面新闻：您在文章中曾指出，A股走势明显弱于美股，而创业板表现相对沪指深指数则要更好，这与我国今年的宏观政策以及经济处于转型期有关，您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否将长期存在？ 李迅雷：我觉得还是会长期持续的。 我一直强调的是存量经济时代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实体经济当中会表现出来，在资本市场上面也会表现出来的。 目前来讲，A股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我们在公司治理这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是新兴市场，有很多不规范、治理能力比较差的问题。第二是我们估值体系的扭曲现象。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中小市的股票还是给予了偏高的估值，对大市股票还给予了偏低的估值。对于喜欢讲故事的、存在很多题材概念的股票，市场给的估值水平还是偏高，而对于这些业绩比较确定的、主营业务比较突出的那些大势的公司，给出的估值水平还是偏低，这些我认为未来还是会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界面新闻：从近期股债市场表现来看，“跷跷板效应”明显，债券市场不断调整，您是否认为“债牛已尽”？ 李迅雷：我认为债券市场应该是个慢牛，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对于宽信用的预期比较高，认为下调利率的空间有限。我的一个逻辑就是，全球经济大衰退，在大衰退情况下的话，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所以我还是依然看好债券。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认为债券市场是个慢牛，而股市来讲的话，它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 界面新闻：当前环境下，您对于资产配置有何建议？ 李迅雷：资产配置方面，一个是避险类的，一个是投资类。像利率债、黄金，我觉得这是避险类的。像房地产、股票，这些是投资类的。投资类的有结构性的机会，比如说像房地产，我认为随着城市的分化，随着人口流向的变化，我们应该根据人口流、货币流，甚至还可以加上货物流、信息流，去配置房地产。资本市场方面，我前面所讲的关于估值体系的扭曲问题，关于产业的分化和企业的分化问题，这些都可以作为资产配置的依据。
在沪伦通通车一周年之际，第二单GDR——中国太保（证券代码：CPIC）首日挂牌，这也是国内第一家A+H+G三地上市的保险企业。 伦敦时间6月17日上午9时，中国太保沪伦通全球存托凭证（GDR）于伦敦证券交易所沪伦通板块正式挂牌（证券代码：CPIC），开始附条件交易，并预计于6月22日（伦敦时间）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回顾整个GDR的发行历程，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在6月17日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尽管发行受到疫情影响，但最终的认购比例、发行价格均超出预期，这也和当时中国太保发行GDR的初衷相吻合。 “三地上市不仅仅是融资工具，而是给了企业国际化发展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不努力借此打造企业的内核，融资只是昙花一现。”说起发行GDR的初心，孔庆伟对记者如此表示。 认购比例、价格超出预期 去年9月，中国太保发布公告官宣GDR发行计划，在被疫情影响了几个月之后，从今年5月开始，其GDR之路开始走上了“快车道”，一路获得银保监会、证监会、英国监管机构的批准，赶在了沪伦通一周年、第12届陆家嘴论坛开幕的当口实现挂牌。 “疫情对我们GDR的发行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的发行节奏非常紧凑，但是最终的认购比例、发行价格超过了我们的预期。9个月来，我们见了无数次投资者，做了很多努力，在当下极其复杂多变的资本市场环境下，最后能够在监管机构的价格指导区间内完成此次GDR最终发行定价，很不容易，说明投资者对中国保险市场、对中国太保未来的信心，也在市场中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孔庆伟表示。 公告显示，中国太保GDR最终的发行价为每份17.60美元。 发行价格是此次中国太保GDR最受市场关注的一点，在沪伦通机制下，兑回限制期满之后，GDR可与A股进行转换，如果GDR价格低于A股，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GDR首单华泰证券GDR与其A股之间的价差一度高达40%，此次太保发行的GDR在120日兑回限制期届满时，对A股股价的潜在影响会有多大？ 根据记者计算，按照中国太保确定的转换比例及央行公布的最新汇率计算，中国太保GDR 17.6美元的发行价对应的A股价格为24.95元左右，而6月17日中国太保A股收盘价为27.52元。 从业内分析师的角度来看，此次发行价格不仅超越了太保管理层的预期，也超越了市场的预期，多家券商表示太保GDR虽有折价，但考虑到套利需要成本，其套利空间微乎其微。 