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 PMBA「课题发布」公开课在上海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李迅雷表示，研究人口结构对房地产投资很有帮助。 中国进入到一个分化的时代，过去中国经济增量主导，增量主导的话大家日子都好过，小公司、大公司日子都好过，而且小公司更赚钱，船小好调头，什么赚钱做什么。后来的话就不一样了，经济增速从原来10%多一点到6%多一点，增量这部分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就步入了存量经济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就分化了。 从历年统计数据来讲，人口的流向往发达城市流动，过去中国的人口流向从农村流向城市，现在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少，现在只有200万左右，最高的时候是1800万，这样变成人口从中小城市往一二线城市流动。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是限制人口流入，只有流到像深圳、杭州、广州等等所谓的准一线或者是省会城市，这几年还是在延续。我觉得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但是让我感到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流到广东第一，浙江第一，去年是浙江变成第一了，广东变成第二了，浙江的人口只有广东的一半，但是人口流入量那么大，这个说明这两年浙江的机会更多。与此相关就是杭州的人口净流入超过了深圳。人口净流出是北方为主，东北、华北、西北，这三个北都不怎么好。山东是人口连续几年净流出量是第一的。这个分化在今后几年会持续下去。 浙江和广东这两个省去年人口的流入量占全国人口净流出量70%，以浙江为例，杭州和宁波这两个城市人口净流入量占整个浙江的80%，这个集中度是很高的，人口的迁徙在美国还在持续，我认为中国是进入到一个大城市化的阶段，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化，城镇化的进程在放缓。因为我们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了，可流动人口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个纬度去看问题，我们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我们不能从一个纬度说中国的城镇化率水平是60%，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有80%，所以中国还有20%的城镇化率上升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缺陷，这个只考虑到和发达国家简单的比较，你要知道发达国家高城镇化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人口没有老龄化之前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城镇化，而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充分的城镇化，我们已经人口老龄化了，人口老龄化了以后就意味这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我们每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在减少，从12年到现在我们的劳动人口数量累计减少2800万，这个是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到2021年以后，我们人口老龄化会加速，为什么会加速？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在60年代初的这些年进入到退休的阶段。在60年代初的时候，62年到65年这几个阶段，中国的出生人口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阶段，都维持在3千万左右，我们现在出生人口已经是到了1千多万了，研究人口结构对房地产投资很有帮助。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委员会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认为，疫情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最大，在疫情冲击下，管理个人资产负债表的首要原则就是保证现金流不中断。一旦现金流出现危机，要及时变现。同时，要注意养老账户或五险一金账户的延续，这是重大的财富管理生命线，关系到个人的未来。也要注意现金流不仅满足消费，还要满足房贷等。在数字化逻辑蓬勃发展的时代，王忠民表示，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要坚持推进资产在数字化逻辑当中的比重，这既可以在权益角度，也可以在固定收益角度，还可以在现金流管理当中。以下为全文： 我从三个角度谈一下当前形势下的财富管理和财富投资。 第一个角度，疫情来了以后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最大，我们在家庭资产负债表当中，如果从中低收入人群和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去看的时候，在疫情快速冲击的情况下容易带来我们资产现金流的中断。所以现金流的接续、现金流的管理、现金流的成长成为这个特殊时期，资产管理当中最关键的词语。为了这张资产负债表的管理，政府、金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乃至于社会其他方面都会围绕它去做很多努力和辅助性的、补贴性的政策。比如说企业的社保养老账户，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企业可以延缓甚至半年时间内不用缴存养老保障金等等这样一些政策。在疫情冲击下，如何把自己的个人资产负债表管理好，有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保证你的现金流不要中断，其中消费的现金流不中断、特别是对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现金流的管理。疫情来了我们需要补充营养，但是这个阶段如果现金流中断了以后，你想得到其他的补充艰难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必须把你原来的现金流管好，让你的现金流不中断。这个时候一定会关注到社会的消费补贴，因为有的中低收入家庭一定会用社会补贴的方法来弥补自己这个阶段的消费，当然全社会的补贴是基于总需求的减少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当中的中断。 这张资产负债表的第二点是，如果现金流出现危机，你需要把你的现金流、把原来的存款、原来的财富投资、原来的股票、原来的债券变现一部分来补充自己的现金流的管理。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经营，从企业角度看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的回补的问题，这中间一定是基于自己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有效的管理，前提是积极的、有效的管好，保证现金流的接续，而不是急于把资产放到原来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其他方面，所以变现资产这个时候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市场，为什么在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市场都会下跌，因为所有的公司和所有的个人都在变现自己原来资产的现金流，市场下跌的幅度是很厉害的，要保证现金流才会做到这一点。 这张资产负债表中有两点是跟个人紧密相关的，一点是你的养老个人账户或者五险一金的账户，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中断。如果享受了社会的补贴和社会延缴，未来的个人账户一定要有个人缴费的百分比，无论在就业状态和失业状态下必须接续上。如果不接续的话，未来会影响到你将来领取养老金的数量，这是一条很重大的财富管理当中的生命线，关系到你的未来。当然对于社会政策来说，未来的补贴可能不仅补贴你现金流的消费领域，更多的要补贴现金流当中你有没有能力保证你的五险一金账户特别是养老账户的有效的补充性。 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我们看到一个报告，所有居民家庭当中的房贷的比重占的比较大。你过去在房贷的时候，基于你的现金流，把你的贷款数额和利息算好，你如果现金流紧张了以后，在房贷当中有可能出现庞大的财富管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从社会补贴的角度来说有可能补贴你这个东西。但是对于你来说，保证你其他资产的现金流能够不仅补充你的消费，还要补充你的房贷现金流的满足，如果这个不满足的话，你会感觉到你辛辛苦苦缴了一段时间房贷的房子，有可能面临最终不是自己的房子。现在我们大量的社会补贴领域中，我觉着前期的补贴，如果是基于家庭消费的现金流的话，后期我们基于失业、基于中低收入家庭的环节的时候一定注意两个补贴，一个补贴就是五险一金当中养老的个人缴费的补贴，另一个就是庞大的房贷领域当中，如果有中断的可能性的话，在补贴当中应该满足这个。 其中还有一个深入的建议，今天央行的数字货币已经开始测试在交通领域补贴。我的建议是，今天政府的补贴可以用数字钱包，把央行的支付环节的东西变成数字钱包，而数字钱包里边的补贴是政府给的，政府在不同层面给到这个数字钱包的东西可以满足三点：一个是日常消费的现金流不中断，二是养老账户现金流不中断；三是房贷支付的现金流不中断。