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 6月19日消息，汇丰银行(中国)今日发布澄清声明：中国是汇丰集团重要的战略性市场。150多年来，我们植根中国，从未间断对内地的服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汇丰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业务、服务、人才和技术等各方面增加对内地市场的投入，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附全文： 近日，我们注意到网络上出现有关汇丰的一些具有误导性的传言，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希望就此做出澄清。 中国是汇丰集团重要的战略性市场。150多年来，我们植根中国，从未间断对内地的服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汇丰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业务、服务、人才和技术等各方面增加对内地市场的投入，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理性对待、客观评价国际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CEO兼行长赖长庚做客界面会客厅·陆家嘴论坛特别对话，就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诸多话题展开了讨论。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办。本届陆家嘴论坛主题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2020：新起点、新使命、新愿景”，由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与上海市代市长龚正担任共同轮值主席。 近日，法国巴黎银行（下称“法巴”）（中国）有限公司CEO兼行长赖长庚做客界面会客厅·陆家嘴论坛特别对话，就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诸多话题展开了讨论。 赖长庚表示，LPR利率改革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进程之一，基于LPR的IRS、利率期权等衍生品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同时也带给外资行发展机遇。 他表示，对于近年来出台的金融开放政策相当期待和欢迎，但他同时指出，金融开放不应仅局限于市场准入，也要重视市场治理和产品发展。” “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赖长庚表示。一直以来，法巴都在加大投资中国的力度。“我们设定比较长期的计划，准备在中国持续投资跟发展。”他说。 LPR利率改革带来机遇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近年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话题。2019年8月，央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用改革的方法促进降低融资成本。今年3月，外汇交易中心试水挂钩LPR的利率期权产品，以丰富利率衍生品序列，建立LPR波动率曲面。 赖长庚表示，中国借贷市场体量很大，其中80%以上都是发生在银行体系的融资。“LPR最重要的一点是把80%在中国使用的借贷市场利率标准化、统一了，并让央行货币政策及时传导到LPR上。”他认为，这既是市场化的完全体现，也是中国这十几年来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一步。 他指出，过去两个月，几乎每家银行都在推行LPR，客户的接受度也开始大幅提升，这是大势所趋。对于法巴在内的外资银行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可以从事基于LPR的利率互换（IRS）和期权。法巴积极参与其中，并且希望继续开展。 目前，中国市场绝大多数利率风险对冲工具便是利率互换（IRS）。在LPR形成机制改革之前，国内挂钩LPR的IRS业务规模较小。据中国货币网数据，2019年1-7月成交16笔，成交额为20.45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8-12月挂钩LPR的IRS业务成交685笔，成交额为787.17亿元。可以说，新的LPR面世之后，迅速带火了利率互换交易的市场。 赖长庚介绍称，法巴是首批参与基于LPR的IRS的。一般来说，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所能产生出来的金融利益，除了简单的借贷以外，还有因为借贷所引起的、必须做的风险规避时所产生的机会。在LPR出来以后，IRS、利率期权等衍生品业务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和机遇，这对外资银行来说，是自从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业务开展机会。 另一方面，赖长庚不希望市场发展太快，以目前的步骤来讲是合适的。他解释称，中国市场非常大，一定是靠着大家对这个业务了解、使用性的增加，发展速度不会像非常浅的市场那样快。“进得太快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恐怕还准备不及。”赖长庚说。 但他预测，再过一年以后，整个市场的发展就不会是线性的，可能会是一个跳跃式的增长。基于LPR的IRS或期权的增长，在6个月或9个月以后完全会是跳跃式的增长。 为了适应整个市场，现在的LPR报价实行按月发布。对于LPR改革方向有何建议？赖长庚表示，未来LPR报价发布频率会更高。 “随着市场化的迈进，尤其是利率政策的变化，可能比现在来得更紧更密，很有可能像国外一样，也许不是一个月调一次，而是两个礼拜调一次，或者一个礼拜调一次。在这种情况之下，客户对于利率风险规避的警觉性跟要求就会更提高。这一切当然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慢慢的完善应该是在既有的基础、期限上，或者是银行对市场的掌握上会做更多的调整，但是目前基本上架构已经完成。”他说。 金融开放充满期待 新一轮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中，国家相关部门针对外资金融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赖长庚表示，这对包括法巴在内的海外金融机构来说是非常欢迎和期待的。 一方面，金融开放对外资非常重要，因为外资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风险管理的方式，能开始支援国内实体经济。