对此，中国太保管理层回复记者称：“在发行期间，我们始终坚持引入愿意长期持有太保GDR的长线投资者，并力争实现合理定价。从发行结果来看，我们引入了瑞再作为基石投资者，原则上有三年的禁售期，此外也引入了一些优质的长线机构投资者，他们也都表达了愿意长期持有太保GDR的期望。而在发行上市完成后，我们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沟通，利用多种形式展示中国太保的业绩与亮点，增强GDR持有人的长期持有信心。” “我们希望吸引长线投资者。此次GDR的股东和A股股东其实从长期来看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基本面的发展最终也会反映在股价上。”中国太保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马欣表示。 基石投资者、长线投资者意义重大 此次中国太保在GDR发行过程中创下沪伦通机制下多项第一——第一次采用中国会计准则发行的GDR，第一次采用基石投资者机制发行的GDR，第一次非欧洲企业得到大众持股比例豁免的GDR。 孔庆伟表示，这些创新有利于太保引入长线投资者，也为之后的GDR发行树立了一个标杆。 在专访过程中，孔庆伟表示，考虑到本次GDR发行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优质投资者、丰富股东构成、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与初衷，中国太保在发行过程中合理创新借鉴基石投资机制，引入GDR基石投资者。公司对基石投资者的选择是基于市场化原则，综合考量投资者实力与影响力、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度、意向投资规模、锁定期、战略协同前景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商业谈判结果而定。 事实上，除了瑞再之外，据马欣介绍，此次太保GDR的认购中其实还包括了多家长线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中国太保表示，在其GDR发行路演期间，全球投资者兴趣浓厚、下单踊跃，簿记建档认购倍数约3倍（不含基石投资者）。而在另一边，中国太保却主动缩减了10%的发行规模。 根据公告，中国太保原先对于GDR的计划发行上限一直为1.25734亿份GDR，而在上市意向函中却缩减为1.131606亿份GDR。 孔庆伟对此解释称：“我们在认购踊跃的基础上仍然适当下调了发行规模，就是为了现有股东的利益，希望能引入更多优质长线投资者，希望最终的投资者结构当中以基石投资者和长线投资者为主，达到一个相对更加理想、健康的投资者结构，降低后续短期套利和集中兑回的压力。” GDR能带来什么 从中国太保2019年年报和今年一季报来看，它并不缺钱，而孔庆伟在采访中也屡次强调了发行GDR并非为了融资。那GDR能为中国太保带来什么？ 募集资金的去向似乎指明了一点方向。在公告中，中国太保表示，70%以上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会围绕保险主业，用于在境外发达市场及新兴市场择机进行股权投资、合作结盟、兼并收购，逐步发展境外业务；最多达30%或剩余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依托中国太保境外投资平台，用于搭建海外创新领域投资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健康、养老、科技等方向。如果其认为在前述的任何特定领域没有符合预期的机会，则对应的募集资金净额部分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满足一般企业用途。 “30岁的太保该往哪里走，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也进行了转型2.0改革，从‘人才、数字、协同、管控、布局’五个关键词来入手。其中的‘布局’是指两个方向：健康养老，以及国际化。我始终认为，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但是我们要向西方先进同业学习，这也是我们发行GDR的初心。“孔庆伟说。 “国际化是大趋势，通过GDR，我们能有更多与优秀伙伴合作的机会。但是在国际化的路径上也要小心，不能‘铺摊子’，需要走好自己的路，紧紧围绕主业。”孔庆伟坦言。 从更大的层面来看，孔庆伟认为，中国太保借助沪伦通平台发行GDR，一方面是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打造上海金融机构名片的有益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进一步融入全球大市场，与全球优质资本共同分享中国保险业的发展红利。而从公司整体层面来看，则必将有利于太保进一步丰富股东构成，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近期，碧桂园举办的“总裁面对面”活动，吸引了近两万员工关注。在这次活动中，碧桂园总裁莫斌跟大家畅谈了他眼中的碧桂园。 莫斌：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面对面交流。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很平凡的人。 我特别喜欢听真话，真话不一定代表对的话，但因为角度不一样，可以带来大家的思考。 