保证这几个居民资产，既是管理的三个维度，是社会政策的三个维度，也是我们家庭资产负债表维持平衡、维持动态发展的有效的进步的空间。 我们再看下面两个点，第一点是我们高收入或者中高收入家庭。疫情爆发以后的投资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在二级市场，无论是在债券投资还是在权益端的投资，我们会感觉到近一个时期疫情爆发以后，中央提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的场景。这个场景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其他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我们今天不多说，我们只说在资本生产要素这样一个市场化改革当中，推出了几大举措，已经在落地已经在实施的。比如说我们把已经在上海实施的科创板的注册制放到了深圳的创业板当中实施注册制的改革，这就是不仅创业板当中的存量的公司可以按照注册制去进行重新的梳理管理，还可以让在创业板当中新上市的公司、甚至还有可能在境外上市的公司回流到我们A股市场当中来，用注册制的形式去上市，这是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IPO制度和IPO制度形成以后对后续的公司，基于信息披露的资产管理的一个制度的供给，这个制度供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与到新股认购和参与到股票市场当中的按照注册制的逻辑当中，你去投资前端场景的有效的市场化资本IPO制度的捕捉。我们知道所有的资本市场化的制度体系改革的先潮都会提供出有效的制度红利，那就是你投资在这个领域当中获得收益的、快速成长的保证性将会是比较充分和比较有效的，你可以参与到其中去。 第二，我们看到REITs这个不动产的管理，过去没有在证券市场当中有效的连接，现在我们出了一个政策是用公募基金链接上市的这样一个公众的发行，公众股票的这样一个方法推出新的REITs向公众开放的这样一个制度体系，我们知道如果从一开始所有注入的资产一定是好的资产，好的资产有好的收益回报，好的收益回报上市以后用它的收益权就可以得到好的股票市场的表现，而公募基金今天的规模场景和渠道给我们大众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选择空间。这当中还需要强调一些东西，比如我们现在的现金管理，光靠自己的现金流，生成自己现金流的规模。但是现金的盈余能不能在投资过程中得到货币市场基金的有效回报，这一点我们中国市场当中的优势是，不仅我们现在货币宽松，更多的是从存款准备金、从借贷便利、从其他的一些方面，从结构上的政策给出。而我们风险的利率水平在有效的货币竞争当中还是较低的，而且我们货币基金现在依然维持在年化3.5左右，这个3.5左右是一个高流动性和高变现率的，那就是说对你的现金管理也提供了一个充分有效的工具。 我这一段的总结是，无论是现金管理、权益投资还是债券投资，新的体制改革和原有的资本市场的风格和基础条件是会给我们在疫情之后提供一些自己资产负债管理当中的有效的场景和有效的空间。 我今天还想强调第三点，疫情之后我们会发现，数字化的逻辑蓬勃发展，我们消费数字化、消费的各个场景被数字化完全改造。我们生产被数字化、金融被数字化、生产要素被数字化、一切一切环节都被数字化，数字化背后的爆发包括我们今天会议的形式和我们的学习方式也都会数字化。这样一个背后的逻辑是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是数字化逻辑的东西，数字化的投资、数字化的融资、数字化的研究、数字化的场景，一切一切都会爆发。如果说我们前期2C端的数字化已经在场景当中爆发，今天看2B端场景也在不断的爆发，如果说前期我们主要是基于消费端口金融化的供给和改造，我们今天是基于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形式的生产端口的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疫情之后我们云的中后台的数字化逻辑和智能化场景的全部的深度逻辑，包括区块链等等已经迅速发展，满足了数字化的安全，满足了数字化后台服务的效能，特别是满足了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可以边际成本为零的提供给公共基础设施使用。而社会的创新可以在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当中边际成本不断成长的同时，自己的投资成本最小和安全边际最高的这样一个投资逻辑。从我们的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要坚持推进你的资产在数字化逻辑当中的资产的比重，这既可以在权益角度，也可以在固定收益角度，还可以在现金流的管理当中。比如说现金流的管理当中，更多的现金，我们自觉的不自觉的用了数字支付的标准，未来的数字支付慢慢向数字钱包、数字财富、数字财富管理这样一个角度推动的时候，你要积极的不仅是体验还要参与到其中。如果像现在数字化的龙头公司，现在它的股价跌到一定幅度的时候，你一定要积极有效的抓住这些优质资产，特别是有未来市场发展的优质资产，特别是债券这样一个角度当中，我们债券的市场发展，因为疫情大幅跌了以后，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在二级市场当中高度波动的时候，是你通过债券来获得高收益的一个有效的品种，这是我们今天强调的第三点。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疫情带来了一切的变化和重新经济活动的再构。在二级市场当中带来了一切资产在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波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配置资产，我们有没有管理风险、迎接风险、处置风险，把风险变成一个投资的对象，我们可以去获得自己资产配置的成长。 这个时候我举两个工具，一个工具叫高收益债或者叫次级或者叫不良资产的债券重构、或者叫垃圾债这样一个东西在发行渠道。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存在的话，你可以在市场当中选有存量的债券在二级市场高波动，我们发现疫情初期的时候，中资公司在香港市场，把原来的收益率，原来是8%、10%的收益率现在波动到30%、40%的年化收益率，那个时候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如果有公司的信誉的基础就可以拿到足够的承接风险的投资。在股权的角度，如果我们在二级市场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叫优先股，优先股的逻辑是说，我入股你一定的股权比重，但是我拿到处理你整体治理的角色份额和投资额，如果这个东西运用得好的话，可以在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时候不仅拯救公司股权的估值和未来成长，给它注入一定的资本，而且能够跟它分享未来它的成长、肩负它的发展。如果这些工具越多、越充分、越有效，我们作为资产配置方就可以把资产往这样一些有能力的投资机构，有能力的专业机构，有能力的市场当中的头部的这样一些公司当中去集中来投到市场当中，既是拯救危机，管理风险，又可以从风险当中争得回报和市场的发展。
618来了，818在不远处，之后还有双11。你争分夺秒地抢优惠券、准时下单，结束战斗的瞬间，你长松一口气，又随即陷入空虚，心里有个声音警示你：当心消费主义！一方面，追求更好的消费品，是人性使然，收入水平的提升，自然带来消费标准提升；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对享乐主义依旧心存警惕，批判一切过度消费的苗头。正是这种相反的张力，给很多消费者带来认知失调：一边借助消费彰显自我，疯狂买买买；一边又自称“剁手族”，愧于将消费记录示人。购买时有多狂热，下单后就有多心虚。精致穷消费超过基本需要，必然与享受有关。很多人对享乐主义心存警惕，对消费文化也就心存疑虑，甚至口诛笔伐。这背后，并非食古不化，根本在于市场经济内部的失调：生产领域，强调竞争与效率，要求自律、勤奋、奋斗、理智，鼓励醉心于事业和成功；消费市场，追求更大的销量，强调的则是时尚、自我满足、及时行乐，鼓励攀比心理。然而，生产者脱下工装就是消费者，工作中一套文化，生活中另一套文化，消费心态怎能不别扭呢？此外，工作场所强调满负荷投入，恨不得把所有时间耗尽；而消费生活又要求足够的休闲，无论餐饮娱乐、美容旅游还是体验经济，都是杀时间的项目。这也导致一种尴尬：能赚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可能没钱。生活性服务业要么发展不起来，要么靠低收入人群支撑，后者靠借钱撑得一时。社会上，有一群自称“精致穷”的男孩女孩，赚得不多、对精致的追求不减，宁愿花光工资装点门面，甚至不惜背上高额债务。正是这类现象的日益增多，引发大众对消费主义的反思。很多人更是质疑，消费主义扭曲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在互联网语境下，我们都活在他人的关注里，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得以实现。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关乎能够标示地位的潮品、奢侈品等。很多年轻人，恰好处于寻找社会认同的心理发展阶段，误以为可以用特定的消费标准来界定自身的地位和品味，从而跨越经济能力追逐高消费，被经济压力反噬。这类现象频发，的确值得反思，文化日趋多元化，不同的消费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土壤，不同的个体却未必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一旦选择错误，就会导致经济基础与消费认知的失调，诸如“精致穷”等也就不可避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金钱压力经济学家凡勃仑指出，“在任何现代工业社会中，引起生活方式重新调整的力量主要是经济力量；或者更具体地说，这些力量以金钱压力的形式体现。”