当前国内经济形态开始发生转变，表现为原来依赖大量外贸作为经济主体在这几年内慢慢转向国内经济。“因此转向国内经济就表示必须在国内的市场，尤其是债市或者股票市场，做很多的调整和改进，让这两个市场能够真正的支持国内的公司与企业。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外资银行开放代表着外资银行可以带来新的产品、新的思维来丰富债市和股市。” 另一方面，金融开放对整个产业也产生新的价值。赖长庚表示，“当开放了外资、开放了新产品、例如基于LPR的IRS跟期权就创造了新的业务、新的产值。外资银行对这个开放，是完全充满了期待的。” 赖长庚认为，金融开放不应仅局限于市场准入，也要重视市场治理和产品发展。市场准入方面，过去几年，对于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的开放步伐一直很快，例如是否能进中国成立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但另一方面，“我们让这些外资进来，是希望他们带来新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协助两个市场里面对中国企业或者中国银行能发展更好的规避风险的技巧或者得到新的融资的工具。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除了市场准入的话，在市场治理跟产品发展方面，恐怕还要让外资银行有更容易得到发展业务机会。” 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明确放宽对拟设外资银行的股东以及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的条件；降低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人民币存款的业务门槛；调整对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监管要求等。这也被解读为给了在华外资行的“国民待遇”。 对此，赖长庚表示，事实上，多年来外资银行都要求国民待遇。他指出，中国的银行市场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市场。因此，外资银行要求的国民待遇，通常是指在市场准入方面能享有像中国银行进入各种不同市场一样的待遇。但是在国民待遇项下，希望把外资行视为所有的全体国民在一般的治理项下都变成国民化，那外资银行进来后，就开始重新调试公司治理。“我们也希望监管能够看中我们的特殊贡献，或者我们在某方面可以对国家做出特别贡献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国民待遇的方式，让我们也能发挥我们特长来替中国服务。” 赖长庚认为，法巴的特长集中在金融产品和治理方面。“我们在全世界80多个地方有分行或者有代表处。法巴经过那么多次的金融风险，对维持风险的控管是经过实证的，也是经过危机处理的。所以对于产品、对于风险的控管是我们特色。在整个金融市场开放同时，你们绝对需要具有经验产品跟风险的管理者。” 过去的一年来，法巴在金融开放的新举措中先行先试。2019年9月，法巴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获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业务资质，成为首批获得该项资质的两家外资银行之一。获得这一资质后，法巴在同年12月和中信银行联合主承中国环球租赁发行的超短融，发行规模为5亿元，期限为16天。 赖长庚表示，中国目前的融资管道中，最大的还是银行借贷融资，占整个中国融资的80%左右。因此债券市场是分散融资来源的一个方向。对法巴来说，接下去几年的营业策略中会除了单纯直接融资之外，从债券市场方面来说，这是在中国业务发展主轴和重点项目。 他透露，到目前为止，法巴已经成为第一个担当的超短融主承，现在也在取得中长期债券主承的一些案件。“除此之外，我们在ABS或者是在其他的熊猫债方面一直有成就，我们认为这方面业务发展，完全不可限量。”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 2020，人民银行、上海市政府等5部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从积极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更高水平加快上海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出30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支持金融开放举措率先在上海落地。 赖长庚表示，发展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必然趋势，尤其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要项。而长三角的人口和经济形态非常重要，是激励国内经济和消费发展的重要基地。新长三角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在激励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国内经济作为主轴的一个发展。 过去几年，大多数外资银行的主轴发展从海外跨境业务慢慢转向国内业务，即本地化。在这种转变上，赖长庚认为，外资银行可能比其他行业的大型跨国企业晚了10-15年。“我们先前注意到跨境业务，现在我们注意到以国内市场作为主轴的利率业务以及国内经济的医疗、绿色作为主轴的业务。所以这一切的变化，对我们外资银行来讲是一个必然的变化，我们也愿意跟着这个变化而增长。” 历届陆家嘴论坛见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进步。今年又是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收官年”，作为一家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外资银行，法巴将如何支持这两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呢？ 他表示，法巴最大的支持是加大在金融方面的投资，包括母公司法国巴黎银行还有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一直在加大中国投资的力度。“我们设定比较长期的计划，准备在中国持续投资跟发展，当然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本地政府，还有国家对于这些方面的支持。对我们来说，以中国作为主轴发展，这两个政策是在砥砺我们更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前进。” 