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董明珠、梁建章等各路大佬的“躬身入局”示范效应下，俨然已是“不直播带货的CEO，都不是好CEO”。 5月22日，京东零售CEO徐雷也献出了直播带货的“处女秀”。 不过，徐雷首次出镜就直接“出圈”，卖的不是3C产品，而是“钥匙”。将中骏云景台一套新房，以6.18折出售。 为啥是6.18折，大家都懂的，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要为即将到来的京东618大促“打call”。（如果当年徐雷把京东大促时间定位1.18是不是更好？） 6.18折的房子，这哪里是薅羊毛啊，简直就是割了半扇羊。中骏云景台是何方神圣？ 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这场直播带货还没开播就已获得33万名网友的关注，也不知道多少是想看徐雷的，多少是想看房子的？ 先看看中骏云景台的颜值如何？ 再看看徐雷，左起第二位。 两厢比较，不难看出，虽然是徐雷的直播首秀，但多数网友们应该还是奔着中骏云景台来的。 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5月22日11点正式开播后，仅仅10分钟观看人数就突破百万。全场总观看量达到400万，点赞超过750万，互动人数超过50万。 被“薅了半扇羊”的中骏云景台一点儿都不难过。 数据显示，“中骏云景台京东房产自营旗舰店”作为京东“自营房产”的首个品牌旗舰店，开店首日，店铺粉丝数就突破170万，在直播中将数百万价值新房加入购物车的用户超过2万。 这蓄客效率杠杠的。 京东开始玩“自营房产” 提醒注意哦，上面还出现了“自营房产”这个词。 其实京东早就什么都卖了，2017年，京东就已经开始卖房。但是这次有所不同，京东在卖房这事上，要“自营”了。 所以，徐雷的直播首秀，既是帮首位客户中骏云景台站台，也是帮京东“自营房产”站台。 “自营”大家都懂，“房产”大家也懂。但“自营房产”就需要解释解释了。 对此，京东房产总经理（原搜狐焦点总经理）曾伏虎表示：“很多用户都觉得京东是个卖3C的平台，但京东所卖的品类早就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了。我们的事业群叫做生活服务事业群，除了房产还有汽车维修保养、拍卖，生活旅行，鲜花等等，房产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其实，房产是两年之前上线的，也是市场最低谷的时候开始的，过去几年也是在艰难地探索商业模式。一开始开发商还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流量平台，希望能够从我们这里获得销售线索，但是这次疫情之后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们突然发现线上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既现实又成本低的渠道，我们看到所有开发商都在花大力气打造线上平台。”曾伏虎如此表示。 曾伏虎还称：“京东既有用户，又有支付、交易、促销这些功能，所以618的时候很多开发商找到我们，希望通过和京东的合作实现他们销售的目标，当然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以往开发商的系统都是相对封闭的，这次疫情下来，我们发现很多开发商都在把自己的后台系统打开，所以我们可以在线上为用户实现线上选房、线上下订和交易的功能。” 对于京东“自营房产”，需要厘清的问题还不少，比如：1.京东自营房产有哪些“自营式”服务？与京东传统的自营商品相比，自营房产有哪些区别？2.之前薇娅也进行过直播带房，但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对于高价商品的直播带货，京东怎么看？3.京东自营房产在价格上有何吸引力？购房流程是什么？都能享受到哪些利益？4.京东自营房产对于房产行业的传统销售模式有什么影响？5.与其他线上售房平台相比，京东自营房产有哪些优势？6.京东自营是否意味着自营的这些房源都是京东独家的？7.京东有什么举措能够强化线上卖房的现场参与感？8…… 问题这么多，其实京东也都未见得都能想明白，但是曾伏虎这段话其实也算是都回答了。 曾伏虎说：“我们在某个地产营销群里面争得很激烈。有的人说，这个就是做秀，过两天就结束了；有的人说，这个还有点效果，主要还是品牌宣传。我是这样看的，对于一个新事物，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品头论足说它行或者不行，而是要迅速决定自己做还是不做”。 曾伏虎表示：“我们认为，今年的市场变化催促我们必须去做这个事情，甚至不管行不行都要去做，因为你看到的是所有的资源都在向这方面倾斜，所有这个行业从业者都在向线上化去努力，所以这个大趋势必然使这个事情做成，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做成，我们不敢确定”。 “我们必须参与到这场变革当中，必须积极地投入和尝试，所以才有我们CEO都出来站台来做直播。我们看到所有的开发商都在拼命地加强自己的线上化，碧桂园、恒大等都请了很多原来做电商IT的人来做他们线上业务的负责人，这些情境和市场的变化使我们认为，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行不行，而是讨论怎么把这件事做成的情况。”曾伏虎如此表示。 突然感觉，京东“自营房产”并不是要卖房子，而是要给我们一把解码人生的钥匙？
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董明珠表示今年2500亿目标不变。“我们的目标2500亿不变，但是因为有了这2500亿的目标，我们会拼命地去努力。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目标不能改变。因为有目标才有方向，有方向才会有动力。如果说今天形势不好，算了只做1000亿，那躺在家里也能完成。目标就是你够不着叫目标，够得着不叫目标。” 她透露，在格力销售额锐减300亿后，一个月瘦了6斤。她表示，这个跟当前的压力很有关系，虽然自己不赞成焦虑，但面对当前的这个问题还是要去解决，要不断地去出招。 董明珠回应直播首秀被骂一事：我直播完后，手机上骂我的消息一条一条的，但这都是关心的骂声。网友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卡卡卡死了都，我觉得太可爱了，网友是发自内心着急，希望你卖多一点。 董明珠表示，员工到了你的企业就是你的家人。今年3700套公寓房已经出来了，分给我们员工住，那这一批结完了第二批又开始建了，我一定要确保每一个员工有一套房。 董明珠认为这次疫情锻炼了一批人，其中最考验年轻人的心胸到底多大。第二就是爱他之心有多宽。其实一个人平常好好的时候根本体现不出来，最重要的是当别人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5月21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表示，“我们确实很关注美国从政府层面在不断收紧对中概股公司的管制，我们内部在不断地研讨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在香港等地的二次上市。”李彦宏表示，“我们根本的判断是，如果是一个好的公司，上市的选择地是非常多的，并不局限在美国，所以我们没有那么担心美国政府的打压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中国日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美国进一步施压华为，限制使用美国原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为华为制造芯片，33家中国公司/机构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 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对中国的战略方针，认为长达40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处于战略竞争状态…… 过去一周的这些新闻让人添堵。 在中国，有学者说中美关系“比自由落体还糟糕”，有学者说“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5月18日刊登两位学者的文章，认为疫情加剧了双方此前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且目前没有丝毫缓和迹象，双方竞争加剧的五种方式是：军事竞争、经济脱钩、科技、未来国际秩序、信息竞争。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大家都在推演什么是疫情的常态化，会不会有更糟的局面，中美如何脱钩，最坏的可能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公司该怎么办，孩子还要不要留学，等等。气氛沉闷，萦绕不散。 在我看来，剖解现实是必要的，但希望才是人生最好的解药。需要底线思维，更需要终局思维，也就是眺望和想象未来三四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过什么样的生活，在那时的世界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明确终局目标，将其作为今天处理一切问题的参考尺度，尽最大努力朝目标的方向迈进，则即使因为现实环境变化，不得不迂回和调整，也能最大化压缩偏离目标的程度和时间。 运用终局思维，以终为始，我们会看到中国第二次飞的前景、环境和路径。 终局思维即围绕长远的、最终的目标而进行的思维。目标即方向，即初心。 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飞，飞的起点源自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维变化。全会确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中国正式提出新时期的总目标，即三步走战略部署。