文化现象的背后是经济土壤。消费主义的崛起，是因为到了该崛起的时候。早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里斯琴•恩格尔就发现，消费选择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会把收入更多地用于购买食物，解决温饱需求。只有收入水平持续提升时，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奢侈品、娱乐消费等改善型、享乐型消费才会相继提上日程。食品位于消费阶梯的底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被称作恩格尔系数，比例越低，人们越不需要为食物发愁，生活水平越高。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食物在消费总支出中占比已不足30%。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对于消费的理解和认知也在逐渐改变。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解为三个层面：技术-经济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的中轴是资源分配，追求效率，谋求最佳效果；文化层面的中轴是实现并提高自我的愿望。经济层面，追求效率始终强调奋斗与自律；文化层面，自我实现并非总是强调勤俭与节约。到了一定阶段，二者就会产生相反的张力。经济发展初期，自我实现追求的是温饱和安全，这个阶段，自我满足源于攒下一笔钱，勤俭节约是主流文化诉求；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段时，自我实现更多地侧重享受生活、要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勤俭节约不再是唯一的声音。由于经济层面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不变，当文化层面的自我实现从勤俭转向享乐时，就会出现一定的相斥性——效率与享乐的冲突。这个时候，在文化层面，“节俭VS享乐”成为一种显著的社会现象。如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迪希特于1956年所说：“我们不再真正相信辛苦工作努力存钱是生活的唯一理想；但是潜意识里，辛苦工作努力存钱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标准。”享受生活，是道德的勤俭VS享乐，是当前消费文化的核心争论点之一。经过40多年的高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爬上了“消费阶梯”较高的位置——追求个性化、时尚，青睐奢侈品，此时，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崛起，意在解除“勤俭文化对一部分群体的认知桎梏”，宣扬“享乐也是道德的”。但同时，也还有很多人仍处在耐用消费品阶段，在为房子和车子攒钱，他们要捍卫的，是对“勤俭节约”的道德认知。很多人习惯进行代际比较，80后勤俭、90后享乐等等。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认可什么样的消费理念，与其自身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按照代际贴标签的做法，简单粗暴，惹来诸多非议。在B站《后浪》视频刷屏后，快手推出了《看见》，讲的都是年轻人，却是不同的画面。经济基础不同，争论消费理念无疑鸡同鸭讲。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心态。勤俭节约与享受生活，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对抗，是“正确”与“正确”的对抗，两者都没有错，适用不同的发展阶段。只要与经济状况契合，消费也罢、存钱也罢，没有对错之分。勤俭节约，是道德的；享受生活，也是道德的。美日经验我们当前经历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美国的消费主义大潮，始于1970年代。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高增长，美国步入消费主义的狂欢，1970年起，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1971年的13.5%降至2005年的3.2%。面对消费的狂欢，当时的美国社会并未欣然接纳，很多社会学者撰文，痛斥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批评 “把某一种生活标准等同于生活方式和特定身份（中产阶级）的标志”，并指责广告的推波助澜作用。然而，文化大潮一旦转向，不把能量耗尽是不会回头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形成，是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战后美国经济步入黄金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削弱了大萧条下的不安全感，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以信用卡为代表的负债型购物工具出现，大额消费时再也不必担心资金不足，贷款促消费有了基础；电影电视等视觉传媒的崛起，在塑造品位、造就偶像上远胜流行小说，为消费文化兴起立下汗马功劳；1960年代，美国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意义和传统价值观，在文化上为消费主义奠定基础。社会做好了准备，文化转向，势在必行。我们的邻居日本，也是如此。2012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教授发表《第四消费时代》一书，从消费角度把日本社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年），只发生在东京、大阪等大都市，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特权的消费时代；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乘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春风，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势如破竹，迎来大众化的消费高潮；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从家庭向个体转变，消费的个人化趋势风生水起；第四消费时代（2005～2034年），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结束了，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从“买买买”到“断舍离”，开始追求自然、舒适、宁静的生活方式。对比三浦展的阶段划分，我们正处于第二消费时代向第三消费时代的转变期。消费大潮，刚刚拉开序幕！购物后，能不心虚吗？丹尼尔·贝尔说过，人类最深刻的冲动力之一是将社会体制和信仰神圣化，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并抵制死亡的虚无。但贝尔也坦承，自我中心主义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社会的约束及与他人的分享，使得后工业时代缺乏一个能深入人心的道德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了多元的消费文化，“勤俭节约”已不足以对所有的消费做出道德评价。如历史学家吕思勉所说，“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社会文化层面，需要更多包容。回到个体视角来，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更有价值的是如何解决“剁手购物后心虚”的认知失调——我们既认为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生活，潜意识里又认为节俭才是美德。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意识不停在变迁，我们又何必画地为牢？当然，我们也可以返璞归真，追问欲望的来源，就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所说：“一如古埃及精英分子，现在大多数人一生汲汲营营，也都是想盖起某种金字塔，只不过这些金字塔在不同文化里会有不同的名字、形体和规模罢了。举例来说，可能是一栋近郊的独栋透天别墅，有游泳池和大庭院，也可能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公寓，有着令人屏息的美景。但很少人会真的去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想建这些金字塔？”参考资料：1、[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2、[美]索尔斯坦·凡勃仑，《有闲阶级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向往美好并不是奢侈的梦幻，而是一种激励自我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精神和未来如何更加对称和平衡？这是无法回避的思考和抉择。 乱世之年 2020年快要过半。这半年全球重大新闻几乎都是负面。新冠疫情，弗洛伊德事件，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失业潮、倒闭潮、债务潮，“去全球化”升温，中美关系再降温，等等。 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数字化发展。