疫情冲击下的金融科技创新思考 今年的新冠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冲击。赖长庚表示，中国大概是第一个进入疫情、也是第一个出来的。 “一般来讲，我们原本预测中国经济在这一次疫情之下会有一个V型反转。现在我们认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反转会像耐克的钩型。我们对中国还是持续看好。有时候我们在中国、只关注中国的时候，完全忽略了周边相对的形势变化，当与相对来看的话，我们对中国其实是充满信心的。”他表示。 谈及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赖长庚表示，这会促使其思考法巴接下来的营业模式。“直观来讲，我们对于所谓的信用成本会不会增加，对于实体经济支援会不会有新的考量因素。但是对银行来说，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是暂时性的因素。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思考最大的反而是金融技术、金融科技。” 在他看来，客户可能因疫情受到冲击、经济恢复速度比较慢，但在一两年内这些会自然而然地被抚平。“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产业会是新的产业，我们工作模式会是怎么样，金融科技变化怎么样，这才是我们银行业要考虑的。”赖长庚如此感叹，对法巴来说，中国对金融科技的采用和领会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看着中国经济变化的同时，可以亲身感受学习中国银行业迎接疫情挑战时以及疫后对金融科技或者其他的创新想法。 “对我们来讲，不但可以学、可以观摩，更何况我们也许有一天可以利用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他表示。 来源：界面新闻
没有一条真理，可以解决人生所有的难题；也没有一项技术，可以帮助一家企业所向披靡。金融科技行业，纵使是一个简单的项目，也需融合算法、专家经验、工程部署、接口打通等一系列环节，才能完成一套解决方案，远不止一项单点技术就可以“打包票”。在这个过于信仰技术的时代，知道技术能做什么固然重要，知道它不能做什么也许更重要。为此，雷锋网《AI金融评论》策划了「AI能否解决金融刚需问题」系列选题，借同一个话题，对不同背景的受访者、产品和客群各异的企业们进行采访，期望在不同的商业和技术认知下捕捉观点碰撞的火花。在前三篇采访中，我们采访了冰鉴科技CEO顾凌云、慧安金科CEO黄铃、品钛执行副总裁李惠科。本系列的第四篇文章，由邦盛科技执行副总裁王雷讲述他从事「AI金融风控」多年旅程中经历的有趣故事。以下为王雷的亲身经历：“头疼”的难题一直以来，银行对「信用卡套现」的行为都十分头疼。信用卡，本质上是一种贷款。银行希望贷款用于消费，而不是炒股、炒房甚至赌博。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合规地使用这笔钱，从而衍生出了「套现组织」。对于银行来说，信用卡里的钱如果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投资、赌博，一是增大了这笔钱不能返还的风险，二是违背了国家的贷款政策。所以银行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套现行为进行识别、监测。邦盛科技之前就接到一个国有大行的订单，他们本身有一个在风控领域积累了很长时间和经验的优秀团队，但是还是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于是找到我们，希望通过金融科技公司的AI能力，引入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当时，这家银行已经能很好地识别出哪些个体的行为属于骗贷，但是对于那些变化多端、组织严密的“专业”骗贷团伙，还是有些束手无策。在项目初始阶段，客户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认为我们一定能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对个体骗贷行为的分析，找到某种联系，识别出诈骗团伙。那会儿，其实许多机构还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即使是行业里最好的金融机构投入了大量精力，也没能十分精准的识别出这些诈骗组织。而我们又处于创业初期，经验匮乏，当时并没有信心能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有没有信心和做不做，是两码事。我们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一口气“抓”了几千个犯罪团伙样本，是智能风控想要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想要通过AI识别出诈骗团伙，追本溯源，还是得从高质量的样本入手。而样本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经验。在风控领域，专家的经验是比AI能力更稀缺、更重要的资源。比如薅羊毛是怎么薅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薅羊毛，专家会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规则去识别哪些行为是“薅羊毛”、哪些行为属于盗卡、哪些是洗钱、哪些属于申请欺诈等等。我们团队中的优秀专家对这家银行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样本质量不是非常好。于是专家们通过在风控领域多年的经验，对样本进行了加工，获得了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样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使用了机器学习建模平台和关联图谱平台，把可疑的个人和团伙都甄别出来。那次，我们团队几个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揪出了大几千个「信用卡套现团伙」，几千个账户，并查出几十万张有问题的信用卡。经过那段时间的不断探索后，我们对整个行业的理解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之前，我们在没有开始做“识别套现团伙”的工作时，认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下一次在做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其实，那次项目因为涉及到的银行体量非常大，我们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非常大。