碧桂园走到今天，离不开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带头人所指定的方向，让我们越努力、道路越宽广。 今年疫情之后，年三十晚上Boss杨就决定捐1个亿，大年初二就捐出来了。 不是单纯的捐款，而是要捐防疫物资，在特殊时期找防疫物资非常不易，集团办、防疫团队、全公司一起努力，在抗疫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所以我也感谢在抗疫战线中做出努力的所有员工。 我们的企业文化很简单，就是Boss杨说的“对人好，对社会好”。 如果再延伸一点，是 “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要做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的阳光企业”，这话很朴实。 在碧桂园我们真的应该感谢有好老板、好平台、好机制、好团队，我相信碧桂园一定有好的未来。 今天我希望和大家真诚地交流。 Q1：关于一率五力 莫斌：Boss杨提出来，我们要“建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房子”。怎么做？我们提出全竞提升，一率五力：高效率，成本力，产品力，营销力，服务力，科技力。 高效率，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率全力提升，把成本有效降低之后，让利给客户，让我们的房子能够物有所值，而且物超所值。 关于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兑现安全质量、完美交付。 请大家放心，碧桂园的质量会越来越好，我有信心有决心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 Boss杨在会上说，对待我们的客户要像对待我们的父母姐妹子女一样真心真诚。 我也希望未来碧桂园的房子，不仅是我们员工内部高度认可，而且所有的客户也高度认可，每一套房都要做到完美交付。 Q2：在碧桂园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遗憾？ 莫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碧桂园这个平台上真正的成长。 因为我在国企干了21年，在碧桂园还差一个月就10年了。跟着Boss杨，跟着大家一起，我感觉我自己每天都在成长。 最大的遗憾就是成长得还不够快，要更加努力。 Q3：今年集团成本管控的背景下，员工关怀活动要如何开展？ 莫斌：对人好，对社会好，首先是对员工好。现在双享机制在不断地以员工为中心来调整。 集团办正在牵头做行政办公费用的节约，所有节约下来的钱都会回馈给员工，让员工更有幸福感。 其次，我认为对员工最大的关怀应该是什么？休假的权利。 加班，我们不提倡，希望大家高效率地把事情做完，然后有时间去陪自己的家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Q4：我管理24万方工程，做了4个展示区，相当于工程负责人。我的职位是高级主管工程师，4年碧业生生涯，没有把握好机会升职，工资也只有(马赛克)。马上奔三，有老婆有孩子，有房贷车贷，公司是否可以实行带绩效的考核？ 黎晓林：首先我作为人力资源总向你表示歉意，没有让我们的员工满意，我今天可以当场答复你，回头肯定给你一个答案： 要么给你晋升，要么找到你下一步能够晋升的努力方向。 在碧桂园，每一个管理者肯定都是希望他的下属能够不断进步，让做了贡献的优秀分子及时得到进步，来鼓励更多的人。 莫斌：我认为有些晋升不是自己想要就能得到，要给自己做好定位，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把自己做到最优秀。 你自己只要最优秀，我相信你的晋升通道一定会打开。因为碧桂园就是给所有优秀的人更大的舞台。 我在想我自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94年，那时候我做的全是基层工作。那时我也不知道，我能做到碧桂园的总裁，我也不知道能做到央企的一把手。 我不知道，我哪会知道呢？但是我每时每刻都在努力，让自己更加优秀，如果让自己更加优秀，我相信机会一定会来，这是我给你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Q5：让一个人废掉的方式是让他忙到没有时间提升自己。我司这么繁忙真的会给员工带来提升吗？ 莫斌：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为什么你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到底是谁的原因造成的？是领导安排的工作量太大，还是自己的能力不匹配，还是自己时间安排不合理？ 我认为首先不要强调客观，要强调主观。 培训比自学更重要。因为人有惰性，但培训有考试和提问，会强迫他认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叫不醒的人是什么？是装睡的人。所以你要是没有时间提升自己，你就在装睡。 Q6：公司未来对于职业经理人能力素质有哪些新的要求？ 黎晓林：什么是优秀人才？ 第一，对我们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是认同的，对公司的模式有深刻的理解，这是大前提。 第二，对自己的工作岗位要热爱，拿真心去付出，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地持续学习。 