但社交媒体上的极化与撕裂，也在加剧焦虑。焦虑到一定程度，就开始猜测战争。 新冠疫情是2020年的最大标签。累计确诊感染人数很快会突破800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月11日通报说，“欧洲情况在改善，但全球总体疫情在恶化。过去两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报告新病例都超过10万例”，“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自满。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仍然易感”。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6月1日宣布，在赤道省的一个卫生区暴发了新的埃博拉病毒疫情，4例已经死亡，存活的2例病人正接受治疗。谭德塞说：“这提醒我们，COVID-19并不是人们面临的唯一健康威胁。” 对疫情的惶恐加剧了自我封锁和相互封锁，这又和全球化的分化相一致。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脱欧，过渡期到今年底，6月12日英国和欧盟确认，英国不会延长过渡期，从2021年1月1日起将“重获政治和经济独立”。 今年还发生了原油价格暴跌危机。除了需求疲软，背后是沙特、俄罗斯和美国的三角博弈。如果未来人们出行减少，或更多使用电力，石油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电气化的能源供给将更多地依赖光伏、风力发电和电池，这又会形成新的能源地缘政治，从过去追逐油田到追逐稀有金属矿山。 乱世中需要方向、共识、互助。但2020年全球领导力异常缺乏。无论是疫情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还是美国主动放弃了领导力，结果都令人沮丧。一位日本学者说，世界正朝“零大国”时代发展，美国维持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资源的意识和能力都在明显下降，但当前也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 人类需要洗礼 我一向乐观，但这半年感到，时间越是推移，事态越是发展，不乐观越是增加。 上周我和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交流，前不久他带头参加了“深圳十峰”全面健身登山活动，从梧桐山、七娘山、大雁顶到莲花山，每天早上四五点起来登山，九点之后干其他事。双休日一天登两座山。很快就登完了。他说，我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状态。他在以色列读书，做风险投资，做“深潜”项目，做公益，做华大联席董事长，做中日间的沟通，做N多的事。 城市动起来，走出新冠阴霾，这是“深圳十峰”活动的出发点。69岁的王石的状态启发我，面对外部变化，抱怨于事无补，总是要动起来，做好能做的事，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变化的俘虏。 2020年诸多危机的叠加爆发，不会轻易散去。深度的危机，需要深入的思考。 对置身现代化、全球化大潮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谁怀疑现代化、全球化的价值。现代化是中国百年之梦，也是圆梦的现实路径；融入全球化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天时地利，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 我仍然相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方向，但也意识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涵，以及利益的分配，需要再定义和再平衡。疫情按下“暂停键”也是对过去某些发展模式喊停，强制调整。这里的核心在于，人类的发展如何不逾越环境的承受力，和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度。 我不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何时开始，但我知道，下一个美好时代一定和从高碳到零碳，从熵增到熵减，从聚敛到普惠，从脆弱到安全等等相关。人类需要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可信任的发展，否则一定会失衡、失序、失灵。 人类需要一次洗礼，企业也需要自我超越，建立新共识，弥合旧裂痕。 最近我先后参加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举行的“新冠疫情与新商业文明”研讨会，领教工坊、秦朔朋友圈、《南风窗》等发起的“成就美好企业——新鹅湖之会”，提出了“中国企业要做到讲规律、讲规则、讲信任的统一，践行商业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文明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反映企业的社会成本占用和社会价值贡献”等观点，我也从一些企业家和专家的分享中获益匪浅，在此和大家进一步分享。 环境与女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如果人类发展只有亢奋进取的阳的一面，没有和谐共生的阴的一面，环境将无法承受。 从1万年前到工业革命发生，地球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基本保持在280ppm（ppm为百万分之一的计量单位）。这是一个评估基准线。1958年的浓度为316ppm，1960年代之后浓度陡升，到2016年每个月的浓度都超过400ppm。2019年5月11日，夏威夷莫纳罗亚天文台探测到的浓度突破415ppm。 地球有这么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是在300万年前，那时地球温度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海平面比现在高20米，南极冰盖超过1/3融化。环境科学家认为，人类正朝着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持续前进。 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未来所做的最悲观预测情景是：人口爆炸、技术停滞、排放不断增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在2250年达到2000ppm。这个水平接近侏罗纪恐龙生活的年代，地球温度将灾难性地上升9℃。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协定》设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 我把新冠疫情的“暂停键”视为给人类的反思时间，用来延缓过猛和过于粗放的生产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危机的大爆发。很多研究证明，气候变暖与极端天气频发，加剧了物种变化与变异，提高了流行性病毒出现的概率，而且当它们出现时，人类往往不明根源，束手无策。 远景能源集团的创始人张雷说，如果任由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继续，未来的上海可能会变成海上。 在张雷演讲前，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气候变暖有两个原因：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联合国的报告明确指出90%是人为原因，即工业化、城镇化过度开发，过度使用石化燃料，等等。他提出，今天要重读《寂静的春天》和《增长的极限》这两本书。 张雷说，这两本书我都看过，两位作者都是女性。 《寂静的春天》是蕾切尔·卡逊写的，反映了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1964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几个月，蕾切尔死于癌症，但她的声音并不寂静。1970年4月22日，美国掀起声势浩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约2000万人参与，这一天后来被确立为“世界地球日”。蕾切尔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 《增长的极限》是由罗马俱乐部1972年3月完成的一份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1973年石油危机后得到广泛关注。该书的第一作者德内拉·梅多斯是一位女性，她还写过9本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著作。她于2001年去世。 张雷发现，女性领导者都非常重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芬兰首相桑娜·马林、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都在谈论为世界实现零碳排放、解决气候危机而努力。她们都是女性。欧盟委员会新上任的主席冯德莱恩也是女性，她强调环境保护是“最紧迫的任务”，为此提出《欧盟绿色协议》，欧盟在2030年前必须把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碳排放量的50%。 冯德莱恩说，仰赖石油与污染来刺激经济成长的策略已过时。绿色协议不仅能降低碳排放量，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刺激更多的创新想法。 过去两年，瑞典的女中学生、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成为全球网红。