但是我们顶住了压力，积累了许多欺诈团伙的特征和画像，并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后来这家银行通过我们提供的线索进行了调查，确定了这些人的确属于套现团伙，并降低了他们的信用卡额度，并对部分信用卡进行锁卡处理，效果非常好。也是因为这次经历，我对AI在「风控领域」的应用价值，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使得我对AI在风控场景下的应用，更加有信心。如今，邦盛科技为这家国有大行做了一个更大的项目，一个包含申请反欺诈、电子渠道交易反欺诈等全方位、全行级的反欺诈系统。而“识别套现团伙”成为了整个大型项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为这家银行提供服务。抓住银行的心思之所想、解其所忧，才能抓住一个人的心。同理，想要获得银行大单，首先要认识它，然后解决它做梦都想解决的问题。在和银行客户打交道时，不一定所有时间、所有产品，它都会觉得满意。这时，我们需要对项目的效果进行量化，沉浸到它的角度思考问题，让它信任你。因此，我们会时时刻刻追踪AI产品的效果，并制定一系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让它对我们工作的效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建立信任感。比如拦截非法金额数目、对客户的干扰率程度、风险等级，我们会把这些有关风控的数据或者结果记录下来，作为统计最终模型好与坏的一个标准。我们一般建议客户，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调整或者优化一次模型。频繁的调整，不是银行的风格。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讲，“稳定”压倒一切，其次才是改善。所以，他们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是比较谨慎的。银行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现有的风控方法，因为改变意味着不确定的风险。只有观察到技术和效果真的十分稳定，他们才会采用新的技术系统。AI在信贷领域主要防控两种风险，一种是欺诈风险，另一种是我们常见的信用风险，比如我们年轻人十分熟悉的“芝麻信用”和“微信支付分”。一笔贷款的发放，银行得先判断它是否是有欺诈的风险，然后再判断它信用风险的高低。首先，金融机构最担心的事儿是被骗子欺诈，把贷款放给了骗子。当通过反欺诈技术将骗子拒之门外后，银行还要担心普通人能否正常还钱。普通人也有可能因为做生意经营不善、丢了工作或者社会环境的改变等因素，还不上钱，所以要判断他们的信用风险。在评估信用风险上，「评分卡模型」是可解释性非常好、也很稳定的一个模型，现阶段也使用的非常多，各家银行都是比较习惯使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一领域，需要我们金融科技公司技术能力的场景并不多。而在反欺诈领域，越拉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接受机器学习模型。因为欺诈行为更具有隐蔽性，欺诈风险比信用风险更难以控制。而且业内一般需要六个月来训练控制风险的模型，上线模型至少又得三个月，加起来就是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整个市场的欺诈形式是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欺诈团伙发现金融机构会欺诈行为进行防控后，他们还会变换手法。针对这样的情形，邦盛科技专门在模型训练中设立了一个环节——特征工程。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尽量呈现出更多的特征，我们将几千到上万个特征输入到一个模型中，使它覆盖更多的可能性，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通过这样的算法调优，欺诈行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此外，银行需要考虑自己所用的技术，是否符合监管政策的要求。机器学习这类技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不透明、不可解释。它使用的是非线性的算法，当模型说贷款可以放，但是它推理的过程是不可逆、也不可用文字解释的，这样在使用过程中就会受到一些限制。模型本身是一个算法的配合，我们也在尝试通过一些技术方式，来增强模型的解释性。AI不是万能的邦盛科技从创业初始，到如今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国有大行合作，对行业的理解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是AI也存在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刚刚提到AI风控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样本。在欺诈等场景中，样本天然比较充足，而信用卡盗刷、账户盗用等场景下，因为银行的防控力度比较强，发生的案件数量较少，能积累到的样本也就较少，使得智能风控的效果也是参差不齐。现在，机器学习和AI应用在金融的各个领域都在尝试，但是每个银行对样本积累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所以有的做的比较好，有的做的一般。目前我们对样本的依赖程度过高，所以业内很多公司也都在尝试无监督或者半监督的技术方式。有监督就是有样本，无监督就是无样本，半监督就是样本质量不够高。有监督的样本，是团队从业务中一点点积累下来，通过规则体系和专家经验，输入到模型，然后模型跑起来。采用无监督的方式，一般是因为团队没有积累样本，又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于是依靠纯粹的算法，通过聚合量、聚类等数理关系，找出高风险的金融交易，提取这些异常的样本后让专家判断。无监督的流程是先通过模型得出结果，让人来判断，然后模型再根据人的判断的结果去优化。在实践中，我们不管用哪种技术方法，我们都会建议客户采用综合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一的AI产品，这套解决方案包含着专家经验、规则体系、模型体系、图谱体系、大数据计算等，这些元素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社会上大部分的问题本身，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它需要系统化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才能解决，我们不能单一地认为依赖于某一个高新技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每年会招很多新人进来，也会接触到很多新入行的创业者，我整体的感觉是，大家有点过于迷信技术，迷信高端的算法。