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飞，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是主航路，结果一飞冲天，比当初“三步走”的目标飞得还高还远。 5月19日，世界银行在官网发布《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报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ICP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统计合作项目，它把各国以本币表示的经济活动总量转换为以统一的货币来表示，同时为克服汇率波动的影响，采取了购买力平价（PPP）法，即算出购买等量的货物和服务时不同国家的价格比率。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17年的PPP为4.184，即1美元与4.18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经PPP转换，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0.5%。如按汇率法（2017年汇率为1美元兑换6.76元人民币），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62.2%，居世界第2位。 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各种测算方法的利弊，而且从人均GDP水平看，即使按PPP法，2017年中国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我们不应骄狂。但事实胜于雄辩，谁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三四十年，中国比世界上哪个经济体都飞得快，最终飞到世界前列。 作为一个大国、大市场和新兴技术的快速应用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创出了世界水平的成就。 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说，中国封城后，政府让内容提供商提供3个月的免费视频服务。而英国封城第二天，网络就瘫了，欧盟要求从高清播放标准改为标清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新型基础设施上后发先至的能力。 我住在浦东，上周了解到，浦东新区2019年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如果按PPP法，可能是四五万美元的水平。怪不得很多外商到浦东，说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之一。 上周我到B站交流，就是最近因为“前浪后浪”广告刷屏的那个地方。他们告诉我，00后是中国最有自信的代际，因为他们无论从知识、见识、对世界的了解，都丝毫不输于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自信。 我10多年前就写文章说“21世纪看华商”，不是预见力强，而是长期的企业调研实实在在教育了我，让我看到中国有很多商业实践，无论竞争力还是创新性（原创性）都已是世界级现象，一些中国公司正在成为今天全球商界最具想象力的部分。所以上周当我看到新闻，迪士尼高级执行副总裁凯文·梅耶尔将于6月1日正式加入字节跳动，任职首席运营官兼全球业务CEO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凯文·梅耶尔曾被认为迪士尼前CEO艾格的继任者。现在他显然发现，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更有趣。2019年，尽管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其成员使用TikTok，但TikTok在全球的下载量仍超过7亿次，仅次于WhatsApp。在凯文·梅耶尔之前，字节跳动已经挖来了时代华纳集团的首席业务发展数字官、微软的首席知识产权顾问，他们都在字节跳动海外业务中担任高管。 如同我之前采访多家世界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时所听到的，未来全球长期资本的投资趋势一定是更多地配置中国资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已是美国的2/3，经济增速是美国的两倍以上，但目前他们在美国配置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中国只有几个百分点。尽管这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有些中国资产的证券化程度还不够高，资本项目开放度和跨境支付结算便利度还不够，资产市场的政策性干预比较多、确定性不够，法治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但从趋势看，没有谁不认为，中国资产被大大低配了，未来必将是发达经济体的长期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时代。 全球资本向东流。全球人才也会越来越多流向中国背景的全球公司。因为它们飞得快。 过去40多年，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富民兴国的终局思维，人民得以和国家一起飞。 现在，在新形势下，中国要第二次飞，我们需要新的终局思维，明确新的目标和大原则。 2017年的19大报告对未来的规划是：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主要投资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有所分歧。今年2月28日，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奥兰多举行的空战研讨会上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美国至少2倍，可能是3倍。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只需要让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2倍。”他强调：“你（指美国）最好是真正的创新者，如果没有创新，那么必败无疑。” 单从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商业机会看，完全不必对中国的未来担心。但终局思维并不限于经济，它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密码，其核心是：对内要给人民什么样的愿景？对外要给世界什么样的期待？终局思维最终是观念体系，是价值观，是对人的承诺。 历史上中国并不乏终局思维。古代对大同社会的理想集中体现于《礼记·礼运》篇。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就是大同理想的终局思维。 在与他人的相处中，中国讲究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人与人、国与国关系的终局思维。 到近现代，中国人对未来的向往是和图强结合在一起的。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孙中山的“四尽说”，就是现代价值观。在他看来，如果不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国家变革，而只停留在“坚船利炮”的引进和生产上，是舍本逐末。他痛切地写道：“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今天读孙中山，仍能感到那种巨大的遗憾。当时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全球观和现代化意识的人，但往往被“不知之辈”阻挠，或阻于群议，因此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蹉跎不断。 中国文化中的这些终局性的理念，和人类文明的价值也是相通的。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现代文明史，其价值起点是肯定人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特权和盲从。在马克思那里，也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最高追求和价值目标。 循着上述逻辑展望未来，我们的终局思维就不能只是简单的GDP数据，或是要在GDP上超越谁，而应是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获得感和创造力的大发展。国家发展的终极指向，和人的精神、素质、品格、知识相关。国家以人为本。 在今天思考终局思维时，要看到，中国面对的环境和1978年有一些深刻的变化。 1、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桥梁。而今天，美国是“去全球化”的推手，在一些领域不愿再和中国挂钩，而要抑制中国。 2、40多年前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很落后，今天中国的系统重要性全球皆知。 3、过去几十年，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融入者和受益者，今天这个秩序在美国的摇动下越来越脆弱，而新秩序尚无可以明辨的形态。 此时来思考，假如再过几十年，从世界的维度看，中国应该是怎样的中国？ 我想到的是： 1、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不是全球化的“搭便车者”，我们为解决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困境，能够做出原创的、普惠的贡献，能够贡献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弗莱明、法拉第、莱特兄弟这样的人物，能够贡献无线电、集装箱、计算机、互联网、机器人这样的发明，能够涌现出一批造福全球消费者的世界级品牌。 