她的名言是“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 （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 桑伯格在斯德哥尔摩长大，她尤其担忧北极冰雪融化的威胁。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那就没必要谈其他事情了。只要一打开电视，一切就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 2018年8月25日，桑伯格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而是走到议会大厦门口，为了气候问题而罢课抗议。此后每周五，她都会准时来到议会大厦门口，拿着“为了环境，罢课！”的牌子，静坐抗议。在她罢课两个月后，斯德哥尔摩有数百名学生加入其中。 当女性为可持续发展呼吁和行动时，男性掌权者在想什么？2018年5月，张雷参加了由梵蒂冈教皇召集的各大石油公司CEO的会议，在闭门会讨论气候危机时，所有能源公司CEO都说他们有股东利益在背后，无能为力，一些大型投资基金也表示，作为受托人，他们有fiduciary duty （受托责任），要给投资者最好的回报。 他们的意思是，为了股东利益，即使对环境有影响，也没有办法。 这时张雷问：“在座各位都非常清楚，巴黎协定也刚签署，在座有没有人认为我们在本世纪末可以实现2℃之内的温升控制？认为能做到的请举个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时又是一位女性发声了，她是一个国家主权基金的负责人，她说我们不能这样，不能看到地球就此沉没。 一年后这批CEO和基金管理人又聚在一起。一位石油企业的CEO对张雷说：“这一年我们做了很多可持续方面的投资，有了很多变化。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是，是真实的故事。” 原来，这位CEO有一天回家，看到女儿非常沮丧，哭了一晚上，临睡前才告诉他：“爸爸，你是石油公司CEO，但今天在学校，老师和同学告诉我，石油公司正在破坏人类的未来，改变气候和环境。我感觉非常耻辱。我曾经以你为荣。” 就像桑伯格的一个停学行动影响到整个欧洲，全球最大石油公司之一CEO的行动改变，源自女儿的遭遇。 “没有人因为微不足道而不能做出改变。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遵循摩尔定理持续下降，今天已经显著低于化石能源的成本。每个人只要有善良的初心，形成社会共鸣，不经意间都会影响和改变社会。”张雷说。 5年、10年前，就有不少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对全球传染病的危险发出呼吁。但面对这一“灰犀牛”，甚至是“房间里的大象”，所有人装作看不见。最后，该来的还是要来，而且一来就不会轻易走开。 如果有更多女性担任组织领导，世界会不会更美好和和谐？ 如果我们把猜忌、仇恨、戾气、欺凌、不公平、以邻为壑等等也视为碳排放的一种，如果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可以时时发布全球各地人们情绪的碳排放指数，我们会不会更加克制和明智？ 共创共享 在新冠疫情中我和很多企业家交流，问疫情对他们的思想有何影响。有一点很意外，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说，如何解决好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使社会更加“橄榄化”，非常重要。疫情让强者更强，行业集中度更高，对他们这些龙头、冠军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弱者只能被收购或倒闭，贫弱者规模扩大化，一方面会使社会有效需求上不来，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贫弱者增加对富强者的负面情绪，都不是好事。 在我看来，解决贫富分化，靠重回平均主义、“劫富济贫”是断然不行的，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上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保障和公平待遇，提升其人力资本，并创造更好的社会流动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很多农民工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人口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解决不了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解决不了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问题，解决不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因此不能成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者，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消费者群体。他说：“我的同事也做了一个分析，农民工在不改变就业、不增加收入、不改变其他所有人口特征的情况下，只要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消费就能够提高27%。这表明我们目前的户籍身份给了农民工太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不敢正常消费。” 不过，在促进普惠与包容性发展方面，企业还是可以付出很多努力。美国100多年前的“进步主义“时代，就在反对垄断和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促进自由竞争、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缓解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在最近的研讨中，我看到的一个从企业内生角度帮助解决贫富分化、实现普惠发展的趋势，就是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资本利益分配，让利益相关方更多地参与价值链利益分配。 领教工坊创始人、管理学家肖知兴说，从他多年来的观察看，那些真正能够做大做久的企业，都不是“为老板打工的企业”，而是“共同的事业”。如华为的“不让雷锋吃亏”，顺丰的“让一批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海底捞的“双手改变命运”，德胜洋楼的“让农民工成为绅士”，木屋烧烤的“成就平凡伙伴”等理念、机制与实践，本质都是通过民主化、普惠化的参与、激励和分享，打造命运共同体，让事业生生不息、长治久安。 肖知兴说，华为最早真正的飞跃不是请IBM做咨询，而是在1995、1996年，把员工薪水调到跟外资企业员工一样。那时在外企上班三四千块钱一个月，内企两百块钱一个月，深圳高一点，也就五六百一个月。华为从五六百直接提到三四千，这是什么样的魄力？逻辑很简单，它的对手是朗讯、摩托罗拉，你得跟竞争对手一样的价格，才能招到好的员工。“在此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间有这么一堵柏林墙，华为把这堵柏林墙给拆倒了。” “海底捞的道德激情是什么？双手改变命运。海底捞的员工基本都是农民工，早期都是从四川简阳走出来，一米四几、五几的小姑娘，跑到大城市，被歧视甚至被侮辱。张勇说，海底捞要建一个平台，让你们用双手改变命运。不看户口、不看学历、不看背景，只要你愿意干，能服务好，你就能做到领班，做到店长，做到大区经理。做到店长后就能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享（包括徒弟再开店的利益分享），年薪可以有几百万，还配保姆、配司机。” 张勇曾说，我不在意赚多少钱，目标只有三个，第一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第二是让跟我干的弟兄们能用双手改变命运，真正激发潜能，自然而然、由内到外地把品牌做起来，第三个目标才是把海底捞开遍全国。“要让员工对顾客好，你就必须对待员工像家人一样好，这是海底捞的价值观和底层逻辑。” 我在研讨中碰到了木屋烧烤的创始人隋政军。他是山东人，1991年到深圳闯世界，2003年辞职创业，创立了木屋烧烤。 隋政军在连锁发展过程中踩过一个“坑”。在他刚有10家店时，负责出品的200多号员工组织了一次罢工，他们包下一个饭店，把隋政军等管理层找去，当场递上一封信，写了10条，包括出品间的人可以由他们任命，工资由他们来调整等。这件事让隋政军形成了“人才是靠不住的”的管理哲学。 创业第六年，赶上用工荒，隋政军给员工涨了50%工资，还是留不住人。2015年木屋烧烤继续扩张，冬天出现大面积亏损和资金链断裂，他卖房子，当掉父亲的房子，才得以维持公司生存。 隋政军的真正突破是在领教工坊学习时的思维改变。当时他为木屋烧烤设计了一个“高大上”的使命：“打造中式生活空间，为中华餐饮饮食文化走向世界而奋斗”。肖知兴一看，立即反对，“这个使命完全无法让你的员工兴奋起来”。后来口号变成“百城千店，有我一份”，再升级为“成就草根人才”，再到“成就平凡伙伴”。 隋政军说：“从本质上说，我就是个典型草根，第一份工作在深圳当保安，靠自己拼搏奋斗发生了质的改变。我想我的使命应该是带着普通员工们一起改变自己的命运，享受美好生活。”比如，凡是木屋烧烤的老员工，无论是厨房阿姨，还是扫地大叔，只要工作满三年就有资格在公司抽签，获得门店一定的投资份额。他将门店分红权逐渐放给员工，从10%到50%不等，门店分红比例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宽，并让更多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的红利。 每家企业情况不同，不可能都沿用海底捞和木屋烧烤。但这些企业成功的背后，的确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共创共享，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实现普惠式发展。这一点正越来越普遍。 向往美好 今天很多企业都在暗淡时刻。但也有很多企业，展示出坚不可摧的生机与活力。 这个时候，是思考本质性问题的时候：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会继续分析。 下一个美好时代在哪里？ 这篇文章仅仅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两个命题，但它们都展示了对称性的重要： 当你把高碳的、熵增的东西加给外界，它们必定向你还击。大量急功近利、坑蒙拐骗、损人利己的行为都是熵增行为，既伤害外部环境，也扭曲自己的灵魂。下一个美好时代，需要和谐、节制、智慧、有价值的增长。 这一轮全球化受挫于资本与劳动利益分配的失衡。政客抓住失衡，强化脱钩迷思，进而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可见资本和劳动利益的过度不对称，一定会被校正，并且付出惨痛代价。 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外部环境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向往美好并不是奢侈的梦幻，而是一种激励自我的挑战。我们的生命、精神和未来如何更加对称和平衡？这是无法回避的思考和抉择。