莫斌：我的判断比较简单。 项目总把不好的项目做成就是优秀；区域总裁把不好的区域做成好区域就是优秀； 普通岗位把自己的岗位职责做到最好，就是优秀。 Q7：我是2017年入职的博士，入职3年来，发现公司引进大量人才的同时，也有部分员工离开，不知道对此领导怎么看？ 莫斌：不管是碧业生、超碧、未来领袖、社招人员还是老碧，我认为不要给自己打标签。 如果给自己打标签，就是让自己不进步的开始。因为在碧桂园，我们是不论资排辈的，以能力论英雄，以创造价值论英雄，这是碧桂园最大的特点。 人才只有流进没有流出是一潭死水，只有流出没有流进迟早会干涸，最重要的是你在这里能不能发挥价值，能不能成长。 Q8：莫总，您觉得您职业生涯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的？ 莫斌：“困难”两个字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 不管我是做一个兵，还是做团队带头人，交给我的事情我一定能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到我这里，我一定有办法帮他解决。 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去面对它，去解决它，困难自然就能过去。 Q9：公司为了发展不断调整架构，人才也有被埋没的危险。莫总您曾说过，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宝贝。现在我们还是您的宝贝吗？ 莫斌：碧桂园这么多员工，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要珍惜它。 一是互相珍惜，二是珍惜自己。 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在好老板、好平台、好机制、好团队的基础上，让自己更优秀，就是对自己的珍惜。 珍惜自己以外，还要珍惜一些机会，珍惜每一次的拼搏，有可能是失败的，也有可能是成功的。 失败了不用害怕，Boss杨经常讲，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好的发扬光大，错的不再重犯，我们就会越来越优秀。 而且不单是你在碧桂园的价值能够成长，社会价值也一定能够大幅成长。 所以我也衷心地希望每一位碧桂园员工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够成长，大家不但是我的宝贝，也是碧桂园的宝贝，更是社会的宝贝。 今后大家有什么困惑和困扰，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去询问，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进行交流。 我希望这种沟通是永远的，让我们真正能够内在驱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问题总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产生，但解决问题的决心不会动摇。 我们将会在质问中找到答案，争论中达成共识，变得更加温暖和团结。
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 PMBA「课题发布」公开课在上海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李迅雷表示，疫情加速全球经济衰退步伐。总体来讲，这一轮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往下走的，疫情就是加速了全球衰退的进程。本来这个斜率比较平缓，现在是比较陡峭。 疫情和次贷危机、互联网泡沫最大的区别就是使得我们正常的社交活动、经营活动不能进行了。现在我们全球三大产业链，美国的，德国的和中国的，中国在产业链的中低位置，原来是在低位，中国这几年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阶段，我们现在经历了分化的时代，这种分化的时代恰恰又是我们长期的和平导致的。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在09年时候已经出现了下行，现在拐头的趋势是比较明显了。全球没有一个经济体处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在去年你看中国的GDP增速下降，到了6.1%，印度被大家看好，西方学者喜欢印度，中国很多的投资者也去印度了，但是去年印度的GDP就是5%多一点的发展，今年的话它的情况比中国更惨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了今年和明年的情况，他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全球今年是负3%，中国的话是正1.2%，美国是负6.1%，明年他认为全球的经济完全恢复了。这个报告是3月出的，它的条件就是下半年的时候疫情可以得到全面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它是偏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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