任何一个技术的应用，都有前提条件，比如数据环境、样本质量。每一次对AI模型的调整，少则三个月，多则几年，运营的成本也非常高。如果环境条件不允许，技术就很难达到大家期望的状态。所以对于很多这些新入行的优秀人才，我建议先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业务理解，看看没有能力给技术创造出一个好的环境出来。没有对业务足够深刻的理解，不能把没有达到期望的数据转化成高质量的样本，模型很难运转起来。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召开。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外方嘉宾无法亲临现场。十大外资机构的负责人也以创新的“云致辞”模式，表达了将进一步深度参与到中国持续加速的金融开放中来。 路博迈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George Walke 路博迈致力在上海这座金融之都的发展。感谢我们的上海团队和上海市的领导向我们在其他28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门展示了如何从疫情中恢复。上海已经率先走出疫情，而我们在全球其他地区的部门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之中。让我们在这段不确定的时期加深关系，重申对彼此的承诺，并努力工作，不负投资者的厚望。 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Oliver Bate 上海是一座激动人心的城市，并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安联集团一直高度关注中国市场尤其是上海市场的发展，我们也是中国加快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首批获益者。其中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我们于去年年底成立了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这是中国首家由外资100%控股的保险集团公司。在此，我谨向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及上海市政府对安联集团给予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今年的陆家嘴论坛召开之时，正值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此次论坛将讨论全球经济和金融业的可持续增长等关键话题，这对探索中国如何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野村控股株式会社董事长 Koji Nagai 新冠肺炎仍然在全球肆虐。然而中国却领先于世界，提早战胜了疫情。我认为这是由于政府的主导及其迅速的应对所带来的回报。 作为野村控股，我们希望通过去年开业的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尽全力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今后也请多多支持，多多关照。我真诚地期盼着颠覆全球的新冠疫情可以尽早终结，并衷心期待着再次见到大家。中国加油！上海加油！ 瑞穗金融集团公司董事长 Yasuhiro Sato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防控疫情和重振经济这两大课题，论坛为我们提供了运用高科技的国际交流新方式，意义重大。疫情席卷全球后，各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变化，在向“无接触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金融结构需要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日本领先的综合性金融集团，瑞穗将契合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继续为上海市以及全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贡献力量。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Catherine Mcguinness 今年全球都在努力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疫情对经济和金融业造成的挑战，本次论坛因此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世界各地正准备从疫情中恢复，此时国际金融合作比以往都更为重要。今年上海又迈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Z/Yen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已经攀升至第四位。在中国的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伦敦金融城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与上海之间的合作以推动金融服务业的增长与发展。 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van Greenberg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会议之一，论坛在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之际开幕令人振奋。我也想借此机会祝贺中国成功控制了疫情，并有序地重启了经济。对于正在面临这一全人类危机的其他地区，中国的成功令人鼓舞。 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上海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座美丽并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安达中国总部的所在地。作为全球最大的财产和责任保险上市公司，安达积极参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我们致力于为中国的商业和消费者客户提供最佳的保险和服务。由安达领导的在长三角和成都建立保险创新研发中心就是我们投身于中国保险业的范例。作为华泰保险集团的长期股东，我们还致力于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保险公司。展望未来，安达对在中国的长期投资和发展计划充满信心。 