“市场具有周期性。 ”苏世民在书中写 道，他在职业生涯中曾亲历过七次大规模的市场下滑或衰退。 2020年，年近七旬的苏世民遇到了职业生涯第八次危机，他将如何应对？ 苏世民，英文名Stephen A. Schwarzman（音：史蒂夫·施瓦茨曼），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黑石被称为全球私募之王，截至2020年3月31日，黑石资产管理规模高达5380亿美元。 苏世民的新书《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3月在中国出版（601949）。在序言之前，为此书做推荐的人，是一串响亮的名字，周小川、马云、许家印、马明哲、马化腾、傅玉宁、陈东升、张近东、张磊、张一鸣等。 这几乎是一部商业领域珍贵的纪录片。在过去数十年的生命里，苏世民经历过年少迷茫，在华尔街锻炼成长，有勇气去创立新的事业，恪守自己的投资原则，安稳度过金融危机，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教训。他的故事，不仅仅关于金钱。 就像苏世民所说，要善于研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和组织，他们能提供关于如何在现实世界获得成功的免费教程。 从零开始的黑石传奇 从常春藤名校耶鲁大学毕业时，苏世民给自己做了前瞻的定位：成为一个像电话交换机一样的人，从无数电话线路中收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然后传送给世界。 苏世民的第一份工作在帝杰证券，但是干得并不如意，之后进入哈佛商学院学习。 在哈佛商学院的经历让苏世民确信，尽管在帝杰的开局很差，数学不够好，但能够发现模式、感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他适合做金融。 1972年，苏世民再入华尔街，他选择了雷曼兄弟。在这里，投行新兵经历了痛苦，也得到了所需的教育，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为人生打基础。 1979年，苏世民成为雷曼兄弟合伙人，负责兼并和收购业务，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朋友。苏世民在书中写道：“如果你以一所优秀的学校或一家大公司为起点，与你们这一代最优秀的人交往，你将来就会不断地再次遇到他们。” 比如彼得·彼得森，雷曼兄弟CEO，后来与苏世民一起创立了黑石。还有杰克·韦尔奇，当时通用电气的年轻高管，在苏世民未来的募资中提供了支持。 1985年，苏世民38岁，在华尔街年轻有为，却遭遇了事业上最大的变故，他不得不离开雷曼兄弟。 筹谋良久，他和彼得·彼得森各自拿出20万美元，一起创立了黑石集团，专注于并购、杠杆收购和其他新业务线。 两位投行高管的创业之路起步并不容易，他们在《纽约时报》发了一整页广告，发出数百封信，然而未换来一单生意。 但苏世民没有放弃。1986年，黑石开始募集第一只并购基金，苏世民的目标是10亿美元，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推介。在衡平保险，投资人第二次见面时已经不认识他；在达美航空，投资人仅仅为了见见华尔街知名人士；而在保诚集团，CEO三明治没吃完，就决定出资1亿美元。 “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所以要选择一个值得追求的宏伟目标，让回报与你的努力相匹配。”这是苏世民的投资圣经。 黑石的首单LBO是收购钢铁公司USX旗下的运输业务，钢铁行业、名不见经传的黑石，大多数银行都退避三舍，最终化学银行提供了资金，这个项目的总投资回报达到了26倍。 苏世民不是神，他的故事也有不少遗憾。在黑石成立早期，彭博创始人迈克尓·布隆伯格希望能够得到投资，但黑石错过了这一创造80倍回报的机会。 交易员拉里·芬克曾加入黑石主导证券交易，苏世民称其为11分人才。遗憾的是，由于市场变化以及股权上的争执，黑石金融管理公司最终被转让，改名黑岩（BlackRock），也就是全球资管巨头贝莱德。 “出售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责任在我。”苏世民在书中承认。 黑石越做越大，“归根到底，成功就是抓住了寥寥可数的机遇。”苏世民认为。2007年，黑石以每股31美元的价格上市，公开募资超过40亿美元，成功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上岸。 苏世民在华尔街已经看过无数大风大浪。如何在市场起伏中活下来，苏世民给出了他的投资原则，“不要赔钱！！！同时，不要错过良机”。 如何规避风险，稳赚不赔？2007年初，黑石完成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EOP的收购，这笔高达390亿美元的交易达成当天，苏世民决定立刻转手，随后两个月内出售近300亿美元。 市场炙手可热，危机也隐藏其中。2007年2月，房地美宣布不再购买次级抵押贷款，此后贝尔斯登银行两只基金陷入困境，美林、花旗宣布亏损，金融风暴来袭。 2008年9月15日，华尔街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苏世民的老东家雷曼兄弟破产。此时，苏世民调用了全部的银行信贷额度，准备过冬，同时伺机收购。 书中记录了苏世民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通话，他向保尔森建议，政府需注入海量资金让市场回归冷静。10月3日，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终于通过。当全世界仍在能否挺过危机，苏世民公开表示：“金融危机结束了。” 危机过后，2012年，黑石第六只私募股权基金募集规模达到了151亿美元，到2019年，黑石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5000亿美元。 “市场具有周期性。”苏世民在书中写道，他在职业生涯中曾亲历过七次大规模的市场下滑或衰退：1973年、1975年、1982年、1987年、1990年－1992年、2001年，以及2008年－2010年。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年近七旬的苏世民遇到了职业生涯第八次危机，他将如何应对？答案在近日《财经》记者对苏世民的专访中： 利用好危机 《财经》：您经历过数次衰退，如何看待这次疫情黑天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危机，经济活动如何恢复？ 苏世民： 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市场周期。毫无疑问，这次的冲击影响深远。此前，我们从未像现在一样自愿停止过如此规模的经济活动，而这一决定注定影响深远。但我相信，世界各国将度过这场危机，经济增长率也将大幅提升。目前各国政府正采取重要措施，以避免更加严重的情形发生。 《财经》：您在书中说，“作为投资者，我已经习惯于危机的出现，不仅学会了应对危机，还学会了为自己和客户制造危机”，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又如何利用好这次危机？ 苏世民： 对于公司或投资者，我的建议是首先应当公司或所有被投企业中员工的安全与健康。与团队紧密合作巩固现有业务并帮助他们应对当前的危机。然后，从当前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创新或投资的机会。 《财经》：经济增速回落后，我们如何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苏世民： 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下降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但我相信，全球将一起克服这场危机，我们将看到经济增长率大幅提高。中国具有天然优势，这将使它再次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之一。 《财经》：您参与了中美贸易谈判，目前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在疫情冲击之下，未来关系会如何发展？ 苏世民： 2020年1月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随着中美两国各自忙于应对国内疫情带来的挑战，后续阶段的贸易谈判进展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解决所有贸易紧张局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 《财经》：中国是制造业强国，疫情之后，很多人担心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以及更多企业加速外迁，您如何看这种趋势？ 