2、中国应该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盘和世界繁荣的重要引擎。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仍然充满冲突和不和谐，世界经济也面临诸多难题，如债务与赤字高企，环境压力，贫富分化等等。世界需要中国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和世界一起找出新的更好的出路。 3、中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新秩序的推动者，在价值观层面得到世界的普遍信赖，有很高的美誉度，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飞，更多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功，中国的第二次飞，应该是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文明高地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成功。中国要用自己的努力，丰富人类文明的图谱，为世界提供新的文明养分和借鉴，让世界因为中国的存在更美好。 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可能骄傲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中国比任何地方更安定，更开放，更和谐，更环保，更有创新活力，更讲法治，也更有序。 可能很多人会说，中国有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还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这种想法太乌托邦了。但是不要忘记，历史上中国就曾是世界的礼仪之邦和文明之国。今天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把世界文明高地作为终局思维的目标呢？ 提出终局思维，并把“制度与价值观的全球高度认同”作为未来的大目标，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经济成就，而实现全方位的自我超越。 举几个例子。 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超过13%，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只有1.66%（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2020年4月）。虽然说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发现，一旦全球出现危机，美元的价值就会提高，美债就会成为避风港。这背后的确有价值认同和信心的问题。 美国打压华为，制造了“孟晚舟事件”。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企业家如此反馈：“你看她神态自若，满面笑容，住在家里，一天也不耽误学习和交流。我们的企业家万一出了事，能不能充分保障其应有权益呢？”这里说的是法治环境的问题。 瑞幸咖啡造假事件发酵后，最近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2019年3月首次提交），如果接下来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就会成为新法律，将适用于所有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 该法案的立法目的，是对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进行修改，要求外国公司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披露有关外国司法辖区阻止该外国企业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提交材料、阻碍SEC监管的信息。这个法案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公司的，因为受中国法律约束，SEC难以获取中国境内审计师的会计工作底稿。 中国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跨境金融监管问题，中国公司到美国上市，但关于它们的相关会计工作底稿，美国监管方无法获得。由于中概股的管理层、担任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在中国，美国司法机关、美国律师不得在中国采取调查等司法行动，美国的调查令和判决无法在中国执行，所以即便在美国启动调查、诉讼，美国监管机构、法院也难以实际有效追究中概股在美违规的当事方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在目前的舆情下，就会一边倒地指责美国搞歧视待遇、想搞垮中概股，这就是很多标题党的立场。但就我了解，鉴于一些中国企业造假成本太低，有关监管部门原来已经在考虑选择几家民企作为试点，可以让美方抽查其会计底稿，形成一定制约。这从道理上也是说得清的，作为市场监管者，有义务对割投资者韭菜对行为防微杜渐，从源头进行制约。维护信息安全是对的，怕的是，表面维护了国家信息安全，实际可能让国家信用成为了代价，而某些造假公司与中介机构依然安之若素。 我们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站在终极思维，首要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诚信，保护投资者的正当利益，维护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这会让国外投资者感到中国是文明之国，法治之国。当然，在具体推进中，应该是逐步的、有条件的、合作的。 从终局思维看，是非对错是更重要的价值标准。例如，我们的一些学术造假丑闻弄到国际上，但因为顾及面子，内部往往低调处理，甚至还出现所谓“国外故意打压中国学者”的论调。其结果是自己心安理得了，但在国际上损害了中国的声誉。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文明价值观的底线问题，也是目前国际经济、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问题。我们理当遵循，而不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去误读或扭曲。 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外资的问题。如果站在终局思维，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依法经营、正当经营的外资。 前几天，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先生给我发来他写的“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的提案”。他指出，近来部分西方国家叫嚣脱钩，部分在华外企承压较大，国内有人建议别让外企跑了，多设置障碍，他认为“中国应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金李说，我国在美投资多是政府和国企主导，而美国在华投资多是市场化主体出于经济考量的自发行为，在华美资企业不顾特朗普政府的阻挠仍然留在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要让他们得利而不是伤害他们。在华美资企业如果受损，特朗普政府最高兴，其他的企业看到后也会兔死狐悲，我们辛苦几十年建立起的改革开放事业会受到伤害，好不容易形成的国际形象和声誉会遭受损失。 他的具体建议是，政府明确表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市场化。对于确有困难的外企撤资提供协助，帮助寻找有条件的民企整体接盘，尽量减轻对于供应链、产能和就业的冲击。如果民企接盘实在困难，建议考虑由国企整体接盘，尽量完整保留企业而不是拆碎零卖，更好保护其员工就业和产能。鼓励外企将其实体投资转为对中资企业的金融投资。这样外企仍保有在华投资，成为利益共同体，也更好利用其国外供应链对接中国产能。如果中外继续脱钩，外企无法持有在华金融资产，我国可动用部分外汇储备，整体收购其资产。 金李提案中用了不少中国文化中的老话，如“能帮的就帮一把，留存善意”，“做到仁至义尽，又不失形象，占据道德制高点”，“留下善缘”，“千金买马骨”。 仁义是中国文化的原型概念，而且行仁义之道，也并不吃亏。就以善待外企来说，其好处是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小，就业影响最小，对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伤害最小，等等。今天我们理解外企的难处，也许将来条件具备时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个人并不认为“大脱钩”是中美关系的大趋势。我认为脱钩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环节展开，也会延续较长时间，如果大家都“促脱钩”，似乎越脱越好，那当然不可逆转。但如果能尽力促进合作与沟通，脱钩就能缓解。特朗普政府常常指责中国，但最近给国会的报告中也提出，“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我们也欢迎利益一致的合作。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对抗或冲突。