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 Howard Marks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参与推动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进步，并对其长期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也对上海，这个来自中国的领先金融中心充满信心。橡树资本已在中国积极开展业务15年，并承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我本人对中国以及陆家嘴论坛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们非常支持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开放。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理事会主席 Charles Jacobs 今年论坛特别采取了网络会议这种创新的形式。近年来，论坛成功推动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在当下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更应继续努力。 安盛集团董事长 Denis Duverne 陆家嘴论坛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安盛公司的总部设在上海，并一直致力在人寿保险、财产意外险、健康保险及服务、资产管理等领域，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 David Schwimmer 过去一年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和成长取得显著进展的重要一年。我们很高兴与很多人密切合作推出了沪伦通，并将A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我们期待在未来一年继续为我们两座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搭建桥梁。目前各国纷纷出现重心向内转的趋势，而这一时刻，中国的金融主管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召集全球社会共同商讨一些重要问题，让我深感敬佩。
在6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期间，全球资管规模最大的贝莱德（BlackRock）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 · 芬克 （Larry Fink）发表演讲称，疫情后的世界将变得不同，尽管存在不确定性、全球体系脱钩等各种担忧，但中国仍然是贝莱德最大的长期投资机遇所在地，并将帮助投资者加大对中国在岸市场资产的配置。 芬克认为，当前疫情引发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医疗、人类挑战，是其44年的金融从业经验中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在疫情后会变得不同，例如投资者心理、商业模式、消费可能也会变化，各界需要重复评估开展业务、生活、出行的方式。但他也相信，人们都能够以灵活的方式适应疫情下的生活。 在芬克看来，此次疫情引发的危机和典型的金融危机不同，目前而言全球避免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这也是因为全球政策制定者都采取了激进、及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中国的经济刺激非常有效，重要的是，这种刺激还针对了特定了受困行业”。 贝莱德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尽管市场存在噪音，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持续积极发展。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复苏需要贸易投资加速，但这在地缘政治紧张情况的背景下很难实现。为了从疫情危机复苏，我们需要跨越党派、跨越国界的限制。 在贝莱德的投资理念中，整合可持续发展因素的投资组合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针对长期、可持续这两大关键词，芬克表示，贝莱德聚焦长期机会和结构性变化的一个侧面反映就是对中国的布局，中国将是贝莱德最大的长期机遇所在。 “我们会加大投资在中国的实体和专业投资团队，这在上海尤其如此，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投资者把握机会，加大他们对中国在岸资产的投资敞口。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中国持续承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深度参与全球合作。”芬克称。 早在2017年12月，贝莱德在上海的外商独资企业贝莱德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成功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今年4月1日，证监会官网公示，贝莱德已经提交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资格审批申请。也正是从今年4月1日起，中国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贝莱德亚太区主席鲍哲钰 (Geraldine Buckingham)当时也表示，“我们很高兴在中国国内的业务发展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我们可以预见中国资本市场的资产规模将迅速增长。从长远来看，我们坚信中国是贝莱德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之一。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发展在中国的业务以及本土投资能力，帮助客户应对当前复杂的投资环境，实现财务目标。” 当前，上海资管中心初养成。数据显示，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90%以上；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10家中，有9家落户陆家嘴；全国26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人资格（WFOE PFM）的外资资管机构，23家设在陆家嘴。