苏世民： 关闭边境作为疫情防控的一部分，使得很多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这表明部分企业在这方面可能非常依赖中国或另一个国家。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再平衡，但这只是个体企业希望减轻风险的反映，而不是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声明。 《财经》：中国正在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例如华为、中兴在5G领域的突破，越来越多资金投入芯片行业，如何看待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 苏世民： 中国在这个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5G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将带给中国长远的利益。 人工智能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源于我与马云的一次对话，马云当时提到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利弊分析，商界与学术界领袖存在广泛分歧。这最终使我将人工智能作为我近期慈善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创立麻省理工苏世民计算机学院，在牛津大学新成立的苏世民人文中心，都将继续探索这些相关话题。 黑石最好的时刻尚未来临 《财经》：在过去投资案例中，您认为最值得分享的成功和遗憾的案例是什么？ 苏世民： 我对于黑石的很多交易项目都非常自豪，同时也对我们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展现的黑石模式的一致性引以为傲。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交易案例是黑石于2007年秋季以260亿美元收购希尔顿酒店。希尔顿酒店是全球最知名的酒店品牌之一，我们对改善和拓展酒店业务（包括国际业务）的机会感到兴奋。但是，在交易完成仅几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就让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在危机期间，我们通过计算认为，希尔顿的价值比我们初始投资时下降了70％，但作为长期投资者，我们的模型非常适合让我们度过这一类市场周期。尽管受到媒体和其他人士的批评，我们仍在推进我们的公司转型计划，我们将酒店的房间数量增加了一倍，实施各种节能计划，并努力改善公司文化。 2018年，距我们最早投资该酒店已经过去了11年，我们将该业务进行了出售。很明显，我们的策略获得了回报。这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私募股权交易，我们的投资者从中获益颇丰，同时被投企业经过我们的改造（与运营）也变得更好。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对希尔顿的投资也证明了黑石模式的力量。 如果说遗憾的话，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黑石对一家名为埃德科姆（Edgcomb）的钢铁公司进行了一次非常糟糕的投资，使我们的投资者损失了巨额资金。向我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告诉我，这是一笔伟大的投资，但另一位同事警告说，该公司存在缺陷。 我选错人了，交易完成后不久公司就分崩离析。 尽管当时对我而言这不啻一场巨灾，但它也迫使我彻底重塑黑石评估交易的流程，这是我们在随后数十年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财经》：黑石擅长房地产投资，如何看待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会加大在中国地产行业的投资？ 苏世民： 在房地产领域，我们对那些顺应发展趋势的投资主题很有信心。例如，中国的电商发展会衍生出很大的仓储需求和物流需求。我们认为这两个领域有着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资机遇。在中国，我们在核心物资集散中心拥有仓储物业，我们把这些物业租给了头部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我们还中国甚至亚洲甲级写字楼，市场对它们的需求依然强劲。 《财经》：您在书中说，黑石最好的时刻尚未来临，您给黑石规划了怎样的下一个五年或者十年？ 苏世民： 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一直是一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司，并将继续保持下去。黑石的一大代表性特点是：我们始终在寻找有前景的业务领域，我们认为这不仅对投资者来说具有吸引力，还将有利于公司整体的智力资本发展。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现有的各项投资业务，并在相关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财经》：在当前的环境下，您的新书可以为企业高管或者其他中国读者带来哪方面的启发？ 苏世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尤其是在过去30年将黑石集团打造为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部分经验是从我的成功中学到的，但更多的是我一生中犯的各种错误总结而成。新书中有关识别机会，管理风险，吸引人才，建立内部文化和回报他人的经验，可以帮助任何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大成功，无论他们追求什么。
1991年，当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还处于一片空白，冯仑带领着“万通六雄”从海南出发，从农地里刨出了万通集团的“第一桶金”。时过境迁，三十年后的今天，从万通集团走出的“万通系”已构筑起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梯队”的中坚力量。 2015年，来自美国硅谷的开放协作式办公理念冲击着国内传统办公形态，由贾凡召集而成的十人BEEPLUS联合创始团队从珠海起步，一头扎进“新办公”赛道。经过近五年的发展，今天的BEEPLUS已完成B3轮融资，估值近10亿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杭州等一线、新一线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自营、联合运营以及企业定制空间数十个，在新办公生态的赛道上一骑绝尘。 6月11日晚，50后的地产界前浪冯仑与90后新办公后浪贾凡在抖音直播间展开对话。关于创业、关于地产与新办公，两位相隔30余年跨越时代的创业者进行了这样一番探讨。 谈创业：价值观相同的人在一起创业最快乐，尽管开始时“一无所有” 冯仑：贾凡，从创业开始赚第一桶金到现在的这七八年。2020年，你怎么来看待创业这件事？ 贾凡：2013年，我开始第一份创业做餐饮行业。那时候也不叫创业，叫“做生意”，想着把自己大学的生活费、学费赚回来。2015年创立了BEEPLUS，有十个联合创始人，他们就是当时我大学的同学，有些是我的学弟学妹，通过大学社团的公益活动聚到一起。 当时很多人猜测，这十个联合创始人能走多远。有些人估计说走两三年就散掉了。但我们一直走到现在，而且慢慢沉淀下了共同的创业基因。现在我们的联合创始人都在做各个部门的二把手，一把手是我们引入的资深专业人士。资深的一把手帮助联合创始人成长，联合创始人帮助一把手融入整个公司，所以现在整个团队凝聚力非常强。我认为有一个好的团队基础，企业才可能在未来更长远的时间里获得持续的成长势能。 冯仑：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跟你年龄差不多，有一件事我到今天还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1991年，当大家赚了钱都特别兴奋的时候，我们决定每年做一次“反省”，每年公司周年庆，所有合伙人开一天会，对业务和业绩做一些思考、总结和规划，我们还怕别人不知道，专门发表到报纸上。发了以后我们说，这个话说出去可不能改了，于是大家都当真了。我们把创始人的价值观统一在一个维度上，大家对自己的使命非常清晰。 贾凡：我们也有类似的机制，我们叫减速会议。每一年我们都会把一年当中的目标，包括去年的成果做总结，把“去年干的怎么样、明年怎么干”这些问题总结出来，把思想行动统一。之后再开全员代表大会，让所有人都明白这家公司遇到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往哪里走，我们的愿景是什么，让企业不断地反思成长。 冯仑：这一点也特别重要。找赛道、找市场、找投资，这些事别人都会学，但“组织文化训练”这件事是很多人不愿意学的，甚至也学不会。但最重要的正是通过这种组织文化，塑造自己的团队。创业伙伴特别重要的是价值观的一致和对共同使命、愿景的理解一致。有相同的使命和愿景，同时价值观能够接近或者通过交流趋同，这样一批人在一起创业最快乐。 谈事业：“办公”的形态变了新赛道出现了 冯仑：从餐饮到现在跟房地产紧密相关的办公空间、生活空间服务，这个生意你是怎么想到的？ 贾凡：2013年，我刚刚创业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去到美国的谷歌总部，被深深震撼了。公司的空间开放通透，部门间没有隔断；公司提供免费的午餐、晚餐、书吧和健身房。我觉得这简直太酷了，我说能不能也给公司的员工搞一个这样的办公环境。 