美国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尊重，并与中国有着长期的联系。……美国希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让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即使万一出现了脱钩，未来几十年，中国和美国进行竞赛，比什么？还是要比创新能力，比开放度，比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比国际影响力，本质上比的还是仁与义。仁者无敌。苏联和美国比拳头，结果如何呢？！不是说中国不要拳头，拳头也很重要，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拳头思维”要不得。 全国两会的报告指出，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各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这表明，我们对未来的基本判断是理性的，也是负责的。 全球化正处在复杂而艰难的变化时刻。要协调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争斗，并在博弈中建立新的格局和秩序，中国需要更长远的眼光，需要用终局思维看待今天的矛盾与得失，需要有更开阔的胸怀和心智。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心，藏在终局思维那里。 中国已经飞过了要素竞争的航线，未来是制度吸引、价值吸引与文明吸引的航线，我们今天还有不少差距，但正如中国的第一次飞，飞过了万重山，飞到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天地。 中国的第一次飞，美国是助力者。 中国的第二次飞，美国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更可能是阻和助同在，动态变化。但双方都有1000个理由，避免出现极端的变化，失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克制的确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寻求共存共荣。 我希望，在文明致远的中国第二次飞的历程中，我们依然能飞的更高。 如果这是我们的终局思维，那么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多想想，如何在自己小小的航线上，飞向未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花长春、董琦 导 读 疫情冲击之下，新经济在中国究竟会如何演化？本篇作为手册的开篇，力图解决三个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作用如何？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 摘 要 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体量上，广义新经济当前占国内GDP20%-25%左右，而狭义新经济，即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占比约7%。 新经济不同成分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 新制造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拉动作用显著，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感应上，新制造却表现钝化，资源与资本密集型行业仍然占据首位，体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空间。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元器件需求感应度在众多行业中排名提升异常显著，某种程度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对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的反应来看，新经济服务表现突出，三大需求的提升对新经济服务增长的拉动作用均较大，但新制造对出口需求的响应最为显著，因此需警惕后续外需冲击对新制造的影响。 新制造对于生产端的贡献大于投资端。参考近年情况，新制造每提升1%增速，大约可以提升工业生产1-2个点，提升固定资产投资0.5个点左右。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拉动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个点左右。 新经济动能如何捕捉？ 我们尝试采用两个视角来补充官方统计信息，一是构建的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的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的传导。我们发现疫情冲击之中，新经济成分较工业生产回落幅度较小，韧性较高且中长期上升趋势不会改变。 后疫情时期，需要寻找的是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项，以及新基建在逆周期政策中的发力点，经济增长的反弹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大幅提升。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后续对新经济的政策支撑力度仍会不断加强，虽然体量角度，传统成分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中枢的关键，托底作用显著，但未来边际改善将更多源于新经济。疫情冲击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提升了新经济迈向崭新阶段的动力，我们相信，随着疫情稳定、政策发力、改革提速，新经济势必会揭开中国经济的新篇章！ 正 文 近年来“新经济”一词稳居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于转型期，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迫切诉求。“新经济”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新消费”、“新制造”、“新基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标签。实际上，关于高新技术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探讨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10年后，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陷入下行趋势之中，人口、外贸、城镇化等一系列传统的数量红利趋弱，人们开始期待人才、制度改革、技术升级等质量红利的爆发，而新经济便是质量红利的有效载体。 存量经济时代，又叠加疫情冲击，新经济能否托起整个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问题是投资者比较关心的。本篇报告作为《新经济手册》第一篇，我们力图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作用如何？如何观察与捕捉新经济发展趋势？ 一、新经济究竟是什么？ “新经济”（New Economy）一词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于1996年12月的一篇文章提出，用于描述美国90年代后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的黄金阶段，“更快、更好、更便宜”构成了代言新经济的关键词，同期与“新经济”齐名的还有“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等。从关联词上我们可以看出，最纯粹的新经济是指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经济成分。但是，我们认为新经济既是一个动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一方面，伴随技术革新，“新”的成分在不断演化，90年代的新技术可能已经是成为前普遍应用的常规技术。另一方面，新经济成分的判定，也需要依据各个国家自身发展阶段做出相应修正，新经济的内涵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存在着差异。 我们从需求角度出发，试图对中国的新经济做一个全面界定。我们认为广义的新经济成分核心包含新消费、新制造与新基建三个领域，这其中既包含产品的革新，也包含新业态的生成，同时新经济服务渗透在三个领域之中。 而狭义的新经济则对应由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支撑的经济成分，主要对应第二产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以及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图1）。本篇报告所探讨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广义新经济范畴。 从需求端来看，三个划分维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新基建、新消费实质上均与新制造存在着关联： （1）新制造在相关定义方面，国内高技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都有所涉及。