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要求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债券利率等手段，让金融系统在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同时，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 对此，我们评论如下。 1、与其去纠结1.5万亿让利空间的细枝末节，不如去重视让利1.5万亿背后隐藏的政策信号。 在国委会提出让利1.5万亿后，很多人误入了两个歧途。一是利用存量贷款或增量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债券利率等宏观指标，去测算1.5万亿的数字是怎么得到的，要怎么才能实现； 二是有些人认为去年商业银行净利润是2万亿，今年要让利1.5万亿，据此得到了商业银行今年净利润将要下降至少75%的结论。 首先对第一点，我们觉得实在没必要。宏观与政策研究，模糊的正确比精确的错误更有价值。 且不说与政策制定者相比，我们在信息与数据层面没有任何的优势，计算太过粗糙，去纠结在这样一个细致的问题上，即使我们明确了1.5万亿如何得来与实现，对我们未来的投资建议也没有任何帮助。 不如将重心集中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模糊的正确上。 1）让利1.5万亿是未来努力的方向，还没有实现，否则国常委会议的说法应该是一个表彰政策功绩与效果的态度； 2）金融尤其是银行未来的投资机会不容乐观，利润增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3）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未来央行政策的主基调，打击监管套利是对前期政策的纠偏。 因为要降低或保持现在的债券融资利率，没有宽松稳定的货币环境，无法实现。历史上无论是高等级还是低等级的信用债，其到期收益率都与无风险利率亦步亦趋。我们不可能在货币收紧条件下，保证企业债券融资利率稳定或下行。 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也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有人说，现在GDP增速已经降到负值，但一季度银行的利润增速依然还保持着5%的高增速，不合理。 这种说法有偏。 我们需要看到，我国是一个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融资手段的国家，银行每发放1单位的贷款，会增加至少0.5个单位的风险加权资产，消耗掉相应比例的银行资本金。 随着银行加大贷款的投放，资本金会不断被消耗。银行需要用发放贷款、同业投资等业务获得的利润来补充资本金，这样，银行才能继续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 根据央行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上市银行会将60%的利润用于补充资本。所以，银行这么高的利润增速，实际是有维持他们正常贷款业务开展的需要。 如果我们不采用宽松的货币环境，去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而只是一味的去要求银行降低贷款利率，那么很快，让利的要求是很快能达成，但银行业务经营的可持续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对实体的信贷支持将很难保持过往的高强度。 其次，第二点，让利这个标准其实很难去判断，我们不应该和去年的净利润相比，而应该和今年金融机构（银行）可能的收入相比。 要银行让利，其实就像我们卖苹果，有个稳定的客户，之前能接受10块钱一斤的苹果价格，现在因为经营出现困难，要我们降点价，先让他活下来，让买卖能持续做下去。 我们答应了，把苹果价格降到7块钱一斤，这在其他人眼中，就是我们给客户让利了，而且让利了多少，一目了然，非常好计算。 我们不会说，把现在的苹果价格和去年对比，而只会和今年年初本来的价格做对比，来判断我们今年给客户让了多少利。 2、重要的不是降准，而是央行的态度。 最近两年，每次国常委提出降准要求后，央行基本都在两周以内做出了回复。这次有些不同。 1）市场预期此前一再落空。4月政治局会议提出降息、5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降准降息工具，市场因此对货币宽松提起了很强的预期，但最后央行并没有及时做出回应，反而抬升了资金中枢； 2）此次国常委会议表述并没有以往那么急切。之前几次国常委提到降准的说法，是“及时运用”与“抓紧运用”普惠降准/定向降准工具，而617国常委的说法是“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 3）从5月至今，央行表现出来的是明显的鹰派成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央行，似乎都把避免“浑水摸鱼”和打击“资金空转”作为短期政策的重心。 但客观来说，现在又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降准时点，万亿的特别国债发行在即，跨季时点到来。 在这样的状况下，央行是否依然会在两周内回应国常委提出的“降准”要求，存在不确定性。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央行回应了，做了降准，资金利率也很难回归今年2-4月份的低位。 因为之前过低的资金利率滋生了套利，让金融机构大量加杠杆，也让市场利率偏离政策利率太多，使OMO等价格工具失效。疫情过后经济恢复正常，央行也没有继续保持如此低利率的必要性。 3、货币政策既要又要，央行“刀刃上起舞”。 按照617国常委会“完善资金直达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相关机制”的要求，未来央行货币政策的重心应该在宽信用，降低实体融资成本上。 这要求央行保持货币条件适当宽松，避免债券市场利率出现大幅的调整。 但与此同时，近一个多月央行打击资金套利空转的行为，以及现在国常委会提出的“防止资金跑偏和空转”要求，却需要央行适当收紧流动性，避免营造过于宽松的流动性环境。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要求实际给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建立了上限与下限约束，让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明显加大，利率在这种既要又要的状态下，比较难有明显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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