但是我找遍了当时的写字楼、创意园，都没有找到理想中的办公室，我就想干脆自己来做一个。2015年，BEEPLUS的第一个项目在珠海问世，受到很多人关注前来打听，说要租我们的空间。我开始觉得这个生意是有机会的。 冯仑：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空间是你们打造的一个办公空间作品，是元気森林在北京的总部。不管是从视觉感官上，还是人身处在空间的感受和体验都非常舒服。我觉得设计个漂亮的空间很多设计师能做到，但如何把空间的价值管理和运营流程控制好，最后在这个低利润区间内还能赚到钱，这确实出乎我的想象。 当我通过一些朋友知道你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你在这样一个看似不是特别潮的领域里，怎么能在旧的商业地产传统领域做出创新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能够做到持续盈利？ 贾凡：2018年我们做了一个很果断的决定，就是商业模式由重转轻。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价值和机会，我可以把过去我们打造一整个办公空间的整体解决方案输出给企业客户。现在有很多大型集团公司、科技创新企业和独角兽企业非常愿意为我们这种方便的解决方案去买单。 经过两年左右的沉淀，我们总结出现在的商业模式。我们给自己定义叫做“新办公生态的引领者”，我们解决的是办公空间从设计、建设再到后期的运营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对空间的精细化运营管理，提供以人为本的服务。希望实现“以空间改变时间”。 冯仑：我们最近刚落地了一个34万㎡的项目，如果是找顶级的装修公司我都很熟，但对比你们，他们做的是工程，但后面就没有所谓的“精细化运营管理”。 曾经有一家国际顶级的设计公司为我们做了项目设计，设计效果是不错的，但出完设计后期的运营跟不上，整个项目的呈现效果慢慢就开始走样。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公司商业模式非常成立。刚才听完介绍都特别冲动，想请你帮我们做服务。 贾凡：做好空间，在当下有两个非常大的痛点：第一个是设计理念的问题，很多城市空间、公共空间，美的理念是跟不上时代的。虽然国内当今有全球领先的投资强度，但是鲜有颠覆式的空间场景，更多还是“千楼一面”。第二个痛点是对设计的还原能力和流程把控，因为各个环节沟通成本高，价格不透明，导致了成本模糊，时间不可控。 这也是为什么行业需要“一站式解决方案”。我们通过一站式定制的能力，加上国际化的视野和设计理念，去开创一个全新的办公场景打造的模式和业态。 谈行业：商办地产的“下半场” 将是内容打造和生态运营的时代 冯仑：这样来看你的公司是一个打造办公生态的服务公司，这是非常棒的。而且BEEPLUS正在做的和我们房地产关系很密切。房地产也进入到后开发时代，一个特征就是资产管理和运营，就是空间运营。没有一家公司什么空间都能运营，所以还是要细分。BEEPLUS在办公细分领域能够做到领先而且能让客户满意，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贾凡：我们把整个模式叫做“新办公生态”。现在有新零售、新基建，新办公这个概念还没火，但我认为它是一个行业的趋势。 新办公有几个要素。第一是办公空间打造的整体化解决方案，这是过去行业的痛点；第二是精细化管理的能力，这是今天行业所缺的东西；第三是理念和文化，要把领先的理念给到别人。我们的理念是“Bring Life into Work”，将生活带入工作，我们要定义未来人们的办公空间应该长什么样；第四是智慧办公、智能化解决方案。 再往下走，我们会成为平台型的公司，或者说生态型的公司。通过社群和智能设备，把办公场景下的人链接起来，挖掘人们的消费需求、生活需求，用更丰富的空间产品和业态去满足这些需求，提供更多场景下的解决方案。 冯仑：其实在后开发时代，我相信地产开发公司和地产运营、资管公司特别需要你们，办公室的使用者更需要你们。 我们也做过很多办公室，过去做办公室就是大平层，做一个简单的大开间让大家自己装。后来稍微复杂点，配上网络设备，再复杂点做做绿色建筑，但是再往深我们就不做了。但是今后你们来做这些，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为办公服务创造出你理想中的-把生活带入到办公当中，让员工在这里快乐的工作，快乐的生活。 贾凡：我们总结过去，办公室“1.0时代”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打字员形态”，环境恶劣，毫无体验可言。“2.0时代”是信息技术革命时期的“格子间形态”，员工就是螺丝钉，效率至上。联合办公或许可以称作“2.5时代”，它用开放协同的空间形态打破格子间对灵感和效率的压制，但是在商业模式上它是不成功的。 “新办公生态”或许就是办公室的“3.0时代”，它的内核是空间的内容打造和生态运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极致空间产品不断追求形成的品牌影响力和强而有力的团队，将是我们最大的价值所在。
麦田里，收割机正穿梭作业；生产面粉机械的河北苹乐集团车间里也是一片繁忙：激光切割、焊接、打磨、组装…… 6月11日，苹乐集团成品库里一箱箱打包完毕的崭新设备整装待发。“这是准备发往塔吉克的600吨成套面粉加工设备。”“这是准备发往莫桑比克的50吨成套玉米加工设备。”苹乐集团副总经理郝志永如数家珍。 这些刻有“PINGLE”商标的产品，是埃塞俄比亚、巴西、加拿大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户青睐的“中国造”。 河北苹乐面粉机械集团有限公司1991年建厂，1995年成立公司，2003年组建集团，是一家以粮机工程装备制造为主业，多元化经营的集团型企业。 公司董事长李建军说，公司主要生产经营9-1000T各种型号的面粉机械成套设备，同时还研究开发了玉米、酿酒等专业杂粮生产设备。 “磨粉机在大家的印象中都是小的，而且又破又脏，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我们的一台设备就能卖二三十万元，都是全自动，可以一次喂料、两次研磨，既省空间又省动力。有的成套设备比如日处理小麦600吨的面粉机就可以分为六层结构，包括磨粉机层、高方筛层、清粉机层等，相当于面粉机住进了‘别墅’里。”郝志永打趣地说道。 郝志永说，疫情期间，作为为全国人民提供“口粮”的面粉厂，一直未停工停产，而公司也要为这些面粉厂提供技术保障，外协、外购供应商要为公司提供配套产品，整个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只要哪个环节停歇，影响的就是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 如何服务于客户就成为疫情当前最大的问题。苹乐集团办公室主任李晓玲说，公司每天召开“战情会议”，及时了解客户设备运转情况。同时要求销售和售服人员24小时保持手机、微信、邮件等通讯工具的畅通，确保服务工作正常开展。特殊情况下须上门服务的，公司在做好防控准备后第一时间给予响应；公司还充分运用远程监控等手段，通过科学诊断，免费协助解决各类现场问题；疫情期间公司通过定期电话回访，提供培训课件和网络培训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客户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外贸企业业务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苹乐面粉机械集团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通过网上洽谈、网上参展等方式主动抓订单，线下转线上，对接成功新的订单；另一方面，抓住国内需求逐步恢复的机遇，将部分出口产品转内销，实现了平稳发展。 郝志永说：“正常年份，我们国外销售占到营业额的60%。今年受疫情的影响，我们调整了销售思路，加大了国内的销售比重。” 10时，正是车间休息时间，但是在总装车间，有个团队却没有停歇，他们有的拿着麦克风用非常流利的英语、俄语介绍着公司产品，有的拿着手机云台在拍摄。 李晓玲介绍说：“这是我们国际贸易事业部团队为6月15日在网上举办的广交会进行直播演练。这次广交会公司共有8名主播，他们分别要用英语、俄语进行线上直播，这些主播都是公司的业务经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参加广交会。” 刚刚结束演练的苹乐集团东欧区区域经理岳志鑫说：“第一次从区域经理变身为主播既兴奋又紧张。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去实地拜访客户，客户也不能过来现场看产品，我们只能营销方式转变为电子商务形式，让客户更近距离的看到到我们的产品，这对于自身来说正好是个机会，又增加了一项新的技能。” 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近年来，苹乐集团以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目前苹乐拥有中国一流设计团队，国内最大人员技术力量。在科研方面，已达到集建筑基建设计、制粉工艺工程设计、电气自动化设计、产品研发设计多方位为一体的设计水平。精湛尖端的研发技术让苹乐的产品同样行业领先，不仅能为用户提供技术后盾支持，解决后顾之忧，还能逐渐引领行业发展，为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集团展厅的墙上，集团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贴满了一面墙。“我们公司是石家庄市唯一一家被授予‘河北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企业证书’的企业。”李晓玲说。“目前我们正着手升级海外粮机公司的生产线，请河南一家设计公司做了升级方案。” 为了抓好疫情过后的海外市场发展，苹乐集团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加快研发新型设备，练好内功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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