其中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2017）、高技术服务业（2018）均有明确的细分行业名目更新，而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国常会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依据中国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在当前阶段选择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从工业增加值角度和固定资产完成额角度，加总了上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和投资额，我们发现新制造比重占整体工业增加值比例在20%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12%。 （2）新基建方面，目前中央相关文件中并没有给出十分明确的定义，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媒体的表态，广义新基建包含七大子领域，我们从互联网科技和交运与能源基础设施两个角度进行了划分，其中互联网科技与通讯技术领域涉及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涉及城规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等领域。近期，发改委对新基建的核心范围进行了再明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我们对相关领域近年来的政策也进行了汇总（图2）。通过对PPP项目的梳理，我们发现广义新基建占整个PPP库的15%左右（参见报告“新版‘4万亿’？新基建？29省市两会的线索”，20200305）。 （3）新消费方面，我们主要强调新业态与新产品的结合，其中餐饮、交通、教育、消费电子、休闲娱乐等子行业均涉及新消费内容。若我们简单以线上实物和非实物的零售额占社零比例来看，新消费大约占比25%，若考虑线下以及政府和机关团体消费，则新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更大。 因此，从需求法角度大致估算广义新经济占比，我们考虑了投资和消费两个维度， （注1：出口端由于拆分高技术产品的新经济附加值难度较高，我们仅从消费与投资角度考虑。若包含出口因素，新经济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公式中投资端的转化系数依据资本形成率进行转化，转化蕴含的强假设是新经济行业投资的资本转化率与其他行业一致。此外新基建我们仅依靠PPP项目库的大致比重进行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消费部分的转化系数由社零占最终消费支出比例，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构成。） 对于狭义新经济的比重，我们从生产法角度进行了更为准确的评估： 综合内需端的消费、投资，我们认为广义新经济的比例大约占GDP 20%-25%左右，狭义新经济大约占比在7%左右。由于新基建规模我们做了较强的假设，因此广义新经济的占比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从总量上来看，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占GDP比重持续上升，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2.7%左右，只是比我们测算的规模略大些。 二、从投入产出表看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中的新经济 在广义新经济定义下，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经济结构变迁目前情况如何？我们试图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对广义新经济进行一个观察。 在分析具体问题之前，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宏观研究与行业研究的问题——宏观统计分类与行业分类的衔接，我们根据统计局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解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申万行业分类，将投入产出表行业与国民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进行了一一对应（见附录1），最终将三者的行业划分进行了衔接，为分析建立了基础。 2.1投入产出表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我们主要使用到了3个基本概念来观察经济结构变化： （1）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产值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表示经济中A部门单位最终产出对B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量，包括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我们以汽车生产电力消耗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图3）。汽车生产对于橡胶、钢铁、电子产品以及电力需要直接投入，但生产橡胶、钢铁、电子产品等也同样需要对电力的消耗，这就构成了一次间接消耗，在生产钢铁前铁矿石的采选同样也需要电力，这又构成了电力的二次间接消耗，因此汽车生产对电力的完全消耗，除了包含生产的直接消耗，也包含多次的间接消耗。可以看出投入产出表中的消耗包含对自身的需求，例如电力生产也需要消耗电力（例如煤炭开采）。 （2）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行业影响力代表该行业单位产出对其他行业的需求波及程度，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拉动的大小。影响力越大表示该行业对各行业生产的需求拉动作用越明显，影响力系数大于1表明该行业影响力超过了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的平均影响力。感应度代表各行业都增加一单位最终产出时，该行业受到的需求感应程度，即行业需要提供的生产辅助，敏感度越大表示该行业对经济的供给推动作用越强，敏感度系数越大代表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越大。 （3）生产诱发额与生产诱发系数：生产诱发额代表最终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对各行业的产出诱发，即为了满足某项最终需求而通过直接与间接消耗对各行业所需的总产出，生产诱发系数是相应的诱发额与最终需求额的比值，系数越大，表示该类最终需求对该行业生产影响越显著。 2.2新经济在投入产出表中的表现 我们根据2019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延长表，对149个细分行业进行再分类，最终形成农林牧渔、采选业、食品饮料与烟草、传统制造（纺服、轻工等）、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煤炭、钢铁、原油、化工等）、装备制造、公用事业、建筑业、传统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环保、公共服务、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业十六个大类行业。 从产值角度来看，2017年较201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多数行业比重都出现了下降，第三产业上升明显，特别是新经济服务业。整体趋势来看，2017年较2012年产值比重上升最快的大类行业是新经济服务业、建筑业、公共服务行业。新经济制造与新经济服务总产值的占比达到14%，由于分类中我们将通用、专用、交运设备等统一分类为装备制造，因此若考虑装备制造业中分项，产值比例将更大。 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看，大类行业中新经济制造行业对于经济影响力最高，此外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与建筑业也相对靠前，体现出新制造整体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处于重要位置。感应度角度，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从侧面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仍然有较大的空间。 从细分行业角度来看，影响力方面，计算机、通信设备、视听设备名列前茅，对于经济拉动作用远超全行业平均水平。感应度方面，我们看到除了传统的原材料、公用事业以及部分批发零售服务外，电子元器件排名相对靠前，体现出电子元器件行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 2.3在支柱产业中新经济服务业上升快于制造业 中国支柱产业有何变化？我们认为支柱产业对于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占比高，构成国民收入主要来源，并且对一国税收收入占据重要地位的行业。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中总产出、增加值中的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的行业排名，将三个指标排名简单平均得到支柱产业。大类行业上，当前构成中国支柱产业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传统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建筑业、新经济服务业（图7）。从名次变化来看，2017年与2012年相比，上升最为显著的是新经济服务业，同时金融业也表现突出，传统制造业与采选业回落较多。从细分行业上，我们看到电子元器件与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自2002年以来，首次跻身前列（见附录3）。 2.4从产业链视角看新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对于几大产业链条的投入关系，我们以部分行业为例发现： （1）对于新经济成分需求提升较多的产业集中在装备制造链条和汽车链条，建筑业对于新经济服务中的专业技术服务需求也明显增多。制造业部分行业开始体现出服务化的倾向，上游服务业的投入在增多。 （2）作为上游行业，电子元器件是新经济成分渗透到装备制造、汽车等制造业中较快的子行业。 具体来看： 建筑链条：我们选取了地产和基建相关的房屋建筑与土木工程建筑两个子链条。房屋建筑方面，上游行业基本稳定，可以看出除金属制品外，其他类别的上游投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背后是货币金融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的贡献出现提升。土木工程建筑体现的更为显著，除了上游行业出现显著变化外（2012年上游中砖瓦石材、水泥石灰和石膏占据重要位置，2017年已经位于前五之外），专业技术服务在基建工程中的投入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们认为建筑链条的产出投入变化反映出测绘、地质勘探、工程技术等技术在基建领域投入的显著提升，以及货币金融资源重要性提高，与此同时，钢压延产品等投入占比出现下降。 汽车链条：我们发现汽车零部件链条变化并不显著，上游投入变化主要集中在汽车整车，其中2017年电池成为上游投入行业，2012年上游的橡胶制品与金属制品已经排名靠后。此外，我们发现，汽车链条对电子元器件以及金属制品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游行业中忽略了批发零售、商务服务的投入，上述服务业的投入在2017年的汽车链条中地位也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传统制造链条：我们选取纺织服装服饰和家具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传统制造链条在上游投入上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稳定性，无论是上游行业还是投入比例，2017年与2012年相比的变化均基本可以忽略。但我们发现批发零售服务的投入，在纺织服装领域出现了下降，而在家具链条中却出现了提升，表明传统制造业中服务业的投入比例出现了显著分化。 装备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以及电机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装备制造中电机和轨道交通设备相关子行业上游投入比较稳定，但2017年铁路运输与轨道交通设备的上游行业对钢压延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电子元器件行业投入，这一点与汽车零部件子链条有相似之处。同时，电机方面电子元器件的需求也出现了进一步提升。 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链条：我们选取钢压延产品和基础化学原料两个子链条进行观察。钢压延产品的上游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品取代了钢、铁及其铸件等行业成为上游。同时钢压延产品对煤炭，以及电力、热力的需求也出现进一步提升。基础化学材料方面，上游行业以及投入比例均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其中电力、热力生产的投入占据重要地位。 三、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需求响应 3.1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以及对生产、投资的拉动作用 在宏观经济结构变迁之中，新经济的宏观地位与拉动作用如何？ 我们依据行业增速与权重测算了新经济在投资和生产中的占比与贡献情况。我们发现，新经济在生产端的贡献度要高于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投资端增速的贡献度大约在5%-16%波动，若以中枢10%来评估投资端贡献，则新经济制造每提升1%拉动固定资产投资0.1个点左右。生产端，对应新经济成分每提升1%拉动生产提升0.2个点左右。 此外，新经济成分在生产端的弹性也更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季度内变动可以达到5个点以上，信息行业GDP增速年内变动可以达到10个点以上，远高于一般行业波动。因此若参考近年情况，新经济制造大约可以提升工业增加值1-2个点，转化到GDP大约0.3-0.6个点。投资端，新经济制造与服务的投资增速季度内变动最大幅度基本在5个点左右，提升投资0.5个点，转化到GDP大约是0.25个点，因此总体而言，保守估计，新经济成分对于GDP的提升在短期内也可以达到0.6-0.9个点。 3.2新经济如何响应三大需求的变动 我们基于生产诱发额，再度从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角度来观察新经济成分的地位。生产诱发额代表了最终需求对一个行业生产的诱发额，我们区分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三个角度： （1）从2017年和2012年变化来看，新经济服务行业对三大需求的反应都是比较敏感的，即三大需求对新经济服务的生产诱发比较突出。从绝对额的排名来看，2017年，三大需求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的生产诱发额都名列前茅。 （2）新制造对于出口的反应最为敏感，即出口端生产诱发额最大，出口增加1%意味着新经济制造的生产提升0.52%。居民消费、投资增加1%分别对应新经济制造0.3%和0.14%的提升。因此后续外需冲击对于新制造的影响需要重视。 （3）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建筑业和资源与资本密集制造，居民消费诱发系数最高的大类行业是食品饮料、烟草与农林牧渔。因此，投资端对于新经济领域的需求拉动有限。但我们认为，新基建在年内的发力将有效弥补这一需求响应的缺失。 综合宏观经济地位和生产诱发系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到3个结论： （1）除了后疫情时期逆周期政策带来新基建的提升外，短期宏观环境将更加利好新经济服务。无论是消费反弹，还是投资提升，二者对于新经济服务的生产拉动都较高； （2）虽然在后疫情时期，国内经济活动逐步恢复正常，但出口端的下行压力对于新制造领域仍然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内需的修复虽然可以对负面影响进行部分对冲，但总体拖累大概率仍然存在。 （3）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体量上来看，传统成分仍然是经济增长稳定的“压舱石”，托底作用也很显著，但是从生产和投资变动中，我们看到近年来传统成分日渐式微。因此，在传统行业乏力，或力图再度改善边际表现的过程中新经济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无可替代。 四、如何观察新经济及其内部的传导 官方统计数据中已经存在一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描述的信息，但由于覆盖领域少，代表性有限，因此如何捕捉新经济动能就成为了一个问题，我们试图从两个角度给出补充：一是我们前期编制的新经济指数，二是产业链传导逻辑，前者对应新经济上市公司营收变化观察，后者对应新经济实体经济变化观察。 官方统计数据方面，我们从几个粗略的指标大致能体会到新经济当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动能表现。生产方面，高技术产业增速始终保持着快速增长，2019年增速基本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点以上，在GDP（不变价）增速对比方面，信息技术GDP增速近年波动远远高于整体GDP增速，且增速差在2018年左右达到最大，接近2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统计指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体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8%，远超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3%，已接近或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无论是高技术制造还是高技术服务增速都远高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收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即增速始终高于整体服务业企业营收水平。粗略观察下，新经济成分中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呈现出高波动性与高增长性两个特征。 对于新经济动能捕捉的补充，在前期报告中我们从量、价两个角度，结合高技术行业相关的产量、投资、进口和PPI数据构建了国泰君安新经济指数（具体构建方法参见报告“构建国泰君安经济指数：领先和同步指数”，20191025），指标选取视角基于上市公司营收的关联度，反应的是新经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通过指数看到，新经济在疫情中的回落幅度弱于工业增加值波动，从侧面表现了疫情阶段新经济成分的韧性较强。 实体经济角度的产业链传导方面，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分别考察新经济制造、新经济服务细分行业的“上游”链条。其中新制造核心上游集中在电子元器件和有色金属及其合金和铸件等行业，新经济服务上游行业集中在计算机、商务服务、通信设备等行业。在新经济制造内部，电子元器件构成了核心上游，新经济服务业则是计算机行业。 产业链轮动与传导方面，我们将生产和投资两个维度的细分行业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一方面用以提前捕捉新经济动能信号，另一方面用于验证新经济指数运行。综合全部行业2012年以来前后12期以上的相关系数，我们选取了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些行业作为轮动判断。生产方面，我们发现多数新经济制造行业与传统制造行业存在同步性，即生产角度的领先滞后关系并不突出。但是投资角度，新经济制造领域存在一些行业传导上的领先滞后关系，我们对其中三个链条进行了汇总。 我们从简要的传导链条上发现两个有意思的结论：一是金融业对于仪器仪表制造业，进而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存在一定的推动作用；二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领先部分轻工制造行业，我们认为这主要由于出口端的联动造成，因此后续出口端冲击后的修复，行业顺序大概率也将遵循这一规律。 此外，新经济服务行业中，我们发现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滞后印刷业15期左右，滞后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13期左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勘查业滞后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期左右。 基于对新经济全面的认知，我们认为短期内新经济对于“拔高”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积极作用，但新经济对于中国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新经济对于降成本、降能耗、创造新财富（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长远的意义。虽然新经济带来部分传统行业短期就业的流失，但也带来了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特别是在服务业领域结合新业态所做出的贡献。 当前国内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内需修复正当时，海外疫情整体仍处于高平台期，第三波海外疫情冲击也将到来，外需冲击仍需警惕，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认为： 一是要寻找内需与新经济交叉领域，例如新制造中的国产替代环节，新消费中的必选消费以及新基建逆周期政策发力点。后续经济增长的修复势必会通过内需修复带动上述领域的需求。 二是疫情所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在传统经济中的适用，将加快居民生活数字化信息化步伐，新经济服务所覆盖的传统制造企业也同步面临生产经营的改进。因此，新经济服务领域利好相对集中，增长趋势已经被疫情影响所夯实； 三是后续对于新经济成分的政策支撑力度会持续加强，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新经济份额提升的趋势不会停歇。稳就业、促消费、保民生将对新经济服务提出更高的诉求。 疫情的冲击虽然带来了经济活动的中断，但也将触碰了新经济步入崭新发展阶段的按钮，我们认为，新经济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通道之中！ 附录 附录1：行业分类对应表 附录2：细分行业影响力与感应度 附录3 ：细分行业支柱产业排名电子元器件在2017年上升显著 附录4：各类生产诱发系数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玉宇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上午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足万字，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短的政府工作报告，但背后隐藏着的信息量依然巨大。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进行解读。 01 不提全年增速具体目标， 并不意味着悲观 政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应了疫情对中国造成的综合性问题，并冷静评估了当前经济面临的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由此采取充分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既着眼当前，又面向未来。总体上，这是一份令人信心增加的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特别之处，在于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不再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对预期目标作出调整后达成的共识。它反映了中国对自身经济和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个客观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形势是悲观的。恰恰相反，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和力度，加上一揽子政策逐渐发挥作用，中国经济正走上正轨。但任何一个经济体，从骤停到恢复常态都是需要时间的。因此不设置目标，也表明了政府的认识是非常客观的。 下半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正是从骤停到全面恢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非常讯速，全国复工复产达到正常水平，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非但不会负增长，经济反而会将增长1.2%左右，到2021年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到9.2%。中国依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如果能够迅速得到推广和落实，那么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我相信会远远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的预期。 从经济发展趋势上是十分明显的，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随着二、三、四季度的来临，增速会节节提高。明年的增速也将恢复到7%-8%甚至如IMF预测的9.2%，一方面是因为今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政策将发挥作用，经济将恢复到中高速发展的正常状态。 疫情造成方方面面的冲击，停工停产对于企业对于国家经济都是真金白银的损失，有的无法挽回，有的需要我们逐渐消化，依靠有章法、有步骤的调整，恢复到常态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02 2万亿！稳企业和保就业，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了一整个部分谈“稳企业和保就业”相关的内容。不惜笔墨的原因，表达了我们沉着、真实地应对疫情造成危机的核心政策。“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更是直接地表达了政策的核心诉求。 无论是宏观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是产业政策，以及在社会经济管理各方面的微观政策，最终都指向现阶段最主要的目的——稳企业和保就业，为经济回归正轨，留下青山，赢得未来。 这一核心政策背后有两大逻辑： 第一，企业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活动骤停，它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从企业内部看，企业若收入大幅下滑甚至为零，员工收入也必然大幅度下降；从外部看，处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们，一家的支出就是另一家的收入。如果不及时有力地应对，就容易引发“链式反应”，造成无数企业的关停和人员的失业。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企业在这次疫情冲击下，并非是企业自己经营不善，或是出现战略性方向的错误。这些企业是我们发展所需要的微观基础，必须帮助他们度过这一难关，才能留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青山”。 稳企业和保就业，听起来并不陌生，但是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里，当危机发生，政策往往会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保的是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政策面向的是为我们的非农人口提供了70%-80%就业岗位的中微小企业，它们是真正的重点。 2万亿！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政策力度的极大普惠。非常时期，非常举措：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保持稳健，在各国表现中也属优秀。在罕见疫情冲击下提高财政赤字率，对于六保、六稳有着重要意义，并且我们的财政政策依然有腾挪空间。 而将2万亿元的支持转移给地方政府，深入市县，他们更接近中小微企业，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纾困解忧，留下青山，也能够保住4-5亿人的“饭碗”（非农就业总人数5.7亿乘以70%-80%）。就业稳定，收入可期，必然能带来消费上的活力，这是促使经济重回正轨的不二法则。 03 强有力的宏观政策， 必须与深化改革并行 我们应对这次危机，既要着眼于当下，又要立足长远。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我们固然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还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如何才能实现呢？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应对新技术、新需求带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只有通过深化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够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活力，保持高质量的强劲增长。因此，一定要处理好一揽子刺激政策和深化改革的关系。越是在经济越到短期困难的时候，越是破除利益藩篱，实现改革的良机。 今年强有力的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并行，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在财政方面，深化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政策架构调整，形成符合长远发展的财政框架。 第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信息时代，无论是疫情之下还是恢复常态，都要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渠道，形成更好的支持和服务机制。现阶段，将2万亿转移给地方政府惠及企业，政策意图明智，高瞻远瞩。但可以预期，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挑战和拖延，都需要我们有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推进落实。 第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稳定的力量，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这次政府报告可以与几天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结合起来理解。前者尽管主要围绕今明两年的工作部署，但也是立足长期和未来的。而后者，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为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这些科学的部署和政策“红利”，一方面能帮助中国妥善应对疫情的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04 理性看待杂音和噪音， 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比如，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这些举措与全球化问题密切相关。 我们必须认识到，拥有什么样的全球化是各国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被动接受的结果。中国应该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解决当前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管控好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乐意解决和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这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当前，面临疫情危机，短期内会出现一些情绪化的意见，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短期的杂音和噪音，仍然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我们提出“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制度经验和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文本中使用了“与国际接轨”等提法，非常关键。中国其实已经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当前再次重申中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开放意见，更加积极地与现有国际机构的充分合作，实现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 未来，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任何因为短期的、短视的一己私利，因为短期疫情危机所发出的反对开放和全球化的种种噪音，都不应、不能干扰开放的主线。 05 社会事业这一课， 我们必须补上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高速度上，更表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改革发展上，这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重点提及。 疫情造成的冲击，是一次综合性的、全面的危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损失，也能督促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报告提出，会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将从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方面，推进和完善与人民健康事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既要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们共享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我们这次政府报告非常特别的地方：经历此次疫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这是应对疫情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是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结三点： 1，无需悲观。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不用悲观，也没有必要悲观。世界的发展，遇到各类意想不到的罕见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都还在。在冲击面前，宏观政策共识已经体现，接下来的结果取决于我们的落实。用改革和发展促落实，困难会得到克服。 2，随着科技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繁荣仍将持续，甚至更多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高速增长的国家行列中，这是世界大势。但是，在逐渐的经济繁荣面前，我们要看到全球面临的风险，比如类似的疫情危机、全球变暖等各类问题。中国当然也面临这些问题，比如我们要实现的高质量增长，我们做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可以预计，未来中国将在全球性问题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3，疫情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冲击，将造成长期影响，包括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我们身处技术变革的大时代，要看到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损失，也要看到在这些改变中隐藏的机遇，去发掘更多充满希望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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